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游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回眸庄子（转）

                                江东晛：悠游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回眸庄子                       
                                                        时间:2011-01-12 14:47 作者:江东晛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58次
                                               

世界历史从大航海时代走到今天，已经将近六百年。我们看到，在这六百年中，“现代性”已经征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就连最为闭塞、最为传统的地方，也必须经受现代性与传统观念的摩擦所产生的痛苦。机器成为了现代社会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科学成为了新社会绝对正确的宗教，人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在制度上和哲学上被合法化，理性的工具化理解已经成为了社会科学对人性的最基本预设。一切的一切，综合到一起，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现代精神”。在这种现代性当中，每个人都被构想为——事实上也被塑造为——一个零件化的社会单位，所有的零件经过精密的组织，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庞大机器。而这也就在逻辑上预设着，社会机器就像一个真正的机器一样，遵循着自己的规律，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零件都无法越过自己所在的位置，超越其所从属的这个机器的运作规律。 　　然而，在对现代社会所依凭的哲学原则进行检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预设具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简化、单一，并且具有一种利于数学运算和模型建构的优势。这种预设的本质被社会科学家说得非常明白：社会科学理论的预设犹如牛顿力学中的“质点”，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必须对假设进行简化，才能让理论具有科学性。这样一来，当我们构想一种理论的时候，就必须首先排除多样性：必须在繁杂的多样性当中人为找寻出一种普遍单一性，才能走出科学研究的第一步。 　　仅仅就理论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对这样一种思想特点做相对正面的评价，毕竟这样的理论让我们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不至于为繁多的表象所眩惑。然而，如果把理论与现实对照起来看，我们发现，社会科学理论与我们的现代社会竟然是何其相似！社会科学理论将人预设为一种单一动机的理性动物，而现代社会也正在将大部分人塑造为以追逐物质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理性行为者”；社会科学理论希望用一种数学模型一般精密而又清楚明了的方式来认识社会，而现代社会因为其专业化的分工，因而在现实的层面上也有着很强的科学性。理论和现实在“单一性”这一点上并没有十分巨大的差别：在具体和抽象的两个层面上，“人”都被简化了，只不过在现实层面上是无意识的，而在理论层面上是有意识的。但不管怎样，有别于工具理性的其他人类特征——情感、意志、对自我意义的探究、对价值的追寻——都被排除在外了。这就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的危机：精神生活的贫瘠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机器异己化：现代性本质上将“人心”这一因素忽略了，因此，现代社会并不具备关照人心的属性。但是，我们发现，每到一定的时期，被现代社会排除在外的部分，就会回到现代社会之中，从而产生撼动现代社会存在基础的危险：当人心在机器一样的社会中压抑久了，对于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就会显得越加急迫。而当这种急迫性汇聚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的时候，科学化的调节往往在处理社会危机的过程中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 　　现代社会和社会科学理论所代表的是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对科学的信赖。正是这种时代风貌，构成了我们讨论一切问题的不可回避的大背景。而对于庄子哲学的认识，也不能不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背景下展开。在这样一个技术泛滥的世界中，庄子的思想非但不是过时的，反而是时之所需的。在任何一个时代，技术理性与人生价值之间的张力都是存在的，而庄子是那个时代对这一问题最敏感的观察家。在《天地》篇中，虽然不是庄子本人，但必然代表着庄子真实想法的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到楚国旅行，返回晋国的时候，在路边见一老人正在整治菜园，他挖了一条隧道通到井底，用瓦罐取水浇园，呼哧连喘，用力很多而功效很低。子贡心疼老人，于是向他介绍了一种叫“桔槔”的机器，这是一种提水装置，效率很高而且浇灌面积大。但是，老人却说了一番让子贡“瞒然惭”的话：“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说明，庄子在那个时代就已经预感到，理性的工具化使用必然导致对真正的精神生活的侵蚀。所以，当我们在当今时代真正感受到了“机械”、“机事”与“机心”的泛滥的时候，要找回自我，就要看看庄子的态度。 　　在《养生主》篇中，庄子讲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庖丁解牛。为文惠君解牛的庖丁是一个高手，在文惠君看来，庖丁的运作甚至具有了很强了韵律感，“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而庖丁的对答更是非常精彩：“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我不知道现在世间最优秀的解牛人能不能达到庖丁的这个境界，也许，就像庄子很多描写“至人”、“神人”的故事一样，“庖丁解牛”也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描绘。然而，瑞士汉学家毕来德做出了一种有些不同的解读。毕来德认为，庄子的很多故事其实是在讲述人们身边最为普通的一些亲身经验，只不过这些经验因为太过普通，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关注。