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学生被取消资助资格续：1人竟是副局长女儿

2007年08月24日08:44  来源：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知感恩被取消受助资格，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议论。昨日（23日）下午，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唐开华回应称，将恢复对上述贫困生的资助。

　　唐开华认为，资助者想了解受助对象的生活、学习情况，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工会和资助者并不是需要什么回报，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这样一种感恩心态。

　　唐开华表示，此事网上争议颇多，但不会影响襄樊市总工会继续开展助学活动。襄樊市总工会将尽快找到热心企业或个人，资助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学生完成学业。

　　受助者不愿与资助者沟通，并非个别现象。建行省分行尊师重教联合会连续12年资助了近600名贫困大学生。该联合会昨称，他们曾明确要求受助者毕业后告知去向，但至今有60％的受助者连这一小小的要求都未能做到。（记者韦忠南 钟楠 姜宗俊 通讯员王剑）

[ 本帖最后由 meteorobs 于 2007-8-27 19:10 编辑 ]

2007年08月23日10:01  来源：《广州日报》

郭之纯


在湖北襄樊市，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对资助者态度冷漠，缺乏起码的感恩之心”，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楚天都市报》8月22日）。

　　虽然受到资助者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谢意，于情于理都很应该。但如果只因缺乏感恩举止,抑或不愿意或不善于表达，已经被承诺的资助便能轻易地被中断、取消吗？即便那些贫困生确实“无情”，资助者就该以牙还牙地报以“无情”么？

　　贫困大学生之所以接受资助，是因为经济状况不佳，需要帮助才能渡过难关，而决不该是因为他们善于对资助者“摇尾乞怜”；我想，企业家之所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也是为了体现社会责任、财富伦理，绝不是将此作为赢取感恩之情的手段。可如果仅仅因为受助者不曾主动表达感恩就将资助中止，这算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要挟”。附加道德要挟的慈善，难称真慈善。授人玫瑰，手有余香，资助他人应该追求内心的满足逸然，如果以提供资助的方式向别人索求感恩，得不到便停止资助，这资助显然有“嗟来之食”的味道。

　　恕我直言，以这种心态搞慈善，几乎就是一种“为富假仁”。“为富假仁”者以施舍自骄，实已接近羞辱。这种携恩要挟对富人形象、财富伦理、社会阶层关系等方面的破坏力也非常巨大。

　　给些捐助便附加一些条件，可曾考虑贫困学生们的内心感受？可曾考虑到这对他们的脆弱自尊意味着什么？

　　当然，以捐助财富的方式为自己赢得名声无可厚非。不过，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资助就要换回感恩”的逻辑虽有毫厘之差，却有千里之谬。

　　当然，这种情况谁也不希望发生。但无论如何，附加道德要挟的慈善总是不那么纯粹，似乎有些虚伪。个中弊端，有待大家认真论证，小心警惕。

（责任编辑：闫妍）

俺发过了哈。

那我就接接过老大的接力棒，发一些老大没发过的精彩评论吧

刚才及时更新了标题新闻。。

[ 本帖最后由 meteorobs 于 2007-8-25 18:57 编辑 ]

来源：齐鲁晚报   日期：2007-8-23   作者：尹保山

湖北襄樊市的１９位女企业家与２２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４年内每人每年资助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不等。但是，受助一年多来，其中５名大学生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这５名大学生由此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许多网友认为，他们缺乏起码的感恩之心（详见今日本报Ｂ４版）。
　
　一直以来，一些捐助人对受助者往往抱有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我的钱，就应该经常给我写信汇报近况，否则就是不尊重我；他接受了我的助学款，就要心里永远想着我，否则就是没有感恩之心。毫不客气地说，类似要求受助者作出种种承诺的行为，实质是对受助者进行“道德绑架”。
　
　受助者为什么一定要对捐助者报恩？要知道，受助者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接受捐助后不对捐助者作出某种承诺，并不意味着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受助者难道不能通过回报社会，表达感恩之心吗？
　
　某些持狭隘“报恩”想法的捐助者，往往视受助者为“附属人”，就像用钱买了受助者的感情一样，所以给受助者平添了许多义务。其实，“报恩”心理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古时捐资助学，多为乡村邻里之间互相资助，以期日后考取功名，为乡村邻里博得名望和利益。所以捐资者必然会给受助者灌输知恩图报的概念。
　
　如今的时代显然与以往不同了，旧的慈善伦理已显得不合时宜。实际上，“一对一”的慈善捐助已经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思，有专家建议摒弃因为对象明确而给受助者带来道德负担的“一对一”捐助。与此同时，更为现代的慈善伦理则逐步得到认可，那就是抛弃个人之间的捐助，改由专门机构集体运作慈善。
　
　慈善在西方国家被视为珍贵情怀与高尚行为。最初的慈善含有受助者对施主的依附性含义，为了突破这种局限，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探寻从“救助个人”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之路。通过社会机构运作慈善，使捐助变为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救助某个个人，受助者与捐助者均坦然接受互不见面的慈善方式。从“个人—个人”到“个人—社会—个人—社会”，西方慈善伦理实现了从“个人救助”到“社会责任”的完美“转身”，显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慈善捐助引发的纠纷，应该引起我们对重构慈善伦理的思考。对受助者不再进行“道德绑架”，于捐助者而言免了无所谓的道德焦虑，于受助者而言少了道德负担。在以“慈善作为社会责任”的观念引导下，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没有个人纠纷，只有强者对弱者的社会责任，慈善之路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2007年8月25日 10:49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晓善  选稿:笪珪如

