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汶川人！（推荐一篇好文）

叶舒宪川大演讲 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

日期：2008-08-03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叶舒宪教授在四川大学的演讲———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从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这本书来的。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商周的神话分类，尽管张是人类学者，但是讲到商周的神话时，就跟文学史上讲的神话联通起来。张对商周神话的分类共有四类，其中第三类就叫“天灾与救世”。 　　从文献的性质上看，我们可以把神话视为文学。最著名的华夏英雄神话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或者叫鲧禹）治水。这三个神话基本都是讲天灾的。天上的十个太阳太厉害了，所以需要射掉九个，农业社会才能够恢复秩序。后羿射日就是救灾，就是救世的意思。关于女娲的神话大家都知道。背景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把天柱碰断了，结果，“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完全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大灾难场景。然后女娲在这个时候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在比较文学界，将女娲同域外的女神相比较，有不少人写文章，可是没有将其放在人类灾难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神话故事留下来的天灾的主题这么强烈，而且表现出人和灾难斗争的精神？ 　　别的不说，就讲洪水神话，全世界几乎都有。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英国鼻祖是弗雷泽，他的大著《旧约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是所有做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必读书之一。弗雷泽告诉人们，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它与我们从大学一年级读的“文学”专业有什么区别。本科的教科书讲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完了，弗雷泽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单个故事要还原到世界性的谱系里。诺亚方舟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故事。这是写在《圣经·旧约》中的古代希伯来人的洪水神话。弗雷泽又讲到古代巴比伦的神话。也是一场大水，也是唯有一对夫妇逃生，也是乘船逃生，然后放出鸽子或乌鸦试探洪水是否退去。母题和细节都一样。那么到底洪水表明什么？从自然科学角度看，这肯定是对现实中的自然灾害的直接反映。如果地上没有洪水，人们的意识中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广泛的关于洪水的记忆呢？弗雷泽一个特点就是，他绝不是拿着单一作品做分析，而是横向地展开材料。他能够看到的神话材料来自全世界。弗雷泽将各种来源的素材都排比下来，从诺亚方舟讲到整个洪水神话，绕了五大洲，举了四十多个例子。在这样一个世界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的洪水神话，特点很明显，就是治水。因为没有一个民族的洪水是由人去战胜的，唯一的主题就是逃生。 　　通过文学，你可以看到这种灾难的表现在全人类的文学中到处都有。只不过相对而言，灾难有轻有重，有的频率高有的频率低。为什么华夏的鲧禹，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治水？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区，这块土地，它自古以来就是灾难的多发区。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或印象，来自联合国减灾委的报告说：“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之一。”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中的灾难主题很有帮助。 　　文学中的灾难 　　为什么瘟疫或者鼠疫的题目一直到20世纪的加缪、卡夫卡还在写？因为在西欧的文化记忆中，这是最重的灾难。 　　 　　接下来谈一谈文学中的灾难。人类对自然变化的最好记忆就在文学中。远古时代的文学主要就是神话。 　　神话是什么？今天我们在文学的课堂上来讲它好像是文学产生时代的一种叙事，都是虚幻的，比小说还假，比灾难片还虚，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实际上神话是当时人对不可理解的现象的一种解释。