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与媒体,谁比谁更疯？（更新）

——访心理专家李子勋

2007-04-04

（4月4日《中国青年报》）。本报记者 郭韶明

兰州杨丽娟及其家庭的追星历程引起媒体以及社会的强烈关注，从心理学角度看，有其背后深刻的心理成因。日前，本版独家专访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医生、心理专家李子勋，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是带有偏执色彩的“家庭共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只有启动危机干预、紧急救助，让当事人尽快重建自我，才能慢慢从困境中走出。     ——编者    
李子勋访谈语录：   

  ★从心理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偏执色彩的妄想，而且将整个家庭深刻卷入。  

   ★追星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完全封闭的生活，通过不断强化和“自我催眠”把念头变得牢不可破。

     ★封闭的家庭小系统酿造“家庭共病”。     

★杨丽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梦已经实现了，是一种奇妙的精神结合。   

  ★只有启动危机干预、紧急救助，让她尽快重建自我，才能慢慢从困境中走出。     

这是一个带有偏执色彩的妄想，不是普通的追星梦想     

事件回放：     1994年的一个晚上，16岁的兰州姑娘杨丽娟突然梦到刘德华。此后三年，杨丽娟天天做同一个梦。她相信自己与刘德华有一种特别的缘分，于是开始放弃初中学业，把自己关在家里“专职”迷恋华仔，对华仔的照片、海报、录音带从不放过收藏。甚至期望刘德华会来看她，就在家里等待。     李子勋分析：     杨丽娟的行为可能会被归纳为追星的一种，但又与普通意义的追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追星，主要源于青少年心理成长中的“同一性危机”。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不能很好地实现自我成长与自我接纳，内心感觉压抑和分裂感，不能整合。不少青少年在自我认同不足时会试图通过对明星的崇拜来重建自我，他们模仿明星的服饰、爱好、习惯，有时想象自己也像一个被人喜欢的人，借此度过认同危机，获得满足感。因为喜欢明星而喜欢自己，因为有一群人都喜欢某个明星，而获得彼此认同、价值与归属感，这就是追星让人痴迷的地方。     大多数追星从11岁开始，十二三岁比较明显，到十六岁以后开始消退，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通常被无意义感困扰，追星帮他们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一般来说，追星并不会妨碍青少年的成长，反而让孩子在榜样作用下选择积极的生活。追星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而是指向精神层面的一种追求。虽然内心非常喜欢偶像，但在现实层面他们依然是个中学生、高中生。等到读了大学渐渐理性，通过社交、学习、能力来得到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追星的欲望便会减弱。如果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选择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想成为别的人，追星行为就不再发生。     杨丽娟的追星，却不尽相同。     首先，她原本对刘德华不熟悉，她的追星源于一个梦——重复做了关于刘德华的梦，才开始喜欢刘德华。而不是像一般的追星族，听了刘德华的歌、看了他的电影才开始喜欢。     第二，一般追星可能会影响自己的生活，但不会放弃正常的生活，但是杨丽娟为了追星，16岁就突然不再走出家门，整天和刘德华的照片、歌声、海报待在一块儿。这就不完全像追星了，追星的人喜欢表述自己的主张，到处说自己喜欢谁。这个女孩则是在家里，还等着刘德华来看她。普通的追星不会凌驾在明星之上，不会期待明星会喜欢他，只是自己喜欢就够了。而杨丽娟脱离了社会现实，希望通过刘德华完成她的梦境。从心理学来看，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偏执色彩的妄想，或者说白日梦，不是普通的追星梦想。     第三，一般追星，家庭不可能全员参与并疯狂坚持。陪伴孩子看演唱会、听歌、给孩子买火车票看明星的家长都很少，更不可能想到卖肾追星，把整个家庭深刻卷入。而杨丽娟的追星，已经一波三折，每一波的力度都大得有点违反常理。     但是，由于社会上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度不够，外人没有觉察出杨丽娟行为的异常，仅仅看做是追星。假设周围人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很早就会觉察出这个孩子怎么不来上学了，一些救助部门可能会上门，这时就会有信息进入父亲这里，说“你女儿需要帮助”。有不同的信息干扰父亲，他可能也不会被女儿追星的念头所控制。     

