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照片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职业伦理（组图）

一场暴风雨袭击厦门 路上水坑让不少骑车人栽了跟头 摄影记者“守株待兔”拍摄照片———

　　本报讯  昨日，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一组发生在厦门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了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新闻事件尽管不大，但网上的评论却高达200多条，网民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

　　■网友评论：批评之声大于赞扬

　　这组照片忠实记录了5月9日下午，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福建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一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的情景。当日下午，一场暴风雨袭击厦门，市区道路上的多处水坑让不少骑车人栽了跟头。针对这组照片，很多网民认为记者不就路上有坑提醒路人，而是守株待兔看着路人落难的做法应受谴责：“照片拍得倒是精彩，可拍照的人太缺德。明知有坑不设路障，却满怀信心地等着人栽跟头”，“记者肯定知道会出事，就在一边看着，鄙视”。

　　但也有赞扬这位记者职业道德的，如，“记者做得很好很客观，记者本来就是以旁观者身份存在才是专业的，如果其介入那么他就不是一个专业称职的记者了，他就变成义工了”，“看来马路陷阱确实该好好整顿一下了，摄影记者报道的很及时啊”。也有个别网友认为该受指责的不是记者，“摔跤者真可怜，厦门市有关部门应该负责”。

　　■拍摄记者：对于网上指责感到很委屈

　　摄影记者柳涛接到本报记者电话时并不清楚他的照片已成热点话题了，他刚刚从那个有坑的地方回来。他在电话那头很认真地说：“我刚去看了，那个坑被填平了，但不够牢固，再来一场大雨，可能还会形成水坑。”

　　他介绍了拍这组照片的全过程，“当时厦门有台风、暴雨，我经过这个路段时，有个人见我背着摄像机，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是。他说，这路面有个坑，已经有人在那里摔过跤

　　了，你们媒体最好报道一下。我照着他指的地方去看，一片水汪汪，不要说坑了，整个路面都看不清楚。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我就端着相机在那里等，后来有一个骑车人经过时摔倒了，于是我把过程拍了下来。”

　　对于“守株待兔”的指责，柳涛觉得有些委屈。他说：“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有时候的确很残酷。当时狂风暴雨，我在那里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等到那个场面。如果没等到，我根本不能用照片说明那里有个水坑。拍不到那个坑，有关单位或许不够重视，今天就不会填补那个坑，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可能在雨中摔跤。”柳涛还告诉本报记者：“我拍完这组照片后，还在附近的施工处拿了一块牌子摆在那里，提醒路人。”

　　■新闻学者：新闻事件平衡点很难掌握

　　传达新闻信息的责任让记者柳涛做了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但他遭到了“缺少公德心”的指责。关键时刻，记者传达新闻的义务和公德心应如何取舍？有没有较好的平衡点？

　　从事新闻职业道德及伦理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认为两者很难取舍。

　　“因为公众对正常发生的事情一般不太感兴趣。如果只拍一个坑，很难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要引起公众的阅读欲和重视程度，就需要一些冲击力强的照片。冲击力的照片怎么得来？首先不能摆拍，但等待新闻事件发生又损坏了公众心目中记者的职业形象，平衡点很难掌握。”他说，即使在“新闻从业者应该是不偏不倚中立的观察者”已形成共识的西方国家，记者在这种情境下应该如何作为的争论也都一直存在。

　　■编后:

　　这组照片忠实记录了整个新闻事件的过程，视觉冲击力强，从摄影角度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抓拍。但这组照片又一次引发了对一个不算太过新鲜话题的争论———记者传达新闻的义务与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

　　容易使人们联想到的类似事例很多，最典型的要算是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饥饿的小女孩》的记者凯文·卡特因为无法承担社会舆论的指责而选择自杀一事。再比如几年前，湖南嘉禾高考作弊事件中，曾有人指责记者为什么有时间偷拍，却不事先举报。今后这样的争论恐怕也不会少见。究竟该如何取舍，恐怕还需要公众一起研究，寻找答案。（李湘荃）