神话对灾害有自己的解释。拥有神话，对那些信奉神话，把神话当作信仰的人来说，他不恐惧。他已经获得解释了。宇宙和自然现象的原因，刮风的有风伯，下雨的有雨师，打雷的有雷震子，每一个神各司其职，哪一个方面都解释好了。看看西方文学一开始讲什么啊？《伊利亚特》上来就讲降灾，就是瘟疫。为什么？阿伽门农王霸占了异族的女子，不愿意归还，所以阿波罗神就降灾惩罚希腊人。“罪与罚”是典型的西方叙事模式，图解了西方人理解的灾难从何而来的问题，即由神来决定，而不是人来决定。所以在古老的神话信仰中，无所谓什么天灾，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的原因造成的。天灾即人祸。在前科学时代，只有这一种原因。当时没有那么多的人来做专业划分，只有部落掌握最高神权的人来找原因。通神的一般具有超人的智力能够看见鬼神，得到神谕的，就是巫师、萨满。 　　为什么瘟疫或者鼠疫的题目一直到20世纪的加缪、卡夫卡还在写？因为在西欧的文化记忆中，这是最重的灾难。维也纳的大街上树立着许多雕着老鼠的纪念柱，因为对于欧洲民族来说，鼠疫确实是个了不得的东西，让人记忆深刻。这种瘟疫，作为天灾也好，作为人类犯罪由神来惩罚也好，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相信这种解释的人相对不会那样恐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心理治疗。 　　但如今我们不信神话，而信科学的解释。当一切交给科学的时候，如果科学能够解决倒也无所谓恐惧。可一旦科学无法解释的时候，恐慌一下就来了。回想2003年SARS来临时，为什么民众如此恐慌？因为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出现了。当时全球死亡近千人，其中有不少白衣战士。这必然加剧恐慌情绪。 　　回到文学中的天灾。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都没有回避灾难，而且文学还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除了文学史上记载下来的经典以外，没有被国家、民族的权力话语当作经典的民间文学，例子就太多了。很多农民口里的谚语，实际上都是讲防灾经验的。像什么“蛙吐泡，大雨到”，这是讲洪水的。这经验来自观察青蛙，观察蛤蟆。在汉语里没有一个和英文中的Survival相对应的词语。Survival这个词语应该是我们讲文学中的天灾与救世的最重要的经验，它凸显出咱们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所培育出来的民族生生不息的一面。这方面的经验太丰富，只不过正在被我们遗忘。如果都崇拜西化的学问，都相信科技万能，谁还听老百姓讲的这些经验？这种本土知识的遗忘会付出代价，尤其是当科学在某些方面力所不及的情况下。 　　再举一个文学的例子。民间谚语中有“地光闪，八成险”。什么叫“地光闪，八成险”？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半夜，人们都在睡梦中，毫无准备。就在那天夜里，有一趟129次火车，从北京开往大连的，时速是八九十公里吧，司机开到紧邻唐山的古冶车站时，突然看到前面三道蓝光，把火车都照亮了。司机本能地知道这不是什么好预兆，就开始刹车。这时地震已经开始了，地在摇。列车终于被刹住。车上一千多睡梦中的人就这样保住了生命。向前面一看，铁轨都扭曲得像麻花一样。震中的摧毁力是极大的。这也就是老百姓讲的，地震前有地光，有地声。对于这些，小动物往往是非常敏感的。唐山大地震后，当地展开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异常前兆800例，动物异常前兆2000多例。 　　东汉的张衡，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动仪器。地动仪的上面有八条龙口含珠子。一旦发生地震，某一方的珠子就会掉下来，吐到下面的蛤蟆嘴里。有人会问，为什么由八只蛤蟆来接受这八个珠子？张衡是随便选的蛤蟆吗？绝无可能！他积累的是千百年来这个民族的智慧经验。张衡也是文学家，科学家的头衔是我们后人加上去的。他的《两都赋》就是汉代文学的高峰。我们讲文学史的时候有没有从民间智慧这个角度去理解他的作品？ 　　文学中还有大量内容不是直接面对自然灾害的，而是灾难之后人的精神。 　　比如《周易》里有一个震卦。震卦讲的是打雷的场景。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通常的解读是说，震就是雷声轰轰，天上的雷声代表天神发怒了，这是神对人的惩罚，也就是天灾的原因吧。上古地震不叫地震叫地动。天上的雷震造成了一种恐惧状态，但还有的人笑言哑哑，这是主持祭祀仪式的人。匕鬯是祭祀用的两种器具。大祭司在这个天雷示警的关键时刻，保持处惊不变的状态，就连一个盛酒的勺子和瓶子都没有丢掉。这里表现出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精神状态。这都是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心理防御，显示出内心的坚强与无畏。 　　这样的经验在文学中还有很多。《诗经》中还有被认为是最早的关于地震的官方记载。《小雅》有“十月之交”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讲的是地震后的状况，强震的中心发生的地貌变化。《诗经》记述的是公元前780年的陕西岐山大地震。 　　