连日来，关于湖北贫困大学生不懂感恩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报道称，湖北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主办方宣布：5名受助过一年的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因为他们一年多来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在回应记者对此事的看法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民间资助可以改变单纯给予的方式———比如变成某种契约的形式，在契约中加入受资助学生每年写几封信报告学习生活情况、报告成绩单以及经费使用情况，如果没有报告将停止资助。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建议，似乎契合了很多人对于慈善的看法。就在这则新闻出现的同一时段，另外一条消息值得玩味：从现在开始，河南省接受慈善助学基金资助的学生将签订道德协议，工作之后自愿捐赠不少于受资助额的善款。是的，对于受助贫困大学生缺乏感恩之心，很多人觉得惋惜之余不免生出心灰意冷之意。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像河南这样，对受助贫困学生设置条条框框、要求一定的回报，也在所难免。然而，在笔者看来，当人们谴责这些受助大学生不懂感恩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些没有面对公众的学生内心真正的感受。

　　诚然，笔者无法直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但就表面现象推理一二。最令人伤感的一种可能是，这些孩子的确心无感激、道德感匮乏。那么，是什么让现代的大学生高学历却低素质？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贫困有时会让人性中温暖的部分丧失，这些受助的孩子，当他们在各种受助场合都要表现出谦恭、卑微、感谢、感恩甚至感激涕零的姿态时，资助方的成就感、道德感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受助者内心的温暖与阳光或许就此无影无踪。

　　对于贫困的过去，人们乐于在成功时当做曲折人生的资本、成就传奇的彩色注脚被一再提及。而大多平凡甚至平庸的贫困者，谁希望永远活在被人怜悯的目光中?当社会一再要求受助者回馈资助者乃至回报社会，那么，救助便成为一种类似贷款式的契约关系，又如何叫人心存感激呢？试问，哪一个贷款者会在每月还银行钱的时候感恩银行的放贷。当反感的情绪滋生，逃避可能是最为常见的方式。

　　当慈善被理解为一种施爱与回报式的互动游戏，慈善事业真正的魅力就在消退，那种大爱无形、润物无声的特质蜕变为一道投入产出算数题，便消解了慈善能够给予人类最美好、最伟大的力量。有人说过，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解决的问题。慈善是什么，它不是一次金钱的简单付出，它更不该是施善者寻找自我成就感的通道。在我们不断提醒受助者心怀感恩时，是否也需要为施善者上一堂慈善真正含义的课？慈善行为传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这本身就是给予施善者最好的回报，真正的慈善家又何须非要听到那一声声的“谢谢”。

　　慈善的目的很简单：有人需要帮助并得到帮助。慈善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为慈善卸掉那些所谓回报、感恩的包袱，让慈善回归纯粹，施善者会更加快乐，而受助者在没有目光注视、道德衡量的松弛状态下，才可能回归一个原本的人，不丧失人性之初的善良之心、感恩之心。

2007-8-23 1:26:33三秦都市报

  湖北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由于对资助者态度冷漠，缺乏起码的感恩之心，今年被取消了再次受助的资格。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称，部分贫困生心理上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缺乏一种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相关报道见A11版）
    这样的事情令人十分心酸。本来好心人出于善心资助贫困大学生是件好事，但是没有想到，在受助一年多后，事情竟然到了这般地步，捐助者不愿再资助，大学生也失去了受助的资格。

    一切都是感恩惹的祸。但是无论如何，不懂得感恩能成为取消其受助资格的理由吗？他们本来就是生活中的弱者，相比而言，他们更需要帮助，不仅需要钱财上的帮助，也需要精神上的关怀，我们能否对他们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关怀和教育？

    是否资助一个贫困学生，首先要看的是他是不是真的家庭贫困、生活困难，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诚然，受助的大学生是否懂得感恩、是否品行良好，这很重要。但是既然这些贫困大学生不懂得感恩，那么最应该做的，不是取消受助资格的“惩罚”，因为这无助于他们心灵的改善，也会让他们陷入生活的困境，真正需要做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

    从另一方面讲，对资助者态度冷漠，没有给资助者写信表示感谢等等，这里面或许也是原因多多。如出身农村，缺乏必要的教育，心理上自卑心理太重，自尊心太强，在公开的捐助中心理、尊严上受到一定的伤害，感觉没有尊严面对资助者等等，这些都可能导致他们对资助者一段时间里较为冷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应该做的应该是针对问题，有目的性地帮助他们放平心态，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加强感恩等必要的教育，在良好的引导之下，让他们学会以正确的心态对待他人，学会感恩。

    而取消其受助资格，不仅无益于贫困生心理上的改善，也难以让他们在这种“惩罚”中就突然学会了感恩。而且，这对他们也是一种不小的伤害。本来他们的情况就需要社会的帮助和关怀，包括心理关怀和感恩教育等，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得到心理上的关怀和应有的教育，反而使得本来的资助也没有了。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是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戕害，更加不利于他们的学习成长，甚至可能在被戴上不懂感恩的“帽子”之后，伤害到他们本已脆弱的心灵。

    所以，对待他们，我们应该怀有一份宽容之心，面对这种感恩缺失的困境，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关怀和教育，而“惩罚”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让他们懂得感恩，反而可能伤害到他们，而这绝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07-08-24 09:00:01

最近，连串带有“负面”色彩的新闻，使“慈善”以一种与其本意不太相符的形象，形成公众关注和媒体热议的话题。7月下旬，重庆开县籍青年夏某，因从北大“弃学”而被捐助者起诉；8月初，罹患脑瘤的山西女孩小娟手术后“携款”回到山西老家，而没有按照与捐助组织者之间的口头约定，将所余10万善款转赠其他需要救助的人士，引发更大风波；8月22日，全国多家媒体报道，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知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资格。
    围绕上述事件，尤其是5名学生因“不知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资格，引发舆论激烈争论，一方以为既为慈善便不求回报，强求受助者感恩，实为对受助者的“道德绑架”；另一方则认为，知恩图报乃中华传统美德，也是慈善事业得以延续的基础。

    而若仔细分析前述引发争议的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慈善组织和救助渠道不够完善而导致的混乱之外，更大的争议产生于捐助与受助者双方对彼此权利义务的理解不同，而社会舆论也因理解不同而持有不同的观点。

