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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遗址

发表于 2006-6-5 17:34 | 查看: 3020| 回复: 3来自：北京市西城区 /海淀区联通

[转帖] 元代都城史研究概述——以上都、大都、中都为中心

文章来源: [转帖] 元代都城史研究概述——以上都、大都、中都为中心

都城，为一个王朝的统治中心。历代王朝的君主，在开创基业时，莫不把都城作为政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作为王朝统治的心脏地带，都城不仅具备一般城市的发展特点，而且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均有着深远影响，因而在城市史研究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元朝为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早在其前身——大蒙古国时期，就曾于1235年在漠北建立过第一座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拉和林额尔德尼召附近)。忽必烈即位，元朝建立后，蒙古统治者又先后在漠南与汉地的结合地带建立了三个都城——上都、大都与中都。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三个都城的研究，无论是在考古调查，还是在文献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研究范围，也从都城本身的设置沿革、建筑格局等内容，扩展到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以下，笔者就所掌握的材料，对这三个都城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上都

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个都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20公里闪电河北岸。早在忽必烈未即位前的1256年春，他即命近臣僧子聪(刘秉忠)于桓州城东、滦水北岸的龙冈相地建城，以此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藩府驻地。1258年新城建成后，被命名为开平。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在1260年春于此正式即位，建元中统。此后，开平府不断得到增修扩建。中统四年(1263)五月，正式升为都城，定名上都。到第二年八月燕京改名中都，两都巡幸制正式确立后，上都遂成为元代长期并存的两大都城之一。
上都的考古调查，是元朝三个都城中起步最早的。早自19世纪末起，就有不少国外旅行家对上都遗址进行过考查，并发表了一些考查见闻。① 1937年7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以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等为首的元上都遗址探险队，对上都遗址进行了首次系统的科学考查。此后，原田淑人发表《元上都の遗蹟につぃて》、駒井和愛发表《元の上都并びに大都の平面について》等论文，②考古调查的最终成果，则汇集为《上都——蒙古ドロンノヘルに於けゐ元代都址の调查》一书，作为《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种第二册于1941年11月出版。书中将上都遗址的三个城分别命名为内城、外城、外苑，除对其周长、城墙结构、城门瓮城等作了测量与研究外，还对内城与外城内的建筑遗址作了详细调查，并绘制多幅城址与建筑实测图。此外，对上都遗址发现的众多文物，诸如石制建筑装饰品、瓦片、陶器等，书中也有详细的归纳整理，并附有大量拓片照片，以及文字解说．书的末尾，还附有石田幹之助《元の上都に關すゐ主要文籍解题》一文，该文介绍了汉文、西文和日文有关元上都的史籍，对进一步研究元上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元上都展开过多次考古调查，发表多篇考查报告。其中，张郁《元上都故城》一文主要反映了50年代对上都遗址的调查情况。①作者勘测了上都的内城、外城、外苑，并绘有示意图，其中，对内城宫殿遗址的调查尤为仔细．在城址发现的遗物，主要有大铁釜、石基座、水晶球、铜象棋子、陶器、瓷器、铜龟座等。70年代，贾洲杰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经实际调查，相继发表《元上都调查报告》与《元上都》二文。②他的调查报告，对城址的勘测较精细，绘制的示意图增加了不少前人没有绘制的部分，如城内街道、华严寺平面图、东郊仓址图、上都城郊图等。作者把此前上都的内城、外城、外苑，更名为宫城、皇城、外城，这种称呼应该说更为符合都城命名的实际情况。除了宫城、皇城、外城外，作者的调查范围还涉及到前人较少留意的四关与城郊，如对关厢区、龙岗、铁幡竿渠、砖瓦窑场、墓葬地等，报告中都有描述，这对我们了解元上都的整个格局与地理环境不无益处。报告中介绍的遗物也很多，其中在宫城内的宫殿遗址，主要是两块建筑装饰用的长方形汉白玉石刻，还有一些印花小砖、琉璃瓦以及汉白玉雕刻碎片；在皇城内搜集有各类瓷器与石球等物；在城东砧子山下的墓地，发现有石祭桌和几件墓志残片，图片则有至正丙申拓片、至正四年拓片等。
