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年度第20期封面报道：少年广州说（组图）

2011.05.26 14:20:00 来源：南都周刊

在广州，出现了一批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少年。他们关注的话题，已超越了读书和就业，而是对城市的公共事务直接发表意见。

他们的方式简单而直接，快乐而有创意。不但鼓舞了更多同龄人，也促使城市的管理者们更新观念，学习新的价值，重建简易、有效、节约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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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201120期封面

站出来，大声说

　
　主笔_许十文
　
　整个五月，有两个中国少年的符号，屡屡被各大媒体抛出。网站也不约而同地发起投票，提出类似的问题——“五道杠”与“举牌男”，谁能扛起中国社会的未来？
　
　答案由人选择，问题历久弥新。早在1900年，当时27岁的粤人梁启超，就已写下了名作《少年中国说》，发出震聩人心的呐喊：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中国未来。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句句铿锵，言犹在耳。但中国少年今何在？在作业堆里不问世事，还是只拥抱着流行偶像的画报，沉沉睡去？
　
　如今，在广州，出现了一批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少年。他们关心的东西包罗万象，超越了教科书和漫画，涵盖了城市文化、个人权利、公益环保和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
　
　与其他城市少年不同的是，广州少年不但敢于“说”，而且善于通过独特有效的公民行动，去推动少年之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少年不但属于广州，还属于所有中国的城市。或者说，中国的城市们期待着如斯的少年一代。
　
　回溯历史，“站出来，大声说”成为广州青少年的潮流，也就发生在最近三年。“闪唱组”、“拜客”、“旧城保护小组”、“乙肝男”、“鲨鱼妹”、“举牌哥”等未进入社会，却已向社会开口呐喊的少年，与“口罩男”、“光头哥”、“巴索风云”等成年前辈一起，悉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公民明星。
　
　因为爱，所以说
　
　5月初，广州十六中高一学生陈逸华举牌反对地铁翻修工程方案，最终迫使广州市地铁公司顺应民意时，全国媒体蜂拥而至。广州少年，又再出尽风头。
　
　“举牌男”的行动，又是一次广州少年成功影响公共政策的故事。远在浙江的一家日报评论指出，“这不仅改变了不少人印象中的高中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形象，更让那些在公共利益事件面前不敢说、懒得说甚至习惯于附和的大人感到汗颜。”
　
　其实，在广州，少年们的诉求空间，与“大人”们编织的空间息息相关。很多评论已经指出，香港电视的长期熏染，开放、民主的议政传统的积淀，相对尊重民意的政 府作风以及积极创造议论空间的本地媒体，都为广州建立公民社会积累了土壤，就在这土壤上，广州的公民少年层出不穷。
　
　相比起年长的积极公民，少年们的大声表达和公民行动，其动机和动力，更接近于他们内心天然的、真实的情感。和他们的父母朋辈一样，广州的少年们对生活有着诸多追求。他们会满街寻觅美食，痴迷日本漫画，讨论少年间的情事。他们大多还处在辨识世界的“本能阶段”，也就是单凭一己良知与冲动，直议关心之事，鲜有小小年纪就“关怀天下”的成人心。
　
　在各种以本能为出发点的情愫里，爱城市、爱广州，成为了广州少年参与公民事务共同的动力。
　
　少年们投身“捍卫广州”的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春天。当时广州政 府计划拆除有300年历史的天字码头，超过万名青少年在“羊城网”等新兴都市网站签名反对，之后，广州政 府顺应民情，及时收回拆除计划。
　
　也就是那次开始，类似关于本土文化保卫的公民活动，在广州此起彼伏，去年的粤语保卫运动，就是这一系列活动的高潮。
　
　文化悲情催生公民动力
　
　广州少年酷爱广州的心态，植根于广州少年的成长环境。从群体来说，他们大多过着这样的生活：穿着休闲干净，爱饮食好旅游，热爱传统，对广府文化有着天然、深厚的认同感。另外，省港澳文化的相对独特性，使有异于正统内地文化的繁体字和粤语，也成为了少年们的心头所爱。
　
　但是，近年广州旧城区的大拆大建，使本地人尤其是青少年逐渐累积起对本地文化消失的焦虑和悲情，“迫使”他们主动“发声”，就像香港、台北少年们曾做过的那样。
　
　这也使广州出现了如同名嘴陈扬所说的城市新一代——包含文化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城市新一代。另外，关于个人权利、公益环保等领域的公民活动，在广州更多见于年长的积极公民，或者有相当组织形态的少年公民组织。
　
　对传统广州消失的焦虑，令来自不同背景的广州本土少年聚集在本土保卫的第一线。广州十六中著名的“举牌哥”，其问政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守护广州地铁的传统色彩。幸运的是，在公众猛烈抨击工程费用的集体掩护之下，他的梦想成真。
　
　类似的少年情怀，在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也是似曾相识。这些城市少年之间都有着共同的感情纽带，就是热爱他们的城市。在广州，各式各样的文化保育活动，乃至大多数少年公民行动，都可以用“撑广州”，“我爱广州”来概括，在这样的共同诉求之下，他们互相支持，展开创意竞争，形式多样，包括以摄影、涂鸦、表演、记录、本土网站、粤语学习……在具体的行动中，80后把这种爱城市的集体意识传递到90后身上，而本土少年又会将这种意识潜移默化传递给新广州人。
　
　当然，广州少年们的本土文化情结，并不意味着绝对保守。“鲨鱼妹”的出现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女孩，她从海外的环保团体得到启发，立志反对广东人以吃鱼翅为荣的陋习，尤为可贵的是，她的出发点来自对动物的怜悯之情，这是源自最朴素的人性。
　
　升级路漫漫
　
　不难发现，无论是举牌上街的初哥初妹，还是积累了多年问政经验的少年公民，他们都学着充分利用广州的公民土壤。有的做法只是拍脑袋得出来，有的则是向前辈学习。譬如，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与媒体密切“配合”，有的以微博传播获得记者们的注意，熟练者则直接向媒体报料。
　
　在广州，有过公民行动的广州少年，尤其大学生，或者业余时间较多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条件向更成熟的公民行动进发。省港互通的纳税人意识、财政意识会被这些少年尝试运用——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往往面临着公民代表和人大代表们的“联合”关注，关注点都是“钱从哪来，钱怎么用？”——在讲究实际的广州人当中，这样的话题很容易引起民众的议论。
　
　除了“抄袭”前辈的方法，为了获得空间和影响，广州的少年公民们还会动用很多创造性的手段。“拇指妹”发动的“大拇指赞城建委”，“旧城关注组”的短时间闪唱，乃至举牌哥选择独自上街，都充分考虑了相关部门和政策的承受程度和传播力。
　
　地方政 府的相对开明给广州少年们制造了更多活动空间。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学生“乙肝男”雷闯在广州的经历。他在广州给劳保部门送鸭梨，结果发现对方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足，完全出乎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在旁边做指导，我推测，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他们有所准备。”
　
　广州对鸭梨的“欣然笑纳”，与深圳方面“关门叫保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粤语保卫、地铁翻修等大众关注的问题上，广州的政协和地铁等官方背景机构，大多也保持了克制和互动的姿态。一些政 府力推的民生工程，譬如绿道等，政 府还主动召约“拜客”等少年公民，听取民意，接受年轻人的监督。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最近一年多来，广州政务系统在公共事务上的取态都有所消极，比如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争议、海心沙公园收费，以及目下的对地铁整修的质疑。官员在对待市民参政方面，不似从前那般积极主动。”
　
　现在，对于这些少年公民来说，他们总会面临着共同的压力。有时这些压力来自于他们的本业，譬如高一学生“举牌哥”和“鲨鱼妹”就要专注于繁杂的学业；生活和工作压力，也会使相当一部分本来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后“销声匿迹”。那些希望继续公民事务之路的少年，也会生出担忧，他们将如何建立职业化的公民组织，为后者的柴米油盐和合法资格而努力。
　
　无论如何，广州少年，作为都市公民社会的先锋符号，以及“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他们对成人中国的冲击，已远远超出了广州。

