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著：《天地九重》（连载完结）

2010 年 5 月 18 日 星期 二 今晚报

天地九重（一）



作者：杨利伟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飞行员体检和普通的健康体检不一样，而航天员的体检跟飞行员的体检又不一样

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有些突然。尽管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但一直认为那只是个遥远的梦想罢了。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报名接受选拔的。

1996年初，我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这是选拔的初选。体检用了一个月，与以前不一样，这次巨细无遗，似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

我们知道，飞行员体检和普通的健康体检不一样，有些针对飞行的检查，比如对你的眼睛、鼻子等器官的要求比较高，比如对你的平衡机能很在意。而航天员的体检跟飞行员的体检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在于他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飞行员是在大气层之内飞行，而航天主要是在真空条件下飞行，有很多的特殊要求，所以我们叫生理因素检查，或者叫特殊因素检查，这部分是飞行员没有的。

事实上，航天员的选拔程序早已经开始了，它是1992年9月中央批准的载人航天工程的一部分。按照进展，1995年9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获中央军委批复，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工作分为四步走，即预选、初选、复选、复审四个阶段。

预选是由原国防科工委和空军联合组成的选拔领导小组，按照一系列条件，从全军现役飞行员中进行筛选。条件中包括有坚定的意志、献身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身高160厘米至172厘米，体重55公斤至70公斤，年龄25岁至35岁，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累计飞行600小时以上，大专以上学历，飞行成绩优良，无等级事故，无烟酒瘾，最近三年体检均为甲类等等。符合以上条件的总人数是1500多人，之后调阅这些人的全部档案，并作全面情况调研，确定886人参加初选。

在青岛体检后，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大部分人在这一关下来，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再次体检，也就是复检。60人分为四批，15个人为一批，我是第二批。

可能觉得前面走得比较顺当，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强的信心，觉得离航天员的目标越来越近，带着迫切的心情，我提前三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

复检通知由空军通知到部队，部队通知到我。刚好我们团长要到国防大学学习，我又着急，我俩就结伴来了北京。

到空军总医院时已经是晚上了。一报名字，他们知道我是来复检的，护士诧异地说：“你也太早太积极了，我们都没准备好呢。”

因为带着体检本等证件，当晚他们还是接收了我。我就住到病房等着检查。但是我来得太早了，他们脸盆也没准备，拖鞋也没有，都是当晚现找的。第二天、第三天陆续有人来了，等大家来齐之后体检才开始。
这次复检大概用了十来天的时间。每天都有各项检查，做临床，十几天把全身器官查了个遍，这个环节结束后，又淘汰了20人。
按工作程序，此前的所有检测是空军负责，此后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负责。

1996年8月，我到现在所在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做特殊功能检查。这是个高难度的选拔，看你是不是天生具有做航天员所必需的“航天生理功能”。这种功能是航天员与普通人在身体上的本质区别，是个天然的门槛。
在检查中，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各种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仿照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5000米是为检查耳气压功能和低压缺氧耐力，10000米是为检查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要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当时体检的每一项，现在航天员也依然在训练。
为什么要检查这些方面呢？首先是确定你能不能承受这些特定考验，比如说你的心肺功能、代偿都是通过检查数据由专家来分析的。我们成为航天员之后进行训练也是为了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这种状态如何保持呢？一个要提高。通过一些反复的训练，掌握方法，身体通过一些训练的辅助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保持好。第二个就是通过训练把适应能力提高。像离心机上进行的超重耐力训练，我们要很好地保持训练效果，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我记得检查我们的时候，做的7G，我们后来训练都训练到8G，最大的峰值是8.5G。训练是一个不断提高和不断保持状态的过程。查完了，只剩下20人。60个人当中，我们第二批选上了15人，选拔成功率比较高。我、聂海胜和景海鹏都是这一批。

后来我知道，世界上选拔航天员的方式方法大致相同，当年苏联的加加林也经过类似的过程，先是从空军3000多人中分几个阶段进行选拔，从1959年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俄罗斯共录取了20名航天员进行训练，直至1961年4月才选出其中的6名航天员准备飞行。
加加林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道：“除检查健康状况外，医生们在每一个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潜伏的缺陷或者肌体对典型航天因素耐力较低，对这种因素作用时的反应进行评论。他们借助一切可能的生化的、生理的、脑电的和心理的方法和特别的功能试验进行检查。在各种空气非常稀薄的压力舱内检查我们，在离心机上旋转我们，所有这一切用了几周时间，淘汰了不少同伴。”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待消息。那年只选12个，这意味着，我们20个人当中有8个还将被淘汰。
12月31号，航医所的领导、专家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在吃饭中间，时任航医所副总工程师的宿双宁和我互祝新年，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嘱咐说：“回去不要喝酒，注意饮食卫生，保护好身体，千万别得传染病，还有，不要再参加有危险性的飞行课目训练，一点外伤都不能受……”我觉得这是一种关心，更是一种暗示，心里一下子有了底。

天地九重（二）

2010 年 5 月 19 日 星期 三 今晚报

1月5日，成为我们航天员大队的诞生日，每年我们都会纪念它，像过我们共同的生日

回到四川，我开始了等待，虽然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但这种无法确知最终结果的等待还是相当漫长的。我并没把日常训练放下，是出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如果能入选，那我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就将结束，我将告别我的战机，我的部队，而那种累积了十几年的对飞机的留恋是难以割舍的；如果不能入选，仍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飞行，良好的状态要每天保持。所以，作为团里的领航主任，我仍天天带着新飞行员训练，自己还飞行了150个小时。

而且那一年我们团的空靶，拖靶机基本上都是我飞的。

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的消息仍没有公布。

其实，选拔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关人员在对我们进行家访、政审，领导和专家们分别到20个飞行员所在的部队了解情况，还专门对飞行员的家族成员进行体检，询问父母及几代人的身体情况和有无遗传病史。到绥中调查时，对我的父母作了详细调查，也把亲戚们都排查了一遍，老家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

1997年春天，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书记吴川生带专家组来到我所在的部队，先从战友和同事的口中得到了对我满意的评价，之后又到我家里进行家访，征求我妻子的意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航天员要在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下训练和执行任务，而妻子的态度至关重要。看似随意的问话，其实也是考核内容之一。

“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

“习惯，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同意。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玉梅的回答干脆、朴实。

我通过了这项考核。

考核一项项地进行，我也一直在担心。直到后来航天员中心给我打电话，问我穿多大号的服装，这时候我心里才比较有底了：开始准备我的军装了，那基本没问题了！

1997年4月中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集中了多名著名专家，做最后的研究和挑选，最后从20个人中录取12个人为预备航天员。我在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素质的测试中都达到了优秀，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12个人，学历都在大专以上，驾机飞行都在800小时以上，平均年龄32.8岁，大都有处置空中险情的经历。

有许多人问，为什么我们的航天员必须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而不能从其他职业比如从大学生中选拔？为什么年龄在30岁左右？

首先，中国航天员要执行复杂的空中任务，并不是飞船上的乘客，美国、苏联选择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一般也都从飞行员中挑选；其次，较长时间的飞行经验，空中生活、工作经历，让飞行员过渡到航天员不需要重新适应。而要达到规定的飞行时间，年龄必然在30岁左右。

另外，在航天员的训练与工作中，风险和压力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主要是心理上的。飞行员阶段的空中体验对心理承受能力、良好的精神品质、意志力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作为飞行员，即使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是顺理成章就能成为合格航天员的，中间相隔的，不是从四川到北京的万水千山，也不仅仅是从地面到天空几公里扩展到几百公里的距离，而是另外一些越过生命极限、超出想象的考验。

1997年底，我们12个人来京报到。

1998年1月5日，12名中国航天员正式由空军移交给原国防科工委，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原办公区举行了一个仪式。

当时两个大单位的首长参加仪式。空军首长对我们的入选表示祝贺，同时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记得，首长对我们褒扬有加，称我们是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空军真是舍不得，但国家有需要，航天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更重要、更具有挑战的岗位，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今年空军创建60周年大庆，我们全体航天员回了“娘家”，参加了全部庆祝活动。置身于熟悉的部队，听着熟悉的呼啸声，我们仿佛又重新站到了飞行员的队列中。

原国防科工委的首长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对空军诚挚致谢。

虽然整个仪式的过程十分简短，而且对外秘而不宣，却意味着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在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神圣的使命，我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那一天，1月5日，成为我们航天员大队的诞生日，每年我们都会纪念它，像过我们共同的生日一样。

刚到航天员大队我们就换了装。但是当时还没有航天标志，也没有航天员的等级。所以那时候还都是戴的飞行员标志。直到我们有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标志，才摘下了胸前的空军部队飞行徽标。

1997年底，我们12人来京报到时，恰逢年终岁尾。接下来就是按上级指示，尽快搬家，入住航天城。给的时间是一个星期。

我匆忙回到部队，开始搬家前的忙乱。那时我儿子杨宁康刚刚两岁，因为太忙顾不上他，就把他送回了辽宁老家。可以想见，部队的领导和战友们纷纷前来道贺，但并没太多机会坐下来叙谈旧情，他们更多的是在帮我打点行装。

我和战友们平时关系相处得极好，他们和我也不讲客气，都觉得我当了航天员，进了北京，搬去航天城，待遇肯定不错，条件会更好，什么东西都会有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当了航天员，工资一万多，住师职房，每个人配辆车……这种条件让我和战友们都以为，待遇要翻上好几番。

战友们的意思是，现在你这些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也都用不上，还不得扔！所以，让我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拿，全给他们留下。

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就说，到了那儿给你配车，你还骑什么自行车啊？推走！在四川，除了我的“歼-6”，我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自行车给骑走了。

还有电视机、床、书架、锅……基本上，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分了。我最值钱的两万块钱的音响，他们说你也别带走了，给了我两千块钱，拿走了。最后剩下一台旧的录像机没人要。

几天后，我就带着那台录像机，几个木箱子装着幸存的书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一床被子，来到了航天城。

到了后看看其他人，和我情况也差不多，带过来的东西都比较少。想来和我一样大多留在原部队了。

天地九重（三）

2010 年 5 月 20 日 星期 四 今晚报

航天员的生活是由服从最细致的管理、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开始的

航天城坐落在北京的西北部，相对北京市区还比较偏远，进城要走八达岭高速，坐车也挺不容易。我们12名航天员和爱人进行了分工，她们去商场买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就去买家具。

没有太多时间挑选，看着差不多的东西，大家就一起买回来。我们的家都在一个住宅楼里，所以直到现在，房子是一样的，家具是一样的，家用电器是一样的，装修装饰也都差不多。有些人看了，不明就里，还说：“你们待遇真是不错，连这都是统一配发的啊。”

许多东西都是在这一个星期完成的，许多事情也在这一星期弄明白：工资还是按级别和军衔走，只加了几百块补贴，但不飞行了，没有飞行补贴，薪金还不如过去多；我们住的都是团职房；每个人配车更是不可能的事，外出还是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

家总算安排停当，却被告知自己不能住在家里。我们要住那所专门的两层小楼——航天员公寓，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航天城最神秘的“红房子”。它自成一个小院落，平时有士兵严密把守，外人不得进入，即使是航天城内部的科研人员。而我们，周一到周五必须住在这里，与外界隔绝，不能离开。

国外的航天员平时是各自分散居住的，只到执行任务前才会集中。而中国的航天员在管理上采用集中管理，从第一天起我们全部14个航天员便朝夕相处，一同“隐居”起来，成了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成为航天员，远非经过简单适应和学习就能胜任。除了驾驶飞船，还要学习和掌握大量的高科技航天知识，要充分了解整个航天工程系统，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所承担着的责任和它的意义——国家的荣誉、民族的梦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我们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次航天员选拔。1970年夏，中国准备从1000多名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其中许多都是当时的空军战斗英雄。曾有一位当时连闯数关的飞行员回忆说：那时就差最后阶段的工作了——但是因为技术、经济等各种原因，载人飞船的工作暂时中止，航天员的选拔也停了。

相比起这些人来说，我们是幸运的，但同时也在想，我们能否上天？能否完成这个使命？会不会半途停止？

随着对这项事业的深入理解，我们知道了载人航天的大体设想：第一阶段是立项、确定七个系统的研发方案，从1992年开始；第二阶段是火箭、飞船和相关产品的设计和试制，从1995年开始；第三阶段是产品生产和无人飞船飞行试验，从1998年开始；第四阶段是飞船载人飞行……而我们航天员只是国家这个载人航天大业中的一个小部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位于塔尖上的小部分。

我们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就是为了这个小部分的完美表现而开始义无反顾地默默努力。

航天员的生活是由服从最细致的管理、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开始的。除了要求我们遵守部队条令条例之外，许多特殊的规定都写在《航天员管理暂行规定》里，其中有这样几条对常人来讲几乎不尽情理的“五不准”：不准在外就餐；节假日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准抽烟喝酒。

严格的纪律向来是军人这个职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军队战斗力的保证。就这一点来说，刚刚成立的航天员大队将纪律细化并强调到了最高的程度，它几乎规定到了每一个细节。

进驻航天员公寓的第一课不是别的，是科学进食，我们不能按以前的习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得合理搭配。航天员的饮食规定非常多，一日三餐都由营养医师制订食谱，食物还要留样保存。采购食品要到专供商店，购买蔬菜要到京郊的绿色蔬菜基地，绝对不能像常人那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当然不会每天盯着你吃饭，但是否遵照了营养师的配餐要求，在体检时就能发现，基本上，我们三个月一次小体检，一年一次大体检。体检发现情况不对了就会找你谈。