要命的就是她把自己封锁起来了，从此不再成长    

事件回放：     1995年，由于女儿迷恋刘德华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上学、不工作、不交友，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再接触外部世界，甚至不再走出家门。她的房间贴满了刘德华的大幅海报，经常听刘德华的歌，就这样沉入自己青春期的白日梦，不愿再醒来。杨丽娟的父母非常担忧，但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生争执。最终，父母无法阻挡女儿。     李子勋分析：     脱离社会很可能是造成最后惨剧的重要原因。     如果16岁的杨丽娟虽然有一个梦，但依然可以正常生活，把梦想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本来没什么不妥。可一旦她为此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学习、朋友，梦上升到生活的全部，那么她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变了。     试想，当一个人切断了所有信息来源，整天不出门，只听刘德华的歌，一醒来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多数是关于爱情的，对这个女孩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个“移入”，把自己移入到唱歌的对象——似乎刘德华的每句话都是对她说的，每首歌都是为她而唱的。     13年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再知道真实的环境在发生什么，耳濡目染全是刘德华，任何人处在杨丽娟的位置，都可能失去理性。这就是“自我催眠效应”。到最后，她真的坚信自己与刘德华可能有特别的缘分。所以，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完全封闭的生活，通过不断强化自我催眠把念头变得牢不可破。     可以说，从16岁开始，杨丽娟就已经像沉睡的白雪公主了，一直等着刘德华这个王子来kiss她。她不再成长，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在外人看来，一个29岁的女人做出如此举动，可能难以理解，但事实确实如此，她的心理在那一刻就再也没有成长，只有刘德华的关注可以让她长大。当刘德华始终没有来的时候，她开始走出来去找他。     从杨丽娟追星的表现来看，可以推测她有偏执型的人格，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病，仅仅是一种性格上的倾向。与普通人相比，偏执的人较真、认死理、敏感、多疑。不过这种个性可能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比如这个女孩16岁的时候虽然偏执，但假设她住校，生活在另一个群体里，这个群体里没有一个人偏执，她的性格可能会受到浸染，变得开放很多。也许今后进入另一番生活领域，早就把追星这个事情忘了，但是自我封锁就切断了这种可能性。   

  当全家被无意识地集体催眠，就会产生“家庭共病”    

事件回放：     当劝说与干预都无效时，父亲开始加入女儿阵营，要帮助女儿实现梦想。据邻居反映，杨氏一家平时跟外人说话都非常少，三个人基本都不和外界联系。如果有人在杨丽娟的问题上和老杨“较真”，老杨就会非常粗暴地打断他，很固执地说，自己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女儿完成心愿。从十年前开始，杨丽娟与父母先后多次到港、赴京，杨父倾家荡产筹募旅费，甚至卖房、举债，宣布卖肾支持女儿，可惜始终不能还女儿心愿，至多只是在远距离见到华仔，未能与他一起拍照、说话。     李子勋分析：     杨丽娟不仅无意识采取了自我催眠的过程，后来也把父亲和母亲都催眠了。     当女儿不停地说，每天都在做一个梦，而且这个梦是有意义的，“每天晚上刘德华都对我说话。”信息被多次重复我们会失去对信息的判断力，犹如被催眠。女儿由于不断重复她的梦，催眠效应就产生了，接着爸爸也开始深信不疑。如同得到了神示，他和女儿都坚信与刘德华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当父亲也深信不疑时，就开始把追星当作一个事业了。他开始非理性地鼓励孩子参加演唱会，从兰州坐硬座到北京给女儿买1680元的门票。当时，妈妈似乎还没有被卷入，试图阻止父女的行为。但当父亲全力以赴时，失去了房子和财产，妈妈也只好接受丽娟的梦，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如果继续反对，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此时，整个家庭就真正失去了理性。     个中原因很简单，这个家庭的小系统是封闭的，爸爸不怎么跟外人说话，从来不跟人发生亲近的关系，缺乏和外界的沟通。退休以后把爱都给女儿，女儿的梦构成他新的生存价值，把早期对追星行为的愤怒转化为对明星的愤怒。如果说女儿对明星的追求还是一种纯真的梦想，那么父亲对刘德华的逼迫就明显带有攻击欲望。妻子的最后加入使全家都处在偏激状态，这就是心理学上经常谈到的“家庭共病”，在看到一个病了的孩子时，发现家庭里还有病的更离谱的父母。     整个家庭共同得了一个病，孩子得了，父亲也得了，妈妈也得了。     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行为和刘德华没有关系，但偏执个性的人会认为大有关系。举个例子，楼上走路有声音，偏执个性的人会觉得别人是为了整他才弄出响声的，不会想到别人可能是无意的；再比如街上有人吐痰，偏执个性的人就会觉得别人是针对他的，但是吐痰的人可能根本不明所以。偏执的人格是可以一辈子为一个信念或念头活着的，杨丽娟一家就是如此。     问题起因是女儿也有些许性格问题，生活在青春期白日梦里不能自拔，假如此时社会和父亲一起帮助孩子走出幻想、面对现实，孩子还有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父亲的推波助澜，甚至利用新闻界挑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比如宣布卖肾，让媒体给刘德华施压——“我的孩子追他追到这种程度，你总要见她一面”，坚信女儿的梦能够实现，就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她已经达到目的，在精神层面与刘德华结合了   

