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天文学家

首先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Newcomb）。这位纽康先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也是全美天文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会长。1885年，他发表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但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说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虽然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故事，在经济学的早年时代并不罕见——斯密发表《国富论》时甚至还没有经济学，他本人则以道德哲学家而闻名英国——但纽康先生提出货币数量论还是有点特别。在他之前，知名经济学家林立，很多前辈早就关注市场景气发生波动与金块、纸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被欧文·费雪命名为“关于货币数量的理论 （quantitytheoryofmoney）”，还是被“外行的”天文学家拔得头筹。或许，这与天文学宏大的视野、以及天文学家们坚信万物运动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有关吧？

西蒙·纽康-人生经历


16岁时他被送到一个医生那里当学徒，却发现对方不过是个江湖郎中，于是在1953年跑到美国投奔他的父亲，随后两人一起去马里兰州教书，在业余时间里他广泛学习了从政治经济到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数学和天文尤为精进。1857年在华盛顿史密松研究所第一任所长Joseph Henry（1797－1878 电感的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推荐下进入航海天文年历编制局从事计算工作，同时进入哈佛大学师从Benjamin Peirce，1858年毕业。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许多科学家放弃了联邦government的工作，他得以填补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教授空缺。随后的十年间他对行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甚至亲自监造了当时美国最大的26英寸（约为66厘米）折射望远镜，因此《通俗天文学》中有许多别处难得一见的望远镜制造历史的细节描述。
1877年他担任了航海天文年历编制局局长，开始制定天文常数系统。在仍缺乏有效计算工具的十九世纪，修订天文历法，校订天体数据都相当繁复困难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毅力。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1897年担任了美国数学学会会长(1897-1898)，卸任后创建了美国天文学会，并任第一任会长(1899-1905)。此外，1878年出版了开头提到的《Popular astronomy》(通俗天文学)；1885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还被凯恩斯评价为新颖别致；1900出版了科幻小说《His wisdom the defender》……1909年7月11日卒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

他的祖先为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和马里兰（Maryland）一带殖民地的早期移民。作为一个乡村教师的长子，他自幼便自谋生计。在美国定居并教了几年书之后，经过刻苦自修，他成为哈佛大学劳伦斯理学院（Lawrence Scientific School of Harvard）的计算员和学生。1858年毕业井获得理科学士学位。24岁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已因小行星轨道的计算而声名大噪。该项工作的结果证明：当时天文学家提出的关于小行星来历的解释是错误的。
美国总统林肯（President Lincoln）于1861年委任他为美国海军（U.S. Navy）的数学教授。他担任此职直至去世，级别相当于海军后方司令。他一直住在华盛顿，在海军天文自（Naval Observatory）进行了16年的天文观测，并从事数学研究。1877年他的观测工作结束，遂担任美国星历表（American Ephemeris）及航海历书编纂部门的总监督。该部门每年出版一些主要星表、日月食的材料，以及其他对天文学家有价值而航海家必需的资料。当时另有四个国家的government也出版同类东西，但在天文学的基本要素及常数方面，彼此间还存在着有害的差异，因此纽康教授便担任起全部校订及计算天体运动新表的工作。
关于这件在标准化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工作，《大英百科全书》中曾说“楷莱（Cayley当时英国最大的数学家）把完成一颗行星的各种表格说成‘天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纽康计划并且进行了二十余年之久的巨大任务，却是在绝对同一的基础上建立起主部行星系统的理论与表格。”这件工作所建立的标准被各国天文 学家采纳，并成为当今航海与航空的精确基础。
“纽康教授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他关于月球运动的理论方面的探究”，从1868年直到晚年，他用了最大努力进行这项工作。《大英百科全书》还说：“‘甚至’他关于这一难题的最早期工作……已经由于其勇敢的思想而值得注意，而且已成为对天体力学的重要的补充了。”为建立这件工作的基础，他曾收集欧洲各天文台和图书馆中关于月球的观测记录，“所集年代有上下两千六百年之多”。
“考虑到他的工作范围之广泛，研究性质之重要，论及问题之丰富，以及他对目标秉持到底始终不懈的追求，纽康肯定是那个时代最显赫的无文学家之一。”
纽康教授从不慌忙，从未放弃每天长时间的散步，然而凭着他始终如一的努力，他竟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去写作。以致他的著作（书籍与论文）题目竟能包括541种之多，所论及的范围又异常的复杂，其中包括财政学（这也是他精通的），甚至还有小说。他经常旅行，一则为了休息娱乐，一则也为了天文学上的目的，例如观测日食和行星凌日，视察海军天文台和加利福尼亚的里克天文台的望远镜的建立，甚至于俄国天文台的望远镜玻璃的制造。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早期9年中，他还是那儿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每星期去巴尔的摩（Baltimore）上两次课。