我对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尽管也有一些比较爱吃的菜，比如海鲜等等，但是按照营养师的食谱吃饭，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我并没有因为进食的问题被找谈过话。

周末回家，妻子想按我们的口味做点“好吃”的，说不定营养师就来“家访”了。后来，我们基本上习惯了这种饮食上的要求。比如我一直喜欢吃肉，不太吃青菜，但按要求必须要改，我就尽量忍着，让自己少吃肉，多吃菜。

其实我们平时一日三餐吃的大多是家常菜，许多朋友对我吃什么很好奇，以为航天员吃的好大概多是鲍翅之类，我咨询过营养师和厨师，他们说我们的食谱很平常，没什么可以保密的，比如说2009年某周的食谱就是这样罗列的——

周一，早餐：莲藕瘦肉枸杞粥，金枪鱼、酱鸡胗、葱花脆豆腐、西芹花生、糖醋大蒜、辣白菜……

午餐：红烧大黄鱼、小炒牛肉、海带炖排骨；韭黄炒腊肉、海米冬瓜；砂锅娃娃菜、银耳鸡蛋汤……

晚餐：水煮泥鳅、红烧鸡块、酱炒肉丝；腰果虾球、香芹炒肉；蒜茸木耳菜、百合莲子汤……

周二，早餐：二米粥；麻辣肉皮、酱鸭脖、辣炒绿豆芽、三色杏仁、红油豆腐丝、素炒藕片……

午餐：姜汁大闸蟹、葱爆羊肉、辣子鸡肝；木须肉、松仁玉米；辣炒莴笋；酸菜豆腐汤……

晚餐：清蒸武昌鱼、虾仁炒鸡蛋、红烧咕噜肉；草菇烧肉片、肉末豆干炒青蒜；酸辣圆白菜；三鲜汤……

周三，早餐：醪糟鸡蛋汤；陈皮牛肉、哈尔滨红肠、三色腐皮丝、美极瓜条、素炒圆白菜、青椒土豆丝……

午餐：锅子墨鱼仔、花江狗肉、啤酒鸭；银耳炒肉丝、青椒鳝段；小炒奶白菜；胡萝卜汤……

晚餐：家常海参、辣子鸡、姜汁刀肉；榨菜炒肉丁、香辣豆角香干；炒油麦菜；菠菜丸子汤……

1.每餐水果：苹果、梨、橙子等。

2.每餐主食：面条、米饭、馒头等。

3.中晚两餐：建议多加入窝头、玉米、红薯等粗粮食品……

在吃饭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在外就餐。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执行这个规定了，尤其是飞过的几位航天员，要求参加外面的活动比较多，到吃饭时候你不能总不吃，但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在外吃。实际上经过多年训练，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如何控制了。但在“神五”升空之前，我们的确做到了不在外就餐，不单纯是营养问题，还涉及卫生安全，因为是集体生活，万一弄个传染病回来会非常麻烦。

天地九重（四）

2010 年 5 月 21 日 星期 五 今晚报

有人说战斗机飞行员是用等量黄金堆起来的，这样形容起来，航天员大概是要用等量的钻石堆起来了

生活管理是全封闭的，我们的作息时间甚至比当新兵时还要严格，出操、队列、军容，执行的都是最高标准。平时我们进出航天员公寓都要拿交钥匙，登记出入时间，虽然家就在同一个院子里，但不能回家，必须回宿舍。大家都很自觉，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些硬性规定，是航天员的特殊性需要这样。如果你跑到外边去，无意中感染个什么病回来，首先你自己的职业生涯断送了，而且还成了危害大家的千古罪人。

时间长了，我们就感觉不到这些规定的苛刻和严厉了，因为理解之后，按照规定，行动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事实上，纪律并不是限制，在它内化为你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后，你会感到另一种自由，它让你严谨、从容、感到一切尽在掌握。

国家为了选拔训练一名航天员，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许多科学家拼搏一生，就是为把航天员送上太空。有人说战斗机飞行员是用等量黄金堆起来的，这样形容起来，航天员大概是要用等量的钻石堆起来了。

航天员的安全问题也很重要，要求就是一个，那就是确保“绝对安全”。

我们享受的是国家二级警卫。探亲、疗养、外训，也要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严格警卫。

为保护我们，有关部门采取了特殊警卫措施：居住地周围有电视监视器，有流动哨，出门有专人护送；集体外出，必须坐火车，而且还不能坐同一列火车。

等到2003年我首飞之后回到家乡葫芦岛，要回绥中县看一看，就没法住在家里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不让我在家里住，因为在楼道里布警，既不现实，又妨碍居民正常出行。于是我只能住在宾馆里。

把航天员规定课程学习完，我们用了五年多的时间，等于重上了一次大学，而且就其深度、广度和强度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14名航天员中，飞行经历差不多，但文化基础差别比较大。我是1983年进航校的，当时空军都没有本科，我们学习的是大专课程。自1985年起，航校开始从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招收学员，也从地方大学招生，分到飞行学院。14名航天员里有一大半人年龄比我小，但学历比我高，而且有的人还是双学士。我感到了很现实的压力。所以，从学第一门课开始，我就特别用功。

航天员执行任务的机会少，这一点我们从开始就知道。所以竞争从最初的学习延伸到了以后将执行的所有任务。面对强手，我不服输的个性又一次彻底爆发。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刻苦执着地学习，就能化竞争压力为学习动力；只要一点点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天道酬勤”，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往往不是才干最出众的人，而是能够坚持到最后一秒的人。

第一阶段是基础理论学习。第一门课是《载人航天工程基础》，16开的大本子，厚达600页，涵盖了载人航天各个方面的相关知识：飞行动力学、宇宙物理学、天文学、航天器轨道理论、火箭推进原理、空间导航等等。教材里面有些内容很深奥，要记忆的东西很多。基本上从上第一门课开始连续的四年时间里，我晚上12点以前没有睡过觉，都在用功学习，钻研课本。

结果，第一门课第一次考试，我的成绩是92分。在14个人中排第二，第一名是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在新入选的12名航天员中我名列第一。从此我对理论学习越来越有信心，觉得我能行，我能学下来。

第二阶段是专业技能训练。航天员要熟悉飞船及各个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模式。但凡飞船涉及的东西，我们都得学，飞船的结构、材料都要清楚，电的原理、太阳能帆板的原理也必须熟悉。还有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一旦出现故障，航天员要懂得识天象，通过星星的位置判断自己所在的方位。80多个星座需要掌握，我们常将星座和每个人联系起来，一说谁是什么星座的，那太清楚了，哪个月份在哪儿，马上就知道了。

我们还要学习飞船、火箭、发动机、燃料、发射场、发射场塔架方面的知识，要明白飞船的组装、测试、垂直转运等，野外救生技巧也应熟练掌握。

这些内容，学完了就是考试，全程量化考试，都是闭卷。这么驳杂的内容，要学好考好，没别的办法，就是下工夫背下来。

第三阶段是综合训练，以飞行程序和任务训练为主。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在飞船模拟器中训练。飞船模拟器就是在地面等比例模拟飞船内设备、仪器环境，是对航天员进行航天飞行程序及任务模拟操作训练的最为重要的航天专业技术训练场所。

在此之前大家都没见过飞船模拟器，对其中的环境、布局感到陌生，为了熟悉它，我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路图都找来，贴在宿舍的墙壁上，随时默记。我还专门花一万多块钱买了一台摄像机，那时候我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才2000多块钱。

有了那台摄像机，我把模拟器各舱段内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录了像，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小片子，经常看——各种设备叫什么，在什么部位，干什么用。我平时就对着片子练，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到随时练习。

现在我的电脑里还有那部片子，当时还配了音乐，并且做了一个片头，片头注明“航天员工作室制作”。

天地九重（五）

201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 六 今晚报

在相同的学习结束后，考试的分数，往往成为最后排名的依据

人们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对此深有体会，这个训练课下来，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键钮都印在我脑海里了，对它们我比自己手上的纹路还要熟悉。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的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面前，随便说出舱里的一个设备的名称，我马上可以想到它的颜色、位置、作用。

后来的航天员综合考核成绩我排名第一，有不少人问我，你怎么就能学得那么扎实？我认为，无论是青少年在学校中的学习，还是航天员在训练中的学习，学习方法是极其重要的。要善于用脑、用心，下工夫巧学，不能填鸭式被动地学习，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自会得到长足的进步，自然而然地也就超越了别人。

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你要做好，做得比别人强，怎么办？你又不比别人多一个脑袋，只能下工夫。但也不是下死力气，除了用功以外，还要动脑筋，要想达到一个目的，你要思考怎样找到学习效果最佳的途径。

航天员实际操作时要求看的“飞行手册”，我基本上能背下来，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用看手册，也完全能够处理好。我说的这个手册，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是一本关于飞船的说明书，是一本厚厚的辞典之类的读物，上面对飞船的各种仪表零件都有详细的介绍，还有图标，只要你一对照实物，就会弄懂所有零件的用途。因为复杂，也因为似乎没有必要，从没要求航天员背过，但我基本能背下来。

为了便于记牢操作程序和要领，我编了很多口诀。当时航天员的训练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我就吸取了好多空军的经验。飞行员都有很多飞行口诀，这是空军的传统。各个部队都是老飞行员总结、提炼，一代一代传下来，每个部队都有一套。

因为航天员的很多操作都是按程序化来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尽管规范，却很难记忆。编成口诀和顺口溜之后，一个字代表一个动作。比如五个步骤，我可能五个字就代替了，相对押韵一点，朗朗上口，比较好记。

学习训练五年多，我的成绩提高很快。即使是我最感困难的基础理论，13门课程，我每一门考核的成绩都是优秀；体质训练每个课目训练成绩都比较突出，在我36岁时，也就是2001年，百米比赛我还跑了11.97秒，成了单位田径运动会短跑100米的纪录创造者，至今仍无人打破。据后来考评，我的前庭功能、超重耐力等都是航天员中最好的。

五年的学习绝非一日之功，能够取得第一，是自我鞭策、自我超越的结果。

无论是理论学习、体质训练还是实际操作，困难和挫折无处不在。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要坚持永不放松，耐力和韧劲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

每个人的成功方法不尽相同，但几个关键词却非常相似，比如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坚持，对自我的不断超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最高需要是个人成长与发展的自我实现。当实现理想与抱负成为自身的需要时，就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内在驱动力，更大程度地激发自身潜能，实现个人的成功，从而对社会、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这是最好的解读。

从小到大，我们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升学考试，小学考中学，中学升大学，都需要考试，分数往往成为最后的标准。

对考试制度人们有各种看法，甚至有许多非议。在这里我无意对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做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单从学习和考试本身来说，不仅学习好，而且考试好，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因为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前提下，考试成绩是一种相对公平客观的评价标准。

我们常说到高分低能这件事，我是这样看的，除了那种有特殊禀赋的天才，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智力水平相差不大，在同样的情况下学习同样的功课，参加同样的考试，99分和100分，本身的确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可能99分的那个人平时表现出的能力比那个100分一点不差。但最后会选择100分的而没有选99分的，很公平很正常，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没有证据说明99分的比100分的差，那反过来说，有什么能证明100分的就比99分的差呢？所以这时，唯一的客观标准就剩下了分数。

在相同的学习结束后，考试的分数，往往成为最后排名的依据。这一点，我们航天员和小学的同学们、中学的同学们没有区别。名次排列的方法，也没有区别。

我了解自己的个性，我比较喜欢给自己施加一些压力。自从入伍后，能够自己管理自己，我觉得无论做任何事情，并不是说每件事都一定奔着拿第一去，但是一定要尽力而为，我相信只要方法得当，工夫下到了，结果肯定不会差。

进入航天员这个群体后，首先看到别人和自己的对比。大家的飞行背景和职务差不多，但文化基础有差别，我在文化课学习上没有任何优势，工夫便下得格外足。开课后一个多月第一门考试能够名列前茅，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告诉自己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只要像这样用功就没问题，基础的好坏是另外一个概念。

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战友们都是这样用功的，每天熬夜学习，基本上都是半夜12点以后睡觉。这里的管理不像军校，不必按时熄灯，晚上你就学吧，随便你几点睡，只要早上起得来就行。为了解困，每人都有一个特大号杯子，泡着浓茶。我们在难题上经常相互讨论，互帮互学，有一次，为了弄明白一个轨道动力学的公式，我和战友一直琢磨到凌晨两点。比如高等数学课，航天员的基础理论中有这门课，我以前从没接触过，教员当初也能一眼看出来我的“先天不足”，什么求导、微分、积分，没见过，怎么办？下苦功学习。最后考试时，我的高等数学成绩也考得很好。当时分组到讲台上做题，都是我代表全组上去。普通物理我学得也不错。

虽然不是每门课都能考第一，但名次都在前面。第一阶段的13门功课学习完、考试完，我的总评成绩是第一。

正像母亲评价我的，三十岁了，反而更用功了！这个阶段的用功，不用任何人督促，因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航天员职责履行好。最终的首飞梯队，只有两三个名额，要想入选，必须各项指标都名列前茅。现在，我管航天员训练、选拔，一再跟大家讲，一定要树立竞争意识，这是良性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很多自己认为学不好的课程，其实就是因为压力不够，有了压力自然就学好了。

我的外语基础不好，但英语考过100分，好多英语比我好的没考过100分。他们说我是考试型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主要是专注，真的很下工夫，考满分是自己每天强化学习的结果。我把压力变成了动力。

现在我仍在学习英语，不是为了应对考试，而是为了使用。我有时候会和别人开玩笑说，谁的外语不好，就出国受一下刺激，回来外语就能学好了。很多人将自己过不了语言关归结于时间紧迫，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时间的问题，还是压力的问题，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可塑性是很大的。

