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现第三拨移民高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转帖）

中国富人掀移民海外潮 追求教育与资产安全2010-05-22 13:20:45　来源: 新华网(广州)　跟贴 2155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中国部分富人为了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追求资产安全，纷纷在进行移民海外的计划。多名投资移民企业人士表示，因为国内投资渠道不畅，各种税费太高，社会仇富心理严重，投资移民到国外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新华网5月22日报道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在哪里?

刘青山在参加那次推介会前对它一无所知。面对着一张印制着旖旎海滨风光的邀请函，他在世界地图上查了五分钟，才找到这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群岛。

48岁的刘青山在上海市郊拥有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雇员200多人，个人资产数亿。当他带着将信将疑的想法进入那个推介会现场时，才发现和他拥有相似想法的人实在不少。一个容量300人的会议室中人头攒动，座位边的走道上摆满了各式别墅的易拉宝广告，价格都在70万美元左右。只要买上这样一幢海滨别墅(移民的投资下限是35万美元)，再走一下例行的申请、体检和评估手续，他就可以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公民身份。这个身份可以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一、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是英联邦国家，其护照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免签;二、那儿是避税天堂，对于外国迁入居民免征各种税收。

移民，已经是刘青山多年来的打算。现在，他准备让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了。

移民理由一：子女教育

比起刘青山，老李已经先行一步。他在去年底已经将自己的家庭(夫妇俩和两个儿子)全部移民到了加拿大。

现年44岁的老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至少十岁。他从建筑业白手起家，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干，苦心经营，现在资产在3亿元以上，山东有一个搅拌厂，还买了一块5000平方米左右的商业广场，以及几家稍小型的数码类公司。

两年前，他先将17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几次往返，亲历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加拿大的政策很好。只要拥有了身份，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本土人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这样做实际上很划算。”老李从不露富，衣着朴素、简单，开的车也仅是辆普通的斯巴鲁。

而身为国企高管的骆军也已经让一家三口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出于职业所限，他本人暂不考虑加入新加坡籍，只是希望有永久居留权来去方便。

女儿已经在新加坡上幼儿园，未来母女二人可能会加入新加坡国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女儿能够获得国际教育，我们不想让女儿在国内受教育。”骆军说。

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执行总监李旭根据自己的从业经验，认为90%的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外加让自己的子女在海外读书。“因为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

移民理由二：寻找安全感

除了子女教育，让老李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2009年年中，金融危机还在延续，而当时国内的政策走向也看不清楚。“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老李说。

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出现在2003年前后，当时全国出现了包括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富豪们对社会治安与大众“仇富”心理心存忌惮，无不纷纷为自己安排好出路。而近年来“国进民退”以及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加之包括黄光裕在内许多民营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再次使国内富人们的神经紧张了起来。

“目前而言，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毕竟还是少数，只是最近这种潮流比较明显，这也跟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有关。”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说。

“04年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民营企业开始从制造业中溢出，往产业链的上游走，进入到金融与能源行业，但这两个行业都是国家垄断的领域，所以民营企业家们非常失望，开始出走。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不够友好，社会对民营资本家原罪的质疑，都使得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想象中好。这次黄光裕案事件就再一次将原罪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高度，大家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的。如何保护自己的财富，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移民理由三：新的生活方式

比起上海灰蓝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刘青山自然更向往在加勒比海海滩休闲式的生活。那儿没有尾气污染，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拥挤的人群。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刘青山个子不高，语速很快，浑身上下给人一种紧绷的感觉。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国富豪的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都移民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觉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现在富二代起来之后。他们更多的会考虑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量，不想像以前那么忙碌的去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我想和这些都有关系。”

但迈斯林移民公司的李旭认为，“中国人移民很少有想去养老的，因为中国人都很勤奋，喜欢工作，没有养老的意识。因为自己的生意做大了，做到海外，最后成为海外公民的，也有，但是非常少。”

移民目的地

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据中介机构的人士介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华人富豪首选的两大移民目的地，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移民后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

除了美国这一传统的投资移民目的国之外，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但中介机构一般不推荐移民欧洲国家，原因在于欧洲并不鼓励移民，手续复杂，而且投资移民的投资额也特别高，移民成功率不高。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国度外，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正积极向国内富豪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以上文刘青山准备移民的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为例，这个小国对他的最大吸引力就是低税率和来去自由。现因涉黄光裕案被调查的“深圳首富”深圳茂业国际[2.35 -2.49%]董事长黄茂如及其夫人的国籍更是中美小国伯利兹。

精英与财富的流失

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

在每年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列项，通常被视为资本经非正式途径流进或流出的数据。以往专家测算中国资本外逃的数据，多以此为参考。但近年来热钱涌入中国境内增多，这一数据已无法反应中国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形。因此，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

但可知的是，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但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他们希望用国外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在国外，他们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低的。”迈斯林移民的李旭说。

“目前富人移民海外，我们应该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我们应该先把心留住，才能把富人留住，才能把财富留住。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让资源的获取变得更公平，要继续保留企业家精神。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所以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吴晓波说。

老李已经在多伦多购买一幢500平方米的别墅，算是安定下来了。

“对于国内的事业，我也不准备再有多大的发展了，除非有特别好的机会。”

至于未来会否在加拿大二次创业，老李也很迷惑：“年龄可上可下，机会也不上不下。干，我也可以再干些年;加拿大也有一些朋友，大家也总是再商量着一起干些什么。不过一切都没那么容易。”

他自己语言也不通，虽然也有家人和朋友在，但是生活起来还是不那么的习惯和方便。“混不到人家的主流社会，准备养老吧。移民还是继续留在国内，都只是一种选择，各有各的难。”老李有些自嘲地说。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张宏 李丽 张斌)

五千年以来最大的盛世,怎么反而导致纷纷外逃? 不够Hexie。。。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理解他们

哎！毕竟谁愿意每天让自己的孩子披星戴月，在公交车上挤一个小时上学，还要面对到夜里十一二点的作业，没有周末，没有兴趣，还要面对无情的学术圈和社会圈。毕竟一切都是由国情决定的。

我国出现第三拨移民高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2010年06月04日08:32新华网我要评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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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正在移民海外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观察：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为了孩子，很理解他们，总要让自己的娃能够真的实现“知识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