2011年06月03日14:53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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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逸华就读的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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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广州地铁一号线的杨箕村站内，进行中的翻新工程现场。

陈逸华 16岁， 广州十六中高一学生，举牌反对广州地铁的翻新工程，并得”举牌男”之称。

　　5月5日傍晚，放学时间，广州16中校门口，学生鱼贯而出。

　　这是一座处在越秀区繁华闹市的中学，校园周边有拥挤的医院、时髦的夜店、喧闹的商业街，校门往左是地铁站，往右也是地铁站。

　　“举牌男”陈逸华正是就读于这里。他随着放学的同学走出校门，16岁的他显得如此显眼：不但长得比其他男孩高大，而且，他没有穿校服。

　　他的装备也非常引人注目：一手提着文件夹，一手提着由两支家用丫杈和一张厚纸组成的告示牌。出了校门后，拐左，向离学校最近的地铁烈士陵园站走去。

　　他已经压抑很久了。他的烦恼很多，有属于16岁少年的烦恼，譬如成长、学习；有作为广州人的烦恼，譬如对老街区被拆工程的反对。其中，广州地铁一号线16个车站的“统一化”翻新，成了他最近最大的烦扰。他强烈反对翻新工程要用统一的灰色代替原来的一站一色。

　　往前推一天，是“五四”青年节；再往前一天，也就是5月3日，这个广州少年做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走上街头，举起纸牌，表达意见。两天后，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公开呼吁，影响广州地铁的翻新工程。结果，仅仅一个星期后，广州地铁公司公开宣布放弃地铁一号线的原改造方案。他真的做到了。

　　“慢热，乱来，怀旧派”

　　“街边太多人与车，繁华闹市人醉夜。害怕下班等很久，怀念很久也不够。”

　　这句用粤语唱诵才显平仄与押韵的歌词，注释着一张地铁列车夜行的照片，成为了陈逸华微博的第一个帖。他还用繁体打了五个字：“愛你還愛你”。

　　陈逸华的微博标签是“慢热，乱来，怀旧派”。他的怀旧情结，和其他土生土长的广州90后别无二致。譬如，早前流传中山六路的骑楼会被拆掉，他就跑去拍照，在网上发帖反对，直到government表示“一定不会拆”。

　　不过类似的烦忧总是源源不断。他很快知道，广州的另一条骑楼街又要拆迁，不由得再担心起来。“恩宁路被拆我真是很痛心，知道中山六路骑楼不拆我很开心。我觉得有些东西需要保留。”

　　挚爱的地铁更让他揪心。去年广州地铁一号线开始搞“统一化”翻新，新年刚过，杨箕站站厅墙面，一夜间就被拆了大半。陈逸华赶紧跑去拍照片，捡拾废弃的瓷砖和墙片。

　　4月初，陈逸华的心情跌到了新的谷底。在一次去唱卡拉OK的路上，他看见，这个地铁站厅的蓝色天花板已经换成了“统一化”的灰。蓝色是这个少年最喜欢的颜色，他的手表是蓝色的，他最爱的体育西地铁站，曾经也全是蓝色的。

　　陈逸华想阻止这种事情继续发生。4月里的几个周末，他到地铁一号线的各站去留影，考察，还和工作人员讨论，不时埋怨上几句。当坐上地铁四号线，看着站台不同的颜色变换，他的心情会稍微好一点点。

　　广州地铁公司有一个针对乘客的服务总台。忧心忡忡的陈逸华跑到那里，对工作人员说，他反对“统一化”翻新，他反对破坏一号线原有的一站一色。不过，虽然每次工作人员都会记录下他的意见，但从此便再无回音。

　　到4月底，陈逸华几乎绝望了，“(地铁)总台挂你电话，站台(工作人员)讨厌你，你认识的人就讽刺你。你就是一个傻瓜，随便它全线统一变成医院风格吧，根本没有人在乎……根本没有半点希望，0.0000000000000000000001都没有。”

　　他真的去做了

　　很快，4月便过去了，5月到来。事情没有起色，仍然是音讯全无，但陈逸华没有放弃。

　　他不是轻易放弃自己想法的人。同学们说，陈逸华为人洒脱，常守己见，尽管他的想法有时与周围格格不入，譬如，他会抨击老师“求业绩”是一种错误，或者质疑学校，为什么把成绩好和成绩坏的学生分班施教。

　　陈逸华开始试着在网上发动其他人支持他的想法。他贴出一篇大文章，从财政、文化等各方面抨击“统一化”翻新，然后提出了那个后来广为人知的、简洁的诉求：“地铁一号线特色将被抹，站站统一或致识辨难。请支持联名反对‘统一化’翻新行动。”

　　他甚至开始印传单，呼吁乘客签名支持他。“无论结果怎样，我都照样做下去。肯定有人会不认同我，觉得我无聊。但我要继续争取。”

　　他真的去做了。

　　5月3日，重要的一天。这个少年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街头行动。他去农讲所地铁站派传单，征集乘客的支持、签名，但他觉得效果不是太好——任他再努力，一个人，一张嘴，两只手，影响的人数远远不够。

　　同时阻力也出现了。巡街警察检查他的传单，还问他为什么那么叛逆，这也让他觉得很烦。“难道我想改变不合理的事情就叫叛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莫非就是你口中所讲的良好市民？”

　　陈逸华觉得可以更给力一些。他去超级市场买了两支丫杈，撑起了一张大白纸，把诉求写在上面。这标语的字体、颜色和语气，都散发着时髦的港味，连标点符号也是如此。第二天，5月4日，这个穿着校服的高一学生“转战”东山口地铁站，他高举纸牌的身姿被路人拍成照片传上网，便在微博上引发了海量的转发。

　　陈逸华被贴上了“举牌男”这个标签，所有的校友都认识了他。高一年级级长开玩笑地说要给他一个“六道杠”，另一个和蔼可亲的物理老师找他谈了很久，要他注意安全，“这是一个有思想又充满理想的孩子。”同级女生们纷纷说陈逸华很赞，“不认识他，但觉得他好勇敢。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新闻主角

　　5月5日，当年轻的“举牌男”走出校门口，媒体已经聚集在十六中门口。

　　与前两天不一样，陈逸华换了一件印着“Canton(广州的旧称)”的上衣。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跟着他，一路走到离学校最近的烈士陵园地铁站站口，记录他的行动。

　　又有治安人员过来，意欲阻止他，但最终没有动手。“现在广州创文，别搞这么多事啊”，一位治安人员叮嘱着，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陈逸华的妈妈则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儿子举牌，宣讲，发传单，一言不发。

　　“我儿子太有主见了，我反对他这么张扬，这么高调地做这个事情。不过我反对无效。现在我担心他的安全，会不会被收牌，被报复。”她站了一个多小时，看着儿子，这样对记者说。

　　陈逸华专注地做着他想做的事情。遇到说粤语的行人，他就用粤语宣讲，遇到说普通话的，他就改成普通话。南都记者拍摄的一张正面举牌照，使他的知名度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在微博和论坛上，他招牌式的、微鼓上唇的坚毅神情传遍了这个城市。

　　不过，这位新闻主角像很多公众人物一样表示，希望人们谈论他的观点，而不是他自身。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这让他觉得不再孤单。

　　“帮我签名的通常都是年轻的广州人，上了年纪的阿姨也有。阿姨的角度是(统一化翻新取代原来的一站一色)‘浪费钱’，年轻人的角度是‘很可惜，同时浪费钱’。我心里特别感激，有种被认可的感觉。大家都是广州人，好像心是连在一起的，有种情感上的共鸣。”

