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我也觉得要重新评价这些人，毕竟要功过分清。
也要加大力度宣传抗日英雄。

不过，这篇文章的政治引导的意味有些不对！！！！！！！！！
台湾的一些人不怀好意的东西。

不是台湾人写的
如果台湾人都这样想早就不存在台湾问题了
一周以前看到的，有共鸣
正面战场和日寇交战的是国军，共产党军队主要是游击战
从消灭日军和牺牲人数看也表明国军是抗战的主力
然而政府一直不愿对于抗战中的国军做太多的宣传和教育
看看中学课本就知道了
自己对抗战史都是这个态度
怎么要求战败国尊重历史

很有道理，顶！

所以我很不喜欢政治!!!!

大家看看这个吧,仅仅提供一点意见,供参考
从苏芬战争比较中国抗战  
［ 作者：佚名    转贴自：天涯    点击数：92    更新时间：2004-3-3    文章录入：中学历史 ］

抗战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代价空前昂贵的一场战争，光死亡人数就达到了3500万人，战争持续了八年，人民流离失所、财产丧失殆尽的不在少数。我看过很多书籍，包括台湾拍的记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都把民族遭受到的这种惨痛损失归结为中日两国的实力悬殊，好象中国能打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我原来也深以为然，直到了解到苏芬战争的情况，了解到芬兰这个远比当时的中国要弱小的小国，面对比日本要强大得多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入侵，仍能够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事实以后，才知道大谬不然。我现在为大家列出苏芬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比较，请大家也思考一下，对比芬兰这个远比当时的中国要弱小的小国，中国的抗战是不是应该打得更好一些：

1、从敌人（苏联和日本）方面比较：

（1）从军队的武器先进程度方面比较：苏联军队实力和国力远胜与日本，武器也要比日本先进得多，这从苏联和日本步兵师的编制就可以看出：苏军一个步兵师编有3 个步兵团、2 个炮兵团、1 个反坦克炮营、5个侦察营、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按战时编制一个师有14500 人、78门野炮、54门45毫米反坦克炮、12门高炮、66门82—120 毫米迫击炮、16辆轻型坦克、13辆装甲车、3000多匹马。而日本一个师团虽有21945人，但支援的炮兵联队（相当于团）只有一个，只装备有野山炮64门、步兵炮44门，只有苏联一个步兵师火炮总数的70%（但苏联一个步兵师比日本一个师团人数要少，人均火力日本与苏联相差就更大了），连反坦克炮、高炮也没有装备，更不用说直属步兵师的装甲车和坦克了；而从单兵装备来讲，日本装备的是三八式步枪，这种步枪的火力之弱，连国军的“中正式”也比不上，而苏联很早就进行了冲锋枪的开发研究，1936年西蒙诺夫冲锋枪就开始量产装备部队，到二战时更成为步兵的普遍装备。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苏联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要远远高于日本，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日本穷，虽然和当时的中国比，小日本可能够强大了，可和其他欧美列强比，实在就差远了，对比苏联1830万吨的钢产量，日本每年只能出产区区400万吨劣质钢，并且大多数钢铁和军费要用来建设海军，这是造成日本陆军装备十分落后的根本原因。日军虽然可以在装备落后的中国步兵面前耀武扬威，但在张鼓峰和哈勒欣河战役（诺门坎战役）中，面对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就露了本来面目。在装备精良的苏军装甲部队面前，日军简直不堪一击，甚至出现了以人肉炸弹去对付苏军坦克的绝望举动。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轻而易举就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一个军（第6军）五万余人，缴获12000余支步枪，200余门火炮，自己只伤亡了1万八千人，且伤员中76%是轻伤，不久就伤愈归队了，苏日两国陆军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2）从苏联日本两国用于侵略的人数比较：苏联为了进攻芬兰作了部份性的动员，兵员总数达到约五十四万人，作战序列以列宁格勒军区为总指挥，下辖第七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 第十四集团军，其中第七集团军下属十个步兵师、六个战车旅，兵员二十四万人，坦克一千五百辆，大炮九百门，飞机三百架。第八集团军下属七个步兵师、一个战车旅，兵员十五万人，坦克五百四十五 辆，大炮五百二十门，飞机两百架。第九集团公司下属五个步兵师，兵员九万五千人，坦克两百七十五辆，大炮三百六十门，飞机一百架。第十四集团军下属三个步兵师，兵员五万五千人，坦克一百六十五辆，大炮 两百二十门，飞机七十架。合计苏联侵略芬兰的总兵力达到54万人，坦克两千四百辆，大炮一千九百八十门，飞机近七百架，摆开的是想把芬兰一口吞掉的驾势。1940年11月28日与芬兰绝交，11月30日就开始进攻，到后期更增加到六个集团军一百二十万人，火炮两千八百门，飞机2000架。而日本“七七事变”时在华北只有一个旅团，即中国驻屯旅团，兵力只有1万人；在华中的上海驻有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合计“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华南总兵力不到两万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938年初日军在中国用于对国军作战的总兵力也一共只有15个师团6个旅团40万人左右（其中华北方面9个师团，5个旅团，分别是14、20、108、109、5、10、16、114、中国驻屯师团，3、4、5混成旅和1、2野战重炮旅；华中方面6个师团，1个旅团，分别是3、6、9、13、18、101师团，第10步兵旅团），比苏联第一次攻击芬兰的兵力还要少，但苏联第一次攻击芬兰动用兵力54万人，屡屡损兵折将，连芬兰的边境也突破不了，而日军仅仅40万人，就可以长驱直入，仅几个月时间，就占领我国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的大片领土，连中国的首都南京也被日军占领。到八年抗战结束，日军针对中国作战的总人数也只有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总兵力108万人，坦克只有383辆，飞机堪用者只有291架，不仅人数还不如侵略芬兰的苏军最后的兵力，技术装备更是大大不如。