从庖丁的故事中我们其实也能够找到一些自己的经历。庖丁在刚刚学习解牛的时候，“所见无非牛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牛完全是作为一种“客体”、一种“对象”与庖丁这个主体相对待着，这个客体给主体制造一定的困难，因为主体在一上来并不对其机理具有基本的认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庖丁“未尝见全牛也”，这是因为，在几年的解牛过程中，他已经认识到了牛的身体结构和内在机理是什么，因此，可以有意识地运用这些规律，来更加轻松地完成解牛的任务。最后，庖丁在这个基础上又超越了一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庖丁已经完全得心应手，在解牛之前，他已经完全无需回忆那些所谓的“规律”，而是“依赖于外物同时也是区分物我的感官已经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通同物我的神气。庖人和牛浑然一体，于是解牛也就不完全是一种外在的活动，一种工作，而是一种艺术的表现。”[ 王博：《庄子哲学》，第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毕来德认为，如果不执着于故事中庖丁的具体行为，而是反思我们自身的体验，就可以发现，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在某些事情上达到得心应手的状态。比如写书法，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拿起毛笔时的感受，那时我感觉根本不是我在操纵毛笔，而是毛笔在拖着我走。我力图控制，但是写出来的字还是不堪入目。但是，经过半年的学习，我就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运笔手法，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仍然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因为这样才能符合字的标准的间架结构。越到后来，我就越感到得心应手，这个时候我不再依靠字帖中对于一个字的拆解和分析，而是根据自己的神游来写字。然而很可惜的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练习书法了，但是通过先前的体验，我能够推测，那些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书法家，他们的境界是什么样的。王羲之醉后书写《兰亭序》，颜真卿剧恸而作《祭侄稿》。而我们知道，王羲之酒醒之后，大为诧异自己如何能写出这么好的字，于是希望模仿，然而，他再也没有达到过醉酒时的那种境界。这些都是无心之作，这种“无心”并不是不用心，而是不用自己的意识对笔进行控制，不将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书写对立开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书法的最高境界不是写字，因为书法家们是在任由自己的心境汪洋恣肆，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是我们所说的“神韵”，而字只不过是承载这种神韵的物化载体罢了。在这样至上的作品之中，一般审美意义上的所谓间架结构的规律都不存在了，哪怕是一些最有悖常理而写成的字也能与整体达成纯粹的Hexie。 　　从被毛笔拖着走，一直到神笔合一，这个过程与庖丁解牛是完全相同的。而因为这种经验对我自身的切近性，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流溢于庄子书面的看似“不近人情”的语言是“近人情”的，是实在的。如果修习书法这样的经验还不足以确证这种经验的普遍性的话，学习外语的过程足以让人们感受到“神游”境界的实在性。当一个在国外留学多年，外语水平已经达到当地一般水平的人，被一个正在学习语法的人问这样的句子为什么要用这个时态，这样的表意为什么要用这个单词时，也许他早已经忘记了语法，忘记了一切刚学习外语时老师教给他的那些规律，支持他进行正确表达的是一种叫“语感”的事物，而当我们要对这个概念进行定义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其实就达到了“进乎技矣”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其实就是“体道合一”的境界。联想到庄子所说的道并不是像后世那样被定义为一种超验实体，而是存在于任何事物当中，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庄子活在当今，他兴许会采用学习外语的例子来表达在“庖丁解牛”中要说明的道理。 　　从以上三个十分相近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哲学关于修炼到“体道合一”这一境界的观点。庄子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领会他的哲学，并且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实践他的这种哲学态度的话，这个世界的苦难就会在人心当中发生质变。这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将个体生命哲学在《应帝王》篇中发展为一种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因为他并不是在讲述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达到的境界，而是希望每个人类个体能够获致充分的主体性，达到“悠游”的境界。这样一来，就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而又不流于教条的修炼路径，这种路径在“庖丁解牛”这则寓言中已经得以彰显，并且，通过类比写书法的经验和学外语的经验，我们证实了毕来德的观点，那就是，庖丁式的体验是一种普适性的体验，是任何人都会达到，只不过没有上升到哲学反思高度的经验。这种达到“体道”境界的过程其实是一种阶段论，按照王博老师的观点，第一阶段是“手解”，也就是纯粹反复地操练；第二阶段是“目解”，也就是认识到对象物的自身规律，并且能够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有针对性的方法，这种规律和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第三阶段则是“心解”，也就是完全的得心应手状态，主体可以完全不再思考形而下的规律或知识，而达到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也就是从“技术”上升为“艺术”。可以看出，前两个阶段——也即是“手解”和“目解”——是“心解”的基础，没有先前的用心观察和尽心操练，就没有最后的无心神游。 　　在“心物合一”的“悠游”之前，必须要经过“主客二分”的求知阶段，这是庄子哲学区别于一些庸俗的反智主义观念的最根本之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可能不去探求外物，因为对外物的探求提供给人的是最基本的生存知识。