都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一样。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灾难比他们要多许多倍；我们生存的环境相对来说要艰苦卓绝许多倍。这次地震让人震惊的不只是波及范围大和伤亡数字高，让国外震惊的还有在汶川、北川那样高山深谷的穷乡僻壤居然世代生存着那么多的各族人民。由于媒体的聚焦作用，灾害被完全展示在世人面前。由于全民参与，加上媒体的重复播放，全世界为之感动。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瞬间得到极大的强化。 　　这样多灾的环境造就了我们文学的特点，同时也使我们通过文学进一步反思，面对这样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国人总结出怎样的哲理？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是指沧海桑田：原来高的地方沉下去了，原来低下的深谷却拱起来了。这样一种变化反过来用在人事方面，就是《左传》里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推理方式，我们把它叫做老庄的类比推理，天道怎么样，我们人就应该怎么样。人要效法自然，自然是道的最高体现。由这种变化得出的哲理经验，是要把灾难化成有利的东西，变成克服灾难以后的重新动员、重新凝聚。谁懂得这个，谁就能够顺利渡过危机。如果没有这一套经验，那就很危险。 　　文学中的救世 　　在大禹治水神话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他有史前社会萨满、巫师那种超人的能量；第二，他有文明社会以来的以德治国的最高品质。他不仅是有号召力的人，而首先是一个担当者。 　　 　　下面回到救世这个主题上来。《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歌德说：神救能够自救的人！也就是神助自助者的意思。你自己先从信念上垮了，就别指望什么神了。自己怎么才能在灾难打击下不垮？精神不垮，你就不垮。那么精神从哪儿来？精神往往跟那些社会领袖人物密切相关。 　　中国文学早就告诉我们：谁来救世？在古代没有科学办法，只有圣王或者宗教领袖来救世。从来源看，最早的国王都是宗教领袖，也就是神职人员———能够代表整个社会通神的人。这叫政教合一或祭政合一。祭司长就是国王，后来才有权力的分化。最初通神的那些人都被拥戴为领袖。社会生产发展了，有了分工，国王就不管那么多了，他手下雇用一批神职人员为王权服务。但是早期的王者，包括治水英雄大禹，他不仅是一位世俗的国王，当治水遇到阻碍时他能够化身为熊，为什么？因为他有通神的本领。大禹的能量非同一般。而且他的最大能量就在于今天所说的“以德服人”。西方的英雄如凯撒大帝、亚历山大，都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在中国凡是能打仗的一般都是二流，你可以当个张飞、李逵那样的武夫，见到刘备或者宋江低头就拜，真正有德的人才充当领袖。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中得出的一种智慧和特有经验。一介武夫在我们的文化中虽然也是英雄，但是绝对不会放在“NO.1”的位置。谁是NO.1？只有那些有德又有智慧的人才是我们文学表现的中心。 　　在大禹神话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他有史前社会萨满、巫师那种超人的能量；第二，他有文明社会以来的以德治国的最高品质。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还有说他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的，娶下新媳妇没几天就出门去治水。儒家为什么尊奉他？老百姓为什么爱讲他的故事？因为全民就佩服这样的领导。如果遇到地震，上方只打个电话给地震局：“你们去查一查吧。”这会是群众拥戴的领导么？这一次汶川地震，领导人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深入余震不断的第一线，全世界都为之震动。这样的社会危急时刻需要最高领导出场，这是远古社会传下来的救灾救世模式。那个时候的王不光是能够吆三喝四有号召力的人，他首先是一个担当者，这是我们文学里保存的救灾经验。大禹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领袖很多。商汤祷于桑林的故事也是如此。 　　去年我来这里讲“熊图腾”，讲过新发现的关于大禹的一段故事。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讲他食不重味，衣不图美。作为一位最高领导，亲身做出节衣缩食的社会表率，远近四方都来拥戴他，这个时候他树立起了一面大旗，上面绘着夏人的图腾———熊。 　　还有一个问题去年我没讲，就是大禹的家乡。大禹是哪里人？我可以宣称的是：大禹就是汶川人。大禹就是这个多灾多难地区的一个民族英雄。我不是在写小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下面要举材料。关于大禹的古迹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到处都有，河南有一个禹州，去年在申报大禹文化之乡，我去评审。那里有均台，禹王庙等，文物不少。但是这些文物都不够古老。虽然有禹州之名，却是明代命名的。