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认为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个常量，那么，从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主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给定货币量，商品劳务量供应得越多，价格水平就越低。

转型中国经历了市场外资源大规模进入交易过程的实践，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机会更清晰地看到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继续拒绝制度考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还能提供可靠的分析与推测。为了增加对价格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解，我们不仅要观察货币供给、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劳务的供给，而且有必要关注制度变动怎样影响市场化资源的增量、改变货币需求，进而在给定的货币量下影响物价水平。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到底是进还是退，不但是方向路线的大问题，还与公众广泛关切的通胀与价格形势息息相关。

　　人们最近注意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纠纷，其实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 利益。普通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才是中国的前途;也是与中国命运最相关的重大事务。比如美国国会的贸易制裁法案;正式的说法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就和中国老 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美之间不平衡的贸易养肥了一批美国资本家，也间接地养肥了一批美国的不良政客，但美国毕竟是民主政治：老百姓至上。当人民的不满日益高涨的时 候，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不得不选择站在老百姓的一边，否则就得下课;这在中国是人民的梦想;在美国却是小孩子都知道的现实。所以法案还没有提交众议院辩论， 就已有将近一半的议员联署;剩下就是议长决定什么时候拿出来排号讨论的问题。而议长佩洛西的态度十分明确地站在老百姓的一边。虽然代表中国大陆利益的商会 十分卖力地在游说，但效果十分不理想;没有议员敢提出相反的或者折中的议案，除非中国大陆立即大幅度提高人民币的币值。
　　美国人要平衡美中贸易，消灭贸易逆差的动机十分明显：就是要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走出经济危机。美国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一波经济危机是美国长 期维持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而造成。而这个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长期维持不合理的廉价劳动力。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两个主要的手段，一是镇压维权;一是 维持人民币的低于市场价格的币值。
　　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所有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就被低估了，也就是说一下子变得很有竞争力了;这就是中国劣质的、假冒的和粗制滥造的商品可以 充斥西方市场的真正原因。中国确实有很多商品由于自己的技术进步和外资企业输入的先进技术而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但更多的仅仅依靠超低价格获得竞争力的商 品，使得中国制造获得了粗制滥造代名词的坏名声，同时不合理地挤占了西方企业的市场。比如中国总是吹嘘自己的商品是价廉物美，中国的东西是便宜，但质量却 到处是假货;就算是真货，质量也不怎么样。比如凤凰电视节目“锵锵三人行”里某嘉宾说，她买了双北欧的皮鞋，10年没穿坏;可是现在也被所谓的价廉物美的 中国皮鞋挤赶得差不多了。中国质劣价廉的商品害了中国，也害全世界的人。中国货就像是蝗虫，把真正的好的、精益求精的好东西都扼杀了!中国国内的所谓“快 速发展”，却连带害了全世界，还恶化了环境。
　　这就造成了10年来的两个全球性的怪现象：一是商品质量越来越差;二是财富愈来愈集中。富国越来越穷;穷国越来越富。然而，无论是富国还是穷 国，都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穷国和富国的国民生产值都在迅速地增长;而他们的市场消费却在相对下降或者停滞。这种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是所有经 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50个中国劳动力所生产的同样产品，取代了一个美国工人的产品，因为中国工人的廉价;但即使它以一半的价格出售，他们共同的消费也减少了一半， 甚至更多。所以美国老百姓普遍认为，“中国制造”是制造本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中国的生产极度扩张，但消费却停滞不前。中产阶级和穷人的钱多了会大部投入到消费市场;富翁们钱多了大部分不会投入到消费市场，而是投入到 投资和金融市场。这正是本次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资金过剩、产能过剩而全球市场消费能力不足。这个现象首先出现在中国，然后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关系出口到了 全球，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用镇压维权和压低币值的方法，维持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但这还必须有西方国家的认可才能做到。于是中国模式就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 本原理：西方的民主是资本家的民主。所以，中国大陆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就用分享利益的方法收买西方资本家，让他们帮助收买西方的政客，以控制西方的政治为大 陆的既得利益者所用。
　　然而，虽然人民的反应是迟钝的，但最终的主权在人民的手里。而且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势，都不能堵住老百姓的嘴。这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就是西 方民主的本质。在美国人民发现中美资本家和政客们做的这个“局”之后，他们渐渐反应过来了，正在迫使西方的政客退出这个让他们和资本家发财、却让老百姓买 单的“局”。