    上述事件的共同特征，是在捐助者与受助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契约关系。尽管由于“慈善契约”的“签订”往往以默契为基础，使得双方在契约关系中的责权关系并未言明，但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默契，还是对此有相对清晰的界定，尤其是对于捐助者来说，自己付出的善心应该得到何种回报，始终都有相当明晰的预期。湖北襄樊女企业家们中止对5名“不知感恩”学生的资助，就可视为对其“违约”行为的处罚。

    我们以为，在这种“契约式慈善”关系中，捐助者要求受助者予以预期中的回报，是一种当然的权利，这不仅源于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文化传统，也是所有类似“一对一”、“面对面”式慈善捐助的必然要求。没有哪个针对特定个人的捐助者，会接受捐助者将善款用于与捐助初衷无关或相违的用途（如弃学经商），或对捐助者的善心完全无动于衷（如那5名“不知感恩”的学生）。对“白眼狼”的不满和怨怼，是基本人性使然，却未必是中国人特有的狭隘。

    问题或许在于，基于传统的“一对一”、“面对面”捐助关系的“契约式慈善”，是否适应现代社会慈善事业的宗旨和目标。

    作为工资（利润）、税收之外的“第三次分配”，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宗旨和目标，在于某一不特定人群的财富，以捐助的方式向另一不特定人群的自愿转移，以尽可能弥补一、二次分配造成的分配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下层人群打开阶层之间的“上升通道”。显然，这是一个比两个特定个体之间的“善心”、“怜悯”更大，也是传统“一对一”、“面对面”式的捐助所无法承载和完成的社会目标。只有通过高度社会化、组织化的慈善捐助行为，这样的宗旨和目标才能得以实现。而在这种高度社会化的慈善行动中，无论捐助者的善心，或受助者的回报，都是针对整体社会而言，而不是拘泥于两个特定的个体之间。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捐助者才可能以更超然的心态，在更宏观的视角下，对受助者的行为做出判断。

    将这样的理解落实于中国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再次尴尬地承认，中国的慈善事业仍然必须“两条线作战”。一方面，慈善组织的发育幼稚和公信力不足，使“希望工程”这样已经高度社会化的捐助活动，依然不得不回到传统的“面对面”捐助形式，证明组织化、社会化慈善事业在短时间内很难替代传统的捐助形式。而另一方面，现代“陌生人”社会中，特定却又陌生的个体之间的“慈善契约”，时刻都可能面临无法“履约”的尴尬。

    昨天(23日)有报道称，河南省慈善总会要求学生接受“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时，签订一份《道德协议书》，承诺大学毕业后“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这种将以往软性契约“硬化”的努力，或许在短期内能够减少表面的争论，但就长期而言，现代慈善事业的出路，还是在于社会化的方向。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理当具有自由人格的受助者而言，附加在慈善上的约束性条件还是越少越好。

2007年8月25日 10:49来源:工人日报  作者:晓善  选稿:笪珪如


　连日来，关于湖北贫困大学生不懂感恩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报道称，湖北襄樊市总工会、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行第九次“金秋助学”活动，主办方宣布：5名受助过一年的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因为他们一年多来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在回应记者对此事的看法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民间资助可以改变单纯给予的方式———比如变成某种契约的形式，在契约中加入受资助学生每年写几封信报告学习生活情况、报告成绩单以及经费使用情况，如果没有报告将停止资助。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建议，似乎契合了很多人对于慈善的看法。就在这则新闻出现的同一时段，另外一条消息值得玩味：从现在开始，河南省接受慈善助学基金资助的学生将签订道德协议，工作之后自愿捐赠不少于受资助额的善款。是的，对于受助贫困大学生缺乏感恩之心，很多人觉得惋惜之余不免生出心灰意冷之意。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像河南这样，对受助贫困学生设置条条框框、要求一定的回报，也在所难免。然而，在笔者看来，当人们谴责这些受助大学生不懂感恩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些没有面对公众的学生内心真正的感受。

　　诚然，笔者无法直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但就表面现象推理一二。最令人伤感的一种可能是，这些孩子的确心无感激、道德感匮乏。那么，是什么让现代的大学生高学历却低素质？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贫困有时会让人性中温暖的部分丧失，这些受助的孩子，当他们在各种受助场合都要表现出谦恭、卑微、感谢、感恩甚至感激涕零的姿态时，资助方的成就感、道德感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受助者内心的温暖与阳光或许就此无影无踪。

　　对于贫困的过去，人们乐于在成功时当做曲折人生的资本、成就传奇的彩色注脚被一再提及。而大多平凡甚至平庸的贫困者，谁希望永远活在被人怜悯的目光中?当社会一再要求受助者回馈资助者乃至回报社会，那么，救助便成为一种类似贷款式的契约关系，又如何叫人心存感激呢？试问，哪一个贷款者会在每月还银行钱的时候感恩银行的放贷。当反感的情绪滋生，逃避可能是最为常见的方式。

　　当慈善被理解为一种施爱与回报式的互动游戏，慈善事业真正的魅力就在消退，那种大爱无形、润物无声的特质蜕变为一道投入产出算数题，便消解了慈善能够给予人类最美好、最伟大的力量。有人说过，能用钱解决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解决的问题。慈善是什么，它不是一次金钱的简单付出，它更不该是施善者寻找自我成就感的通道。在我们不断提醒受助者心怀感恩时，是否也需要为施善者上一堂慈善真正含义的课？慈善行为传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这本身就是给予施善者最好的回报，真正的慈善家又何须非要听到那一声声的“谢谢”。

　　慈善的目的很简单：有人需要帮助并得到帮助。慈善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为慈善卸掉那些所谓回报、感恩的包袱，让慈善回归纯粹，施善者会更加快乐，而受助者在没有目光注视、道德衡量的松弛状态下，才可能回归一个原本的人，不丧失人性之初的善良之心、感恩之心。