从1993年夏起到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内蒙古测绘局航测遥感大队，利用现代先进技术，对元上都及其周围遗址进行科学测绘，得出了一系列迄今为止最为精确的数据。据魏坚发表的《元上都及周围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①上都城址的精确经纬度为：东经116°09′50″—116°11′40″，北纬42°20′40″—42°22′13″；海拔高度在1265—1281米之间。三重城垣的布局为：外城为正方形，除东墙长2225米外，其余三墙均长2220米。位于外城东南部的皇城，近方形，东墙长1410米，南墙长1400米，西墙长1415米，北墙长1395米．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的宫城，略呈长方形，东墙长605米，南墙长642．5米，西墙长605．5米，北墙长542米．对城门及瓮城、角楼、马面及护城河、城外“四关”，也都有较为详细的调查测绘．此外，考古工作者还集中对宫城Ι号建筑遗址与上都南关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有大量遗物，发现宫城Ι号建筑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基址，其中早期基址很可能为忽必烈时期建立的一处重要官衙，晚期基址当属元以后较晚时期的一处喇嘛庙遗址；上都南关遗址则属普通居民的住址以及客栈。上都周围四处的墓葬也得到部分清理发掘，发现上都城东北的一棵树与城西北的羊群庙墓葬多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色，应为普通蒙古人的墓地；城东南的砧子山与城西北卧牛石墓葬则多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化传统，应为汉族人聚族而葬的墓地。其中，城东砧子山一带的墓葬还有发掘简报发表
关于元上都历史的研究，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元の上都に就ぃて》可视为早期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该文最先于1938年连载于《考古學雜誌》28—2、8、12，后经作者修改补充，收入1960年出版的《日本大學創立70周年論集》(第1卷·人文科学编)。文章首先对上都遗址概况作了简介，然后分别对内城、外城、禁苑和太庙进行了详细论述，其最大特点是充分运用了当时的考古资料，虽然在某些方面仍有欠缺，但不失为了解上都历史的佳作，且为以后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与之相比，中国学者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其中孙克宽《元代上都略考》一文发表较早，但仅限于从文献角度进行探讨，研究深度不免受到影响。①进入80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国内相关研究逐渐开始走向深入。其中，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为陈高华、史卫民共同撰写的《元上都》一书。②全书共八章13万余字，除以两章内容介绍上都的兴起与衰败过程外，专门辟出六章，分别对元代的两都巡行与交通、上都的行政管理、布局和宫廷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宗教加以阐述．全书搜罗资料丰富，论证独到精辟，迄今仍是该领域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与此同时，叶新民也是这方面用力较勤的学者，从80年代起，他先后发表有十余篇专题论文，内容涉及上都研究的各个方面，后结集为《元上都研究》一书出版。③此外，其他学者也在这方面发表过不少论文，1998年8月24—27日，还在上都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召开过一次学术讨论会。④以下为近年来学者集中讨论的几个问题。
上都的格局与建筑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既依赖于考古方面的实地调查，同时也与文献研究密不可分．除了前面提到的石田幹之助《元上都》与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外，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也对上都的城市布局进行了探讨，认为上都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与巡幸而建，因此宫城的布局是园林式的，并不讲求整齐对称，随行官员仅为临时入值，不带眷属，因而也没有大的府第，仅在街区内有一些小院落式的官署；城内无百姓住宅和市区，而是分布在东、南、西面的厢关地带。①叶新民《元上都楼阁宫殿考》，结合元人文献，对上都的宫殿楼阁，一一作了考证。认为上都的宫殿建筑大体上可分为两组建筑群，一组是分布在宫城之内以大安阁、水晶殿、洪熙殿、睿思殿、穆清阁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它们可视为上都的大内，一组是分布在瑞林御苑以伯亦斡耳朵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可视为上都的西内。②此外，李逸友《元上都大安阁址考》通过近年的考古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确认上都城遗址中东华门址与西华门址之间的大道北，御天门内道路北端，T字形交汇点北面的那处建筑台基即为有名的大安阁遗址，从而纠正了此前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一文中的错误。③至于贾洲杰原先所确定的大安阁遗址，经陆思贤《关于元上都宫城北墙中段的阙式建筑台基》一文考证，很有可能为当时元朝设于上都的回回司天台。④
