施爱东：其实，做学术是注定了贫穷寂寞的。第一，发不了财；第二，出不了名，尤其是得不到当世名声。做学术是注定贫穷的，真正的学术研究，艰深的学术研究一定不是大众所能理解的。
多数学者在生前都很难获得认可，不是说完全不能获得认可，而是非常困难，张晖如果不是去世，许多人也不可能了解有这么优秀的一个学者。而且，对于学术成果，尤其前沿学术成果的理解，往往是严重滞后的，许多很好的学者，往往在出成果的当时，尤其是他做出最好成绩的年龄段是得不到认可的。
所以说，学术研究真的不是贫家子弟做的，这是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知道这句话如果说出去，许多人会恨不得打死我。
其实我自己也是贫家子弟，当我意识到贫家子弟不适宜做学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有很多路可走的时候，我选择了学问，当我不断地做下去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学问不是我的最佳选择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句话是说给还未选择学问之路的贫家子弟听的。
凤凰网文化：后悔吗?
施爱东：后悔，但是后悔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已经没有退路，我只能够勉力前行。几年前我们研究室曾经讨论过是否将一个博士生留在室里，我虽然不反对，但也没有表态支持，我是持保留态度的。
为什么?因为他是贫家子弟，我知道他很努力，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很优秀的小伙子，但是因为他太穷了，留在我们单位不合适，我们社科院的工资是很低的，而他的父母又是农村的，不仅无法支持他持续地做学问，可能还指望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将来能赚钱补贴点家用呢。可是，他如果留在我们这里，他会非常艰难，他将来要面临娶妻生子，他要在北京买房，而我们社科院待遇根本不足以负担他这些需求。
但问题是，他本人又很愿意留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最高端的学术机构，你想想，谁不愿意把自己留在最高端的学术机构呢?但是就算把他留下来了，他以后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当时我为什么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认为他留在我们单位，于他，于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呢?我当时说了一句特别难听的话，我说，你如果留在社科院，注定了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无论你多聪明多出色多努力，因为你面对的生活压力是这么大，你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你不可能不去面对，你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比你所面对学术压力更大、更迫切、更实际，你必须要去投入大量的精力面对生活的困境，你无法全心全意赴在学术研究上。
可是，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他这么努力，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因为他家穷，你就拒绝他留在这里工作，这也太残酷了，社会不能如此不公吧?我如果因为这事反对他留下来，我良心上过不去，我不能这么干。所以，我只能保持一种默许的状态，随大流表态，既不出言相助，也不反对阻挠。
许多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大学期间，反正你是学生，我也是学生，都由家里供着，大家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面，可能我比你更优秀，可是，当我们出来之后，走向社会之后，你的家庭条件很优越，而我的家庭条件非常的清贫，这时，我们面对的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家里还可以继续对你进行投入，而我的家里可能还需要我来回报，于是，我们可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和精力就很不一样了。
你想想，这样一下来，若干年后，未来你的成就肯定会远远大过我，这是贫家子弟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许多贫民子弟都会指望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那也得看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像我们这种专业，这种单位，想要改变家庭的命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贫家子弟如果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最好不要选择做学问，尤其是不能选择我们这种寂寞的学问，那样会拖累整个家庭的。
凤凰网文化：国家更多资金投入不太现实?
杨早(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如果前提设定目前这种体制为一个不变量，我赞同爱东的话，贫家子弟在这个体制下，他很难做得下去。那么做学问要不要这种保障?这是很多人会提出质疑的地方。为什么你们就好像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保障?还有人拿底层说事儿：你看人家农民工不是更苦吗，还有北漂不是更苦?我这里想说一下，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学术是比较特殊的工种。
特殊在于，第一，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活儿，而且它的结果不确定，你并不见得我做那么多时间，我就一定能出这个成绩，而且很可能你对自己要求越高，你想做的越大，他出来的结果也不是可以拿计件来衡量的。昨天还在讨论一个事，说书按照印张卖是很可笑的，你那是在卖纸。各个领域里面的经典著作，可能只有十来万字，甚至几万字，但足以不朽，也有很多大部头，一点儿用都没有，但是在卖的时候，定价也好，稿费也好，版税也好，显然都是厚的那个占便宜，包括你去报课题，也是厚的看上去比较好看。
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变成说你如果自我要求越高，写的越精粹，你最后的回报会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问需要有一个外来的支撑。
我昨天看鲁迅书信，鲁迅后来从广州到上海以后，他一直很想回北平去做几年学问，把他想写的中国文学史写完，因为北平的材料比较全，这个环境也比较舒服，但是鲁迅回北平又不愿意再去教书，那就麻烦了，他收入从哪里来?鲁迅最后没有回北平，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没办法得到和上海一样的收入，所以他只好留在上海。
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做学问是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又变成了越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得到的物质保障会越弱。
国家提供的资源不是没有，但是资源的目前倾斜方向是有大问题的，这个资源的流向是不对的，不管是职称还是课题，它的流向绝对不对。贫家子弟不太可能做出好学问，做出来对自己伤害也很大。
凤凰网文化：其实肯定不是第一次在媒体这么讲，有效吗?
杨早：很难，比如我们刚才说资源流动就有问题，资源如何流动，比如如何向张晖这样的人倾斜，这就变成了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了，但这个制度设计非常困难。
凤凰网文化：什么在妨碍?
施爱东：我觉得这个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来说确实也很难。
凤凰网文化：这一代学者会等到吗?
杨早：我觉得等不到，它有一个前提，它不是说国家的问题，国家可以设置很多制度，事实上现在国家设立了很多制度来防止你乱用钱，甚至有的时候跟防贼差不多，所以变成了很多人申请到了项目，也不见得幸福，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设计怎么去用这个钱，有时比拿不到项目还糟糕。
(作者：施爱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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