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转）

                                周有光：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时间:2010-10-07 02:00 作者:周有光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669次
                                               

中国教育还没有走上一条新道路 　　马国川：1923年您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在《百岁口述史》里您曾经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请问，什么是博雅教育？这种教育思想给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圣约翰大学，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周有光：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跟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术）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英文就能很好的应用了，在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在达到ABE（ABE 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讲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是不能增加知识的，还是没有知识。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解放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在苏联，大学毕业就是专家了。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马国川：五十岁的时候，您才离开银行界和经济学界，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成为语言学家，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您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是否得益于博雅教育？ 　　周有光：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谈。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么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大困难。 　　大学一出来，就是一个专家，这个办法或许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对文化的发展是不好的。 　　马国川：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有意识形态色彩吗？解放前，全国有许多教会大学，您怎么评价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作用？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意识形态这一个名词，从前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向苏联一边倒，才知道什么叫“意识形态”。我大学毕业，都不懂什么叫做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它是从苏联来的。 　　对于教会学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教会学校的确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另外一方面又传播新时代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方面，教会学校当然也有两个方面。帝国主义是侵略的，造成了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然后，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慢慢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慢慢地转向资本主义。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这个历史序列中的一个例外，我们是一样的，印度也是这样子的。全世界多数地方都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遭受了侵略，同时也得到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今天还在发展当中。 　　教会学校也有精华，不是只有糟粕。我们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应当考虑“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马国川：解放后，您曾经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进行的“院系调整”。当时为什么要进行“院系调整”？现在对当时的这种做法有很多批评，您怎么评价这次“教育革命”？它给中国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把原来的整个教育制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学校当零件拆开，完全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重新组装，专业越搞越细。可以说，彻底放弃了通识教育这条路，全是苏联的专业分工方法，大学一毕业就变成专家了。新中国一成立就讲求“速成教育”，大学本来四五年，后来改为三年，甚至改为两年，都是速成的思想。当时人家也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到苏联瓦解以后看得更加清楚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流弊很大，阻碍了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改组，比如清华大学又有文科了。其实解放前清华大学有名气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可是解放后清华大学成为“理工科大学”，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学，三十年多后不得不重建。许多大学都经过这样的“折腾”啊。 　　一直到今天，中国教育还没有向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看齐，还差得很多。中国教育制度离开了苏联教育模式，可是还没有走上新的道路，却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官僚化，尤其是在大学教育里，官僚化、衙门化很厉害啊。我年龄大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可是来的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学来的朋友，所以知道一点情况。应当说，今天的教育情况不是不大好，而是大不好，很地方都有问题。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就像刚才您讲到的，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即使名牌大学对于教授抄袭事件也装聋作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回应。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从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海一个教授来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名牌大学的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名牌大学面对抄袭事件装聋作哑，是非常不正常的。 　　马国川：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是前后差了几十年。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所以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搞学问；有的人有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发达，当然假文凭出来了。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个答复非常好。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周有光：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师”的。苏联一瓦解，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鲁迅也是被领袖推崇的大师，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还能做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国川：您对最近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何评价？ 　　周有光：我没看到这个《纲要》，不能评论。你告诉我它的要点是什么吗？ 　　马国川：抱歉，我也说不出有什么要点来。 　　周有光：它里面有没有讲学术自由？ 　　马国川：没有讲，但是提到大学要“去行政化”。 　　周有光：这话不通啊。大学需要行政，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大学房子要维修，校园要做清洁工作，这是行政工作。官僚化跟行政是两码事，大学要有行政，但是不能要官僚。所以“去行政化”是错误的，要“去官僚化”才对。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发达？如何改革应试教育？ 　　周有光：中国一向是要考状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有两千年的传统。我们缺少的不是应试教育，我们缺少的是科学教育。 　　马国川：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应试教育，那就要用科学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周有光：对啊。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动要取消。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他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说“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周有光：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马国川：社会科学的发达与否，决定了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但是许多人批评说，中国现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盛行。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与形而上学问题呢？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苏联时期，公民能够批评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吗？苏联曾经把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经过深刻的批判，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社会科学跟意识形态分开了。可是，今天俄罗斯的统治集团跟知识分子不一样，统治集团要建立一个强国，知识分子就讲知识、讲学问、讲真理。这是两码事。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科学，把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截然分开，这是错误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识来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什么叫实证呢？实证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的人写文章说，这句话是胡适讲出来的。 　　马国川：这句话出自《胡适自传》，原话是，“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大陆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数字之差。 　　周有光：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苏联的垮台证明，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的误区，我们跟着新苏联“一边倒”，也跟着“倒”进误区里面去了。要恢复社会科学的本来面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回归五四，学习民主》，写得很好。民主不是一个简单东西，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明，也不是它的专利品。民主是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在还在一步步渐进。现在民主最新的东西有八个字：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若干年前俄罗斯选举，国际观察员都拒绝去观察，为什么，他们已经了解俄罗斯选举是假的。 　　不许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今天我们要重新建设中国，从五四开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来源:《读书》杂志第10期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丨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 “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丨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以上纯属转帖，不代表个人观点

