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近完美的荷兰社会福利(l转)
{:3_222:}纽约时报：几近完美的荷兰社会福利
时间:2010-10-25 10:57 作者:纽约时报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21次
在荷兰生活的18个月，我经历了从痛恨到不解到心悦诚服的整个过程。
在那里生活的头几个月里，让我最为痛恨、寝食难安的是一个数字：52％--荷兰人必须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这意味着我在那里写文章和在一所大学授课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必须交给荷兰government。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什么比这个 52％的税率更刺激我的神经了!
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愤怒渐渐被隔三差五发生的事“平息” 了。一天，有两笔“神秘”的钱登录我的帐户，每笔大约410美元，备注栏写着：“住宿和教科书费”。我望着付款单位--社会福利局及社会保险银行，有些不知所措。之后，每隔4 个月，社会保险银行都“不动声色”地给我的帐户打入665美元，下面标注是“儿童福利补贴”。后来我了解到：荷兰government提供儿童津贴以帮助父母解决子女抚养费用。任何在荷兰居住的父母都可以享受government提供的季度补贴，直到子女 18岁。
在荷兰，福利补贴是多方面的。government补贴儿童上日托或幼儿园的费用达70％，而一个儿童每年这方面花费是1.4万美元! 去年5月，一笔总数为4265美元的意外款项打入我的帐户，这笔钱是旅游费用。在荷兰，每年夏季到来之前的5月，几乎每个人的银行帐户里都会有这样一笔钱。即使你是失业者，也可以从government那里得到一定数额的基本度假金，理由是：如果你得不到休假，你就会变得忧郁沮丧、萎靡不振，这样的精神状态岂能找到工作?
集体主义的模范开拓者
在阿姆斯特丹居住了数月，我感到一种government制度的味道。可是这种制度最初萌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脑里，而荷兰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荷兰开拓了跨国企业和创立了世界上首个股票交易市场，这里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社会福利体系呢?
从我的住处大约走6分钟，可以看到一个水坝广场。800年前，1200名移民计划在这里安家落户。阿姆斯特河从这里流入内陆海湾，为了控制河水，移民们筑坝将河道堵住。水坝广场成为阿姆斯特丹历史的中心，成为荷兰人与水进行战斗的历史见证。它是理解荷兰市场经济与全民福利共存不悖的关键。
这个低洼的国家注定要超越封建制度。为了生存，水手、商人和农民都购买商船的股份，大家共同填海造田，荷兰人自称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模范开拓者”。研究中世纪历史，你会发现每个荷兰人都必须与水打交道。对于一个开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抽走淹没在洼地上的积水。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家的土地连在一起，单独抽水是不可能的。从历史记录上看，荷兰人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协定--所有人都必须一起干抽水的活，由此产生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荷兰人现在仍是开垦者，在各种政party中寻求一致的观点，雇主与雇员之间都是合作的关系。而在美国，雇主与工会通常是敌对关系。
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怜悯穷苦是奠定荷兰社会福利制度的另一历史基础，而许多美国人却认为社会福利是对财富的威胁。
1992 年，我的作家朋友朱莉从纽约飞到阿姆斯特丹，与从事翻译工作的杰克逊结了婚，两人把家安在了阿姆斯特丹。不久后，他们的女儿降生了。荷兰实行全民医疗卫生保健，即使朱莉与她丈夫是陷于困境的作家和翻译，他们的医疗保险范围和金额也十分广泛，朱莉产前、产后和孩子出生后的护理全部免费。不仅如此，产后还有 7 天、每天5个小时的家政援助。有人到你家来为你洗衣服、打扫房间和教你如何照看新生儿。接下来，government的托儿补贴就源源不断地到来。“数量之大足以令我过上悠闲的作家生活，而不必为钱发愁。”朱莉得意地说。
虽然荷兰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花钱多就能得到更好医疗的观点是荷兰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新修订的荷兰医疗福利方案仍在着重扩大基本医疗的范围。
我还有一位朋友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从美国移居阿姆斯特丹4年了。“在4年里，我们几乎看遍了不同的医生”，他说，“令人惊异的是，几乎每一次看病都比在美国满意。在美国你遇到的是官僚作风 --态度冷淡和无休止地填写表格。而在这里，看病就是看病，没有复杂的程序。我希望美国议员能到这里住一段时间，看看荷兰人是怎么干的。”
荷兰福利制度还拥有很多老式的传统，如富有私人感情的服务。几乎荷兰所有的医生家里都设有呼叫系统以及对老年病人的特别服务。许多医生投身于每天一小时“上门式”的访问贫穷或孤寡人家的活动。对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国家庭来说，我每月得交1400美元的保险，还不包括看牙的花销，而在荷兰只需交388美元的保险，连给我女儿买牙套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了。
我在荷兰待的时间越长，觉得生活中与整个福利体系可分离的东西越少。人们要想真正理解这个制度，也许必须站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在荷兰，人们相信的不是government，也不是个人，而是他们的社会。一位荷兰教师曾对我说“我们研究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才发现竟然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真不敢相信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会选择这样的制度。”
2007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全球21个发达国家的儿童健康和福利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荷兰儿童名列榜首，美国儿童倒数第二。美国社会福利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失了业，你将没有收入。这样不仅对你个人而且对于国家的经济都是一件糟糕的事。相反，荷兰的社会福利是相当安全的。美国人经常说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可他们普遍的担心是，如果自己得了心脏病死掉，妻子和孩子该何以为继?美国也许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荷兰人却是生活得最自由自在的国民。
来源:纽约时报 平酱,外国不是啥都好的,只不过负面的我们都没有看到而已,我觉得你现在发的这些帖子都是"好高骛远"啊~
还是多干实事吧... 楼主不厚道啊 我们从小都是接受的万恶的资本主义教育 我们要去解放他们 红旗插遍全地球 平酱,外国不是啥都好的,只不过负面的我们都没有看到而已,我觉得你现在发的这些帖子都是"好高骛远"啊~
还是 ...
花楹 发表于 2010-10-26 12:20 http://www.astronomy.com.cn/bbs/images/common/back.gif
你这是调戏穷人啊::070821_18.jpg:: 另外我没发表看法啊，你的思维貌似有强烈的习惯性哦::hairsmile:: 这不是习惯性，你转发的信息当然代表了你的看法。假如你不明确声明自己的看法，别人自然认为你认同这些看法。假如你不认同，花这么多时间转载它们干什么呢？
同样，我转发的信息，假如我没有明确表态反对这条信息，他人也一样会认为我是默认此信息的。
回复 5# gohomeman1
媒体上那么多报道都代表了媒体的观点喽？::070821_18.jpg:: 都是喉舌？ lz多转发几个积极向上的帖子吧,,大家就不会说什么了,,,,,,, 回复 7# feng1734
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人类的追求么::070821_18.jpg:: 本帖最后由 feng1734 于 2010-10-26 15:17 编辑
回复feng1734
