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云] 海上的闪电

一、让公众充分地理解和享受科学
zt:中国科技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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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开逊]
[发布时间:20070215]
[来源:《学习时报》第374期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科学普及直接影响社会进步和民族兴衰，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是近代科学出现以前早就存在的事实。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自身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公众理解的程度。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成就，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科学普及发挥作用的。许多学者喜欢把工具、材料、能源和信息科学方面的进展作为时代的特征，依次产生了和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的词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后来的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和信息时代等等。这些作为时代标志的科学成果，无一不是得到最大限度普及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探索是科学的生命，而普及则是科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们喜爱科学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它能迅速成为一种社会财富，一种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普及是科学的力量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切科学活动的目的和归宿。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智慧的科学思想，但其中很多都没有在文明的历程中留下印记。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不能普及或没有普及，它们不能被公众理解。公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他们只参与和支持自己能够理解，并且认为重要的事物。

    在科学的启蒙时期，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是自发和自然进行的。那时的科学活动非常贴近人们的生活，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很容易判断它们的价值，接受它们，利用它们。17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出现，科学逐渐产生了自己的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词汇和逻辑，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共同体，这是科学发展的需要。然而，那个时代的巨匠心中还是惦念着使科学不要脱离公众，使公众理解科学，他们用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深刻的科学思想。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的巨著“关于两大体系的对话”，就是用当时大家能看懂的语言写成的，它详细论述了哥白尼体系和托勒密体系尖锐的对立以及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今天读起来，我们也不会感到晦涩难懂。可以想象，如果当年这部巨著完全是用专业术语写成的，公众一定看不懂，教会也看不懂，伽利略的处境以及这本书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也许是另一番景象。伽利略为此说过：“我之所以用民众的语言写作，是因为我需要让每一个人能阅读我的著作”。法国学者狄德罗在1752年主编的百科全书，使用的也都是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

    从历史上来说，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是与人类的科学探索活动相伴而生的。在人们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仍然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通过模仿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商品的流通，通过旅行和交往，通过战争和贸易，科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它的发祥地逐渐传播到其他的地方，由学者的书斋、工匠的作坊扩散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是这种自发进行的科学普及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是一种缓慢而且极不完备的进程。

    今天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尖锐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因为科学对人类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它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和每个人自身的幸福。然而它却又远远离开了人们的常识。单凭经验和直觉，即使是想象力最丰富的人也难以准确理解今天的科学和它所引起的变化，人们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它们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功能和认知的相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思考，把它看作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一种新的挑战。

    从本质上说，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教育，它是教育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平均不到生命历程的1/4，生命历程的3/4以上是要从社会获得知识的。科学的发展异常迅速，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有幸生活在今天的人，一生中能够亲眼看到许多技术发生若干代重大的变化。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只能企盼来自社会的科学教育实现自己的知识更新。社会的科学普及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面向社会的科学教育会在人们身上产生最直接的社会效果。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不仅看学校教育发展的程度，还要看公众理解科学活动进行的深度。

    今天，生产劳动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科学含量越来越高，劳动者单靠体能和常识越来越难以胜任自己的工作，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科学普及活动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影响着科学劳动社会化的程度，它直接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科学观念的普及，在很深的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科学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是使人进取的重要精神因素。科学还拥有如此惊人的特点：它从不提出道德的目的，与此同时却导致道德。当人们真正科学地对待所处的自然环境，理智地思考面临的严峻现实时，理性精神和规律意识容易把人们引向高尚的境界。

    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会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获得精神享受，感受科学之美，欣赏自然的奥秘，体验创造的快乐。

    然而一切重要的事物都需要一个逐渐被认识的过程，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也不例外。科学普及工作取得的成就，不像发现了一个金矿那样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它对人类的意义更为深远，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这种有形的财富。由于忽视科学普及而造成的损失，也不像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那样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它所产生的危害会远远超过这种有形的损失。它是一种需要全社会深情关注、协同努力的公益事业。

    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困难有时也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许多科学家认为它和科学事业本身无关，对它缺乏热情，不愿意承担义务。实际上，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能够为科学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有助于造就更多的优秀科学家。今天，在众多科学领域里工作的人，分工越来越细，对自己的领域研究得越来越深，对其他领域却知道得越来越少。正如牛津格言所说：“所谓专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面对越来越窄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An expert is one who knows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在现代科学中，不同领域的交叉常常出现新学科的生长点，多学科互相渗透常常导致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视野狭小知识单一的专家会经常被拒之门外。科学探索是一种有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但这种影响要成为现实，必须得到公众的充分理解和有效支持，科学家本人往往是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直接受益者。时代向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科学家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思考科学事业，在进行科学探索的同时，保持对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热情。

    由于社会分工和知识背景的差异，公众不可能都成为科学家。但是公众可以理解科学的基本事实，理解科学的思维方法，理解科学的潜力与局限。成为作曲家是困难的，但公众可以欣赏和享受音乐，可以理解莫扎特和贝多芬；做一个科学家是不容易的，但公众同样可以充分地理解和享受科学。

    理解科学，就是理解智慧，理解幸福。

二、让公众享受科学
zt:凯风网
张开逊：

　　“科学是一只智慧之鸟，它有两个翅膀，一只是探索、创造，另一只传播科学，帮助大众理解科学”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张开逊教授神闲气定地坐在记者对面，诗意的语言滔滔不绝，一见面就把记者给深深吸引住了。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张开逊教授被分配到北京机械自动化研究所后，几十年来致力于电子学和传感技术研究，发现了半导体结型温度传感器的一系列规律，作出了好几个重大发明，在国际上拿了七八个大奖。



　　然而，一直认为科学工作者就应该在实验室里发现创造新的东西的张开逊在1975年以后开始有所改变，起因是他在回四川江油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遇到的一位烧伤而住进母亲隔壁病房的年轻农民。



　　当时的四川农村在大力推广沼气的利用。这本是个很好的事情，农民们在院坝里挖个深几米的坑，把植物埋入其中的污泥里发酵腐烂，生成的气体甲烷可以做燃料，剩下的植物可作肥料，可谓一举两得。这个年轻农民家中的沼气池结构不好，被堵住了，他就点着一盏煤油灯下沼气池里查看，结果引燃了沼气，全身严重烧伤。更为可怕的是，由于缺乏起码的医学常识，当地的农民认为被烫伤后要大冷才能救命，于是又把他仍进上面漂浮着很多粪便的清水塘里，导致全身严重感染，得了败血症，生命垂危。



　　张开逊的心被强烈震撼了，虽然有人类早已发明先进的科学，愚昧和无知仍然在造成着大量血淋淋的悲剧。“在这个到处充满科学的世界里，经常可以看到人们以不科学的方式生活着、思考着。”“科学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比较容易的，影响人们的观点则困难的多。”“众多的人群还没有得到他们应该享有的、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幸福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科学知识。”



　　一番理性的思考后，张开逊走上了推进公众理解科学事业的不归之路，因为社会不仅需要科学家的科学成果，还需要让公众分享他们对科学的感受。



　　自此，张开逊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中国青年报》的“你好，科学”一版中。在前后54篇轻松活泼的科普文章，张开逊一方面把深奥的科学知识用风趣活泼幽默的语言浅浅道给读者，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对科学本身与哲学、人类的关系的思考与读者分享。“在漫长的岁月里，科学在公众心目中是工匠手中魔术般的技巧和高墙深院里的神秘游戏。近代科学诞生后，公众和科学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通过自己的物化形态———技术，大规模地进入寻常百姓家，科学进入教育成为科学传播历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1995到1998年期间，张开逊应邀为中央电视台（七套）的“科学和创造”栏目做主讲人，题目自定，这给了张开逊一个充分的空间自由发挥。他从有实物考证的人类第一个发明创造讲起，直到今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把历史人文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娓娓道于公众。除了在媒体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外，张开逊还关注着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和青少年科学教育。



　　走到今天，张开逊教授越来越认识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意义。



　　“日历翻到21世纪，世界和从前已经大不相同，高速行进的科学列车已经到达很远的地方，然而，科学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科学的传播也是十分不均衡的，众多的人群企盼着能够带给他们幸福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还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向公众传播科学是永恒的主题。”



　　“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公众与科学的深层次双向交流，使人类科学活动具有更加深厚的哲学基础，使人文精神真正融入人类科学活动之中，从而把人类的幸福、人与自然长久的和谐视为一切科学技术活动的最高价值准则。”


                                                     中华读书报　　2000年11月29日

三、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
zt:中国图书评论
任勇胜
2005-11-24 20:12:59 阅读 83 次
《中国图书评论》


编者按：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自主创新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我们已经步入了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许多瓶颈问题有待科技创新和科学发展来加以解决。

　　但是，科技创新又不单是少数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事，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为科技创新的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这样才能形成水涨船高的社会效应。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向全社会普及科技知识，研究科学史，宣传科学家，传播科学精神，弘扬“第三种文化”———科学文化，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和理解科学问题。

　　因此，本期话题围绕转变科普观念，引导科普出版，请有关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以引起关注。


　　记者：有人认为“科普”是个已经用滥了、过时的名词，对“科普”这一概念要重新界定。现在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改变“科普”观念的问题。请问您的看法如何？

