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自由的代言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杨潇
日期：2011-12-23



哈维尔 Vaclav Havel


1991年3月21日，哈维尔（右）访问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2011年12月18日，长期患病的哈维尔离世后，捷克全国教堂钟声齐鸣，为他的去世致哀。在东德成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他对自由和民主的抗争与他伟大的人格一样难忘”。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他毕生贡献给人类自由，他的敌人多年来试图打倒他，消灭他的声音，但都没有做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说过，“对于我，哈维尔是自由的象征”

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哈维尔，1975年4月，《给胡萨克的公开信》
　
　大约是1993年左右，学者崔卫平打开一本被她束之高阁的朋友赠书，她并不认识书的作者，更不知道他是捷克总统，“如果我知道他是一位总统，我就不会去读他的书了，因为我从来不会想到，一个总统，他的书、他的想法会和我有任何关系。”
　
　她漫无目的地翻看，看到一页，作者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者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了解完了，但世界比这个描述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她又翻到一页，作者说，也许我也信仰点儿什么，我可以信仰生活。“我看书首先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1990年代初感觉非常压抑，在精神上不能呼吸，”崔卫平说，“这两句话就特别打动我，而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其实在1989年以后，瓦茨拉夫•哈维尔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无权者的权力》已经被人翻译成中文，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国的知识圈里流传，但崔卫平当时并没有读到它。她开始一篇篇地翻译哈维尔，第一篇就是《给胡萨克的公开信》，“那篇是最难译的，但那样一种描述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好，从整体上描绘了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

　　就这样，仿佛是命中注定，1970年代的捷克开始降临到1990年代的中国。1974年，出身庄园主家庭的哈维尔38岁，在一家啤酒厂打工，早晨5点起来滚啤酒桶。6年前，苏联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也碾碎了许多捷克人的生活，作为一名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的剧本很长时间不能上演。1975年，他发表了一篇给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在信里，他描绘了捷克在消费热情和经济增长之下隐藏的社会精神和道德危机：所有的正派标准——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都已坍塌，而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蔓延和系统地发挥作用。
　
　“什么是人们事实上害怕的？”哈维尔问，是审判？拷打？失去财产？流放？还是死刑？都不是。残酷的极权统治已成历史，如今的当权者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一种生存压力制度笼罩了整个社会，每个人都身处其中。“这是那种可怕的蜘蛛，它的看不见的网直接覆盖整个社会；是那种所有恐惧的道路最后消失的尽头；虽然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
　
　“如果在人们维护他们已有东西的防御性尝试背后是恐惧，”哈维尔继续写道，“那么变得日益明显的是，为赢得他们目前还没有占有的东西的侵略性努力的主要推动力是自私和野心勃勃。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一旦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时便支持任何事情的人；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中准备做任何事情的没有原则的和没有脊梁骨的人。”
　
　崔卫平把文章翻译出来，并和朋友们分享，“它首先让我能够开口说话，那时我们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找不到一个能够描绘生活的状态，对我来说，描绘生活是很重要的，找到一种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理解方式是特别重要的。”在朋友的鼓励下，她一点一点地翻译着哈维尔的其他文章，前后用了10年时间，结成了一本《哈维尔文集》。
　
　很难估量这本从未正式出版的文集对中国知识群体的影响。“你知道，我是电影学院的教师，”崔卫平说，“我在大学从事文学研究，我在自己的专业上花了更多的力气，我也觉得自己在专业上是合格的，但好像我被提及更多的是翻译工作，而不是我的专业。有点儿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无权者的权力

　　一个羞赧而达观、礼貌却坚毅的人，他把无权者的权力表达得精准无误，他在共产谠的监牢里待了5年，在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了20年，其间他的作品受到压制难以发表。他当了14年的总统，写了19部戏剧，启发了一部电影和一首饶舌歌曲，他是同代人中最富吸引力和最不墨守陈规的作家之一。
　
　——2011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讣闻
　
　给胡萨克写信时，哈维尔住在距离布拉格150公里外的赫拉得切克，因为经济条件的好转，他已经离开了啤酒厂，被问及为什么要住在乡下时，他说，起初我们是想和别人一样，在假期和周末有个去处，然而逐渐地，我们越来越多呆在乡下，越来越少呆在布拉格，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事实上已经住在这儿。
　
　但哈维尔事后反思，最终离开布拉格，是因为他在那儿已经无事可做，而他还不得不总是担心因为访问了谁或者去了哪儿给别人招惹麻烦。公开信发表后，他准备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有雪茄（他是个老烟枪）、牙刷、牙膏、肥皂、一些书，一件T恤、一些泻药等等，只要离开屋子他就随身携带。