天地九重（六）

2010 年 5 月 23 日 星期 日 今晚报

我至今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

2004年，我到加拿大参加国际宇航联大会，要求必须用英语发言。2003年，对世界航天事业而言，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哥伦比亚号失事爆炸等一系列事件给航天事业蒙上一层阴影。但在这一年，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却迈出了辉煌的一步，这无疑给全世界的航天事业带来了欣喜和信心。所以，2004年的国际宇航联大会，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航天员的身上。

我把稿子的英文版拿到手，离上台发言只有两三天的时间。若按照如今的英语考试范围划定，我的那篇演讲稿绝对属于“科技英语”。既介绍我国航天的基本情况，我国航天事业的宗旨，也包括我在飞行中的所见所感，此外，还有特别多的航天专业术语，好多词我不认识，比平时的英语日常对话难得多。时间非常紧张，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一个英语很好的人，让他照着稿子读一遍，然后我录下来。录音是一段一段的，我一遍一遍地反复听，不会的单词都画出来。

然后我就上了飞机，在飞行途中，我一直在反复听录音，到了加拿大之后的第一个半天，别人都在忙着报名、登记，我还在听。当天晚上，我们带队的同事让我讲一遍试试，算是演练了一下。

第二天正式发言，我讲的效果还不错，当时有很多留学生来听演讲。他们都说，你怎么外语这么好啊。我在心里偷着乐，这可是我几天几夜熬出的效果。

我至今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而用功的关键在于讲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掌握规律性，盲目使笨劲效率非常低。

学一门东西而且要考出好成绩，除了刻苦，还要去找一定的规律，这对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非常有效。为什么有的老师教的学生分数普遍高一些？甚至有人迷信这样的老师考题押得很准，其实，并不是押题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老师对知识的传授确实有独到之处，他让学生掌握了很好的方法。

很多人平时也很下工夫，但是不拔尖，你比别人要好，就要体现在拔尖上。问题是如何才能拔尖。我提倡“研究型”学习训练，就是要动动脑子，找找规律，只有这样，成绩才能拔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往往是方法上的差别导致了成绩的高低。在学习和考核中，要深入进去，把原理理解透了，去领悟一些东西，悟性来自于你对知识的掌握，通过勤奋找到最科学的方法。

在航天员的全部学习训练课目的结业总评中，我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这其中既包括理论考试，也包括操作考试。这是从头到尾五年不松懈、不停歇、不间断努力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时一事。

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它们变成了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

在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时，我也曾经气馁、灰心过。但我仅仅让这种情绪在心中存留很短的时间，便开始收拾心情，继续奋斗。我不敢松懈！

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超负荷的训练后，我渐渐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接近成功了。

在航天活动中要圆满完成任务，必须进行航天环境适应、任务模拟、救生与生存等专门训练。我们学习的内容繁多，不可能一一尽述，我们训练的艰苦程度，没有经历过的人也很难体会和了解。

航天员训练主要分为一般体质训练和特殊训练，一般体质训练项目有力量训练、耐力训练、技巧训练等，虽然比对战斗机飞行员的要求更高、强度更大，却不难适应。最难、最痛苦、也最不易适应的是特殊训练，很多人称之为“魔鬼训练”，在我看来，那更是种种对人类生理、心理与意志的极限挑战，它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我们得一项项克服它们、战胜它们。

因为，航天员是要离开人类能够生存的地球，去往另一个不适宜人类活动的区域。太空神奇而美妙，却不具备地球赐予我们的重力、氧气、压力和水，在生存的必需条件缺失的情况下进入太空，航天员要在密闭狭小的飞船环境里经历超重、失重、低压、旋转相互交替的过程。我们的航天员训练项目，就是要与它们进行生存的搏斗。在这里，我仅仅选择其中的几种，作一大致描述。

超重训练

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航天生理功能训练，培养航天员的抗负荷能力。

航天飞行要面临两个最大的环境挑战，就是超重和失重。在把飞船送入轨道的过程中，为了克服重力作用，飞船要达到一定的速度，即第一宇宙速度，航天员在飞船上要承受加速度带来的过载负荷，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重。

在航空和航天的飞行中，都会遇到超重问题。战斗机在做特技的时候，往往超重Ｇ值较大，但时间很短；而飞船在入轨前的上升段和完成轨道飞行后返回地面时，其超重值将达到很高的Ｇ值，持续时间较长。如果飞船按弹道式返回地球，超重值将达到十几个Ｇ，人相当于承受自身重量的十几倍的压力，容易造成呼吸极度困难或停止、意志丧失、黑视，甚至直接影响航天员生命。

离心机训练是航天员提高超重耐力最有效的设备。在飞速旋转的离心机上，能造成不同Ｇ级的超重感觉。公园游乐场的“过山车”等娱乐项目，许多人望车生畏，就是勇敢者几圈下来，也会轻飘飘的不知东西南北，有的会头晕呕吐。这些娱乐项目产生的超重只在2G至3G，而航天员的离心机训练达到了8个G。

我们在圆圆的训练大厅里进行离心机训练，我和战友们要坐在一只8米多长铁臂夹着的圆筒里，半躺着，呈发射时的姿势，围绕轴心旋转。我们以100公里时速高速旋转，利用离心力产生负荷来模拟超重，航天员在训练中不仅要承受这种超重的负荷，而且还要随时回答问题，判读信号，保持敏捷的判断反应能力。

在高速旋转中，练习者的面部肌肉开始变形下垂、肌肉下拉，整个脸只见高高突起的前额。做头盆方向超重训练时，血液压向下肢，头脑缺血眩晕，视力变差，严重时渐渐会看不见东西，产生黑视；而在做胸背向超重训练时，前胸后背像压了块几百斤重的巨石，心跳急剧加快，呼吸困难。当超重达到8个G时，虽然时间只有40秒，却感觉要花掉全身力量似的。这项训练被大家公认是最痛苦的一项，不单要付出巨大的体力与精力，而且充满危险。训练时事先会告诉我们，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按报警电钮，不能强忍着，我们的手就放在那个红色按钮上。

尽管无数次经历痛苦的煎熬，但那个按钮却一次也没有被按响过。我算是超重耐力比较好的，仍感到难以忍受，那些耐受力不如我的战友，其痛苦可想而知。但我们航天员没有一个人主动按过这个按钮。我在和很多青年朋友交流时曾经说过，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岗敬业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才能使我们的航天员无视这些困难和风险。

天地九重（七）

2010 年 5 月 24 日 星期 一 今晚报

部队训练很有章法，都是整建制地练习

失重训练

失重是航天员到太空后的常态，是训练中一项重要内容。在太空生活了438天的波利亚科夫戏称：“失重是一张最柔软的床。”许多人也把失重的状态看得很诗意、很浪漫。其实，除了那种柔软的奇妙感觉之外，它会给人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统计数据表明，有一半的航天员会因为失重而出现不良反应，严重的会导致任务中断。如果失重训练不到位，生存都成为问题，有报道说一位记者到空间站，由于失重反应一天就呕吐了80次。

失重状态下的训练，在所有训练内容中是比较难得、不太容易实现的。当前世界上航天员的失重训练，一般采用在“失重飞机”上进行。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航天员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失重体验。

美国的“失重飞机”是在KC-135加油机基础上改装而成的，一个起落可以飞20至30个抛物线，每个可以产生25秒左右的失重时间；俄罗斯的“失重飞机”是在伊尔-76飞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一个起落可飞15至20个抛物线，每个可以产生25至28秒的失重时间。训练就利用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微重力环境时间进行。

我们的失重训练是在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培训中心进行的，当然要付给人家高昂的费用。第一次做这种训练，大家感到很新奇，跃跃欲试。而俄方也似乎有意要看看中国航天员的身体素质和前庭功能，所以一开始训练，就把我们使劲地折腾了一下。

巨大的喷气飞机爬升到一万米高度，开始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随着飞机一个个抛物线的飞行，我们在机舱里体会失重条件下如何控制自己的姿态，如何移动，还要在失重状态下，训练如何穿脱航天服、进食、饮水、取物、阅读写字、拍摄和操作仪器、设备。

美国航天员把失重飞机称为“呕吐飞机”，可以想见训练时的不适。虽然我们第一次用失重飞机训练，但我和战友们从头至尾没有一个人呕吐，这让我们暗自骄傲，也让俄罗斯同行吃了一惊。

这种失重飞机训练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而适应性训练可以在平时进行。在失重的太空，全身的血液、体液会向头部集中，专业术语称为“头向分布”，头部因为充血而肿胀，给人的就是一种“大头朝下”的感觉。

为了充分地体验和适应，我们在一张特制的倾斜床上头朝下进行训练。训练时，所有的血液都向头部、颈部涌，头重得要命，眼睛充血，鼻塞，训练之后，人也会感到异常疲劳。

为了适应失重，我们用万向床进行“血液重新分布”训练，就是人躺在床上，头朝下，按不同角度，反复地进行从直立到头侧位的变化。一个训练周期需要好多天。在它上面做训练，会眼鼻充血、脖颈上青筋暴起，样子看起来相当狰狞。训练停下后，还会觉得自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不舒服。

前庭功能训练

有半数航天员会在执行任务时发生空间运动病，主要的反应是头晕、失去方向感、肠胃不适、恶心呕吐，严重时会丧失工作能力。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难题，要想有效克服它，除了药物，重要的就是进行前庭功能训练。

这项训练的主要器械是电动秋千、转椅等，就是让航天员被动地承受线性加速度、角速度等刺激。想成为航天员，这是项重要的考验。

坐电动秋千时，我们会被蒙上眼睛，在身上贴上电极。一次15分钟，每天一次，连续五天为一个周期。坐在上面，犹如坐在狂风巨浪中的小船上。

有人刚开始时，几下就会把胃里的东西喷出来，坐一次，几天都没有食欲，不要说自己再上去，就是看见别人在上面荡，胃里也会翻江倒海地难受。当然，如果仪器上显示谁的生理指标发生变化，也就是身体有危险了，就会马上停止。

每个人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做10分钟左右就坚持不了了，因此一天不可做多次。转椅也是一样。

电动秋千、转椅等项目对我来说，还不算特别难攻的关。在航天员选拔时，电动秋千我就做到了15分零几秒。在转椅训练中，我还经常会被部分免训。因为第一天、第二天都能达到并且超过标准，第三天、第四天就可以免训，第五天参加考核就可以了。

航空飞行与跳伞训练

这是航天员的必修课，虽说航空飞行也是我们的老本行，但是数据表明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训练项目。因为世界上有多名航天员在这项训练中丧生，包括“世界太空第一人”加加林，他在1968年3月27日进行飞行训练时牺牲。

我们的训练还比较顺利。我们去湖北某空降兵部队训练跳伞，正好是夏天，每天着装齐备，真是酷热难耐，主要是还要突破心理上的障碍。那会儿恰巧刚发生一起事故，有一名战士跳伞时牺牲了，这让带队的领导很紧张。

部队训练很有章法，都是整建制地练习。在我们训练时，安排了几个女兵跟我们一起训练。那些女兵跳之前都特别害怕，站在舱门口哭，还自己打自己的脸，为了让自己兴奋起来。女孩子都敢跳，我们还有什么不敢跳的？跳！

按照规定，跳出舱门后应该在心里默念数字，0001、0002、0003、0004，数完后如果伞不开就拉备用伞，但跳伞时，尤其是第一次跳伞的人，没有几个人会记得数这四个数。我第一次跳伞，等我想起来数数，伞已经打开了。

野外生存训练

这是一种应急训练，如果你不能在预定着陆点降落，要会自救。飞船不能准确降落在预定着陆点的情况有过，比如1965年苏联宇航员返回时，降落到了远处的森林中，在冰天雪地中还需要对付一群狼。针对可能的情况，我们野外生存训练包括多种环境，有水上的，有沙漠的，有丛林的。

飞船带有一般的救生物品，枪、刀、必需的食品、水、食盐。就带着这些东西，我们被放在沙漠上，或者扔到丛林里。还要训练面对气候的变化，寒冷也好，风沙也好，雨雪也好，如何去应对。我们还要学习和练习很多生存技能，怎样钓上鱼来，怎样设套把野兔子抓住，怎么用降落伞搭帐篷。这个帐篷要搭到什么地方，搭在哪种地势上，如果地方没选好，起风了会被风刮走，下雨了水会把你冲掉。

野外生存实地训练时我跟聂海胜一组。中午气温正高，阳光毒辣，我们被投放到北部沙漠中，手上只有一个降落伞，没有别的东西。

我们就把降落伞割开搭起帐篷。夜晚，沙漠的气温会降到零下4摄氏度，帐篷需要变成堡垒才能保暖。我和海胜商量着，用破开的伞布包上沙子做成“砖”垒成墙，既防风又保暖。

我们在墙后面的帐篷里测了一下温度，外面零下几摄氏度，而里面能达到零上十几摄氏度，这很不错了。就这样，我们靠有限的凉水和饼干坚持到第二天中午，没晒着，没冻着，没饿着，精力和体力保存得很好。

天地九重（八）

2010 年 5 月 25 日 星期 二 今晚报

当目标成功达到的时候，那些痛苦就升华成了快乐

走的时候，我们放了信号弹，还进行了全副装扮。我想了个办法，用橙色的伞布包在头上，由于橙色非常耀眼，这样既能让天上的直升机很容易发现我们，还可以抵挡沙漠里的毒辣阳光和风沙，为了防风沙和沙漠里强烈的紫外线伤眼，我们把防雪盲的眼镜也戴起来。橙色的头巾、黑色的大墨镜、深蓝色的航天服，这样一装扮，不仅很实用，而且看起来很酷，我们相互打量，嗯，很不错，我们仿佛不是经历了艰苦的野外生存训练回来，而是进行了一次饶有兴味的沙漠旅行。