　　——这，就是美国不得不贸易制裁中国的起因。
　　中国既得利益者和他们的宣传工具，一直都在散播一种舆论，说什么中美贸易现在的格局，既维持了美国的廉价消费品，保证了美国穷人利益的同时，也 保证了中国工人的就业。这种理论貌似正确，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全球经济危机也正好证明了这是一种欺骗。
　　不错，美国和西方的消费者确实享受了十几年的廉价消费，但这种不合理的过度消费也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现在，很多人面对着廉价商品都不能或者 不敢消费了。经济并没有因为廉价消费更繁荣;生活却因为廉价消费变得困难了。而中国的情况则更悲惨;就在人们以为维持廉价出口的模式可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 候，就在农民工欢呼他们可以在出口企业中找到工作的时候，但他们的工作环境只能以跳楼来改变，本应属于国民福利待遇如卫生、教育、养老等资金，却被官员们 吃掉、玩掉、腐败挥霍掉，人民没有得到实惠。中国government自己的统计也证明，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并没有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中国仅成为一个世界加工厂而 已;而消费市场失去的那一大部分价值，变成了中外资本家和中外贪官污吏的财富。美国社会和人民没有享受到太多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社会和人民享受到的更 少。
　　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贸易的摩擦日益升级，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涨势头，而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经济持续萎靡不振。对此， 有民间经济评论家认为，中国大陆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现状实际上是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景象;当年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当中，就是靠跟 中国完全一样的经济模式、government模式来推动的经济。当年苏联也是这种情况，也被称为世界的一个经济奇迹。但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形成并进行独裁 的垄断，最终给世界带来灾难。
　　中国若不按照市场规则办事，那么西方和中国之间将出现更多贸易战。
　　随着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大，对于人民币汇率被government操控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人说，人民币如果按照美国government的要求升值 20%至40%，中国将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企业破产，中国将遭遇严重的社会动荡。对此，外界舆论认为，中国大陆经济走不下去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大陆制度本身 造成的中国经济不稳定。
　　中国一边说有两亿人口失业，美国才几百万，一边又是自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又解决不了自己的就业问题。中国领导人总是强调要可持续发展，但现 在中国的经济就无法持续下去，不稳定、不平衡，不能持续。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大陆的运作方式完全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是根据长官意志。比如盖了那么多 房子空在那里卖不出去，并且还不想降价卖出去，搁在那里。一边是数千亿的资金压在那里头，钢筋水泥压在里头，成为了废物;就是这样，还在盖房子，为了刺激 GDP上升，为了刺激国营经济的发达，还要在盖，盖了还卖不出去。另一边却是老百姓一房难求，高价蜗居。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高达40%，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人的人权问题。实际上中美投资结构跟贸易结构之所以形成差 异，是因为中国的劳工人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劳工人权在中国，表现在没有自由的权力去组织工会，没有办法跟资方去讨价还价，结果造成了中国劳工工资非常的 低，而且没有基本的保障。与中国经济形式发展相对应的，中国的工资总额已经从1950年代初GDP中的30%降到了目前的8%，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但 是中国劳工的工资并没有涨上去，反而占的比例越来越低了。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劳工成本非常低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产品中，劳工成本大约占产品成 本的50%，而在中国只占8%，差距竟如此之大!
　　这样，就形成了中美之间劳务产业结构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就形成了贸易上的差别。虽然中国赚取了很多外汇，但这些贸易，劳工、人民并没有得到， 而被government拿走了;是利用汇率手段拿走了。而劳工和其他百姓，在经济发展当中没有享受到经济进步的成果。这是造成中美贸易战之间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在中美的汇率上，如果一旦中美汇率开始友自由市场调整的时候，中国的劳工就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法则要求提薪，就有权力去跟资方去谈判;中国劳 工的工资涨上来之后，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它自然就会得到解决。但是，在中国，官权能容忍老百姓有这个权力吗?!如果老百姓真落实了这个权力，中美之间也就 不存在巨大差别了。所以，整个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根本原因是人权的问题。
　　而这，也就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和美国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
