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meteorobs 于 2012-2-2 00:04 编辑
10年了，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十年了，01年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之后这十年对于很多天文爱好者来说是鸟枪换炮的十年，当然也有一些仍然在坚持目视观测，我和一些天津同好也还在坚持目视观测流星。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向长期坚守目视观测的所有天文同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C/2002C1 池谷-张彗星的发现
张大庆
2002年2月1日傍晚，我进行了第518次彗星搜索，当我在自己磨制组装（以下简称自制）的口径为20cm、f/4.4 、28x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中看到一团暗淡朦胧的云雾状天体的时候，漫长的十年半、累计676小时20分钟的观测工作终于有了回报。
这时是2002年2月1日19时15分（北京时间）。我边通过寻星镜确定天空中这个可疑目标的位置边打开《全天星图2000.0》 ，而新的云雾状天体在星图上没有标记！然后更详细的《Sky Atlas 2000.0》星图帮助我确定了这是一个新天体--彗星！5个小时以后，IAU7812号通告列出独立发现者两人--日本的池谷薰和中国的张大庆，并将这个天体定为2002C1，又过了一天，IAU7813号通告把它命名为C/2002C1池谷-张彗星。初步轨道计算表明这是一颗长周期彗星。
我今年32岁，是河南省开封市人，在开封空分设备厂已工作了14年，我从小学到职业高中都是在这个厂的子弟学校就读，我的所有的天文活动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在1983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历史上国外的业余彗星发现者们成功的故事更激起了我的梦想。我从阅读中知道还没有一颗彗星是由中国天文爱好者发现和获得命名的，那时我就暗下决心要改变这个状况。1985年我开始用父母给的零花钱订阅《天文爱好者》杂志，就在这一年年底我用自制简易的4cm口径10倍的小折射镜（物镜是老花镜片）观测到了哈雷彗星。同是这一年的9月号的《天文爱好者》杂志刊登了北京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郝象梁老师的文章：“怎样搜索和发现彗星”。这篇文章给出了搜索彗星的科学的方法，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至今令我激动不已：“……这颗彗星也许以你的名字命名，你将不仅使自己的名字与彗星长存于太空 ，而且为祖国争得了崇高的荣誉。”在祖国的科学事业的召唤下，少年时代的我，就立下了发现新天体、为国争光为科学作贡献的雄心壮志！
1996年初夏，我从《天文爱好者》杂志上读到一则激动人心的消息：新疆天文爱好者博乐县阿拉山口气象站的周兴明1985年10月17独立发现新彗星1985L哈特雷-古德，他虽然比国外的发现者晚了一个多月，但却是我国天文爱好者在解放以来独立发现的一颗望远镜彗星 。这件事令我非常震撼，因为我发现国内不仅已经有人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而且远远的走在了前面！我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当时，周兴明同好使用的仅仅是5.5cm口径的小折射望远镜，显然无法与国外同行竞争。
此时我深刻的认识到望远镜对于目标的实现是多么重要，但是我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没有能力给我购置天文望远镜，除了自制牛顿式反射望远镜我别无选择。1986年，我按杂志上的广告买了一套10cm口径的牛顿式反射镜的镜片，但是成像却很差！1987年，我决心自己磨制反射镜片，向北京天文馆写信求助，不久就收到了北京天文馆寄来的一份油印的磨反射镜片的教材，虽然只有短短的11页，但却是全面的给出了基本的磨制方法。照此，1987年底，我动手动脑磨制成功了平生第一块反射镜片，直径10cm，焦距67cm的凹球面镜。请光学仪器厂镀上铝膜之后，随即我将其组装成了一架10cm 口径的牛顿式反射镜，这台自制的望远镜成像好多了，用它我观测了天空中许多的星云、星团和星系 。我继续学习和实践，1988年初，几经努力，我得到了市图书馆的借书证，阅读了大量的天文学书籍，其中北京天文馆的牛玉石老师著的《反射望远镜》一书对我的磨镜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天文爱好者》杂志开始了旧刊邮购业务，使我买到了1982年的两期刊载有紫台杨世杰老师指导磨制反射镜平面副镜和主副镜机械组装的连载文章（磨制主镜的几期已售完）。1988年9月我成功的磨制出了第一面完美的抛物面的主反射镜，镜面直径20cm ，焦距96cm，同月，我将其组装成一架口径20cm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这台“大”望远镜比前面的10cm的反射镜“厉害”多了，星云、星团和星系更清楚明亮，在郊区甚至可以很容易的观测到M表中最暗的M76。哈哈！行了！与此同时，我职高毕业，进厂当了技术工人 ，没有了学业的负担，可以尽情开展我的业余天文工作了。一年之中，我在自家阳台上，楼后的菜地里，偶尔也用自行车将望远镜驮到郊区，试探的观察星空，又熟悉了不少M表中的星云星团。从1989年秋天开始，我有机会在市区的西郊一个比较固定的观测点用20cm的牛顿式反射镜观天，持续了半年时间，进行了初步的试探性的寻彗观测，这使我进一步熟悉了天空的全貌。与此同时，我在业余时间继续钻研磨镜技术，磨制了越来越多的反射镜面，此后的十几年里，我以磨制完美的抛物面反射镜而在国内大众天文学界享有盛誉。