　　周有光：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105岁的周有光老人对富士康和悟本堂事件感慨万千，在他看来，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都很低，不存在“中国奇迹”；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靠走民主化道路才能解决；中国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

　　【《财经》记者 马国川】“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

　　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这让他逃脱了两年后的一场劫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周有光的一个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

　　虽然离开经济学界半个多世纪，但周有光老人对现实问题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财经》：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生活都不够，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

　　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简单来讲，就是“半封建半资本”，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财经》：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 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财经》：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财经》：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中国是学苏联的，许多国家学苏联的。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还有几个呀？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是在起来，是在发展，也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财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教训多多。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

　　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财经》：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我们不是创造“中国奇迹”了吗？

　　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

文章很好，来源何在？

文章很好，来源何在？
gohomeman1 发表于 2010-10-7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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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财经》

中国大师少的原因是烧饼太多了
而且是身居高位的烧饼

烧饼多，大师就少
烧饼少，大师就多

代表本人观点

回复 8# 家猫战斗力


我们这个社会的“烧饼”泛滥，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烧饼的government！有这样的government，才有这样的人民。烧饼government不断的愚弄人民，所以就有一群烧饼人民的拥戴~

这就印证了刘xiaobo的杯具~~~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中国人，可惜是与government唱反调的~~~

中国据说是大多体育项目一旦能突破就能垄断

以后诺贝尔咱们也扬长避短专心发展和平奖了~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丨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苏联时期，公民能够批评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吗？苏联曾经把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经过深刻的批判，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社会科学跟意识形态分开了。

乐陶：中国学界有竞争，但常是“劣胜优汰”
2010-09-30 02:32:38    第98期

乐陶

在我们当代的社会现实中，有冠冕堂皇的竞争机制，而竞争的结果却常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此种现象，在学术界颇有些严重了。理工科有这个现象，文科更是如此，尤其在那些基础理论领域。

学术界的劣币逐良币

我国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经过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建设，从论文发表、课题申报、评奖评优、职称评审、院士评选直到近年盛行的引进特聘教授等等，竞争机制一套一套地建立起来了，看起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全面。学术界出版界的热闹繁荣也非历史上任何时期所能比。学术刊物不断扩容，学者无不著作等身，硕士、博士、教授、院士之人数连年大跃进。学术成果之繁荣高产，令人咋舌。有教授一年上报的学术成果有1300余万字，有博导指导的在读博士生有 100人，诸般学术奇闻、丑闻时见报端。学术连年“大跃进”，如此之繁荣，可是真正有分量、在国际上拿得出手、无愧于前辈学人的成果却少之又少。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年代尚出了不少有国际地位的大学者，今日国泰民安，却没有什么能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学术界不争气，也让中央领导心急，温家宝总理就发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学术大师之问，希望中国尽早出学术大师。

