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么看“面对异见”的伍皓
http://view.news.qq.com/a/20100430/000025.htm
4月22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题为《government信息公开与网络执政》的演讲，演讲伊始，突有一青年走上台，将一大把五毛纸币在演讲台前抛起，并高喊“伍皓，五毛！”喊毕扬长而去。事后，伍皓在微博上将此事公布，新兴名词“扔钱门”不胫而走，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展开了对扔钱事件和对以伍皓为代表的“开明官员”的讨论。本报记者也以此为主题，采访了几位舆论领袖，且看这些对“面对异见的伍皓”的意见。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扔钱门”事件中，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所谓“开明官员”在推动整个社会民主进步的过程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为何遭到许多民众的质疑，并将其斥为“作秀”？ 长平 “扔五毛”与抗议的权利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到人民大学演讲，一名青年男子走上讲台，掏出一叠面值五角的人民币朝他扔去，并大喊：“伍皓，五毛!”随即扬长而去。此事成为推特和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除了伍皓的名声之外，大家热议此事，还因为它在中国比较少见。不少人甚至不知道怎样定义它，有人说是“突发事件”，有人谓之“扰乱秩序”，有人称为是“没有教养的举动”，还有人认为这是违法行为。伍皓本人倒是清醒，据报道，他在演讲过程中，还举着桌上一张五毛纸币说，这就是刚才网民的抗议。 这就是一起抗议行动。针对政治人物的抗议活动，是公民社会的家常便饭，可惜我们吃得太少，几乎不记得它的味道，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伍皓当天在微博中说：“我们要习惯在民主的氛围下各尽其责，要学会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利，包括各种的表达形式都应得到尊重。”这个说法是相当到位的，可惜他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强调这是“非理性”的行为，甚至认为抗议者“素质低”。我知道，人们对伍皓的抗议之一，就是他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做一套说两套，具有欺骗性。他这些矛盾的说法又成了新的例证。 就其本质而言，抗议是一种言论表达。只要宪法承认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就不能不保障抗议的权利。抗议有各种方式，或言语，或行动，甚至沉默。它可以很喜剧，比如近日广州大学生以“快闪”的形式，到几个地铁站抗议整形广告。它也可能成为悲剧，比如各地拆迁中出现的自焚现象，就是在绝望中的以死相争。由于很多人尤其是官员们习惯了没有抗议的政治生活，是一些“抗议盲”，所以才会认为抗议是“意外事件”，是“扰乱秩序”的行为，甚至说出自焚者是“法盲”这种荒唐的话来。 秩序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抗议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扰乱秩序，破坏稳定，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如果把秩序理解为寻找平衡，而不是死水一潭，那么也可以说，有抗议的社会，才有真正的秩序。看见民主社会里议员在议会中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拳脚，总是有人感慨说，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相比之下，我们的官场，的确要有秩序得多，要文雅得多。但是，这样的秩序和文雅，是什么换来的呢？那就是节节攀升的维稳成本，比比皆是的官场腐败，居高不下的公款吃喝，千奇百怪的派出所死亡方式，和拆迁现场的自焚及活埋惨剧。 有人说，伍皓无论作为一个“六品大员”，还是一位演讲嘉宾，朝他抛纸币都是对他的不尊敬。抗议中尽量尊重被抗议者的人格，这的确是一种文明行为。但是，假如为了尊重，干脆不允许抗议了，这又是对现代政治文明和公民权利的不尊重了。最近英国有一个判例，让一些因为扔鞋抗议而卷入官司的人有望解脱。法院认定，“扔鞋”只是抗议示威中的一个例行的作为，并不属于暴利犯罪的范畴。一位法官表示，“扔鞋”不应该成为指控实施暴力行为的证据，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姿态。 对于“扔五毛”的另一种批评认为，针对伍皓的抗议没有太大的风险，“有本事你去抗议更高级别的官员啊”。本来这种批评不值一驳，但是它在话语市场中还相当畅销。事实上，任何抗议对象都不可能是最大的“恶”，甚至根本不是“恶”，只是意见不同而已。假如只能对最大的“恶”抗议才有意义，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抗议活动了。抗议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并不附带这样的条件，只要有人感到不满，他就可以表达相应的抗议。同时，任何抗议活动，都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不是什么投机，而是一种基本的理智。在进行了风险评估之后，仍然为了心中的正义选择冒险抗议的人，自然受人敬仰；但是，那些在抗议中进行自我保护的人，也不应该受到谴责。 