　　胡亚东（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以下简称胡）：给科普下一个完美的定义确实比较难，大致来讲，科学普及还是要落实在让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上。相对而言，“科学普及”的准确性差一点，它只表示让大众理解科学、用通俗的语言让大众了解科学，而忽略了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另外，对专门的科学问题，真懂是很难的，就是科学家也不可能全懂。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要我说，我就不懂。但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讲，是可能让人明白的。你不必要求公众弄懂相对论是怎么推论出来的，但你可以让他理解时间空间的关系、物质和能量的关系。大多数人都不必弄懂他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只要接受他的结论就可以了。对科学问题什么都深究是不可能的。知识的范围太宽广了，只能在某一领域的某一点上钻研。物理学家不能深究化学家的问题，化学家也不能深究数学家的问题，彼此只能了解一个大概，能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启发就可以了。关键是要获得跨学科的视野和相关的知识。因此，科学传播包括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对科学背景的了解，关键在于使人获得启示和灵感。

　　卞毓麟（天文学家、著名科普作家和科普著作出版组织者，以下简称卞）：这还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科学普及”，是指受过科学教育的人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公众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培养公众的科学意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其基本理念是：科学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相信学习科学可以成为一种享受，因此，科普必须用通俗、轻松、有趣、可理解的语言表达。以前我们的工作针对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

　　就与国际接轨而言，在发达国家已沿用多年的“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提法，在整体上大致就对应于我们的成人科普。这从各国（包括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对象（18岁以上的成年人）和内容（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对国家科技政策的看法、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和手段等）就可以看得很清楚。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到对干部的科学普及、对农民的科学普及，都是成人科普的组成部分。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传播中心教授，以下简称吴）：我觉得，20世纪的科学传播事业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它是科学普及事业的广义化过程，也是科学传播事业全面化、系统化的过程。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提倡“科学传播”的时候，而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想用这个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来整合当下视野越来越广、内涵越来越深的广义的科学普及事业。

　　对于“科学传播”，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传播是指科学资料、科学知识、科学情报的交流、传播和共享活动。近年来，流行的观点则把科学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的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并按传播渠道把科学传播分为四种：专业交流、科学技术教育、科技普及和技术传播。也有学者认为“科学传播”是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它主要注重把科学传播的引入看成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传统的科学普及把自己视为一个科学知识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传播的过程。20世纪以来，公众理解科学显示出新的特征；而科学传播则是科学普及的新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继续。

　　卞：的确，人们对“科普”这一概念的使用和理解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用“科学传播”或“科技传播”取代“科普”有合理的地方。但依我之见，这两个概念仍应“各司其职”而不宜混淆。《科普法》的第二条明确提示，“科普”包含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四大要素，又特别提到了公众的参与。从传播学的立场看，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交流、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正规科学教育等等，也都属于“科技传播”，而它们和《科普法》中界定的“科普”范畴显然是有所区别的。

　　刘兵（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以下简称刘）：我觉得，“科普”一词有其历史渊源，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而且，我倒也还不觉得它是一个用滥了的名词，其实，包括那些不喜欢这个词的人，在有些场合，也不得不使用它。我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还是可以用它来指称很大一类的东西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在理解上的特指，即尤其指传统的那种以单纯的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目标的科普，但人们有时也会在更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至于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虽然现在也被引用到国内，不过它毕竟是外来的东西，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和所指向的目标，与我们的现实也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它在实践中的使用也还不够广泛。

　　一些学者用“科学传播”来描述“科普”的“第三阶段”（这里还是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科普这一概念），特指那种关注科学的文化，以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学普及，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因为科学传播有着更大的范围，与普及相关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像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专业性的交流、传播从逻辑上讲也应包括在内。因此，我一直在鼓吹的，是使用“科学文化传播”的概念，来指称那种新型的“科普”。这样，会比科学传播更准确、更有针对性，也与以往传统的科普有所区分。


　　记者：“科学普及”的“普及”这个词的内涵是否也应该加以探讨呢？

　　胡：我觉得单就“普及”的意义讲，它的一个面向是，世俗化、大众化、同质化；另一面向是，启蒙。它们无不要面对如下质询：为什么要“普及”，谁来普及，对谁普及，普及什么？普及后又会怎样，真的就会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吗？另外，“普及”是一个量化的概念吗？有没有一个标准说我们已经实现普及的目标了？单纯的科学知识传承算不算“科普”呢？这些问题既是老问题，也是新世纪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刘：就传播的科普来说，单纯的科学知识传承当然是一种“科普”，即使在如今，它也仍然应该有一席之地。但问题是，我们不应只是局限于这样一种“科普”。因为，即使是“科学文化传播”，也不过是一种对科学的普及，一种新型的、更注重科学的文化和社会内涵的科学普及。它的对象，既包括公众，也包括科学家，因为科学家们通常更熟悉的，是他们专业研究的内容，对于其他学科、对于科学背后以及当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等内容，并不一定熟悉，也需要被普及。而从事这样的普及的工作者，目前专业化的人士还很少，是很有待扩充其队伍的，而且，对之也应有职业化的要求，如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对科学的文化理解的把握、对与科学相关的人文知识的了解和研究等等。

　　卞：其实，“科学传播”是有多个层次的。第一层次是“科学交流”，即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或报告，或综述某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予以发表，使之为科学共同体所周知。第二层次是“科学教育”，即有专业特长的教师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以培养专业人才，或使学生具备必要的科学素养。第三层次才是“科学普及”，或称“科学大众化”，即受过科学教育的人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公众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培养公众的科学意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但排在最后的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还需要方方面面的无数人士付出更艰辛的劳动。

　　吴：对此问题是有不同观点的。事实上，要想通过科普使得公众变得像科学家一样了解科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让公众对科学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科学的精神、气质、方法、意义、影响、功能、局限、历史、文化等有所了解，那还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在当今科学已经占有了如此有影响的主流地位的社会中，也是必需的。


　　记者：出版界在“科普”事业上的历史和现状又如何呢？他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方式和表述来进行“科普”，以避免出版的误区和困境呢？

　　吴：《科学时报》在2004年曾登出科学家推荐20年来100部科普佳作，那些都是我们出版界的最佳成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已经不满足了。有报道说，“第一推动”、“哲人石”、“盗火者”等丛书，前几年已经创下的科学书品牌虽然还在继续，还保持着往日的水准，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规模；而在书店里，这些越来越专的著作也难以吸引读者的眼光。更要命的是，走遍所有书店，科学书大都译自外文，原创的科学书少而又少，值得深思。

　　刘：科普有许多手段，但出版界在其中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过去，在传统科普中，纸质书籍类的科普著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虽然随着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兴起，图书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作者，要有一批有理想、具有先进的观念、良好的训练、懂得传播技能、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能以公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来从事写作的作者。其二，是出版体制的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改革，有了好作者、有了好作品也不会有传播的效果。

　　胡：其实我们许多科学传播工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曾主持出版“绿色经典文库”、“支点丛书”、“大美译丛”、“盗火者译丛”、“北大科学传播丛书”等大型科普图书的出版人范春萍就说过现在科学图书的疲软缘自多方面缺位，其中包括作者的缺位、译者缺位、编辑的缺位和媒体的缺位。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是不大容易改变的。


　　记者：那么，到底会是什么人、有多少人有阅读“科普”图书的欲求？谁应该来关注科普写作？

　　卞：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问，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我想，当然是站在科学发展最前沿、最熟系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和最新进展的科学家，科学发展的信息首先只能由这些科学家来传布。在整个科学传播链中，科学家乃是无可替代的“发球员”。

　　胡：我感到“科普”总是有点居高临下对读者“启蒙”的味道。现在的问题是，提出“普及”，肯定是所传播的内容有相当的难度，不容易被接受，其接受面是特定的群体；我们从来不讲流行歌曲普及、通俗文学普及，就反映了这一点。

　　刘：从原则上讲，科普图书的读者可以是任何人，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应该有明确的细分。就需要来说，科学家、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包括人文学者）、普通公众，都可以是被普及的对象。但是，明确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普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的许多科普图书经常在这方面定位不准。

　　吴：谁需要科普？美国这个发达的科技国家，民众的科学素养极低，大部分老百姓对科学根本不感兴趣，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远远不及歌星、球星，但他们的制度保证了那些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有机会全神贯注地投入科学事业之中，因而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科学潜质，做出科学上的创造性工作。一说重视科普，就要让全国人民的科学素质都要达标———科学家的素质都达不了标，干吗非要全国人民达标。


　　记者：我们老是在说“科普”的困境，为什么老是解决不了呢？或者是这个问题就是假问题？科学有的内容根本无法普及吗？

　　吴：中国科普的问题与中国的国情条件有关。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就出了问题。首先，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没有普及义务教育，文盲众多；其次，在义务教育的科学教育方面，重知识灌输，不重观念理解和操作能力，即使学了一点理科知识，也形同“科盲”；再次，深入一点的问题，义务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全都是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缺少中国传统中的博物学教育。而在高中和大学教育中，科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文理分科，文不习理，理不学文。造就了一批新的科盲。

　　如果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比较成功的话，传统意义上的科普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如果正规教育中的科学教育比较成功的话，传统意义上的科普意义甚微。

　　胡：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技术是一种知识，文化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因此，从根本上说，“科学传播”或“让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是从宏观的角度把科学的内容放进去，要把文化的东西放进去，让大众理解科学，发扬科学精神，形成一种智慧，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和处理事务。

　　功利主义、浮躁的问题应引起重视。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文化难以进步、科学难以发展。现在更多的是知识的普及，这些比较容易，作为专家，稍微想想就可以写了。但要把文化的东西放进去就难了。

　　吴：现在科普成为国家行为，有问题总是找政府，这种科普模式需要改变。实际上，1949年以前的中国科普事业都是民间在办，办得很成功。像郭沫若、叶圣陶、鲁迅这些人都加入过科普的行列。科普要真正发展起来，要靠公众的力量，要靠民间的力量。不能天天高喊国家要重视科普，要把目光引向民间，因为社会的需求才是科普发展的真正动力。