事件回放：     2007年3月19日，一家三口筹集了一万多元由兰州第三次踏足香港。由于旅费有限，两天后便四处露宿。杨丽娟后来被安排在25日参加庆祝华仔的歌迷生日会，杨氏一家满心欢喜，但杨女与其他歌迷一样，与华仔合照后未有机会道出心声。杨父得悉后非常难过。当晚一家三人到尖沙咀星光行一间通宵营业快餐店过夜，但母女俩一觉醒来，发现杨父已不知去向，桌上留下一封12页纸的遗书，于是报警。消防员搜索后，在附近海面救起杨父，送医院后不治身亡。     李子勋分析：     其实杨丽娟已经达到目的了，在精神层面和刘德华建立了联结。     过去，刘德华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现在因为她爸爸的死，刘德华不得不想到这个人，也为她烦恼心疼，可能也为她爸爸的死而内疚，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已经结合了。     就像约翰·欣克利为博得明星朱迪·福斯特的关注，而去刺杀里根一样。朱迪·福斯特从此很悲伤、抑郁，一蹶不振。尽管凶手因为有精神病而关在精神病院，但是这个演员从此就和这个凶手在精神上分不开了。提到这个演员，就会提到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她而杀人。因为在茫茫人海中，两人产生了这种奇妙的关系。     爸爸因为女儿能够结识刘德华而自杀，刘德华一定会终身记得这件事。其实他们在精神上已经真正地联结了，这是刘德华难以摆脱的，因为他们彼此认识、知道、影响，并被这么大规模地关注过。     当然，杨丽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梦已经实现了，虽然不是公众理解的结合，而是一种奇妙的精神结合。如同现实中男女恋爱，男人不想继续下去了，有些女人会选择自杀。因为自杀以后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男人。试想，即使男人结婚、生子、变老了依然记得她，且永远是她年轻的样子，这可比婚姻牢固，但在精神上是十分可怕的。     

只有集体沉默才可能有所转机，否则后果可能更糟糕   

事件回放：     从2006年3月父亲宣布卖肾追星开始，媒体就开始大规模关注，并有媒体表示愿意帮助杨丽娟完成心愿。2006年10月，某电视台一个娱乐节目称只要杨丽娟配合制作一档娱乐节目，便可安排她和刘德华的“面对面交流”。但在等待了50多天后，这个承诺没能兑现。到今年3月26日其父自杀，事情被推向新的高峰，众多媒体追到香港、深圳、兰州进行跟踪。     李子勋分析：     我个人认为真正能帮助这个女孩的是整体沉默，整个社会完全遗忘掉这件事情。     这是符合心理学原则的。只有新闻媒体和刘德华整体保持缄默，不再对此事做任何反馈，不解释、不回应、完全忽视她，把关心的任务完全交到兰州地方政府，由政府启动危机干预、紧急救助，让她尽快重建自我，这个孩子才能慢慢从困境中走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意义就变了，大家不再认为她与刘德华真有什么关系，而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另外，如果杨丽娟知道她的一些过激言行根本传不到刘德华那儿，她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可能也就不会去做了。     但是如果媒体继续介入，新闻记者继续做信使，过激言行又有了意义——能够给刘德华施加压力。也许媒体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危险，没有意识到，当有很多问题试图要去解决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如果是一个念头就仅仅是一个念头，不会伤人，但你要实现这个念头的时候，它就重得要把你压死。     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媒体保持沉默，不再采访关注。即使她们找了媒体，也可以回答：“对不起，我们现在的报道重点不在你这儿。”也许她们很快就放弃了。     最后，我建议青少年理智追星。     其实，社会和心理学都不反对追星，社会本身也会为青少年推出一些榜样，比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艺术家、小说家等。因为青少年的生活是可塑的，通过这些榜样，他们会更朝着符合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     但要把握好度。追星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对偶像的崇拜是青少年必经的道路，这个道路只是让自己更加喜欢自己，并不是真的和偶像有什么关系。通过追星，可以激发榜样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 本帖最后由 meteorobs 于 2007-4-10 23:41 编辑 ]