因此，还有一种听起来很严重的指控，仔细想来近乎无厘头了——那就是声称这起抗议活动“有预谋”、“有组织”。在抗议活动中，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预谋”和“组织”当作反义词来说，似乎现场突然冲动更好。其实，世界上大多数活动，尤其是抗议活动，都是有预谋与组织的。这本来是理性的表现，却又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表达。 最值得重视的，似乎是这样一种意见：伍皓是官员中的开明派，应该保护起来。且不论伍皓到底是不是“五毛”，也不论自古以来盼“明君”、“贤臣”的谬种流传，单就以“保护好人”为名来压制别人抗议权利的企图，就不是一种赞赏开明的做派。中国社会只能在抗议声中成长，而不是吹捧什么好人。假如真有所谓开明的官员，应该为自己“以身作则”感到骄傲。 郭巍青 如果能够通过“扔钱门”事件，为我们扩大言论自由和言论表达的空间，那就非常好。 伍皓也许是个开明官员，他与网民互动，推动网络发言人制度，以及在“躲猫猫”事件中让网民参与调查，这些都做了很多的努力，我非常欣赏，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不是简单的一件件事情的所谓真相，我不是特别同意过于纠缠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更注重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落实公民的权利，让其不取决于官员个人的好与不好。人人都应该有表达的自由，有好的渠道去反映自身的利益，官员本人的开明与否不能阻挡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伍皓是否有在进行制度变革方面做过努力。从伍皓这个事情上，我觉得government与公众之间的互不信任，问题太大，根源太多，单凭一两个开明官员，让他来改变公众与government的相互不信任的总体格局，力量太单薄。 一些网民对“开明官员”的质疑，的确有可能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但我认为不论支持也好，反对也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官员是这样子来开放的话，我们能够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伍皓的出现。有没有这种前景？如果没有，我还是那个观点，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但假如说，你这次善待他，就会有下一个伍皓出现，那我会很同意我们应该善待。 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伍皓出现，怎样才能推动这个目标和进程，假如没有，单就一个伍皓来说，意义很单薄。我反而觉得不如像扔钱的这个人，如果我们都能认可这个事情，那反而给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方式拓宽了空间，从公民的角度来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自己的表达方式多样化，我是扔钱也好，喊口号也好，集会抗议也好，只要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就可以，然后要让你的表达去影响government的政策，我特别强调这一条，而且我强调必须要让人看到你的表达是有意义的，这样表达会趋于理性化，朝着一个比较民主的方向发展，人们只要看到正面的激励，就会知道怎样的表达才是有利的，否则就会变成纯粹为了表达而表达，那反而会引发更多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 石扉客 也许很多人会把扔五毛式的抗议看做一个赤裸裸的挑衅，其实反过来说，对另一方当事人伍皓和主办方新闻学院，应对得体，都是加分的好机会，也不妨看做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所以与臧否伍皓和扔五毛的网友相比，我更愿意去分析此事件里主办方的表现与得失。我也曾经和人大新闻学院的现场主持人在围脖上讨论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对一家新闻学院来说，还有比这更精彩的现场教学机会吗？作为新闻学教师，这正是引导学生分析新闻与宣传、权力与权利、异议与容忍的最好场景。遗憾的是这位主持人不但未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事后还在公共发言中指责策划者的动机就是为了出名。这个就不单是认识上的水准，更像是误人子弟了。 所以在我看来，此事中各方表现，如果综合打分，伍皓得分第一（当然他完全可以做得更漂亮），网友得分第二（至少这是一个有传播力的策划），很遗憾，最低分毫无疑问属于主办方。也就是说，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伍皓是接住了并饱餐了一顿，主办方却避之不及地将其扔进了垃圾桶。 所幸的是，在活动快结束时，人大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赶到现场向伍皓提了2个高水准的真问题，此举令主办方的部分颜面得以挽回。我最想对主办方说的是，一定要抓紧学习，榜样就在眼前，远可学伍皓，近可学陈力丹。 王则楚 影响人家演讲是不妥的，他之所以扔钱是因为反对主讲人的意见，伍皓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谴责，而是很镇静。 我对他公布财产、家庭状况等行为是认可的，只要不是造假就行了，他这是遵照中央规定的申报公开制度的行为，也没有太超前，太了不起。如果有人说他作秀，那么这个秀也值得作，现在有多少人去作这个秀呢？