　　刘：目前的“科普”事业，一是观念有问题，二是体制有问题。总之科普的话题一言难尽，而且，现在国内、国外许多与科学普及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交流还都很不充分，因此，这也正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

四、科普工作不能只由科学家做 武夷山   
转贴:学习时报
  

□武夷山

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说过：“科普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来做”。从另一个角度说，科普的任务太艰巨了，只靠科技界的力量还不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来做科普。发达国家正在这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

电影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科学渗入电影是非常有效的传播作用。因此，在一向重视科普工作的美国斯隆基金会的赞助支持下，从2003开始，年度性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设立了“传播科学或表现科学家最佳影片奖”类别。2006年的获奖影片是巴西导演执导的一部外语片：《沙州家园》。这一奖项的评委有5人，两位是专业电影制作人，三位是科学家。在2004年获得“传播科学或表现科学家最佳影片奖”的科幻片《雷管》（Primer），在同届电影节上也获得评审团大奖，它的票房收入为42.5万美元，这个数额当然无法与好莱坞巨片的票房收入相比，但要知道，该片的总投资才7000美元！除了赞助圣丹斯电影节外，斯隆基金会还举办具有科学含量的故事片脚本大赛。对于获奖的脚本，斯隆基金会愿意出一大笔钱帮助有关制作人将脚本拍成电影，还负责安排科学顾问来参与电影拍摄过程。

艺术博物馆和科普场馆本来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机构。但是，由于艺术与科学的内在关系，很多爱逛博物馆的观众都渴求多方面的知识，英国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也加入了科普行列。它不时举办具有科普性质的艺术展览，举办各种科普讲座或研讨班，深受观众欢迎。例如，2006年10月26日至27日，该馆举办的一个讲座题为“遭遇、好奇心和方法：实践之制造”，讨论的主要就是做科研的方式。

畅销小说的影响力也非常大。过去，《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畅销小说就激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2005年，德国的一位原职业为广告经理的49岁男子弗朗克·沙青（Frank Sch?tzing）创作了惊险小说《虫群》，反映了冰虫入侵的可怕后果，引起轰动,其英文译本旋即于2006年问世。这部畅销的小说客观上起到了科普作用。科学家反映说，尽管小说写到了科研活动的很多细节，但是他们没发现什么科学知识方面的明显错误，这是因为，作者为创作这部小说费尽了心力。他花了三年时间狂读科普著作、科研评论文章和网上能获得的各种资料，以使自己成为该领域的半个行家。他遍访了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几乎所有德国科学家，甚至还去加拿大温哥华拜访一位专家，向他们了解一些科技细节。一位被沙青采访的科学家说：看得出来，沙青为采访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精心的准备，他的气体水合物知识已经相当丰富。沙青将被采访的几位科学家的真名实姓用到了小说中，其中有的人闻讯后非常害怕，因为西方文学界有“糟践”科学家的传统，书中的科学家往往不是偏执狂，就是不谙世事的傻瓜，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被沙青描写成了什么样子。在阅读小说后，他们都松了一口气：自己的形象还可以。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兼电影制作人乌玛·瑟曼（Uma Thurman）已经买下了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颁布了《科学技术普及法》的国家，可见政府对科普的重视。但是到目前为止，参与科普工作的多半是科技人员，其他各方面力量加盟科普的还不算多，科普统一战线尚未形成。

五、20世纪我国科学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 孙小礼   
zt:学许时报

——《任鸿隽文存》读后感

□孙小礼

回顾20世纪我国科学发展的历程，可以说，有过三个“黄金时代”：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

任鸿隽先生作为中国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要代表，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为第一个黄金时期能够在我国出现而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永远令人尊敬和不能忘怀的。

创办《科学》杂志，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任鸿隽回忆说“当时我们看见世界各国生存竞争的剧烈，无论是战争或和平，设如没有科学，便休想在世界上立住脚。而环顾我们国内，则科学十分幼稚，不但多数人不知道科学是什么，就连一个专讲科学的杂志也没有。于是十几个还在外国留学的学生怵然于‘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就‘相与攫讲习之余暇，抽日月所得，著为是报，将以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科学》第一卷第一期发刊词）”他还说：“记得在1914年秋天筹备《科学》出版的时期，我们除了预备各人担任的文稿外，每人每月还节省出学费3元至5元，作为《科学》的印刷费……这些虽是小事，但颇足代表当时发起人自我牺牲与依赖自己的精神。”当时《科学》月刊的发起人有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杨铨、秉志等人，他们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

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10月成立于海外，任鸿隽为社长，胡明复为会计。作为算学家，胡明复施展了理财的本领，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用钱非常谨慎，如有差错，吃亏的必定是个人，而不是科学社。1917年胡明复等人回国后，科学社就由美国迁至上海。1927年胡明复不幸逝世，任鸿隽在悼文中写道：“《科学》杂志印稿的校阅，从明复回国一直到现在，都是他一个人担任。这样十年如一日的苦工，请问有几个人能做到”。他十分感慨地说：“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修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

任鸿隽后来回忆说：“本社成立伊始，即以各个社员之努力奋斗为唯一自存之道。” “稍后则研究所成立，努力于研究事业者更多。如秉农山、钱雨农诸君，无冬，无夏，无星期，无昼夜，如往研究所，必见此诸君埋头苦干于其中”。1922年生物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科学社待遇的清苦是国内所共见共闻的”。，那时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爱国学者就是这样艰苦地用自己的血汗努力促成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到来。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先生任院长，陆续设立了更多的研究所，使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更具规模地向纵深推进。至1935年，我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包括政府建立的和私人资助的，已有73个，其中34个研究自然科学，39个研究社会科学。1936年3月蔡元培先生欣慰地说：“中国真正进行现代科学研究才二十余年，尽管障碍重重，……仍然取得了成效。可以说，正在建立一个坚固的基础。”

那一时期取得的科学研究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任鸿隽曾列举如下：地质学方面，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诸人领导之下，一方面注重于野外调查工作，一方面注重于实验室中理论的探讨，所以进步异常迅速。我们的地质学，不但在国内成了独立的学问，即在世界上也能占一位置。生物学方面，自生物研究所成立，就大量采集我国的动植物标本进行研究，在秉志、陈桢、胡先骕、钱崇澍、童第周、谈家桢等人的努力和带动下，形态学、分类学、胚胎学、发生学分头并进，以及生物学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研究等，都做出了不少贡献。气象学方面，以竺可桢、涂长望、黄厦千、吕炯等人的研究为代表，使这门学问在我国得以独立发展。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生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都已从文人笔记式的叙述而进入科学的事实的研究。如地理学，有了经纬度的测定，增加了地图的正确性。人类学注重体质的测量，语言学注重于语音的调查与语系的分析，心理学注重于与生理学的关联及统计的研究等，皆可以证明我国的新旧学问，皆正向科学途径上发展。此外，像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以及数学这类并不具有地方特色而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研究，在各大学和研究所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不过研究论文大都送到国外的专业刊物发表，也可以说，已直接参与世界竞争，或已直接对世界科学作贡献。然而，这个正在蓬勃向前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被迫终止。

通读《任鸿隽文存》，深感他一生都在思索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是怎样在中国发展科学？探讨前者也是为了研究后者。早在1915年他就撰写了专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发表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1957年3月他在评介李约瑟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文章中，注意到了李约瑟所提之问题：“上古及中古的中国，有许多发明足以为近代科学的基础，但在中国则停滞原始理论之下而未能发展为实验的科学，其故安在？”在1957年5月专为李约瑟这一巨著的第二册《中国科学思想史》所写的书评中，他写道：“李约瑟教授在书中某处曾提出一个问句说：谁能把中国在有了近于科学的思想而未能发展成近代科学的原因说得出来，将是一个有趣味的贡献。”任鸿隽随即给出了他早已得出的答案：（一）缺乏科学方法，（二）急于追求应用。这两个原因固然不能涵盖原因之全部，但毕竟指出了两个相当要害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两个弱点，如今还在阻碍科学的健康全面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当科技工作者正为实现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而努力奋斗时，科学研究由于爆发 “文革” 而被迫中断，科学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几乎进入“荒芜”时期。

“文革”以后，举国上下兴高采烈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前，我们正处在这第三个黄金时期的延续之中，读任鸿隽书中对于怎样有效地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各种探讨和经验之谈，觉得很有现实的启示意义。这里只提出一点，就是他所说的“领袖人才”问题，或地质学家葛利普所说的“科学领袖”的重要作用。联想到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期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接受访问时所说的一段话：“实际上现在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了，但还不是‘数学强国’，做大容易，做强却很难，难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领袖级的能够挑大梁的人物。”任鸿隽曾说：“我们的学问不如人，只好去请比我们有经验有研究的外国科学家来做我们的向导，这有什么可以惭愧的？不过此处我们要注意的，是请来的人，必定是本门的 authority（权威），而且能够在我国指导研究，至少三年以上，方不至于成了‘抬菩萨’的玩意”。