　　这跟地铁公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记者们开始关心这项翻新工程的原因，并呼吁地铁公布更多数据，地铁公司却对追问的媒体给出了各种理由，譬如买不到原有一站一色的装饰材料(后来这个理由被记者们以实际调查所批驳)。

　　陈逸华也关注着事态的进程。这天傍晚，在看完本地的电视新闻以后，他的物理老师还特意给他传递关于地铁新闻的内容。深夜，他发微博，说自己对地铁方面的回复“强烈不满”。

　　不过，地铁公司还是没有找他。5月7日，陈逸华又到了地铁的服务总台，“循例”把自己的意见交给了服务人员，然后等待答复。那天，他还特意去了体育西地铁站走走，看看。

　　他还是不死心。

　　地铁的大人们

　　5月8日，母亲节。陈逸华终于被广州地铁总公司约见，就其关心的问题逐一回复。

　　那是下午4点多，他被带到了东山口地铁站，一个站台控制室的地下办公室。在那里，他可以听到地铁列车在头顶驶过的响声。

　　有六个大人在等着他。陈逸华坐在长桌的一侧，另一侧是地铁公司的代表，包括管宣传的，管工程的。姓杨的工程部女经理，逐一地向这个少年讲述地铁公司的观点，陈逸华就坐在那里听，摸摸手表，扶一扶水瓶，时不时试图插入自己的想法。

　　大人们叫他“阿华”，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不过他们的对话并不那么对等。大人们举出了大量的技术数据、安全记录，说一号线站点的很多墙面、天花都有剥落的危险，所以必须统一更换便宜而且安全性高的材料。

　　但阿华更关心的是颜色。每次这个少年提到颜色、风格，大人们就会告诉他，地铁公司考虑第一位的是安全问题，“而不是你关心的风格”。他们反复强调，因为要安全，所以要统一翻新。

　　陈逸华急了。他急起来的时候，会用粤语来表达，甚至敲打着桌面，试图让对方明白他的意思。当他发现无法说服对方时，他的声调软了下来。他提出，还是希望地铁翻修时能保留多点原来的颜色。于是这些大人一起笑了起来。

　　“阿华，好吧，我们翻新时，尽量保持它原来的风格，OK?”女经理提高声调，作出了一个结论式的表态。陈逸华陷入了沉默。

　　约见过后已经是黄昏六点了。这个少年又有了新的烦恼。他去敲了一些东山口地铁站的墙砖，听听里面空鼓的声音，以证实地铁公司所说的安全隐患。他后来回忆，曾以为自己可以驳倒地铁公司。

　　“谈的时候他们对我不断地笑，表现出很关心我的样子。但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说什么，他们总是找理由来反驳。我都蒙了，无言以对。”

　　陈逸华失眠了。他苦恼于如何去批驳地铁公司的大人们。这个理科学得比文科差的高一学生，写下了各种既能更换安全材料，又能保留原有装修颜色风格的技术方案，弄了整整一夜。

　　城市主人

　　当少年陈逸华遇到技术困境时，资深的技术人们站了出来，把地铁翻新的问题指向了大众最关注的核心：浪费。

　　5月9日，广州地铁原副总工程师对媒体说，一号线统一化的大规模翻新违背了“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完全“没有必要”。原一号线装修组长也发话，“哪块墙出问题就补哪里，有必要全部拆掉吗？”

　　戏剧性的转变发生了。5月10日，在媒体的持续围观下，广州地铁终于表态：不再坚持原改造方案，不再对全部材料和设施都翻修，仅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进行改造。“同时，对目前仍未开始改造的车站，未来动工前广州地铁公司将征求社会意见。”

　　“地铁公司真的这么说吗？”陈逸华向南都记者确认这个消息。当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在电话里的声音终于兴奋了起来。“希望地铁能做到！”

　　学生哥举牌，然后地铁让步，这个故事在网络上炸开了锅。有微博谣传十六中要处分陈逸华，引来了师生们一片反击。高二某班写了一份签名书，集体“撑”师弟阿华；曾开玩笑要给陈逸华“六道杠”的高一年级级长声明：“请相信我们愿意为每一位独立思考的学生最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这位级长的微博标签是“以自由，予力量，得真理”。甚至有同学建议，直接把这句话打印在地铁站的灯箱广告上——十六中在广州地铁里有招生的广告。

　　“实际上我真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在这样的学校是一种幸运。”陈逸华说。

　　他现在最新的烦恼，是每天面对多个媒体的采访要求。就在上周，一家国家级媒体还试图通过上级关系去采访他，结果被十六中的老师挡之门外。

　　现在人们有更多理由去赞美他。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特别指出，陈逸华身上体现出的公民意识让人敬佩。广州名嘴陈扬说，“他身上散发着城市主人的气质，这是富有现代意识的时代精神，弥足珍贵”。

　　看起来，陈逸华的心情好多了。5月中旬，他连续拍了很多广州地铁的图片，有站牌的字，有即将被拆卸的老式摇杆，有铁道的轨迹，他还玩起了看颜色猜站点的游戏。在展示这些图片的时候，他写上了很多话，其中一句是，“今天祇要相信愛”。他还写下了“廣州”两个字，后面跟着一个绽开了笑脸的太阳。

　　至少在此时，他不需要为心爱的地铁一号线而烦恼了。

2011年06月03日14:53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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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更高尚的诉求，仅仅因为觉得鲨鱼很可怜。高一女生邓茜元走上街头，呼吁人们停止食用鲨鱼。她也因此多了个“鲨鱼妹”的绰号。


　　15岁的邓茜元正在读高一，她的学校，广州7中，位于东山旧洋楼集中的烟墩路。平日，到了上下学的时间，在这里接送孩子的小轿车会排满一路。

　　两个月前，她摆弄了两块超过一米长，写满了文字，贴满了照片的纸牌，出人意料地站到学校外面的路上，向路人说：不要吃鱼翅，救救鲨鱼！

　　自此，同学叫她“鲨鱼茜”，市民叫她“鲨鱼妹”。

　　为鲨鱼平反

　　邓茜元家住“小蛮腰”(广州新电视塔)旁边。看起来，她的特征跟城市小女生没有什么两样。她的微博名称，是一堆女生爱好的组合，包含着漫画、日本男星和猫的叫声。

　　在她喜欢的漫画里，一个叫做苍井华的女孩，到了一个奇妙的动物园工作，里面的动物会说话，“兔子头园长会把长颈鹿从大象的屁股里穿过去。”

　　漫画归漫画，在现实世界里，邓茜元最看不得动物被残害的场面。“小时侯，我以为鲨鱼很凶，但后来看国外的纪录片，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它们被渔民钓上来的那一刻，眼睛没有光彩，根本无力反抗。”

　　为了拯救鲨鱼，并印证自己的判断，邓茜元开始在网上查阅资料。其实她经常做这类事情，譬如看书本外的其他历史资料，然后告诉同学，曹丕并不如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么坏，或者证明“屈原应该是个Gay”。

　　关于鲨鱼的资料，她也找了很多。其中一些可以直接颠覆广东人的传统饮食思维。譬如，鱼翅并没有营养，又譬如，鱼肝油根本不如传说中的有效，等等。“人们借口说鲨鱼残暴，或者有营养，所以要吃它们，但我可以反驳他们。”她说。

　　这个刚进高一的女生，开始筹划做一些公开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唯一能给她启发的是电视纪录片里，国外那些创意百出的环保镜头。她还记得有个志愿者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反对皮草的情景。

　　“他们都敢这么做，我想，为什么我就不能拿个牌子，出来跟市民说说呢？”

