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我的人把我捧上天，踩我的人把我踩成屎——访问郭敬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发自上海 2010-06-23 16:37:42


◎我完成的每一件事情，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罢，就是那样了。你看不惯又怎么样，我又不少块肉，更关键的是，你看得惯又怎么样，你又不能给我100万？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郭敬明
我在完成自己一个又一个目标，实现自我价值。我只会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我的规划去完成。

至于你希望我活成什么样子，是希望我穷得不得了，寒酸得不得了，或者你希望我去写“文革”、战乱……问题在于，如果你希望我什么，我就去变成什么，那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我活着活着就活成了别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郭敬明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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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毫不讳言自己崇尚名牌，他说：“如果崇尚名牌是缺点，我也不想掩饰它。” （柯艾文化/图）


中国出版界可以看到我所创造的价值

南方周末：你一直在说——比如说你一直用 “肤浅”“不成熟”形容自己。

郭敬明：因为我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你真这样看自己吗？
郭敬明：对啊。我有很好、很自信的一面，比如说我对商业上的操作可能比较擅长，我文笔里面也有我自己很欣赏的部分，比如对情节的设计，对人物的塑造、勾勒，但我也知道自己有很多致命的地方，这些致命的地方一直被大家所诟病，也是大家看到的我最明显的不足。

南方周末：撇开外界的评说，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

郭敬明：我是一个很入世的人。但是我性格中也有很理想化的东西，受各方面的制约，客观条件达不成，只能曲线救国，慢慢来，一步步走。其实很早我就希望有一本自己的杂志，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出版界带来变革。但那时候我的年纪和能量都做不到，所以我慢慢熬，一直到今天，中国出版界可以看到我所创造的价值，上个月全国“开卷”榜单，青春文学类前30名，有24本是我们公司的书，这几乎已经是接近垄断的位置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工作的价值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五年十年之后，再回头看看我们给中国出版界带来了什么，或者我们改变了什么，不一定是好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坏的，但是至少做出了一些改变，让人们看到了一些新鲜的东西，这是我对自己深信的一点。

南方周末：只要搜索你的新闻和信息，就会看到各种批评和质疑，你有庞大的阅读者和粉丝的势力，也有更多的质疑和批评，比如说你的拜金，你的物质化，还有就像你说的肤浅，你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况？

郭敬明：我从来不回应。我不太在乎这种东西，别人怎么骂怎么说我都不太在乎，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几年前我想做杂志，我就铆了心思做杂志，我不管别人说这是好，还是不好，不管他说是不是拉低了纯文学，我不管这些东西。我想做我就去做到最好，包括我写《小时代》，我不管别人说它是不是很拜金，充斥着名牌，我想写这样一个故事，告诉别人上海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我脑海里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我就会去写。包括今年《爵迹》在《收获》发表，别人会不会骂，我根本不管，当初就是编辑跟我约稿——因为采访黄永玉老师，叫我写一篇评论，写完之后，他们说如果你有稿子也可以给我们发，我说我正好在写一个《爵迹》，如果能发我就很开心。

南方周末：你是一开始就有这种承受力吗？

郭敬明：没有，不可能，因为一开始就小孩子啊。我17岁就出道了。那个时候年纪小，连新闻里说一句我不好的话，我都会难过很久，更何况是编一些我完全没干过的事情，就更崩溃了。心情很不好那时候，也会跟爸妈诉苦，跟周围的朋友说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没有说这话，明明没有做这事儿，为什么写出来会是这样？但是渐渐地发现，其实这些都很快就过了，留不下什么痕迹，如果整天被这些事情困扰，就没有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所以后来就渐渐不管了，因为久了你就会知道，哪怕再恶劣的新闻，它一瞬间就会被更恶劣的新闻所取代。而且你身边的人，你在乎的那些朋友、父母都知道，这些是假的。作家留下的是作品，而不是新闻；作为主编，留下的是一本杂志的影响力，而不是身上的一个什么花边。