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把这些信息都公开，与网友进行交流这是一件好事。 要让所有官员的财产都公开，目前还很难，因为我们的体制是让上级掌握了你的东西就行，这样上级就放心了，你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了，我对你也就放心了，在我上级管理之下就没问题，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他们只需要报告上级，上级掌握就可以了，他们不希望老百姓掌握，如果老百姓跟上级掌握的一样的话，他已经没有什么威胁力了，那就是光溜溜一条，不好控制，造反都有可能，所以就麻烦了。在我们这种体制底下，要培养出更多的像伍皓这样的干部，恐怕目前的体制是问题。美国要求官员所有财产等情况全部公开，而不是向上报告，所有的私家侦探都可以公开你的财产等状况，人家把你的隐私公开了，你还不能告他，你既然要做一个公众人物，做一个官员，那所有的东西都得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这是非常明确的。 网民对这些“开明官员”的非议当然会打消他们的积极性，因为你不是要求公开，而是要求控制，这个事情还有一个过程，先要向上级报告，纳入上级的监管。总体来讲，现在的秀作的还不够多，也还不够好，我们还期待更多的新“作”法。 范以锦 我认为伍皓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思想解放的官员，作为宣传部副部长，当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扔钱者也许对社会现实和伍皓并不了解。 伍皓对当事人抱着宽容的态度，但作为局外人，我不赞同扔钱者这种既伤害别人尊严、也降低了自己品位的表达方式。 夏业良 扔钱者扔的是五毛，表达的是一种对“五毛”的厌恶，这是一部分网民对一些官员作政治秀的反感和厌恶。现在网民已经有了一种认识，就是对官员经常做一些表态，但是事后又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是一致的，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 网民应该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扔钱者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扰乱了秩序，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攻击行为，并没有对他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可能在一些人看来，官员的威严遭到了挑战，但我觉得这是多少年来老百姓的爆发的一种形式，部分网民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不满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官方应该尊重。只要他的这种宣泄是和平的，没有造成身体的伤害，官方就应该容许这样的表达行为。像西方的抗议示威，群众经常会用鸡蛋、西红柿扔掷国家领导人，比起西红柿、鸡蛋，扔五毛钱危害要小得多。扔五毛是目前中国网民所表达的一种相对理性、相对文雅的宣泄方式，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些中低级官员，希望作出一些政绩，他们希望以一种相对开明的态度来获得媒体和老百姓的关注和认同，将来好有更高的上升空间，所以他们也作出了一些姿态。在整个大背景下，这样一个中低级官员的行为，可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得比较多，他是宣传部门的，他很难在对待舆论宣传这方面表现出一些个人内心观点和个性的行为，他只能做一些表面的东西，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表达，是付诸行动的，比如说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对采访和曝光一些事件能够给予更大的尺度。 所谓的“开明官员”对推动社会的民主进步和government信息公开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微乎其微，媒体应该更加关心老百姓推动社会进步的言论，比如韩寒，相比较而言，他就比伍皓更能起到对社会的推进作用。government应该要容忍国民的批评，用一种开放的心态，让社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社会就自然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如果它没有做到，就应该努力争取做到；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就要靠老百姓争取言论的空间。越是开放的进步的时代，越是能够容忍批评的言论，但从目前来看，government做得还不够。 笑蜀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双方都表现出了政治智慧和风度，双方“配合”得很好，是一个很默契的互动。扔钱者表现出来的是很专业的行为艺术，他有智慧的一点就是他很专业，他很好地表达了诉求，同时，又避免了诉求本身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是一种很克制的表达。双方都是高水平的演出，如果有一方“演出水平”不好的话，这场戏都要砸，伍皓很成功地把危机转变成正面的行动。扔钱者的诉求很明显的是对某些方面的抗议，想要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他的诉求被整个社会注意到了，所以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娱乐事件。 