　　为了这个行动，邓茜元策划了一个寒假。她要把能颠覆人们常识的论点全部表达出来。她妈妈并没有反对她，帮她找资料，还半开玩笑地问女儿：你真站出街的话，不怕路人笑你呀？

　　不过这个女儿更关心如何把广告牌做得醒目。她找来了纸箱皮，贴上同学帮她画的“鲨鱼SOS”，还有一个姓冯的同学用毛笔帮她写了大大的中文“鲨”字。另一块纸皮，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找来的资料内容，耗了一个通宵。

　　蓝色新“路标”

　　3月29日，是7中的社团日。上午10点多，邓茜元把鲨鱼纸牌挂在脖子上，手举着资料纸板，走出校门，在路边站了起来。

　　很多同学和路人都发现了这个蓝色的新“路标”。不时有些路人停下观看，让这个女孩子开始感觉到压力，但邓茜元心中已有策略。“妈妈说，如果有居心不良的男人上来搭讪，不要理会他。”

　　有一个男生是专门跑过来帮她的，那是广州16中高一(2)班的一个男生，他站到邓茜元身边，帮这个女孩子时不时举一下牌子。还有个别老师，从学校里出来，看了看这个场景，问了两句。

　　“这次是我第一次公开做鲨鱼保护。以前我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说说就算。但是这次我做到了。”回忆当时的场面，邓茜元还是很有感觉。她的两块纸板，至今还放在她的房间里。她希望能到广州的步行街再做一次类似的事情。

　　微博上到处都是支持她的声音——支持她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拯救鲨鱼”的照片，在微博上两天内转发了18000次。

　　她的班主任，从微博里知道有个学生跑到了学校外面搞活动。那个周日的第二天，班主任与她关于此事的对话只有三句——“你是不是昨天到外面举牌了？”“是。”“好。”——然后班主任就背着手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生物老师郭铭禧的意见更专业一点。“她站在生态环境、生物链的角度来解析猎杀鲨鱼的坏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很惊奇自己的学生居然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邓表达的内容上课时没教过，“学生应该具有寻找知识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很钦佩她”。

　　现在的邓茜元变得更有“侵略性”了。她会不厌其烦地劝说家人和朋友不吃鱼翅，直到大家接受为止。她还打算着，若爸爸妈妈要带她去赴宴，她会带着那两个纸板去示威——如果菜单有鱼翅的话。

　　“在广州，我这种人太普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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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2月17日上午，雷闯来到广州市劳动保障举报投诉中心，领取关于多家公司在招工时存在乙肝歧视的举报处理结果，并送给工作人员一篮鸭梨。 摄影_粱炜培　　记者_石宴瑜    摄影_ 孙炯

　　雷闯 24岁，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乙肝斗士”。“征集1000光头照亮广州”行动主要负责人。

　　雷闯说，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 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而他是这个城市事务的参与者，参与其中，并且在其中成长。

　　最近，广州又有了新麻烦。4月，一名叫彭燕辉的网友在博客上发起“征集1000光头照亮广州”行动，向广州市政 府施压，反对耗资1.5亿、为保持亚运后的灯光美景，对珠江沿岸及海心沙周边进行升级改造的光亮工程。

　　雷闯第一个留言表示对“光亮哥”的认同。他剪了个光头，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并接力这个行动，继续征集光头，向广州市建委递交建议信，并获得了建委领导的接见。

　　在此之前，更多人认识雷闯，是因为他“乙肝斗士”的身份。因为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从2007年起，雷闯以“雷人”的方式四处闯荡，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方式，为自己的维权行动争取人气。

　　他曾致信524位中科院院士、1983所高校校长，呼吁在招生中消除乙肝歧视。每天给总理寄信希望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请总理吃饭，还曾在多个权力部门及多家企业门前，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为受歧视者群体维权。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博客和微博上不止一次感叹：“我为何为雷闯们感动？”乙肝病毒携带者、香港明星刘德华直呼雷闯为“偶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报道里，白岩松评价雷闯时说，“是一个敢于闯雷区的小伙子”。

　　去过很城市，跟很多地方政 府部门打过交道，广州政 府部门的反应最让他满意。同样是送“鸭梨”，他在深圳被拒，并被斥；在广州，则被工作人员笑纳，并称会将“鸭梨”转化为动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雷闯说他喜欢广州，因为这里的市民热爱他们的城市，愿意参与城市的事务，很给力。“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现在他住在广州的朋友阿卡租的小屋。

　　这个城市，可能是暂时的落脚点，也可能是未来的归宿，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有权利过问政 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

　　用温和的方式

　　南都周刊：更多的人知道你，是因为你一直在做的反对乙肝歧视，这次对广州光亮工程的关注，出于什么原因？

　　雷闯：至少我现在生活在广州，未来也有可能在广州，这是个实际利益的角度。另一点是，我有权利过问政 府的决策，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关心大的项目开展。在广州的氛围里，做这种事情也容易得到回应。因为在广州，一个无形的网络已经形成，只要有第一批响应形成，慢慢影响力就会扩散，当然只限你为公共利益做的事情。我比较喜欢用新颖的方式做公益，所以想到了征集光头照亮广州这么个形式。

　　征集光头的形式，开始我们感觉也挺温和的，光头只是一个噱头，希望吸引眼球，有更多人关注光亮工程事件本身。第一个剃光头的是我的朋友彭燕辉，当时我们还准备了几个“托儿”，想着如果微博上大家只是观望犹豫的时候抛出来，可是响应的人立刻一个接一个发来照片，我们安排的“托儿”根本就没派上用场。

　　南都周刊：你用了PK的字眼，让人感觉似乎站到了有关部门的对立面。

　　雷闯：我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有限，所以我就会非常注重策略。我的办事原则就是用迂回的方式，不直接对抗，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我从来没有做哪件事情，好像触碰到了有关部门的底线。

　　跟政 府部门博弈，也是一门学问。我积累的经验显示，一个人去抗衡不了，但如果你懂得运用策略，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但征集光头这个事情，现在让我有泄气的感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弄了。那天吃晚饭时还说万一微博被删就没辙了，结果回来一看，新浪微博真的被删掉了，当时有点蒙，心凉了半截，连阵地都没了，工具都没了，这个事情不好弄了！后来想来想去，光亮工程这件事一定要关注下去。

　　我和朋友们又谈起可以用别的表达方式。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在跟政 府沟通的过程中，要用更温和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定，说明我又成长了。这两天征集大拇指，要求广州建委公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拇指姑娘”小阳，我们也是认识的，对于她的参与，我也在给予支持。

　　南都周刊：你去过这么多城市，跟那么多的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打过交道，各个城市不同的气质在你的经历中有什么不同的体现？

　　雷闯：有很大差别。比如说同样是送鸭梨，广州和深圳的相关政 府部门的反应就完全不同，前者笑纳，后者斥责。

　　今年2月份，我举报了一家电子公司违法偷偷对员工进行乙肝项目检查。然后，我去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要个说法。去到后我发现，在闪光灯和摄像机下，对方派工作人员收下了鸭梨，还说会化“鸭梨”为动力，我奇怪他们准备工作怎么做得这么充足，完全出乎我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做了指导，我想如果我临时去，他们不可能来得及找发言人，我推测是因为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要做事情，我都会提前打招呼，有时是在博客上写，有时会打电话去告诉他们，如果能注重策略，可以起到很好的沟通。

　　南都周刊：但是，在深圳你的鸭梨就被拒收了。

　　雷闯：是的，以我有限的接触，尤其是送鸭梨这件事情上，感到了深圳的封闭和不开放。因为举报深圳违规查乙肝项目的医院，深圳市卫生局也没有任何处理。3月9日，我去深圳市卫生局送鸭梨，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工作人员把鸭梨退回给我，还训斥我作秀，要我好好向旭日阳刚学习，踏踏实实做事，并威吓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断送了你的后半生。”那样的经历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印象深刻，我不知道，给他送鸭梨有这么恼火吗？