探求就是要思考，而那些反智主义者是不进行任何思考的。这样看来，庄子的“顺应”，必然是要在对现实的客体环境有一番透彻的了解、深刻的体认之后进行的，经过这番了解和体认，庄子知道了什么是“无所待”的，什么是“有所待”的，知道了什么是鲲鹏的境界，什么是斥鴳的境界。这之后，当他再度返回现实生活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处世态度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如果外物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得不迁就于它，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应该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这个领地就是与万物的灵魂进行神交。也就是说，庄子并不反对价值判断，一个哲学家只有在确定了什么是应该追求的价值之后，才能进行哲学探讨。然而，反智主义者的“顺应”一定是盲从，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思考，从来没想过让自我独立出来检视外物，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会产出任何价值，却成为一切价值的破坏者。这就是庄子和平庸的反智主义者本质上的差别，通过对于“手解”和“目解”这两个主客二分的认识阶段对庄子哲学重要性的强调，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庄子与阿Q的不同性这样的问题。 　　那么，既然庄子并不是反对寻求知识的人，为什么他要说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样的话呢？其实，庄子并不是反对知识，而是反对一种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人体会到了知识对于自身的好处之后，就永远停留在了这一阶段，并且以这样的成就为荣，这样一来，一是阻碍了他们上升到人生最高的阶段——“物我合一”；二是导致了知识的泛滥，从而使更多人眩惑于这种泛滥之中。这种思想在《齐物论》篇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释。在开篇讲述了南郭子綦的故事之后，庄子描绘了那些沉迷于“知识”而不是“大道”之中的人的百态：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这是一幅沉迷的画面，画面中的所有人都沉迷在对知识的辩论之中，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认识到了大道的一个小方面，就将其作为成见来攻击其他的人。而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也就是说，这些人最大的悲剧在于“不知其所归”，陷于无限的知识中，却忘却了人类探寻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在对于知识的沉浸之中，什么被遮蔽了？当然是“道”，而庄子之所以对于“道”的被遮蔽深表痛心，正是因为，只有“道”才关乎人类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当人们误将作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最根本问题的必要手段当成了要追求的最高目的的时候，“道”就被埋没了。正因如此，庄子借庖丁的口说，自己的解牛行为是“进乎技”的，这种“进乎技”不是“技”的精致化，而是对“技”的彻底超越。而只有超越了“技”，“技”本身才能获得意义。只有人达到了超越知识的“道”的境界，知识本身才具有意义。不然的话，知识就永远是异己的，是对于人本身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正如王博老师说的：“知识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该被否定的东西，关键是知识和生命的相对关系。生命是为了求知呢，还是相反？如果对外物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或者实现对外物的控制（物物），那么知识就该是受到肯定的。反过来，如果生命的意义仅仅被归结为求知，因此追逐外物成为生命的全部，那就是庄子说的以有涯随无涯，危险之极。”[ 王博：《庄子哲学》，第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那么，既然知识并不具备自足的意义，而是相对于一种更高的境界而具有意义的，那么，人类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上引王博老师的话其实已经揭示了问题的答案。人类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从人的生命本身发源出来的，正因为人不是受到自然力和欲望控制的被动的动物，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性的、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求意义和价值的生物。并且，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这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命题。正因为如此，人类自身的意义存在于与外物的一系列关系之中。这样一来，如何在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层面寻求人类的意义，就成为了人应该解决的最大问题。人类自身有着一种欲求，作为除了神之外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它不能屈从于世界的摆布，也就是说，人必须体现一种“主体性”，人创造一切东西，都必须以人为中心，任何在眼下和长远来看不符合人类主体性的创造物都是不应该的，任何有害于人类主体性的行为也是应该加以拒斥的。孔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构想他的社会哲学的。他希望构建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使得彰显人类主体性的“道德”能够取代赤裸裸的政治权力和人类命运的无常，保证每个人都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庄子与孔子的动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认为，孔子这种哲学通过给每个人派定一个固定的社会角色，其实是束缚了每一个人，使得他们只能被囚禁在“礼乐”所能规定的范围之内而无法获得生命的超越。这样一来，获得主体性的不是“人”，而是一种理性化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代表的是“人类”的概念，而不是人类本身，因为人类本身应该是活生生的个人。 　　