我们精神的脆弱你们无法想象

南方周末：你有一部书《悲伤逆流成河》，你经历过真实的悲伤吗？或者仅仅是少年强说愁？

郭敬明：也不能说是强说愁，少年的愁也是真实的愁。我们确实没有经历过什么生死存亡的事情，之前跟黄永玉老师聊天，采访秦怡老师，他们都聊过年轻时经历的战乱、饥荒，这些确实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经历的是什么？高考的压力、学业的困惑、独生子女的孤单，这种东西好像很微不足道，跟前辈经历的那种大时代的动乱很难比，那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在我的生活里面写我觉得悲伤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挑出来跟余华的《兄弟》，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比，狗屁都不是。
但你不能说，在我们的世界里，因为没有经历过战乱，就不能体会悲伤。我写我自己世界里的东西，上一辈的人也体验不了独生子女的感觉，你们从小就是兄弟姐妹围绕在身边，你们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知道家里父母只有你一个孩子，对你望子成龙的期待吗？这种压力你们能体会吗？高考制度下是什么感觉？你们不知道。你不能要求我们放弃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写你们擅长的，我不要用自己的鸡蛋去跟你们的石头碰。

南方周末：最近，富士康跳楼的那些工人，都是非常年轻的生命。

郭敬明：每个人的承受力，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精神的脆弱程度，你无法想象。跟上一辈人是不一样的，上一辈人单纯地生活在一个大环境里，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做同样的事，看一样的书。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每一个人的心灵隔阂与成长轨迹都相差十万八千里。我还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更宽容，不要因为我不了解你的东西，或者我看不懂你的东西就去质疑，如果这个东西真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在喜欢，那它一定有它的价值，无论这个价值是大是小，无论这个价值是不是属于你所熟悉的年代，你都不能全部去否定它。就像我看长辈们的东西，虽然写的不是我成长年代的事，但是我还是会看到他们很牛的地方，比如技巧，以及对人性的挖掘。

南方周末：你的博客经常会挂你的各种照片，有各种名牌衣物、皮包、化妆品的展示，这也是你被外界批评比较多的。

郭敬明：那纯粹就是好玩。其实我拍我家里的那张照片，就是杂志采访的时候拍的，我就贴出来了，也不是要炫耀什么。但是别人看到，就会说你看他穿的是什么，导致说我在炫耀什么。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说我有多少钱，住什么房子，我的收入被登在报纸上，我自己都没有那么在乎。我不想去扮演一个很模范的形象，好像两袖清风才是作家，才很高尚。

真实的我就是崇尚名牌，我也不想去掩饰，每一次要拍照时，我就换一身特别廉价的、朴素的衣服，给大家扮演一个好好学生的形象，我觉得没必要，如果你认为崇尚名牌是缺点，那我也不想掩饰这个缺点，我也让你看到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有很肤浅、很讨人厌的地方，我不是完美的标本，我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方面我也不像其他人那样，非得把自己扮演成道德模范什么的。

我不想扮演意见领袖

南方周末：你跟韩寒都是关注度很强的人物，你们的个性完全不一样。

郭敬明：我觉得他不认同很多东西，我是认同很多东西。这可能是最大的不一样。

南方周末：你的认同是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你不想尝试了解更多的人群、更复杂的生活？

郭敬明：会，我也会了解，但是我不会去说，我也不会在公共平台上发表看法。我不想扮演一个意见领袖，我觉得已经有人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大家也很喜欢，我干嘛非要自己也扮演成他那样。就像我现在是一个成功的主编，一个优秀的出版人，策划了大量的畅销书，但是我不能对每一个人都说，你也必须像我一样，你也来做主编，你也来做畅销书，那就乱套了，各自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各自做好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就OK了。

南方周末：你似乎对社会的疾苦，对现实的困境缺少关注，是不愿意关注，还是觉得关注没有意义？

郭敬明：现实肯定进入我的思想，当下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也会看。我的年龄和我的阅历不足以让我相信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如果有一个想法是错的，或者是片面的，那么我会让一批年轻人都产生这样的想法，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不愿意去扮演这种卫道士，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的英雄，我扮演不了，我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锐利的思想或者那么强烈的意愿，要去变革什么。
不可避免会提到韩寒，我也觉得他是很优秀的人，他也很了不起，会针对一些社会问题来点评，或者发表他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上都是他，那就乱套了。