图2

图3

骑车人雨中摔跤照片首发编辑：发照片为凸显事实

2005年05月12日 07:44:31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一组照片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职业伦理》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首发编辑昨日接受采访称———

   昨天，本报报道的《一组照片引发网民热议记者职业伦理》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截至今日零点，新浪网上的评论已逾3000多条。跟10日相比，网友的评论理性、深刻得多了。对于该组照片引起的热议，昨天首发这组照片的福建某媒体编辑向本报记者解释了他们编发这组图的初衷：“凸显新闻事实，能给人更多的警示”。

   首发编辑：一组图片加上编后语，我们的编辑意图就很明显了

   昨天，首发这组照片的媒体福建某报的编辑说：“就这一组照片本身来说，很精彩，比起只拍路边一个大坑的照片，当然更欢迎这种冲击力强的照片。但我在编稿时也考虑到了可能会引起的争论，所以在用一张还是用一组的问题上犹豫了一下。如果只用那张摔倒在地的照片可能会避开受指责的风险，但是并不精彩，而且对凸显事实的帮助不大。所以我用了一组，一个生动的瞬间，凸显新闻事实，再加上编后语，我们的编辑意图就很明显了。”

   记者找到了这段编后语：“如果不是雨天，如果路面没有积水，那么路上的坑一目了然也许不会害人。但是，如果施工单位都能及时把坑填平，这些意外就不会发生。也许施工单位也不想害人，但安全无小事，大家须切记。”

   这位编辑说，“至今没有针对这组照片的指责电话或信件反馈到报社来，说明我们的编后语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记者注意到，被网站所用的这组图片只有新闻事件介绍，编后语并没有随之转载。

   此后，编辑曾要求拍摄这组照片的摄影记者柳涛继续跟踪报道此事。柳涛说，他回访时看到，那里靠路边的容易摔倒行人的坑都填平了，但路中心的坑还在，估计是施工还没有完成，但已设好了警示牌，“我就没有再报道了”。

   有关部门：报纸登出来的问题我们肯定要解决

   既然媒体引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凸显新闻事实，引起有关部门重视，那么，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记者昨日采访了厦门市有关部门。

   厦门市公路局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那组图片有印象，“我当时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那个路段归市政管。”

   厦门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值班人员在问了生产科的卢科长后，告诉记者，“你说的那一路段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那儿梧村长途汽车站扩建，正好进行地下钻探施工，按道理，施工单位应该设警示标志的……他们现在应该都设好了警示牌。”记者问：“你们怎么熟悉那里的情况？”“卢科长和有关领导今天早上刚去看过。报纸登出来的问题，我们肯定要解决的。”据悉，见报当日，路上的那个大坑已被迅速填平。

   共同困惑：记者与媒体把关人都存在

   一个业内人士认为，“记者的职业总是促使他更接近事实，尤其在媒体竞争激烈时，更接近新闻事件高潮时的图片更容易得到读者和编辑的认可。竞争给媒体的压力越大，媒体加在编辑记者身上的任务和责任就越大。所以，这个事件不单单是记者们的困惑，也是媒体把关人的困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介绍，国外的一些严肃媒体经常在是否启用冲击力强的照片的问题上要讨论很长时间。媒体的定位不同，在选用这种照片及其采取的版面表现形式也会大不一样。一般来说，都市类媒体更喜欢用抢眼的瞬间来吸引受众。人们关于这类的话题很难有一个结论，因为媒体的性质是分裂的，它一半是经理，要考虑到“市场”和利益；而另一半是校长，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社会的教育功能。（李湘荃 ）

原报版样

做记者之前应先做人

http://www.rednet.com.cn 2005-5-12 0:18:35 红网　『字体:大 中 小』
　　一场暴风雨袭击厦门，路上水坑让不少骑车人栽了跟头。摄影记者“守株待兔”拍摄照片，记录下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视觉冲击力很强。记者非常尽职地完成了传达新闻信息的责任，然而却遭到了“缺少公德心”的指责。一场有关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与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的讨论，在网络上进行的如火如荼。（详见5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必须承认，这是一组拍摄质量非常高的照片。就摄影记者的本职工作来说，完成的堪称上乘。而且，新闻照片经媒体刊发后，形成了很好的新闻效果，水坑在第二天已经被填平，新闻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么，我们能否因此下结论，称赞该记者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呢？

