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东写西涂 于 2009-10-31 10:2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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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发展简史光学既是物理学中最古老的一个基础学科,有事当前科学研究中最活跃的前沿阵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估量的前途。光学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断揭露矛盾和克服矛盾、从不完全和不确切的认识总部走向较完善和较确切认识的过程。它的不少规律和理论是直接从欧美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也有相当多的发现来自长期的系统的科学实验。光学的发展为生产技术提供了许多精密、快速、的衡东的实验手段和重要的理论依据;而圣餐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不断向光学提出许多要求解决的新课题,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光学准备了物质条件。光学的发展大致可换分为5个时期:一、萌芽时期;二、几何光学时期;三、波动光学时期;四、量子光学时期;五、现代光学时期。
一、萌芽时期
(一)中国古代光学萌芽及发展
中国古代对光的认识是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它起源于火的获得和光源的利用,以光学器具的发明、制造及应用为前提条件。根据籍记载,中国古代对光的认识大多集中在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大气光学、成像理论等多个方面。
光的直线传播1、对光的直线传播的认识 早在春秋战国时《墨经》已记载了小孔成像的实验:“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指出小孔成倒像的根本原因是光的“煦若射”,以“射”来比喻光线径直向、疾速似箭远及他处的特征动而准确。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描写了他做过的一个实验,在纸窗上开一个小孔,使窗外的飞鸢和塔的影子成像于室内的纸屏上,他发现:“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进一步用物动影移说明因光线的直进“为窗所束”而形成倒像。
2、对视觉和颜色的认识 对视觉在《墨经》中已有记载:“目以火见”。已明确表示人眼依赖光照才能看见东西。稍后的《吕氏春秋·任数篇》明确地指出:“目之见也借于昭”。《礼记·仲尼燕居》中也记载:“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东汉《潜夫论》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后光存焉”。以上记载均明确指出人眼能看到东西的条件必须是光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光不是从眼睛里发出来的,而是从日、月、火焰等光源产生的。这种对视觉的认识是朴素、明确、比较深刻的。
颜色问题,在中国古代很少从科学角度加以探索,而着重于文化礼节和应用。早在石器时代的彩陶就已有多种颜色工艺。《诗经》里就出现了数十种不同颜色的记载。周代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两类,其中“正色”是指“青、赤、黄、白、黑五色”。“间色”则由不同的“正色”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而成。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势篇》更指出:“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可见这“正色”和“间色”的说法,与现代光学中的“三原色”理论很类似,但缺乏实验基础。清初博明对颜色提出”五色相宣之理,以相反而相成。如白之与黑,朱之与绿,黄之与蓝,乃天地间自然之对,待深则俱深,浅则俱浅。相杂而间,色生矣”(《西斋偶得三种》)。这里孕育了互补色的初步概念,虽未形成一定的颜色理论,但从半经验半思辨的角度看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3、光的反射和镜的利用 中国古代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铜镜在公元前2000年夏初的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古镜制作技术逐渐提高,应用范围逐扩大,种类也逐渐增多,出现了各种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甚至还制造出被国外称为魔镜的“透光镜”。1956~1957年河南陕县上村岭1052号虢国墓出土过春秋早期的一面阳燧(凹面镜),它直径7.5厘米,凹面呈银白色,打磨十分光洁,背面中心还有一高鼻纽以便携带,周围是虎、鸟花纹,图1是它的镜背及剖面图。镜的利用为光的反射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中国古代对