比较有力的证据在嵩山下面，历代帝王最看重的朝圣之地。中岳可以象征中央王权。嵩山下面有汉代留下来的古建筑遗迹启母阙。大禹的夫人叫涂山氏，生个儿子叫启。启母阙有汉代画像石，上面还有一幅大禹化熊的图像。至少在两千年前当地的民间记忆中有关于大禹的图像记忆。这就说明那时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已经广为流传。四川汶川、茂县、北川等，刚好位于此次的地震带中心，关于大禹的古迹也非常多。西汉有一个川籍学者杨雄，写了一篇《蜀记》，说大禹的出生地叫广柔。而据考证，汉代的广柔就是今天的汶川。除此以外，《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大禹出西羌，不但把他的民族说出来，而且连方向都说出来了。还有范晔的《后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有关于大禹来自西羌的记载。这些都是关于大禹家乡的可靠记载。 　　今天的汶川、北川都有大禹文化研究会。为什么这一多灾多难的民族地区能够贡献出一位华夏文明的救世主？大禹时代为什么洪水那么多？这是一个地震的多发地带。在中国，有记载的地震达八千多次，六级以上的一千多次。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生态与文学的救灾主题太有关系啦。看看今人如何治理这些悬湖。唯一的办法就是疏导泄洪。大禹治水为什么需要用疏导的方法？古今的现实对照中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吗？能否征服水患关系到农业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而洪水的直接起因可能就是地震产生的堰塞湖。21世纪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新的考古材料就有史前的大地震加水灾。那是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黄河源头一带。古人以为汶山是长江的源头所在。所以说河出昆仑，江出汶山。就在黄河源头的边上，青海的民合县，21世纪新挖出来一个喇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以大规模的玉礼器生产为突出特征，时间距今四千年左右，约相当于大禹治水的时代。相传大禹是在公元前21世纪治水，那时中国大地上的灾难到底是什么程度，看一看喇家遗址的考古报告就明白了。今天在汶川地震中看到的一幕幕在四千年前的喇家遗址中早就上演过。一位母亲抱着孩子静止在那里，这个灾难的场面像化石一样保存在那里。这样的一幕发生在四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其文化与中原王朝没有直接的关系。地点在甘肃与青海的交接处，正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这对于理解华夏文化源流很有启示。 　　这个地区是古代灾难的多发区，又是一个重要的民族走廊和文明通道。把横断山以南众多少数民族同中原华夏、西部氐羌联合在一起的，就是这条路。既然汶川的英雄大禹就是从这个中原以外的边地走出来的，大禹的族属又是西羌人，这就有理由把氐羌文化与夏文化来源联系起来考察。把整个河西走廊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带，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玉礼器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与夏商周的玉礼器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华夏文化源头可能就有从西北和西南来的重要支脉，只是文字没有记录下来，我们不知道罢了。如果把那里的文化和四川的三星堆联系起来看，会得到不少启发。我们原来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知道大禹是中华第一王朝的缔造者，还有这位英雄是羌人是汶川人。今天媒体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汶川人”。用学术语汇讲，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这种认同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可以说，我们都是这位抗灾英雄的后代。 　　（演讲时间：2008年5月24日；录音整理：王倩） 演讲者小传     叶舒宪  1954年9月20日生于北京，汉族。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年获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任《20世纪国外文艺学丛书》主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上海文论》等刊物开辟个人专栏，在革新文学研究方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已在国内形成声势可观的新流派。已出版《文学与人类学》、《中国神话哲学》等专著、译著24部，发表论文300余篇。

好文 顶起来`....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