上都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地位。元朝长期实行两都巡幸制，上都作为两座都城之一，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此，学者们讨论得较多，内容涉及元朝在上都的机构设置、元朝皇帝在上都的日常活动以及在上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等等，在这里不一一赘述。①其中上都与大都，孰为正都，孰为陪都，尚存在一些分歧．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上都在元朝初年是元朝的正式首都，到忽必烈建大都后，上都的地位虽然依旧非常重要，但同前者相比，已具有陪都的性质。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像前面提到的台湾学者孙克宽《元代上都略考》一文，即以辽上京与南京的关系来构拟元上都与大都的关系，把大都的建设仅看作是元朝治理汉地的需要，认为终元之世，发号施令之地，迄在上都，元朝皇帝到大都去，只不过是为了享受汉地的繁华，大都才是真正具有行都的性质。李治安《元代上都分省考述》则通过对中书省上都分省与大都留省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上都和大都至少在政治上是同等重要的，并没有正陪主次之分。由于元朝皇帝岁时巡幸，上都和大都应该是迭为政治中心或留都的。②
上都的经济生活。除了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一书的相关论述外，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首先介绍了元上都的手工业与商业情况，其中对毛毡生产的介绍尤为详细，认为其生产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他还指出，和当时的内地城市一样，上都城内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也出现了同行聚居的情况．对上都的粮食、畜牧产品、手工业制品、副食品等的生产与销售，他在文章中也分别作了介绍。最后，他还考察了元朝皇帝、贵族和一般市民的生活方式，并简略介绍了上都居民各式各样的风俗活动。①叶新民《元上都的社会经济》分别从畜牧业、粮食调运和储备、商业和手工业、农业和屯田等四个方面，介绍了上都的社会经济状况。最后，作者指出：“上都是元朝皇帝每年巡幸的都城，许多经济管理机构和生产部门都要为宫廷生活服务，宫廷生活又给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富有特色的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商业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展给草原都城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农业规模很小，屯田只供应军需．大批粮食的调运和储备，不仅满足了上都居民的需要，也支援了漠北蒙古地区。上都在沟通中原地区与漠北蒙古地区的经济联系中，起了积极作用。”②此外，陈高华还就元上都粮食的来源与运送途径发表过自己的看法。③
上都的交通。在这方面，学者们最为感兴趣的莫过于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袁冀《元代两京间驿路考释》、《元王恽赴上都行程考释》、④贾敬颜《王恽<开平纪行>疏证稿》⑤均是这方面的研究论文。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也论述了两都之间的三条重要交通线(驿路、东道、西道)。叶新民《元上都的驿站》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讨论了上都至辽阳行省、上都至岭北行省的驿路情况。⑥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大都と上都の间～居庸南北口をめぐゐ小事件より》则通过对《元典章》卷16《户部·分例·杂例·禁治久食分例》的解读，探讨了这件公文产生的背景，以及公文中提到的两都之间的居庸关南北口及其周边地区。①
上都的宗教与文化。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文献资料与考古调查均表明，元上都城内曾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建筑，是当时北方宗教势力非常活跃的地区。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野上俊静即曾发表《元の上都の佛教》，专门介绍上都佛寺与元朝皇帝作佛事的情况。②叶新民《元上都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探讨了道教、伊斯兰教、文庙及其他诸庙的情况。③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的相关章节，除上述内容外，还论及跟随元朝皇帝巡幸上都的宗教人士。此外，教育方面，王风雷《元上都教育考》重点考察了上都儒学、孔庙以及元上都国子分学的历史沿革；上都的医学、阴阳学、蒙古字学，同时也考察了上都所属州县的儒学与上都的乡试；皇帝和皇太子在元上都受教育的情况以及其他类型的教育活动。④宋文辉《也谈元代上都之佛教教育》以现存上都路龙泉寺智然律师道行碑为例，又对前文的观点加以充实。⑤杨绍猷《元上都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则介绍了元朝在上都举行的诈马宴、游皇城等各项文化活动。