　　东莞要比深圳好一些。对于我举报的违法查乙肝的两家医院，东莞市卫生局都做了相应的处理。3月10日，我第一次到东莞，不知道东莞火车站离市区很远，打车从火车站到卫生局花了203元，花光了包里所有的钱，然后去东莞市劳动监察支队举报查乙肝的一家企业，并接受东莞当地媒体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我没时间吃晚饭就坐上了从东莞回广州的大巴。在大巴上，吃着前一天被深圳卫生局退回的鸭梨充饥，吃着吃着，眼泪却止不住掉下来。

　　南都周刊：就算受了委屈，也仍然坚持用温和的方式继续？

　　雷闯：一定要用温和的方式。我以前给中科院的院士写过500多封信，我知道可以用行为艺术的方式，要用温和、可以对话的行为艺术方式去搭个平台，跟有关部门对话，这种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广州市民很给力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不同城市对待你的不同态度？

　　雷闯：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跟什么有关，经济是前提，广州改革开放时间比较早，一百多年前就跟西方接触，受港澳影响，不是一两天就有这个氛围，这是个大环境。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人觉得我挺另类，在广州，就会觉得我这种人太普通了。

　　你发起一个行动，最后给不给力，不在于发起者，而在于市民是否愿意参与，刚好广州市民有这么一个氛围，最给力的是每一个参与的人。

　　广州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但是深圳相对来说外来人口多，没有文化的根。广州是个经常有人会制造“麻烦”的城市，政 府在一次次“麻烦”之后知道怎么弄了，对我们来说是锻炼的机会，对政 府也是锻炼的机会。城市也好，人也好，也要一次次经历了之后才能吸取教训，才有经验。我就是一个参与者，参与当中有很多收获，是无形资产，可以成长。这是我喜欢广州的原因之一。

　　南都周刊：对你的质疑多是什么？

　　雷闯：多是说我想出名，炒作自己，要是靠这样得名，我欢迎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能出名！我只能说那是大家的一个认可，是我个人价值的体现，开始我只是想谋公平，如果能够持续这样做下去，做成个事业或者职业，也挺好的。

　　有些政 府部门的人说的话，我听了真的不舒服。但是你去跟他们吵有用吗？没用的。你跟他再吵再闹，不能给他们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只有有媒体关注，或让他的上级知道，这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我只是想通过策略制造有实质性的压力。并不是因为我做公益，就想着他们会理所当然地重视。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是我两年来总结出的成功经验。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以学生身份参与公共事务，怎么跟学校交待？

　　雷闯：我申请了休学，第一次填的理由是“特殊原因”，学校没批，后来，我找了家公益机构帮我开了张“全职实习”的证明，才成功休学。学生这个身份挺好，至少做许多事情的时候还很自由，不会有来自单位之类的压力。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去做一两件一生难忘的事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做了。

　　南都周刊：你做了这么多惹“麻烦”的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想过将来吗？

　　雷闯：前几天跟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流，有个学生问我，雷闯，为什么你幸存到现在？说实话我也怕相关部门太关注我，那样我会越来越恼火。我觉得我从来没把政 府当成敌人，即使他们做得不好。比如说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事情，就算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我口出恶言，也不会把他放在对立面，因为没有必要。

2011年06月03日14:53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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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宁路成了“拆迁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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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鸣行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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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宁路-民间关注小组 2010年3月成立。成员主要是广州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专业背景涉及城市规划、建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新闻学等。
他们的目标是“认识旧城，自我学习；分析问题，同时发出声音；行动介入，积极促成改变”。图为成员Doris 、思羽、阿立 (前排从左往右) 赵楠、林常荣 、邢晓雯(后排从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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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旧城关注组 2010年3月成立，旨在推动更多广州青年人行动起来，关注和记录旧城的社区文化和旧城建筑，以积极的态度探索城市建设的未来。
曾发起并组织了“保卫广州、拒绝被咨询、关注旧城改造”活动，同时以采访、记录的方式参与保卫恩宁路，并推出相关了主题展览。图为成员 熊猫、萤火虫、上山爱(从左往右)。


　　前身为阿火和阿弟两人创办的火与弟涂鸦组合。2010年6月，火与弟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此基础上创立“声·鸣行动组”，他们剪辑的无声电影《金声泪》曾在旧城拆迁下的恩宁路金声电影院原址播放，以此缅怀这家已经消亡的老戏院。图为Ray、阿弟、阿火、朝朝(从左往右)。

　　记者_ 洪鹄 广州报道

　　如果恩宁路会说话，它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或许是关于一群年轻的孩子。

　　恩宁路今年八十岁了，按照人类的算法，这个岁数也算是高寿。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它看上去确实有点老迈。恩宁路诞生于1931年，之前它是一片街区，包括十一甫和恩宁市等，那年扩建成路，有18米宽，1公里多长，沥青路面，可以并排行八顶大轿，一时风光无限。想当年，它无疑是西关一带名震八方的美人儿，它有簇新的戏台，来来往往的粤剧名伶，新修的岭南骑楼高大坚挺，一副要为所有人遮风避雨的豪气。

　　如今，戏台风光不再，骑楼布满青苔。八十岁的恩宁路，虽然还顶着“广州最美老街”旗号，但一个“老”字，已足够将它打入冷宫。

　　2007年底，恩宁路被广州市政 府纳入旧城改造计划，轰轰烈烈的拆迁从此开始。183户老居民联名上书，反对政 府欲把恩宁路改造成“荔湾新天地”的规划。反对无效。

　　恩宁路无法保护它的老街坊，老街坊们也保不住它。

　　恩宁路没有想到，年轻人来了。他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守卫它。

　　“如果最终还是守卫不了，起码也有人记录下了它最后的样子。”

　　恩宁路来了年轻人

　　年轻人们的到来，不约而同发生在2010年的春天。

　　1月下旬，涂鸦组合“火与弟”里的这对兄弟，阿火、阿弟，以及他们涂鸦界的几个朋友，在报纸上得知了位于恩宁路的金声电影院——广州最老的电影院之一，即将被拆除并重建成广州版的“大三巴牌坊”的消息。“一个本来可以有生命力的影院，硬要把它拆了还搞成牌坊？”阿火觉得不能理解，他决定做点什么，看看有没有可能留住“金声”。几个人成立了一个叫“声·鸣”的小组，意在发出声音，为“金声”鸣不平。

　　广州男生肖朗在厦门大学念书。寒假回家，他看见了报纸上183户恩宁路居民对西关拆迁规划的抗议。学经济的肖朗，第一反应是打算以此地为样本，做一个关于居民拆迁补偿的调查。他很快在网上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恩宁路-民间关注”。这个小组被正在暨南大学念大四的邢晓雯发现了。邢晓雯是潮汕人，来广州四年，对西关老城区很有感情。对于肖朗欲以“学术视角切入对恩宁路的关注”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

　　邓小莹、上山爱等人也是差不多时候相识。2010年春节后，继恩宁路全面动迁，广州宣布在接下来10年内完成对旧城区的全盘改造。邓小莹和上山爱都是年轻的“老广州”，习惯讲粤语，喝早茶，对骑楼、河涌等广州风情爱不释手。“全盘改造会让我们失去广州吗？”邓小莹感到担心，她在豆瓣上建立了“广州旧城关注”小组，副标题—“失去就成永远”。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叫谢文君的男生，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人在千里，心系家园。听说了恩宁路已被拆得面目全非的消息，便筹划着要拍一部短片，题目就叫《正在消失的羊城》。

　　一年半之后，已经工作快一年的邢晓雯坐在我对面，回忆起当时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的“保卫广州”团体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恩宁路的拆迁，与她的大学生涯几乎同时起步，但在之前的三年多里，虽也听媒体、市民对新的规划议论纷纷，却鲜有行动者出马。