虚伪的仁慈！就这么一点钱，一年一千而已。

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

2007年08月25日03:52 成都商报　

本报讯 湖北襄樊市近日有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被资助者取消受助资格。记者调查发现，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大学生父亲是当地某局的副局长。其是否属于贫困家庭、以及襄樊市总工会对贫困学生的审查程序引发质疑。

副局屋中家具一应俱全


记者获悉，在重庆读大学的杨某也被暂时中断了资助。经了解，杨某的妈妈是樊城区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当地一环卫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与杨某父母相识，其表示杨某的父亲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


前日下午，该局一位工作人员称，副局长开会去了，他家住在樊城区区委大院里。记者随后来到杨某家，打开房门的是一个高个女孩。开始她称自己是这家人的亲戚，随后才承认自己就是杨某。从门外看去，屋内彩电、沙发等家具一应俱全。杨某随后在走廊里接受了采访。


“不好意思”联系资助方


杨某表示，她似乎记不清楚去年是怎么被确定为贫困生的，好像是妈妈听说市总工会组织了一个活动，给考上一类大学、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的学生一笔“赞助”。她就填了个表交上去，究竟交给哪里的也不太清楚。后来她就被通知去市总工会接受“赞助”。


杨某称，一开始没觉得什么，可后来心里就越来越不舒服了，总觉得欠了对方什么。她承认，整整一年她既没给对方打过电话，也没发过短信或写过信，虽然她有对方的联系电话，但觉得不好意思。


提申请是为家里减轻负担


杨某说，她的家境不富裕，爸爸每月工资1000多元，不到2000元，妈妈也就1000元左右，“不吃不喝一年就是1万4千元钱，自己每月在学校花费要800多元”。


杨某称，对方资助的1000多元钱对她上学帮助不大，要不要都无所谓。当初之所以写申请，想着反正能为爸妈减少点负担。工会也没派人来家里考察过他家的经济情况。


杨某说，一开始不愿接受记者采访，就是因为她有个当副局长的爸爸。当时她写资助申请时，爸爸不赞成，后来妈妈坚持，他就同意了。“我爸虽然是副局长，钱也是辛辛苦苦挣的。怎样才算真正的贫困，是怎样的标准呢？”


- 说法


本报讯 前晚，杨某母亲解芬然自称身体不好，一直在环卫部门打零工，每月600多元钱工资。记者在解芬然所在的环卫所办公室的墙上，看到她的名字仍在工作人员名录上，且比较靠前。


解芬然说，去年上半年，她所在的环卫所负责人让她填一个申请表，说是资助当年考上一类大学的学生，她拿过来就填了。去年8月，她到市总工会去开会，才确定钱是女企业家出的，是为了资助优秀的贫困生。当时她想，丈夫杨洪圣虽然是副局长，可自己做零工，收入不是很稳定，所以就收了钱。几个月后，丈夫知道了此事，就说她胡搞。解芬然就把钱交给了所里的人。


樊城区城管局党组书记梁书记昨日表示，杨洪圣家申请资助，没有通过组织，可能是从其妻子所在的环卫所申请的。梁书记称，杨洪圣月收入是1200元到1300元，杨洪圣和妻子都是工薪阶层，在襄樊属于中等收入家庭。


据了解，杨某的申请是通过樊城区总工会、樊城区环卫所总工会报上来的。


樊城区总工会的副主席刘荣称，每年市总工会开展助学活动时，就会给每个区分下资助指标。去年市里给了该区一个指标，考虑到城管战线工作人员收入较低，所以区总工会就把指标给了城管局。当时该区有两名学生考上了一类重点大学，其中一个就是杨洪圣的女儿，于是把杨同学确定为受助者，而另一个由区里找企业资助。


刘荣进一步解释，当年究竟该不该资助杨洪圣一家，大家也有争议。在襄樊市，杨洪圣家并不贫困，但在城管系统里就属于贫困的了，“这要看跟哪个地方比”。她本着为本区市民谋福利的原则，“分下来的资助名额当然要用”，而且这样可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区里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多出优秀学生。她说，当时只有两个人考上一类重点大学，再加上没有其他人争这名额，一个就从市里得资助、一个就从区里得资助，没什么不合理的。


调查：资助申请表副局变“下岗”


本报讯 前日，资助杨某的襄樊市白鹤实业公司党委书记马建先，听说对方的爸爸是副局长，马建先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同时，马建先对市总工会把这样的学生纳入贫困生行列，很迷惑。


昨日下午3时许，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龄从柜子里顺利地找到了杨某的那份资料，包括申请表、杨某及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但没有杨洪圣的身份证复印件。而申请表上的内容令人吃惊：母亲月收入200元，家庭月总收入600元，特别是有个情况说明令人目瞪口呆：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上面还清清楚楚地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樊城区第三环卫所工会！


副局长变成了下岗工，就连周华龄都感到吃惊。她称，市总工会是要给区总工会分指标，而且委托区总工会将贫困大学生的资料递上来，委托对方审查贫困生资格。报上来的资料，要有下岗证、低保证、身份证，如果没有，就要让单位出个证明。杨某的申请，因为有单位的证明，所以就没让对方拿下岗证、低保证了。她表示将追查此事。


周华龄说，她将立即把那笔“存”在樊城区城管局工会里的钱，通过区总工会追回来，真正用在贫困大学生的身上。他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改进，对每一个贫困大学生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2007年08月26日00:28 　 红网

湖北襄樊市近日有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被资助者取消受助资格。记者调查发现，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大学生父亲是当地某局的副局长。其是否属于贫困家庭、以及襄樊市总工会对贫困学生的审查程序引发质疑。(8月25日《成都商报》)

笔者对日前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的报道，曾提出过质疑，因为那个报道通篇以资助者和主办方的有关情况，亮出他们的观点，而对受助的贫困学生并没有采访，让我不清楚受助贫困生究竟是什么想法。现在，记者的深入采访，果真遇到了特殊情况，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副局长的女儿杨某救助申请表上写着：母亲月收入200元，家庭月总收入600元，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上面还清清楚楚地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樊城区第三环卫所工会。副局长变成了下岗工，副局长的女儿自然被当成贫困生，出现这样的怪事，怎不让人吃惊！？