南方周末：韩寒给人的印象是关心公共利益，你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迷恋财富、崇尚物质。

郭敬明：我是迷恋财富，但是不等于我丧心病狂，我没去杀人赚钱，我辛苦劳动，每天睡四五个小时，辛辛苦苦付出，如果这样我都还不能赚钱，那就太不公平了。几年以来我都没有旅游过，我没有跟爸妈过过一次生日，我一个假期都没有，我一直都在工作，如果我都还不成功，那这个世界就没有公平可言了。

南方周末：在你的个性里，在你做的事情里，有很多是外界难以知晓的。

郭敬明：应该是吧，我也不爱跟人聊这些东西，我觉得无所谓。哪怕你生活中很好的朋友，都不能完全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有太多的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更何况公众只通过媒体来了解我，更不可能了。

媒体在写我的时候，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有媒体的立场，这很正常，那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又有第二次的理解。生活是自己的，过完这100年，如果我认为我的人生值了，那就真的值了。

郭敬明印象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2010-06-23 16:24:51

柯艾文化公司在上海静安区一幢行政公馆的26层，公司董事长就是郭敬明。

除了董事长，郭敬明的身份还有杂志主编、出版人、长江出版社副总编辑、天娱签约艺人、作家。他的团队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一起编辑出版《最小说》，以杂志为平台持续推出新人，目前签约作家有四十多位。
郭敬明也在做电影剧本，进军影视界。

出生于四川自贡的郭敬明在家乡念到高中，然后到了上海。先是在上海大学读书，毕业后留下来奋斗。那时他和很多外来者一样在上海艰难生存。

现在他“只有晚上写作，差不多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今年是柯艾公司成立的第五年，公司有两个副总，是郭敬明从大学一年级认识的两个女孩子，从最开始草台班子组成的一个小工作室，到现在一步一步做得越来越大，两个女孩子一直跟着郭敬明，等于他的左膀和右臂。
对于被外界关注的文学写作，郭敬明以为自己很有局限。“有时经常会觉得自己文化太少，知识太少，所以一直希望可以多看一点书，多涉猎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

《收获》在2010年春夏增刊推出郭敬明的新作《爵迹》。对于曾经的那段抄袭公案，《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先是斩钉截铁地表达了抄袭可耻的原则，然后用“不能因为一次抄袭事件就把他一棍子打死”做了回应。
郭敬明给出的回答是：以前的事了，不答了。

采访前，助理两次询问郭，需要化妆吗？据说，郭敬明每次接受采访都需要化妆两个小时。
采访时，记者发现，郭敬明没有化妆。黄色的头发，一身休闲装束，未见雕饰。

郭敬明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2010-06-23 16:47:58

作家与财富

在我们以前的观念里，作家是不能养活自己的，听上去不是那么像话的一个职业。

世人有一个观念，作家就不应该赚钱，这个逻辑很站不住脚，娱乐明星们唱唱歌、拍拍电影，赚几亿、几千万，大家就觉得理所当然。作家不一定比他们清闲，甚至可能比他们更辛苦，关在家里写，牺牲很多私人空间，绞尽脑汁产生了这么多精神文化，这些精神文化比那些爆米花电影或网络口水歌，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有些甚至是可以一代代传下去的，那为什么作家赚的钱可能还只是明星很少的一部分，大家就要口诛笔伐，觉得这很不应该？是不是大家理所当然觉得作家都要饿死？其实，鲁迅也很有钱，他写一篇文章超贵。所以，如果作家不能保障温饱，生活得更好，都去改行做广告、拍电影、做房地产，那作家这个行业就越来越枯萎了。

况且中国保护作家版权还有很大问题，作品在网上到处免费传播，作家如果都纷纷改行了，剩下的就是一堆网络快餐文化，什么与空姐同居之类的，真正的精英文化可能就逐渐消失了。如果这样的话，那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国外那些有名的作家罗琳或者村上春树，哪个不是腰缠万贯，他们对作品的保护、对作家的尊崇以及财富对他们的回馈，都是理所当然的，大家都是付出劳动，但唯独在中国，作家赚了一点钱，大家就特别看不起，出了于丹、出了余秋雨、出了我，大家就拼命骂。