（3）从投入的突然性上比较，苏联攻打芬兰时，1939年11月28日与芬兰断交，11月30日立刻就发动54万大军从四个方向攻击，根本不给芬兰喘息的机会。而日本攻打中国由于军方和政府意见不一，是逐步增加力量，采用的是添油战术：“七七事变”时华北日军只有一个旅团，到7月28日才增援一个师团三个旅团到达平津， “八一三”时上海日本驻军只有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8月23日才增援2个师团在上海吴淞一带登陆， 10月1日再增援3个师团到上海，11月又在金山投入三个师团、在吴淞投入一个师团，日军15个师团是逐步到位的，这种兵力投入实在是兵家大忌，不仅给了中国军队充分的准备时间，而且也极易给国军各个击破。


2、从已方的实力（芬兰和中国）比较：

（1） 从国家的历史条件比较：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芬兰1060年时还处
于原始社会，与中国文明不可同日而语。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可是，国家的基本本主权仍然存在，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但芬兰比中国还不如，在1809年就被最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占领，连主权也没有了，环境比中国恶劣得多，通过不断的斗争才在1917年沙皇俄国崩溃后获得独立，立国第一天就遭遇苏联干涉，内战打了3年，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条件比芬兰要好的多。

（2）从军队的数量和装备比较：中国抗战前有正规军就有182个师，总兵力超过200万人，再加上各地的保安大队、警察部队等准军事部队，立刻可用的兵力就有400万之多，而芬兰全国人口只有370万人，国防军总数只有33000人，只有中国军队的六十分之一。而从装备看，中国军队经过抗战前德国顾问不断的整训，武器装备已相当可观：在轻武器方面，1935年国军开始大量装备民二四步枪，即Kar98毛瑟枪，这种枪即使在二战中也是德军主要装备，其性能比日军的三八枪好得多；日军的歪把子机枪也不如国军的民二六轻机枪好用，后来日军都改装与民二六相似的九六式轻机枪；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弹板供弹，必须两人才能射击，且易卡壳，而国军的各类马克辛除需水冷外，可靠性好得多，可见从步兵枪械看，国军是不亚于日军的；在火炮这方面，中国的现代后装火炮制造始于清末，当时仿德之克鲁柏型及奥匈百禄型居多，时称克式山炮或野战炮，这些型号是一战各列强的主要装备。到民国时期，改进不少，称为民式火炮，如沪厂出的民十四式七五野战炮等，那时，也开始仿制日式三八式七五野战炮和大正一五零榴弹炮等，总之，抗战前夕，中国在生产和装备德，日，美，奥，英，俄等各国火炮，其口径为七十五轻型火炮居多，除了数量不如日本陆军装备得多以外，在性能上是毫不逊色的。再加上1934年后大量的德国重装备开始运到中国，其中有15公分野战重炮（即德军FH-18型）24门、“克虏伯”战车16辆、75毫米仆福斯式高射炮28门、37公厘战防炮20门及瑞士奥利根公司的20公厘机关炮、15公分要塞大炮（用于长江江防）等各式武器，中国由此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和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充实了中国部队的实力。而反观芬兰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次大战的水平上，大炮大部份是一九００年前後的轻炮，甚至有一八八七年没有现代驻退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二十八辆一次大战时法国雷诺战车，和十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有在步兵轻武器方面，配备的是Mosin/NagantM1891/30型步枪，准确性较高；另外还有不少苏米冲锋枪。可见，无论从军队的数量还是装备来看，中国都要胜过芬兰。

