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958年9月2日

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

  中央电视台建立之初称北京电视台，1958年5月1日开始试播。当时的演播室是由一个50多平方米的排练厅临时改装的。试播当天播出的黑白电视节目有先进生产者的讲话、新闻纪录片、科教影片、诗朗诵和舞蹈等。
    中央电视台试播4个月后，于9月2日正式播出，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时。这时中央电视台的发射半径只有25公里，全北京市只有30多台电视接收机。但是，北京地区上空的电视节目讯号表明：中国自力更生在首都创建了全国第一座电视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建立了电视台。
    电视作为一项崭新的事业，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party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中央电视台来视察。在我国遇到严重经济困难、全国电视台由原来的23座缩减为5座的情况下，国家还决定给中央电视台兴建9800平方米的洗印楼，并调拨部分电视设备。艰苦创业中的中央电视台更加奋发图强，从1960年1月起，中央电视台试行固定节目时间表，既有面向一般观众的节目，又有为特定对象设置的节目；既有新闻性节目，又有教育性和文艺性节目，定期或交错播出的专栏达几十个。1960年3月，中央电视台还与北京市教育局联合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电视大学——北京电视大学。197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试播彩色电视节目，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飞跃。到目前为止，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共有省辖市以上电视台374座，县级广播电视台1273座，有线电视台234座，电视发射和转播台39991座，卫星地面站177432座，微波站2279个，微波线路76719公里。正是这些物质基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电视事业基本格局。现在，全国拥有3亿台电视机，电视观众达10亿人以上，有线电视用户有8000多万户，电视人口覆盖率已提升到89.01％。随着全国各地“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迅速进展，从根本上解决偏僻边远地区农村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已为期不远。对外电视传播也获得较大进展，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节目信号，已通过卫星传送覆盖全球，并正在各大洲逐步落地。
    目前，中央电视台办有9套节目，省级台办有2至3套节目，市级台办有1至2套节目，县级台办有1套节目，全国电视播出节目已达1007套，平均每周播出时间为61656小时。电视节目逐步实现栏目化，大大丰富了节目内容。新闻报道实行滚动播出，增加信息量，增加播出次数，提高新闻时效，提高开放程度；开辟评论节目，加强深度报道。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现在播报》等为代表的一批新闻类深度报道栏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台在节目改革中有计划地推陈出新，创办了一批新的新闻、专题、文艺等各类名牌节目栏目，同时对原有节目栏目进行改版或调整，不断充实、更新节目内容，提高节目质量。电视剧创作获得重大突破，从过去年产几十部（集）发展到现在年产8000多部（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相继以电视连续剧形式搬上屏幕。电视屏幕已日益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的国家电视台，其国际交流工作也日益发展起来。中央电视台和8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电视机构有业务交往关系，近年来，中央电视台与国外的节目交流数量更是大幅度增长。现在中央电视台已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1980年9月2日

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机构和人事方面，试点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和任免中层和中层以下的干部；有权根据劳动纪律辞退职工。企业车间、班组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实行民主选举，有条件的试点企业，厂级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任命。
   

1866年9月3日

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会议召开

第一国际从1864年成立以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其中与无government主义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是一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斗争。
    1866年9月3日，第一国际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第一国际的22个支部和11个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共60人。法国蒲鲁东主义者为了与国际总委员会对抗，派出一个拥有17人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企图依靠人多势众，把蒲鲁东主义的观点强加给大会，从而实现其篡改国际的性质和任务的阴谋。为此，他们狂妄地向大会提出了共有十项原则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们公开兜售蒲鲁东反对罢工、反对妇女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谬论，竭力鼓吹通过建立合作社等和平方式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这一蒲鲁东主义的教条。
    马克思由于从事《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法分身参加日内瓦大会，但是，马克思预见到大会将有激烈的斗争，所以在会前写好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大会主要议程的正确决议的基础。在《指示》中规定了各国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确定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革命任务；主张吸收妇女和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等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指示》中明确指出合作制度“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因此，马克思认为：“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拥护国际路线的代表以马克思《指示》为武器，与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了各项正确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取得重大胜利。
   