观察人性

我刚满27岁，前天过的生日。处于这个年龄，其实我自己对人性没有太多了解，所以很难去写，这要有阅历才行，我们前几辈的作家比我们厉害很多，他们就是经历了太多时代所赋予的变革，新中国成立、文革时期到改革开放，他们看到过人性美的一面，也看过人性丑恶的一面。但我这个时代成长的小孩，一帆风顺，社会安居乐业，我认识到最多的人性也就是朋友之间勾心斗角，其实是很肤浅的，所以我现在没有能力去探寻到太深的灵魂层面的东西，我只能慢慢琢磨，很难一步登天了，达到《收获》以前那些作家的样子，慢慢学习吧。

慈善

每一次我们捐的钱只在自己的杂志上说，我从来不会在博客、微博上说，因为那样太有表演性质了。我特别不喜欢当下中国的慈善干了一件事，就非得讲出去，非得列出来你到底捐了多少钱，那样子，失去了人性最有光环的部分。如果你是发自肺腑地捐的，不是为了要让人知道，就没必要把数字拿出来，还把收据拍个照片什么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力量导致明星们捐完钱都必须要留那个收据，再去把收据拍照登出来，这简直太可怕了。

我们杂志每个月都在捐钱，每卖一本我们可能只提一分钱，可能大家觉得很少，但问题是中国可能有几千本杂志，只有我们每个月提一分钱捐出去，999本杂志都没有做这件事情，999本杂志都没有被骂，唯独我被骂，我被骂的原因就是说只提一分，会有人说你捐得太少的。这是一个太荒谬的逻辑，为什么一分钱不捐的人还理所当然振振有词的，是不是非要把所有的盈利都用来做慈善，你才是一个慈善的人？这也是我特别不喜欢中国慈善现状的一个地方，大家都在秀，最后就失去慈善的意义了，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变成了逐名利的事情。

你知道那次地震捐款的事是多荒谬，我们中国作协有一个名单，就是所有捐了钱的作家的名单。那最高的人捐的五万，我当时说我捐多少多少。周围的人就说你捐太多了，其他的作家怎么想，那你就捐一个作家里面最高的名额。我就捐了五万，私下我用杂志的名义捐的几十万我没有去说。最后我被骂得要死啊，说你只捐五万什么什么的。

郜元宝点评《爵迹》

作者: 郜元宝
2010-06-23 16:55:37

“窗外的夕阳把坐落在福泽镇镇口的这家驿站笼罩在一片温暖而迷人的橙色光芒里。从门口望出去，是一条笔直的小道，稀疏的行人背着各种行囊，偶尔有马车运送着福泽镇特产的香料和手工缝制的皮革离开这个小镇，最近福泽的香料在南方靠海的港口卖得特别好。

道路两边的绿草，在初冬的时节里，已经枯黄成一片了，风卷起枯草碎屑，扬在空气里，像金色的沙尘。
阳光把初冬里的世界，刷成一片温馨的金色。”

“坐落在福泽镇镇口的这家驿站”，此句用语不当。“坐落”通常用于描述两个事物的空间位置关系，小的坐落在大的某个部位，但这两个事物规模应该都比较大，比如说村子坐落在山背后，城市坐落在河流边上。说驿站坐落在镇口，固然没有语法错误，但大词小用，语感上通不过，好比说你家的床坐落在卧室里、茶杯坐落在桌子上、垃圾堆坐落在小区入口。用平淡的“位于”代替夸大其词的“坐落”，或直接说“福泽镇镇口这家驿站”，岂不省净？

比起别的颜色，“橙色”确乎为写手们钟爱，因它颇具文学性暗示，但用多了，也令人生厌，再加上“温暖而迷人”这种俗套修饰语，将本来暗示性的语义空间填满，那就不仅讨厌，也不够技巧了。“橙色光芒”随后又改为“一片温馨的金色”，看来究竟把夕阳比作哪种颜色，作者本人也拿不定主意。若是一个画家在颜色面前这样模棱两可，那还了得！“橙色”也好，“金色”也罢，在这段描写中都显得矫揉造作，有经验的写手应该避免。