　　“新闻从业者应该是不偏不倚中立的观察者。”“记者的本职是传达新闻信息。”支持者的这些观点显然具有职业意义上的正确性。因为就做事而言，在做其他事之前，首先应该做好的理应是本职工作。然而，真理同时告诉我们，在做事之前还有一样事情不可不做，这件事情就是：做人。任何职业的从业者，在被认做各自的职业称谓之前，首先都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做人的标准优先于职业的标准，在首先符合做人的标准之前，用职业的标准进行任何的考核都没有意义。

　　这样的观点很早就被先贤提出并得到认可。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任会长威廉·桑得斯就曾经说过：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赢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饥饿的小女孩》的记者凯文·卡特，最终因为无法承担社会舆论的指责而选择自杀。他所遭人指责的，当然不是为他带来荣誉的职业行为，而是高于职业行为之上的人的行为。——救饥饿的小女孩于鹰口之下是“人的行为”，按下快门完成创作是“记者的行为”。

　　“守株待兔”等待水坑下的翻车人，使用的其实是同样的叙述逻辑。快门所记录下的翻车人摔倒的惨相，是“记者的行为”中完美的作品，但却是“人的行为”中不可饶恕的冷漠。有新闻学者认为，记者传达新闻的义务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很难取舍。然而在我看来，真正难以取舍的其实不是这两者。试问，难道不拍到人仰车翻的照片，记者就无法完成传达新闻的义务吗？显然不是。真正难以取舍的实际上是“独家新闻”、“获奖照片”等记者私利与公共利益两者之间的取舍。在这一点上，记者职业行为与其他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为都没有根本的区别。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
(编辑：潇湘行)

记者的归记者 社会的归社会

http://www.rednet.com.cn 2005-5-12 0:00:12 红网　
　　5月10日，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一组发生在厦门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了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新闻事件尽管不大，但引起了很多网民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而拍摄这组新闻照片的记者对于网上的指责感到很委屈。（《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11日）

该问题直白的争论点在于，摄影记者明明知道马路上的水中有坑，是该守侯拍摄行人因此栽跟头摔倒的镜头，用于发表后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还是该知情后迅速反映给有关部门或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告诉行人避免摔伤。延伸开来说，这牵扯到摄影记者伦理，也就是记者对此究竟该选择什么社会身份的问题。

　　摄影记者（记者）具有双重的社会身份，一方面是职业记者，需要他们用中立、客观和旁观的态度真实的记录新闻事件；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人。在遇到类似的新闻事件时，选择不同的社会身份就意味着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义的不同。对于该事件而言，记者有权选择任何一种社会身份，这是记者的自由，也是社会评价记者价值的底线。

　　而该记者在拍完这组照片后，还特意在附近的施工处拿了一块牌子摆在那里，提醒路人，他既尽到了记者的责任——用有视觉冲击力和新闻说服力的照片，引起公众的阅读欲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尽到了作为社会人的道义责任——防止了更多人的伤亡，体现了应有的道德风范，两全其美，使记者的双重社会身份价值都得以体现，这样的双赢策略更值得褒扬。

　　在政府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监督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新闻舆论监督就显得更为迫切，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记者的职业身份，通过记者的职业精神发现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再把问题交给职能部门解决。这样的模式虽然浪费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但是却很有效果，是次要的最好选择。也就是说，记者的归记者，社会的归社会。

　　新闻也是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力，因此对新闻记者别赋予太多的社会责任；作为公众，应该多一些新闻常识，从记者职业的角度去理解和宽容记者，否则，一味苛求记者就会导致记者心理压力增大。