1900年9月3日

奕匡归京办理和八国联军议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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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行到京与列强议和的奕匡

    1900年9月3日，奕匡在英、日军队护送下到达北京。
    4日，奕匡会见赫德，“一俟全权大臣李鸿章来京，即可订期开议”，奕匡请赫德“转告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蔬菜照常入城，以维生计；并戒各国军队强占民房、抢掠奸淫，以保人格”。赫德允诺。
    5日，赫德致函西班牙公使葛络干，通知奕匡将分别会晤各国公使，并建议：“第一次访问时最好不谈公事或者提出要求，以使庆亲王安心。”
    6日，奕匡偕同总理衙门大臣那桐，在赫德陪同下，分别拜会俄、英、美、日、法、意、比、西班牙各国公使。会见时，奕匡“备述此次拳教相仇，致使各国动兵，并婉谢各国洋兵保护宗社臣民盛意”。但各公使于议和一事，均表示“尚未奉到本国国家训条，无从议办”，但皆要求清government对义和团“自行实力剿办，勿再贻误”。各国还要挟四条：(1)下诏罪己；(2)清君侧；(3)索赔款，俟祸首赔款如约后，方能将大内、仓库、公署退出；(4)京师地面现暂归各国，中国无从参预。
    7日，清廷命奕匡抓紧议和，“事宜从速，夜长则梦多，不可一误再误”。当日，各国公使回拜奕匡。俄公使格尔思会见时，称“东三省并未停战，于和局大有妨碍”，要求电三省将军“先行停战”，俄始不“再行开战”。奕匡立即照办。

1900年9月3日

八国联军四出伐剿捕杀京郊义和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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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员在菜市口被杀

    1900年9月3日，八国联军在京城继续搜杀义和团，并不断往近畿各地发兵剿团。市民见“俄兵大队自崇文门而北，系在近畿剿义和团，奏凯而旋，获团旗甚多，挟之马上。美兵亦有出队者。”
    5日，“各处洋人在街巷挨户捉人，名曰苦力，与之赴城外四乡割打高粱、玉米、青草，抬送至各驻兵之处喂马。来往皆有洋人押随，稍不努力，即遭毒打，苦不可言，无论仕农工商一并捉拿，多有全家被捉者”。
    7日，八国联军轰西红门团民。“又黄村拳亦不少，洋兵往击散，遂乘势轰其村，平之”。赫德与奕匡言：“近日南苑内时有枪声，经洋兵十余人驰往攻击，竟枪毙义和拳数百”。
    11日，联军1700余人，携大炮6门，又攻良乡县城。义和团阵亡250余人，城破。团民被杀无数。联军凯歌返京。目击者说：“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良乡团民“计死四千余人。”
   同日，京师户部衙署被焚，延及礼部。因“户部银库钱库均被各国盗劫一空，故放火焚烧以绝口实”。
    16日，八国联军组成“征讨队”前往八大处一带剿杀义和团，炸毁宝塔一座，焚毁灵光寺、笔墨园等处寺庙。
    19日，联军往京郊西山观音村剿杀义和团，全村为炮火所毁，团民百余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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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国联军在京郊将抓到的义和团员就地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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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在清government的巡捕的协助下，在安定门外斩杀捕获的义和团员。

1926年9月3日

北伐军在武汉、南昌展开攻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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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图为北伐军进入汉口