　　邢晓雯觉得，183户居民的联名上书肯定是个契机，但不止于此。这个学传媒的姑娘分析，是逐渐成熟的网络环境、与逐渐觉醒的公民意识在背后推动他们，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香港。这几年，香港人在保卫皇后码头、保卫喜帖街(利东街)等事件上的全力以赴，让“文化保育”一词深入广州年青一代的心，“也让保卫恩宁路不再止于说说而已。”邢晓雯说。

　　混沌期的矛盾

　　最初的宇宙混沌期，几组人马都有点摸不着方向。上山爱的广州旧城关注组(简称旧城组，以下同)和肖朗的民间关注组考虑过以一个大组之下两个支队的名义行动。

　　早在旧城组成立前几年，上山爱便是豆瓣“发现广州”小组组长。他是个热情的男生，常常义务率领一批新的广州客游街转巷，拍照片，尝美食。这是他一个“老广”爱广州的方式。上山爱对西关老城区的风貌和变迁都很熟悉。对于恩宁路的一步步走向消失，上山爱算是亲历者。他觉得痛惜，但无能为力。成立旧城组，他希望能唤起更多人对广州的爱，“让大家知道广州曾经有这么美的骑楼、这么美的西关”。

　　对于肖朗而言，上山的“爱”有些缺乏指向。22岁的肖朗觉得恩宁路行动的意义在于最终对政 府决策产生影响。经济系的肖朗对“公平公正”问题特别敏感，在和恩宁路居民的初步接触中，他不断感受到政 府方案的粗糙带给居民的委屈和伤害。这成了他和上山爱矛盾的焦点。后者认为，利益问题在任何地方的拆迁中都大同小异，“关键是这些问题敏感得很，根本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他感兴趣的是单纯的文化保育，“抢救西关独特的文化记忆，才是应该做以及能做的事。”

　　两组人马就此分道扬镳。肖朗率领邢晓雯、超群等几个人单干。组长肖朗，负责全面事务，以及统筹对居民拆迁补偿的调研。副组长晓雯、阿立，负责协调、外联。超群在中山大学念城市规划，她提出在肖朗作拆迁研究之余做一份“专业而民间的”恩宁路规划。“之后我们就自称学术组了。”晓雯说。

　　2010年6月，是记者和肖朗、晓雯等人的第一次见面。学术组其时成立已有三四个月。两项作业的进展均不算太顺利。肖朗的拆迁补偿调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基本只能从居民口中得到琐碎的材料，却无法得到官方数据的支持。超群则告诉记者，规划组遇到的技术难度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都是一群还未出校门的孩子，最多帮导师打过下手，当真正面临一条活生生的街区，几乎无不四顾茫然。学术组还有一个瓶颈是，除肖朗外的其他成员都非广州人，粤语听说都不流畅，最厉害的就是超群，这个山东姑娘几乎听不懂一句粤语。广州闷热的夏天，超群经常从中山大学骑车，风尘仆仆来到恩宁路、吉祥坊、多宝坊，一面照着地图上的标示寻找道路，一面搜肠刮肚地找着合适的借口和街坊搭讪，还要作好被冷眼嘲讽的准备。她没有说过她是否灰心，但去年的他们，明显看上去都不算乐观。

　　而当时，“声·鸣”为金声电影院制作的纪念影片《金声泪》已出炉。6月的一个雨夜，在“金声”的废墟上，这部5分钟的默片悄然上映。“声·鸣”的牵头人阿火记得，来了100多号街坊，把恩宁路那个狭小的街角站得满满的。《金声泪》的素材，由另一位涂鸦手阿Ray剪自卓别林的电影，贫穷小子和金发女郎，在金声电影院相识、相恋、相伴，直到它轰然倒地，“俗套的情节，最煽人恻隐之心。”阿Ray说。第二天，全城的几家报纸都报道了“声·鸣”的这次行动。

　　《正在消失的羊城》则被谢文君当做毕业大戏来严阵以待。这部由田壮壮任出品人的片子，拿下了2010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作品里的最高分，在网络上更是达到了一夜过万的传播率。在此之前，无论是上山爱、肖朗还是“声·鸣”的影响力都没有突破广州，谢文君却让更多的外地网友知道了广州人对于羊城消失之痛。

　　一年前，记者和肖朗、邢晓雯最后的联系是他们正在筹划一个关于恩宁路的展览。由于经费、素材等诸方面的限制，展览会和上山爱的旧城组合办。“展出我们的恩宁街区规划草图、拆迁调研成果，上山爱他们主要是以影像、图片等形式记录了最后的恩宁路。”肖朗告诉记者。当时的他正在为场地发愁。“看中了恩宁路上一间仓库，租金要三万。”是申请基金还是发动组员捐款，这位年轻的组长还没决定。

　　为恩宁路存档

　　“声·鸣”的年龄层比其他几组普遍要大一些。阿火、阿弟是80年代初生人。高古，“声·鸣”的另一个成员，则是小组里唯一的70后。

　　高古反感以代际划分人群的做法，但有时还是忍不住以前辈之姿站出来评点一下晚辈。他时常去肖朗他们的学术组旁听，“听一群小毛孩翻来覆去讲他们的纲领还试图影响政 府……幼稚啊！”

　　邢晓雯佐证：“高古经常来骂我们幼稚，我们觉得他是嫉妒我们年轻。”

　　“声·鸣”之外，高古还有一个80后朋友，叫小范，两人发起了一个叫Yunning Project的项目。每到周末，两人扛上昂贵的摄影器材，跑到恩宁路尚未拆的老房子里，一户户给人家拍全家福。小范告诉我，这叫环境肖像，“老房子是和居住在里面的人有深刻联系的场所，环境本身能带来强大的叙事能力，和人一同构成了叙事主体。其他的额外信息都是干扰，能减则减。”

　　Yunning Project记录了五十多户人家，与他们的老屋最后厮守的岁月。十六甫西二巷住的是73岁的粤剧名伶栢叔，家里装修中西合璧，历经多年风雨，仍能从麟皮玻璃装嵌的西式钢窗、柚木地板等细节，看出当年的精巧讲究。多宝坊梁伯站在他的凉茶店悦庆堂中留影，他卖了四十多年凉茶，老西关个个知道他的凉茶对症下药。永庆巷的銮舆堂，是八和会馆下属的粤剧武打行，每到周末都有孩子来拜师傅学艺。Yunning Project的照片上，两个白衣红裤的娃娃站在这件西关大屋中央，摆出架势，把腿举过头顶，身后站着面相庄严的三位师傅。

　　小范曾周游列国。“在罗马斗兽场，我想起王小波说的，就是这里，无可争辩地告诉你罗马的历史。而我们的历史呢？”他见过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他听说我来自广州，很神秘地告诉我他正在和人筹备一部关于老广州的电影，但在收集资料方面遇到了麻烦。”广州留下的历史资料太少了，无论是影像、文献还是城市里的遗迹—蒙代尔对小范说。

　　“我们很多人都不算年轻了。我们没有所谓抗争的意识，如果拆迁无法停止，我只希望为恩宁路留下档案。让几十年后的人，知道二十一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广州人是怎么生活的。”小范说。

　　未来的规划

　　再见到邢晓雯的时候，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她最大的变化是讲起了一口流利的粤语。以前她也能听懂，但可讲可不讲的时候，她都选择不讲。如今是反过来。肖朗没有和她一起出现。邢晓雯的身边多了三个新面孔，三个更年轻的女孩。

　　“其实开始一年的时间，我都没有摸准自己的定位。”邢晓雯说。她对城市保护的兴趣始于五年前。高三时，她读了新华社记者王军讲保卫北京老城区历史的《城记》，并立志要当个这样的记者。“我最有兴趣的还是文化这一块，但去年加入肖朗，他们提出做经济和规划的梳理，我也没抗拒，暂且把自己的兴趣压抑了。”