我们欢迎竞争，但要“优胜劣汰”的竞争，而不要“劣胜优汰”的竞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首先知道孰为优孰为劣，然后制定并贯彻能让优者胜出的制度。这说起来挺简单，但做起来实在是难。要制定出合适的制度，公平公正地贯彻下去已着实不易，更何况在一些领域，孰优孰劣都难以说清楚，或不敢说清楚，或外行指导内行，不能说清楚。

我们知道，工科的东西基本上可以通过实测检验，造假较不易。理科的东西一般也都有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比如像数学、物理学等，一般人还是不敢信口雌黄，通过加上个“中国特色”来逃脱国际标准的限制—当然，我们的“国情”是实测检验、国际标准也经常抬不过人情面子，抬不过权钱交易，抬不过领导意志。文科界问题就更大了，许多门类根本就不可能实测，又没有很明确的国际标准，于是就成为某些不学无术者投机取巧、信口雌黄的胜场了。比如在一些领域，有些人不用读什么书，只就某些传达下来的讲话文件就能写成一篇篇“学术论文”，可以用来评奖评优上职称做领导，而有些人勤勤恳恳皓首穷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做出来的东西却被淹没在那大量无关学术的“学术论文”或东抄西凑无任何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中。十年一剑无人识，破铜烂铁却大行其道，天下皆醉，若不效屈子投江，就只好随波逐流，“其泥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了。劣币驱逐良币，诚是古今同慨。

劣币当道，弄出一些拿到国际上别人看不懂、看不起的东西，丢了脸面却又搬出祖传的“精神胜利法”，我们是“中国特色”嘛，我们的东西高明得很，你们不买账，是你们太驽钝，理解不了，我们不跟你们玩了。于是，“中国特色”筑起的高墙，把我们隔离成一座“知识的孤岛”。 恐怕有人会说，“劣币”不也是“币”吗？总还值点钱吧！可是，有一点很清楚，至少对基础性的人文学术来说，其生命在质不在量，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就是一堆垃圾，一文不值，连劣币都算不上。

丘成桐先生曾指责中国学术界玩弄权术，其实这个问题早就表面化了，业内人士无不心知肚明。情况就是，在学术界，“权术”力量大于“学术”力量，学术做出来无人识，而权术运作则立竿见影，利益滚滚来，大家自然都放下学术去搞权术活动了。“学术”就这样被“权术”驱逐了、淘汰了。有学术而不会搞权术或不屑于搞权术者被淘汰，混不下去，只好走为上策，服务美利坚、欧罗巴去了。

丘先生认为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就是邀请相当多的国外本领域的前沿专家组成各种评审委员会来评审中国学人的学术成果，以之作为奖惩之标准。他说欧美就是如此，他本人就常常审议欧洲学者的项目。他说如此一来就既能判明优劣又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了。可是，这些不符合我们“国情”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怎么能行得通？这样做的话，让外国人来评判、指挥我们的“内务”，我们那独具特色的“学术方向”如何能坚持？而且，这样一来，不是从那大量掌握学术界权力、把握“学术方向”的官员们、评委们那里“虎口夺食”吗？邱先生真是书生意气。

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就在我们这里高歌猛进，不分昼夜。而我们还在沾沾自喜于我们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中国有3500万科研人员，居世界第一；我们还有大量的“学者型官员”，大概也要争创世界第一了。

道德为什么迅速垮掉

在一个公正严明的制度之下，劣币无法生存，良币胜出；一旦制度开始腐败，不严明不公正了，则劣币就会迅速胜出，良币反而没有生存空间了。这也正说明了竞争只会使“适者生存”，而并不见得会“优胜劣汰”。如果硬说适者就是优者，那只是成王败寇、有奶便是娘的霸道哲学、畜道哲学。使公正、平等、仁爱这些人道价值得以维护的制度条件是相当脆弱的，稍有不慎，这些价值就会被排挤掉了。我们说这些价值是人道的，是属人的，就在于它们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因而必须小心呵护，不能任天为治。