“温馨”、“温暖而迷人”，属于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写人对景物的感受，也写景物向人呈现的样态，总要针对可能存在的某人或某一群人。现在整部小说刚开始，无人登场，急于使用“温暖而迷人”、“温馨”这类“情语”或“景语”，必然落空。作者似乎偏爱在行文中夹带这些流行的“雅词”以增加语言的诗意，殊不知欲求典雅，反成涂饰。

初冬就初冬，为何要说“初冬的时节”？“时节”前加修饰语，是要表达自然时令之外的含义，如政治上的“解冻时节”。若只说自然时令，“初冬”一词，语义已足，拖上“的时节”，就嗦了。为何要点出“枯黄一片”的是“绿草”？这样简单一句，不能形容季节转换、由“绿”到“枯黄”的过程，反而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刹那间绿草就枯黄了。如说“道路两旁，若在春夏，肯定绿草如茵，现在是初冬，已经枯黄一片了”，才比较“顺”。“枯草的碎屑”会那么体贴作家的诗情，卖力地将自己化作“金色的沙尘”吗？至少我还没见过枯草会有这等巧变。“扬在空气里”该是“扬在空中”之误。“空气”和“空中”的区别在于，前者看不见，后者才能诉诸视觉。

“稀疏的行人背着各种行囊”。从下文交代福泽镇商业情况看，并无必要强调街上行人的“稀疏”。联系即将写到的全镇居民期待“魂兽”到来，此时街上行人也不该“稀疏”。给“行人”加上这个修饰语，也是信手拈来的“雅词”，觉得不用白不用吧？行囊当然是“各种”，何必强调？若是“一样的行囊”，那才有戏，须特别点出，为下文补写为何“一样”埋下伏笔。

总之，臃肿杂沓、用语不当、模棱两可、盲目的一次性景物描写，只为显示语言的丰富和诗意，但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倒是暴露了作者只顾陈列不知安排、只顾炫耀不懂含蓄、只顾堆积不知选择的暴发户的趣味。时人称誉，实在厚诬了抒情、诗意、美文这些字眼，恐怕连“文艺腔”都算不上吧？

“郭敬明不会伤害我们”——专访《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发自上海
2010-06-23 16: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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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与郭敬明因采访成了忘年交，郭敬明说他很崇拜这个自认为“庸俗、肤浅”的老头儿 黄永玉/绘《收获》杂志社 （黄永玉/绘《收获》杂志社供图/图）

2010年，《收获》杂志在其长篇小说增刊春夏卷刊登郭敬明的长篇小说《爵迹》。消息一出，舆论大哗，争议纷起。这是继2009年《人民文学》杂志选载郭敬明长篇小说《小时代》之后，文学期刊界因发表郭敬明小说又起的波澜。对《收获》发表郭敬明小说的争议，从批评“文学殿堂的失陷”，到“精英品质的沦丧”，其中旧事重提，不乏对郭敬明的批评和谩骂，批评者仿佛又找到一个“纯文学向商业化堕落、向庸俗化妥协”的例证。


该期增刊春夏卷的作者主要是在三十岁左右，是年轻作者类型小说的专号，除年龄偏大的李西闽发表恐怖小说《酸》以外，有王若虚的校园小说《限速二十》，余西的探秘小说《黑暗中的孩子》，最后是郭敬明的《爵迹》，《爵迹》放在“延伸阅读”的栏目之下，同期配发批评家郜元宝对郭敬明小说《爵迹》的文本分析，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甫跃辉对该小说的述评。