以经济学的角度看记者拍摄“精彩照片”

http://www.rednet.com.cn 2005-5-13 0:12:54 红网　
　　近日，数家新闻网站转载了一组发生在厦门的新闻照片。这组照片记录了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新闻事件尽管不大，但网上的评论却高达200多条，网民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5月11日《北京青年报》）。
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的平衡或许用英国的亚当斯密的理论可以诠释，人人都去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就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可以推进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种职业的人只要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能推进社会的进步。很遗憾的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地方职能部门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多数人都还在使劲地谴责记者没有做额外的工作。

　　在拍摄雨中摔倒镜头的全过程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认识到敬业的记者，忠于职守的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该为其叫好。事实上，我们并不能以个人的喜好和道德判断标准来要求他人去做本不属于他分内的事情，就像我们不能以强制的手段要求他人都要去“无偿鲜血”或者“见义勇为”一样。笔者并非要强调人人都不考虑帮助他人的行为，而是说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方能对社会做额外的贡献，要是一个记者只顾的上去在马路边帮助他人，那他的本职工作就无法完成。

　　若你的职业是教师，就该“传道授业解惑”，你在搞好本职工作外还出钱资助需要帮助的贫困生，那会使你的精神风尚为之提高；若你的职业是医生，就该“救死扶伤”，你在搞好本职工作以外还能写一本催人进去的励志书，那会使你的智慧得到锻炼；若你的职业是小贩，就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要是你还帮助了一位即将死亡的乞丐，那会使你的情操得以升华。同理，一位记者的天职是要指明事实的真相，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催化并加快问题的解决，要是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提醒下“梦中人”，那会健全一个人的品格、提升人的品位。

(稿源：红网)
(作者：耿红仁)
(编辑：潇湘行)

争论抓拍骑车人落水：没有现实意义的伪问题




   一个暴风雨的下午，厦门的大街上有一个水坑，一个骑车的市民为此栽了跟头，一个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个场景。
   照片发表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传达新闻的责任和社会公德心之间应如何平衡”，即记者该去提示行人还是该拍照片。(5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伪问题。

   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的获得者。在他的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中，一个濒死的小女孩匍匐在地，身后不远处一只秃鹰似乎在等待她的死亡。
   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首发后举世震惊，成为南非儿童苦难的一个标本。凯文·卡特名声大噪，同时又受到指责，有评论家称他见死不救，是另一只秃鹰。数月后，这位摄影记者自杀身亡。

   国内媒体在提到这件事情时，大都不容置疑地在他被指责和自杀之间画上了等号，即认为他死于无法承受舆论压力，无法平衡“新闻职责和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

   但我所看到的材料却并非如此。在一封遗书里，他把死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工作不顺，陷入物质上的困境；二是长期见证苦难之后的精神创伤，“我被这些记忆纠缠———杀戮、尸体、愤怒、痛苦……饥饿或者受伤的孩子，还有那些好战的疯子”。

   在面对指责时，他谈到过同样的痛苦，然后说：“上帝啊，把这些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吧，你得工作。如果你不工作，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作为一个见证苦难的记者，他有太多的精神痛苦，但并没有太多的职业困惑。他死于心碎，而不是(至少不主要是)什么舆论压力。

   显然，国内的论者为了强调自己的论点，即新闻职责和社会公德尖锐冲突，而把凯文·卡特的死因做了片面化解释。

   然而，我并不是要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它的确一直存在，而且在《饥饿的女孩》获奖之后成为美国的一个舆论焦点。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争论的前提是，新闻已经职业化甚至过度职业化。换句话说，这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后现代问题，是在充分现代化之后，社会分工精细化和普遍人性之间的矛盾，在前现代的中国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怎样完善社会分工，怎样建立职业伦理、培养职业精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的是道德伦常，缺的是职业伦理。学而优则仕，当了官就什么都管，而且重普遍性而轻差异性，重实体而轻程序(差异性和程序性都是职业化的必然要求)。在古代，县官把宣教、财政、司法、行政集于一身；到现在，有人也分不清记者、警察、法官、政府官员之间的区别。很多政府官员把自己当法官，把真正的法官当摆设；很多民众又把记者当官员，找记者解决应该是官员解决的困难。