（3）从国家的军事潜力比较：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当时人口45000万人，
领土面积1140万平方公里，地理环境复杂，既有江南水网密布的地形，也有云贵一带的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地域广大，可以以空间换时间，为抗战留下了充分的周旋空间；人口众多，为动员提供了充分的人力来源，备战条件优越。而芬兰全国领土面积只有44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70万人，且国土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人口大量集中的南部沿海又是苏联重点打击的目标，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人口不多，无法提供足够的兵源，条件比中国恶劣得多。

（4）从准备时间看：中国抗日，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有6年准备，抗战前利用德国援助完成了20个德械调整师的整编，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还有20天时间可以应变。而苏联攻打芬兰时，1939年11月28日与芬兰断交，11月30日即发动50万大军从四个方向攻击，根本不给芬兰喘息的机会，芬兰根本无从准备。

3、两场战争的不同结果比较：从以上分析，芬兰起点比我国低，人口和军队比我国少得多，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而敌人苏联又远比日本强大，军队机械化程度高，人数也多，又是突然袭击，条件比我国抗战要恶劣得多。然而，芬兰抗击苏军，自1940年11月到次年3月和约签订，不过四个月，使苏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28日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人，伤158863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根据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实际在苏芬战争中损失上百万人（赫鲁晓夫回忆录142页），死亡20万人以上（柯林斯著“世界军事历史全书”第865页），苏军全建制被芬军歼灭的就有苏军第一六三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四师、第十八师和第一六八师，第一二二师和第八十八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000人，而芬兰军队只有两万三千人阵亡，四万七千人受伤。更可贵的是，芬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企图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一开始动用了54万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连傀儡政府也准备好了（即在苏芬战争开始那一天就成立的库西宁芬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想把芬兰象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吞掉，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解散了库西宁的芬兰人民共和国，重新与芬兰谈判和约。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与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起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作出一些妥协（主要是按苏联要求以1806年芬俄边境线为准调整了两国的边境，芬兰边境线从列宁格勒附近后退15公里，总计损失国土4万平方公里），但基本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战后，芬兰凭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福利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1999年以来，与美国一起名列世界最有竞争力国家的前两名；而日本原来对并吞中国心里没底，“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一直在要求军方不要扩大战线，但日军的长驱直入刺激了日本政府的侵略野心，日军1937年7月开始陆续增加到15个师团，在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竟然能连占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各省的大片领土，1937年12月甚至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南京，日本因此得寸进尺妄图灭亡中国，1938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宣言不与蒋介石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妄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一举控制中国，抗战一直打了八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1944年甚至出现几十万日军大败国军几百万、狂追几千里，从河南一直追到贵州独山的豫湘桂大溃败，最后靠苏联进军东北和美国的原子弹打倒日本，中国才算是获得了抗战胜利。但抗战期间中国共死亡3500万人，财产的损失更是不可胜记，尤其抗战期间软弱涣散的军队，不仅刺激了日军的侵略胃口，连苏联也觉得可以来趁些便宜，结果苏联借进军东北的机会以索取援助中国抗战的代价为由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及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中国的领土面积因此减少了150万平方公里公里，是芬兰丧失领土的30倍以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还被苏联强行租借。中国抗战一共付出了3500万人死亡（其中90%是平民）和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损失的巨大代价，国军在正面战场却才杀伤日军53万人，杀死日军的数目更是在20万以下，也就是说，中国几百万国军抗战八年，付出了3500万同胞牺牲的惨重代价，结果杀伤敌人的数字连芬军在苏芬战争中4个月时间内杀伤的敌军人数都不到，而芬军付出的代价只有不到七万军人伤亡，平民的损失就更小了，只有1800人死于轰炸。