所以，竞争是必要的，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没有效率，但是引进竞争的制度却须万分小心。一要真正知道什么是“优者”什么是“劣者”，这是前提；二要制定出合宜的制度并严格执行以保证优者胜劣者汰。中国当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计划、集权体制逐渐被放弃，竞争性市场化的体制逐渐被引入进来，人们对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已经形成了普遍的认同。但是，对竞争机制与“优胜劣汰”之间关联的非必然性、脆弱性，人们却往往认识不够，以为一竞争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竞争之后，活力倒是有了，人们有了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竞争的结果却并不见得是“优胜劣汰”，而往往是“劣胜优汰”，堂而皇之的竞争机制只是给劣者当道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许多悖乱的社会现象与此有关。比如从政者不学无术但阿谀有方往往更容易胜出，经商者靠官商勾结敲剥小民往往发了大财，奉公守法勤恳做事者则经常不能适应“环境”被淘汰掉了，等等。胜出者往往是些卑劣之徒，但他们却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靠竞争取胜的，而不是偷来的、抢来的，也不是捡来的、继承来的，正当合法，底气十足，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当然，这种事也并不是现在才有，古已有之，而且有无数。什么“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什么“自古圣贤皆贫贱”，什么“忠臣不得好死”…… 了解点历史的人对这些东西早就有深深的审恶疲劳了。我们只能期望，随着现代宪政民主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充分实现，这些问题可能被较好地解决。当然，很明显，现代法治社会也正是因为较好地满足了“优胜劣汰”得以实现的那两个条件，才有此功效吧。

让“优者”胜出的机制与伦理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引入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好勇斗狠，残酷无情，被认为是以兽道代人道，更兼与帝国主义、纳粹种族主义的关系，二战后即被主流知识界所抛弃，鲜有人标榜了。在我国，孙中山先生较早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而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错就错在以物种之原则施之于人类之进化。

人类可能确实比禽兽多了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因而跟动物不一样，要互助互爱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竞争原则就不再适用于人类社会。事实上，人类互助互爱，制定出诸种公平正义、扶弱济贫的法则，只是要对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进行限制、调节，以达到例如中国古人所说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道状态，而不像动物世界那样任天为治、命若刍狗，每个个体最后都暴尸荒野，为鸟兽蝼蚁所噬啃，其状惨不忍睹。

人类固然不要互相像狼一样地争夺，但如果竞争原则被取消，或者在大部分公共生活领域，竞争机制不能发挥主要作用，那也会出大问题。伟大导师们曾深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竞争、恶性竞争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与可怕的社会混乱，于是号召人民砸烂旧世界，建立起计划经济的新世界，但后来还是发现计划不好使，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好又将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引了进来。

不竞争则优不胜劣不汰，竞争就要分个高下，有胜有汰。但竞争却并不等于优胜劣汰，竞争的结果，也很可能是劣胜优汰。劣胜优汰看似怪异，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屈原那个著名的悲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描述的不就是典型的劣胜优汰吗？破砖烂瓦胜出，黄钟大吕则被淘汰掉了。

人们常常想当然地把“适者生存”与“优胜劣汰”看做一回事，认为它们表达的意思差不多，事实上并非如此，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休谟早就洞悉此类问题了。用他的哲学术语来说，“适者生存”是个“是”的问题，即描述性的“事实”问题，竞争的结果必然是“适者生存”；但“优胜劣汰”事关“优”、 “劣”，说的却主要是个“价值”问题，带有“应当”如此的规范性的意思。按照休谟的经典界定，从 “是”不能推出“应当”，“事实”不等于“价值”，所以把“适者”等同于“优者”，把“不适者”等同于“劣者”是没有逻辑依据的。

世界上对人有用的、人应当去追求的东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人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既包括指阳光、空气、粮食、衣服等满足人们生理要求的物质性的东西，又包括婚姻、家庭、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等制度性、精神性的东西。就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来说，后者恐怕更为重要，正是这些有价值的事物使人类超越了无反思的动物性，创造了文化，文明起来了，人甚至会为一些精神价值而献身，变得很崇高—当然也可能变得很邪恶，这都是动物所不及的。