   在厦门发生的这个案例中，有人要求记者做交警，去立一块路牌；有人要求记者做路人，一走了之，总之就是不能做符合他职业身份的记者。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管理模式已经坍塌，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彼时彼地，那位记者在摄影专业领域，对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假如他放下专业，先去做一个交警，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别人告知他路上有坑、他并没有目睹任何人栽跟头的情况下，他的专业知识是否可以判断那里真的有坑，那坑又真的会坑害行人？他是否可以随便在路上立一块警示牌？如果他立错了警示牌又将如何？如果人人都可以立警示牌，怎么防止恶作剧？等等。并不是这些问题都一定会发生，但是作为一个系统，都必须得到回答。

   现代社会的管理系统建立在承认人的有限性(不能包打天下，只能各施其职)和人性缺点(不能指望道德完美)的基础上，所以强调分工合作和制度监督。

   新闻传媒的分工就是舆论监督。

   新闻记者既不是法官，也不是政府官员，所以他既不能做出裁决，也不能具体解决问题；他甚至也不是道德宣判者，只是报道事实，分析原因，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那位记者通过镜头监督了交警部门的工作，致使路面迅速得到维修，是一次完美的尽职行为。

   人们因为对职业化的新闻记者还不够熟悉，在很多时候由陌生感而产生抵触情绪，从而提出了很多伪问题。比如，“新闻记者的成就建立在人们的难堪和痛苦之上”。那么，很多作家的成就是否建立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呢？法官的成就是否建立在社会的不公之上呢？又比如，“政府部门正在调查(或者法官已经判断)的事情，记者为什么还要干涉呢”？

   事实上，职业化分工之后，新闻传媒并不从属于某一系统，而是和其他系统一起，各自运作，从各个方面共同支撑着整个社会。又比如，新闻报道应该具有建设性而不是批评性。这是一个广为传播的伪问题。事实上，“建设”和“批评”从来就不是一对反义词，就舆论监督的本质来说，批评性就是建设性。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前现代问题与后现代问题可能并存，比如整体尚未职业化的新闻记者可能同时存在个别过度职业化的问题。无论如何，这还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稿源： 新京报 编辑： 赵颖妍

抓拍摔跤记者：我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旁观者

http://www.enorth.com.cn　 2005-05-14 18:11

2005年5月9日下午，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一个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

　　本报摄影记者柳涛用他的镜头纪录了摔跤全过程，本报第二天刊发了照片。随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青年报、东方卫视以及新浪网纷纷就这组照片展开讨论。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记者良心”的争论几乎将柳涛淹没。

　　在本报的休息室里，柳涛关上了大门，向记者阐述了拍这组照片的经过以及这几天艰苦的心路历程。

　　“没看清他怎么摔更别说看取景框”

　　5月9日下午2点半左右，我没有任务，按照习惯，我背着照相机包出去搜街。

　　那天下着小雨，天色很暗。我预感会有大雨，而大雨天通常容易出新闻。我希望能够拍几张照片，体现这场大雨给市民带来的影响。于是我沿着厦门凤屿路向人员集中的火车站走去。

　　快走到凤屿路口时，风突然大了，伞被吹得翻转过来，大雨随后而至。我忽然想起了99年的那场台风。可能会出大新闻，我当时想。

　　匆匆拍了几张雨景后，雨实在太大，我浑身被打湿，镜头也有些水花，不得已跑到路口的银河酒店门口避雨。当时，在酒店门口避雨的大约有20多人。

　　一名市民见我挎着照相机包，就说：“你是记者吧？这路口有一个坑，经常害人摔倒，你们可以报道一下。”他的话提醒了我。

　　我选了一个位置，给相机换上80-200的长焦镜头，镜头上光后，我发现角度很小，电话亭、树和过往的车经常会挡住视线。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坑到底在什么位置，小镜头可能捕捉不到。

