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系王锺翰先生于昨天不幸去世......享年95岁......
来学校一年有余..仅仅在50年系庆之时见过一面,,只能用网上搜索到的一篇文章痛悼了!
王锺翰,1913年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伍家桥乡一个不很富裕的地主家庭。长辈取名本为“忠汉”,当是受了那时“驱逐鞑虏(指满族)、光复中华(指汉族)”的排满思想影响。不过,几十年后,王先生说,没有料到大半辈子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却与清史、满族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在长沙求学,本乡前辈席式乾主动将其原名“忠汉”改为“锺翰”,改得不俗,便沿用至今。
王锺翰毕生专攻清史,20世纪40年代末声名鹊起,共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著述。他的第一部结集《清史杂考》1957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个月后,他被错划为右派。其后再发表论文的时候已是1978年了。
《清史杂考》问世后,王锺翰寄了一本送给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谭先生复信说他已买了一本,并谓好书多多益善,不嫌其多也。后来翁独健先生问王锺翰为什么不送他一本。王先生说:“右派的书不好送人。”翁先生说我不怕,你这本书,听人说写得不错嘛。
70年代,按照中央要求,中华书局要完成“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于是,王锺翰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点校《清史稿》。那是1971年的8月底。
当时参加点校《清史稿》工作的,还有罗尔纲、刘大年、孙毓棠、启功先生,以及中华书局的吴树平、何英芳先生,一共七人,是各断代史小组中人数最多的一组。
30余年以后,已是92岁高龄的王锺翰还记得,他和启功先生是9月1号同一天报到的。他们两人比别人晚到了两个月。
王锺翰对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大楼至今印象很深。他说,当时那5层楼很高的。武汉大学来的唐长孺先生就住在5楼,后来他的家属也来了。王锺翰与启功同一个房间办公,两张桌子对面而坐,工作时很少谈话聊天,各自埋头伏案看书、查书、标点。 国*学*参*考
当时,王锺翰家住在北大中关园67号宿舍,每天早上7点出发,从中关村乘车到动物园,然后转车到灯市口,8点钟到中华书局工作。好在那时北京的交通不像今天这般拥堵,公交车上的人也不多。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80年。
这其间,随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基本完成,借调的各位学者已在1975、1976年间陆续返回单位。王锺翰说,分手时,中华书局发了一张缝纫机票,是公家发的,但是只有一张。于是大家抓阉,最后,唐长孺先生手气不错,抓到了。
王锺翰是借调到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诸先生中最后一个离开书局的。那时,因中央民院历史系并未开课,没有向中华书局要人。于是,王锺翰又在书局工作了四五年。《清史稿》定稿后,1975年又开始看清样,这个任务落在了王锺翰、吴树平和何英芳三人头上。当时,印刷任务催得很紧,清样一来就是几百页,而且要求一两天校对完。一部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王锺翰校对了一年多。今天,王锺翰还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天,他还带了几百页校对好的清样赶到中华书局去交稿。结果到了书局,门卫根本就不让进,说刚地震完,尚有余震。安全第一,不能上楼。最后只好回家了。
在中华书局借调工作的最后两三年里,王锺翰应书局的要求,独立点校了一部多卷本的的大部头书《清史列传》,并按照“二十四史”点校体例,每卷末亦撰写了校勘记。 国_学_参_考
1980年,王锺翰被调回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历史系副主任。至此,因点校《清史稿》,王锺翰在中华书局呆了十个年头。来时,以右派之身正经历蹉跎岁月,归时,中国已是拨乱反正、春江水暖,王锺翰又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耕耘收获时光。
王锺翰是1983年搬进9号楼34单元5号,居住至今。先生现已九十有二,精神矍铄,读书写作,笔耕不辍。目前,先生仍然带博士生,还经常接待学者、学生的拜访求教。
先生好酒,而且海量。至今犹记青年时与一位清华的同学故友重逢,二人把酒言欢。花生米买了二斤,白酒却买了四瓶。喝完之后,酒兴未尽,又买了一瓶。先生说,那酒是一斤四两一瓶的,那是此生喝酒最多的一次,而且未醉。其时先生27岁,刚刚研究生毕业。现在节日、周末与子女家人相聚时,仍然经常喝上一两。不过,有一点令先生很得意,虽然善饮,却不贪杯。
谈及当年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事,有一个小小的遗憾至今令王锺翰不能释怀。按照“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体例,各史均有校勘记,但《清史稿》却没能出校勘记。王先生当年整理出来的二十余万字的《清史稿》校勘记至今还存放在家中,一直未能出版.
我痛悼!
王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学大师,满清历史专家,一生孜孜以求,著作等身,但是为人处世非常低调,这也是他相比同时代的启功,季羡林等人显得那么的不为人知的原因,殊不知王先生是他们的同辈,乃至同事,同是建国之时即有教授职称的耆硕,至今历史系的图书资料室里依然常可以看到王老所赠送的书籍,不少版本价值高达几万,乃至几十上百万........
[ 本帖最后由 wang8889116 于 2007-12-14 01:33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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