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禁烟运动”蓄势待发

2007-08-27 09:17:56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在是否愿意劝阻别人吸烟的调查中，选择“愿意”与“不愿意”的被调查者比例相当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李瑞 记者张大诺发自北京 近日，卫生部专家组已经完成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正式递交国务院法制办，联席讨论会即将召开。在新的修订草案中，首次在立法原则上明确提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中国也向世界承诺，在3年之内，实现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中国是世界第一烟民大国，烟民数字超过3.5亿，在这场新的全面禁烟运动中，公众会给予充分支持吗？近日，《国际先驱导报》联合新浪网进行了网上调查。
  
  截止到8月22日零时，共有近四千人参加调查。其中，绝大部分参与者对“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采取支持态度，比例高达88.74%。北京的王先生说：“对奥运周期中的中国来说，全面禁烟不仅是对广大民众健康负责，更是一个国家的文明标志，当然应该支持。”

   但也有10.22%的人反对全面禁烟。河北的卫先生对《国际先驱导报》说：“吸烟是一个人的习惯和喜好，更是一个人的权利，对此过度干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对于“你是否会劝阻其他人在公共场所吸烟？”这个问题，44.57%的人选择“会”。黑龙江关先生说：“如果我的孩子在场，我会立刻劝阻别人吸烟，方式可以婉转些，比如我会说，小孩对烟不习惯，能不能不吸。”

   与此相对的，有41.1%的人则选择“不会”。合肥的江先生说：“公共场所吸烟属于个人行为，不方便干涉，如果干涉，也要有专人负责公共场所的禁烟，而不是我们来劝。”
  
  在“你认为中国禁烟的难点是什么”的问题上，排名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烟民缺乏自律，缺乏应有的公共道德意识（69.56%）；烟草是一大产业，禁烟会使国家经济受损（46.94%）；查处违规吸烟者难度较大（29.55%）。另外，有21.7%的人选择了“餐厅等经营场所怕禁烟会影响生意”。
  
  湖南的王先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中国，吸烟不仅是习惯，它几乎成为文化传统，有人认为烟酒不分家；或者认为烟是礼品，可以联络感情；有人认为吸烟是成熟的表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一时很难消除。另外，中国人整体生活质量不高，健康的生活观念没有真正形成，全面禁烟会很艰难。”

【声音】“禁烟就是和习惯势力作斗争”
                            ——专访卫生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课题组负责人崔小波

   立法禁烟的目的就是改变不吸烟者的弱势现状，使他们有权要求吸烟者停止吸烟行为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胡雪发自北京 在我国实现三年之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吸烟的习惯势力。”
  
  做以上回答的人是崔小波教授，他是参与起草和修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卫生部专家组成员。现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同时担任卫生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立法准备研究课题”负责人。

吸烟就是一种习惯势力

   崔小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吸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吸烟就是一种习惯势力。如何改变这样一种习惯，而且是上亿人的习惯，是最艰巨、最困难的问题。万事开头难，国家的立法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那么，这个开始意味着什么？

   崔小波说：“立法的实际目的，是要解决‘赋权’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改变不吸烟者的弱势现状，使不吸烟者有保护自己健康的权利，不吸烟者有权要求吸烟者停止吸烟行为。”显然，本报调查中41.1%的人选择“不会劝阻其他人在公共场合吸烟”的结果说明，很大一部分不吸烟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政府应用强制手段控烟

   我国的一位控烟专家说，她曾经在电梯上制止一位吸烟者吸烟，结果遭到对方责骂。这种冲突是一种文化层次的冲突。是落后和愚昧的习惯在阻碍民族的进步。因此，崔小波和他的课题组建议政府用强制性的手段保护广大公民的健康，比如：所有禁止吸烟的地方必须悬挂明显的禁烟标志和警语，以求达到对所有人的知情告知。当一个人走到一个明确标志“禁止吸烟”的地方时，就应该立刻停止吸烟。

    在中国，有法难依是很普遍的问题。对此，崔小波说：“我们建议建设一支比较大的禁烟检察员和监督员队伍来执法。重点对经营性的公共场所实行法人式管理。比如体育场馆、影剧院、餐馆这些地方，如果在禁止吸烟区域内里有人吸烟，单位负责人就要对其进行管理。如果没有出面制止，可能负责人就要受到处罚。”

   三人以上办公室禁烟

   对于有的人在餐厅分设吸烟区和非吸烟区的建议，崔小波表示反对，他说消费者还是共处同一个室内，吸烟区所散发出的烟雾会对周边构成影响。研究表明，烟雾的微小颗粒飘散的范围很大，有时虽然人们闻不到烟味，但实际上已经对不吸烟者造成危害。