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人类的追求么
開信光電 发表于 2010-10-26 15:14 http://www.astronomy.com.cn/bbs/images/common/back.gif
屁民没有追求的资格,,,,,,,
只要为gdp做贡献就行了 回复 9# feng1734
你悲观了::070821_18.jpg::
回复 6# 開信光電
你和我都不是媒体。我们选择性的专贴内容，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媒体本身也选择它认为合适的、有吸引力的信息发表。 回复 11# gohomeman1
能有态度不？::070821_18.jpg::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
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及其价值困境
时间:2010-10-26 11:15 作者:乔治·索罗斯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83次
市场原教旨主义将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不合适地延伸到社会其他领域，恶化了代理人问题。我们必须区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二者之间的界限，适用不同的价值观，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代理人问题的“道德困境”
代理人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代理人应代表其主体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
这个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讨论过，但完全是从契约和经济刺激的角度分析，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和价值观问题。而剔除伦理因素，问题就变得很难驾驭。如果象诚实和正直这样的价值观在人们的行为中失去控制，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只受经济动机的刺？激。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无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市场被假设为是被无形之手操纵，因而十分有效。参与者在做买与卖的决定时无需进行道德判断，因为其行为不应对市场价值有任何有形可见的影响。
这样，代理人问题对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提出了不涉及道德原则将无法解决的严重挑战：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人问题被证实是金融体制垮台的原因。当金融策划者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将房屋抵押贷款变为证券时，以为自己是在通过地理分布多样化减少风险，而事实上是由于将创造和分发合成证券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证券所有人的利益分割开来，而引进了一种新的风险。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保护其代理的所有者的利益。
代理人问题似乎无所不在。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关注者是研究契约及经济利益刺激的经济学者。实际上，代理人问题更多的是伦理道德问题，而从契约及经济利益角度的分析，其实更突出了道德问题。确立人的行为是受契约及经济利益主宰的原则，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是减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
被掩盖的价值冲突
价值观不如认知观念与客观现实的联系更密切，因而更容易受人们所接受的理论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佐证。市场被认为应该像无形的手使供求平衡。无形之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不需要做道德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钱来表达，而钱是可互换的。罗马人曾说“钱是闻不到味儿的”。
但是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个人利益左右，就没有了道德判断的余地。而缺乏伦理戒律，社会无法存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受市场价值左右，而市场价值在性质上，与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时左右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很不相同。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冲突。但这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80年代里根执政时起开始占上风。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化：一个人的一元钱与另一个人的一元钱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人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的结果责任不大。
非道德化很容易与不道德混淆。我常常被问道，尤其是在学生听众中，我是否对在股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而有负罪感。我解释说，在我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公众人物确实可以影响市场)，我的决策过程中不包括道德考量，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但市场仅适合做个人选择，而不适合做社会决策。市场允许个人参与者进行自由交换，这不是为进行社会选择而设计的；制定管辖社会的条规，包括市场机制应如何运作，是政治事务的权限。
将自由存在、自我管辖、自我调整的市场理念延伸到政治领域，颇具欺骗性，因为它从政治中排除了伦理道德考量，而没有这种考量政治无法正常运作。
市场原教旨主义之罪
若干客观历史的发展或许对此负有某种责任，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复杂的操纵公众观点的手段的发展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上也有了重大改变。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已渗透到它不应属于的领域，将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领域，这就是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定义。
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无形之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分配。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等美德。
但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一般均衡论忽略了市场价格与潜在的供给与需求情况之间的相关环形反馈；也忽略了隐蔽在市场机制背后政治程序有形之手的作用。其次，一般均衡论认为无形之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分配，排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考量。而且其对利润动机的假定，也忽略了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如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主要政策内涵，即government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确的；而为其辩护的论据更荒谬。辩护者认为：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政治程序更是如此。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比市场参与者更容易出错，因为政治是围绕社会价值运作，而市场参与者的价值是已知既定的。如我们所知，社会价值极易受操纵的影响，而且政治里充满了有害的代理人问题。为了防止这一点，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所有这些都使government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论点显得有道理。