为了模拟返回舱在水上着陆的情况，我们在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进行水面出舱训练。

通常情况下，返回舱会降落在地面上，但也不排除降落在水面上时发生意外情况。如果舱内环境变得恶劣，航天员就不得不离开返回舱。跳下水之前，航天员要换上抗浸防寒服，避免冷水浸泡。入水时，腋下的救生圈能在数秒内充气。按设计要求，这样的服装能够使人在冰冷的水中停留12个小时，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可是返回舱要是降落在海上，情况就有所不同。此时，航天员要打开舱门，待在舱内，利用呼救电台发出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可是航天员到底能在舱内待多久？我们曾在海南岛专门进行海上漂浮试验。

英国曾经做过返回舱耐受试验，他们的结论是，可以在海上漂浮6小时。在北京有人做过温度35摄氏度、湿度接近百分之百的耐受试验，结果有人只坚持了2小时。按预先设想，我们的这次试验达到8小时就算成功了。但在这次的水面生存训练中，我们的实验人员将待在返回舱中的时间提高到20小时，获得了宝贵的数据。

我们也曾在东北大黑山搞了野外丛林的生存训练。给我们一天的口粮，要在那里生存三天，我们要合理分配有限的食品，并且用当地的一些植物、动物实现补给。最后要爬山，我们用伞布拧成绳子系在山崖上，中间隔一段系一个疙瘩，这样在手里拉着就不会打滑，登山时更能用上力。

我们还去抓野兔、捕河鱼，然后考虑怎么剥皮，怎么烤才好吃。每一组都不太一样，鱼烤得还不错，基本上可以吃，算得上新鲜味美。没别的调味品，手里就只有食盐，我们就努力研究怎么烤得它外焦里嫩。我们烤的野兔相当不错，抓得多没有吃完，就带了回来，让家里人尝尝野味，顺便夸夸我们的手艺。

寂静与孤独训练

这项训练实际上属于心理训练的范围，我和战友们都觉得是相当艰难的训练。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俯瞰地球、仰看星空，飘荡在茫茫宇宙间，这种颇为神奇浪漫的旅行后面，则是寂静的环境、寂寞的飞行，恐惧、孤独、厌倦、烦躁、抑郁等情绪就可能随时袭击我们，所以在上天之前，必须熟知这种感受。

训练时我们会进入模拟舱，里面是“真空”状态。空间狭小，活动受到限制，没有电视也没有音响，没有电话也不允许通信，与外界完全隔绝。太空中没有空气，所以不能传播声音，所以这里绝对安静，你就待在这种万籁俱寂里，好几天时间，一个人，没有音乐，没有任何交谈，没有外部任何干扰，分不清昼与夜……而且要高质量完成手上的操作。这种安静、孤独令人无法忍受。另外还有几天几夜不能合眼的疲劳。

航天员的训练课程中，有一部分是心理训练。实际上，这种训练贯穿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体质训练，所有磨炼耐力和意志的项目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内心。一个人的顽强，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调整好自己心态，以平和而又认真负责的状态胜任航天工作是一个重要考核指标。

飞行程序和任务训练

这是综合性和针对性很强的训练，是航天员进入太空所有舱内操作的集合操演。我们要熟练掌握规定的飞行程序、任务和技术，利用飞船模拟器进行正常飞行、应急飞行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类故障判断和处理的训练，反复不断，并做到万无一失。要知道，飞船上的许多操作是不可逆的，指令发错了，灾难就无可挽回。

国外培养的航天员有三类职业角色，指令长、随船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执行任务时各有分工，而我国培养的航天员则是一身三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过人的本领，完美的知识结构和全面的能力，所以在训练强度和难度上要求更高，这最终体现在飞行程序和任务训练上。

飞船有若干个系统，程序中有上千条指令和数百次操作，要做到顺序不能颠倒，位置不能出错，动作不能漏掉，口令应答不能说错。为了练习和熟悉，我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拍过小片子，其他的战友画过完整的舱内示意图，就是为了想尽办法把那些按键和指示灯像用刀子刻在脑子里一样。

训练舱内有六个摄像头，教员可以在指挥室清楚地看到舱内情况。我们训练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条指令，都有电脑记录。我们在训练时要穿上航天服，一练数小时，如果是夏天，汗出得太多，就像泡在水里，体重有时一天就会减轻两三斤。

“神五”飞天前，有最后十轮的强化训练，我没有一次操作失误，我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开关、按钮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随便说出舱里的一个设备名称，我马上可以想到它的颜色、位置、作用；操作时我不看飞行手册，也完全能处置好。教员常问我：“你感到有什么问题吗？”我对训练和自己心里非常有数，就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问题。”教员笑了：“你确实没有问题。”

好多人把我们的训练称为魔鬼式训练，说得有点吓人，我们身体素质好一些，又经常训，没有觉得怎么样，但确实有些项目是向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挑战的。

反过来说，有人没事愿意这样做吗？不会，因为对人的压力超常了，没人愿意这么危险、痛苦、难受。我们航天员必须要承受这些，因为是任务的需要，事业的需要，职责的需要，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情。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从事一项工作，如果是你喜欢的、愿意做的，那是最好的情形，但当你能把不喜欢、不愿做的事情做得很好，那么离你取得成绩和成功就不远了。

在本质上我们和一般人一样，都想安逸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但是理想、事业、任务、目标摆在面前，它吸引你、规范你、也强迫你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当目标成功达到的时候，那些痛苦就升华成了快乐。

天地九重（九）

2010 年 5 月 26 日 星期 三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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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生存训练

从关键的2001年底到2003年初，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

平时，家人基本不清楚我们的训练，怕她们担心，我们回家都不提。后来家人还是看到了我们做训练时的照片，脸都变形了，她们就觉得自己的老公在进行这样“非人”的训练，心里很难受。但是她们也了解，这是任务需要，也是我们追求目标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有人说，经过多么大的艰难就会得到多么大的幸福，有多少痛苦就有多少快乐。实际上，在完成一项项“魔鬼训练”时，我想的只是完成任务，想的只是战胜困难，战胜自己。我们所有航天员想的都是怎么更好地完成任务，并没有想过完成之后的幸福和甜蜜是什么样的。那时最大的心满意足就是比昨天的成绩又提高了一些，最大的胜利就是战胜了自己。

我们有专门的体育活动馆，平时经常打篮球、打乒乓球、攀岩，这也是体能训练的一部分。参加文艺活动也很多，我自己喜欢弹吉他、唱歌，还有读书演讲活动，在国防科工委当时的演讲比赛中，我代表航天员大队在北京各大单位巡回演讲。

我的战友们也各有特长，我们组织了一个航天员乐队，每个人选一样乐器，每周有一个晚上的练习时间，总政军乐团的老师做指导。我们从学谱子开始，懂了乐理，学会了演奏，后来参加过多次演出，积累了不少“舞台经验”。

我和我的战友们就这样度过了五年多的学习训练生活，一天天接近执行任务，实现梦想。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顺风顺水，期望的东西最后就能瓜熟蒂落。

从关键的2001年底到2003年初，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几乎失去首飞机遇。

2001年底，我妻子张玉梅得了肾病，很严重。此前她早就觉得不舒服，经常说自己腰疼，却因为我训练紧张，而5岁的儿子又需要照顾，一直没有去医院检查，拖了大半年，直到出现尿血、血压升高等症状时，才慌忙去了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在301医院做了肾穿刺手术。

手术后的玉梅身体虚弱，一天24小时都得躺在病床上，可就在她做手术的第二天，我们大队要去吉林某空军基地进行飞行训练。我们的所有训练都是一次性的，缺了课不可以补，如果这次不参加，便无法弥补，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就有了缺憾，可能导致我与即将进行的载人航天飞行失之交臂。

领导不想让我错过，又不忍把我从生病的妻子身边拉开，但是，按惯例航天员不应带着思想问题参训。于是问我：“你能不能行？”我说：“我去！请放心，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领导让我再想想，去或不去。

其实那会儿我心里很为难。家庭和亲人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妻子多年来已经为我牺牲了许多，这时病中的她很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怎能忍心不管，但是面临着无法弥补的训练，我如果错过将前功尽弃。走还是不走？我的心情充满痛苦和矛盾。那一晚，我在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

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清情况后故作轻松说：“训练你去你的，你在我身边反而会让我不习惯。”

当晚，我和大家一起上了火车，出发前我专门回了一趟家，第一次把屋子从里到外彻底打扫整理了一遍。

在火车上，当时的所长宿双宁和我一个包厢。到了部队，大队长申行运和我住一个房间。我知道这是领导的特意安排，他们担心我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我反复向他们表示：“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而他们也反复关心我、叮嘱我。

那次训练进行得一切顺利，和平时没什么差别。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妻子的身体一直需要治疗，每个月有十天在医院里度过。病床紧张，要提前预约，每次我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送到301医院去，在住院部排队办理手续，之后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训练。

在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我被特许可以住在家里。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晚上我先给他做饭，然后陪他做功课、入睡，十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六点，我送他上班车，之后去大队报到开始一天的训练。

如果不离开北京，虽然辛苦，我还能坚持。但是去外地训练就无计可施了。逢到这种情况，玉梅就说：“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办法就是上午去医院输液，然后举着吊瓶坐车回航天城，这样治疗和照顾家“两不误”……

这一年多，我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但训练始终没落下。上级对我的状态也很担心，家里的具体情况在那儿摆着，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更好的成绩和更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信心和决心都没有丝毫动摇，以更稳定的状态让他们放心。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缺过一次训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数十天难见一面，尽管担心家人，我还是一门心思投入到训练中，迎来了首飞航天员的选拔。航医所的领导对我关怀和帮助很多，妻子住院、治疗的许多事情都是他们安排，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2003年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

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发生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遇难；5月4日，俄罗斯“联盟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离400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月22日，巴西的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人丧生……

对于航天所包含的风险，我们在成为航天员时早已熟知，其实不单在执行任务时有危险，平时训练也有。在很多训练科目进行时，救护车、医生都必须到位，做低压舱训练时，医学专家都在现场，出了问题赶快把我们送到医院高压舱，两者有通道直接相连。

尽管风险随时都有，我们却能够从容地面对。

很多危急情况，我们叙述的时候外人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很多人会问我怎么可以把那些惊险说得这么轻松呢？这来自我们的飞行经历，也来自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和理解。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尤其做大事更需要冒险精神。从当飞行员的第一天起，我就了解飞行是与危险相伴的，成为航天员之后更是如此。

天地九重（十）

2010 年 5 月 27 日 星期 四 今晚报


2002年10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同意在2003年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从最初的恐惧，到对风险的认识，开始习惯风险，这不是一个适应和麻木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操作更加细致认真，提高控制能力、降低风险的过程。

我们不忧，不是我们不珍惜生命，我们不惧，也不是无视风险，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而敢于奉献、对信念和理想的坚持，也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载人飞行前的这些世界航天事故，又考验了我们承受和认识风险的能力。说实话，在最初听到“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事件时，我并没感到震惊，因为这是航天事业本身的一部分。它只是再次让我们明白，危险时时存在，你不能有哪怕一点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当更为细致。

航医所为此召开的座谈会，则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我记得景海鹏说：“我想用一如既往来表达我对航天员职业的态度，决不会因为出现了风险就犹豫。”

我表态说：“我们身为军人，本身就准备奉献和牺牲。存在风险是载人航天的正常现象，这不会动摇我……”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换个角度看，在巨大的风险后面，是对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掠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们这些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我们“无忧无惧”的心理依据。

在我们艰苦训练的同时，中国载人航天的其他系统也在急如星火地前行。

这就像一个作战集团，各支部队都在夙兴夜寐、风雨兼程，赶赴前沿战场。这个战场不是两军交战的所在，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发展水平、民族智慧、志气与自信心的竞技，在这个战场上获得胜利的标志，就是载人航天飞船的顺利升空并安全返回。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扬帆起航，在较短时间内，以“中国式跨越”走过了西方几十年的路程，从“三垂一远”的发射模式，到与国际接轨的陆海基测控网；从独具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体系，到项目繁多、立意高远的空间科学实验……一系列新创造、新突破、新技术，让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如此，中国飞船还具有多种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到2002年，中国已经发射了四艘无人试验飞船，尤其是神舟三号和神舟四号飞船，在与载人状态一致的情况下连续发射成功，预示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中华民族九天揽月的飞天梦想，已经近在咫尺。

现在总结出几句话来，用以概括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对所有航天人的一种理解、一种肯定。如果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们到了“玉成”的关键时期。

2002年10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同意在2003年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目标是“一名航天员，飞行一天”。中央高层对此非常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2003年最重大的科研实践活动，一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

接到中央的指示和命令，载人工程总指挥部下达了部署。时任总装备部部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的李继耐上将宣布：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将在2003年10月实施。

我们知道，在世界载人航天史上，苏联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是“一人一圈”。美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是用“水星”火箭发射载人飞船，在亚轨道上飞行。所谓“亚轨道”，是指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后，离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开始进入太空的边缘，大体位于距离地面100公里处。由于速度和动力达不到真正的宇宙飞船水平，不能围绕地球轨道飞行。亚轨道飞行不是通常意义的环绕地球飞行的太空漫游，而是刚刚脱离大气层进入太空边缘的飞行。

现在，我国首飞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苏美首飞的技术水平，完全具备了“二人七天”的能力，但为了稳妥可靠，确定按照“一人一天”、“白天发射，白天回收”的方案实施。“确保万无一失，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可以说，这是我们给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各个系统由此进入了白热化的前期准备工作中。