2007-4-7 0:05:41  红网

杨丽娟追星13年，追到家破人亡，自然就追成了个举国争说。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正因为一切都在吊诡之中，趁早清算一下这“追星”乱账，无论对于依然迷乱着的杨丽娟母女，还是对于同样迷乱着或者有可能也会迷乱的“张丽娟”、“王丽娟”们，都当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谁导演了追星悲剧》和《杨丽娟追星悲剧的心理切片》正是这样的切题之作（4月4日《中国青年报》）。
　　
　　杨丽娟从香港回到兰州，兰州媒体只是轻描淡写报道其母女返兰消息，一改前些时日的狂热气氛。最早披露这一事件的兰州某媒体，刊发了“健康追星倡议书”之后，就再未做任何跟进报道（4月2日中国新闻网）。从广州返回兰州时随行“记者团”多达10余人，但到杨家母女要赴京再去香港时，身边的记者只剩了两人；杨丽娟得到好心人的资助，再次赴港的理由，也成了“把爸爸接回来”，而不是再会刘德华：这样的清醒，无疑得益于公众与媒体的良知与责任。网民一开始就从杨家三人的表现中，感觉到他们行为与心理极不正常，媒体对杨家旧事的追踪，以及来自杨家邻居与旧友的访谈，更印证了这样的猜测，“追星”这样一个娱乐性的话题，终于变得沉重和苦涩起来。
　　
　　要知道，如果仅仅是“追星”，追到夜不成寐、茶饭不香是一种追，追到十三年不读书、不工作、不谈婚论嫁，又何尝不是一种追？只要这里面没有行为的异样与心理的反常，没有损及社会、伤及邻居、累及家人，都当视作一种个人的选择，理应得到理解与尊重。如果仅仅是“追星”，买满屋子的海报是一种追，买天价的入场券是一种追，卖掉房子跟着明星的演出路线走也是一种追……要是杨家有足够的家财，杨丽娟的“追星”，充其量只是轶事、趣事，甚至会是雅事。问题恰恰是杨丽娟的“追星”和父母所给予的支持，有着太多行为的异样与心理的反常。特别遗憾的是，早在两年前，杨父要为女儿“追星”而卖肾的时候，就有心理医生注意到杨丽娟，并且走进了杨家，发现了异常。但此后的公众在媒体的引导下，依然一如既往地视之为“追星”闹剧，依然热衷于制造闹剧，依然乐于引导公众乐呵呵地看这场热闹。直到杨父滔海而亡，许多乐开了的嘴，才惊愕得久久合不拢来。即便如此了，依然还有媒体要将下文继续当作“追星”的戏来唱，用有些网民激愤的话说，只要杨母没死，杨丽娟没死，这个戏就不会完。因此，在追究谁制造了“追星悲剧”的时候，媒体难辞其咎。
　　
　　现在有充分的迹象可以证明，杨丽娟遭遇的，并非“追星悲剧”；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也不是如何“理智追星”。因为就“追星”而言，从无星可追，到群星乱追，无论怎么说，都该是时代走向开放、生活趋于多样的一种进步。没有理由就因一个杨丽娟，将“追星族”妖魔化。看起来杨丽娟是“追星”追到家破人亡，其实，真要是行为异样，不“追星”可以追别的；真要是心理反常，不迷刘德华会迷别人。所以说，杨丽娟的家破人亡，其实与追星无关，与杨德华无关。真正有关的，很可能是公众如何对待精神疾病不断增多的现实；如何及时发现抑郁症、妄想症之类的患者，并及时给予正确有效的疗救；尤其是当整个家庭陷入精神疾病的泥淖无以自拔的时候，如何能及时得到社会正确的呵护与救助，而不是以同情的名义推波助澜。要知道，目前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超过了心血管疾病，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2月25日《中国青年报》）。而当年制造石家庄特大爆炸案的靳如超，去年制造汉阴特大凶杀案的邱兴华，都曾被怀疑是有心理疾病的。如果误将这样明显的“钟情狂想症”和近似全家催眠的“家庭共病”现象简单地视作“追星”闹剧，对真正的精神病痛，整个社会的神经末梢表现极度的感觉迟钝，则不仅杨父滔海的悲剧难免重演，很难预料会不会酿出更大的祸患。
　　
　　当务之急，是如何尽早给杨家母女以应有的心理干预，进而建立社会的心理干预机制，媒体下一步怎么做，则应该得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的指导。一个合理的社会，要解决的首先是温饱，没有比解决温饱更重要的民生；再要解决的，就该是生理疾病的医疗保障，要保证头痛脑热不愁没钱治；而再进一步，就是更高境界的民生，就要体现在心理健康的关怀上。没有人心理和谐，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这才是杨丽娟“追星悲剧”，给我们整个社会应有的启示。
[稿源：红网]
[作者：慕毅飞]
[编辑：潇湘行]