这里的“领袖人才”、“科学领袖”或“领袖级人物”，都是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就像前面任鸿隽所提到的我国地质学界、生物学界、气象学界的那一批学术大师，他们开拓方向，挑大梁，亲自带领年轻学生们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然而铸造科学的黄金时期或要成为科学强国，实际上还少不了像任鸿隽、蔡元培这样一批深谙科学发展规律又有奉献精神的“领袖人才”，像胡明复这样有牺牲精神的实干家，他们本来是有能力从事科学研究的，但是他们并未埋首于研究，没有使自己成为某一专门学科的学术大师，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甚至毕生的精力投进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们为培养科学大师和发挥科学大师的作用垫石铺路，在为发展科学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方面作了大量繁重的组织工作和后勤工作，他们是后人所敬仰的历史功臣，确实功不可没。本书主编樊洪业教授因之称任鸿隽为“科学事业家”，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总之，不管如何称呼，科学的发展需要有这两方面的领袖人才，以及两者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周培源先生，他既是我国物理学界的领袖科学家，又是一位卓越的科学事业家，从而倍受人们崇敬和爱戴。但像周老这样同时身兼两种领袖的人，毕竟太难得了，而且仔细回忆一下，即使周老的精力和智慧过人，但在某一具体时期，为了集中时间进行科研，也是需要减免一些行政工作的。有一些学者，前半生是科学大师，后来成为科学事业家；或者反过来，有的科学事业家，晚年又成为某一领域的学术工作者，甚至成为学术大师。不管怎样，发展科学就像打仗一样，既要有“司令员”率领士兵冲杀在第一线，也要有“司令员”指挥后勤部队准备充足的“粮草”。而且为了要打胜仗，还应“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20世纪三个黄金时期所积累的经验，以及“荒芜”时期所提供的教训，往往都积淀和记载在这两类科学领袖人物的著述或回忆中，把它们记录、整理和发表出来，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带有抢救性质的工作。它将有助于让第三个黄金时期一直延续下去，或者在更高的水准上开创21世纪的更加辉煌的黄金时期！

六、2005：工程与哲学的共识 安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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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新的工程观

各类工程活动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工程理念的支配下进行，在正确的工程理念指导下，许多工程不仅成功而且青史流名；但也有不少工程由于工程理念的落后甚至错误，酿成失误，甚至殃及后世。工程理念会影响到工程战略、工程决策、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行及其管理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上，可见工程理念的重要。

由于逻辑和历史的双重局限，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人类曾走过长期、曲折的历程，这就是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长期“沉醉”于“征服自然”的工程观念而不能自拔。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具体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出现和形成那种希望“征服自然”并将其具体化到工程实践中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种观念，我们应历史地评价其曾发挥过的作用而不应全盘否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正视这种“征服自然”的工程观念已经造成许多弊端。

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工程观。这种工程观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理念等。这是因为一切工程都是为人建造的，都是为了人造的，越是重大工程，越需要通盘考虑，看是否真正造福于人民。人、自然与社会，三者应在工程活动中达到“和谐”状态，一切工程的规划设计实施，也应以此为出发点。

当代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与社会、经济、产业、环境等的相互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切实搞好工程建设，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有丰富的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等专业知识，而且还需要站在哲学的高度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工程的本质和规律，并在实际的工程建设中正确地运用并发展这方面的认识和规律，处理好工程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知识—价值链”中来认识工程的本质和把握工程的定位。

正确的工程理念必须建立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包括各种自然规律、经济和社会规律。工程除了要体现技术进步、经济效益，还必须重视环境效益，遵循社会道德、伦理和社会公正、公平等准则。面对当前工程活动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工程的领导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必须转变粗放发展的工程理念，树立正确的工程理念，反映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经济；要素优选、组合和集成优化；追求不断创新与工程美感；构建和运行过程中的时—空因素和动态—有序化等。

我们需要和谐的工程观，即在工程实践中体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反对破坏自然环境、导致社会不公的工程理念。

哲学需要学习“工程师的说话方式”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目标，并因而具有对社会现实进行前提性批判和合理重建的社会职能，这是因为对理想目标的设定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现实的“扬弃”。但是，哲学的社会批判及其合理重建是以自我批判及自我重建为前提的。

哲学工作者应该学习“工程师的说话方式”。

工程的本质在于利用各种要素进行“造物”。一般说来，工程师很容易在日常工程实践活动中处理社会（目的）与自然（环境）、物质（资源）与意识（设计）、建构（正确地造物）与解构（拆毁或反思错误的工程）、人化（审美标准）与物化（技术标准）以及异化（政治标准）等范畴之间的辨证关系。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哲学分析，工程建设活动包含着实验室分析、人类学考察、网络角色理论、利益分析等丰富的思想资源。超越后现代哲学误区的思想家试图用上述方法论工具将这些困扰哲学家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范畴及关系问题合理而有效地整合在“造物”活动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需要学习“工程师的说话方式”，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但不是在征服自然的意义上），更要构建和谐世界。我们应该像工程师那样，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问题纳入工程实践中去解决；我们应该像工程师那样，将物质—意识、社会—自然、人化—异化、建构—解构等问题整合到工程建设的“网络—角色”之中。我们应该向工程师那样，在工程实践中无意识地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超越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对立，超越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对立。

工程师需要有哲学思辨的能力

有人认为，工程师是干具体工作的，与哲学没什么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工程的设计与实践充满了辩证法，卓越的工程师和卓越的科学家一样，都是富于哲学智慧和“身体力行”地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的。

工程是造物，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被称之为观象制器。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角度看，工程在本质上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即通过建造活动把精神变成物质，这种物质渗透着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工程往往是文化的载体。

工程活动在本质上是主观与客观、精神和物质、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法。虽然工程项目是具体的，工程活动也是具体的，可是，工程师如果缺乏哲学智慧，如果不联系实际研究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研究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辩证法问题，工程难以搞好。在工程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整体性、全局性、抽象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工程活动中能够正确分析、处理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

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探索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和应该怎样做的问题。它的提问方式是：工程是什么？工程给人类带来什么？工程将人类引向何处？把哲人智者对世界普遍性问题的思辩的成果引入工程规划和实施以及后评价，可以帮助我们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国重点工程建设，将工程建设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处理得更好。

工程哲学在本质上属于“实践哲学”。工程哲学的研究应以工程实践为基础，“案例研究”是必要的。进行典型工程的案例研究分析也是推进工程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缺乏案例研究的基础，工程哲学的内容就难免空洞和空泛。例如，以下案例值得研究：长江三峡工程、铁路提速工程、黄河三门峡工程、航天工程等。同时，由于工程哲学还具有综合性，面临挑战和机遇，工程哲学必须联系实际，反映和揭示当前工程活动的矛盾并从回答和解决问题中获得发展动力，同时要着眼实践的发展、民众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增强自身的活力。为了承担起上述责任，必须加强哲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领导干部之间的合作，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又要形成综合实力以开展工程哲学教育和工程建设咨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

当前，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工程创新还未明确地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对于工程创新的内涵、要素、特点、性质、案例分析、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作用和影响等问题有待研究。

工程创新不是简单的“科学的应用”，也不应是相关技术的简单堆砌和剪贴拼凑。真正的优秀工程创新是对各种工程构件的系统集成。工程活动架起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工程创新应是一个关键性环节，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工程创新的过程。

工程的集成创新往往体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对多个学科、多种技术在更大时-空尺度上进行选择、组织和集成优化。第二个层次是在工程创新活动中把技术要素和经济、社会、管理等要素进行在一定边界条件下的优化集成。这就是说，工程创新是一种系统集成创新，这种创新就是把已经获得的新知识、新技术创造性地集成起来，以系统集成的方式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服务方式，以满足不断发展的新需求。这种创新就是在一定社会目标、战略决策、工程设计、施工组织和生产运行等过程中，实现技术、市场、产业、经济、环境和社会以及相应的管理等要素进行优化的系统集成。

让公众理解工程

美国工程院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阿波罗飞船是实实在在的工程成就，但许多人仍然把它归功于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在我国，人们常常把科教兴国的“科”看作是科学，技术不过是科学的应用，工程亦不过是技术的应用，所以工程师的社会声望偏低。再加上几千年来轻视劳动生产实践的传统文化影响，加深了这种偏见。正如徐匡迪院士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当孩子们被问到长大想做什么时，很少有孩子想当工程师，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忧虑。”

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是由工程活动塑造的。工程活动不但塑造了社会的物质面貌，而且还在工程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一定的人际关系，工程活动的实践必然要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工程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工程人才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同志在2000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讲话中说：“工程科技架起了科学发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桥梁，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

“工程师是新生产力的重要创造者，也是新兴产业的积极开拓者。”大力推进工程创新，不仅需要一支数量可观的富有创新活力的工程师队伍，更呼唤工程大师、工程帅才的涌现。我们应该造就出一大批像侯德榜、茅以升等那样的工程大师。

七、学科之间：善与善的冲突与和谐 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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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含有很多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是善与善的冲突。

在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善恶冲突是主要矛盾。比如，愚昧是恶，知识是善；暴政是恶，亲民是善；贪污是恶，廉政是善。发展到一定阶段，善与善的冲突则处于更突出的位置。比如，舍得花钱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是一种善，为需要不断做肾透析的城里的患者报销医疗费也是一种善。政府财政资源有限，无法行那么多善，怎么办呢？这就带来了善与善的冲突。学科间冲突也是善与善的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印度人两千多年前就发现，楝树油可以杀虫。若把楝树油做成杀虫剂，肯定属于绿色产品。可是，若要在西方国家推广这种杀虫剂，就首先要做大量试验，包括杀虫效力试验、毒理试验和环境影响评估。这就需要大量的经费。身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出不起这些钱。而一些大的化学公司则想：楝树油的杀虫效果并不是本公司发现的，本公司无法申请专利权，如果我出钱做了这些试验，产品也上市了，如何确保我的利益呢？似乎不好办。于是，他们也不肯出钱做试验。结果，本来楝树油已经上了欧盟的“待考察活性成份”清单，由于没人出钱做相关试验，欧盟又将它从清单中撤下。撤下之后，谁将受益？不是印度的穷苦百姓，不是渴望绿色产品的广大欧洲公民，而是已经取得化学杀虫剂市场垄断地位的那些大型化学公司，它们将继续一边赚钱一边污染环境。这就是所谓现代科学知识（必须做这个试验那个试验才能保证安全）与印度传统知识（楝树油能杀虫）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恶果。哪一种知识错了（错了就属于恶）？都没错。