2003年的春节，我是在北京航天城过的。春节七天假，哪儿也没去，一直待在家里和公寓。现在也一样，春节都在家里过，很少到外面吃饭聚会。尤其那时任务已经定了，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

其实我们在航天城过春节很热闹：从进入航天员大队开始，每年的春节都是我们14家一起过。2003年的春节也一样。

大年三十晚上，除夕之夜，所有的航天员都带上家人一起出来放鞭炮、点烟花，航天城在北京五环外，在这方面限制比较少。之后的年夜饭也是几十口子人一起吃。

执行过飞行任务后，我们几个人每年除夕都会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他们就一直等着我们赶回去。而在“春晚”现场的人，出场给全国人民拜过年后，不等春节晚会结束，就心急火燎开车往回跑——家里人都在那儿等着呢。回到航天城，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出来了，大伙就在我们楼前边，一起放炮、叫喊、笑闹，迎接新年的喜庆吉祥。

之后开饭。我们14家，有时候大队或者所里领导也在，齐聚在大饭厅里一起热闹。每家出一个菜，因为人多要分好几桌，所以每道菜也得做好几份。大人们在一起举杯庆祝，孩子们也凑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说笑。因为我爱吃水煮鱼，我家出的菜就是水煮鱼。

春节过后回到航天员公寓，我们都感到了气氛紧张。从时间安排上知道，结业考试要开始了，这不是一般的结业考试，不是仅仅为了获取一个结业证书，而是要对我们每个航天员从思想素质、学习成绩、训练成果、医学评价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评。考核成绩要进入首飞航天员选拔的总成绩，并且以此为基础选出首飞航天员。

俄罗斯的一位航天员教练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航天员经过大量的训练，最后的机会却只能属于少数人，这就是航天员的生活内容之一。”要获得这个“最后的机会”，就需要面对竞争。其实，自从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争”的问题。最初的挑选在争，平时的训练在争，每一次的考试在争，选拔首飞梯队和首飞航天员更是要争。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争”的是训练和成绩，是为事业而争，不是为个人而争。是国家在挑选我们，人民在挑选我们，不是我们为自己的私利争夺什么。

回想起来，从参军到预校航校，到成为飞行员，最后成为航天员，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路走来，似乎一直都在经历着激烈的竞争、选拔和淘汰。这样一条人生道路，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与竞争相伴相随。

我们14个人当中，当时年龄最大的已经42岁，如果还在飞行部队，平时这么努力，应当已经是师级领导干部了。可作为航天员，每天都要去承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承受各种生理和心理的磨砺，确实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天地九重（十一）

2010 年 5 月 28 日 星期 五 今晚报

这个成绩创造了世界航天界的一项纪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

我们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航天员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执行任务上，并非说没有执行飞行任务，航天员就白当了，更重要、更具有价值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积累了经验，和大家一同走出一条中国的航天员训练之路。基于这点，每次考试和选拔，我们都能够全情投入，而对结果坦然面对。

道理很简单，也很明了。在所有必须面对的竞争中，执行任务的最终选拔可能是最重要的，必须从14个人中挑出一个来，的确是一件严肃无情的事。

首先迎接“结业考试”。五年多中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们经过了一百多次，但这一次的考试内容更全面、强度更大。不仅是对所有学习与训练的总检验，也事关执行首飞任务人员的选拔。

各种操作规程、飞行手册堆在一起，各种飞行程序资料集中在一起，几十本书要复习，数百个数据要记牢。为了把学习训练效果最真实、最客观、最完美地展示出来，我们航天员大队几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的状态。每天夜晚，航天员公寓中都一直亮着灯。

这时候，“非典”疫情突然来袭。在严峻的抗击“非典”形势下，任务的计划没有改变，我们的训练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为了杜绝任何交叉传染的可能性，我们实行了完全隔离，封闭在公寓里生活和学习，一百多天时间，与家人不能见面。

2003年5月中旬，我们开始进行考核，在15天时间里，一共考了四次。

第一项是笔试，三个小时的笔试涉及学习的方方面面，从航天理论的基本原则到最小的操作步骤，无所不及。

笔试是共同试卷，全体航天员做的是一样的题目。除此之外，口试和操作考核都采用抽题方式，抽到什么考什么。

第二项是口试，既要考查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要考查对专业的熟悉程度。试题备有多套，每个人进入考场，抽出自己的试题，抽到后给5分钟时间准备，然后面对十多位专家教授组成的考评组，接受他们严格甚至“刁钻”的提问。

太空飞行要素、航天服上橡胶绳的缠绕方法、如何食用航天食品……大大小小，无所不及。答题时我们必须对答如流，并且画出流程图作讲解。回答完后，专家们根据回答问题的完整度和准确度打出分数，心理教员还要根据我们回答问题的状态打出心理分。

第三项考试是实际操作题，在模拟器中进行，以考量我们在飞船各种飞行程序中所作的判断、处理和操作，整个过程和情形接近实战状态。

其中的应急故障程序是随机的，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作出正确的判断，及时做出处理、排除故障，因为模拟太空飞行状态，时间卡得非常紧，基本没有思考时间，几乎同时，脑到，眼到，手到，哪一个慢了就将面临更严重的故障，最后导致飞行任务失败。

我抽到的是“数管失效”的应急程序。是说飞船进入太空后，如果数据管理系统突然失效，就要立刻改为手动操作应急返回。从判明故障到处理完毕，这个程序一共有35道指令、50多个动作，而完成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我做得分毫不差。

第四项考核是身体素质的全面考评，用多种器材做生理指标检查。我们14个人在具体数据上虽有差别，但全部达到优秀标准。

以上四项只是专业技术和生理基础方面的最后考核，还不能确定航天员是否合格，最后的评判要通过综合考评来进行。考评委员会分为政治思想、专业技术及心理、医学评价三个组，通过复核试卷、回放录像、计算五年多来的各项考试成绩和训练成绩、综合各界意见，最后给每个航天员打出总分。

综合评定考核极为细致、严格，指挥部规定，不合格者将被淘汰。按照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航天员在训练过程中的淘汰率一般为50%，我国的载人航天飞行计划，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多数量的航天员，之所以选拔了14人进入训练，也是考虑到了淘汰的问题。

2003年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

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代航天员正式产生，标志着我们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员训练体系，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这个成绩还创造了世界航天界的一项纪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

5年零6个月，一个人盛年时期黄金般的岁月，2000多个日日夜夜，58门内容宏富的课程，共计3000个标准学时……艰苦的努力，让最初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我们，全部以良好以上成绩通过考核。其中经受的艰难与磨砺，远不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所能涵盖的。我们不仅在知识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个人的精神、思想与意志品质，也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我们甘愿为了民族、国家的千年飞天梦想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并从对这一使命的承担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心中抱有对光荣的渴望、对梦想的坚守、对事业的热爱，因此才能这样恒久坚持、永不放弃。

顺利结业的14个航天员都获得了选拔资格，一起面对首次载人航天的任务，准备接受最终的挑选。

天地九重（十二）

2010 年 5 月 29 日 星期 六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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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生存很有意思

谁能进入首飞梯队

首飞选拔在结业考试结束后随即开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要在14名通过考核的航天员中，选出5名表现更为突出的进入下一阶段；二是通过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选出3人进入首飞梯队；三是通过具体针对首飞任务的训练与模拟，确定执行首飞任务的1人。

2003年夏天的那几个月，我们全体航天员为进入首飞梯队而展开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可以算得上残酷。

说实话，在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明确之前，五年间大家并没有感觉互相之间的竞争有多激烈，只是在每个人意识中有一根绷着的弦，暗自比较和努力。但随着任务临近，大家的目标越来越明朗，竞争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虽然我们常说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但对航天员这个特殊群体，站在任务的角度看并非如此，付出了不一定会有期望的收获。中国的载人航天任务密度不大，这决定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上天。你拥有上天的能力和勇气，却没有机会执行任务，谁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一位著名的老师曾给学生讲过一个关于机遇的形象比喻，说机遇是一个长相奇怪的动物，它的脑袋只在前面长头发，而后面没长头发。当机遇迎面走来的时候，你想牢牢抓住它，就要马上抓住它脑袋前的头发，不能松手。如果懈怠，稍不留神，机遇就会溜走，你回头再想抓它，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因为它的脑袋后面是光的。

我们一路走来，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每个人都会竭尽全力抓住这次选拔的机会。

从2003年7月，评选委员会根据任务的需要和成绩排名，进行了第一轮遴选，从14个人当中选取出5个人。我的总评成绩在14个人中排名第一，顺利入选。其实，大家的考试成绩都相当优秀，很多课目的分数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相差很小，小到一两分，甚至仅仅相差零点几分。

接下来，我们入选的5个人进行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以便从中选出3个人，进入首飞梯队。

所谓强化训练，就是比之前的训练更具有针对性，要求更为严格，强度也更大。每次，从训练准备到训练，再到与理论相结合的讲评，我们都要结合飞行训练模拟器实况进行，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分析，把遇到的问题弄透彻。

其中我们要进行多次血液重新分布训练，以提高航天员适应和对抗失重环境的耐力。在做下体负压检测时，我躺在床上，下半身置于封闭的透明玻璃罩中，腹部捆绑固定好，然后将玻璃罩里面的空气抽出来，让其变为负压状态。这时候，我们会感到双腿肿胀，动弹不得，此时通过生理指标变化来测试返回后的耐受能力。

为了避免太空中发生胃肠道感染，我们要接受清理肠道的耐受训练。也就是要洗肠，现在有些女士为了美容去洗肠，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挺难受的过程，而且我们在洗肠后的三天里，只能吃专用航天食品。这些太空食品虽然做得很好，但还是比不上平时的饭菜可口。

心理素质也是这个阶段训练的重要内容。意志品质、情绪稳定性等评价，主要在平时的各种训练中通过观察进行，而这时，许多考核内容是超出书本的。在面对十多位严肃的、手握生死予夺大权的专家评委回答问题时，在大型演练时，在重要首长到场观摩时，航天员的心理压力会加大，专家们就在这时注意我们的反应。

专家们有时会故意增加难度，比如把录音笔放在面前，摄像机架到眼前，构成压力环境。有时会设置挫折情形，严厉指责我们的行动和操作。

这时航天员很容易产生压力，如果记忆不全面，动作不准确，心里怀疑自己，都会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现。

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很多专家，将我评价为“心理素质好”，专家们认为我属于那种不受干扰型的。专家们精心设置的许多陷阱，我基本上没有掉进去过。经常在考完后，现场教员问我：“你认为你的操作有失误吗？”我对自己是有把握的，每次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失误！”我的确没有失误，他们是在考查我的心理素质和自信心。

在我看来，心理素质好还是要以平时的刻苦认真为前提。

两个月，十多项强化训练课目，每项训练结束都由专家们打分，最后算总分。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不停地训练，接着考试，一个接着一个，相当密集。有不少次，专家们给我打出了99以上的分，连我们所长都觉得我的分数高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专家们打分是非常严格的，包括报告及口令问答时，错说一次、漏说一次都要扣分，操作不规范也要扣分。

在这个精确的、艰难的选拔过程中，我的综合成绩仍然排在第一位。

经过评选委员会专家组无记名投票，我和排名第二的翟志刚、排名第三的聂海胜，最终入选“首飞梯队”。

面对“一人一天”这个事实，我们都能坦然面对选拔的结果。进入了首飞梯队的人，心情自然会有些兴奋，但没谁喜形于色，而没能入选的人，心里的滋味则肯定不好受，却也表现得相当平静。但我感觉得到，没能入选的人在后来的训练中更加刻苦了。

首飞梯队名单宣布当天，我陪着一个落选的战友跑步跑了一下午，我对他说：“别难过，不要放弃，你是有优势的。”

“直面现实，准备迎接下一次机会。”落选的战友有了这样的想法，在经过短暂的失落后，都对此释然了，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不能去执行任务，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但是下一次任务还有机会。

李庆龙说：“我是军人，国家让我上，再危险我也要保证完成任务；国家不让我上，我也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景海鹏也说：“对失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在航天员队伍里，没有失败者。不管谁上，他是一个执行者，是我们所有人梦想的实现者。”

他们说得真好，我为我这些同样优秀的战友感到骄傲。

天地九重（十三）

2010 年 5 月 30 日 星期 日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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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行学院时留影

很多时候，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差错把自己的前途毁掉了

从14人到5人，再从5人到3人，航天员的考核排位，常常是用零点几的分数差别区分出前后顺序的，因为大家的综合素质确实不相上下，又都非常努力。没别的办法，只能考，反复考，如果你考不到前面，就进不了首飞梯队，就没有飞的资格。

执行完“神五”的任务后，我曾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我们14位航天员都具备了航天飞行的能力，完成任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肯定不能抽到谁就让谁去，这就要选拔，优中选优，肯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按照这个标准来量化。而现在这个标准就是看考核分数。当然，除了分数，选拔航天员还要考核心理素质、政治表现、综合素质，由专家组综合打分，尽可能地达到公平，又能反映实际情况。

从始至终负责航天员训练的黄伟芬教授对我有过很高的评价，她说进入首飞梯队的三名航天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特别认真”。之所以最终确定由我来执行首飞任务，是因为专家们认为我更全面，技术更到位，对于教练员的训练意图体会得更快。

我认为，要保障保险系数，要达到不让万一的情况出现，就只有反复地重复同一件事情，直到它像你的本能反应和天生的技能一样，这样才能真正在实际执行航天飞行任务时，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比如对《飞行手册》中的条款和规定，我真的可以做到倒背如流。很多人关心我在太空中看什么书，结果发现我在看手册，似乎有些失望。其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完全靠记忆是不行的，我当时确实是在复习手册中的内容。