其实，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基本上都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适者生存”所适者何？是适应了其所处的环境。人类正是通过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而使自己所期望的“优者”胜出。“适者生存”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同义反复： “适者”就是能生存下来的，能生存下来的就是“适者”。事实上，让谁成为“适者”，让谁生存，是由环境决定的。比如，在无人力参与的环境中，莠草是适者，禾苗竞争不过莠草，将被淘汰掉，而人却有意颠覆这个环境，喷洒上除草剂，禾苗适应之，而莠草变得无法适应了，从而被淘汰掉了。在社会生活中，这个环境主要体现为制度条件，人要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创造出有利于人们认可的价值胜出的制度，并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良好运作。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竞争性的领域，事实上，让“优者”胜出的环境—制度条件都是相当脆弱的。首先，人们要对何为优者何为劣者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要能识别之，这样才可能创造出合宜的环境—制度条件；其次，有了合宜的制度，就要严格维护这种制度的运作。在社会生活中，即使是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制度，若执行不严，出现不公正现象而没有被制止，人们就会群起效仿，导致这些不公正现象迅速蔓延，最后优者不但不会胜出，反而会被劣者迅速排挤掉，出现“劣胜优汰” 的吊诡现象。这也是伦理学上的一个常识：正义局面往往是脆弱的，非正义局面则具有易循环性，坚韧得很。

作者系高校青年教师

人人都能指出问题的一二三四，
但谁都没有站出来改变现状。

进来学习了~~~~

楼主发错地方了吧！

当“剽窃”成为我们的名片

作者：涂子沛2010年10月10日 22:05浏览量：134评论数：1

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族亦然。一个连诚信都匮乏的民族，绝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更不用妄谈崛起。
频道：文化类型：文章专栏：远方的新月标签：剽窃, 学术腐败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论文剽窃风波、学历造假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英美等国的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报道。但造假事件还是前浪推后浪，波澜叠起，今年7月底，在中国设点办学的美国圣塔利学院（Centenary College）发表声明说，因为发现大面积的学生剽窃，决定关闭其在中国的教学项目。在读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来决定是否能够获得学位，也可以选择退回部分学费。

为了抵制不同的价值观，圣塔利学院“自绝”于全球最大的市场，这种场景似曾相识。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曾对此进行了报道，有美国大学的校长在采访中坦承，在中国开办类似于圣塔利学院的项目，几乎就是“摇钱树”。

但圣塔利还是走了。对中国国内来说，走的只是一个名气不大脾气不小的学校，难以引起过多的关注，甚至有人再次套用不久前的那句话来宽慰国人：以退出掩盖经营的失败。但在国际层面上，这桩新闻却层层发酵，其中的得失影响不能小觑。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的学术界。其实，早在国内的风波迭起之前，因为剽窃造假，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蒙羞。去年底，国际期刊《晶体学报》（Acta Crystallographica）一次性发现70篇来自中国的造假论文，引起了一片舆论声讨和谴责。不少海外学界人士都直言不讳：和中国学者合作，需三思而行。

不仅学术界，中国的学生可能也要因此付出代价。这也是有前车之鉴的。2001年，美国的教育界发现在中国的申请学生中存在代考、代写申请论文、虚假推荐信、考试舞弊等造假行为，此后多年，美国各大学校都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中国学生。这次的情况，可能又要引起别人的“刮”目相看。

除了学生和教授，全体国人的形象可能也难逃阴影。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中，一位受访者说：“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剽窃造假的报道，不仅令人质疑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可信度，还给中国产品的安全性和信息的真实性都投下了一片疑云。”这样的评论相当刺耳，但要承认，它并没有超出普通人的逻辑能力和常识范围。

无论多么普遍，剽窃造假终究属于个人行为，而社会舆论的相关反应则是一种文化生态。在近期的社会热点事件中，从当事人和揭发人的对峙，到社会大众的争议和纠结，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生态：一方面是被指证的当事人面对凿凿证据或处之泰然，或百般抵赖，一律拒绝认错道歉；另一方面是支持者的理解和同情，认为成功了就是本事，你奈我何？当然还少不了无所谓的袖手旁观。

说到底，这是一种“先功利、后是非”的判断标准和价值观念。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势，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当下无处不在，再下去，形成习惯了，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族文化”了。  