问题是，如果不是记者深入调查揭开真相，恐怕连主办方襄樊市总工会依然蒙在鼓里，如果杨某向资助者道谢，恐怕副局长的女儿仍然会被当成贫困生受到资助。那么，为什么当初没有被组织方发现？在确认贫困生资格时，襄樊市总工会作为组织方是怎么把关的？再进一步说，在受助的贫困生中，杨某仅是个特例吗？

据了解，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助学活动基本程序是，市总工会给区总工会分指标，委托区总工会审查贫困生资格，上报贫困大学生的资料。报上来的资料，要有下岗证、低保证、身份证，如果没有，就要让单位出个证明。杨某的申请，因为有单位的证明，所以就没让对方拿下岗证、低保证了。由此可见，杨某混进贫困生这件荒唐事，表面看，是区总工会审查不严，其实更关键的的问题在于市总工会“分指标”，贫困救助分指标，无异于把扶贫济困当成一种福利，当贫困救助成为一种福利时，善款也就成了众人想吃的唐僧肉，不排除个别人员拿善良人的善款去送人情，善款未必能用到最需要救助的贫困者。

值得注意的是，而这样“分指标”在当下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办法，朋友的单位干部工资最低也在1000元以上，但每年都有一个“贫困家庭”资助指标，于是大家就轮流领这笔钱请客吃饭。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说，很多高校对贫困生的名额是分配的，所以很普遍的想法是不拿白不拿，而且有时候有些真正的贫困生因为某些原因，也从没提出过申请，而有个同学的家庭属于长三角某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可是他也是贫困生，领着助学金。

回过头来看，襄樊市助学出现的这场风波，既伤了捐助者的心，也损害了受助人的人格，更伤了广大善良的网民的情感。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如果其中有一环认真地核实都能发现问题的，所以，对相关责任者问责是应该的，但更关键的是“分指标”的救助机制在起作用。如果不改变“分指标”的救助机制，就不会起到治本的作用，此类现象也必然会重演。襄樊市助学这场风波，怎么收场，谁来收场，我们拟目以待。

[稿源：红网]

[作者：董宏达]

【2007.08.27 10:04】　来源：天涯论坛   作者：可兰人


　之前媒体报道，湖北襄樊5名大学生被取消赞助是因为他们没有感恩的心，一年来从没跟资助者写过一封感谢信，打个一个感谢电话。虽然说“大恩不言谢”“施恩不望报”，但是从资助者的角度来说，我把辛苦挣的钱给你读书，虽然是我自愿的，但总还是希望能听到一声谢谢的。那怕是听不到谢谢，打个电话，写封信拉拉家常也好，最少表示你知道是谁在资助你，咱心理也舒服些。再说句不客气的话，给点饭狗吃，狗都知道摇尾巴呢，何况是知书达理受过礼仪教育的大学生？

　　当然，也有人说贫困大学生都是自卑而又过乎维护自尊的，可能是觉得不好意思。而且感恩不应该表现在嘴皮子上，而应该在实际行动上，或许以后有能力了，会十倍百倍的偿还给资助者和社会。这些姑且不论，毕竟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心理还是有些不自在的，以此为生乞丐除外。但是，今天看到的后续报道却让我瞠目结舌。

　　五名受资助的大学生中，有一个竟然是襄樊城管局的副局长的女儿！

　　其实我委实不该惊讶的。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属于贫困一族，各种贷款、减免学费啥的事情也是争取和参与者之一。对于其中的猫腻还是了解一二的。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贫困生，大家心知肚明。可我一直以来都只是以为混杂其中的，最多不过是一些工薪阶层的子女罢了，虽然相对于咱们农民家庭要相对富裕一些，但是支撑大学生四年费用还是蛮辛苦的，争取点赞助以减轻压力无可厚非。可没想到连堂堂襄樊市城管局副局长的女儿也申请贫困资助，我只能说是无耻。

　　是的，无耻。

　　有人称该局长能接受区区千元的资助，最少说明他是个清官，没有接受多少贿赂和贪污，不然不会看中这么点钱，所以应该继续资助。这个畸形的社会已经把民众的思想彻底扭曲，是否清官竟然要靠贪污多少判定，霸占了原本属于真正贫困生的资助款，完全可以说该行为是一种贪污。是否以后的贪官污吏在法庭辩解的时候可以据理力争：我是清官，工资少，不得不贪。高薪养廉看来果然、肯定、非常的必要啊。

　　其实，说起来，我这榆木脑袋也是满想不开的。千来块钱真的就值得堂堂城管局副局长一家如此争取么？竟然在申请表上将副局长“下岗”，将区委大院的房子填成“无房”，将月收入2000该成600，将满屋彩电冰箱空调沙发硬说是家徒四壁。要说收入，该副局长一家在襄樊绝对属于中上收入家庭，还不包括城管的灰色收入，不要告诉我城管副局长没有灰色收入，那真是个不好笑的笑话。看该局长的女儿在大学里一个月最少需800元的消费就知道，他们有钱。能让有钱有势有地位的副局长一家撒下这么大的弥天大谎，仅仅只是为了女儿的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能说是因为副局长是清官，而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是一伙贪得无厌雁过拔毛的家伙。