我想，“特别认真”是我们航天员训练中应有的状态，也应当是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应有的状态。

除了认真之外，还要能吃苦。

回顾从进入航天员大队到执行任务的五年多时间，我感觉这中间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精神、心理和身体各方面，需要面对种种挑战和痛苦，要克服它们，战胜它们，并在其中一点一滴砥砺自己。这是对职责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使然，也是出于自我塑造、自我完成、自我超越的强烈意愿。航天员必须不断超越自己，从执行任务的层面上变得更完美，保证在选拔中脱颖而出，保证飞行“万无一失”。

说到认真、能吃苦，我对此认识明确，也坚持得比较好。在这一点上，我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个性格沉着、韧劲十足的人。这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我的行事风格：不太喜欢热闹，但是比较好胜，上进心比较强，做事情总想做得最好。

我想，一个人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个概念，有能力却不把能力发挥出来，是很遗憾的事情。现在，我也经常对航天员说，别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终身的遗憾。

很多时候，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差错把自己的前途毁掉了。对此我从来都是一句话：不要说忽略了、马虎了这样的话，没有这句话！你马虎，别人怎么不马虎呢？这绝对是一种能力，从心理素质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马虎就要出错，明知道出错会选不上却还要马虎，这至少说明你没办法控制自己，这就是能力上的差距。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谈到从小到现在一直听得很多并深有体会的那个词——艰苦奋斗。其中就包含着做事认真、勤恳、能吃苦等内涵。

很多年轻人认为“艰苦奋斗”只是一句口号，甚至是一句过时的口号。我却觉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仍然是非常有必要提倡的。倒不是说在目前的这种经济条件下，还一定要吃野菜、忆苦思甜，这有些表面化，有些偏激，而是要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倡和执行艰苦奋斗。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政party、一个群体、一个人，没有谁轻轻松松就能取得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不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

航天员在日常训练的过程中，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是要靠艰苦奋斗精神指引的。

就我自身来讲，我的先天条件并不比别人优越，航天员群体的身体、生活、工作、阅历都差不多，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自身的长处利用好，如何把不利的条件弥补好，这是需要艰苦奋斗精神的。比如我的耐力相对弱一些，体能训练的时候，别人坚持做两个小时，我为了弥补耐力上的弱势，就要坚持做两个半小时。基本上，做体能训练的时候，我都最后一个离开训练教室，主动给自己增加运动量，增加难度。

当然，我说过，还要摸索钻研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不能机械地去受训，别人教你什么就只是什么，要参与进去，凡事都要讲究方法，不要蛮干，要巧干。但是，即使你掌握了很多技巧和方法，却只有一个第一，而且我们必须都去争取这个第一。要想去执行任务，你就得做第一，做不了第一，就执行不了任务。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方法和技巧再多，也是没用的——艰苦奋斗是最基本的条件，是所有方法和技巧的土壤。

首飞梯队选定时，距离执行飞行任务只剩下了一个月。这段时间，训练的重点转向飞行程序和实际执行任务。

中国航天员训练和整个航天工程的进展是同步的，没有前车之鉴，没有成功范例，摸索中进行，过程中有很多不成形的、不停变化的状态，形式和内容都不可能固定。

比如，我们的训练是针对神舟系列飞船的，但当时神舟系列飞船的技术状态并没有完全定下来，因此，随着飞船技术和功能的调整，训练大纲和操作细则都必须随时跟着调整，而每调整一次就要重新学一次。打个比方说，相当于在建学校的同时要把学生培养出来，教学大楼还没盖好呢，我们就要想象坐在教室里上课是个啥样，有的课老师还没有，就要找老师，发现还得补上一门课，就得再找老师。

而到了这个阶段，整个航天工程绝大部分技术内容都已经定型，训练目标和训练内容才变得明晰和确凿。

天地九重（十四）

2010 年 5 月 31 日 星期 一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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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伟在进行航天员射击训练

今天，我们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这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主要在飞行程序模拟器中进行。用飞行程序模拟器、飞船运动人工控制模拟试验系统等设备，进行正常飞行、应急飞行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类故障的判断和处理，有针对性地反复训练。

对这些内容的考评，将决定谁成为首飞航天员。

其实，相关的操作，我们已经训练了无数遍，尤其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个人，都是优中选优的胜出者，那么怎样才能在三个人中间拉开档次呢？这时，专家们给我们设置了一些陷阱。

比如，按正常程序，航天员进舱后首先要对飞船的初始状态进行检查，专家们这时就会故意把状态设置错，看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发现后怎么处置。虽然训练过程都一样，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表现肯定是有差别的，哪怕只是细微差别，专家们都会做出评判。

我们连续进行了五次模拟程序考试，我五次的成绩分别是：99.5分，99.7分，100分，100分，100分，仍然排名第一。

9月初，李继耐总指挥亲自主持，召开了评选委员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我、翟志刚、聂海胜三人进行了排序，当时的结果并没有公布，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有比较清楚的感觉：我可能排在第一位，首飞有可能是我。

2003年9月14日，全体航天员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神舟五号发射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

9月21日到9月24日，首飞梯队的三人进行“人—船—箭—地”联合测试演练。

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我已经对飞船的飞行程序和操作规程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比如，飞船在实际发射时，起飞后3分20秒左右，罩在座舱外的“整流罩”将按程序被抛除，航天员在此时可以见到舷窗外的天空。在演练时，这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景况，不会实际发生。因此，指挥大厅里的老总们谁也没料到航天员在此时会有什么反应。

我坐在飞船座舱中，之前的所有规定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忙而不乱，没有失误。程序刚刚走到3分20秒时，我认为按实况应当报告这时的状态，于是按照顺利发射时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向指挥中心报告：“整流罩抛除，我看到窗外的天空了！”

这并不是训练中的规定动作，所以现场的一位老总惊讶地问我们所长宿双宁：“你们的航天员训练得这么好，连这都知道？”

身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宿双宁对此非常自豪：“开玩笑，你都知道的事，他还能不知道？”

这次合练让我一直以来的感觉得到了印证。

从整个提前演练的环节上看，我们三个人走的程序不一样，我走的是实程序，都是一比一的设备演练，而翟志刚和聂海胜的演练，程序是压缩的。

我告诉自己不可以有半点松懈。我期待着确认心中的那个谜底。

10月初，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位航天员，都被领导约见单独谈话。总装备部朱增泉副政委负责载人航天飞行的思想工作与宣传工作，他带着一个班子，不仅找我们三个人谈话，还找我们的家属谈话。

首长的谈话内容非常透彻，包括整个行动过程、训练任务和执行任务的思想调整、宣传计划、个人对载人航天工程的认识、如何对待飞和不飞。

我当时汇报说，从训练这个角度，我觉得飞行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只拿它当一次任务，跟训练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我去飞行，我会做好备份，坚持到飞船离地前的最后一秒，随时准备飞。而对于类似如何对待荣誉、名利，那时真的没有多想，也没想到飞行回来会很“出名”。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朱副政委突然问了我一句：“所里跟你说了吧？”我说：“没有，什么也没说。”他沉吟了一下，说你要保持住，情况很不错的，综合素质排名最高。

在此之前，9月30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王志采访我，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当时，我得到的特殊照顾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那时，防“非典”还没有结束，要求我接受采访最好穿着防护服，可穿着它上镜效果又很不好，我和王志就都没有穿。

结果，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工作人员就用几个大电扇，一直对着王志吹，让他处于下风口，这样，他那边的气息就流通不到我这边来。王志就这样一直顶着风采访我。

那个采访场面对我来说很新鲜，估计王志也是第一次在人造大风中采访，我很感动。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厚爱和呵护，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我没有理由亵渎自己的职责。

2003年的国庆节，所里给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个人放了三天假。为了给我送行，父亲和母亲专门从老家赶来，还带了我平时最爱吃的螃蟹。

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回家了，更是好久没有见过父母。执行任务前，能和家人团聚一下，我感觉非常温暖。就像将要出征的军人，对亲人和家的那种依恋和珍惜。

这三天，我哪儿也没有去，就是和父母、妻子、儿子一起待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在聊天中，时不时会涉及飞行的话题。毫无疑问，家里人很关心这件事儿，却又不好多说。他们希望我实现愿望，又担心我的安危。

父亲和母亲在那里犯琢磨，有时忍不住就小心地问我：你学得怎么样，是不是能飞行？但我常常岔开话题，不对他们说排名情况，只是告诉他们，我进梯队了，有希望去飞。

我心里相信自己肯定要首飞，虽然不怎么想危险的问题，但潜意识里有这个准备，它毕竟是高风险的，况且2003年航天界发生了那么多事故，可以说是大灾大难的一年。所以我就想更多地和家里人在一起待一待，我们有意绕开一个显然很大的话题，小心翼翼，让这次节日团聚变得安静隐忍。

2003年10月12日，清晨，空中飘着零星的秋雨，站在航天城向西眺望，西山上昨晚落下的第一场瑞雪清晰可见。

7时45分，我和翟志刚、聂海胜依次走出航天员公寓，来到送行现场。今天，我们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天地九重（十五）

2010 年 6 月 1 日 星期 二 今晚报

我相信很多人此时都在猜想，我们三个人当中谁会首飞

我的家人、战友和航天城的老老少少已经早早地站在广场上。人们敲锣打鼓、挥舞着彩旗，等在那里为我们送行。我的父母、我妻子和儿子也在人群里，我一走过去，母亲就拉住我：“冷不冷啊？”

我说：“不冷。天凉了，你们要多穿点衣服，别惦记我。”

父母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没有再开口。我知道，他们担心我的安全，就对他们笑笑说：“为了这次载人航天，国家花了那么大力气，能考虑到的都考虑到了，安全不会有问题。我训练了五年，该掌握的也都掌握了，你们就放心吧！”

对父母说完话，我回头看着玉梅，对她笑了笑，没说什么。我看她的眼睛，里面没有泪水，我虽然觉得玉梅并不是个脆弱的人，但这会儿她的坚强表现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时我们周围人挺多的，玉梅想说什么又一时不知该说点啥才好，突兀地问了我一句：“带便服没有？”好像我要上街或者出差。

我知道她这是有些慌了，笑着反问她：“带便服干啥？”

小宁康表现得很兴奋，扯着我的手，一下一下摇着。我俯下身亲了一下儿子，他歪着脑袋对我说：“爸爸你早点回来哟，教我打游戏。”

我和全家人看上去都很平静。后来我看到有记者写道：“没想到，他和亲人的告别竟出人意料地平静，平静得就像他平时去上班。我们见过种种军人的告别——上战场，上抗洪大堤，上风雪边关……然而却不曾见过如此重大的、划时代的告别，竟然这般轻松。”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时应当有动情的、挥泪送别的场面，但是，真的没有。

有记者当场问我：“你真的不紧张？”

我笑着回了一句：“有啥可紧张的？”

前一天晚上，考虑到第二天要走，我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我调，我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我说得似乎很随意，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她好像听出了别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无论是在家里聊天，还是在电话当中交谈，我和家人都有意或是无意地绕开了最敏感的话题——生死。在我的亲人们那里，似乎不存在“一旦”和“万一”，这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回避了。

满眼是鲜红如火的标语，满眼是亲人殷切期盼的脸，满眼是战友们举起的手……在这样热烈的欢送场面中，我和翟志刚、聂海胜登车驶离航天城。

9时20分，我们乘专机飞向远方，飞向那个即将实现的巨大梦想。

同机送我们飞向酒泉发射中心的是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上将。在飞机前舱，迟政委让我坐在迎面的位置上，他自己却坐背向机头的座位。我一看，觉得这样不合适，起身要和他换过来。迟政委摆手让我坐好：“不要动、不要动，现在一切工作都以航天员为中心，我是全程陪同你们的。”

在约三个小时的航程中，我和首长聊了一路。迟政委告诉我，中央正举行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了保证“神五”任务如期进行，中央特许本次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缺席会议。而今天，又同意身为中央委员的他请假，专程陪同我们前往发射场。

迟政委还说起他8月份参加国际会议时的所见所闻。国际宇航协会主席在报告中说：“目前世界上可以独立发射飞船的国家有两个半……”其中的半个，指的就是中国。当时，迟政委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表示：……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半个可以加上了，中国将是第三个可以独立发射飞船的国家。

我对迟政委说：“我们全体航天员心情都很迫切，也都具备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都盼着能去亲自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这次飞行，无论谁去，都能代表全体航天员完成使命。”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三人排成三角队形，由我向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工程总指挥李继耐上将报告：“总指挥同志，首飞航天员梯队奉命来到发射场执行任务，向您报告！”

“同志们辛苦了。祝你们在发射场任务准备期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精神愉快。”李继耐总指挥和我们一一握手，带我们走进航天员公寓“问天阁”。

这座“问天阁”是黑白相间的两层徽式小楼，取意于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名篇《天问》，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苍茫天空的浩叹与向往，将由我们变成现实了。在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遐想和临战的严肃之中，我们按既定程序每天训练和体检，从精神和身体上都处于整装待命的状态。

10月14日15时，首飞名单即将宣布，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隔离，晚上有可能无法和家里联系了，于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当时父亲和母亲都在，但除了问问他们身体之外，我没多说什么，怕两位老人情绪有波动。我在电话里跟妻子说了一声：“执行任务的情况没什么变化……”她明白了我的意思。

谁是首飞航天员一直没有宣布，但正如我在电话中所说，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没有变化。