    1926年9月2日，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以及各部队高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第七军一部和第一军第二师攻打武昌，第八军攻打汉口、汉阳，截断敌军对武昌的增援。李宗仁为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
    9月3日凌晨，各部队开始攻城，在武昌城门外发生激战。吴佩孚军在城垣及蛇山、凤凰山以重炮、机关枪猛烈射击，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也发炮猛轰。至早晨6时，攻城部队只得退回原来阵地，第一次攻打武昌城失利。
    9月3日晚，蒋介石、白崇禧等到达武昌余家湾车站。9月4日召开攻城会议，限48小时攻下武昌。并发布悬赏攻城令。9月5日凌晨，第四军、第七军对武昌再次发起总攻，至当日中午，部队伤亡过重停止进攻。
    9月6日，汉阳守军刘佐龙阵前起义。7日，第八军第二师渡过汉水，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已有两镇被攻占，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留下2万多部队死守武昌。
    因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取得胜利，孙传芳无法保持中立，遂火速调集主力14万人，集中江西，准备从侧翼向已被北伐军占领之两湖进攻。张作霖派孙的老上司王占元到南京见孙，表示北方势力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制南方。孙于9月8日致张电说：“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张于9月9日回电：“玉帅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孙传芳对奉系的顾虑暂时消除，便集中全力于江西对付北伐军。北伐战争的重心遂由两湖转移到江西。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的部队有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两个师。从9月6日起，先后攻克赣州、萍乡、修水、高安等地，进抵南昌附近。此时南昌之敌只有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守军约600余人。9月19日，北伐军在南昌城内的工人、学生及江西省警备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南昌。
    正在萍乡的蒋介石闻讯大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安源煤矿，当晚出席了萍乡各界欢迎会，并发表了演说。孙传芳闻南昌失守，大为震惊。9月21日，孙由南京赶到九江亲自督战。并迅即调遣精锐部队第一、第二、第十三个方面军从南北反攻，并明令邓如琢于48小时内收复南昌。
    北伐军进攻南昌的主力，主要是第六军万余人，另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没有执行切断南浔路的命令，使孙传芳从容增援攻击南昌及其附近的北伐军。王柏龄进入南昌后得意忘形、夜宿妓院寻欢作乐，敌军突然进攻，该师因军中无主，与敌军刚一接触，几乎全军覆没。王柏龄和party代表缪斌只身逃脱。9月21日，北伐军退出南昌。22日北伐军再次攻入南昌，24日又退出。邓如琢部于24日入城以后，闭城三日，开始大肆捕杀配合北伐军入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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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打南昌时牺牲的中共party员曹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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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演达和苏联顾问在武昌城下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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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打武昌时的女子救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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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军战士在作攻打武昌城准备

1933年9月3日

“少共国际师”正式成立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正式成立。3个月之后，就有1万多人参加了这个行列，其中青年团员占70%以上。
    “少共国际师”成立以后，就开赴石城。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开始，武器是战士们各自带来的红樱枪。后来，有了新武器，大家的学习情绪就更高了。经过短短的一个月，战士们便基本上掌握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这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于是“上前线去”、“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土地革命利益”已成为战士们一致的呼声。10月初，年青的“少共国际师”便开赴前线，接受艰苦的战斗洗礼。
   

1941年9月3日

中国军队收复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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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带着抢来的物资溃退

    1941年9月3日，日军在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下退出福州。日军占领福州后，福州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组织相继袭击敌人，有力地配合驻福州地区国民party军队的反击战。国民party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良荣率装备团子弟兵请缨出发，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命第一纵队司令李良荣由南平出发，分两路打击日军。李命教导团警卫南平，自率装备团沿闽江东下，以机动的形势阻击白沙、桐口的日军，进而发动大湖战役，使日军伤亡700余人，大湖全部克复。
    8月19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驻防福建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对日军占领地区进行突击。日军由于大湖战役失败，福州、长乐、连江、福清等县抗日游击队又纷起抗击，加上福州地区物资奇缺，使之不仅无法继续扩大占领区，而且对已占领的地区也难于固守，被迫进行撤退的准备。
    李良荣率部于8月28日向桐口突击，迫使日军于31日退回福州，李部又于9月1日由桐口分兵两路：一路从上寮、下素、新店到马尾、闽安；一路从洪山桥到峡兜。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各县游击队和福州地区的国民party驻军，也从各自的防地向日军反击，终于迫使日军于9月3日分路全线撤退，福州等地光复。