   针对办公室禁烟的要求，崔小波说：“北京市目前正在研究新的规定，有专家提出可以要求三人以上的办公室禁止吸烟。这一考虑已经放入新修改的条例讨论稿中。”

  【镜鉴】英国禁烟罚得狠

   在禁烟区吸烟者将被罚款30至200英镑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李瑞发自北京 在中国，“公共场所禁烟”已被提上立法日程。而在英国，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公共场所禁烟令”已有一个多月，它们的禁烟效果如何呢？
   

   帮助60万烟民戒烟

   英国的这项禁烟令涉及所有的酒吧和俱乐部，以及车站、博物馆、政府办公室和商店等场所；户外、私人房屋、酒店房间、石油钻塔和牢房则不受禁烟令限制。

    根据这项禁令，在禁烟区吸烟者将被罚款30至200英镑；没有贴出“禁止吸烟”标志的法定禁烟场所负责人将被罚款200至1000英镑；对吸烟者违反禁烟令不闻不问的业主或雇主，将面临最高2500英镑的罚款。

   这一禁烟令在公众中受到广泛欢迎。据调查，英格兰地区80%的公民支持这项新法令，绝大多数烟民表示将因此戒烟。政府估计，新禁烟令的实施将帮助60万烟民戒烟。

  禁烟是个系统工程

   英国的禁烟工作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许多配合禁烟的手段：除烟草贸易中针对买方进行烟草介绍外，烟草广告、宣传等直接或间接鼓励扩大烟草消费的一切活动被全面禁止；烟草税自1998年起平均每年增长5%；今年10月，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购买香烟者的法定年龄将从16岁提高到18岁，以减少青少年烟民人数；英国海关人员可以自由检查烟草零售商店，并有权起诉出售走私香烟的经销商。

    英格兰禁烟令实施一个月后，有数据表明，英国烟民购买香烟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9%，香烟销售量则比6月下降了1.2%。

【现场】探访无烟餐厅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何玉斌发自北京 在中国，餐馆是最具吸烟氛围的公共场合之一，中国要在三年内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饮食行业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们，做好准备了吗？

无烟餐厅劝阻记者吸烟
  
  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一家苏氏牛肉面连锁店，据说是一家无烟餐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一次暗访。

   进入餐厅，记者注意到虽然没有明示禁止吸烟的标志，但是所有的餐桌上都没有烟灰缸，用餐的客人也没人吸烟，地面上也没有烟蒂。

   找了一张餐桌坐下，记者点起一支烟，并且叫服务员拿个烟灰缸来。一名男服务员走过来，对记者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无烟餐厅，没有烟灰缸。”记者又问：“那我这烟都点了，怎么办？”服务员说：“您可以抽完再进来，或者把烟掐了。”记者佯装有点生气地问：“你们这里不让吸烟，不怕影响生意吗？要是有客人非要吸你们怎么办？”服务员说：“不会的，这里是公共场所，我们一说，一般客人都会把烟掐了的。极少遇到非要抽的。如果他非要抽，您看，这里别人都不抽，大家都看着呢……”
    对话中记者感觉到，服务员劝说过程中还是有点底气不足，但是，他一直坚持等到我熄灭了烟才离去。

餐饮业禁烟的现实难题
  
  当然，在餐馆禁烟并非那么容易。北京和平门一家酒店的杨经理对《国际先驱导报》表达了担心：“如果所有酒店都禁烟，那我们没问题。不然我们一家不让吸烟，吸烟的客人肯定会到别的餐馆去，这是不公平竞争。”

   北京饮食行业协会会员部贺宝贵部长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如果国家要实行全面禁烟，饮食行业是赞同和支持的，但也确实存在难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餐馆如果设置无烟区，就要重新装修和改造，需要追加投资，餐馆并不一定愿意出钱；二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一些客人吃饭时喝点酒就要抽烟，餐馆出面强制干涉也不现实。要实现全面禁烟，光靠餐厅难以执行。

[ 本帖最后由 meteorobs 于 2007-8-28 19:03 编辑 ]

2007-8-7 1:33:47 · 来源： 新京报

■对话动机

　　7月20日，在一个月的公示期后，卫生部专家组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递交给了国务院法制办，联席讨论会即将召开。

　　新的修订草案中，首次在立法原则上明确提出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款。这是我国近十年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法规的形式准备实施的法律文件。

　　但专家组普遍认为，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控烟的表述软弱乏力，难以履行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FCTC）的承诺。执法主体的复杂、经费的紧缺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控烟工作推进的速度。