于是我们就看到庄子反对过分寻求知识的原因了。寻求知识是为了关照人类的生命价值，寻求知识本身也能够体现人类的价值，毕竟人类是具有理性的行为者。但是，在本质上，寻求知识只具有手段的意义。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将自身与外物分割开来，是为了在这样的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之中，体认这个世界的运行，从而控制这个世界。但是最后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返回这个世界当中，而这个返回不是机械地回身，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与世界相生相合，达到对万物的彻底超越基础上的主体“悠游”。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追求知识的阶段，还是在物我合一的阶段，人类的主体性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也只有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让主体超越知识而“与万物并生”，主体才能摆脱被客体化的命运，因为庄子认为，淫享于对知识的追求，达到的目的一定是与初衷相反的。 　　对知识的过分追求为什么会造成“逐万物而不反”的后果？在庄子看来，知识建立在“分”的基础之上，因为当面对一个在一开始完全异己的，与主体完全没有亲善性的外物的时候，人类只有通过分析的方法才能够弄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遵循着什么内在规律、我们如何找到方法来解决这个事物带给我们的问题。庖丁解牛的故事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当我们执着于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我们在一个特定时刻只能关注到事物的一点，并且当我们要分析这其中的一点的时候，我们往往将它的地位在我们的内心中扩大化；但同时，我们可能关照不到另外的一些方面；而当我们关注到另外一个方面的时候，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又相对淡化了。也就是说，用分析的方法体认事物，不具备共时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效仿庄子的方法，也描绘一下个人的体验。我的本专业是国际政治学，这是一门很典型的社会科学，运用的是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人文学科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国际政治学下面有一个分支，叫做“外交政策分析”，这是一门二战后兴起的，旨在研究外交决策过程、分析其中的细节的科学。这种科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外交决策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结果做出解释，二是通过总结外交决策的规律，建立模型，来预测今后外交决策的动向。比如，如果我们通过考察多个外交案例，发现领导人最终做出的决策都是能够使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在不同的方案中选择最能够推进国家利益的方案是领导人进行外交决策的规律，而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预测，在下一个外交案例中，领导人一定也会选择最能推进国家利益的方案，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分析出什么样的方案是最有利于这个国家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我们就能够预测这个国家的外交动向。但是我们知道，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因素是相当多的，领导人选择一个最理性的方案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国家政权组织的方式、组织内部的个人进行的官僚政治斗争、国内party派关系对government的压力、领导人的个性及其脑海中固有的认知倾向和信仰。这些都影响着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分析的学者们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些要素是如何对国家的外交政策起作用的。然而，因为因素的过多，每一个学者死死抓住其中一个因素不放，因此形成了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百家争鸣”。然而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执着于自己研究的那一个因素，而将其他的因素通过“控制变量”而忽略掉了。于是，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领导人个性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party派利益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官僚政治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然而，对于外交决策的本质，我们还是没有认识到。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端，执着于这一端。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万物在本初的状态中是混沌一体的，并没有固定的边界，然而人为了研究的便利，便划分出了边界。而当人们专注于边界之内的一小块封地的时候，我们就将整个“大道”相对虚无化了。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一个人只能找更多的事例来证实自己的理论，并且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地让这个案例契合自己的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是很常见的现象），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一方面，“道”的光辉只能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理论者是否还具有自我的主体性？到底是他在役使着他的理论，还是他的理论在役使着他？当一个人不惜削足适履地证明自己理论的真确性的时候，我们是万万没法将其视作理论的主体的。因为这个理论反过来限制了他，对于理论越执着，他就越看不到事物的全貌。这样一种理论就成为他的“成心”，这种“成心”反过来将主体压在了自己的身下，将人客体化。