二大都

大都位于今天的北京，是元朝建立的第二座都城，也是有元一代最为重要的一座都城。元朝建立后，因统治重心南移，忽必烈在继续扩建上都的同时，于至元元年(1264)八月，将原金朝首都燕京定名为中都，开始正式确立两都巡幸制度。至元四年，因中都旧城残破不堪，忽必烈决定在中都的东北建筑新城，至元九年二月，改中都名为大都，到至元十三年，新都建成。元朝统治期间，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国际大都会。

元大都的考古调查工作，主要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配合北京城市建设进行的。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先后勘查了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经实地勘测，元大都全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86万米．北面的城墙和东西两面城墙的北段，虽在明清被废弃，但地面上仍存有遗迹，即今天北京市北郊所谓的“土城”；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城的东西墙一致；南面城墙的位置，在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南墙在靠近庆寿寺双塔(即海云、可庵二师塔)的地点，稍向外弯曲，以便绕开双塔。大都11个城门中，肃清门与健德门的瓮城土墙，地表仍有部分残存。从对肃清门和光熙门基址的探钻结果来看，城门地基夯筑得很坚固，城门建筑有可能为“过梁式”木构门洞。1969年夏，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又发现义和门瓮城城门的遗址，门洞内的题记，表明它是在1358年加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门的构筑采用了当时的新技术．如改“过梁式”木构门洞为砖券门洞，添设灭火设备以弥补木质城门的缺陷等。元大都的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部宽达24米。在拆除北京西城墙时，还发现元大都土城顶部中心安有排水的半圆形瓦管，顺城墙方向断断续续长达三百多米，这表明当时土城的防雨排水采用的是管道泄水的方式。

大都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在此次调查中也已基本清楚。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宫城偏居皇城东部，它的南门(崇天门)约在今故宫太和殿的位置，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其夯土基础已经发现。东、西两垣约在今故宫的东、西两垣附近。宫城的墙基，因明代拆除改建，保存得不好，残存的最宽处尚超过16米以上．宫城西北为以万岁山(又称万寿山，即今北海琼岛)和太液池(今北海与中海)为中心的西苑。太液池西岸，靠南为隆福宫，靠北为兴圣宫。

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城一致，经过探钻，在景山以北发现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28米，当是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位于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天的旧鼓楼大街，这与后来明清的北京城不同。大都的街道布局，非常整齐。勘查结果表明，在南北向主干大道东西两侧，等距离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胡同宽约6—7米。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

元大都的城市供水系统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高粱河、海子(又称积水潭)、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对这两条水系，都进行了勘查与部分发掘。勘查结果表明，元大都的积水潭稍大于今天的太平湖、什刹前后海的范围。在皇城东北角处的通惠河宽约为27．5米左右。金水河入城的遗迹，在拆除西城墙时被发现，其流向也已基本清楚。对元大都的排水设施，也作了仔细勘查。在东城墙中段和西城墙北段的夯土墙基下发现了两处石砌排水涵洞，洞身宽约2．5米，长约20米左右，石壁高1．22米，涵洞内外侧各用石铺砌出6．5米长的出入水口。位于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由石条砌成的排水明渠，也在今西四的地下被发现。整个排水渠宽1米，深1．65米。在通过平则门内大街(今阜内大街)时，顶部覆盖了石条。

元大都城内的一些居住建筑遗址，也得到了清理发掘。其中，在后英房和雍和宫后发掘了两处完整的院落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生活用品与装饰品，其中不乏制作精巧、价值较高的精品，在西绦胡同、安定门外煤厂、德胜门内一0六中学、雍和宫东和后桃园等处，也清理了一批居住遗址。①