1953年9月3日

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生于库尔斯克剩1918年加入共产party。1929年入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毕业后任莫斯科区委书记、市委书记。
    1938年任乌克兰party中央第一书记，次年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1949年任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他主谋清除了贝利亚集团。1953年9月3日当选为party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他主持召开苏共20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组织了对过去某些案件的复查和平反工作。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鼓吹“全民国家”、“全民party”，提出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在经济方面，他推行物质刺激原则，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义务交售制，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开垦荒地等。在对外关系上，赫鲁晓夫提出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次日又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71年9月11日病逝于莫斯科。
   

1969年9月3日

越南party政领袖胡志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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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1890-1969)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又曾改名为阮爱国，1890年5月19日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南坛县黄稠村外祖父家，在金莲村父亲家长大。父亲阮生辉考中副榜，靠教书为生，担任过官职，后迁到南部当大夫，是个爱国的汉学家。胡志明自幼就有赶走法国殖民者，解放同胞之志。十五岁在顺化国立学校读书时，已经参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动，为一些爱国志士做联络工作。但他不赞成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依赖外国乞求独立的主张。1911年初，他辍学到潘切，在育青私立学校当教员，不久到了西贡。他期望能到西方国家观察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11年底，胡志明取名阿三，到法国联合运输公司的商轮“拉都舍-特莱维勒都督”号上当厨师助手，从此离开祖国，到过欧洲、非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他靠做伙食管理员、帮工杂役、烧锅炉、旅馆待役、园丁、洗印照片等维持生活。他学习外语，广泛接触民众，访查各国民情，观察世界，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
    1919年初，凡尔赛和平会议召开时，胡志明取名阮爱国，代表在法国的越南爱国者，向各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著名的各民族权利的八项要求。要求法国government承认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决权。但是，巴黎和会并不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胡志明认识到要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被压迫民族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越南人必须自我解放。他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钱把八项要求印成传单，广泛分发，并邮口越南。从此，阮爱国的名字在越南就成为爱国的旗帜了。
    1924年12月中旬，胡志明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中国广州。他在广州同越南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家潘佩珠多次讨论越南革命问题，建议修改越南国民partyparty章，使之更革命化。潘佩珠认为他的意见符合新形势，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胡志明在广州举办越南青年训练班，是主要讲课人。中国共产party的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同志也为他们讲过课。他创立了越南青年同志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团，出版《青年周刊》作为机关报。他还参加成立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包括越南分会。他在广州各个训练班的讲稿，集成《革命之路》一书由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宣传部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胡志明化名胡光到中国南方桂林等地区，同越party中央取得联系，准备条件回国活动，法国于1940年6月沦亡后，日本于9月占领印度支那北部，越南局势发生急剧变化，1940年12月底，他回到越中边境，举办干部训练班，以《解放之路》作为教材。1941年2月8日，回到高平省北坡，取名秋翁，召集party中央会议，培养干部和直接指导在高平省成立救国会的试点工作。
    1942年8月13日，他化名胡志明，到中国去同越南抗日革命力量联系，刚到广西省靖西县就被蒋介石地方government逮捕，从此他在广西各地十三个县的十八个监狱里被监禁了十三个月，他受尽摧残和折磨，不得温饱，牙齿脱落，头发灰白，面容憔悴，他写了一百多首诗，以后以《狱中日记》发表，1943年9月10日从柳州监狱获释，随即同当地的越南各民族主义救国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他恢复了与party的联系，准备回国继续领导革命
    1945年5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胡志明及时指出，总起义条件已经成熟。根据胡志明建议，8月13-15日party的全国会议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决定立即发动全国总起义。8月16日，胡志明主持召开了国民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越南各政治party派、人民团体，民族、宗教的代表和归国越侨代表。大会同意共产party和越盟总部关于总起义的主张，决心在盟军进入印度支那以前夺取独立。大会选出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government。胡志明发表《总起义号召书》，号召全国同胞立即行动起来，“以我们的力量解放我们自己。”
    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胜利地发动了八月革命，解放了越南全国。8月26日，他带病来到河内。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五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胡志明代表临时government宣读《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经过全国普选，1946年3月举行的越南第一届国会一致推选胡志明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government总理。1951年2月举行party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越南劳动party，胡志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1954年，胡志明作为越南party政领袖，领导越南人民为保卫革命政权而斗争，取得了抗法战争的伟大胜利。1954-1965年，领导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统一祖国的斗争。六十年代，领导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但是，长期动荡艰苦的革命生涯严重损害了胡志明的健康。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因严重的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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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活跃了50年的共产主义者胡志明

