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天散记
在路上
1997年3月，海尔-波普彗星非常明亮，我和何景阳曾经站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用肉眼观看到过它。在这个月的某个周末，我们一行11人开了两辆汽车直奔位于河北省兴隆县的国家天文台观测站，第一次在这里拍摄这一世纪彗星。
一出北京郊区的密云县界进入河北省，就明显地感觉到路况不好，到处是翻浆造成的鼓包或积水。已经接近于天文台时，不时看到很多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在修路，也看到一堆堆的料石堆放在公路中央。有一堆料石实在是绕不过去了，而且看到路边的地里也有车辙，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把汽车开下了公路。当我们正要拐回公路时，几乎一村子的农民挡在了车前，一个带头的说：“你们的车压老百姓的庄稼地了，每辆车给十块钱补偿吧”……其实我们拐下公路的行程也就十来米，地里浮着厚厚的尘土，我相信在这块地里根本就没有播种。
后来与蓝松竹站长提到这个事时，蓝站长瞪着眼睛说：“给他们什么钱，我们雇的临时工都是山下村里的农民，给他们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呀！”
我们第二天在午饭时间之前就下山了，在路过那块地时，也就毫不犹豫地冲了下去。当一个农民拦上来要钱时，我们就把蓝老师的话重复了一遍。那个农民也就没敢再要钱。但天有不测风云，在要拐回公路时，我们的一辆汽车骑在了一个树桩子上。在修车的过程中，我看到村里吃完午饭的老少爷们们、大妈大婶们、大姑娘小媳妇们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路边，还有人用农具把我们刚刚压出的车辙抚平了。再侧脸看看那些修路的工人，我内心不由得蹦出了几句“国骂”——原来他们根本就没在修路，一直在“修理”那路中央的石料堆呢。
我们要是乘火车去天文台，由于器材太重，在兴隆站下车后就必须打“黑车”上山。有一次我没赶上与大家一起出发，下午自己坐慢车到达兴隆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因没找到熟悉的“黑司机”，也因就我一个人，所以就找了辆“三轮汽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的北京市区内，普通的出租车就是这种车型。坐着这种车上山，油然有种亲切感。
我一个人带着很多设备在黑天打“黑车”走黑道上山，没有丝毫的心虚。看来司机比我的胆子要小多了，临出车时又找了个“副驾驶”作陪（我怎么也不像要打劫的）。三个大男人再加上设备，对于这辆单缸的汽车来讲有点不堪负重了，车越往山上爬越费劲，后来终于冒起了白烟。我没有丝毫地犹豫，一手抱起很重的设备，一手快速地打开车门噌地就跳了出来……
到了山上与正在观测的同伴一说我刚才的经历，大家都哈哈大笑。何景阳说：“我们刚才还纳闷哪来的那么多烟呢！”
与寒冷作伴
仅仅是出于对观测条件的考虑，我们在兴隆观测站百分之八十的观测时间都是选择在冬季及前后。在冬夜的寒风下，体表感觉温度低于零下十度是经常的。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下长时间待在室外，不管身上能穿上什么，依然会感觉到寒冷刺骨。
在1999年11月拍摄狮子座流星雨期间，寒流伴随着大风突然来袭，寒冷异常。不论是谁在深夜时，在外面每次停留的时间都没敢超过十分钟。
我习惯于每拍摄完一张照片后就再重新对焦，为的是避免一次性的对焦失误会毁了一夜的辛劳。再者，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摄影系统会冷缩，也必须随时调整对焦。那一夜，我的三台相机都只对了一次焦，因为金属结构的镜头很快就被“冻死了”，调焦环转不动了。
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采访我们时，我一边说话一边打着哆嗦。后来发现我的头还上一直扎着招待所的白枕巾，形象很不雅。假如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不听“台词”，一定会以为是抓住半夜出来偷井盖的毛贼了。
抵御寒冷常用的招数就是每个人都披上招待所的棉被，头上再扎上招待所的枕巾（平时没有戴帽子的习惯也就没有帽子）。外人猛地一看，一定会以为是遇到武工队了，后来我们又配上了那种只能露出两个眼睛和鼻孔的黑头罩，怎么看又都像是恐怖分子了，为此还经常闹出笑话。
也主要是为了抵御寒冷，我们每次在观测站的食堂吃完晚饭后，都会再备下充足的夜宵。2001年11月拍摄狮子座流星雨时，气温比起1999年的那几夜要暖和多了，但当我在凌晨剥开一个煮鸡蛋的外壳时，发现里面还有一层壳，仔细一看，原来在外壳的里面又早已形成了一层冰壳，非常奇特。