元大都历史的研究，起步要早于考古调查。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即发表过朱紫江、关铎《元大都宫苑图考》、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等论文。②日本学者也非常重视元大都的研究，先后发表的综论性文章有岩村忍《元の大都》、愛宕松男《元の大都》等。③从考古调查工作迄今，国内外发表的有关大都的研究论文已达数十篇。80年代初由陈高华撰写的《元大都》一书，篇幅虽然不长，但论述较为全面，内容涉及大都的前身、修造过程、建筑布局、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是了解元大都历史的案头必备著作。此书出版不久，即被日本学者佐竹靖彦翻译介绍到日本。④此后，由北京社会科学院主持编纂的多卷本《北京通史》，其中由王岗撰写的第七卷，也是专门叙述元代部分的。⑤首都博物馆在1987年举办的“大都历史陈列”的基础上，还编辑出版了《元大都》图集。⑥与此同时，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以他的“大元兀鲁思首都圈”构想为基础，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报告与论著，除了前面上都部分已经提到的《大都と上都の间》外，还有《クビヲィと大都》、《モソゴル帝国におけゐ首都と首都圈》以及《世界史を变貌させたモ乇ンゴル～时代史のデッサン》一书中的相关章节。①

作为元朝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大都的设计构想除了吸收草原旧制外，还充分继承了中国古代都城的传统，这一点是另一座草原都城——上都所无法比拟的，学者们对此多有论及。像于希贤《<周易>象数与元大都规划布局》与《<周礼·考工记>与元大都规划》(与黄建军合撰)即重点探讨了大都城选址布局所受到的中国传统哲学阴阳、五行、《易卦》、勘輿等方面的影响。②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不少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对大都的建筑设计、城市布局等进行了多方面探讨，除了前面提到的论著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王璞子《元代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③)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研究》、④王灿炽《谈元大都的城墙和城门》与《元大都钟鼓楼考》、⑤朱玲玲《元大都的坊》、⑥日本学者渡边健哉《元代の大都南城につぃて》⑦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傅熹年的《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⑧该文是近年来从建筑学角度研究大都宫殿的力作。在文章中，作者首先总结了现存元官式建筑中与宋式的不同特点，然后以此为依据，对元大都大内各城门和前宫(大明殿一组)、后宫(延春阁一组)两组建筑群的结构形制进行了探讨，详细列出了各城门、建筑的尺寸及复原推算结果，并绘制出其建筑复原图。这种研究方法，应当说是目前元代都城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今后需要大力加强的一个方面。

在大都城的设计与建设者当中，刘秉忠可算是最为有名的一位，有关他的研究本来已有很多。香港学者陈学霖则另辟蹊径，对民间广为流传的明初刘伯温(刘基)修北京城的传说进行了缜密研究，并找出这一传说与元初刘秉忠建大都的内在联系，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后经不断充实，扩充为《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一书出版。①同刘秉忠相比，其他参与者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陈高华《石工杨琼事迹新考》一文曾部分弥补过这一缺憾，②近年来，渡边健哉又发表《元朝の大都留守段贞の活动》一文。③在文章中，作者首先探究了大都建设过程中诸人的分工协作，然后重点考察了大都留守段贞在大都寺观建设、仪礼建设、太史院建设及运河与仓库建设等方面的活动与贡献。苏天钧《郭守敬与大都水利工程》则介绍了郭守敬在大都水利工程方面的活动与贡献：引玉泉水解决宫苑用水；重引金口水，以运输西山木石，供元大都建设之需要；建白浮堰，导引诸泉水，使通惠河通航，以济漕运。④此外，对在大都城市建设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政府机构——大都留守司，渡边健哉还发表了《元朝の大都留守司につぃて》。⑤在文章中，他重点探讨了大都留守司从宫殿府。行工部到留守司的成立过程及其背景、大都留守司的职掌，并对几个大都留守进行了个案研究。最后，作者指出，元代的大都留守司与传统制度下的留守司迥异，实际上是为蒙古皇族尤其是为皇帝服务而设的家政机关，这一结论为作者以前所设想的大都城为蒙古皇帝私属财产一说又提供了一个佐证。