对于伍皓在网络上的一些行为，我基本上是肯定，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评价一个政治家或者政客，没办法用动机去评价，只能看他的行动本身，就他的行动本身而言，显然是正面的。动机是不重要的，是无所谓的，我不关心他的动机。如果他不这么做，我们就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个官场都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面对舆论的态度，都是高高在上的，他提供了一个区别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官员做法的另外一个选项，这就是他的作用。 要让这个社会出现更多的开明官员，需要全社会的互动，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孤例，成为一个个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趋向，鼓励这个趋向，比如媒体的报道、采访、评论，都是一种鼓励，因为你们正在把这种效应放大，让他不再孤单。 张鸣 我觉得伍皓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表现得还不错，体现了他的气度，还能够接受一些冲击，比那些一惊一乍，破口大骂的要好多了。但伍皓的开明并不代表整个云南官方的开明，也不代表云南的媒体真的很开放，他的行为只代表他个人，而不代表整个云南省。 他在网上做的一些信息公开行为，是否炒作，我们不好判断，因为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这些都只是推测，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比完全不开明肯定要好，但好到什么程度，以后会有什么发展，他能代表什么东西，这个很难说。我认为不必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只要他在行为上做到了就可以了，动机并不重要，他至少比不开明要好一些。 这些开明官员，他们在推动社会的民主进步和政务公开上应该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关键是要看他们的力量对比，他们的意见是否占上风，或者说整体的官场作风，这不是看个人，目前来看，像伍皓这样的开明官员还是很少，我对他基本上还是肯定的，但是有保留的肯定。 官员应该要有这种辨别能力，能意识到这种时代潮流的到来，要把媒体当做媒体，正视它的功能，而不是把它当做喉舌，这需要一种思想的根本转变，要尊重人权，尊重每一个个体，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媒体还可以对government进行监督。如果意识到媒体是第三种权力的话，这样就好办多了，不是说培养几个官员，这样不会起作用，而需要一个根本观念的转变。
特别策划[围观伍皓]：“伍皓们”是否作秀真的那么重要吗 时代周报评论员 李铁 4月22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一次演讲会。伍皓刚刚坐定开讲了几句话，突然有一位男子走上前去，在伍皓面前朝天空扔了一叠五毛钱纸币，并大喊：“伍皓，五毛!”随即扬长而去，其间有一合作女士迅速拍照。 现场的伍皓表现得镇定而大度，并肯定了“扔钱者”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事后，扔钱一方的参与者公开表示：“今天表达的是一个公民的独立而清醒判断！”“长久以来，我们期待获得全面透明的信息，遗憾的是，这个基础没有建立！今天，也是价值观的碰撞！”而伍皓则回应：“是的，我们要习惯在民主的氛围下各尽其责，要学会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利，包括各种表达形式都应得到尊重。” 伍皓是谁 身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被认为是当今国内最红的地方government发言人，也是个性官员的代表性人物。 伍皓出名，肇始于2009年2月发生的家喻户晓的“躲猫猫”事件。事件发生之后，记者出身的伍皓批评了government部门传统上应对突发事件拖、堵、删的做法，提出“不捂盖子”，并主动提议组织网络调查团参与“躲猫猫”事件的调查。 而在后来的“小学生卖淫案”中，伍皓又亲自上网发帖，向公众澄清案情。其间伍皓被一部分网友痛批，认为其替警方说话、为难刘氏一家子。2009年12月中旬，云南“小学生卖淫案”一审认定，刘氏夫妇容留卖淫罪成立，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这一判决结果也替伍皓回应了那部分批评他的网民。 伍皓力主云南首开government微博，为新闻发布吹新风，让government跑在谣言之前。他通过“新闻新政”，尝试推动government的信息公开与透明。然而，作为中国首位实名开通微博的厅级官员，伍皓在网络上收获的是掌声与板砖齐飞，甚至板砖更多。因为骂声太多，伍皓曾一度想关闭自己的新浪微博，但最终还是选择改名为“伍家有女初长成”后留了下来。 有人赞赏他开明，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也有人认为他的行为属于作秀，在具体的新闻事件的管理中并没有开明的风度。他引述上级的“以善待媒体、善用媒体达到善管媒体的目的”的说法也被认为是暴露了并不支持新闻自由的本质。 此次的“扔钱者”痛斥伍皓为五毛。那么，什么是五毛呢？网络维基百科这样注释：“一般指受中国行政机关雇佣或指导，以网络发表评论为全职或兼职的人员。通常他们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发表与中国government（甚至各级行政机关）观点一致或相仿的内容，或采取其他网络传播策略，来试图达到影响网络舆论、引导网络舆论和制造网络舆论的目的。