1990年9月3日

“风云一号”卫星升空

1990年9月3日9时53分，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进入太阳同步轨道。
“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将这颗卫星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之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卫星进行了控制。当前，卫星工作正常，13时14分，乌鲁木齐卫星地面站收到第一幅甚高分辨率可见光云图，云和地表图像清晰，云层层次丰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正在按计划对卫星进行在轨测试。
　 卫星的主要任务是获取国内外气象云图、海洋探测资料和大气物理资料，提高我国大气探测和天气预报能力，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向全世界气象卫星地面站发送气象资料。
中国科学院搭载的两颗用于大气观测的气球卫星同时升空进入预定轨道。
9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第二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成功的贺电。

1992年9月3日

大陆记者首次正式组团赴台湾采访

  应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邀请，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团一行18人，1992年9月3日清晨乘飞机离开北京，踏上了赴台采访的行程。
    这次活动是海峡两岸分隔43年后，大陆记者首次正式组团赴台采访。
    前来机场送行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长刘刚奇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王哲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一番曲折，此次大陆记者赴台采访，为两岸新闻界双向交流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9个月来，所促成的大陆记者首次组团赴台采访。他们对台湾有关方面为此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以此为开端，今后两岸新闻界双向交流能够更加扩大。
    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团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全国记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了望周刊、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半月谈杂志，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现代中国杂志、团结报、台声杂志、福建日报等17家新闻单位的18位记者组成。
    隔绝40多年的海峡两岸新闻双向交流9月5日迈出第一步，由几名大陆记者组成的赴台采访团中午12时10分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一时镁光灯闪烁，话筒“林立”，台湾同行热忱地录下这两岸关系发展中新的一瞬。
    来自17家新闻单位的18位大陆记者在机场受到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的热情迎接。采访团团长翟象乾对守候在机场的台湾同行说，此行将为两岸新闻双向交流打开大门。通过为期一周的采访，采访团将实事求是地报道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让大陆人民了解台湾。增进两岸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他称此行“来之不易”希冀两岸交流的大门越打越开，更多的大陆记者能赴台湾参观、访问和采访。
    邀请和推动此行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下午在接受大陆记者拜会时说，两岸消除疑虑，建立共识，需要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海基会”愿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他认为，两岸加强新闻交流，“对发展和改善两岸关系将会产生正面的重大影响。”

1895年9月4日

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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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警予

    1895年9月4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party早期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诞生。向警予是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18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party。在中国共产party第二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警予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主编《妇女周报》。1923年领导上海丝厂和烟厂的女工罢工。1925年去莫斯科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斗争。1928年春，向警予因叛徒出卖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狱中她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28年5月1日英勇就义。

1918年9月4日

徐世昌当选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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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昌

    1918年9月4日，总统选举会在北京象坊桥众议院正式举行。当日，绒线胡同、宣武门大街一带，军警戒备森严，居民商铺奉命悬挂国旗。众议院门首树彩架，中嵌黄色“总统选举会”五字。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任大会主席。参议员出席者131人，众议员出席者305人，超过《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的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的法定人数。投票结果，徐世昌得425票，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全场一致鼓掌欢呼。