不能因为一次抄袭就把他一棍子打死


上海巨鹿路675号一个老式庭院，一幢旧式洋楼。这幢被称为“爱神花园”的建筑建于1929年，昔日是上海棉纱大王的住宅。


这幢大楼的三层就是《收获》杂志的编辑部。身为执行主编，程永新自然熟悉《爵迹》的送审流程，对外界的议论也神情安然。郭敬明来询问可不可以刊登《爵迹》之后，编辑部对刊发它可能会产生的争议已经有过充分讨论。“最早我看过郭敬明的《幻城》，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觉得就是青春小说的类型，作为了解翻阅了一下。我觉得他这种写作，作为一种文本的存在，没有什么太大害处。我家里有十多岁的女儿，他们班里迷郭敬明迷得很厉害，无法想象。正是因为他们那么着迷我才觉得好奇，想看看他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程永新认为跟《幻城》比，郭敬明在《爵迹》中的写作变化比较大，就文本本身来说，可以看到他对动漫、武侠小说的借鉴，这些元素杂糅在一起，使得故事性非常强。小说里面写到魂兽之间的战争，写得气势磅礴，有类似于现代战争的描述。可以看出，从《幻城》到《爵迹》，在类型小说的写作面上，他是经过考虑的。“读起来很好看，好看的程度不亚于我当年读的金庸的武侠小说。”程永新说。

有舆论认为《收获》选择郭敬明的小说，意味着《收获》文学标准的下降，向市场的靠拢。更多的评论集中在郭敬明的文品和人格，旧事重提他在2004年被爆出的由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判定的抄袭事件。

对此，程永新表示：“郭敬明还很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抄袭事件就把他一棍子打死。郭敬明小说在《收获》发表，不会妨碍《收获》坚守固有的价值标准。”

不能跟他们交流是可怕的

程永新说：“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跟生活的关系一直在进行磨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今天我们对文学的争议还是在题材的选择、内容的表达上，没有了政治讨伐，从这个角度说，现在是写作比较好的时代。”

《收获》这些年的变化试图在调整文学跟时代的关系，跟当下生活的对接。

程永新说：“设想一下，如果纯文学的写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跟其他类型小说完全没有交流，这是有问题的，考察这几年世界文学的发展，包括像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它就是一个侦破、悬疑小说，主人公上来就说我已经死了，一个尸体在说话。表面上看是一个悬疑小说，但是从作家的深层表达里能看到东西文明冲突的大主题，通过一个类型小说的外壳来展现严肃的文学主题。”

“像郭敬明、韩寒这样的青春写手，有那么多的读者和粉丝，我们的文学期刊如果不跟他们交流、沟通、对接的话，后果是令人担忧的。”程永新说

《收获》的编辑也找过韩寒，但是因为他的书销量比较好，刊登就有问题。《收获》主刊发行量每期十万册，对图书出版方来说，这会分流读者。“韩寒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是他的博客我经常看，他很敏锐，有庞大的粉丝团有很多拥趸，韩寒值得传统的写作者借鉴，他能迅速而直接介入当下生活，虽然他的思想不是像有人说的——类似鲁迅那么伟大，这我不能认同。但是他能那么迅速地对当下社会现实做出反应，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姿态介入生活，做得很好。”程永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传播的渠道增多了，作品面世变得相对简单，1980、1990年代作家出道，作品必须通过主编、编辑部主任、编辑层层把关，写作难度相对较大，因为有难度，它变成了很多人改变生活境遇的途径和方式，如果在什么杂志上发表作品，在什么地方转载，这个人就可以进入作家协会，他在农村就由可能调到县文化馆，或者变成专业作家。”“网络出现了，写作不用通过这个程序了。作者写出东西往网上一挂即可，写作就变得相对自由和简单，但是自由写作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你可以写你最想写的东西，但是因为没有门槛，写作的质量和水准就很难保证。这是这一代青年写作面临的问题。”程永新这样解读网络时代的文学。

“一个郭敬明不会使殿堂倒塌”——专访《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发自北京
2010-06-23 16:50:38

不道歉就不给吃饭，你会吗？

南方周末：去年7月《人民文学》600期青年作家专号销售得怎么样？青年作家专号选载了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当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你怎么看那次争议？


李敬泽：那一期销售情况比平时好，很多人打电话来买。坦率地说，我在发稿时根本没想到会引起争议，那时我感冒了，打吊针呢，记者电话纷纷进来，我的手机成了烫手山芋。现在看来，“没想到”说明了我的迟钝，但我本人、我们的刊物都感激这场争议，它使我们把一些问题摆在台面上认真思考。我那时在回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文学期刊要改革，要有弹性”，结果报纸上就登了一幅关于“弹性”的讽刺漫画，我看了就笑了，我想这份报纸的弹性比我大多了，可是它反对我的弹性，为什么呢？没弹性不成一个死人了吗？