1990年春天，奥斯汀彗星的出现被新闻界广泛报道，但是信息不灵，孤独观星的我始终不知奥斯汀彗星的具体坐标，最终无缘得见这颗著名的彗星。以后的一年多时间，我一边改进我的20cm反射镜的机械结构使之更适合于寻找彗星，一边编制我的专用的寻彗星图星表（另文介绍）。 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时间我打破了我的离群索居，开始结交天文界的同好。我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写信给上海的天文科普作家钱汝虎老师，他时常在《天文爱好者》杂志发表天文科普文章，连锁反应开始了--钱汝虎老师告诉我他的计划就是要把当时热衷于天文的爱好者以通信的方式都互相联系起来！从此我结交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天文爱好者，互相学习帮助，水平取得了很大的提高。还是在这段时间，另外一方面，我在台湾的伯父帮我联系上了台湾省的业余天文学家、台北市天文协会理事长陈正鹏先生，当陈正鹏先生了解到我的志向时，就慷慨赠送给我急需的《捷克星图》等重要资料。后来，我伯父又从美国给我邮购了《Sky Atlas 2000.0》星图。周兴明同好方面，此时他已改用15cm口径的折射镜搜索了两年，并在1990年夏天取得一次很有希望的独立发现，排名世界第三，但由于通信手段落后而未获得彗星命名。不久，欧亚大陆桥（铁路）在阿拉山口接轨，兴建火车站等城市设施，灯光污染使得周兴明无法在阿拉山口气象站继续天文观测，于1991年返回市区工作，在观测条件困难的市区，他继续着业余寻彗工作至今。
经过了充分准备，在1991年夏天我下决心正式开始彗星搜索。但是 ，我家住市区，城市灯光造成的光污染使观测无法进行 。于是，我就在开封市北郊水稻乡孙庄村设立了我的第一个远郊观测点，20cm的自制牛顿式反射镜固定放置在那里，我骑自行车前去观测。1991年8月30日，我正始开始了系统的彗星搜索。在那里，1992年10月16日（UT），我用这台自制的口径20cm、31x反射镜独立发现了1992t斯威夫特-塔特尔周期彗星，这次发现比国外晚了二十天，但是我比周兴明同好早发现了两天。就这一年稍早些时候我和周兴明建立了通信联系，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3年底，我更换了观测点，新点设在开封市东郊的巴屯村，在那里，1994年9月5日（UT）我用自制的口径25cm 、36x 反射镜独立发现了1994o麦克霍尔兹2号周期彗星，这次比国外首先发现者又晚了二十多天。还是在巴屯村，1995年9月25日（UT）我用自制的口径20cm 、26x 牛顿反射镜独立发现了失踪了一百多年的1995s1德 维柯周期彗星，这次我仅比国外的发现者晚了8天。这两颗彗星也被周兴明同好独立发现，虽然比我早两三天时间，但是仍然晚于国外的发现者。我的这三次独立发现，前两次我打电报给紫金山天文台行星室，获核实确认。第三次电告的1995s1行星室也没有查到资料 ，经行星室电传通报给IAU天文电报中央局，获中央局核实确认，IAU6239号通告刊载了我的这次独立发现。负责1995s1彗星转报的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研究室的王思潮研究员，从此和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我在1997年结识的北京天文台（去年更名为国家天文台）的朱进博士，同样是我的良师益友。
除了这些独立的彗星发现，我还观测了大量的已知彗星 （二十多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应该提到的是，1999年10月我购买了电脑和使用了Internet ，获取已知彗星等天文信息就方便多了。而在这之前，我从陈栋华老师主办的《业余天文快讯》，澳门的莫忠健先生提供的日本《月刊天文》彗星专栏剪报，齐锐老师主办的《星光快讯》等渠道获取已知彗星的信息。他们的努力在不同阶段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另外，陈正鹏、莫忠健先生在1992-1993年间还先后赠送给我两册日本的寻彗专著，洛阳的林力同好在这两册日文书籍的翻译工作等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1996年8月我买了摩托车，拥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年年底我又更换了更远的观测点，新站点设在开封东郊兴隆乡一贴王村，在那里我一干就是五年。这个站点主要是针对凌晨东方天空的彗星搜索。傍晚西空的搜索则是当“游击队员”--我驾驶摩托车携带一台轻便的自制20cm反射镜，到开封市北郊的柳园口黄河大堤上观测，我这次发现新彗星就是采用的这个方法。