　　“我爸虽然是副局长，钱也是辛辛苦苦挣的。怎样才算真正的贫困，是怎样的标准呢？”看到该大学生杨津的这句话，我笑了。TMD太有意思了，一个市城管局副局长的女儿竟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怎样才算真正的贫困？杨津您简直是我们贫困生的代言人！杨津的数学不好，“爸爸每月工资1000多元，不到2000元，妈妈也就1000元左右，不吃不喝一年就是1万4千元钱”，这不是你杨局长的错，要怪也只能怪她的数学老师。可您杨局长没让杨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贫困，这就是你的不该了。想我中国城管，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街头巷尾捕抓影响市容的小商小贩，您堂堂城管局副局长怎么能不知道什么是贫困，您又怎么能不让你女儿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贫困？我想，您应该一定肯定在杨津小时候，抱着她，指着被抓的小贩说：“乖宝宝，好好读书，不然以后长大了就只能像他们一样当小贩。” 可您的教育真的没水平，您女儿考上大学不单忘记老师传授的知识，也忘记了您的辛苦教诲。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杨津这孩儿其实挺孝顺的，杨局长您应该感到欣慰。知道您的钱来得不容易，要忍受欺压小商小贩的痛苦和良心的不安，所以那怕将您“下岗”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个月的生活费，虽然不是通过勤工俭学社会实践所得，可也是通过非一般的手段而来，非常不容易啊！您女儿这么期望你下岗，这么想为您分忧解难，我看您是不是应该满足您女儿的期望，不要辜负她的理想，下岗算了？

2007年08月26日 07:30:00 　来源：新京报

湖北襄樊市近日有5名贫困大学生因“不感恩”，被资助者取消受助资格。记者调查发现，一名被取消受助资格的大学生的父亲，是当地城管局副局长。

    之所以城管局副局长的孩子报虚假材料接受资助，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到底是委托的中介机构主导资助，还是由资助者本人主导资助？如果是由资助者本人主导，那么，这一问题就可能会避免。

    2003年7月，笔者在西安做记者期间，曾参与了对一些高考贫困生的资助。当时，记者根据求助热线，对当地一些贫困生进行了报道，公布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由资助者自己决定资助。有一位在西安旅游的深圳商人孙先生，在看到一期报道后，就决定资助其中一名贫困生。

    但是，孙先生一定要亲自去资助者家中看看。当他到达这位资助者家里，发现她的确贫困时，便资助了她，并鼓励她好好学习，有困难还可以和他联系。事后孙先生告诉我说，他决定亲自上门，就是担心受助者家的情况不真实，而走了这么一趟，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孙先生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钱资助给真正需要这笔钱的人，他选择了实际考察，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是否需要受助者“感恩”，也只能取决于资助者本人的意愿，而不能强迫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受委托的中介机构可以为此而牵线搭桥，但却没有权力“包办”，这种“包办”的结果是，因为其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导致一些不真实的资助。

    不少受助者，在情感上容易自卑，这往往会导致他们的行为处于被动。这时，如果资助者仅凭书面材料就资助，而缺乏与受助者感情上的主动沟通，那么，一方对另一方的平等资助关系，就容易被扭曲。资助方既难做到把对贫困生的资助，化为感情上的温暖，从而发自肺腑，也会因对受助者心存怀疑，而可能会提一些有悖平等关系的要求。

    正因如此，我觉得，在受助者成了城管局副局长女儿这件事上，除了当事人，资助者和受委托资助的中介机构，也都有反思的必要。(北京职员 薛亚波)

大叔搜索新闻的能力实在是强悍啊。。。

2007年08月26日06:56来源：长江商报

城管副局长退还助学款

　　《襄樊贫困大学生被终止资助真相》后续

　　襄樊市总工会致歉并表示将彻查造假事件、严处相关责任人

　　襄樊贫困大学生被终止资助事件再起波澜，一名受助女大学生的父亲竟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母亲也是环卫所合同工(本报昨日曾报道)。

这样的“贫困生”是如何被认定的？事件背后有着怎样的教训？

　　昨日，襄樊市总工会成立调查组，对该事件中女大学士杨敏(化名)去年的受助资格及相关部门的资格认定过程展开调查。

　　当日下午，襄樊市总工会责成樊城区城管局工会，将当事人退回的1000元善款送交爱心企业家马建先手中。该市总工会副主席唐开华代表工会向马表示歉意，感谢她对爱心助学活动的支持，希望她能继续支持这项活动。

　　

　　■调查

　　副局长女儿为何评上贫困生

　　樊城区城管局

　　为不浪费名额勉强推荐

　　前日深夜，得知事件又起波澜，本报三名记者于昨日凌晨两点启程，连夜驱车前往襄樊。早上6时40分，记者赶到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杨洪圣位于樊城区委大院的家。

　　这是一栋陈旧的机关宿舍楼。记者爬上6楼，防盗门关得严严实实，不论是按门铃还是敲门，室内均无人应答。记者多次致电杨洪圣及其妻子，两人也一直不接电话。

　　昨日上午8时，本报另一路记者来到襄樊市樊城区城管局。得知记者来意，二楼办公室一名男子称杨洪圣当天不值班，随后迅速锁门开车离开。记者多次拨打樊城区城管局局长李海峰的电话，对方没有接听。

　　9时30分许，记者终于联系上樊城区城管局党总支书记梁洪勇。据梁洪勇介绍，去年该区工会分配给城管战线两个资助名额，但该区城管系统当年并没有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为了不让两个名额浪费，就勉强推荐本系统两名考上一类本科的大学生，其中一名就是杨洪圣的女儿。

　　梁洪勇说：“杨洪圣虽然是副局长，但每月实际工资只有1200多元，还有每月1000元左右的津贴一直没有发，其爱人在城管局下面的环卫所工作，工资每月也只有几百元，生活并不宽裕。”

　　樊城区第三环卫所

　　说她是贫困生有些勉强

　　昨日上午，记者多方寻找，在一个背街小巷寻找到杨敏母亲的工作单位——襄樊市樊城区第三环卫所。直到下午，经多方努力，记者才辗转联系上该所所长宋少敏。

　　宋确认，环卫所是城管局的二级单位。杨敏的父亲确实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杨洪圣，母亲解芬然不是临时工，而是合同工。解现在的每月工资加津贴，约有八九百元。