4、我们的思考：芬兰是以寡敌众，结果不仅及时制止了苏联的侵略，保卫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而且还杀伤了大量敌人，为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自己平民的损失也不大，一共只有1800人死于空袭；而中国以众击寡，总兵力是日本的几倍，却连战连败，不断刺激日本侵略的胃口，抗战打了八年，结果虽然靠苏联进军东北和美国的原子弹打倒日本获得了胜利，但却被自己的盟国苏联敲诈丧失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更重要的是付出了比芬兰多500倍的代价，牺牲了同胞3500万人，其中90%是平民，而换来杀伤日军的战果只有53万（指正面战场），我们扪心自问，抗战是不是如“一寸山河一寸血”里所说是“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已尽了全力”。如果说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和日本与芬兰和苏联比哪一个悬殊大，而我们已尽了全力云者，与芬兰的战果相比，我们作得真是太不够了。
芬兰能打的比中国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与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在独立之初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国家独立以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总农业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的问题。而对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国家一独立就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废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管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法律也制订了，有人担心政府没有钱来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那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说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那人大为担心，担心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和他拼命就是了，总不能让他们伤害到人民。但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国家等于是还没有建立，又谈何保卫呢”。在芬兰国家独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伍里宁著“芬兰史”第34页），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作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的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的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作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到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象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家，因为芬兰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保卫芬兰，实际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是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山猫不要上了某些人的当。

国民党军队里有英雄，有抗日义士，但那是个人行为，跟国民党政府没有关系！国民党政府是腐败、懦弱、丧权辱国的！

历史必须由没有偏见的第三方来写，敌对双方都没资格，尤其是与政治挂钩的文人更没资格，敢于正视历史、敢于面对历史，才能吸取教训不断进步，个人观点请大家批判

我看应该由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百姓来写，现在找这样的人还来得及。
打仗的时候兵在做什么，老百姓最清楚。综合所有人的描述我们应该能看到一幅完整公正的画面。

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
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过去有人想拆但是饱尝大轰炸的重庆后人们不同意。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应该怎么样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quote:75ede3d518="yangruiemc3"]大家看看这个吧,仅仅提供一点意见,供参考
从苏芬战争比较中国抗战  
［ 作者：佚名    转贴自：天涯    点击数：92    更新时间：2004-3-3    文章录入：中学历史 ］
[/quote]
这张贴子问题太多，在很多论坛被批过了
甚至被认为是恶搞作品

[quote:4c306c28b1="光谱"]山猫不要上了某些人的当。
国民党军队里有英雄，有抗日义士，但那是个人行为，跟国民党政府没有关系！国民党政府是腐败、懦弱、丧权辱国的！[/quote]
国民党政府肯定是腐败，但是否懦弱、丧权辱国，持保留意见
一般国家被打到这个份上，可能早就投降了，或者组建个流亡政府
按抗战初的中日的军力对比，法肯豪森曾经估计陆军最乐观可以支持六个月
然而军民以生命和领土来换取时间，最终迎来八年抗战的胜利
国民党军队里有英雄，有抗日义士
应该说绝大多数军人都是抗日义士
而且，国军是抗战的主体
我认为忘记国军在抗战中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忽略中国在二战中的意义

怎么国民党军队是抗战的主体 ？是不是比例倒置了？

没有

[quote:fbf011a345="山猫学院"]

应该说绝大多数军人都是抗日义士
[/quote]

对此持保留态度。

比较倾向于山猫的说法. 由于历史原因, 我们对那时期国军抗日历史史实了解的还是很有限的. 就好象台湾的同龄人也不知道共产党也在抗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样.

国民党军队是抗战的主体，这是历史事实。

[quote:b73583219d="光谱"]
对此持保留态度。[/quote]
我说的国军不包含伪军

但绝大部分伪军来源是国军，甚至多有成建制改编过去的。

对,然后抗战胜利又是国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