怎样解决学科冲突呢？首先要认识到，每种学科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不能（也不应该）通吃天下。目前，较普遍的学科分类方式是把所有学科分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是按研究对象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分，又主要是按学科中量化研究手段的应用程度和学科规范程度分的。显然，这种分法不太能令人满意。国外有的学者则别开生面，提出另一种三分法：形式科学、解释性科学和设计科学。形式科学，是如哲学和数学一类的研究。解释性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和一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设计科学包括工程学、医学、管理学、现代心理疗法，等等。解释性科学重在描述（Description），设计科学重在施策（Prescription）。解释性科学的成果（比如宇宙起源）是人人关心的，设计科学所产生的知识（比如预应力结构可靠度分析）则主要是业内人士更关注。前者的典型研究成果是因果模型，后者的典型研究成果是一些技术（此处，技术作广义理解）规则。由于解释性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差异如此之大，用前者来统帅后者就不一定合适了。比如，中医药就属于一种经过检验的、强有力的技术规则系统。它将自己感兴趣的系统（比如求诊者）视作黑箱，在某些条件下，特定干预（汤剂、针灸、推拿，等等）就能产生（也许是决定性地，也许是随机性地）所欲求的结果（治愈病人）。中医药确实迄今还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治疗机理，但是，解释并非其使命。现代设计科学的成果则是经过检验的、有依据的技术规则，这里所说的依据，也许部分来自解释性科学。目前，中医药发展遇到的窘境，同印度楝树油的遭遇是差不多的，源自现代医学（主要以解释性科学为学科基础）与中医药学的冲突。哪一种科学错了？都没错。

我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正视和妥善处理学科冲突问题，而是简单化地将一种学科的主导范式凌驾于其他类型的学科之上，则肯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八、科技期刊编辑的素养 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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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德才识兼备，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今年1月去世的《科学美国人》创刊编辑之一丹尼斯·弗拉内根堪称德才识兼备的典范。

从1947年《科学美国人》问世到1985年弗拉内根退休时止，他在主编岗位上工作了37年。他经手编辑了连续436期杂志，每篇文章都是逐字逐句地审读、修改、润色，一般要反复3遍。他为编辑加工稿件付出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但是，他从未在《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任何一篇文章上署过自己的名字。这样一种认真敬业的精神值得所有科技期刊编辑学习。

弗拉内根没有在本人编辑的杂志上发表过任何文章或署名，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写文章。事实上，他留下了不少文字，还编写过几本书，其中《21世纪前夜一个旁观者的科学指南：弗拉内根版》甚为脍炙人口。虽然他并未受过正规的理工科高等教育，但是他知识广博，才华横溢。不然，绝对无法胜任《科学美国人》这样一本多学科高级科普读物的把门人之责。有一次，他在一次午餐会上遇见了著名电影批评家波琳·基尔女士，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肯定对科学一窍不通！基尔则回应道：“噢，那你就是一个无所不通的写手！”弗拉内根后来说：如果还时兴立墓碑的话，我倒愿意在我的墓碑上自己的名字底下刻上“无所不通的写手”这几个字。

弗拉内根从担任《科学美国人》的主编起，对于如何办刊就有自己独特的识见。首先，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家所从事的事情”，因此，要请亲身搞科研的人写文章。第二，文章要让非科学家也读得懂。他竭尽所能，邀请到像詹姆士·D·沃森（DNA结构发现者之一）、汉斯·贝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鲍林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奥本海默 (曼哈顿工程组织者) 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名流为杂志撰稿，他则仔细修改润色来提高可读性。另外，他请来数学科普大师马丁. 加德纳主持数学趣题栏目，这一栏目迷倒了无数青少年甚至成年人。1947年时，原《科学美国人》（其实，杰拉德·皮尔和丹尼斯·弗拉内根并不是创办了一个崭新的刊物, 而是收购接手了原已存在但濒临破产的同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然后将办刊主旨完全改变了）的发行量为4万份，到了弗拉内根退休那一年，即1985年，发行量高达60万份，超过了著名政治、文学类杂志《哈泼斯》和财经杂志《财富》周刊。

有些科学家具备雄厚的科研实力，但是甘愿转向科技期刊编辑岗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美德。例如，《第四军医大学学报》英文编辑许福明教授的经历就是如此。他从欧洲访学归国后，先是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颇有建树。从1995年开始他逐渐参与期刊编辑工作，最终将兼职变成了专职，并在编辑岗位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所服务的期刊1999年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首届“国家期刊奖”，他本人2005年获得“全军优秀医学编辑”光荣称号。他在2004年发表于Science Editor（科学编辑）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认为，要想成为优秀的编辑，就要做一个学习者、工作者和教育者。做一名学习者，与本文前面提到的“学”是一致的。做一名工作者，就要强调使命感、责任心和旺盛的工作热情，这都是与“德”紧密联系的。好编辑还应该是一名好教师，这是许教授独特的见解。也正是这一认识帮助他取得了异于常人的成就。

中国古人留下了大量含有“德”、“才”、“学”三个字的成语，如“德高望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等等。我们期望着这些成语能加在更多的中国科技期刊编辑的身上，而并非溢美之词。

八、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曹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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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形象与科学家责任

科学家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原因不仅是科学知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财富和福祉，而且是因为科学家被视为不求功利、超凡脱俗的真理化身。科学是建立在事实和逻辑基础上的客观知识，它不受社会价值的影响，也无善恶之分，是价值中立的。比如，马克斯?韦伯相信，科学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他主张科学家对自己的职业的态度应当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

这种“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有时指科学知识（纯科学）不反映人类的价值观；有时指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仅仅在于科学自身，不在于个人的价值；有时指科学理论不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科学家不对其成果的社会后果负责。

“科学价值中立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包括：方法上的专业化分工达到高效率；哲学上的机械唯物论把物质和精神、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经济学上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不干预主义影响到科学界强调科学的自主性；政治上的官僚科层制把个人既看作内行又看作无意识的齿轮。这反映了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由于专业分工过细、专业化程度高而造成的注重局部、忽视整体的局限性，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活动与人类的其它活动（例如艺术、宗教等）的区别；也反映人们对自然界基本图景的理解，还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自主发展的要求。

“科学价值中立论”在某种意义上、某个特定范围内似乎可以成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科学事业免受某些社会干扰。例如，17世纪，羽毛未丰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以向保皇党保证保持价值中立，不插手神学、形而上学、政治和伦理的事务，作为获得自由发表文章和通信权利的交换条件。20世纪，在科学日趋强大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中性论”又被用作反对“科学政治化”、“科学道德化”（李森科事件、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摧残）的武器。但是“科学价值中立论”也有时被用来作为拒绝考虑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挡箭牌。

社会在变化，科学事业也在变化，当代社会绝大多数科学家把科学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为实际应用的功利目的而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否会有损于科学家清高脱俗、集真善美于一体的理想形象呢？

20 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引起社会的日益关注。1989年美国医学学会发布“在健康科学中的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的报告；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研究院共同发表了题为“负责任的科学：确保研究过程的诚信”的研究报告；1995年美国的这三院又联合再版了《怎样当一名科学家——科学研究中的负责行为》，在1989年初版时的书名《怎样当一名科学家》后面明确加上“科学研究中的负责行为”以强调科学家的责任；2002年美国的三院再次出版了有关科学研究的责任的研究报告《科学研究中的诚信——创造促进负责任研究行为的环境》。可见责任在科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

什么是负责任的科学研究

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自由意志），如果一切行为都出于被迫，就谈不上责任；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它能预见后果（认识能力）。由于人有自由意志、有控制能力、有预测能力，人能有效地影响外部世界，因此人的行为要负责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例如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或统治者，由于他们掌握了知识或特殊的权力，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界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负更多的责任，需要有特殊的行规（诸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来约束。

科学技术增加了人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因而也扩展了责任的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增长，人的能力增加了，人的行为本性也发生了变化。个人的行为的后果越来越复杂、越严重、越持久而且不易预测。

关于科学家的责任的讨论有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一种角度是讨论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在促进科学知识增长过程中科学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马克斯?韦伯、默顿等人正是从这一角度提出为科学而科学，普遍性、公有性、无利益性、系统的怀疑主义、独创性、谦虚、理性精神、感情中立、尊重事实、不弄虚作假、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等等。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本身（比如做实验）还应遵守人道主义原则（比如，1949年纽伦堡法典，强调人类被试的实验要遵循知情同意、有利、不伤害、公平、尊重等原则）以至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原则。这些规范保证了科学的自主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的正常运行。

另一个角度是从社会大系统来看，考虑科学家在社会中身份的多重性，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应该增加一条：有责任性，即有责任去思考、预测、评估他们所生产的科学知识的可能的社会后果。由于科学发展使人拥有的力量越来越大，因此科学家对由这种力量导致的行为的后果的责任相应也增加了。如果人们把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归功于科学家的话，那么科学家对科学导致的其他消极后果是否应该负责？如果说很难要求科学家对应用前景尚不清楚而且不易预测的基本原理的发现的应用后果负责的话，那么对试图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业、军事或其它）的科学家（这是当代科学家中的大部分）来说，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意愿如何，都应该要求他们对其科学活动的后果作慎重的考虑。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在军事和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负面社会影响越来越明显。核战争、基因工程、与科技发展不无相关的生态危机等将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作用，科学家们对科学的社会后果再也不能漠不关心。