南方周末：《人民文学》刊出郭敬明作品，如何面对社会公众对他写作诚信的质疑？人们普遍不理解的不在于郭敬明犯过抄袭的错误，而在于他一直没有站出来道歉。


李敬泽：我反对不诚信、反对抄袭，也反对不道歉。但是我从不认为别人的错误给了我某种道德优势。就郭敬明这个例子来讲，我会想到，我自己其实也是不习惯就自己的错误道歉的。道德之中，有一道叫做“恕道”，恕者“如心”，将心比心，如果想到自己也可能会这样死要面子不道歉，那么，只有一声叹息，暗自惕厉，同时希望这个年轻人别再犯被人揪着要求道歉的错误。反正我要是有个孩子，我是不会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要逼着认错道歉，不道歉就不给吃饭，你会吗？

我承认，我不喜欢《小时代》

南方周末：文学终究还是有绝对标准的，以郭敬明的《小时代》为例，你认为他的作品的艺术品质如何？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上？

李敬泽：我很想知道你说的“绝对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有这样的绝对标准的话，它可能还会带来你不想要的东西，就是绝对的权力或者绝对的僵化。

就《小时代》而言，我承认我不喜欢它，但我不认为一本刊物或一份报纸是只发主编喜欢的东西或信息的地方。我怀有好奇心，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它，为什么不试试呢？如果说《人民文学》或者《收获》是“殿堂”的话，那么一个郭敬明不会使殿堂倒塌，要是那么脆弱就成草棚子了。我倒是觉得，你办一份刊物，要有一点探索精神有一点好奇心，如果你已经九十九次靠谱了，那你最好试着不靠谱一下，否则一百次靠谱可能就证明了你的僵化，你真的认为自己攥着绝对标准了。“不破不立”，有时候需要推开窗户或者凿个窟窿，看外面海阔天空。墙上有个窟窿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看也未必是坏事，和点泥再补上就是了。

南方周末：郭敬明的小说属于类型小说，对于这种类型小说的评判有什么特殊标准吗？

李敬泽：我并没有因为发过郭敬明的作品就成了郭敬明专家，他的小说除了《小时代》我都没读过，所以我不太知道他属于什么类型。但如果如你所说，他的作品是类型小说的话，那么问题就简单了，每个类型确实有自己的特殊标准。我自己是个间谍和推理小说爱好者，我知道我如果用托尔斯泰的标准去衡量勒卡雷、钱德勒，为勒卡雷、钱德勒没达到托尔斯泰的水平而生气，那是我的愚蠢无趣。

南方周末：以群体而言，80后这群作家在创作方式、理念上都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互联网时代，创作容易了，但创作也大面积粗糙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否有所改变？


李敬泽：我不喜欢粗糙，我们也远没有精致到需要粗糙一下、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同时，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任何人类成就都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容易，那不过是表明了我们的轻浮。
至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我想与其说是改变了，不如说是扩展了。那些核心信念，文学自现代以来对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对我们的母语所做的严肃承担，我认为没有改变，而且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它也确实在扩展，它的消费性、它的娱乐性。这种扩展也为那些核心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扩展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一度被抑制了，现在是回到常态。当年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热心读者，张恨水每有新书，鲁迅赶紧买了寄到北平，他对此觉得很正常。

南方周末：文学期刊的生存日益严峻，《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会做怎样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原则和底线是什么？

李敬泽：记者朋友们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就是文学期刊的困境。我知道，记者朋友的意思，大概不是出于同情，只是说：哈，它们曾经阔过，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它们也有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也会小肚鸡肠，很想劝记者朋友，好好思考一下报纸的困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快办不下去了。其实，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什么不是持续面临考验呢？办个杂货铺可能也有困境，也没见人家四处诉苦。我倒是认为，像《人民文学》这样面对特定市场的刊物，肯定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当然需要我们足够地敏捷、足够地顽强。

个人不怎么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