圣塔利学院只是美国的一所普通大学，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不是来做义务教育或慈善工作的。但其尚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是非、后功利，纳财有道，进退有据，这种态度正是我们缺乏的，值得深思。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族亦然。一个连诚信都匮乏的民族，绝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更不用妄谈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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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突然有一个想法：
如果把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现在的科学家所有的课题都办搞成功了。这些课题也不足以使他们获得诺贝尔奖。

李猛：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
时间:2010-10-15 14:07 作者:李猛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3次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项伟大发明，早期的大学与今天的大学相距甚远。那时的大学并没有属于自身的各种设施，没有校园、没有自己的教学大楼、没有操场、没有实验室、没有图书馆。当教师们上课时，也许会在自己的家里，也许会在租来的房子里。甚至那时的大学，也不象今天这样以教师和行政官僚为主体，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组成的行业公会（universitas）每年与教师签约，因为在学生眼中，这些教师往往容易变成教会或城市贵族的走卒，出卖“大学”的独立与自主。


　　然而，这些没有寄身之所的“流动”大学，却把大学寄放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那就是那时的大学探索和捍卫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精神”，大学的使命。为了坚持这种精神，大学宁愿牺牲它的“安定”，牺牲它的物质形式。这一点恐怕是今天的大学所不及的。何谓大学？大学就是致力于“追求最高形式的学识”。那么什么是最高形式的学识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最高形式的人类活动。正是这种形式的人类活动，才使人得以成为人，甚至人得以触及人的界限，迈向超越的方向。这种最高形式的人类活动，就是政治和哲学。


　　这样，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在中世纪两所最伟大的大学中，波隆那大学以其法学著称一时，而巴黎大学则以其神学名垂后世。前者推动了罗马法复兴运动，并进而为整个欧陆国家的法律体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后者则贡献了中世纪最辉煌的“教堂”：圣托马斯的神哲学。


　　波隆那大学法学系的兴起，是为了解决当时教会法与民法在司法权限方面日益广泛的争端。因此，从一开始，法学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涉及了中世纪神权政治的焦点：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冲突，自由人与公民的冲突。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法学家始终是重要的政治家。政治之所以是最高形式的人类活动，正因为它面对了人所面对的这一终极的张力，上帝与凯撒，圣言与人义。法律则始终是在这种张力下权衡正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技艺，法学则成了与政治这种最高形式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最高形式的学识。


　　基督教的独特性，在于启示与理性、信仰与思辨、伦理与教义的深刻张力与微妙关联。而圣托马斯的“圣教义学”以至精至微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点。当耶路撒冷与雅典在“罗马”遭遇，当奥古斯汀面对亚里士多德、保罗面对柏拉图，约伯面对约翰，哲学这种希腊世界的“光”，融入了上帝之光中，化成了耶酥基督的肉身，更彻底地成为了践行在世上的道，成为每个人的伦理，成为爱与自由。


　　正是在这里，我们已经触及到了中世纪大学的“精神”所在。无论是政治，还是哲学，大学乃在于培养具有德性而非甘于卑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听命于意见摆布的人，践行伦理而非恣意而为的人，能够面对世间那些根本的冲突，担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后果的人，而不是寻觅教条的避难所来推卸和逃避责任的人。一句话，大学乃在于培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探讨教育问题。这一点，正象柏拉图在《政意篇》（Politeia,Republic）的同样做法一样，是今天的许多政治学者或是教育人士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亚里士多德清楚地告诉我们，城邦的终极目的与人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尽管政治并不能穷尽人的视界，在公民与人之间，政治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然而《政意篇》中的苏格拉底反复教诲的是，作为现实政治安排的“政体”（politeia，regime），与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政意”（politeia，regime）关系甚大。用言说的“逻格式”（logos）建立的城邦，在地上是找不到的，但能够看见这种“天上的原型”的人，却能凭借他的所见，将这种城邦建在自己的身上（550b）。政治与哲学的冲突，只能凭借伦理或信仰来正视。所以，能否担负公民与人的张力，能否担负可能与现实、超越与审慎的张力，关键就在于你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