　　一整年的时间，邢晓雯感到自己一直忙于学术组内部的协调工作，找不到真正的发力点。直到今年春天，思羽、赵楠、Doris等人的加入，让晓雯觉得可以在学术组内部“另立门户”。思羽之前在青岛念书，当地的老城区面临着和恩宁路一样的境遇，思羽对之做过详细的考察，交给晓雯看的报告长达七万字。Doris是个神奇的姑娘，才19岁，大一，非常成熟，她自称对西关的感情源于她所信奉的斯多亚主义(注：为古希腊哲学流派)，即除了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便只是一个区域主义者—而恩宁路就是她愿意捍卫的区域。赵楠是中山大学政务院的研究生，她在加入学术组的同时，还是这个项目的观察者—公民如何参与社会，正是她的观察课题。

　　邢晓雯决定和几个新伙伴一起来做恩宁路的社区志—走访家家户户，听取他们的个人史，家族史，继而重构出这个社区的历史。为何要做社区志？Doris说，他们详细地探讨过，恩宁社区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有生活生态的社区，而生活生态来源于三点：物质空间、文化群体和历史文化。社区志的工作就是将这三点尽量还原、记录，“从它的石板路、竹筒屋到邻里间聊天的方式、到看过的粤剧”，这样即使恩宁路在这场拆迁中暂时消失，“未来有人希望复原它的一天，就有了根据。”

　　肖朗的拆迁调研去年已完工。“来自民间的专业规划”依然在继续。超群—规划小分队的灵魂人物今年去了英国留学，如今经常在网上指导继任者的工作，“还捐了100镑活动经费给我们”，晓雯笑着说。几项工作中，规划组的进度最慢，“一来是因为规划组的同学太忙了，二来是我有时听到他们和居民对话，比较像鸡同鸭讲。街坊们听不懂规划组同学的专业术语，而街坊们总是讲着讲着就说到了拆迁补偿……”未来的规划师们有时会流露出不耐烦，邢晓雯担心地想：“他们以后当了真正的城市规划师会变成怎么样？”

2011年06月03日14:53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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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客·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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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拜客·广州”给时任市长的张广宁送单车，成为一时之间的热门新闻。


　　重点关注自行车出行环境的草根环保组织，由7位关心环境的大学生于2009年6月创立，他们分别来自广州各公益机构和高校公益社团。“拜客·广州”的核心价值是行动力、环保、创意、改变、成长和民主。如今的核心成员有二三十人，多数是大二、大三的在校生。图为找茬团队拜客·广州负责人一世，。

　　记者 _胡雯雯  广州报道   摄影 _ 孙炯

　　“拜客·广州”也许是广州曝光率最高的社团之一。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公益团队，不断找政 府的茬，却出乎意料地受到政 府的“礼遇”。

　　珠三角的绿道建设迅速推进、收获好评时，他们接连推出多份“刁钻”的体验报告，揪住绿道中的一个个问题，予以曝光。

　　为了“呼吁政 府增加私人单车停放保管点，方便单车+地铁的出行方式”，他们直接给时任广州市长的张广宁送去了一辆单车，让他亲自感受出行的麻烦。

　　意想不到的是，张广宁约见他们，并接受了他们送去的那辆“五羊牌”单车，张广宁还绕着会议室娴熟地骑了两圈。

　　此后，他们成为政 府t绿色出行活动的常客。今年4月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骑行大学城绿道，还请他们加入了市民车队，在后头压阵，而在与汪洋书记的交谈中，他们还见缝插针地介绍了这个年轻的找茬团队。他们一开始就旨在和政 府开展良性互动，尽管实际行动是找茬和挑刺，但他们讲究策略—而只有策略，才能成功。

　　“拜客·广州”的负责人一世将其中的“技术”称之为“诀窍”：“我们不能走得太快，如果你提出的建议，它没法做到，政 府肯定很难去回应。如果跟它步伐差不多或稍前一点，它行动起来便顺当多了。”一世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这个“诀窍”，是政 府部门私下提醒他的，用起来，也确实不错。

　　有问题为什么不找市长

　　“拜客·广州”行动小组是在2009年的夏天诞生的。在大学读环境工程的“一世”在参加环保组织“绿点”举办的培训时，认识了几名同样关心环保的学生。他们接触了国内外许多有趣的公益行动案例后发现，自己也可以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水污染问题。广州大大小小的河涌，在亚运前一直是污水横流，臭气熏人。可是点开广州市水务局的官网时，他们有点傻眼了。当时的网站上，孤零零地放着一条公告。没有调查数据，没有河涌现状的报告，什么有用的信息也找不到，他们根本无从下手。

　　紧接着，体育西路上的单车租赁点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个在当时广州绝无仅有的公共单车租赁点，是个令人困惑的产物：市民无法停放自己的自行车，只能租用它提供的单车；一小时3元的租金，相比许多城市头一小时免费的规则显得价格偏高；如果你出了地铁，租来一辆单车穿越了大半个市区，最后仍得灰溜溜地骑回这里，因为没有另外的租赁点可以还车。

　　而对于这群80后，推广单车除了宣扬低碳生活，也是个集体回忆。他们都是在爸妈的单车后座上，从幼儿园晃悠到进小学的。上了大学，每人都买了辆单车，但在市区骑车根本不实际，不仅汽车尾气无法忍受，汽车优先的道路系统，也使他们被迫放弃这个“危险”而“受排挤”的交通工具。

　　几个人商量出了一个主题：“呼吁政 府增加私人单车停放保管点，方便单车+地铁的出行方式。”

　　怎么表达呢？他们最先考虑的是“快闪”或行为艺术。这很好玩，但一闪即逝，很难带来什么实际改变。有人提议找人大代表，接着一个新鲜的想法蹦了出来：为什么不直接找市长？

　　这主意听起来很不实际，但却最让他们兴奋。他们没想到这个一时兴起冒出的念头，后来真的实现了 。

　　他们首先用图片和文案凑合出一个简单的视频，放上网。“我有个疯狂的主意！集合1万个网络点击支持，就送单车给市长，请市长送给我们停车场。”

　　刚开始的一个月，宣传仅仅局限在他们各自的Q群中，点击率徘徊在几百。“后来，我们自己往南方都市报的报料热线打了电话，记者报道出来后，还意外地拿了一百块的报料奖金。”

　　获得了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后，几个门户网站也被吸引过来。一个半月后，仅一个门户网站就收集了28803个点击，1208个评论。

　　趁热打铁。他们赶紧将“拜客·广州”的诉求和网友意见整理好，发了一份到网上的“市长信箱”，又打印了一份投到政 府的实体市长信箱里。

　　忐忑不安的三天过去了。周五深夜的11点，一位队员突然接到市长秘书打来的电话：诉求已经转给相关部门，请周一跟进联系。

　　接下来的一个月，事情渐渐明朗，经过反复的电话沟通，时间敲定了：2010年1月13日下午，在市政 府会议室举行送单车仪式。市交委、环保局、规划局等部门的领导都会出席，其间双方有十几分钟的交流时间。

　　“我们原先想的是，在政 府门口把车和信送给市长，握个手，拍个照，就差不多了，没想到来了那么多领导，还要聊天！”仪式的规格之高，让拜客成员们吃了一惊。

　　他们原本想联系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一起去，但政 府方面婉拒了：不需要，我们自己会找媒体。

　　和政 府打交道的“窍门”

　　仪式的前一晚，几个核心成员一起琢磨到深夜，通宵赶出了一篇两页纸的讲稿。“关于单车可做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不想拿几十条建议去砸死人，所以精简地选一些比较易于操作的方案。”

　　进政 府大楼倒是比他们想象的简单多了，不用登记，没有查身份证，更不用过安检门。

　　穿黑色夹克的市长张广宁准时出现，身后是大批随行人员。双方见面后先握了手，然后开始聊。“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对自行车出行有什么想法？”对他们的建议作了回应后，市长当场将一些任务指派给官员，还让工程师介绍了广州绿道的发展规划。