事实真相终于被揭开了，当初没有一个人响应俺让俺有点寒心。

这个女孩不谈也罢。。。

社会畸形

没感觉这是个悲剧，只觉得是个超级神经的超级闹剧而已

选稿:项凌  来源:东方网  作者:钱夙伟      2007年4月9日 08:49

疯恋刘德华的甘肃兰州女狂迷杨丽娟，日前偕母亲抵港处理父亲后事，昨日又展开疯狂的侵“华”之旅，她们甚至踩上华仔寓所求见偶像，结果徒劳无功。大批传媒闻风而至，令华仔寓所外，排了长长的车龙。由于母女俩大闹现场，最后要出动警方介入，闹剧才暂告一段落。（4月8日《成都商报》）

　　杨丽娟的追星，已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如此走火入魔，显然已形成为心理障碍。杨丽娟要摆脱长达13年的痴迷状态，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当务之急是心理的疗救，而不是与偶像单独见上一面，这其实于媒体来说，是很清楚的。
　　因此，对于此番杨丽娟抵港处理其父后事，媒体理应淡化乃至冷处理，千万不能再为杨丽娟的追星推波助澜，让杨丽娟从无人理睬中，悟出社会对这种疯狂的怨烦，至少也自觉无趣，从而促使其尽快地主动地接受心理的治疗。

　　然而，媒体却依然表现出过度的“热情”，即使杨丽娟到快餐店买东西吃，也有大批传媒追访，继续营造了一种让杨丽娟“人来疯”的氛围，让她误以为自己见偶像一面的要求，因为处于媒体的聚焦之下而有可能实现，从而痴心不改。

　　其实，从杨丽娟一人的追星，到全家的不可自拔，尤其是其父母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卖肾，来满足女儿的疯狂，其父自杀后的遗愿，竟然仍是让女儿见偶像一面，这一悲剧的逐步升级，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譬如，其父去年写“请愿书”，“泣泪”向华仔“请愿”见女儿一面，全国许多所谓城市强势媒体居然一起刊发，媒体对这个家庭的误导，显而易见。

　　实际上，广而言之，一定程度上，即使是最初追星族的形成，媒体也难辞其咎。这些年来，过份的甚至荒唐的炒作明星，对于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给以火上浇油般的影响。而一再出现的追星悲剧，可以说正是媒体对明星无度炒作的恶果。

　　媒体无论是炒作明星，还是对疯狂追星的炒作，都是出于眼球经济的目的，利益的驱使，使媒体几乎同样处于疯狂之中。譬如对于杨丽娟的报道，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智。杨丽娟们固然是处于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病态之中，但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足以让人铤而走险，对利润的追逐，让媒体同样是身不由已地疯狂。

　　因此，拯救杨丽娟，还得先拯救媒体，摆脱疯狂，首先还需要从媒体做起。否则，在宝贵的媒体资源被白白糟蹋的同时，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也必将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害。而“社会公器”一旦失去价值判断的准心，公众的认知将陷于混乱之中，杨丽娟们又如何去恢复自己的清醒。

一群喜欢看傻子的傻冒跟着一个蛋白质瞎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