　　明年1月，中国将向世卫组织递交加入FCTC之后的第一份履约报告；今年6月底的FCTC第二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表示支持通过对FCTC“第八条”优先权的协定，这意味着中国承诺要在3年之内，实现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中国与FCTC、中国官方内部、官方与民间，中国控烟领域的进退博弈围绕着《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修订正在升级。

　　近日，记者就《条例》修订草案中控烟部分的有关问题，与该草案的起草和修改专家之一崔小波进行了对话。

　　■对话人物

　　崔小波

　　卫生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立法准备研究课题”负责人、北京市重大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吴珊

　　控烟分歧

　　搞经济的看税收，搞卫生的算得失

　　《新京报》：此次修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必要性是什么？有哪些突破？

　　崔小波（以下简称“崔”）：2003年，面对泛滥的SARS疫情，1987年开始实施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暴露了某些不足。国家开始考虑需要对公共场所、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监控和管理。

　　这次条例的修改第一次在法规总则上明确提出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概念，而1987年条例只是在实施细则里提到了哪些场所禁止吸烟。

　　《新京报》：2003年卫生部完成的修订草案送审稿中还没有关于控烟的条款，但是在今年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就有了？

　　崔：我们国家在2003年签署了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FCTC），就是在向世界承诺，中国要用国家立法的方式控制和减少烟草危害。2005年全国人大批准履行这个公约，就在这一年，我们提出要把控烟内容加入这个条例。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这是我们近十年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法规的形式准备实施的法律文件。控烟的发展中间曾经出现了一个波动。

　　一般来讲，搞经济的同志认为烟草带来的税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烟草税收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地区经济的增长。而搞卫生经济的同志算过一笔账，发现烟草带来的危害，如疾病负担和劳动力损失等，加起来要大于烟草税收，也就是说烟草带来的经济损失大于对经济的贡献。

　　控烟场所

　　公共场所难界定，工作场所难禁烟

　　《新京报》：对于“公共场所”的界定，前后有哪些变化？

　　崔：1987年我们提出过对公共场所的分类，是7类28种。

　　而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对“公共场所”，没有采取传统的定义，而是专指“对公众开放、人群聚集，可能造成疾病传播和群体性健康危害的经营性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

　　这个界定与1987年限定的场所相比，狭窄了许多，因为只限定在经营性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而1987年的公共场所概念还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

　　我们认为，将公共场所限定为经营性场所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公共场所有经营场所，也有非经营性场所，而只要是公众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传播呼吸道疾病。所以就这一条，经过专家讨论，我们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

　　《新京报》：最后你们建议修改成什么了？

　　崔：我们建议修改为：“公共场所是指人群聚集，并供公众从事各种工作和社会活动使用的具有围护结构的公共建筑物、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的总称。”用这样一个定义，也可以涵盖所有交通工具。

　　一般来讲，涉及卫生管理的公共场所不能用功能来划分，而应从空间结构来考虑。

　　SARS最开始就是从飞机、医院向健康人群传播的，这次的修改条例如果不把医院、学校等非经营场所划入预防性卫生检查的范围，恐怕是不合适的。

　　《新京报》：征求意见稿中的控烟条款被专家认为提法比较保守？

　　崔：我们的理想是把工作场所也放到禁止吸烟的范畴里去，但是目前这样很可能难以实现，因为卫生监督部门的权力和监管能力有限，如果全国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都禁止吸烟并实现卫生监督和检查，则需要一个更庞大的联合执法机构才可能实现。

　　《新京报》：修订草案中还规定“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室）、卫生间及浴室应当具有独立的排风系统”。而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对此表示，排风系统并不能消除二手烟雾危害。你怎么看？

　　崔：我个人的观点是，能够在公共场所设立吸烟室，或划分吸烟区就是个进步。但是这个在专家会上引起了争论，认为划分吸烟区等于欺骗不吸烟者，因为在同一个空间内被动吸烟的人，还是会吸进微小颗粒，不是没有闻到烟味就对身体没有危害。

　　为此，我们建议新的修改意见不再提设立吸烟区的问题，而是直接提设立吸烟室，因为吸烟区往往没有独立围护结构，而吸烟室是独立的空间，要求有排风系统是合适的。

　　控烟形势

　　控烟领域的专家中也有吸烟的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控烟工作很紧迫吗？

　　崔：中国是世界第一烟民大国，烟草生产、烟草消费和烟草受害大国三个帽子，现在还没有摘掉。

　　在国家机关中吸烟的情况很普遍，国家干部、公务员的吸烟率也很高，他们的吸烟行为又对全国构成榜样作用。所以我们把公务员、医生和青少年看成控制吸烟最重点的人群，不管好他们，光管农民是没用的。