　　所以，亚里士多德才敏锐地指出，教育儿童时，当然要包括那些有用而又确属必需的课目。但不能照单全收，要区分哪些适于自由人，哪些不适于自由人。教育一定不能使人形成“卑陋”的习性。任何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或灵魂，使之降格，不再能担负善德的操修，都是在使人变得卑陋，是培养奴隶的心性。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要求平等的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说法，似乎不那么容易令人接受了。但如果我们的平等是将所有人降格为奴隶的平等，那么，这样的平等不过是最深的奴役，而不是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能够和必须同等尊重的，是自由人和真正的公民。而教育，就是使我们能够使平等的真义得以实现，使最好的政体成为可能的前提。


　　北京大学精神上的先驱洪堡和席勒曾经为这所大学规定了它的使命：大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形塑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或者说教化（bilden）能够感受到真、善与美的人，能够领悟到人之尊严，人在有限性上建树的伟大的人。在洪堡看来，“人的真正目的，是使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Hexie的整体”，而教育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教育只应发展人的禀赋，而不必赋予人的天性以任何特定的公民特征…因此，公共教育应完全处于国家权限之外…”。席勒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指出，只有确立了性格的独立自主，才能使对外在专制形式的屈从让位于真正的自由。如果说洪堡让自由教育摆脱“公民”或国家的羁绊是为了摆脱普鲁士家长制国家的肆意干涉；如果说席勒将改革这种野蛮国家，获得政治自由的真正“启蒙”寄托在人的审美教育，而非公民教育上；那么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追溯一步，回到洪堡和席勒的导师卢梭那里，回到《爱弥尔》，回到人的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对立，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完全相反的路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通过公民科学来进行自由教育，借助二者的张力来塑造真正的自由人。


　　中世纪大学的精神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时至今日，大学的“梦想”（如果不是恶梦的话）已经不再是探究哲学的真知，或是探索政治的审慎与明智，而是传授刻板的教条和那些同样刻板的技艺，这些教条和技艺，因为丧失了探究（zetesis）的精神，不在是使人自由的道路，而是挟制奴仆的轭，不是培养公民的竞技场，而沦为“贩卖毕业的机关…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蔡元培）。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我们的大学背弃了亚里士多德劝告的自由教育，所以阿多（PierreHadot）才会说，正是大学的出现才使哲学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或者象克尔凯戈尔所言，哲学中的怀疑，因为丧失与生活的关联，成为教条的怀疑；甚至象尼采指出的，哲学家只剩下了“图表脑袋”。而基于同样的理由，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evi- Strauss）才会嘲讽地说，法学陷入了“神学与新闻报道之间，看起来无法给自己找到一个又坚固又客观的基础；要坚固就失去客观，要客观就无法那么坚固”。哲学和法学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系科。


　　难道这样的大学，不正象霍布斯所讥嘲的，只不说是妖魔施展妖法的魔窟罢了；象布鲁姆（AllanBloom）讽刺的那样，大学不再是激励人们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卓越；而是教育每个人固守自己的监牢，沉溺于封闭的心灵；或者象复旦（ErnestFortin）所说，现代大学与其说叫自己为“整全” （University），不如索性称呼自己为“杂多”（multiversity）。80年代时，中国的大学生自信自己是“天之骄子”，是社会的立法者。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们匆忙地寻找各种教条，来指导他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作为一个学习者，他是为了成为更好的教导者；作为一个发言人，他是为了成为代言人；作为一个行动者，他首先和最终都是为了带动他人的行动。一句话，大学作为社会的焦点，是因为大学希望成为社会的头脑和喉舌。