进入中心之后，我们三人拿到了飞行任务材料，我发现，三人的材料内容有细微的差别。我的那份更加细致，针对性更强，包括代码、密码、应急号码，一应俱全。

14日17时，在“问天阁”举行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我们三人以“首飞梯队”集体亮相。

新华社的记者问道：“你们中的一人将成为叩访太空的第一位中国人。此时此刻，你们最想对祖国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最想对家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当时回答：“我在这里想对祖国说，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一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也想对我的家人说，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信心和能力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解放军报》的记者问道：“你们三位都是我军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现在是我国第一代航天员。作为共和国军人，在即将出征太空的时候，你们认为军旅生涯对这次特殊的飞行任务有何帮助？你们最想对三军将士说些什么？”

我回答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首先是一名共和国的军人。在任务中，我会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战胜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同时感谢全军战友对我们的鼓励、关心和厚爱，也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为军旗添彩。”

在回答提问时，我说了“我”，同时也说了“我们”。我相信很多人此时都在猜想，我们三个人当中谁会首飞？

天地九重（十六）

2010 年 6 月 2 日 星期 三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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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将是我生命中伟大的一天！那么，让所有应该到来的都到来吧！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首飞航天员已经确定了。

一小时前的16时整，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总指挥李继耐主持下召开会议，议题就是一个：确定谁来首飞。

经过每一位指挥部成员表态，确定我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备份航天员。

而接下来，指挥部内部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有的领导觉得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样三个人心里都踏实，有足够的时间调整状态；有的领导担心当时通知会引起我情绪异常，怕我太激动睡不好觉，影响第二天的任务。

两方意见各有所据，大家争论不休。

后来，总指挥李继耐拍板，他说：“最了解航天员的还是航医所，因为他们都是在你们这里选拔训练的，这件事情就交给航医所决定吧。”

我们航医所的领导当时就决定，还是要通知我。政委吴川生说：“航天员如果这么点东西都承受不了，怎么去执行任务？”

后来的“神六”、“神七”确定执行任务航天员，程序和“神五”大致相同，我也参与了，经历了这个过程。从“神六”开始，整个航天员的选拔就以我们航天员训练中心为主，我们给上级部门提供依据，上级机关根据中心汇报的情况酌情定夺。如果有疑问，上级会反复询问，如果没有异议，就以中心的意见为准。

晚上7点钟，我从新闻发布会回到房间不久，航医所政委吴川生就走进了“问天阁”，和我单独交谈。

他一进房间，我就明白，可能是来通知我执行任务的。

吴政委开口对我说：“利伟，首先祝贺你担任首飞。”

虽然已经猜了个十之八九，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还是有一股热流涌起，很激动。但我知道这时候一定要保持心理稳定，不能放任情绪，便克制住自己，平静地对政委说：“感谢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以一颗平常心去做好准备，完成首飞任务。”

吴政委没有和我谈太多道理，只是说到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问照相机、摄像机装船没有，还嘱咐我，一定要多拍些地球的景色回来……

临走，他和我握了一下手：“我们都盼着你顺利完成任务。”

我知道，其实吴政委担心我紧张，担心我晚上睡不好，这也是大家共同担心的问题。

我坚信这种情况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我的准备和整个系统的准备情况都极好，这一次任务，看起来就像一次普通的出差，只是时间不长、距离较远而已。我并没有觉得太紧张，我必须，而且可以让自己睡好。

“我会睡好的。”我对吴政委表示。送他离开时，我已经非常平静。

翟志刚和聂海胜作为首飞梯队的一员，将作为飞行任务的第一和第二备份，直到飞船升空的最后一秒，都会时刻做好飞行准备。

他们谈完了话，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同时对一些技术问题仔细讨论，就所能想到的细节一再叮嘱，想办法缓解我的压力。

海胜对我说：“你放心去，所有的东西我给你带回北京。什么也不用担心，家里有我们。”

其实那天晚上我们没多少空闲时间。通知谈话之后，紧接着进行体检，然后洗肠。我们三个人程序一样。

我最后一个洗肠，这项令人不舒服的工作结束后，已经晚上9点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用几分钟时间，我把所有正在使用的东西收拾好，准备第二天交给志刚和海胜，好让他们带回去。

10月15日凌晨2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将我从酣睡中唤醒。这是随行的医生来叫我们起床。

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第二次敲门，第一次，我竟然没有醒来。

满打满算，我睡了五个小时，但这五个小时睡得很香、很沉，好像比之前所有的夜晚都睡得踏实。

起床后，医生对我进行了常规体检。我的状况是高压116，心率76，体温36.1℃，一切都很正常。首飞的任务由我执行。

翟志刚和聂海胜也起床进行了体检。之后，我们三个人就穿着棉大衣，直接去吃早餐。

和平时一样，早餐的内容按已经确定的食谱准备，并没有特别的东西。我们部队的机关灶大都差不多，有面条、馒头、米饭、面包等等。

我平时是最不爱吃面条的，好像部队每天早饭都有面条，习惯性的。我那天早晨吃了些面条，但没敢放开吃，所以总觉得没吃饱。快离开饭厅时，就说：“不行，我还得来点肉。”又吃了一些有肉的菜。

吃饭时，志刚不知从哪里要来一瓶红酒，他和海胜各倒了半杯。因为执行任务不能喝酒，我倒了半杯矿泉水。志刚一定要我在里面滴点红酒，他说：“虽然以水代酒，也要给你加点颜色，喜庆喜庆。”

他们预祝我以最好的状态飞行，顺利完成任务。

三个战友站起身来，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时针指向凌晨3时，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我们三个人离开“问天阁”时，在客厅的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个从国外“引进”的程序，俄罗斯的航天员在执行任务前，都要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名字。

前期的准备工作复杂而繁琐，虽然程序和平时训练一样，但各项内容都要反复测试、确认。工作人员拿着一个程序单，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画勾。

我的各种生理指标全部检测了一遍，确认正常；我穿上生理背心，工作人员给我贴上电极。之后穿航天服的“内衣”，“尿不湿”这时也要加上（从这时起就不能上卫生间了。穿上航天服直至飞行一天回到地面，中间有30多个小时）。

测试航天服，确认正常；测试无线电，确认正常……

5时整，所有测试结束，我穿着航天服和工作人员以及领导们合影，因为之前一直都在紧张地准备，没有顾上。5时20分，我们坐在了“问天阁”的会见厅里，翟志刚和聂海胜身着蓝色出征服站在我身后两侧。照相机记录下了我们三人预备出征的一刻。

从凌晨起床到这一刻，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状态，所有工作项目一个接着一个，行云流水，间不容发，我也全神贯注，心思全用在应对每个细节上。

随着照相机拍照的快门声落下，随着环绕于身前身后的工作人员离开，四周似乎突然安静下来，这时我好像突然置身于空阔的场地中央，我这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个神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今天将是我生命中伟大的一天！那么，让所有应该到来的都到来吧！

天地九重（十七）

2010 年 6 月 3 日 星期 四 今晚报

我忽然看到总书记的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很多人问过我，当我得知自己被确定为首飞航天员之后，是否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使命对国家的意义。说实话，这不是当时才会去想的。早在执行任务之前，在这么多年艰苦备尝的训练当中，特别是一次次面临严格选拔和激烈竞争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不止一次地闪现过、思索过。为什么要去执行任务？为谁去执行任务？答案早就埋在心里了。

因此，当得知自己被确定首飞之后，我并没有再去想执行这个任务的重要和神圣，而是在想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程序执行，几分几秒干什么都非常明确。而要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此时再去想“重大意义”和“神圣使命”，于事无益。它早已经内化为我们航天员的精神气质，此时，“放下”才是最好的状态，才能心理平稳、冷静从容，以全部身心执行好每一项程序。

当然，面临这么一件大事，心理不可能不受到冲击，我突然生出许多感慨，经过五年半的艰苦训练，实际上就是为了等到执行任务的这一天，这是所有航天员共同的目标，是我的目标，现在，它就要实现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如果说这时没有强烈的激动，是假话，但片刻之后我就平静下来，没让自己想太多，我明白接下来的工作很复杂，我得考虑如何一项项完成，不出纰漏。

还有人问我，你们在上天之前有没有写遗嘱什么的，需不需要留下什么话。

大家知道，战士上战场之前会写请战书和遗嘱。虽然我们也作为军人奉命出征，但从来没有写过遗嘱，没人想到这件事。在空军当飞行员时，也不会去想这件事。

我清楚地知道，航天飞行面临着极高的风险，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回不来。

一则我对祖国的飞船和航天科技非常信任，各大系统都有充分保证；二则我相信自己的能力，训练已经做得非常充分，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考虑在内了，包括当年俄罗斯飞船返回偏离之后，我们还针对这种情况加做了一个模拟失效实验。做实验的时候把飞船座椅都拆了，在座椅的位置搭一块木板，我就坐在木板上，一只手握着操作杆，另一只手用一个秒表测时间。

进一步说，虽然我们的工作尽量做到万无一失，确实仍会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危险随时可能爆发，这也是世界航天界事故频发，许多航天员献出了生命的原因。但作为航天员，明明知道风险在那里，当我们真正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很少去想风险发生的概率。

这跟我们对这个职业的理解有关系，当初选择了它，就做了牺牲生命的准备，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

也跟我们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飞了那么多年有关系，没有哪个飞行员不知道飞行是一种风险，在空军飞行十年二十年的人，没参加过追悼会的太少了！每一次飞行都是在承担一次风险，但是没有哪个飞行员一上飞机就想着会不会出事，如果这样想，就没法执行任务了。

当年发生“空中停车”事故的第二天，我还是照常飞行，并没有因此而休息。对于一名飞行了多年的飞行员来说，潜意识里，风险意识时刻存在，但平时谁也不会把安全问题挂在嘴上，每次去飞行，就像普通人蹬起自行车就走一样。

10月15日，早晨5点20分，我们三人安定下来。小厅左侧的门打开了，我扭头望去，看见胡锦涛总书记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中央军委首长走过来。

总书记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他是来为我壮行的。

我从座椅上站起，和翟志刚、聂海胜并肩而立。

为了执行任务，我们被隔在玻璃罩里。尽管隔着一层玻璃，和总书记相见，仍让我的心情很激动。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跟总书记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过。

在我们对面站定后，总书记开始讲话。

毕竟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任务，几乎所有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总书记可能也考虑到了我们的心理状态，想尽量让我们放松，所以讲话时声音平缓，非常从容，一字一句：“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同志，神舟五号马上就要发射了，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庄严时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盼望的庄严时刻。一会儿，杨利伟同志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总书记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那时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总书记，心情一直处在激动中，以为他讲完了，刚要开口表达自己执行任务的信心和决心，总书记示意我，他还要讲几句。

他接着说：“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

在总书记讲话节奏的带动下，我感到心里轻松了一些。

总书记讲完，我表示：“请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放心，我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个动作，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

隔着玻璃罩，我能看到每个人脸上的激动表情，也似乎能听到人们的心跳。

我举手敬礼，然后左手提着航天服地面通风箱，转身向通往院外的侧门走。马上要到门边了，我回过头来，向总书记和其他首长挥手道别。

这时候，我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书记见我回头，又向前迈了两步，停住，向我挥手。我忽然看到总书记的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既感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又有一些吃惊；既非常感动，又有一种不忍。即便是几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时的情景，我仍然会眼眶发热，激动不已。

总书记眼中的泪水饱含着对我的关心、期待、信任，同时也包含了一份牵挂和不舍。总书记作为谠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在航天员去执行任务时，给予如此深厚的关切，我能感到他的心和我们在一起。我想，无论是谁，此时此刻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

我只觉得一股热流涌向眼眶，心情无以言表。但我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把那种殷切的目光，那种关怀，那种鼓励，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目光给了我巨大的力量，让我义无反顾。

现在分析起来，可以说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冲击，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慷慨激昂的情绪。

在总书记那种目光的注视下，那一刻我甚至有了英勇献身的冲动，有了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豪情，心想，即便有什么突发情况，为了国家、民族，贡献就贡献了，牺牲就牺牲了。

天地九重（十八）

2010 年 6 月 4 日 星期 五 今晚报

他们在我耳边说：“利伟，明天北京见……”

5时28分，我和翟志刚、聂海胜走过“问天阁”的航天员专用通道，来到了广场上。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出征。”“这一天，中国人已渴望了很久。这一刻，中华民族已等待了千年。”后来，媒体用这样的句式来描述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太阳将要升起，沉睡的戈壁滩正在苏醒，黎明的熹微之光映出地平线优美的轮廓。

“问天阁”前的广场上，已经站满了送行的人们。我刚在广场上站定，人群中就响起欢呼声：“杨利伟！杨利伟！祝你成功！祝你凯旋！”

人群中，有我曾朝夕相处的战友，有我的教员，有各个系统的老专家，有手举鲜花的少年，有身穿民族服装的各族群众，有跃跃欲试的军乐团和锣鼓队……在大漠深秋的寒冷中，人们情绪激昂，让整个广场沸腾起来。

我被意料之外的热烈场面感染了。

在原来的计划中，并没有安排群众欢送的场面。这是李继耐总指挥亲自安排加上的。他说：“勇士出征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五十六个民族，应该让大家也来送送英雄，这种气氛也有利于执行任务的航天员的心理状态。”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我和志刚、海胜走向预定报告位置，边走边不停地朝人们挥手，心里充满感慨。

当乐曲落下，全场寂静下来，我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李继耐总指挥立正、报告：“总指挥同志，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出发！”总指挥面色庄严，朗声下达出征命令。

“是！”我应声举手敬礼，之后走向送我去发射塔架的汽车。

在车前，志刚、海胜和我告别。本来按要求我们不应该拥抱，但我们三人还是忍不住拥抱在一起。

他们在我耳边说：“利伟，明天北京见……”