　　于是，我又换了一个离路口更近的位置，同时把长焦镜头换成12-24的镜头，这样角度比较大，容易捕捉需要的信息。然后又把相机设置成连拍。

　　行人一个一个从眼前经过，我都用镜头留住，但是没有一个人摔倒。我开始怀疑这个路口是否真的有坑，足以让路人摔倒，我也怀疑自己今天能不能拍得到。

　　大约1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灰心。我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一手扶着相机，一手按在快门键上。

　　一个戴白色帽子、打着伞的人骑自行车从眼前经过，突然听到“哗”的一声，我下意识把镜头对准那人，右手按下了快门。

　　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摔倒的，更别说盯着取景镜头抢拍。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慢慢爬起，他的车没坏，人也没受伤，朝我望了一眼，就走了。

　　有些网友说我没有人性，见死不救。事实上，如果那个人有生命危险，我肯定先救人而不是拍照。

　　随后我查看自己刚拍的照片，连自己都被镇住了，那个人不是预料中的从侧面倒下，而是向前倾，这种冲击力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当时非常兴奋，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兴奋之余，我突然回过神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我在附近找了一根约2米长、10厘米粗的棍子，想立在坑内警醒路人，结果木棍无法立稳。经路人提醒，我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一个修路的提示牌放在路口，这才挎着相机回到报社。

　　第二天，雨停了。我觉得有必要做跟踪报道，于是又来到路口，发现那样的小坑还有三四个，幸好已经被人填平了。跟踪报道没有必要了，我心里有些安慰。

　　“我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旁观者”

　　9日回到报社后，我没吱声，就把图片交给了编辑。

　　由于我同时是新华社签约摄影师，晚上8点左右，我又把那组照片发给了新华社。新华社随后打电话给我，核实情况后告诉我，这组图片不错，新华社将发通稿。

　　我以为这跟平时的通稿一样，当时没在意。

　　10日早上去报社上班，一名同事笑着对我说：“柳涛，这下你出名了。”我愣了一下，同事打开网页让我看。

　　网页上显示的是关于我那组图片的议论，基本上是骂声一片。但我并不气愤，只是觉得很委屈，毕竟没几个人了解我们摄影记者。

　　当天下午5点左右，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这时，我才感到事情闹大了，好不容易有些平静的心情又波动起来。我还是向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复述了当天的经过。

　　之后，我因为这组照片“出名”了。媒体一拨拨找上门来。

　　5月1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栏目组电话联系了我，随后又是东方卫视。

　　5月12日上午，福建电视台找到我，随后央视另外一个栏目组找到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头脑太混乱了)。下午，央视的《社会纪录》栏目组，厦广音乐台又找上来了。

　　我是一名记者，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而身在这个漩涡中，不要说别人，我自己也非常难受，这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凌晨4点才睡得着。

　　网上的骂声、赞扬声我都能够理解，但他们大多数人不了解一个记者的苦衷。同行的记者，包括北京青年报、《中国周刊》等媒体的记者纷纷打电话安慰我，并表示支持。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还特意打电话安慰，表示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想风波快点过去，我对这些记者这些媒体重复了对北青记者说的话。(记者柳涛／口述冯逵／记录)

　　“拼命”的摄影记者柳涛

　　柳涛迟早会出好作品，因为他干活很拼命。这是我跟一些同事在讨论摄影记者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但没想到，他的好作品会让他如此痛苦。

　　柳涛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拍的图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的不够近。所以柳涛总是愿意冲在最前面，即便是面对火灾、车祸等危险的事情。

　　柳涛自己也说，如果没有任务，为了搜街找图片，他每天要走数十公里的路。从报社到火车站，再到金榜公园，然后转到白鹭洲公园，最后经过南湖公园回到报社。这条路线是他经常走的，当然还有更远的到轮渡，到会展中心。

　　没有几个记者跟他一样，会为了拍一个专题，连续几天半夜爬起来跟着清洁队跑；而在我们做厦门无居民海岛专题报道的时候，他经常自己掏钱租船上岛。有时候对图片不满意，即使天黑了，他还会租船，再上岛一趟。