那一夜无风，能见度也特别好，当一颗颗火流星划破夜空后，燃烧后的尘埃混合着水汽很快就凝结了，在天空背景上久久不散，最长竞达十几分钟。我们拍摄流星雨采用的是守株待兔法，即用多台相机镜头的视界覆盖全天区域长时间曝光，后来发现很多流星的余迹都被拍摄了下来。
抵御寒冷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喝酒。可能我们很多人酒量的增长都与经常在夜间观测有关。“冰镇”白酒其实也是很好喝的。有人说冷酒伤身，那是他根本就没有喝过冷酒。
那年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参加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举办的天文观测交流活动，在从呼和浩特市到四子王旗的乘车期间，导游小姐一再叮嘱：“在大家一下车后，我们蒙古族姑娘就会上前为每位客人献上一碗白酒。大家一定要把酒喝了，不然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不知是因为献酒的姑娘太热情了，还是因为一下车就觉得寒气袭人，我下车喝完一碗冷酒后还觉得不过瘾，便对那位献酒的蒙古族姑娘说：“为了表达我对你盛情接待的感谢，请再让我喝一碗吧。”可能我这样的请求也不符合礼仪，那位蒙古族姑娘再一次给我倒完酒后马上就“闪了”。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我们住的度假基地是家经营单位，献酒只是一种噱头，当然是要考虑成本的。
可能抵御寒冷最好的方法就是导星。在跟踪拍摄天体时，赤道仪上除了架设摄影光学系统外，还要架设另外一个导星观察光学系统。在拍摄的过程中，眼睛要始终盯住导星目镜中的天体目标，双手还要随时根据导星目标的漂移情况，操作调整跟踪的速率和方向。
不管外界的气候多么寒冷，如果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眼睛始终要盯着一个目标，双手还可能要不停地紧张操作着，那么一会在后背就一定会不断地冒热气。这种“静态增温”法比运动增温更有效。
北方冬季的寒冷主要是“干冷”，但在山上偶尔也会遇到如南方那样的“湿冷”，水汽的散射也会使星星明显地变大了。设备在露天放上几个小时后，金属表面都会挂满凝结的水滴，镜头或望远镜最外面镜片的表面上至少也会凝结上一层雾气，人的体表感觉温度也会更低，最可怕的是任何金属的东西都会“沾手”。
最早的设备
我最早接触天文望远镜是在上初中二年级的1978年，在那年的暑假期间，我买了一枚电影放映机的镜片，口径100毫米，焦距1000毫米，一个显微镜的目镜，用这些材料自制了一台望远镜。主镜筒是先用酱油瓶子做磨具卷纸筒，两端内测用一种勒包装箱的窄铁片做的铁箍支撑，再一节节地接起来，连支架也是自己制作的。用这台望远镜我第一次看到了月球的环形山。
1980年我刚上高中时，我的一篇论文在“北京市青少年科学讨论会”中获得了天文类一等奖。为此在暑假期间参加了一个在北戴河举办的夏令营。在这里，我见到了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科技馆费元良老师带来的一台日本产的小望远镜，虽然这台望远镜的口径只有60毫米，但它精巧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十几年后，我在北京某委托商店也买过一个结构相近的同规格望远镜，也是日本生产的。我认为国内目前生产的同规格望远镜中，没有一款能与上述两款望远镜相比的。
大概在1983年前后，费老师那里又先后添置了南京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口径120毫米折反射望远镜和某款日本产的口径150毫米折反射望远镜，这两台望远镜都带电动赤道仪。利用这两台望远镜，我的师弟师妹们拍摄了很多精美的天体摄影作品。
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时，他们远赴海南岛观测，也是唯一拍到了这颗彗星的国内天文爱好者。当时所用的镜头是一款东德蔡斯生产的轰炸机专用航拍镜头，焦距500毫米，光圈达4.8，柯克结构。我们拿到的这个镜头只有镜片固定筒，镜筒和调焦筒都是后来用木板自制的，所用片盒就是以前照相馆用的那种老式木质片盒，底片是柯达产玻璃基天文摄影干版。
说到天文摄影干版还有段故事，天文台以前要用施密特望远镜拍摄天体，但因为其像面不是平直的，如“碗型”，所以玻璃基的底片放在像面上时就必须能微微弯曲，这样就要求玻璃基必须很薄，化学涂层也必须很牢固。当时只有柯达公司能生产这种干版，但对我国是禁运的，得之很不易，所以我们一直在试制这种干版，主持这项科研工作的就有蓝松竹老师。等基本试制出来后，中美关系好转了，这种产品也解禁了，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投产。再后来不用这种方法拍摄了，进口的很多干版就无用武之地了，部分干版也就流落到我们手中了。