　　宋少敏说，该所有200多名职工，但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子女却少之又少。据宋回忆，近五六年来，考上正规大学的只有杨敏一个人，虽然他的父亲是城管局的领导，但考虑到她的母亲在基层工作也很辛苦，去年的时候，所里就让杨敏的母亲填了两份申请表格。

　　为了确保审批一次获得通过，在杨敏母亲月收入一栏填上了200元，家庭月总收入填了600元，所里还在推荐栏里填了“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

　　“说杨敏是贫困生是有些勉强，但是至少她够得上一本大学生的条件，我们这样填也是为了让她能顺利通过审批。”宋少敏说。

　　

　　■表态

　　襄樊市总工会将彻查造假事件

　　部分基层工会

　　审核资格太随意

　　原本外界对于慈善资助中该如何感恩的话题已逐渐进入尾声，一直因此事而被弄得焦头烂额的襄樊市总工会以为可以放松一下，随之而来被揭露“贫困生父亲是副局长”的消息再次让他们陷入被动。

　　“没想到事情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该部门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事态的发展已远远偏离该部门的预期，向着更恶劣的方向发展。

　　造假事件责任人将受处理

　　昨日，部分网友不仅对杨敏造假举动提出批评，还对工会组织在受助资格的审定工作提出质疑，这让襄樊市及樊城区各级工会组织感到巨大的压力。

　　昨日下午，襄樊市总工会会议室，来自樊城区总工会及部分单位的负责人，共同调查此次事件的源由。

　　该市总工会副主席唐开华说，“用作假手段骗取他人的爱心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这不仅伤害了他人，也对慈善事业带来极大伤害。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说，一定让该“虚假贫困生”此前的资助款退还给资助者。资助者可选择将该款项资助给其他的贫困生或者不再继续资助。并彻查此起造假事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原则上四类情况才能获资助

　　据介绍，按要求，只有符合以下四类情况才能获得助学资助：

　　第一、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家庭收入非常低，不能支付孩子上学学费的。

　　第二、单亲家庭孩子，父亲或母亲一个人收入不能供孩子读书的。

　　第三、家中有长期病人，需要大量花费医药费的。

　　第四、农民工子女，经济收入低下的。

　　　“除了这些基本条件，原则上还要是一类本科生，对于困难劳模和低保户也可适当资助。”唐开华说。

　　“虽然规定很具体，但由于没有量化标准，加上不同地区划贫困差异很大，因此部分基层工会审核贫困生受助资格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周华玲介绍，该市总工会进行爱心助学活动已有九年，共资助了数百名考上大学的贫困生，每年都会有几个不合标准的贫困生被刷下来。

　　部分基层单位忽视了公平性

　　对此，负责爱心助学的周华玲无奈地说，每年总工会都会下发文件，加强对于资助对象的要求，但部分基层单位或组织往往只重本单位职工利益，忽视了整个慈善工作的重要性和公平性，把关不严，审核不细。

　　周华玲说，去年，按该部门在组织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活动时，由各区总工会进行选送和核实贫困生的家庭情况，该市工会只按一定比例向各县市区分配名额。但是，该市樊城区总工会在该项工作中偷懒了，没有采取全面上报的方式，而是将名额分配到各个部门。

　　唐开华说，这种通过层层推荐的方式，从各县区、各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贫困生，这些推荐工作原则上都由各级工会完成。审核工作也由各单位工会组织和县区级工会负责，市总工会只对市里直接资助的贫困生进行审核，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基层推荐工作的随意性，留下隐患。

　　“因为每年涉及的贫困生较多，市总工会不可能一一去调查，只能委托下一级工会办理。”周华玲说，“这次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个教训，也暴露了下级工会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爱心助学为何还要设名额？

　　对于部分网友质疑的爱心助学为何还要设名额？周华玲解释称，该市共有三个县、四个区、和三个县级市，而每年从企业家筹集来的爱心款也只有一、二十万元，而全市每年的贫困生都有上千人，憎多粥少的现状只能给各个县区分配一定的名额，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贫富不均”的情况。

　　樊城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施红军说，该工会将尽快就此起事件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并从捐助体制上进一步推行谁推荐谁负责的制度，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反思

　　工会女干部担忧：9年助学成绩会否毁于此事？

　　此前，襄樊市总工会已开展“金秋助学”活动8年，共资助437名贫困生上大学，今年首次把农民工子女纳入资助范围。5年来，襄樊火车站每年拨出专款5万多元助学，累计资助107名贫困生上大学。

　　停捐和资料造假，将对助学活动带来怎样的影响？

　　昨日下午，虽是周末休息，襄樊市总工会数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内来回穿梭，脸上表情严肃。

　　宣教部一名女负责人心怀担忧：“事件被媒体广为传播，起初本来是引起社会的讨论，而造假事件给工会的爱心助学活动带来了信任危机，这么多年的行善积德，会不会因此功亏一篑？”

　　在与襄樊市总工会数名工作人员的交流中，记者发现他们都对此深为忧心。在负面评论满天飞的情形下，他们是否还会坚持已进行了两年的结对子形式？

　　昨日下午，唐开华坚定地表示，虽然此次事件对于总工会的助学活动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工会的助学活动一定还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除了推行更加阳光的捐赠和受助资格审核制度外，我们还会定期开展活动，促进捐助和受助双方交流。”

　　为了保证受助学生不因企业家的个人原因而失去受资助机会，该会将尝试资助接力活动，一个企业家的资助停了，更多的爱心人士接上来，绝不让任何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掉队。

　　■资助者马建先

　　“我以后要亲自审核家庭状况”

　　昨日下午，在襄樊市总工会的督办之下，樊城区城管局工会负责人将此前杨家返还的1000元资助金送还到了爱心企业家马建先的手中。

　　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唐开华致电马建先表示，总工会将从此次的事件中吸取教训，避免在今后的助学活动中避免此类的情况发生。在调查之后，将严肃处理问题的责任人。