我说：“放心吧，一定的……”他们两个人的眼泪流了下来。而我，把这一幕也深深印在了心里。

军乐队奏起《歌唱祖国》的乐曲，人们跟随着在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此时的我听起来，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人们挥动着手中的彩旗、气球为我送行，一声一声喊：“杨利伟，我们盼着你胜利归来！”“……期待你凯旋！”

我登车起程，总指挥李继耐上将率有关领导乘车随后。车队在5辆摩托车的护送下，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向发射塔架驶去。

我知道国家和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将要实现，我知道自己要代表几代航天人问鼎苍穹，我也知道此去天路迢迢、充满艰险。但我的整个身心就像一张充满力量的大弓，向往和期待着射出飞往太空的利箭。

在“神五”飞行回来后，我总结了几句话：“精神的力量是永恒的，民族的力量是无敌的，和 谐与和平的力量是崇高的。”这不是空话、套话，从总书记送行，到这个出征时刻，我不可能有别的念头，这些感想来自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来自我的内心。我相信，任何人得到一种真正的精神激励，都会产生不竭的力量与勇气。

我就以这样的心态走向发射塔，泰然自若，内心坚定。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警车、摩托车、特护专车组成的车队，在中国的西北戈壁，披着朦胧的霞光，庄严地驶过胡杨林和弱水河，驶向那个谱写过许多壮丽诗篇的地方——火箭发射场。长征一号F型火箭在晨光中巍然挺立，像一柄巨大的倚天长剑，从苍茫地面指向浩瀚天空，箭体上五星红旗和“中国航天”四个大字十分醒目。

5时50分，车队抵达塔架下。总指挥李继耐上将带领载人航天七大系统的负责人前来为我送行。在短暂的交谈中，几位老总再一次告诉我，他们那个系统的工作是最稳定、最安全、最保险的。这些以严谨著称的科学家，平时从他们那里是很难听到“最”这个字的， 但此刻，他们说了许多“最”，说得很肯定、很坚决。我明白，他们是想以此来增强我的信心。

在与首长和专家们道别后，我乘防爆电梯登上飞船平台，其他人员和车辆迅速撤离。

6时整，现场只剩下了4个人：我、一位教员、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医生。这时候，按照程序，我还不能进舱开始工作。

发射前的所有程序都是倒着推的。飞船是9时整发射，进舱的时间是往前推2小时45分钟，我应该在6时15分进舱。现在是6时整，离进舱工作还有15分钟。

我们感到了15分钟的漫长。

我们已经到了高达50多米的发射平台上了，平台相当狭窄。这时没有工作可做，只能等着，几个人都默默无语。只听见塔架发出的机械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寒冷，寂静。

火箭已经加注了足足430吨的燃料，想一想那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巨型炸弹。有位国外的航天员曾经说自己是“在炸弹顶端飞行的人”。此刻我就在炸弹上等着。

远处，几台摄像机对着我们，这个时刻是我们一生中难以遇到的，谁都一动不动。气氛有些凝滞。

大家都很紧张，实际上这时候我也紧张。后来回想，是这种等待太难受了，在很高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炸弹的上面待着，暂时的宁静让人不安。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好几分钟谁也不讲话。

这时，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为了缓和气氛，提议说：“咱们给利伟讲个笑话吧，放松放松心情。”可三个人谁都讲不出来。

天地九重（十九）

2010 年 6 月 5 日 星期 六 今晚报

最后的10秒开始倒数。10、9、8、7、6……

一会儿，帮我关舱门的那位工程师开口了，没话找话，他问我：“知不知道当年给苏联的航天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干什么？”

我说：“还真不知道……”

工程师就告诉我：“他现在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馆的馆长。”

其实，他讲的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几个人谁都没笑出来。但大家的紧张得到了些许缓解。

终于，6时15分，我接到命令：“神舟五号可以进舱！”

进舱之后，我首先接收飞船，由工程师在舱外协助。要看飞船是不是正常，各种手柄位置是不是和单子上一样，每检查确认一项，我就报给工程师，他手里拿着“确认单”打勾。

接收飞船的程序用了十几分钟完成，我在“返回舱状态确认单”签上名字，把它交给工程师。

工程师这时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帮我关闭舱门后就撤离了。在关舱门前，他对我说：“利伟，咱们明天见。”

我微笑着回答他：“馆长，咱们明天见。”我听见外面的几个人都笑了。

成功返航后，在欢迎仪式上，我又见到了这位工程师。我们笑着拥抱，我对工程师说：“咱们又见面了，馆长！”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叫他馆长。

所有人都已经撤离发射场，我独自一人在已经关闭的飞船中，开始工作。

连接通信头戴、插好生理信号插头、连通供氧和通风软管、检测航天服气密性、打开航天服通风机，然后，我坐到航天座椅上。

其实刚刚进入飞船的舱体后，我感到新鲜和惊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真实的船舱，以前的所有训练都是在模拟状态下进行的，即使仪表、按钮的位置相同，但真实的与模拟的还是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就像用木头枪练习刺杀的人第一次握住真枪，质感、视觉、触觉等元素，令人震撼。我清晰地感受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我认真环视船舱，闭上眼记住它的形象，并让它与我记忆中的模拟器重叠，用这样的办法熟悉它。

一旦开始进入工作，我的自信就回来了——那些程序和动作，平时训练已经做过无数遍，不仅仅烂熟于心，而且成了一种自然反应，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我有意寻找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让自己沉浸到熟悉的节奏当中，尽量让当时的感受与平时训练时的感受重合。

在完成了规定的动作之后，我的状态已经调整得很好了，思维清晰，情绪冷静。

我的心率平时基本是72下至73下，特别稳定的时候可能不到70，根据发射那天的医学数据，从准备开始时直到火箭升空之前，两个小时，我的心率保持在76下，与平时相比变化不大。

做完自己的准备工作后，后边的工作就是配合整个系统。程序规定了几大系统在某个时间要做什么，哪一步是火箭的，哪一步是飞船的，哪一步是测控的，哪一步是航天员的。我根据指令，配合火箭和飞船的一系列动作。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历史性的时刻在一点点接近。

每到一个时间节点，零号指挥员就会报“某分钟准备”，并且越来越密。

“60分钟准备！”……

“30分钟准备！”火箭发射塔操作支架缓缓打开。

“15分钟准备！”总指挥李继耐和我通话。他说：“我们一定会牢记中央首长的重托，和你并肩作战，让你实现成功发射、精确入轨、顺利返回的目标，也希望你沉着冷静，坚定自如，按预定程序认真做好每一个动作，任务指挥部信任你，全国人民期待着你!”

“我向全国人民保证，坚决完成此次任务!”我回答。

“利伟，明天早晨，我们将在内蒙古草原迎接你凯旋，预祝你圆满完成任务，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零号指挥员说：“5分钟准备!”我再次检查调整束缚带，把自己紧固在座椅上。抬手关闭了面窗，然后两手握住操作盒，静待起飞。

4分钟准备、3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

50秒、40秒、30秒……最关键的时刻已经来临。

平时经历再多次的训练，也无法体会真正起飞时的状态。

绝对是仅此一次的体验！

这时候，我的耳机仍然可以听到下面的声音，却发觉下面安静极了，除了零号指挥员数时声，其他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这时候，飞船的各种风机的响声就越发显得明显。

此刻，我的心情没有变化是不可能的，随着倒计时越来越密，人会越来越紧张。不是恐惧、害怕，虽然明知谁也不能保证这次一定会成功，但此时此刻不会去想会不会出事，回不回得来，如果想那些，会把自己先吓坏了。我的心情有些复杂，脑子里产生着各种念头。

我想的主要是操作程序，因为在飞船里总是有程序需要执行，有很多情况需要反馈，但时不时一些想法像金鱼吹的泡泡一样泛出水面。会想，这一刻马上要到了！这么多年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就是为了这一刻；会想，国家和民族为之积淀和准备了这么多年，几千年的梦想要成真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马上要发生了，而我就肩负着这个责任！会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太奇妙了……

这里面既带着一分紧张，又带着一份期盼。我不能放开了想，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操作上，所以就用力把这些念头按下去。

最后的10秒开始倒数。10、9、8、7、6……

我听着清晰的倒计时声，百感交集。我知道有千千万万人看着我，从总书记到普通百姓，我感到了责任重大，心里有一种出征的兴奋，有一种紧迫感。

在数“4”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敬礼。这是程序没有安排的，我戴着很大的航天服手套敬礼，看着摄像头敬礼，以一个军人的庄重和严峻。寂静的耳机中传来热烈的掌声。

掌声响起来，就像一首歌形容的，“我心更明白”，我感到有那么多人都站在我身后，给我强大的支持。我并不是一个人去出征，我是和千千万万科研人员一起出征。

在这种激奋的情绪中，传来零号指挥员响亮的口令：

“点火！起飞！”

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9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炽热的火焰，高温高速的气体，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我曾经在现场看过火箭发射，那种情景令人非常震撼。

火箭和飞船总重达到487吨，当推力让这个庞然大物升起时，大漠颤抖，天空轰鸣。此时身在飞船中，虽然能听到火箭点火、发射时的声音，觉得噪音很大，但远不像在外面感觉得震耳欲聋。

火箭起飞了。

天地九重（二十）

2010 年 6 月 6 日 星期 日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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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弱水河

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

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因为很快就有动作要做，所以全神贯注，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仪表板，手里拿着操作盒。

开始时飞船非常平稳，缓慢地、徐徐升起，甚至比电梯还平稳。我心想：这很平常啊，也没多大劲啊！

后来我知道，飞船的起飞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各种负荷是逐步加大的，要提前做好准备。但当时，没有人有过坐火箭的真实经历，并不清楚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一看情况远不像训练中想象的压力那么大，心里稍有释然，全身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

火箭逐步地加速，我感到了有压力在渐渐增加。因为这种负荷我们训练时承受过，曲线变化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但就在这个时候，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

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

共振是以曲线形式变化的，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心里就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要承受不住了。

当时，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不应当有这种情况出现。

共振持续了26秒后，慢慢减轻。当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个难受的过程。经过研究，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之后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神七飞行中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我当时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

回到地面后，我看到了升空时传到地面大厅的录像。当时大家安静得不得了，谁也不敢吱声，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我一动不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怎么一点都不动呢，甚至眼睛也不眨。

后来，3分20秒，在整流罩打开后，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

当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我感动得说不出任何话。

我看到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盯着大屏幕掉眼泪，哭得像个孩子。

我看到我的大队长申行运哭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在那里捂着脸哭。我看到我的教练也在流眼泪，朝夕相处的航天员战友们，我的领导们，还有工程技术人员，那一刻大家都在流眼泪。

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牵挂我！那种真诚，那种真情流露，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有种很酸楚的感觉。

飞船此后的飞行非常顺利。在将近10分钟时，飞船仿佛一下子跳进了轨道。我突然有了失重的感觉。

失重的确是突然来到的。因为一直有火箭推着飞船,一直在加速，加速就有过载，有相对重力作用。近10分钟时，最后一级火箭跟飞船分离，突然一分离，飞船没有推力了，身体感觉猛地往上一提，我意识到已经处在微重力环境了。

这时，我被束缚带固定在坐椅上，人肯定飘不起来，但是我突然感觉离开了坐椅，不贴着它了。我注意到飞船里的灰尘“噗”的一下，全起来了。

灰尘肯定是有，再洁净也会有灰尘。正好9点多钟的阳光从两个舷窗外边照下来，因为没有大气的原因，没什么遮挡，光线非常明亮，就跟早上把窗帘一打开差不多，细微的灰尘在光线里一下“升”起来。跟我一样，所有的物体在失重时都会“升”起来。好像舱里的万物一下有了生命和翅膀，会自由飞翔了。我的眼睛几乎不够用。

我低头往下看，只见所有的束缚带，在飞船里用来固定物体的绳子，全都竖了起来，微微摇动，挺有韵律感，特别好看。就像湖水中的水草一样，在水中蓬勃生长，舞动着生命的活力。

我太惊奇了，尽管读过关于失重的描述，也曾有过体验，但在地面不可能见过这种现象，也无论如何想不到这种奇特情形。

我明确地知道，自己已经真正进入茫茫太空了！

测控数据显示，飞船正确入轨，此时它的速度接近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7.83公里；轨道近地点为200公里，远地点是400公里。

入轨之后两分钟，飞船按指令调整姿势，我的工作是操作太阳能帆板，让它像两只翅膀一样展开。之后我按程序向地面报告：“飞船工作正常！”我的身体“感觉良好”。

在克服了初到太空的不适之后，除了要做的工作和与地面的配合，我就迫切地想赶快看看太空是什么情形。但这需要等地面的指令。

10时31分，舱内环境监测正常，地面指挥人员下达指令，允许我摘手套、解束缚带。我内心的渴望早就迫不及待了，我以最快的速度摘下手套，解开系在膝盖下方的束缚带，第一时间先往起一飘，然后拽着座椅很轻松地就过去了，飘到了舷窗边上。

哈，太空和地球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选择先细看太空还是先细看地球这一点上，我内心涌动着对家园深深的眷恋，我贪婪地向下张望。

地球真的太漂亮了，漂亮得无可比拟。

以前不理解文学描写中“美得让人窒息”是什么情形，而此时我真的是屏住呼吸，久久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激动得不得了。

在太空的黑幕上，地球就像站在宇宙舞台中央那位最美的大明星，浑身散发出夺人心魄的彩色的、明亮的光芒，她披着浅蓝色的纱裙和白色的飘带，如同天上的仙女缓缓飞行。

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和倾慕，啊，养育我们的地球母亲，您太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