中国古代铜镜光的反射现象和成像规律有较早的认识。这方面的记载也较多。关于平面镜反射成像,《墨经》中记载:“景迎日,说在转”。说明人像投在迎向太阳的一边,是因为日光经过镜子的反射而转变了方向。这是对光的反射现象的一种客观描写。关于平面镜组合成像,《庄子·天下篇》中记载:“鉴以鉴影,而鉴以有影,两鉴相鉴重影无穷”。生动地描写了光线在两镜之间彼此往复反射,形成许许多多像的情景。《淮南万毕术》记载:“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矣”。其原理和现代的潜望镜很类似。对凸面镜成像的规律,在《墨经》中有所叙述:“鉴团,景一,说在刑之大”。经说中进一步解释说:“鉴,鉴者近,则所鉴大,景亦大,其远,所鉴小,景亦小,而必正”。它说明了凸面镜只成一种像,物体总成一种缩小而正立的像,对凸面镜成像规律作了细致描写。关于凹面镜,《墨经》记载:“鉴洼,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说明当时已认识到凹面镜有一个“中”(指焦点和球心之间)。物在“中”之外,得到比物体小而倒立的像,物在“中”之内,得到的是比物体大而正立的像,这种观察是细致而周密的。《淮南子·天文训》记载:“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这说明中国古代已认识到凹面镜对光线有聚作用。《梦溪笔谈》中也有记载:“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此处不仅述了凹面镜成像的规律,还提出了测凹面镜的焦距的一种粗略方法,发现成正像和倒像之间有个分界点。《梦溪笔谈》又说:“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着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作者(沈括)把聚光点形容如芝麻和豆粒那么之小,又把它称作“碍”,用“腰鼓最细处”形容地比喻光束的会聚,十分贴切。
4、对大气光学现象的探讨 大气光学现象是中国古代光学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早在周代由于占卜的需要,已建立了官方的观测机构,虽然他们的工作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对晕、虹、海市蜃楼、北极光等大气光学现象的观测与记载是长期、系统而又深入细致的,世所罕见。《周礼》中记载有“十煇”,指的是括“霾”和“虹”等在内的十种大气光学现象。到唐代对它的认识更加细致、深入。《晋书·天文志》中明确指出:“日旁有气,圆而周布,内赤外青,名日晕”。此处不仅为晕下了定义,而且把晕按其形态冠以各种形象的名称,如将太阳上的一小段晕弧叫做“冠”;太阳左右侧内向的晕弧叫做“抱”等等。另外在《魏书·天象志》中对晕也有记载。除此以外,在宋朝以后的许多地方志中也记载有大气光象,还出现了关于大气光象的专著及图谱,其中《天象灾瑞图解》一直流传至今。殷商时期,就出现了有关虹的象形文字,对虹的形状和出现的季节、方位不少书有所记载,如《礼记·月令》指出:“季春之月……虹始见”,“孟冬之月……虹藏不见”。东汉蔡邕(132~192)在《明堂月令》中写道:“虹见有青赤之色,常依阴云而昼见于日冲。无云不见,太阳亦不见,见辄与日相互,率以日西,见于东方……?这些记载虽然是很粗浅的,经验性的,但它却是关于虹的确凿记录。魏、晋以后,对虹的本质和它的成因逐渐有所探讨,南朝江淹说自己对虹“迫而察之”,断定是因为“雨日阴阳之气”而成。唐初已认识到虹的成因,”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明确指出“日照”和“雨滴”是产生虹的条件。后来,张志和在《玄真子·涛之灵》中明确指出:“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第一次用实验方法得出人工造虹,到南宋时,蔡在《毛诗名物解》中,对这一种更有发展:“今以水喷日,自侧视之则晕为虹”。不仅重复了《玄真了》
海市蜃楼中的实验方法,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观察者所在的位置。在国外对虹的成因作出解释的是在13世纪,因此我们对虹成因的正确描述比西方早约600年。
关于海市蜃楼,中国古代也早有记载,如《史记·天官书》:“蜃气象楼台”。《汉书·天文志》:“海旁蜃气楼台”。《晋书·天文志》:“凡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北夷之气如牛羊群畜穹庐,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这是对海市蜃楼的如实描写,但当时并不了解其成因和机理。到宋朝苏轼对它才有较正确的认识,他在《登州海市》中说:“东方云海空复空,群山出没月明中,荡摇浮进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此处明确地表示海市蜃楼都是幻景,蜃气并不能成宫殿的思想。到明、清之际,陈霆、方以智等人对海市蜃楼作了进一步探讨,陈霆认为海市蜃楼的成因是:“为阳焰和地气蒸郁,偶尔变幻'。方以智认为“海市或以为蜃气,“非也”。张瑶星认为蓬莱岛上的蜃景是附近庙岛群岛所成的幻景,后来揭暄和游艺画了一幅如图2所示的“山城海市蜃气楼台图”,图上右方是左方楼台的倒影。文中记载了登州(即蓬菜)海市,并说:“昔曾见海市中城楼,外植一管,乃本府东关所植者。因语以湿气为阳蒸出水上,竖则对映,横则反映,气盛则明,气微则隐,气移则物形渐改耳,在山为山城,在海为海市,言蜃气,非也。”这一气“气映”说是对当时海市蜃楼知识的珍贵总结。极光是一种瞬息变幻、绚丽多彩的大气光象,中国处在北半球,故观察到的只能是北极光。早在二千年前,中国就对北极光人加以观察,并有所记载,《竹书纪年》中记载:“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此文虽如实地记录了北极光出现的时间、方位和颜色,但把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联系起来,说明当时对北极光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北极光的形状、颜色不少书都有详细的描述,并绘有彩色极光图,这些都是研究北极光的极好史料。