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以贝尔纳、李约瑟、C. P. 斯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英国进步学者，提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他们认为科学家不应该躲在象牙塔中而应该为大众服务、为大众理解，科学与社会紧密相连，科学家有责任用科学为人类造福，以科学教育大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家们兴起反战和平运动，讨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以爱因斯坦、尼尔斯?波尔、西拉德、鲍林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大力呼吁、积极活动为使科学研究的结果应用于和平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致力于民众教育，让他们广泛地了解科学空前发展所带来的危险可潜在可能性，是所有国家的科学家的责任。”

由于科学家掌握了专业科学知识，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科学知识的可能应用前景，他们有责任去预测评估有关科学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由于现代的科学家不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作为社会精英，他们还经常参与政府和工业的重大决策和管理，享有特殊的声誉，他们的意见会受到格外的信任。因此他们对非本专业特长的事应谦虚谨慎，在各种利益有矛盾时他们有责任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退出某些项目的研究。不能因为部门的利益，为了经费、投资，只说好的、不说坏的一面。

80年代以来，人们对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涵义有了新的扩展，科学家不但有责任使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人类和平服务，他们还有责任控制自己的研究本身，当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破坏生态平衡、物种或人类和平时，科学家有责任停止研究并向社会公开这一研究的潜在危机。1974年生物学家伯格发表公开信自动暂停重组DNA研究，引起对基因研究的潜在危害的讨论。科学家对其责任的范围有了新的思考，“科学家自身开始对研究者的职责和无限地追求真理的权利提出批评和表示怀疑。”

1984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制定的“科学家伦理规范”中规定：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作出判断时应该考虑不利结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研究都有价值，科学家也有选择的责任。国家或机构的资源总是有限的，选中某一些研究项目，就会牺牲另一些项目。因此在决断项目内容和研究目标时，要考虑是否合乎道义上对资源的使用和分配的正义标准，要权衡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因为科学技术活动需要社会资源，它会带来社会效益，但也具有社会风险，所以在资源、效益和风险的分配方面要控制和避免利益冲突，尽量做到社会公正。

近年来关于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讨论是这种思考的继续。对科学研究，尤其是那些可能有潜在危险的科学研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例如克隆人，人们对此仍有争论。有人认为号召科学家拒绝研究可能危害社会的项目带有不少空想的性质；也有人担心，对责任的强调是否会造成对科学家不必要的限制。然而，既然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增长知识、提高人类驾驭自然力的能力、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那么，科学研究的方向和进展速度都应服从于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

九、超越技术理性批判 赵建军   
zt:学习时报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是与理性主义传统相对立的。但恰恰是从经验主义导出的科学主义，成为今日理性主义的代名词。人们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讥难，把它与价值理性看作完全对立的两极，是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一个理论误区。这里有必要从技术理性动态的演变过程考察中，来为技术理性正名。

    对技术理性的研究，自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开始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早确立了技术理性概念，并把它等同于韦伯的工具理性。随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芒福德等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贝尔、格里芬、怀特海、福柯、费雷等后现代主义者，还有拉普、费恩伯格、新卢德主义等现代技术批判主义者，也都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包括当下我国的学者也都寻着这一思路，把技术理性作为批判和要克服的对象。

    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就其典型特征而言，是一种追求和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发展着的过程，是人类的一种以有效为目标，采用分解化约、实施定量计算的理性活动。

    技术理性是近代两大科学传统（笛卡尔传统和培根传统）的共同塑造。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讲的是理性通过主体性的体验对世界进行规划。培根“知识就是力量”，指明了近代科学应该服务于人类实践。技术理性，它服务于力量的要求，允诺无限的可能性，因此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培根说“欲征服自然，必服从自然”，服从自然也就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自然的可预测性。可预测、可控制、有效率成为技术理性的基本逻辑。

    当技术理性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时，也产生了所谓的技术异化。现代社会人必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生存，最终必定损害人的自由：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

    以往人们认识技术理性的误区：都依据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由马尔库塞所建立的技术理性体系：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对立的两极，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根据已有的研究逻辑，自然推出技术理性是现代化工业社会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理应批判、限制，甚至否定。这不仅使人们在对技术理性的理论把握上趋于简单、片面，而且带来实践上的混乱。

    技术理性存在着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对其批判是必要的，但这种批判应建立在对技术理性历史形成、功能展现、动态变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马尔库塞在他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技术理性批判体系影响深远，但也束缚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创造性思考。正是借助于技术理性，人类开创了一个征服自然、以自身为价值原点、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主体性时代。它所创造的文明和让世界向着人类期望的目标变化，不正体现着技术理性的内在价值吗？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马尔库塞设定的技术理性的理论前提是值得怀疑并需要重新审视的。我们应当超越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传统，以现实的反思代替盲目的批判，以建构的姿态代替对峙的锋芒。

    针对技术理性，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一：技术理性是承载着价值诉求的。技术理性并不等同于工具理性，也并非与价值理性完全对立。技术理性高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既是对立的两极，而且也是技术理性化发展的低级和高级阶段。

    第二：技术理性是动态的、发展着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倾向和负面性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理性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是不可替代和不可动摇的。企图用所谓的种种理性来替代技术理性，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其结果也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情结”。

    第三：只有充分发展技术理性，才能超越技术理性。技术理性包含着从低级阶段（工具理性）向高级阶段（价值理性）的发展过程，要克服其负面影响，唯一的路径不是抛弃，而是进一步发展工具理性，实现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提升。

    我们必须超越西方技术理性批判的传统，才能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道路。中国2005年通过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为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制定了发展战略，即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的提出是在深刻认识世界新科技革命的特点和作用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对技术理性合理性的诠释和回答。

十、从科学发现到科学发明的方法论转换 张之沧   
zt:学习时报

  

爱因斯坦试图建立“统一场论”，而遭到许多人反对的时候，他也只得遗憾的说，是由于20世纪流行了一种最坏的哲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严重地障碍了人们的思维。

□ 张之沧

眼下，人们通常都将科学技术中的科学认知活动称作“科学发现”(scientific discover），而非“科学发明”(scientific invention)；将技术认知活动称作“技术发明”(technological invention)，而非“技术发现”(technological discover)。这两种称谓在常识意义上，当然没有什么大错。因为“科学”与“技术”的确有质的区别，前者主要属于知识，后者主要属于技能。为此“发现”和“发明”也有质的差异，前者指谓“探索、寻找”，目的是发现“已在之物”；后者指谓“建构、创造”，目的是无中生有，发明出新事物、新技术。

就科学而言，从知识论上说，科学是一种真理性的知识，是一种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概念体系或语言系统；它与其它文本的区别是，包含着更多的经验内容和客观真理。从认识论上说，它又是一种智力生产和理论创新活动，实践途径是科学实验、科学观察、科学考查，以及对科学经验和科学事实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理性加工与提升。所以，科学研究就是科学家对认知对象、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事物的本质、规律进行探索、寻找和发现的过程。所获得的科学成果，可以是新的自然现象、自然事件、自然规律、物质结构、物质元素、物质客体等万事万物，当然更可以是新的定律、定理、科学理论，甚至是理论体系。因此，在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一种物质实体或客观存在、科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一种客观知识或客观真理、科学活动的过程主要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或认知客体的探索和寻找的意义上，把科学的认知活动，称谓“科学发现”，在日常语言层面，可以为公众认可。但是若从逻辑层面，或站在当代新科学、新方法的角度上看，利用“科学发现”这个概念来表征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显然就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由于一切科学研究都是认知主体、自我意识的一个能动的思维探索过程，内在地包含着人的认知的自觉性、计划性和目的性，即如波普尔所言，一切观察实验都渗透着理论或包含着理论的作用；整个科学实践，既是自我对他物、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客观化作用，也是自我本身的主体化和主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必须进行能动的思考和追问，必须对已有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以及从事理论的建构和论证，而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可以用带有主体寻找客体意义的“发现”一词给予贴切表达的。

其二，由于一切科学理论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都是由科学的概念、术语、陈述、命题、定律、定理构造而成的一种理论体系，而所有这些建构理论的基本要素和理论本身都不是从自然界中或社会存在中直接产生的，而是源自人的大脑的发明创造，而一切理论所必须具有的逻辑性、简明性、系统性和预见性等特征，也必然是来自人的逻辑思维、理性直觉和知性感悟。在这里，科学不像技术，可以完全不用语言和文字形式的表达，而内化为人的动作、行为与活动，它必须使用概念，就像哲学主要是一种概念的发明和运思过程一样，科学作为一门特殊领域的“哲学“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创造和建构过程，如此一来，科学研究就显然不只是一种科学发现活动，也同时是一种科学的发明和创造活动。

其三，当代科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经验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已经从宏观进入宇观和微观，从可见世界进入不可见世界，从物质世界进入反物质世界，从单一客体进入综合客体，从具体存在进入整体存在，从现实世界进入虚拟世界，从经验世界进入虚构世界。它的研究主体，已经从传统的个人行为变成国际行为，从专门领域的研究者变成多种领域的研究者，从专家变成思想家和学者，从内行垄断变成外行涉猎，从专门的科学家变为哲学家、艺术家、发明家、技术人员联合作战的团队。它的研究成果也从实用进入审美，从真实进入虚构，从理论回归假说，从逻辑进入实用，从绝对真理进入概率真理或相对真理。而科学的内涵和外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导致的最大后果，就是科学真理或客观真理隐藏得愈来愈深，再用往日的观察和实验，过时的“眼和手”根本不足以“发现”原创性的理论和成果。