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取代了一个不正确的论点，而应该有的，是一个更强有力的论点，即所有的人的作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选择亦即选择较差的邪恶，根据这些，government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限度，这才是一个有道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government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的市场是完美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推？理。
此外，远远超过一切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是因为它可以为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他们所形成的富有的强有力的集团，有很大的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性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性，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公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被一个强有力的资力雄厚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扭曲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
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在过去25年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且即使是金融危机也不足以削弱其影响的原因所在。
开放社会的改进策略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当今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殊利益把持。我们的选择局限于特殊利益能操纵的方案上。
游说是代理人问题的核心。怎样才能使之得到控制？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调整经济刺激的问题。游说的利润很高，而且即使管理条规更加严格也仍会如此。在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时总有办法绕过条规。更糟的是，条规的设计制订本身也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是今天的美国受了重创的金融体系试图重新获得以往的优势时所面临的危险。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参与和条规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可以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与此相对，制定和实施条规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润动机在这里不适合。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优势歪曲条规时，政治程序就会变得腐败。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办法：人们应区分其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政治程序参与者，我们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南。
这个规则的道理显而易见：在接近完美竞争的情况下，没有单个竞争者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个人在市场的决定对社会状况没有影响，不论参与者是否在意公众利益；但是政治决定却会影响社会状况，所以政治决定是否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问题是公众利益无法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取决于选民的看法，而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纵。操纵是自我强化的；政治主张和相反的主张说得越让人难以相信，则越难以辨认其对与错。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程序的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市场机制的运作要好得多。人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但利润提供了衡量参与者表现的客观标准。利润不仅提供了达到人所追求的不论是什么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作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润可吸引他人的赞赏和改善自我感觉。的确许多成功的生意人对赚钱比对使用自己的财富更有安全感。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回顾历史，基督教曾把追求利润作为是有罪和不道德的。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后来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打开了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途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关系被契约关系代替。契约关系渗透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最终，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交易取代。现在，不容置疑的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已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它恶化了代理人问题。
怎样使代理人问题减小到最低限度？在公众利益上，那些没有重大利害相关的人们的利益，应被置于比狭隘利益者优先的地位。没有特殊利益的人不必担心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行为自私的其他人会从他们不自私的行为中受益，因为这种运作的目的就是使公众受益。尽管在现行条规制度下利润动机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制定条规时公众利益应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问题是，特殊利益也在试图装扮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需要慧眼来识别真伪，特别是因为双方都被迫使用类似的说服手段。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验摸索的过程来做出判断。
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不是被忽视，而是变得非常有影响力。选民是否拒绝被完全无视真相而企图操纵他们的人所影响，是对每个开放社会能否保持开放的检验。鉴于奥威尔式的宣传的成功，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来源:《绿公司》杂志2010年10月25日 屁民没有追求的资格,,,,,,,
只要为gdp做贡献就行了
feng1734 发表于 2010-10-26 15:16 http://www.astronomy.com.cn/bbs/images/common/back.gif
这句话给力~~!