5、关于成影现象的认识 日常生活中,在光线照射下,影随时随处可以见到,它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探究其形成的规律。立竿见影是中国古代最早被注意的问题,后来用此方法测影定向,并应用于确定墓穴和建筑物的方位上。这套方法在周代已发展很精密,据《考工记》记载,当时有“土方氏”使用圭表,“典瑞氏”管理土圭,“匠人”则使用土圭辨定方位进行建筑,并指出在测表影之先,要使地面保持水平,使表竿保持垂直,这说明当时已认识到投影的长度和光源位置有关,而且也和物体的斜度有关。《墨经》中对成影的讨论更加深入,通过实验明确指出:表秆在地面上投影的粗细长短,是随木离光源的远近、木的倾斜度以及光源的大小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中国古代对光的认识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如折射现象;天然晶体的色散;明清时期,光学从西方传入后,还有了光学仪器的制作等等,但这些认识是零散的,定性的,绝大多数都只停留在对光学现象的描写和记载上。值得提出的是宋末元初的赵友钦(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叶),在《革象新书》的“小罅光景”中,描写了一个大型光学实验,在地面下挖了两个圆阱,圆阱上可加放中心开有大小、形状不同孔的圆板盖。通过它可进行只有一个条件不同的对比实验,对小孔(大小和形状)、光源(形状和强度)、像(形状和亮度)、物距、像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将两块圆板上各插1000多支蜡烛,放在阱底或桌面上作为该实验的光源。通过实验确认了光直线进行的性质,定性地显示了像的明亮程度与光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光的照度和成像理论。他所采用的大型实验方法很有特色,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规模最大的实验。还有值得提出的元代郭守敬(1231~1316)曾巧妙地利用针孔取像器〔“景(影)符”〕解决了历来圭表读数不准的问题。一般圭表因太阳上下边沿投影在影端生成半影,因此读数比较模糊。正如《元史卷48》所说:“表短,……所谓分、秒、太、少、半之数,末易分别……表长,……影虚而谈,难得实影”。郭守敬在建河南登封观星台时除用水平沟使圭面保持水平外,在表上加一横梁,在圭上加一可移动的“景符”)即在约宽2寸和斜铜时上扎一针孔,以“楮(即斜)竿”调其倾度以迎晶光。这样,太阳针孔像“仅如米许,隐然见横梁于其中”,细如发丝,误差可达0.1毫米。郭守敬的观测结果之精确令拉普拉斯为惊之叹。郭守敬的改进是在实际测量、反复试验中创造,并且带有定量意义,可惜这种创造只是凤毛麟角,很少有人继承下来。
(二)西方光学萌芽及发展
从墨翟开始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构成了光学发展的萌芽时期,在此期间光学发展比较缓慢。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5年)大体上标志着黑暗时代的开始,在此之后,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发展缓慢,光学亦是如此。除
托勒密像了对光的直线传播、反射和折射等现象的观察和实验外,在生产和社会需要的推动下,在光的反射和透镜的应用方面,逐渐有了些成果。克莱门德(Clemomedes)和托勒密(C.Ptolemy,90--168)研究了光的折射现象,最先测定了光通过两证介质免时代入射角和折射角。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前3--65)指出充满水的玻璃泡具有强大功能。从阿拉伯的巴斯拉来到埃及的学者阿尔哈雷(Alhazen,965--1038)反对欧几里德和托勒密关于眼镜发出光线才能看到物体的学说,认为光线来自所观察的物体,并且光是以球面形式从光源发出的;反射和入射线共面且入射面垂直与界面,他研究了球面镜与抛物面镜,并详细描述了人眼的构造;她首先发明了凸透镜,并对凸透镜进行了实验研究,所得的结果接近于近代关于凸透镜的理论。培根(R.Bacon,1214--1294)提出透镜校正视力和采用透镜组构成望远镜的可能性,并描述了透镜焦点的位置。阿玛蒂(Armati)发明了眼镜。波特(G.B.D.Porta,1535--1615)研究了成像暗箱,并在1589年的论文《自然的魔法》中讨论了复合面镜以及凸透镜和凸透镜组的组合。综上所述,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凹面镜、凸面镜、眼镜、透镜以及暗箱和幻灯等光学元件已相继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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