用庄子的话来说，这就是“物于物”，人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 　　讨论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当下这种现代性的背景当中了。如果继续着上文的探讨，我们可以说，现代性的产生与人类过分追求知识密不可分。人类不光要追求自然科学的知识，还要将社会当成客体，来探寻这其中的规律，并且利用这样一种规律，构建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于是，现代的社会科学家发现，人对于利益的追逐是人性中最恒久的一个动机，在这样的动机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能够集结起最大的力量，运用最高的效率来发展社会生产。而为了实现效率的最优化，人必须被挤压进专业化的分工当中。这就是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和运行的根本。然而，我们要问，这种对人性的认识是不是也是“小成”呢？是不是也是“一端”呢？人性中的同情心、对价值的追寻，这些因素在“追逐利益”这样一个预设的闪光之下，被抛弃在哪个阴影里去了？而这种对人性的认识造成的一个最大的后果正是庄子所说的人的“终生役役”：因为人性中逐利的因素被“科学地”特殊强调了，因为人性中逐利的因素被“科学地”合法化了，因此现代人也就真的成为了这个样子。然而，这样的人还是主体吗？社会分工压抑着他的自由，物质利益牵引着他的方向，这一切都不是自主的、自由的，从人的意义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异己”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中，人被异化为了物——马克思在现代提出的理论，与庄子在前现代提出的观点竟然跨越时空、不谋而合了。 　　在一个人被异化的时代，我们必然要问，人的意义是什么？而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问的是，如此构建的一个现代社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物质利益最大化？然而，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为了什么？现代初期的思想家在考虑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时，有一种盲目的乐观，那就是物质进步必然伴随着精神的进步，因此发展物质文明就是为人类的最终幸福奠基。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是一派冷酷的场景，人人都陷入了利益的关系之中，一切伟大的人类价值都被摧毁了。现代性初始时代思想家们对于人类最终幸福的预期非但没有实现，我们看到，在这种手段下，人们离实现最终的价值反而越来越远。为了扩大物质利益，我们用尽了智谋，发展了庞大的知识体系，并在这样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用技术武装起来的机械化社会。但我们发现，这些人造物似乎在用一种冷漠甚至冷酷的眼神看着它们的缔造者，并且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将生命压在自己脚下。从这样的后果来看，知识和生命，到底孰轻孰重呢？ 　　人到底是不能永远生活在与客体对待的状态之下的，因为不论知识对人类有多重要，人类最终还是要生活在世界之中的。也就是说，人最终只有到达了庖丁解牛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心解”，才能获得最完全的生命意义。什么是人的生命意义？在这篇文章的探讨中，我们将其看作是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定要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性，不然人就无法与动物相区别。而这种主体性的表现是什么？试想，当人类掌握了绝对的主动，当万物皆备于身而又不压身的时候，人类获得的难道不是自由吗？这种自由是一种精神绝对的自由，它超越于任何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因为它在根本上是超越“善恶”这一价值层面的，因为这种自由是人与宇宙的相融合。我们知道，“心解”的特征就是忘掉一切知识，在解牛的过程中，从来不有意识地求助于规律和法则。这并不是意味着“至人”不遵循法则，而是法则已经内化到了他的心里，不再是一种异己的、相对待的庞然大物。这就是“忘”的境界。在庄子的寓言中，颜回忘掉了“仁义”、忘掉了“礼乐”，最后达到了“坐忘”的境界。忘掉了仁义礼乐，并不是抛弃了它们，而是将一种与自身相对待的对人的品德的要求完全内化到了心里，这样就彻底打破了一切物我的界限，人的精神可以自由出入于任何地方。而“坐忘”呢？毕来德解释，“坐忘”就是“坐在忘里面”。一旦人坐在了忘里面，就将这种对外物的超越性彻底坐实了。那么，忘了之后呢？庄子说的“不如相忘于江湖”、“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坐实了“忘”的境界之后，也就达到了对“道”的体认。当庖丁忘记了解牛的规律，颜回忘记了仁义和礼乐，鱼忘记了相互的对待，人忘记了桀纣的区分时，人们也就忘记了概念、忘记了知识，而我们知道，概念和知识的本质是“分”，“分”的本质是“有封”，而当一切边界都被打破之后，人们就返回了“未始有封”的那个“物之初”，就是“道”；穿行于“道”之中而无所偏私，就是“游”；而“游”的自由状态，就是“逍遥”。 　　最后的最后，我们再次返回现代性的背景当中去，看看庄子的哲学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庄子不否定知识，也不否定那种将主体和客体二分来认识知识的方法。他告诉我们的是，人不能永远靠知识来活着，人必须超越知识，并且打破主客二分的界限，达到一种心物合一的状态。这种思想的现代表述，恐怕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批判和超越。科学可以发现知识，知识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武装整个现代社会，但是，知识无法关照人心。当一个人仅仅充盈着数不尽的知识的时候，这个人无法不被知识牵着鼻子走，因为他没有内生出来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统摄知识、融贯知识、甚至超越知识。然而，当现代社会仅仅将人类构想为追逐利益的工具，并且为了追逐利益而发掘知识时，我们自己就用这种“科学”的“人类知识”限制住了自己。然而，人是复杂的，是最具多样性的，人的需求不是单一的，人类的境界也不是扁平的。要获得人的完善性，人类必须首先克服对于自身的单一化理解。人的完善性依赖于其认识的完善性，所以，人只有体认到了“道”，才能获得最高的完善性，而“道”的召唤，要求人们走出那些武装着自己却同时束缚着自己的物质藩篱，重新思考人类的主体性问题。人心的问题要靠人心解决，要成为一个“悠游的主体”，人首先要有一颗“悠游的心”。 　　2010-6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作者赐稿