2002年2月1日，晴天。晚上18时20分，我从家中出发，单人独骑驾驶摩托车前往北郊黄河大堤的临时观测点，20cm反射望远镜则是捆扎在车后座上。半个多小时后到达观测点--柳园口黄河大堤第39号坝，这是一个向河心突出的洄水坝头，四周视野开阔。我迅速从摩托车上卸下20cm反射镜，装上目镜、寻星镜，并调整寻星镜使之和主反射镜的光轴平行。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黄道光和银河都显现了出来。19时10分我对着西空开始了搜索，水平扫视没几下，就在望远镜视场中看到一个的朦胧的星云状天体，亮度约8-9等，位置在鲸鱼座，这时是北京时间19时15分，对照《全天星图2000.0》和《Sky Atlas 2000.0》，可它在两个星图上都没有。但我又怕看错了星图，经过用望远镜和星图反复验证目标以及周边恒星的位置，我才放心了，感觉我发现了一颗新彗星，而不是其它的老彗星。因为在最近的国际互联网天文网站上，除了北半球无法观测到的2000WM1(LINEAR)并未说有亮于12等的彗星出现。但我感觉还应该用高倍镜看一下--搜索时我用28倍的目镜，因为要求很广的视野--这时我换了个90倍的目镜，看到它还是保持云雾状。按正规来讲，应该是看到它有明显位移才可以报告。但我之所以选择了直接报告，是因为当时刚过满月，天刚黑下来不受月光影响，这个状态出现彗星如果不及时报告，很有可能错过机会，而且这是一颗8.5等的较亮彗星，肯定不会弄错。时间非常紧迫。我用铅笔在《Sky Atlas 2000.0》星图上点下了彗星的位置并记下数据：亮度8.5等，彗发直径3角分，朦胧无尾，稍有凝结。又看了一会，还是不能确定移动。再等下去显然是不明智的，得赶快报告！我于是迅速收拾好东西，19时45分发动摩托车开始往回赶。
半路上，看到公用电话，我抓起来就拨给紫金山天文台的王思潮老师，但他不在家。路上，真是害怕有一点意外发生，要注意摩托车的状况，要注意安全，绝不能耽误一点时间。20时30分左右，我回到家，顾不得卸下望远镜，我又拨通了王思潮老师的电话，这一次终于找到了他。听到了我的发现，他也很激动。我向他讲了情况之后，就开始定坐标。由于情况紧急，我是一手拿着电话听筒另一只手从星图上量取坐标的。测量工具不是用的尺子，而是顺手拿的一张名片，用它的直边一比，量出了赤经；然后是赤纬，赤纬线在《Sky Atlas 2000.0》星图上那一段是弧线，急切中我仅仅用眼睛目测扫视出一条弧线引到边框的数字，估计出赤纬，精确到半度。赤经是0h09m，赤纬是 -17°30’。事后证明，当时目测得相当准，只有将近10角分的误差，这对于亮彗星的报告已足够了。数据出来后，我马上报告给王思潮老师，并请他拟电文并转报国际天文联合会（IAU）天文电报中央局。然后我做了三件事：一是用电话联系到了国家天文台小行星课题组的朱进博士，将彗星坐标、亮度及物理外貌等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请他将我的独立发现报告转报IAU天文电报中央局的布赖恩·马斯登主任,当时我向朱进博士表示我对我的发现确信无疑；二是我上了国际互联网查阅了是不是已知彗星。我去了美国宇航局（NASA）的一个业余天文学家查尔斯·莫理斯主办的彗星网页，那上面有最近亮于15星等的彗星列表。数量不多，只有六七颗的样子，亮度全不符合，位置也都对不上；第三步我又查了IAU天文电报中央局的在线通报，仍没有新彗星被公布。然后我再次联系到了朱进博士，得知他已给IAU天文电报中央局发了电子邮件转报了我的独立发现。王思潮研究员也回电话说进行了转报。但我发现忘记了报2000.0年的历元，于是又连同彗发直径3角分等数据一起请朱进博士补发了。22时左右，我收到了朱进博士转来的IAU中央局布赖恩·马斯登主任回复的电子邮件，信很简短：“谢谢报告。在那里象是已经有一个来自日本的更早一点时间的独立发现者。”后来，我惊奇的得知那位日本的独立发现者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池谷薰（1965年的白昼大彗星池谷-关1965f 彗星的发现者之一），他的独立发现时间是2002年2月1日17时47分（北京时间），比我早了1小时28分。 2月2日晚上，我又到观测点用20cm反射镜测定了新彗星的物理外貌的数据，总星等8.8 等 彗发直径3’ 凝结度4。与此同时，国家天文台的朱进博士等天文学家们用天文台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对新彗星做了CCD成像观测和精确位置测定。这些观测结果被刊载于IAU7813号通告，和其它各国的观测结果一起参与了最初的新彗星轨道测定和亮度预报。
北京时间2月3日清晨7点，朱进博士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命名了，池谷－张彗星，编号C/2002C1。”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中国几代专业天文工作者和天文爱好者们为之期盼、为之努力的梦想在一瞬间变成了现实--中国天文爱好者的姓氏第一次高高写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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