其四，在科学真理只有凭借思维穿透力和洞察力才能抵达的新时代，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呆在实验室里，甚至像是常人一样，一无发明创造能力，二不能超越经验上升到概念和定律定理，三是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四是只会用“手”而不会用“脑”，那么即使他成年累月、白天黑夜地做着各种自身不能够思维的科学实验，那么最终，仍然可能获得的只是一堆不能够“自我”提升、且易于引发歧义的“现象”、“经验”、“事实”和“数字”，而毫无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发现”。因为科学认识是一种无限复杂的活动。它常常受到主观、客观、兴趣、爱好、情感、意志、政治、经济、背景、条件、知识、天赋、甚至痛苦、创伤和震惊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否则就不会出现如下事实：每天都有无数人看见“苹果”落地，而只有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每天都有无数人生活在沧海桑田之中，只有爱因斯坦打破了绝对时空观；特别是我们国家，每天都有千百万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实践，而却从未“发现”什么生物学理论。如此等等，都说明科学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发现”过程，而是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崎岖之路、发明之路。

为此，当20世纪波普尔问及爱因斯坦，是如何创立相对论的时候，他回答，就是凭借“思想实验”和“直觉”。同样，在爱因斯坦试图建立“统一场论”，而遭到许多人反对的时候，他也只得遗憾的说，是由于20世纪流行了一种最坏的哲学——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严重地障碍了人们的思维。这就说明，科学发展到今天，再也不能够把科学研究仅仅理解为经验性的“科学发现”。当下，任何科学实践都同时是一个科学发明、理论生产和概念创造的过程。如果说，近代以来的科学家兼有手工艺人和哲学家的禀性，且更多的科学家是偏向经验，为此有人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叫做经验科学家，即主要是动手和动眼的科学家，他们主要从事的就是科学发现的工作，比如科学史上发现铀射线的贝克勒，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发现X射线的伦琴，以及发现放射性元素镭的居里夫人等都属于这类科学家；而另一类则叫做理论科学家，即主要依靠大脑进行思维建构和理论创新的科学家，如提出力学三定律的牛顿，创立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大陆漂移说的魏格纳，建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等，都属于后一类科学家。那么，进入后现代的科学家，不仅不应该偏向手工艺人，偏向经验事实，还应该远离理性和逻辑，将科学发现转向科学发明。

所以眼下，在方法论上，必须反对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高抬非理性主义和非逻辑思维。具体地说，要抬高直觉创造，提升科幻神话，倡扬发散式思维，普及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尤其是在今天哲学、科学和艺术携手并进，共同创造科学产品的新时代，更应该充分发挥猜想、假设、幻想、尝试、想像、虚构，特别是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的巨大作用。

比如“科学虚构”作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有关科学理论、科学对象、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的虚构或建构活动，它是对近代以来科学实验、经验归纳，以及常规性科学实践的否定。“虚构”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原本只用于神话故事和小说艺术的创作过程；它远离科学技术。然而人类的实践力量却在其文明进程中，日益将古往今来人类虚构的许多荒诞离奇的神话故事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样一来，就强烈地激发起一些人自觉地进行科幻小说和科幻故事的创作冲动。结果，这种“准科学的研究活动”便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内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种情况不只是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人造物上，如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机器人、电子人、科隆羊等都是源自早期的幻象和虚构；而且今天流行的虚拟城市、虚拟地球、虚拟宇宙也都直接是科学虚构或科幻小说的产物，甚至是一些“对人类未来充满憧憬和好奇心”的人在茶余饭后奇思乱想、随机杜撰的作品。正是在这些奇思异想中包含着与未来的科学技术和人类命运相关联的各个方面。比如据美国大众科学网报道，眼下流行的一些科学构想，如“制造全天24小时清醒药物”，“利用机器人士兵进行战争”，“制造地球遮阳伞对抗全球变暖”，“建造天梯直接登上月球”，“让人类像两栖动物一样具备再生能力”等，都在未来有变成现实的可能。为此，许多人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各种赛博空间技术，都可能构成这类虚构故事的核心内容。未来至少在许多领域，都是通过想像构建的未来，都是幻想和虚构的未来，都是摆脱了传统观念和学理性质约束的未来。科学虚构将为人类提供可进行认识的无穷空间和深思的广阔场所。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构思形形色色的技术产品和成果，以期将一些科学虚构变成新鲜的现实。

当然，不是说，从事科学发明，就不需要科学实验、经验事实、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也不需要联系实际，接触现实，整天关在房间里苦思冥想、闭门造车、或是异想天开、天马行空。这里，只是强调人们改变观念、扬弃传统、解放思想、冲破习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想像力，以提高我们的科学发明和理论创新能力。

十一、先有科学还是先有技术？ 赵家祥   
zt:学习时报

  

20世纪中叶以来，一场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一批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高新技术群体日益崛起。这批高新技术群体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引起和正在引起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决策方式、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而且引起了科学、技术、生产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关系到人们对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

有人在考察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先有科学还是先有技术”，不可能“用一个抽象的公式加以概括”，亦即其中没有一般规律可以遵循。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负有盛望的约翰·齐曼教授，就持这种看法。他在《知识的力量——科学的社会范畴》一书中，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作了认真的考察。他发现有些技术先于科学，又有些技术则在科学发现之后产生。例如，对于蒸汽机的发明过程，他说了以下一番话：“引入蒸汽动力花了200多年时间，这一过程是大家所熟知的。19世纪中叶前，这项现代工业发展史中最重要技术的发展几乎没有从‘纯’科学那儿获得任何帮助。蒸汽机的产生完全是出于工业上的需要——为了解决矿井中抽水这一技术问题。”瓦特利用布莱克的潜热理论发明分离式冷凝器，“这是理论对于蒸汽机作出的唯一重大贡献。”“除此之外，蒸汽发动机的发明和改进都是一些数学和物理学上毫无素养而有实际经验的发明家完成的。”这是技术先于科学的例子。又如，对于电磁学及其相关技术，他说了如下一番话：“电磁感应这项基本的科学发现到技术上大规模的应用，其间相隔50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中，电磁学的基本理论由于麦克斯韦这样的物理学家所做的工作而完善起来，从而为19世纪无线电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因而，就电磁学而论，理论始终远远跑在科学的前面，科学似乎没有受到社会需要或实用技术的推动。”这是科学先于技术的例子。他还列举一些其他分别属于上述两种类型的例子。于是在“先有科学还是先有技术”这个问题上，得出了没有一般规律可以遵循的结论。其实，如果我们从上述“生产→技术→科学”和“科学→技术→生产”两个过程中技术的不同含义来看，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齐曼所举的第一种类型的例子属于“生产→技术→科学”过程中的技术，当然在科学发现之前；而他举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则属于“科学→技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当然在科学发现之后。

著名英国科学家斯蒂芬·F·梅森在研究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直到公元1850年左右，工程学和一般工业上的技术革新并不怎样依赖当时的科学知识。相反，科学却从某些问题的研究上获得很多好处，如热力学的发展，一部分就是靠蒸汽机的研究。在公元1850年之后，把科学应用到工程技术上，就成了工业发展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到了本世纪，则大多数卓越的技术发明主要都来自科学研究了。”梅森的观点比较符合科学和技术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史。

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的联系虽然日益紧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过程日益加速，但二者在社会发展中又不是完全同步的。科学上先进的国家，并不一定在技术上是第一流的、在社会生产上最先进的；而技术上先进的国家，也并不一定在科学理论上是第一流的。例如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70年代，在基础科学理论方面并没有出现世界性的突破，本世纪科学上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很少是日本人提出来的。但是，战后的日本立足于本国的实际需要，积极吸收外来的技术。日本1955—1970年花了15年时间，用101亿美元的代价，引进33000多项外国技术，取得了外国发明创造需花费2000亿美元才能得到的专利、技术，几乎吸收了世界各国用半个世纪创造出来的全部科技成果，使日本不少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赶上和超过欧美，这是日本由一个经济上受到极大破坏的战败国变为第一流的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表明，以知识理论形态存在的科学并不是直接的物质生产力，它只有转化为技术，应用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力。因而，科学不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只有物质生产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

十二、人类心智图谱：思维科学领域的大胆设想 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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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图谱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家广泛认识。受这个项目的启发，三年前，日本筑波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的Darryl R·J·Macer博士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搞一个人类心智图谱计划。这不是一张结构图，而是观念图。

早在1994年他就提出一个假说：尽管人类心智似乎是无限复杂的，人类或文化的多样性是极其丰富的，但是，人类具有的观念（Idea）的数目却可能是有限的。因此，可以搞一个关于人类观念的图谱计划。

说到头来，观念又是什么呢？观念包括能用语言表达的概念，也包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比如记忆。对以往不好的事件的记忆有助于人们保护自己，在未来的岁月里做出防范。有些记忆则超出了防护性的功能。比如，动物学家观察到，大象会走到其死去的亲属尸骨所在的地方，用鼻子卷起这些象牙、骨头什么的，并递交给另一只大象。这一行为会在很多年里重复，使人们想到人类缅怀祖先的仪式。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日本习俗中，不许用筷子夹着东西递交给另一人，除非夹的是逝去亲人焚化后的骨殖。这一类的行为都来自观念。

观念可定义为对某事物（包括物体）、行动或感官经历的心智概念化，那么，由于生命体世界中物体的数量是有限的，人的行动的可能选择与感觉形态的数目也是有限的，因此，观念的数目是可数的。例如，1993年有一次“国际生命伦理学调查”，调查对象是10个国家（包括新西兰、印度、泰国、日本等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中的6000人。面对生命伦理学的两难问题，大家提出的想法是类似的，其数目是有限的。对于多数两难问题，人们总共提出了约30种的想法（观念），多数人提出了5—10个想法。多数观念的提出与应答者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或教育程度无关。