“五毛party”是对网评员的一种别称，一般是为了象征性地讽刺网络评论员每发一帖能挣五毛钱。” 个性官员，风箱里的老鼠？ 同为个性官员和网络红人，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在网络上收到的反馈则以赞扬居多。姜宗福曾经实名发帖炮轰张艺谋“印象”演出，最近又发帖痛批高房价，称开发商“绑架”government。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姜宗福和伍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姜宗福的发声其实只是一种个人言论，他所说的这些话题与他的工作基本没有关联，不存在什么太大的现实阻力。而一旦“个性官员”的“个性”不再局限于个人言论，新言论结合了新行动，新做派在工作中体现出来了的话，结果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很可能成为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伍皓似乎正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在官场，可能有人会觉得他的想法做法太开放过头了。伍皓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其新思想、新做法。而之所以新，肯定是异于既有的秩序和做法的，否定既有的东西，自然会有人不高兴。 官场内还有很多人觉得伍皓很傻，在中国语境下，很多人理解的为官之道，首先要善于保护自己，要善于韬光养晦，伍皓这样高度曝光，岂不是自找苦吃？ 而伍皓的革新之举，在一些网友看来，又觉得保守至极，还是在为既得利益和既有秩序说话。“走狗”、“五毛”的帽子，也就自然扣了上去。 孙立平先生有本名著，叫《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所谓社会的断裂，就是两拨人已经失去了中间沟通的桥梁，沦为彻底的对立。没有桥梁就没有对话，剩下的不再有倾听和妥协，只有谩骂和对峙。如果有人行走在断裂带上，感受到的常常是一种孤立无援的撕裂。 官员装没装值得拷问吗 要对伍皓们做个评价，一个恰当的方式就是逐条分析，看他们的个性言行，意味着什么，又会带来什么结果。 我们最常见的对伍皓的一个质疑就是说他爱作秀，想标新立异，以达到出名升官的目的。其实这种动机自私论是相当可笑的。因为你可以说文天祥慷慨就义是想青史留名，神学家朋霍费尔在纳粹面前坚贞不屈是为了自己死后能上天堂。 官员想出名，想高升，这没什么不对，要是官员们用自己的工作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最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名声和升迁，这又有何不可？我甚至认为，如果官员想出名，这种官员倒是多多益善。有多少官员是根本不把公众的评价放在眼里，只是一个劲地往上去跑官要官的呢？民主社会的官员都必须讨好公众，这难道有问题吗？ 官员想成明星，或者说成了明星，我认为也是好事。坏事往往是躲起来干的，想腐败的官员，自然是希望越少人注意越好。要是哪个官员成了明星，做事就得时时考虑后果，和小蜜去酒店开个房，一定怕人认出来；收个红包，怕被人把录音发到网上，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吗？如果伍皓、姜宗福们和“周至尊”、“刘途锐”一样抽天价烟、开豪车，只怕早就捅了舆论的马蜂窝了。 有人说，伍皓的开明和宽容是装出来的。是不是装的，我暂且不去深究。但是我想说，“装”是有个潜台词的，那就是装的那个人至少是认为那是一种好的形象，所以才去装。伍皓说：““我觉得大度是装不出来的……在自己的意识里，把平等、自由、公平、正义、民主等，这些现代的政治文明理念融进血液里，才能发自内心。”退一步讲，就算这种宽容是装的吧，至少伍皓内心是承认，宽容异见是现代社会的美德。至少伍皓没说，那些都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吧。 伍皓说“我们的社会确实需要一些宣泄机制，这个非常重要”。即使这也是装的，至少他没有说，形势一片大好，好得不能再好。伍皓的潜台词，至少是承认我们社会的断裂和尖锐矛盾的。 至于伍皓引用的那句话，要以善待媒体、善用媒体达到善管媒体的目的。这句“管媒体”的话可能让许多人很不受用。但谁又能否定，宣传部门管媒体，这不是我们的现实？在现有的体制下，伍皓做的，确实是这个工作。如果这个前提有问题，那显然也不是伍皓这个级别能改变得了的。 善待还是踩扁伍皓们？ 对于此次事件中的“扔钱者”，我固然肯定他们有抗议的权利，有行为艺术的自由，但有权利做一件事，不等于做这件事就是合理的。 扔钱一方的参与者谈及这样做的理由说：“觉得应该到那里行为艺术一下，而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一个官员去给一群学新闻的人讲课，会传递错误的价值和信息。”可这种理由很奇怪，官员就不能给一群学新闻的人讲课吗？还有，当时讲座才刚刚开始，他们怎么就能肯定伍皓一定会传递错误的价值和信息呢？退一步说，即使伍皓传递了错误的价值和信息，演讲后的提问也是可以质疑的。据我所知，那场演讲后，听众的提问也是相当尖锐的，伍皓并没有拒绝讨论。 在我看来，此次伍皓“被五毛”，抗议者所表达的东西并不清晰，而是指向不明的一种发泄。或许我们这个社会积累了太多的对立与怨恨，但我们不能因为压制而扭曲了愤怒的方向。有人将对体制的怨恨，对官员的愤怒，发泄给了伍皓，显然是扭曲了方向。 如今的社会断裂与权力系统的封闭，使我们更需要有官员的个性表达带来变革的气息，促进体制内外的对话与改变。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伍皓，除非你觉得已经不再需要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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