　　去年8月，马建先在襄樊市总工会的“金秋助学活动”中，资助“贫困大学生”杨敏1000元，并承诺将对其持续帮助4年。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前日，被媒体披露，杨敏竟然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杨洪圣的女儿。

　　据了解，今年3月，杨敏家人就将1000元资助金返还到了樊城区城管局工会。但是，该局工会未将此情况向上级工会组织及时上报。而是“准备资助局里的其他困难人群”。

　　获悉真相后，马建先表示，“感觉我的爱心被人亵渎了，我们参与慈善事业，虽然捐助的钱不多，但是总是希望这些资金能帮助最需要的人。这次的事件不能不让人伤心。”

　　马建先称，这件事的解决目前还算圆满，她希望工会组织更多的应该从该事件中吸取教训，不要让更多的爱心人士伤心。

　　事后冷静下来，她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出现在工会在对资助人的家庭状况的审核上不够严谨，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以后工会组织一定要认真审核被资助人。她表示：“在今后的资助活动中，我要亲自对资助人的家庭状况进行审核。”

　　“这次事件之后，并不会影响我以后继续资助贫困大学生。”马建先表示，将继续用这些钱去帮助那些真正困难的人。

　　同时，她也呼吁社会，能正确认识慈善事业。不要因为一己的私利而辜负爱心人士的心意。

　　事件的另一方，杨敏一家人，目前已经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承受着巨大压力。“既然事情已经圆满解决，更多的是吸取教训，我也不想让孩子因此而身心受到大的伤害。”

　　本报特派记者　王维博　刘飞超　严星　发自襄樊

文/　李忠卿（中国网网友）

　　一个双职工家庭，父亲还是堂堂政府机关一局副局长，标标准准的国家公务员，论家庭收入怎么的也不可能列入贫困行列呀！那么，这名杨姓学生何以堂而皇之地成为贫困生呢？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申报、审批情况。

　　原来，襄樊市总工会曾组织了一个活动，给考上一类大学、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的学生一笔“赞助”。名额下达后，有关方面经过权衡，将杨某列为资助对象。为了确保审批一次获得通过，杨某的资料全部做了手脚，其申请表上的内容公开造假：母亲月收入200元，家庭月总收入600元，特别是有个情况说明令人目瞪口呆：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

　　副局长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下岗工人，可见，贫困生的资格并没有得到认真审查。这件事暴露出我们的社会捐助体系还存在许多积弊，一是资助贫困不宜给各单位下达指标，得到资助的应当优先农村贫困家庭，其次才是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二是对上报的资助对象，有关部门不能图省事，放任基层单位造假行为；三是在如何审查把关问题上，主管部门只要通过相关渠道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料想不会出现类似贫困生不贫困问题。

　　双职工家庭、副局长的子女成为贫困生，如此捐资助学活动意义何在？其受到伤害的不仅是那些真正急需资助的学生，而且还有那些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家。5名被资助者的受助资格虽然被取消了，但我觉得事情并未完结，对于杨姓一类的所谓“贫困生”，还应追回其已经资助到位的款项，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将所有贫困生逐一三堂会审，防止失实问题再度发生。

吉利集团也曾被忽悠：“贫困生”是领导之子

　　据现代快报报道　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位列第五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也曾经上过当：“穷孩子”摇身一变，原来是当地领导之子。所以当吉利决定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却要花上百万成本去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受助人。

　　从农村出来的李书福，对办教育情有独钟。2001年，李书福要求北京吉利大学创办宏志班。这个班级招收的对象是延安、遵义等革命老区的贫寒学子。对当地有关部门送来的学生，北京吉利大学并未怀疑，也未到学生家庭核实。

　　结果，虽然学生中大部分符合要求，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贫寒。有些学生学习不刻苦，却穿着奇装异服，配备手机，出手阔绰。更有甚者，有的学生竟然是当地某领导的子女。

　　浙江大学里的怪事：“贫困生”家长开宝马

　　据东方早报报道　浙江大学某学院学生李冲(化名)着装华丽，却在学校申报经济困难生时提供了家庭困难证明，因此顺利申请到了一个学年的贫困生补助2000元。

　　“家里穷，还穿这么好。”同学们对此颇有微词，而且这些怀疑在不久后成了现实——这位“贫困生”的父亲开着宝马车来学校看他。

　　绍兴文理学院学工部部长胡保卫认为，之所以出现贫困生“李鬼”，根本在于对是否具有贫困生资质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

　　

　　湖北等六省市试点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今年将在黑龙江、湖北、重庆、江苏、陕西、甘肃六省市进行试点，明年逐步在全国铺开。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被录取的大学生或在校大学生在户籍所有地的金融机构申请办理用于解决学费、生活费和路费等费用的信用贷款。它是近几年各地探索出的比较符合金融属性、具有商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助学贷款品种，在身份认定、信用约束等方面有突出优势，成为国家助学贷款的有机组成部分。

　　拖欠贷款名单公布后

　　百余大学生还贷80万

　　据北京晨报报道　记者近日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得到消息，自工商银行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公布拖欠助学贷款的1200余名学生名单之后，已经有百余欠贷大学生主动与工商银行联络，80万贷款已经顺利归还。

　　24日，记者发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债务公布的催收公告上，已将欠贷大学生的身份证号码予以部分隐藏，这些欠贷人的身份证号码后3位全是“×××”。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尽量保护大学生的隐私。“公告初期公布这些大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是为提醒他们及时还贷。因为有重名问题，不公布身份证号码，会产生误会。如今，公告已发布一段时间，当事人已看到了公告，所以隐去了一部。”

　　据介绍，自催收公告发布后，目前已有100多名多年没联系的欠贷大学生主动与银行联系，绝大多数表示要还贷，已有80余万元被拖欠贷款到账。还有部分学生表示暂时有困难，以后会偿还贷款。

行了，这种无聊的东西，不就是有钱么，捐助就让人感激涕零是不，
有钱人应该感恩社会，是社会给它财富的，问问有钱人如何感恩社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