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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周时天文历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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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玛兹 发表于 2015-4-10 2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中国–黑龙江–哈尔滨 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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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尤为显著。
春秋时期,我国已能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精确测定冬至时刻,较准确地推求回归年长度。《左传》中有两次冬至时刻(当时叫日南至)的记录。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前655年),一次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这是我国观测冬至时刻的最早记录。春秋中期以后,推定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一个朔望月为29.53085日,19个回归年正好为235个朔望月。于是发明了19年插入7个闰月的方法。《左传》记载的133年中设置了49个闰月就是证明。战国时期,是我国历法的确立时期。各诸侯国实行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6种历法,史称“古六历”。“古六历”都是“四分历”,只是所规定的历法起算年份(历元)和每年开始的月份(岁首)有所不同。其中《颛顼历》的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360年左右,岁实(回归年)为365.25日,闰法为197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而闰月放在九月之后。从《睡虎地秦简》可知,秦国至少从秦昭王在位时(前306~251年)起就已采用《颛顼历》。
为了更精确地反映季节的变化,古人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即把一年平均分为24等分,平均过15天多设置一个节气,它反映了太阳一年内在黄道上运动的24个特定位置。记载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的较早的文献有《逸周书》的《周月》和《时训》、《淮南子·天文训》。比较之下,《逸周书·时训》的记载当早于《淮南子·天文训》。《逸周书·时训》最晚也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①(注:黄怀信认为《逸周书·时训》诸篇系春秋鲁襄公前后的作品,见《<逸周书>源流考辨》第111~11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因此,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有可能会早到春秋时期,最迟也当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只不过早期的二十四节气,雨水原在启蛰(惊蛰)后,后来才被改到惊蛰前。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世界上实行阴阳合历的国家不少,但只有我国创立了二十四节气。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用本国国君在位年数纪年,交往很感不便,因而创立了“岁星纪年法”。岁星(即木星)在恒星星座中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循环一个周期约需12年。人们便沿着赤道把周天划分为12等分,即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12“次”,以每年岁星在某一“次”的天文现象来纪年。例如《国语·周语上》所说的“岁在鹑火”、“岁在星纪”等。这样就可得统一的纪年。战国中期,人们又进一步创造出了:摄提格、单閼、执徐、大荒落、敦、协洽、涒滩、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12个太岁年名。如《吕氏春秋·序意》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离骚》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同时,又用十二辰名来代替十二太岁年名,其次序为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在天象观测方面,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珍贵记录。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242年中,仅《春秋》一书就记录了37次日食。这37次日食记录,至少有31次是确定无疑的。《春秋》一书的记录是在当时条件下相当完整的大食分的观测记录。例如,鲁昭公在位32年,曲阜可见的日食,《春秋》基本上全有记载。②(注:详见张培瑜《<春秋><诗经>日食和有关问题》,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第1~15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春秋》还有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有最早的陨石记录,有最早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的观测则更为精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29幅画,画着各种形状的彗星。彗尾有宽宰、长短、直弯各种不同的形态,彗尾的条数有多有少;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有的圆圈的中心又有一个圆圈或小圆点,可见人们已认识到彗头分为彗发和彗核两个部分,而且也有不同的类型。它们当出自战国时楚人之手,可称为世界上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著作。③(注: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78年第2期。)在行星和恒星的观测上,战国时期的成就尤为惊人。在当时的天象观测家中,影响最大的是甘德和石申夫两家。甘德,又称甘公,约生活于公元前360年时,当为楚人,著有《天文星占》8卷。石申夫,又作石申,魏国的司星,约在惠施为魏相时著《天文》8卷。他们的原著虽早已遗佚,但从《史记》、《汉书》和《开元占经》等书的称引中,还能了解其大致内容:
甘德、石申夫发现了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简明、形象地把行星逆行弧线描绘成“已”字。从《开元占经》的引文可知,甘、石二人测得水星的会合周期为126日,现今测定值为115.8日;他们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为620日和732日,现今测定值为583.92日;甘氏测定木星的会合周期为400日,现今测定值为398.88日。他们测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现今测定值为1.88年;木星的恒星周期为12年,现今测定值为11.86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运行的观测记录。它所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土星的会合周期是377日,现今测定值为375.91日;木星的会合周期为395.44日。《甘石星经》的推算,①(注:后人将甘德《天文星占》和石申夫《天文》合称为“《甘石星经》”,实际现今传本中,除甘石二家外,还有《巫咸星经》的内容。)以“度”为基本单位,“度”以下的奇零用“半”、“太”、“少”、“强”、“弱”来表示,而《五星占》已采用一度等于240分的进位制度。②(注: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考古》1996年第2期。)这说明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人们对行星的观测推算,已经日趋精密。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初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箱,箱盖上绘有青龙白虎,③(注:一说白虎当为“麟”,盖上动物图像的头上明显有一只大角。说明战国早期地理西方兽象为麟,汉代以后才改为白虎。说见周桂钿《天地奥妙的探索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间书写一个“斗”字,围绕“斗”字的28个字正是二十八宿的名称。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包含完整的二十八宿的最早文字记载。这种描绘在日常生活用具上的图案表明,早在战国初年,四象和二十八宿相配已成为常识。所以,在我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应该可以上推到春秋时期。除二十八宿体系外,还指明了各星宫的星数以及相邻星宫之间的相对位置。据《开元占经》所引,甘、石以及巫咸三家均有中、外宫(星座)的划分法,甘德、石申夫在战国中期(约前360年)精密地记录了120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入宿度和去极度)。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甘德测定恒星118座,计511颗星;石申夫测定恒星138座,计810颗星。④(注:郑樵:《通志·天文略》。)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将甘德、石申夫、巫咸三家所著星经综合在一起,编成一张包括283个星座、1 464颗恒星的星表,并绘成星图,⑤(注:《晋书·天文志》。)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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