前面提到的那款口径120毫米的折返射望远镜，就是在目前，也是国内自行设计与生产的最成功的普及型天文望远镜。唯一略显不足的是没有导星控制器，导星时要直接操控装在叉式赤道仪上的旋钮。赤纬方向可手动调整的行程也有限，当行程用完后还要返回后再调整，所以有时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那时费老师用这款望远镜训练大家连续导星的时间标准是不低于60分钟，因为这几乎是用胶片拍摄深空天体的标准曝光时间。在胶片摄影时代，拍摄的结果不能即时即看，所以对焦和导星都是必练的基本功。
对于天体摄影而言，任何焦距的普通镜头都有用武之地，但要都配齐全了，会是一笔巨大的投资。最初我把目标盯在了独联体国家生产的镜头上，焦距从16毫米至1000毫米的镜头都检测过，并且检测过的每款镜头平均不少于5只。检测的手段就是直接拍恒星，后来还找到了其他的检测方法去互相验证。相对而言，16mm/2.8鱼眼镜头、20mm/3.5超广角镜头，100mm/2.8和135mm/3.5中长焦镜头、200mm/3.5长焦镜头、300mm/4.5望远镜头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就曾用300mm/4.5镜头拍出过很多精美的天体摄影作品。
设计于黑白胶片时代的独联体国家生产的镜头，相对于日产或德产的现代镜头来讲都有点微微的发黄，这在黑白胶片时代是个优点，因为其至少能提高天空背景上云层的反差并减少紫外线的透过率，增加照片的层次。在天体摄影时，这个特点又能部分地滤掉短波光线，因此照片中常见的蓝色色差就比较小了。
其实器材的使用是无常的，我经常把望远镜当普通镜头使用，也经常把普通镜头当望远镜使用。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器材与当初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我们还怀念那艰苦奋斗的年代，那时的拍摄似乎有更多的乐趣。
挑战极限
除非哪天突然来了颗亮彗星或者能够赶上日全食等，一般的能够拍摄的内容也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拍摄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地挑战各种极限。
首先是设备的极限，每款镜头、望远镜、照相机的接收器、赤道仪等都有其性能极限，每次拍摄都是力求在此极限范围内发挥得最好；其次是操作极限，天体摄影大部分内容都不是能瞬间拍摄完成的，在长时间拍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每次拍摄都是力求把各种失误降低到最小，特别是有些拍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即使明天可能还会出现同样的内容，但拍摄者不一定还有时间去拍摄了；其三是环境的极限，每次拍摄都希望能到达最适合的拍摄地点，希望赶上最事宜的天气；其四是体力与毅力极限，就是要忍受住寒冷、忍受住饥饿、忍受住疲劳坚持到最后。这些极限一般都不会是单独出现的，每一次的拍摄过程就是对综合极限挑战的过程，那么每一次的拍摄结果就都会有所不同。对极限的挑战并期待更好的结果就是拍摄的乐趣所在。
再有就是创作的极限，因为我们无法“摆弄”拍摄对象，那么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力求用打破常规的方法去拍摄，创作出全新的画面效果和意境，更是拍摄中的乐趣所在。在这里会有更多的在机会、技术、操作、画面、意境等方面的思考，也是对拍摄者综合知识能力和技术操作能力的挑战。
热衷于天体摄影实践最根本的还是基于对宇宙空间的向往，对于个人来讲，这种向往不会产生对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对它的孜孜以求，也是对人的精神层面极限的最大的挑战。但付出了辛劳，就会得到欣慰，特别是当偶尔和敢于仰望星空时，不再迷茫与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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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哪天挑战一下观鸟的极限。
有机会好想再去一次天文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