元大都的社会经济，除陈高华《元大都》第五章的相关论述外，单篇研究论文发表较少，主要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周继中《元大都地区的屯田》等。①大都地区的宗教文化，研究相对较多。像陈高华《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探讨了元朝历代皇帝在大都地区建立的佛教寺院。②中村淳《元代大都の敕建寺院をめぐつて》对此加以补充，介绍了大都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并重点研究了大护国仁王寺与宣政院、神御殿与太庙的关系。③他的另一篇文章《元代法旨に見ぇゐ歷代帝師の居所～大都の花園大寺と大護國仁王寺》则认为帝师法旨中频频出现的花园大寺，即是有名的大护国仁王寺，这里应当是帝师在京的住所。④徐苹芳《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与《北京房山也里可温石刻》综合文献记载与现存遗迹，介绍了元大都的基督教寺院与相关石刻情况。⑤对于房山也里可温石刻记事的矛盾之处，林祥增《三盆山十字寺的历史沿革》》认为是明人嘉靖年间重刻碑文时，为适应当时形势而作的修改。汤更生《北京房山十字寺辽元碑质疑》则认为完全是明人托伪之作，不足为据。⑥此外，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的传播》除介绍基督教在大都的传播外，也谈到了在元朝三个都城中，大都的史料相对来说最为丰富，这方面的整理工作，最重要的莫过于《析津志辑佚》。②《析津志》为元末熊梦祥编撰的一部志书，是研究元大都历史的重要资料。原书早已失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组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散见佚文汇为一编，为研究者带来了极大便利。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疏漏，仍需改进。③对历代文人吟咏大都资料的整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乐淑即曾在《禹贡》周刊上连续发表《明周宪王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笺注》，他的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出版。④陈高华所编《辽金元宫词》，除收录上述朱有燉宫词外，又广泛收录其他宫词资料十余种。⑤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标点，陈高华校订的《人海诗区》也保存有大都历史方面的大量诗歌。⑥近年来，陈学霖开始对张昱的《辇下曲》进行系统研究，其中，《张昱<辇下曲>与元大都史料》主要考证了张昱的生平活动，并分“大殿朝会”、“宴飨盛况”、“大驾巡幸”、“建城传说”、“风云人物”、“宗教活动”、“生活礼俗”、“仪制一瞥”、“闱庭情状”、“宫阙剪影”等10个方面介绍了《辇下曲》，是他在这方面的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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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②《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像党宝海《<析津志>佚文的新发现》(《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即是对此书所辑资料加以补正的文章。

④《元宫词百章笺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⑤《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⑥《人海诗区》，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⑦《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

三中都

元中都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白城子。金属抚州，元属隆兴路。大德十一年(1307)，即位不久的武宗海山下令于此处建旺兀察都行宫，第二年行宫建成后，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于是，元朝又一座都城产生了。由于当时的中都只有宫阙，没有城郭，武宗还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外城，这一工程直到武宗去世也没有结束。至大四年(1311)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罢中都之役，撤留守司，复立隆兴路总管府，仅存在两年零十个月的中都建制至此废除。

元中都的研究，在元代三个都城研究中起步最晚，遗址所在地白城子，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北羊城遗址，研究论文也只有扎奇斯钦的一篇综述性文章《元代中都考》。①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相关历史文献较少，考古工作又没有展开的缘故。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有考古工作者陆续对白城子展开调查，并最终确定白城子遗址就是元中都。②到90年代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中都遗址进行了连续性的、有计划的勘察，包括对中都周围环境、城墙、宫城区进行勘测，对宫城西南角台、南门和1号台基进行试掘，测绘了“回”字形相套的宫城、皇城及其地面建筑遗迹的等高线图，并发现了外城线索，证明元中都是采用三套城垣的都城规格。发现了三出阙角台、保存较好时代最晚的采用过梁式门道的三观制宫城城门以及工字殿的土字形台基等，并出土了汉白玉璃首、牡丹龙纹角柱石、宝装莲花柱础、琉璃龙纹瓦当滴水、琉璃走兽等重要遗物，不但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白城子遗址确为元代中都城，而且多项发现都填补了元代考古的空白。