偶很喜欢庄子的

而且庄子说话很萌，看庄子远比看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要轻松愉快～

偶很喜欢庄子的

而且庄子说话很萌，看庄子远比看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要轻松愉快～ ...
家猫战斗力 发表于 2011-1-14 12:09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日本人的萌都是跟我们学的

刚查了一下关于萌的名句：

圣人见微而知萌。──《韩非子·说林上》
四鄙之萌人闻之。──《墨子·尚贤上》

圣人见微而知萌

意思是圣人（萌学大师）看到细小的地方（比如一种发饰 一个口癖 一个动作）也能够发现萌的存在～

四鄙之萌人闻之

意思是新出一部很萌的动画，各地的宅们听说了，争相下载～

好，可劲萌

句者毕出，萌者尽达。

回复 5# 家猫战斗力
你是哪一种萌？

字萌 滋萌 竹萌 众萌 兆萌 余萌 遗萌 邪萌 未萌 庶萌 鄙吝复萌 边萌 宾萌 苍萌 杜渐防萌 遏渐防萌 防萌 防患未萌 防萌杜渐 防芽遏萌 浮萌 孚萌 寡萌 根萌 勾萌 故态复萌 葭萌 奸萌 见微知萌 箭萌 旧念复萌 旧态复萌 烬萌 句萌 开萌 黎萌 梨萌 良萌 六萌车 乱萌 萌通 萌兆 氓萌 萌起 萌茁 萌阳 萌毓 萌象

　

萌者尽达的意思是宅们要有自信，只要你心中有萌，你就是达人

好文章！先收、后顶、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