　　有人说，已经30出头的柳涛，需要成家，成家需要钱，所以他干活很拼命，他是为了钱。一个人拼命工作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柳涛潜心钻研的精神确实让我们叹服。他会经常琢磨从哪个角度拍效果会更好；他也经常拿着自己拍的像片跟其他优秀摄影记者拍的对比，找出不足。

　　所以，尽管柳涛已经干摄影那么久了，但他的作品仍然不拘泥于一种风格，依然变化多端。在这个行业中，他几乎从来没有摆拍过。

　　关于柳涛，通俗一点说，他是拼命；说得雅一点，就是敬业。

　　一个经常和柳涛合作的同事／文

　　我还想说，如果仍碰到类似的事情，如果不会危及到拍摄对象的生命，我仍然会用我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一切。我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旁观者。

　　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

　　当摄影记者柳涛处在这个漩涡中的时候，笔者的头脑中一直闪烁着一个名字：凯文·卡特———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得主。

　　11年前，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以一张《饥饿的小女孩》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3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了凯文·卡特的尸体，他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据媒体报道，在凯文·卡特自杀身亡的前三个月中，他本人一直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当时，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死者已矣！笔者面前的柳涛形容憔悴，手机响个不停，却不能关机好好清静一下。

　　幸好这次还只是一个跟斗，与人命无关。否则，即使上升到法律程序也未必不可能。中国人似乎习惯用情绪表达，用道德说教。

　　柳涛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一个凯文·卡特能够救下非洲那么多贫困的小女孩吗？同样，一个柳涛能够填好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那么多坑吗？

　　柳涛的确够残忍，拍下了一个真实的瞬间。但是，诸位可知道，真实本来就很残忍，否则人们也不会用喜剧去麻痹自己？

　　柳涛的确不够诚实，面对媒体，他对真相做了筛选。但是，诸位可知道，他也是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残忍的时候，难道他希望往自己的伤口再撒一把盐吗？

　　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因为记者是被特殊划定的人群，肩负了不一样的东西。他不去参与抢救，并非因为道德缺陷，而是因为总需要有人去做记录的事情，就像过去的史官，只负责记录，不负责纠正主公做错的事。

　　记录下来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也是为了钱，虽然有时候记录的代价很大却仍然难以得见天日。但记录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是把真相反映给公众的唯一渠道。如果没有记录，可能一些东西被遗忘了，永远得不到关注。就如那个小女孩，凯文·卡特可以救她一次，那么以后，当记者不在场的时候，谁去救他？

　　柳涛被放在了口诛笔伐的最前端，而更多的旁观者呢？也许更有甚者会搬张凳子，跷起二郎腿专门等着看笑话。一个柳涛让他们颜面得以保存，甚至，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再对柳记者鞭挞一番。

　　同样庆幸的是，柳涛是一个记者，不仅因为他记录了一个真实的瞬间，还因为他终于战胜心魔，走在舆论的最前端，把全部真实展现在大众面前。

　　等待他的也许是更猛烈的风暴，但是他走出了一步，他不仅是一个摄影记者，也是一个男人。


稿源： 《东南快报》 编辑： 梁宏峰

“拼命”的摄影记者柳涛

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新闻事实，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应该说，这个目的见报当天就达到了。记者采访了厦门市有关部门后得知，报纸见报的当天，路上的那个大坑就已经填平了。

　　厦门市公路局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那组图片有印象，“我当时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那个路段归市政管。”

　　厦门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值班人员在问了生产科的卢科长后，告诉记者，“你说的那一路段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那儿梧村长途汽车站在扩建，正好进行地下钻探施工，按道理，施工单位应该设警示标志的……他们现在应该都设好了警示牌。”记者问：“你们怎么熟悉那里的情况？”“卢科长和有关领导今天早上刚去看过。报纸登出来的问题，我们肯定要解决的。”据悉，见报当日，路上的那个大坑已被迅速填平。

见报当日路上大坑被填平

记者在偶心目中永远是神圣的呢 :r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