平酱,你在群里发的那些东西大家不说就罢了,还不够,非要发到论坛上来挑战政治敏感的底线?我之前回收过你多少帖子不说,以前我可是提醒过你这个的 {:3_222:}
底线是什么？ 灌进池子里的水有没有毒，池子里的鱼虾最清楚 很有意思的讨论啊 韩哲：通胀底线动辄就变等于没有底线
时间:2010-10-19 15:33 作者:韩哲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56 次
据媒体报道，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指出，由于中国近期仍可维持 9%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警戒线不应该局限于3%，可以提高到4.5%。“社会是可以承受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4.5%是基于怎样的数据得出的，有无调查，有无样本，有无社会承受力模型，还是说，就是认定中国老百姓的忍耐力特别强，加码几个百分点无所谓。
3%是国际公认的通胀警戒线，并不是如厉教授所言，因为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大多是在3%左右，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就可以特殊，而是因为适度通胀对于经济发展有利，3%是实证分析的结果，而不是臆想的结果。同时，经济增长率是一回事，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则是另外一回事。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不见得就一定是同步，经济增长可以忍受通货膨胀，但老百姓承受不了高物价，用经济增长反证通胀忍受程度，没有道理。
3%还是4.5%，厉教授当然都能够承受，但即使老百姓都与厉教授一样“不差钱”，即使是鸡蛋一块钱一个、每斤两元以下的蔬菜几乎没有、水电煤气价格普涨，老百姓眼皮也不眨一下，通货膨胀目标亦不能想改就改，老百姓对通胀的忍受是极限的，不是毛巾里的水，拧一拧总会有。因为能不能承受是一个问题，应不应承受则是另一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曾这么形容通胀，“像鳄鱼一样凶残，像强盗一样让人束手无策，像杀手一样致命”。国民收入不能任由通货膨胀剥夺，这是government的责任。
诚然，今年将通胀率控制在3%的难度极大。如果是为了3%而3%，即使物价涨到天上去了也假装看不见，这个我们当然反对。但如果只是不愿履行控制通胀的government责任，将目标定得高一点，留够富余量，却是政策设计上的投机取巧，government是轻松了，老百姓日子可就难过了。通胀控制不住就建议索性耍赖，数字易变，民生情何以堪？既然可以将通胀警戒线从3%提到4.5%，那就有可能从4.5%提到45%，管理通胀就无所谓什么任务，变变口号就好了。底线动辄就变，等同于没有底线，这样一个“只唯上”的建议，是所谓的精英对于平民生活的蔑视。我们可以追求效率，但同时必须兼顾公平。对于效率，不能无限上纲，最有效率的是抢劫，难道我们能追求抢劫吗？
无独有偶。另据媒体报道，稍早前国家发改委专家表示，“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因为现在加息，不仅难以控制通胀，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数据表明，中国货币供应量10年间增长了450%，2009年国内商业银行更是发出了10万亿的信贷，通胀有许多成因，而此次毫无疑问是货币现象，之所以迟迟不加息，不是因为对控制通胀没有作用，而是对人民币升值、经济复苏投鼠忌器。因此，中国此前忍受着高物价和负利率，不是因为加息无用，而是因为收入增长让步于经济增长的考虑。如果将这种无奈之下的忍受上升为必须忍受，忍受只能是“被忍受”。
来源:北京商报 北欧的那几个国家，有太多东西，中国不能跟他们比了。 胡泳：中国当下最缺的是社会共识
时间:2010-10-26 14:45 作者:胡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45 次
我们应该鼓励中国所有试图连接不同群体的努力，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某方的逻辑听上去达到荒诞不经的地步。原因无他，当下我们最缺的是社会的共识。如果大家都不肯承认桥接型资本的价值，那么等待中国的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社会的四分五裂。
宜黄官员为拆迁辩护的信件，叙述其上级的政绩观逻辑，引发网民激烈讨伐。这篇文章还对宜黄事件中记者的报道表达了不满，严辞抨击了互联网时代“笔杆子杀人”的厉害。这使他也成为媒体的标靶，就连《人民日报》都出来加以驳斥。凡此种种，决定了即使这位基层官员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也会为当地官场所不喜，因为他把宜黄拖进了一个更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我倒是要为这位官员说点好话，因为他和此前争议甚大的伍皓一样，对中国社会目前极度欠缺的社会资本有所贡献。很多时候，舆论如果能够引发全社会更大范围的讨论，才会对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
