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病逝

新华网快讯：记者从北京大学获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王选13日11时许在北京病逝。

　　两院院士王选简历

　　新华网北京2月13日电 王选出生于1937年，是江苏无锡人。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
       
                        
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1992年，王选又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先后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中国专利发明金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特等奖等众多奖项，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列入国家十大科技成就，是国内唯一四度获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他本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多次获全国及北京市劳模、先进工作者、首都楷模等称号，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昇奖及森泽信夫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选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九三学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方正集团董事、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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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QQ刚收到消息。。。

:cry: 默哀一分钟

王选：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上）http://news.QQ.com 　 2006年02月13日16:51 　 　  第 1 2 页
　　王选，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员长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二十多年来，他所主持研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步入光与电的时代，引发了全球范围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又一场深刻的变革。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曾经获得国内外二十多项重大奖励，王选教授个人也先后获首届“毕昇奖”、“特良德里克技术应用进步奖”“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并三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王选教授是北大方正的开创者，他以敏锐的市场判断力致力于技术与市场结合，远大的学术抱负与追求产业进步结合，与方正集团的干部员工一道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被誉为“当代的毕昇”、“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中国现代汉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先驱”。


　　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充满了爱心，全心为大家服务。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老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 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 Beiji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象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就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那时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BOA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一年，或者出国两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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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五个抉择，致力于产业化，今天看来是一个世肥市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个潮流，包括美国。我原来以为高校办产业是中国的创举，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吸收新技术能力不够，人才不够。目前看来不是，美国也流行高校办产业。这是最近两年的事。以前你教授要办产业，就请你出去，外头办去，所以很多人都从高校出来办企业。现在美国的大学想清楚之后，也干脆在学校里头办，因为可以用学校的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活跃研究气氛，学校也有回报，双方都有好处。现在美国大学举办校办产业成为一种风尚，这是最近两年发生的新的事物，看来我们走的是对的。今天上午李岚清同志跟我们座谈，讲到美国向我们和日本学习这种做法，法国《科学研究》杂志主编（《科学研究》是世界三大科学杂志之一）到北大方正和清华看了以后，觉得法国大学也应该克服保守倾向，向中国学习，向北大清华学习，也要搞校办产业，把研究和市场紧密地结合。




　我非常赞赏斯坦福大学的一种风格，把远大的学术抱负和追求利润紧密结合，我觉得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北大方正也准备把北大有些系的宝藏挖掘出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倡导下，我们跟很多系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学系合作，把它产业化，变成独立的公司，我们把数学系两位院士和一批年轻人共同奋斗了19年的指纹研究——这个成果的水平和创意程度决不亚于方正的照排系统，——由方正来完成商品化和市场的推销，取得很好的成果，两年下来市场占有取得了第一位，达到了50％。指纹识别充分体现了北大基础研究的优势。


　我们希望实行一种“顶天立地”的模式，“顶天”就是不断往高的技术发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领市场，从市场得到进一步需求的刺激。在从事激光照排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能够提出这种数学的描述方法来解决信息量大的问题呢？（后来美国也用了这种方法，但比我们晚了八年，比我们推向市场也晚了一年）因为我们1975年就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中国大量汉字，几百亿字节的含量，迫使我们提出这种新的办法，日本人也同样得到这种需求刺激，但日本人并不开窍。所以我作为一个终身的体会，或者作为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年轻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创造性的成果，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这会使他们创造出难以想象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榜样。比如说，英国的凯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帆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凯文迪许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贝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一段名言，他讲：“我到六十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因为六十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力于培养人，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子的人）做第三任凯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七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养十二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奖。到了第五代，凯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但二十年以后，当初大骂贝克的人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布莱克看到了

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家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就服他，我也懒得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61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55岁以上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2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当前的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五年脱离第一线，怎么可能是权威？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


　　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但是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的，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0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的，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计算机的开创者奥森到60岁的时候犯错误，讲ＰＣ机是不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今天还是这样讲，所以比尔.盖茨讲过，奥森是他一个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术和市场结合的一个光辉的典范，可是到晚年犯了这种错误，我决不会象奥森这样贪恋岗位，一直做到67岁才被迫下台，我一定会在60岁以前退休。这是第一个光辉的榜样，也是引以为教训的典型。第二个就是当年给过我鼓励的奎因，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从60年代到80年代领导巨型计算机潮流达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错误，只坚持用过去那种方法操作计算机，忽视了大规模并行处理方式，结果后来的成果都很不成功，这个伟大的发明家，晚年也很惨，69岁他的奎因计算机公司破产，70岁车祸身亡。第三个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时候，拒绝生产和ＩＢＭ　ＰＣ兼容的机器，斗气，同时坚持王安公司的各种不兼容的机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识，认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儿子提为总裁，结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联名告状，——王安把中国的“裙带风”带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儿子被迫下台。这样，元气大伤，最后，王安在去世后不久就破产了。王安晚年的这些错误让他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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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位伟大的发明家到了晚年都有这样一些问题，而我下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要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所以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今后应该是这样。“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坏事是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要少做，这样，我就觉得扶植年轻人算是个自然的规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我的第一个重要抉择是选专业，第二是跨领域的研究。跨领域的研究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领域，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数学领域跨到经济，搞经济数学。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位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数学的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陈佳洱亲自出面，把他请到北大来，现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们成立了金融数学中心——“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中心”，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们提供住房和工资。同时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金融工程中心——“方正的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并起来，把新的思想变成软件，实现顶天和立地的结合。金融到数学，数学跨到金融的领域非常大，我们很多得诺贝尔经济奖的把博弈理论、概率论运用到经济中得到了成功，这样的跨领域我觉得很多。


　　还有一种重大的，我觉得特别有前途的跨领域就是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毕业，来学管理，我们方正的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干部。将来这个前途极大。我们也要自己培养，我们中国不缺少技术专家，但缺少懂技术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谓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一个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术尖子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领域，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学了数学、物理、计算机、无线电，再去学ＭＢＡ，我觉得这个将来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结合，都是一系列的新的机会，简直不可想象，大家要学会如何跨领域，培养这种知识。


　　再讲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动力。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十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端发达，他的彩色印刷的水平无以伦比，他可以在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员工来说，非常完美，早晨九点钟准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一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一百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象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的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一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第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八个重要的抉择。


　　我们还要年轻人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只是因为有一批象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了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松下幸之助成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说：“我有三个缺点，都被我变成三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第二是，没文化，懂得要自学，第三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三个弱点就变成三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需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年松下彩电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日本四家彩电厂商订立协议：在国内卖高价，谋求利润，在美国全部卖低价，成本价，占领美国市场。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厂商的高性能和低价位的彩电把美国厂商打得一塌糊涂，这是下围棋的做法。美国是喜欢打桥牌，两家联合起来跟另外两家激烈的竞争，英特尔和惠普两家发展了下一代的ＣＰＵ，这两家200亿的大公司能够合作，和另外几家竞争，这是打桥牌的做法。中国就喜欢打麻将，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多摸点好牌，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让别人和。这种状况被称为东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还要急，是非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在团队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觉得我23年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搞原子弹的这个榜样，当时都是一批30多岁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邓稼先，他本来是美国博士，很有才华，但邓稼先最伟大的是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作用，邓稼先的手下当时对原子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周光召，对氢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余敏，这两位的才华都在邓稼先之上。邓稼先的伟大，在于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本领，所以我们要学习邓稼先。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讲：“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邓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上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人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大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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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活了70岁，算很长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