　　据调查，我国80%的吸烟者是在15岁-20岁这个年龄段成为烟民的。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国际和国内一些烟草公司还在不断推出适合女性和青少年消费的卷烟，各种水果味烟和坤烟在上市。

　　《新京报》：中国官员对控烟的态度怎样？

　　崔：中国大部分的官员对控烟的态度是积极的。今年6月，在泰国举行的FCTC第二次缔约方大会上，公约所有缔约方（包括中国）集体通过对FCTC“第八条”优先权的协定的承认，这意味着所有缔约方都被要求在未来3年之内，实现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但也有少数官员对控烟工作有不同意见。近些年来，国际上曾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官员与医学专家争论吸烟的好处。今年两会期间，烟草专卖局负责人答记者问时也说，“我们很重视抽烟有害健康，但没有烟又影响稳定。”这些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报道的热点。

　　《新京报》：不过，目前卷烟在许多国人中还有很大的市场吧？

　　崔：现在中国人还在拿卷烟作为礼品互赠。在中国餐厅禁烟，餐馆老板不干；在法院、公安局禁烟，人家说我们就靠敬烟来缓解气氛；知识分子靠烟来产生灵感等等。

　　在这么一个卷烟文化盛行的阶段来谈禁烟，甚至要想实现3年之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真的是很难的。

　　《新京报》：你个人吸烟吗？

　　在公共场所看到吸烟者，你会怎么做？

　　崔：我个人不吸烟。但是控烟领域的专家中也有吸烟的，这个有一定的成瘾性。

　　在公共场所看到吸烟者，一般我都不会去说什么。但是在我所在的学校———首都医科大学，学生和老师都知道我是做控烟的，他们不会在我面前抽烟。如果我见到有人吸烟，我会告诉他，最好不要在学校里抽。

　　控烟成本

　　烟草广告费高，控烟宣传费少

　　《新京报》：控烟立法和执法上，现在还有很大空缺？

　　崔：目前我们卫生监督执行的卫生法律法规很多，除了《公共场所管理条例》外，还有《食品卫生法》等等。所谓“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大气”，这些都是卫生监督那几个人在做，发生的案件都要逐个立案调查，控烟对他们来说，等于又增加了很大的一块卫生管理工作。

　　就现行编制来看，卫生执法人员往往难以承受。所以，在一些国家为禁烟专门设立了禁烟警察，包括消防警察、治安警察，甚至老百姓也可以举报违法吸烟行为。

　　《新京报》：现在北京对控烟工作是怎么管理的？

　　崔：北京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监督执法，不完全是由卫生监督部门在做，而是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面设立的一支控烟队伍在做。

　　这支队伍有八万名卫生检查员和卫生监督员，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卫生检查员，他们以兼职为主，卫生检查员能够对个人违法行为罚款，而卫生监督员能够对单位违反《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例》进行高额罚款。

　　现在我们的条例征求意见稿，只是对管理者的处罚，没有对个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国际上禁烟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对个人的罚款额度都定得很高，如我国香港地区对违法吸烟罚款高达5000港元。

　　《新京报》：中国的控烟运动也一直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瓶颈？

　　崔：没错。我国烟草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是惊人的，而我们控烟的宣传费用却少得可怜。如果像其他国家一样，提高烟草税，或从烟草税中拿出1%来控烟，就可以大大提高全国控烟的宣传、教育和奖励水平。

　　前一段有专家提议提高烟草税，遭到了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已经比较高了，不好再增加税率。但事实上，中国的烟草税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新京报》：提高烟草税能收到怎样的效果呢？

　　崔：按照FCTC的基本观点，提高烟草税，可以降低青少年和穷人的吸烟率，而且使地区烟草税收的总额不下降。美国最近又在讨论，每盒烟加税6.25美元，认为这是一举双赢的好事。但在我国需要不断与全国人大和财政部门加强协商，取得共识才能够实现。

　　去年1月9日北京市召集部分人大代表开会时提出，可否增加一个“吸烟与健康附加税”，用专项税的钱，做对吸烟者的宣教和戒烟支持。但是国家在确立新的税种方面有很多限制。

　　我们希望北京能作为试点单位带头做起来，但这个做法要得到全市人民的支持才行。

政府禁烟，不就是自宫嘛

我从8月7日就开始戒烟了，不是从今天开始！

抽烟真的很无聊，在戒烟前我平均每天50棵烟，抽也难受，不抽也难受，抽的时候想戒烟，不抽的时候想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