　　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自由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会使中国大陆遭到全世界反对而破产。中国大陆，就是在毛泽东式封建社会主义破产后，邓 小平顺应民意，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这条路的。中国走上这条路，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经济频临崩溃;中国GDP在1949年时候是占全球6%，到了1979年 只占了世界经济的2%，当时被迫从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走向政治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由于政治体制的性质没有改变，所以在经济改革开 放中，除了1980年代曾给人民带来重要利益外，此后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官僚跟垄断集团利益获得者为首的权贵集团，令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成了 目前这种状况。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government垄断和官僚独裁的经济模式，必然带来腐败，而这种腐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威胁，还是对本国民众的盘剥， 都会越来越严重。这就造成国内民权不张、司法不公、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但当它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转折点：民众就会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而 抵抗，这种经济模式，首先就在国内出现彻底破产。从历史上看，government垄断和官僚独裁的统治模式都不能持续;纳粹德国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最终遭到全世界的反 对而最终破产;苏联虽然命长一些，但也只有70年时间，就在内外交困下走向覆亡。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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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wangyuan 发表于 2010-10-7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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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量影响货币与物价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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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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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货币化纳入宏观分析，意义重大。在真实世界里，没有谁不关心价格水平及其变动，所谓看不见之手分配人间的福利与财富，主要就是经由价格变化来进行的。由此，价格水平究竟受什么影响而变动、究竟由什么决定变动，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持久关心的话题。
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个理论基础，应该是“货币数量论”。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认为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个常量，那么，从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主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给定货币量，商品劳务量供应得越多，价格水平就越低。
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把经济关系说得如此公式化。不过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把一个命题表述得干脆利落、毫不含糊，就容易接受可观察现象和可感知经验的检验。同意不同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机会推翻货币数量论——只要你观察到货币周转率和商品劳务量不变，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没有提升价格水平，或者反过来，货币周转率与货币供应量不变，商品劳务量的增加也没有降低价格水平，你就可以大声质疑、大胆推翻，甚至提出新假说，进行新检验，由此提升关于价格变动规律的认知水平。
就我所知，首先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Newcomb）。这位纽康先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也是全美天文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会长。1885年，他发表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但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说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虽然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故事，在经济学的早年时代并不罕见——斯密发表《国富论》时甚至还没有经济学，他本人则以道德哲学家而闻名英国——但纽康先生提出货币数量论还是有点特别。在他之前，知名经济学家林立，很多前辈早就关注市场景气发生波动与金块、纸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被欧文·费雪命名为“关于货币数量的理论 （quantitytheoryofmoney）”，还是被“外行的”天文学家拔得头筹。或许，这与天文学宏大的视野、以及天文学家们坚信万物运动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有关吧？