“社会资本”一词很有煽动力，一个原因在于它暗含着一种堪与金融资本相比拟的权力的增长。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资本是财富与资产的积蓄。社会资本即是任何大型群体中使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那些行为和准则的积蓄。对中国来说，其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金融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丰裕同样是个必要条件。
当社会学家谈论社会资本时，常对团结型资本(bondingcapital)和桥接型资本(bridgingcapital)作区分。团结型资本是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内部联系与信任的加深；桥接型资本则是相对异质的群体之间联系的增多。要体会其中差别，可以试想有多少人你能够借钱给他而不问归还的时间。桥接型资本增加即表示你能借钱给他的人数增加；而团结型资本的增加则会使你借出更多的钱给原本同意相借的那些人。
有关团结型和桥接型资本的差异，一个非常好的示例就是美国前民主party候选人霍华德·迪安的总统竞选。迪安本来是互联网政治竞选史上的传奇。在2003年底，迪安所获资助最多，受到公众关注也最多。人们普遍认为他处于领先地位，以至到处都在谈论他竞选成功的必然性。然而迪安的竞选却失败了。它做到了许多成功的竞选都应成就的事情———得到媒体报道，成功募款，激发了民众，甚至令潜在的选民向竞选工作者和民意调查人确认，时间一到就会为迪安投票。然而选举的时间到来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迪安的竞选活动竟没有使他成为任何选民群体的第一选择。
迪安的竞选活动向他的支持者，尤其是年轻人，出色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的活力与热情能够改变世界。这使迪安最热忱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团结型资本，他们从参与竞选中感受到价值，并且到最后参与变得比目标更为重要(对于一个需要赢取选票的行动，这可谓相当严重的弱点)。为迪安的竞选工作的愉悦来自你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竞选活动出色地运用了社会性工具将思想接近的人聚集到一起，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体验。
然而一个活动可能走得太过了。在这里的“太过”就是当人们以为相信就够了，而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操办竞选的狂热的少数人和无动于衷却真正投票的多数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迪安的竞选活动意外地发起一场关于有激情的少数人的运动，而不是致力于获取选票的行动。比较一下奥巴马的竞选，你就可以明白增强桥接型资本的意义。
团结型资本通常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桥接型资本则包容性较好。前者通常发生在小群体内部，而后者发生在小群体之间。迪安的竞选活动在团结型资本方面做得非常之好———聚集起热忱的支持者，并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然而让人们为候选人投票却需要桥接型资本，即试图与富有魔力的小圈子之外的那些人交流。
用这两种资本的区分加以观照，我们可以说，假如我们看到在今日的中国，官与民两个群体的鸿沟日益加大，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桥接型资本的匮乏。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影响存在于每个社会系统当中；技术并不能将我们从社会偏好或者偏见中解放出来。比如，出色的社会网络学者达纳·博伊 德 指 出 ，M y S p a ce和Facebook这两大社会关系网络的用户群，反映了美国阶级社会结构的分界。Facebook创建之始就是给大学生用的，因此当它向高中生打开虚拟之门，它仍是被表现为给那些要上大学的孩子使用，而用博伊德的话来说，M ySpace则始终是“那些因为是怪人、疯子或同性恋而在学校为群体所排斥的孩子”的家。即便是人们对于联络感情的普通偏好也能导致这般大规模的社会分隔。
所以，在构建社会性网络之时，一个富于挑战之处是在一个主要培养团结型资本的地方设计产生桥接型资本的可能性。桥接型资本是你可以联系到的人群的范围；团结型资本则是你的社会关系的深度。欲积聚强大的社会资本，广度与深度必须并举。
由此，我们应该鼓励中国所有试图连接不同群体的努力，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某方的逻辑听上去达到荒诞不经的地步。原因无他，当下我们最缺的是社会的共识。如果大家都不肯承认桥接型资本的价值，那么等待中国的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社会的四分五裂。
知名博客毛向辉说过：眼下最需要的是一张张圆桌，可以对话与谈判的圆桌。可喜的是，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使得这样的圆桌有了现实的可能。宜黄这位网名为 “慧昌”的网友不仅建立了一个新博客，而且还投书财新网，此后该网友还在微博上将文章要点分段发出，很快微博也对其进行了实名认证。我们乐见更多这样的事情，甚至欢迎他为之叫屈的被免职的前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也出来坐在桌前。
（胡泳 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