　　90年代，所谓“知识分子”的退却，社会科学和各种器物之学的兴起，“地方性知识”的范式取代了“变法”动力之下的“现代化理论”。伴随“立法者”梦想的破灭，哲学和政治都变成不可理解，甚至毫无价值的东西。逃避政治责任的，犬儒主义式的冷漠心态和拒绝思考政治，听命于亢奋情绪的各种新型的“急进”心态，交替出现，彼此助长，似乎倒成了大学中非此即彼的选择。当教育本身日益变成可以凭借权力和金钱随意兑换的商品，大学在成为交易的焦点的同时，却也成了社会败坏（corruption）的焦点。大学不再是能够批评和对抗社会不义的力量，倒成了这种不义具体的化身。当我们的教师靠抄袭度日，以冷酷自矜，只为金钱或职称而奔波，我们的大学生不仅不再是“骄子”，反而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学校，结束这段“学徒”时期。那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这样的学生和教师，不是自由人和公民的“学徒”和“导师”，而是“奴隶”的“学徒”和“导师”了。


　　而今天，在2000年发生的一件也许注定将逃离历史宏大眼光的微小事件中，我们不再是救助者，而是自救者；不再有权替别人代言，而首先是为自己发言；不再逃避，而能面对自身的处境行动，兼具理性和改善现在的热情，二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而这样的自由，这种首先从自身和现在开始的自救、言论和行动，不是逃避，也不再是引导，而是他人能够分享和受到激励的自由。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一个好的政体，首先是从那些能够看见，并能够践行的人的身上开始的。而且早已有“福音”告知我们，“你们探寻（zeteite），就寻见”。而我们的探寻，将首先自教育始，自自由人的教育始，在教育中来践行自由。


　　如果只是为了传授专门技艺和实证知识，我们何必需要大学，将大学分解成各种专科学校难道不是更合宜吗？如果只是为了研究这些技艺和知识，也许将这所大学变成一所公司，会更加名副其实，提高“效率”。什么是大学的使命？作为一所现代大学，这些技艺和实证知识都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非常重要。但这些专门技艺和实证知识本身，却并非大学的目的；相反，是大学的目的，给了这些技艺和知识以方向和目标。亚里士多德早已告诉我们，任何技艺都仰赖一种“主导技艺” （architectonicart，《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a，1141b），没有它，所有的技艺最终都是奴役。哲学让我们能够思考这种技艺的可能与限界，政治让我们能够探索这种技艺成为现实所要求的审慎与权衡，而伦理则让我们培养践行这种技艺必需的德性和智慧。


　　因此，大学的使命，在于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的要害在于结合哲学、政治和伦理的公民科学。一门公民科学，在我们这个世纪，在这里，是大学真正精神所能够寄托的希望，是面对、思考和回应“现在”的关键，是行动在言论（logos）中的延伸，是连接“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接力棒” （GillesDeleuze），也是大学带来的教育革命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第三次革命的真正意涵（TalcottParsons）。公民科学，是那些所谓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或是专业技术的“主导技艺”。只有公民科学，才能使理性摆脱冷漠、热情避免亢奋，理论成为理论的生活，而最终，使大学成为真正独立和自主的“普遍”和“完整”（universitas），使其中的学生成为这种精神的化身，成为自由人和公民。


　　先贤尝言，我爱自己的国家胜于爱自己的灵魂。而此时此地，我们需要象爱自己的国家一样爱自己的灵魂，因为只有爱自己的灵魂，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爱自己的国家。我深爱我的国家，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中我才能探索我的自由。因此，要作为公民爱我们的国家，要作为自由人爱我们的国家，要“配得上”你所爱的国家。而做一个心灵或肉体的奴隶，这样来爱我们的国家，难道不是将我们的国家降低为“猪的城邦”吗？为了成为一个自由人，为了思考正义与善，我们既需要爱更广大的世界，太阳下的城邦，世界的城邦；我们同样也需要爱“小世界”，我们的大学。而无论是我们的哲学摸索的世界城邦，还是我们的伦理践行的大学城，最终都指向了我们作为公民所生活的可能国家，这个让哲学与伦理遭遇的政治城邦，这个最初和最终都践行在我们的身上的城邦。不过，当我们探问这个城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也许首先应该问一下，那些想要进入城邦，并自居为城邦的当然居民的人，你准备好了吗？你的身体，还有你的灵魂；作为公民的你，还有作为自由人的你。

来源:思与文

几千年的历史还是中国大师多。近一百多年少了即使有也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