　　牢狱之灾暂时还未到来，来的是他的一个摇滚乐迷朋友，并向他推荐了捷克的地下乐队——“宇宙塑料人”。这支乐队成立于“布拉格之春”以后，以披肩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对抗官方的“正常化运动”（要保护的“只能是那惟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他们其实对政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歌词也完全不提政治，他们想要的无非是自由地玩摇滚而已，有人评价说，“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40岁这一年，哈维尔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粉丝，某种程度上说，这支乐队是他“反政治的政治”论述的绝佳案例。在那篇最富盛名的《无权者的权力》里，哈维尔讲述了一个水果商的故事：
　
　某个水果店经理在陈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语是上面批发水果时同时发下来的，水果店经理拿过来往橱窗上一贴就完事了，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问题在于，水果商真的关心无产者大联合这件事情吗？“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哈维尔分析说，“人们无须相信这一切，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

　　但假如有一天，水果商突然决定停止张贴标语，并且在政治会议上讲心里话——他开始拒绝仪式，这就破坏了游戏的规章，麻烦也将随之而来：经理职位被解除，他被派到仓库去。他的工资降低了，他在保加利亚度假的希望成了泡影。他的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的上司会来骚扰他，同事们会对他大惑不解。“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实中生活必然是对其最根本的威胁。”哈维尔判断。
　
　拒绝千篇一律和陈词滥调，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真实中生活，哪怕他们从事的不是政治活动，这或许就是“反政治的政治”的真义，也是“无权者的权力”的来源——“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
　
　哈维尔1978年的“预言”在1989年11月成为现实：作为“公民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他领导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抗议示威，不流血地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
　
　乞丐的歌舞剧
　
　1989年的事件证实了我很长时间感受到的某些事情。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不同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我，每次他们都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参加到他们中来，他们从来不奋起，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诸如此类等等。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
　
　——1992年，哈维尔与波兰老友米奇尼克对谈
　
　哈维尔曾经历过“布拉格之春”中全民族范围内对苏军入侵的和平抵抗，那时冷漠已经统治捷克斯洛伐克若干年，而人们仍保有尊严和良知，这当然让人满怀信心；结果不出一年，整个社会再度被冷漠症压倒，那些曾经赤手空拳对抗坦克的人们说，无所谓啊，我们必须好好照料自己的花园……哈维尔再一次感到目瞪口呆，他对波兰思想家亚当•米奇尼克说：“此时我意识到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捷克宗教改革家，献身于教会改革）。这些性格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同时存在。”然而，接下来却又是奇迹，“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
　
　这不禁让人想到，远在缅甸的昂山素季同样会被认为是有些乐观的看法：“我其实并不真正理解犬儒主义到底是什么。你必须清楚，人们所说的，未必是他们想要去做的。这种情况会永远存在。……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
　
　对人性相对较高的估计，在崔卫平看来，可以解释为什么哈维尔从剧作家走向政治家，“一个行动的人之所以那么做，一方面是相信自己行为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意义，能够增加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
　
　“我能够理解有些人对‘我们的社会仍然有巨大的沉睡的善意’这句话不产生共鸣，因为看了太多让人绝望的事情，”崔卫平说，“但乐观来源于对自身的估计，如果一个人没有对自己绝望，就没有理由对他人绝望。”
　
　不过，哈维尔的“乐观”也招致了批评，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在一封公开信中就劝告他不要“制造幻象”，“无论怎么说，把社会建筑在人是邪恶的这个承诺上要比建筑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来得慎重。……‘新理解’、‘全球责任’、‘多元变位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比后来民族主义者的怀旧乌托邦或暴发户的企业家白日梦好多少。这种玩艺无论怎么符合条件，都还是建筑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这类措词也许适合那些管理民主工业国家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但不适合你这个需要知道人类心灵真正状况的人。”
　
　从本质上说，哈维尔是典型的“60年代人”，反对一切循规蹈矩（很多人都会提到，上任的第一个月内，他就邀请滚石乐队来访，并且在总统府的走廊里玩起滑板），2009年崔卫平与哈维尔见面时曾向他提问：什么是你一生中贯穿始终的东西？哈维尔答：冒险性。“我觉得他不只是反对极权，也反对西方技术理性高度发展下，刻板公文背后的冷漠与缺乏责任感。”崔卫平说，“他的底色是艺术家，是偏艺术气质的知识分子。”
　
　颇富深意的是，痛恨重复、简化，整个生活都在反对陈词滥调的哈维尔在当上总统后，因为本身担当的角色，却也不得不屈服于此。“我责成自己千百次地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呼吁上面。我经常发现当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
　
　他痛恨写发言稿，但每当秘书为他写时，他就感到尴尬和脸红，“结果是，我试图自己写，”他对米奇尼克说，“但是我又痛恨做这件事，你不知道昨天要写一个今天的发言稿是多么的讨厌……”