真实世界究竟有没有MV=PQ这回事？这就要讲验证了。学问史说，厘定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逻辑以及阐释理论的行为含义，是费雪在1909年以后完成的。至于实证检验，则不能不提到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巨大工程。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支持下，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施瓦茨（AnnaJ.Schwartz）利用1867-1960年间的美国经济与金融数据，系统探查了美国货币存量周期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货币存量的变化，独立地、稳定地影响经济状况、收入和价格的变化。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 “货币主义”格言——“通胀不过是一种货币现象”——基础就是这本 《美国货币史》及其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与周期》）。从费雪到弗里德曼，当年纽康的天才猜想得到阐释和验证，从而在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头脑里，开辟出一块“货币是重要的”新天地。
中国经验也验证着货币数量论。不论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变现出来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进入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度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的讲演对中国听众的说服力，靠的可不是他的辩才。这位诺奖得主的风格，在某些方面与我喜欢的科斯教授相仿，也属于“人贵叙己而不自诩”的那个路数，绝不靠“吾日三赞吾身”那类没完没了的自我吹嘘来“制造影响”。对我这辈人而言，若不是1980年代末高达19%的物价指数，要接受原本从没听说过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怕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验丰富了货币数量论。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这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数量方程里的Q（商品劳务）分为两部分来处理，其一是“正常的商品劳务”，即花费了货币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其二是新加的商品劳务，即原本不在市场之中、未花费货币成本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举凡土地、劳力、创业动机和形形色色有市场价值的创意，都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新增部分，有新的身体和新的胃口，需要额外消费一块货币。如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楚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上周本专栏介绍易纲的论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货币化进程怎样增加货币的需求，从而解释了中国的广义货币超过GNP增长与CPI增长之和的“货币之谜”。
在原创的货币数量论里，究竟有没有这层重要含义呢？直接读，是没有的。因为横竖那里只写下一个Q，并没有把它分开来处理。但是深究一下，我以为此含义还是蕴藏在其中。证据之一，是上引纽康教授1885年的原著，是把货币数量公式定名为 “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的。货币（M）为交易服务，其服务的频率是V,商品劳务（Q）是交易的结果，而价格（P）则是交易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信号记录。问题是，已经进入交易过程的商品货币是一回事，潜在的、可以进入交易的资源是另外一回事。当潜在的资源更多被动员进市场交易的时候，货币方程之解当然要起变化。纽康以后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差不多都忽略了“商品劳务”（Q）的第二个含义。多数人以为这个Q就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市场成交量，没有什么大文章可做。
重新激发人们思考这个概念内在含义的，我以为是1988年的科斯。在《企业、市场与法律》这本小书里，科斯委婉地批评流行之见热衷于阐释贸易的益处，却对一个经济究竟有多少产品进入交易这样更根本的问题几乎视而不见。他坚持问：“什么产品会被贸易”，以及为什么贸易会发生？科斯的答案是，要看降低了交易难度的市场制度的作用与影响。
转型中国经历了市场外资源大规模进入交易过程的实践，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机会更清晰地看到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继续拒绝制度考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还能提供可靠的分析与推测。为了增加对价格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解，我们不仅要观察货币供给、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劳务的供给，而且有必要关注制度变动怎样影响市场化资源的增量、改变货币需求，进而在给定的货币量下影响物价水平。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到底是进还是退，不但是方向路线的大问题，还与公众广泛关切的通胀与价格形势息息相关。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
周其仁

让我想起了 通俗天文学 astronomy for everybody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彷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 　　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文章很长

转型中国经历了市场外资源大规模进入交易过程的实践，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机会更清晰地看到制度变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今天我们已不能指望，继续拒绝制度考量的“宏观经济分析”还能提供可靠的分析与推测。为了增加对价格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解，我们不仅要观察货币供给、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劳务的供给，而且有必要关注制度变动怎样影响市场化资源的增量、改变货币需求，进而在给定的货币量下影响物价水平。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到底是进还是退，不但是方向路线的大问题，还与公众广泛关切的通胀与价格形势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