随着考古调查的深入，元中都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1997年8月16—17日在张北县召开了“元中都学术研讨会”，与会元史、考古专家20余人，对元中都的历史、考古、艺术、建筑价值进行了广泛探讨。会议发表了陈高华《元中都的兴废》、周良霄《三朝夏宫杂考》、叶新民等《元代的兴和路与中都》、孟繁清《漫议元中都的兴衰》、史卫民《元代都城制度的研究与中都地区的历史地位》、韩志远《略论金抚州地区在蒙金战争期间的战略地位及元武宗在抚州建立中都的军事原因》等12篇论文，后集中刊登在《文物春秋》1998年第3期。以下为此次会议集中讨论有关中都历史的几个问题。

关于设立中都的原因。陈高华认为，武宗海山很有可能是想仿效世祖建上都一样，在草原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新都城，以此树立个人威信，并以之取代上都作为避暑巡幸之地。史卫民认为武宗建造中都，考虑了当地在交通上具有特殊地位，并且因地形险要，地处农耕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地位。此后，他又从武宗长期在草原生活的背景及其与仁宗的微妙关系出发，认为武宗更讨厌的应是大都的宫廷生活与人际关系，而从中都的设计思路亦为正都布局来看，武宗营建中都的真实用意更有可能是要以之取代大都。韩志远指出，武宗建造中都，可能是效仿金朝重视首战取胜之地而使出河店规格逐步升级的做法，借此纪念1211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岭破金之事。孟繁清认为，中都的兴建固然有武宗好大喜功的心理因素在内，但不能完全认为是一种个人行为，它是辽金多京制的继续，隆兴是上都强劲的支撑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兴建中都的重要政治军事背景，同时，中都之兴与坝上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而这又是民族和解、民族交流的结果。张羽新、郑绍宗和叶新民都指出，中都地区具有适于驻跸避暑的自然条件，地处大都、上都中间，北通和林，西达西域，可北控漠北，南俯中原，对于统治全国的蒙古贵族来说，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张春生则认为元中都的建立是地理基础、政治需要和个人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于中都停废的原因，孟繁清认为是仁宗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多，对武宗的肆意挥霍和铺张不满，但根本原因还是国家面临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张羽新则认为，中都之所以停废，一是为了缓和因建造中都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二是元朝国家统一，上都和大都地位确定，没有另建新都的迫切需要；三是中都地区没有大河，缺乏水源，生产力低，供给不足，缺乏历史的、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厚基础。郑绍宗认为虽西路驿道路过此地，但从上都至大都走此路不如走黑谷路(沽源—赤城一线)近而方便，特别是两都之间的紧要军情非走黑谷路不可，这是中都建后未经久用而渐放弃的原因之一，它的废弃应该说主要还是政治原因。

关于元中都修建过程与相关事件之研究，陈高华《元中都的兴废》对元中都的始建时间、领导行宫建设的工部派出机构、建造中都的队伍、工程的速度、元政府采取的征用劳动力的措施作了详实叙述．对武宗着手建立中都的行政管理机构也作了考释，如武宗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是将中都和大都、上都并列；立开宁县应是管辖中都所在地；以大同路隶属于中都留守司，是便于调集人力、物力供应中都的需要；立中都万亿库掌管各种财物；立光禄寺负责供应宫廷和诸王、百官所需之酒；立虎贲司是负责中都安全．对中都的罢废过程——罢城中都、退还民田、机构撤改、器物收归及泰定两幸、明文之争都依次析说，指出文宗因内疚而冷落中都，至正四年时中都宫殿已开始毁坏，到明初已有“沙城”之称。

此后，有关元中都的研究续有成果发表，像胡明《元中都汉文化的展示》一文，即从中都城的方位与形制、建筑色彩、龙文化等方面探讨了汉文化对中都建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