    会后，徐树铮通电告知各省督军说：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外人参观者，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

    此前，徐世昌未正式表示是否愿意出任总统。1日，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往东四五条胡同徐宅敦劝。徐世昌说：“诸君何苦推我衰朽之人登台？”梁王说：“除你之外，无人能解决时局。”徐说：“诸君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亦无法。但是诸君举我，是希望我将一切事件办好，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不好，我亦无把握。”

    9月3日，安福俱乐部在太平湖分部搞了一次总统预选会。到会者384人，共得383票(一人弃权)，一致举徐世昌为总统。

1922年9月4日

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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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在上海三次召集中国国民party改组的
    会议，讨论研究改组方案，图为开会地点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国民party负责人53人，讨论改组国民party问题，陈独秀、马林、张太雷均应邀参加。孙中山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讲了话。与会者一致同意改组国民party。9月6日，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参加由丁惟汾、张秋白等9人组成的国民partyparty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起草国民party改组方案并草拟国民partyparty纲和party章草案。

9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国民party员书”的party内通信，信中沉痛地回顾了同陈炯明的分歧、陈炯明叛变的始末及严重后果。他说，民国奋斗三十年来，虽屡经失败，然“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他在信中提出了今后的对策方针，并作了自我批评，“任用非人，变生肘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并决定联俄联共，彻底改组国民party，以重新振兴国民party的威望，实现国家的统一的。

其实，１９４５年的９月３日，是我们国家的抗日战争胜利日．

1924年9月4日

孙中山组建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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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北伐军在广州

    1924年9月3日，国民party中央政治会议召开第七次会议，孙中山、伍朝枢、翟秋白、鲍罗廷出席，议决：发表北伐宣言，及大本营移驻韶关宣言，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方军阀”为号召，进行北伐，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共抗直系”。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军。当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粤军抽调一部随行；迁大本营于韶关，广州设留守府，任胡汉民为代大元帅兼广东省长；以谭延恺为北伐军总司令。

    9月18日，中国国民party发表《北伐宣言》。宣言申明，北伐的目的，不仅在于消灭曹(锟)、吴(佩孚)，而且更在于推翻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20日，北伐军在韶关誓师北伐。22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各军改称建国军：湘军为建国湘军，谭延恺任总司令；滇军改称建国滇军，杨希闵任总司令；粤军为建国粤子，许崇智任总司令；豫军改称建国豫军，樊钟秀任总司令。

1944年9月4日

中共提出建立联合government

  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等，鲜明地提示：“目前我party向国民party及国内外提出改组government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government立即召集各party各派各军各地方government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government，废除一party政治，然后由新government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此项主张国民party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party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government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party一party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9月15日，国民party在参政会上公开允许国共双方就谈判问题进行报告。林伯渠就此公开提出了“希望国民party立即结束一party统治的局面，由国民government召集各party、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government、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party派联合government”的主张。

1945年9月4日

国共两party举行重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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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宴会上频频举杯相互致意

    1945年9月4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时局的特点既存在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危险和局部内战的既成事实，又存在着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和可能。蒋介石为首的国民party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维持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蒋介石妄图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作好军事部署；同时，争取有利的舆论，混淆视听。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中共中央决定和蒋介石在重庆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party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party通报了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party进行谈判的决定。
    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party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由于国民party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作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party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9月4日开始，国共两party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party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产party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party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party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共产party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百万，共产party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party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party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party“交出军队”。其后共产party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party263个师，共产party43个师，比例接近1/7。国民party方面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经过共产party多次让步与力争，国民party方面才表示“可以考虑”。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party提出解放区民主government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谈判一开始，共产party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government”，但国民party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party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government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party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government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party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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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在重庆合影

1958年9月4日

中国宣布领海权

1958年9月4日，中国government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12海里；中国领海的划定，采用直基线法，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琼州海峡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在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白犬列岛”、乌岛、大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岛屿。声明还宣布，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government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government的有关法规。声明中的以上各项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