　　他们紧张地讲完准备的东西后，市长挺友善地问，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一行人连连点头，又赶紧摇头。

　　当单车终于被交到市长手中时，闪光灯一阵噼里啪啦，市长回赠的则是几本亚运纪念邮册。

　　张广宁当场就跨上了车，在一百多平方米的会议室里骑了起来，还颇为娴熟地转了两圈。“以前在广钢任厂长时，我天天都是骑单车上下班的。”后来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媒体的，就是这张照片。

　　送市长单车的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不过这一事件却一直影响者这个年轻组织的工作策略，回想起来，“拜客·广州”的发起者“一世”觉得，他们的那次行动，之所以如此顺利，时间点是个重要因素。那时适逢亚运前夕，政 府正在积极推行绿色环保的工作，而拜客送单车的行动，正好提供了一个“顺应市民呼声”的由头，是个双赢。拜客们觉得送单车的目的已经多少达到了。“如今广州的自行车专用道多了很多，公共单车租赁点也越来越多人使用，觉得挺欣喜的。”

　　成为广州小有名气的单车推广团体后，“拜客·广州”这个找茬团队成了政 府部门的VIP，有相关活动不时会邀请他们。不过，这样的蜜月合作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顺利，毕竟，不是每一次都能接触到市长。

　　“政 府的一些活动，都是他们来找我们”，“拜客·广州”成为民意的代表，这群骑着单车的年轻人出现在政 府的活动中，似乎意味着政 府对“反对派”的接纳，不过真正到了解决问题环节，头疼的事就出现了，“他们找我们容易，我们要主动联系就比较难。”拜客广州的成员也得知，当初送市长的那辆单车，一直保存在市交委，似乎再没见他骑过。“据说后来几次活动他曾经想骑，但不知为什么不了了之。”

　　送车行动过后，“拜客·广州”还策划过“广州十条最美自行车道”的评选活动，他们也写了邮件到市交委的官员处，试图得到政 府的一些支持，但邮件石沉大海，活动最终搁浅了。

　　和政 府的合作远没想象中的顺畅，不过，“拜客·广州”的成员也从中发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窍门”。

　　他们不喜欢反对政 府和抗议政 府的极端做法，更希望政 府和民间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一些实际行动。之所以坚持推广单车，也是因为这个议题不像其他环保问题，不会带来太明显的利益冲突，比较容易推动，带来双赢。

　　“拜客·广州”此后每提出一项建议，都会有大量的调研作为支撑，毕竟“尺度的把握也很重要，一味的反对和抗议可能达不到太好的效果，我们更希望用有趣的方式来吸引市民关注这个话题”。

　　他们就做了一个“找茬”的游戏，比如绿道上出现个大坑，便拍下来，把坑PS掉，再跟原照放在一起，让网友找茬。这样比起单纯贴出问题图片要有趣些，毕竟大家看太多都已经麻木了。

　　他们还策划推出“城市单车地图”；也想组织公益培训，让更多的人不仅有参加公益活动的热情，也要有“方法”。作为“拜客·广州”的负责人，一世还长期研究“参与公益组织对青少年成长的正面影响”等，不过，主题仍然只有一个：推广单车出行。

　　“你看过《社交网络》吗？”一世说，“就像扎克伯格说的，先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再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吧。”

　　少年一小步，公民一大步

　　文 _郭巍青(中山大学教授)

　　“举牌哥”、“光头哥”、“拇指姑娘”……这类报道以及人物命名，容易给人以娱乐化的感觉。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事件虽然看似简单，却有值得重视的内涵，并不轻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目标诉求涉及规模不小的市政工程，从而指向了工程背后的城市发展思路与发展政策。我把这些由“小青年”为主体而发起的行动，看做是自下而上的公益性、政策性的倡导活动。这是一种新型事件，过去很少见。当然，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各种公益行动历来很多，但大多集中于提供志愿服务，并不包含政策目标和政策诉求。另一方面，以政策为诉求的民间行动也越来越多，例如公民要求政 府财政预算公开或者政务信息公开，但行动者的主体大都是成年人或者专业人士。

　　“举牌哥”是个高一学生，真所谓“恰同学少年”。而“光头哥”、“拇指姑娘”等等，也都非常年轻。这些年轻的孩子并不仅仅是做志愿服务；也不只是像常见的那样，只说一些与自身相关的话题，例如升学就业之类。他们公开站出来，对城市的公共事务直接发表意见，而且是对主事者发表反对意见，这正是令人惊喜的地方。

　　这些年轻的声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平台的表达与传播，因为他们本身是熟悉互联网并在网络中生活的一代。这是一个重要特点，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方面值得进一步分析。可以说，这样的特点对于公民表达、公共意见整合，以及政 府在公共管理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吸纳民意的渠道与方式，都带来新的启发与新的课题。

　　以“征集光头拦下光亮工程”为例，发起者用一个简单的创意，推动了一次大范围的意见表达。创意是，以剃光头作为象征，反对光亮工程，并配上口号“脑袋更亮”(brain is brighter)。在微博平台上，只用140个字，已经完全可以将这个意思清楚表达，并配上光头照片。愿意参与行动的，也照样发一张自己的光头照片即可。任何人都可以转发，也可以仅用文字跟帖评论表示支持或发表其他意见。

　　在这当中，行动目标、行动价值与行动方式三个要素都有了。目标是反对一项特定的政策，价值是环保理念，行动就是剃头、拍照、发微博。行动方式本身同时是一个创意点子，当它被关注并且被大量转发传播时，表明创意成功，人们认同并喜爱这个创意。也可以认为，这表明人们认同行动的目标与价值。当然要补充说明，人们在传播过程中是两种认同都有，还是只有一种认同以及是哪一种认同，这需要另外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作为自下而上的政策倡导活动来看待，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三个环节，即发起人发出倡议、转发人以各自的方式附议，以及用集体行动构成了广而告之。在这当中，附议环节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在关于公共政策或者公共事项的讨论中，有关的人当然都可以发表各种意见。但是，一个人的意见，只是意见。它应当被倾听和理解，但是不一定要提上讨论的议程，更不一定要被采纳。然而，如果一种意见有足够多的人附议，它就一定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进入讨论。

　　必须指出，不论我们对于行动的分析多么复杂，实际上的行动是非常简单的。简单性是网络时代集体行动和集体表达的一个突出特点。“举牌哥”用课余时间到地铁站去举牌呼吁，行动本身很简单，需要的只是一点勇气。“光头哥”、“拇指姑娘”发微博上传照片，无非用一点零碎时间，需要的只是一点创意和想法。所谓的“集体行动”与“集体表达”，差不多等于是自动进行的。每个人都只需要做一点点很简单的事情，汇聚起来就形成大规模的效果。简单性极大地降低了行动的成本与沟通的成本，以至于“一个人的社会运动”已经从空想变为现实。

　　简单议题和简单行动通过接力式传播链条，形成大规模表达效果，过程中依赖于想象力和创意，并带来快乐。这样的过程，也促使年青一代中涌现出关心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这是最令人鼓舞的一面。对于政 府官员和城市管理者来说，从此也不应再依赖于“事情很复杂”一类说辞拒人于千里之外。相反地，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通过简单行动而参与公共生活，并从他们的创意中吸取灵感，学习新的价值，重建简易、有效、节约的管理模式，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依赖于网络的简单行动自然也有其局限性。不过，有一幅受欢迎的漫画，题词为“一切发自内心的东西不必完美”，用在这里也刚好合适。重要的不是完美，重要的是青年人心中有家园感，有积极行动，这个城市才有未来。

这个好。
少年强则国强。
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吾辈老矣。

文中提到的香港电视节目，现在已经被Hexie的一干二净，新闻经常无故被广告了，广告也没法看，连明珠台国际台的教育电视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