　　“我理解这个。”他的秘书打断了他，“昨天，我建议我来写那个发言稿，但是我意识到我是在彻夜痛苦地写一个你将发现痛苦地把它念出来的东西，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忍受痛苦。”
　
　从1989年到2003年，哈维尔在总统的位置上坐了14年，历经大事无数，包括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裂。他对经济缺乏兴趣，他感情丰富却往往犹豫纠结，他在妻子去世后一年即另结新欢，乃至他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立场都为他招致了批评，但在离任之际，他仍享有55%的支持率。
　
　离开
　
　因为我确实是一夜之间被抛进一个神话世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得不回到大地，意识到神话故事仅仅是人类原型的投射，这个世界在其所有结构上并不像神话故事。因此，虽从未尝试成为神话世界中的国王，却发现自己实际上通过一种历史的偶然性被抛进这个位置，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进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并没有被赋予外交上的豁免权。
　
　——哈维尔，2002年9月19日，在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发表演讲

　　这是哈维尔最后一次对美国进行官方访问，在一场名为《向政治告别》的演讲里，他自问：“在差不多13年内我本人是否有所改变，这难于理解的漫长的总统生涯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

　　“于是我发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自答，“尽管这些经验应该带给我更多自信，但事实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里，我变得对自己更加没有把握和更加谦卑……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总统，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见面或与其他重要人物见面，上电视或发表演讲，这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许多次，在一种几乎是非理性的恐惧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个值得欢迎的大好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浪费了机遇和伤害了一个良好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似乎越来越犹豫不决，对自己亦是如此。”
　
　该如何理解自己的这种转变呢？
　
　哈维尔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更加理解加诸他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他周围的人和世界，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良心都不再问什么是他的理想和目标，他希望如何改变世界，反而开始问什么是他实际上达到的、他的意图有哪些结果、他希望留下什么，“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经使我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政权并为此入狱的那种精神性的和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目前令我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也怀疑我曾经支持过或影响过的那些人工作的价值。”
　
　他告诉听众，自己不是在说感到挫折，“我只是在说：通往理性、和平和公正的道路意味着许多艰巨的工作、自我否定、耐心、知识、一个冷静的视野，并且甘冒被误解。这将不再依靠神话世界和其中的英雄，也不再依靠将诗人提升到推翻帝国和军事联盟这样位置的历史偶然性。诗人的警告之声应当更仔细地被听到和被认真对待，甚至比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要更严肃地对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世界在诗人的手中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2008年，哈维尔完成了荒诞剧《离开》，讲述了一个沉迷女色的老政客不愿意面对政坛外生活的故事，不过他把更多的退休时间留给了国际社会的异议人士——似乎是对七八十年代自我的一种回归，他支持古巴和白俄罗斯的反对力量，也一直在为改善缅甸和朝鲜等地方的人权状况鼓与呼。
　
　2011年3月，根据《离开》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布拉格上映，这是他作为导演的处女座，也是他参与的最后一个公共项目。同样在3月，哈维尔主要著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也是“宇宙塑料人”乐队的鼓手向哈维尔谈及自己即将去探访“后革命”的埃及，“你觉得埃及人为民主做好准备了吗？”哈维尔问。“你们在1989年的时候为民主做好准备了吗？”保罗反问。
　
　2011年12月17日，赫拉得切克。哈维尔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他来不及知道，自己的著作终于要用阿拉伯文出版了。

哈维尔： 难以预知的历史

法广译文 -  
发表日期 2011年 12月 18日

作者 法广

瓦茨拉夫·哈维尔。 DR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

难以预知的历史
                                               ―瓦茨拉夫·哈维尔
                                          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谠，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
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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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去世之际，本台再次发表两年前选译的哈维尔文章。

翻译：杨眉

审译：雅尼克

哈维尔文集：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407017.html

哈维尔的良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2dus8.html

哈维尔的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2dus7.html

这样的人联合国会为他降半旗和默哀的，但是人家很低调的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government，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
……
……

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government还给你们了！

　一定要做个有思想的吃货

吃货，你们的government还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