Macer博士说，人类的观念可以粗分为9大类：

（1）物质体的概念化；

（2）与物体相联系的形象（如色彩、强度）之心理意义；

（3）记忆；

（4）针对短期未来和长期未来的计划；

（5）改变自己行为的意图；

（6）改变周遭存在物的行为以及环境的意图；

（7）感觉形态（如痛、快乐、力必多，等等）的处理；

（8）基于即刻进化效应的而抑制某一响应（如对于所谓“自私的基因”的文化抑制和宗教抑制）；

（9）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响应之中的观念的交互概念化。

这样一个图谱有什么用呢？Macer博士说，有四个用途。第一，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弄清人类观念的数目是否真是有限的；第二，对不同个体和不同人种的心智图和观念多样性进行相互比较；第三，有助于政策制定，使得所制定的政策是充分尊重一个文化中人们的多样性的，是具有全球眼光的；第四，如果能做出个人的心智图谱，就能帮助他们进行讲道德的决策。它也将有助于试验和开展更好的生命伦理学教育。

到目前为止，Macer博士的建议似乎没有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主流生命科学家仍然在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向下分析。笔者认为，如果将目前的主流研究进路（还原论的进路）与人类心智图谱所需要的综合集成进路结合起来，应该十分有助于思维科学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从思维特征看，中国人应该是更长于综合集成的，因此，我们不妨对于人类思维图谱这一设想给予更多的关注。

十三、科学研究方法的还原论本质 王克迪   
zt:学习时报

  

    一，何为还原论？

    近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运用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方法，模型方法，统计与概率方法，类比方法等等，科学巨匠牛顿在构建他的引力学说中甚至还使用过历史方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了微积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数学分析方法，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微积分不只适用于求面积、体积和速度，它还主要用于推导出力的公式和大小随时间与空间发生的变化。力是一种自然作用，在牛顿的理论体系中，物体及其相互作用是被“放”到时间和空间框架中的。牛顿根据人类的日常体验与直觉认识假定，空间的部分之和等于整体，由此出发推导出求解曲线包围面积的微积分公式。当牛顿运用相同的方法推算物体间相互作用力时，实际上假定了，自然作用也与时间空间关系一样，是部分之和等于整体的。其实，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并不是牛顿的原创，伽利略在对斜面上物体受力情况进行分解时，已经做出了相同的假定：合力等于各分力之和。

    微积分的意义远远不仅限于数学运算和帮助牛顿推导出物体的运动轨迹与引力理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牛顿极为成功地把它与公理化演绎理论体系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公理化体系是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发明的一种理论形态，他把概念、公理（事实）和定理用逻辑关系整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层层推进、步步关联的理论织体，这是人类发展出的最严谨最精密的思维成果，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就是这样的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牛顿用自己发明的微积分方法详尽描述了物体的运动，把由此获得的运动规律与他提出的运动的公理（三定律）与若干基本物理与力学概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公理化理论体系，把当时已知自然知识几乎全部囊括其中。伴随着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公理演绎体系成为科学理论的“标准模型”，与此同时，微积分作为标准的数学分析工具也成为一种几乎无坚不摧的科学方法。

    人们把微积分的基本思想升华为一种哲学世界观：每一种事物都是一些更为简单的或者更为基本的东西的集合体或者组合物；世界或系统的总体运动，是其中每一个局部或元素的运动的总和。这种观点称为还原论。采用这种由确知局部或部分之数学和物理特性，再通过求和来了解整体特性的方法，就成为还原论方法。熟悉微积分推导过程、极限理论就会知道，还原论非常合乎人的直观感觉、合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其基本含义就是整体可以分割为多个部分，所有部分之总和等于整体。这在平面几何上是直观地正确的，在立体几何上也是完全不难想像的。这是空间方面。在时间上似乎也没有太大问题。

    二，科学方法本质上

    就是还原论方法

    从牛顿以降，运用还原论方法研究自然，再把获得的知识纳入公理化演绎体系加以表达，成为科学研究的“标准操作”。不过分地说，所谓科学方法，本质上就是还原论方法；所谓科学精神，所谓实事求是精神，本质上就是科学研究中那种追求细致入微、理论与实际相互印证的精神。整个近代科学中，所有科学分支都以牛顿的力学理论为基石，用还原论方法来研究各自的对象，用公理化理论（至少是追求用这样的理论）解释自然。化学原子―分子学说、生物细胞学说甚至进化学说，能量守恒原理等等，都深深打上还原论方法的烙印。

    还原论方法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不仅具有精确严密的特质，还具有强大的预言能力，这种预言经得起实验的检验。无论是哈雷彗星的发现与确认，海王星的发现，大量新基本粒子的发现认证，大爆炸学说的检验，还是各类化学药物的发明与临床验证，直至认识生命本质、遗传工程，奔月工程、地下资源开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科学实践中取得成功的，而这些科学理论无不是还原论方法的成功应用。与此同时，公理演绎体系的成功则在于，人类对于自然认识的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概念和理论推演，都被纳入一个前后关联的逻辑统一体中，使得人类的关于自然的认识和思考，成为知识体系。

    借助公理理论体系严密的逻辑关联，还原论的另一个优点是，每当预言失败时，或者理论计算与实验结果发生重大偏差时，人们能够根据逻辑和理论推导上溯到起点，调整理论预设或假定，从而建立起新的理论，做出新的预言，实现理论创新，甚至完成科学革命――对客观自然的基本原理做出全新的假定，或者重新建构关于自然基本作用的规则。我们在观察电磁理论的创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理论的发生时，都会对这一点印象至深。这正是还原论的力量所在。在20世纪里，分子生物学、大爆炸宇宙学、超弦理论也都是沿着相似的路径发生的。

    近现代几百年科学研究实践的历史的经验证明，科学家们自觉使用的还原论方法不但已经建立起几乎全部的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且这种方法还正在继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显现在它的不断创新、不断贡献给人们新知识的过程中。现在，这种生命力已经延续到了社会科学中，例如，经济学，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吸收来自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建立起一种公理化的理论体系。而心理学，则由于成功地引入实验方法和科学的分析手段，已经被广泛认可为合格的自然科学学科。

    三，还原论方法

    是否可以被轻易取代

    20世纪中晚期，兴起了一些反对还原论方法的见解，认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科学的前途在于使用一些尚未经过成功检验的所谓新的“科学”方法。例如，一种叫做系统论的学说，提倡一种新哲学观，系统哲学观，又叫整体观。还有一种学问，叫复杂性研究，也认为在复杂系统之中，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盖因整体之功能不能完全解析为各个部分的功能之和。二者异曲同工，对还原论观念和哲学提出批判，主张应该用整体观点看待事物，从宏观上把握事物。应该说，这些批判是部分合理的，还原论方法没有解决全部问题，科学家们不讳言这一点，反而把这当作继续努力的鞭策。

    世界是复杂的，是一种巨大的复杂巨系统。运用这种叫做系统观或复杂观的见解，我们的确注意到一些我们原先使用还原论没有发现的问题。例如，我们对单个原子已经比较了解，但是，当数百个原子组成一个纳米结构时，它表现出的某些理化特性却是始料未及的。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耗散结构，讲的是在一个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的系统中，会自发形成某种有序结构，它的发明人普利高津因此获得过诺贝尔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还原论方法可以轻易被新方法（如果有这样的所谓方法的话）所取代，这些新方法试图割断自己与还原论的联系，也是不成功的。

    实际上，经典物理学家们在处理多粒子系统问题时，早已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无论是研究过统计物理学的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还是吉布斯，还是明确提出在微观领域因果性失效因而量子现象需要进行统计解释的玻尔，都不敢断下结论说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失效，爱因斯坦更是从不越雷池半步，对妄论科学研究方法的见解敬而远之，而冯·诺依曼最终还是仿照牛顿建立起量子力学的公理化理论体系。这些在不同时间、从不同侧面发动过物理学革命的大科学家都在运用还原论方法。

    另一方面，不仅经典科学研究的多粒子体系，包括信息论、系统论在内，甚至复杂性研究本身，以及20世纪的所有重要研究成果，也都是循着还原论路径获得的，它们的理论推导都要使用最基本的微积分工具。这提示我们，如果要否定还原论，又要保留微积分工具，至少在策略上和行为上似乎是存在内在矛盾的。而且，从这些科学成果引申出的种种所谓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哲学意义，迄今没有带来有真正价值的新知识新见解，更没有能够做出有效的科学预言，指引人们去切实认识了解自然的努力方向。

    再举一个读者都熟悉的例子。计算机运用十分普遍，它包含有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硬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央处理器，软件中则是操作系统。人们常用集成度来说明中央处理器的复杂程度，现在的奔腾4代处理器集成了约数千万个元件。从还原论角度看，处理器由大量单元逻辑电路组成，这些电路其实很简单，都是由十多个元器件组成的单稳或双稳电路，经典电子电路理论早已对这些电路进行过透彻精确的分析――顺便提及，电子线路的动态分析，也需要微积分工具；另一方面，操作系统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其实是由大量功能软件整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软件都是运用某种程序语言逐行逐句地编写出来的，就像哲学家编写著作那样。一个操作系统包含有数千万行这样的指令。在机器里，软件被翻译成源代码，再转译成机器码，也就是尽人皆知的0和1，或者说有与无。当电脑运行时，这些0与1在处理器里转化成高与低（电平），运算处理之后输出运算结果，当然这些结果是将转化成人们能够懂得的自然语言或图形的。要紧之处在于，计算机的性能，决定于机器内的每一个单元电路每一个微小的元器件，决定于每一行程序指令，没有对这些细节的透彻认识与刻意安排，没有这些细节的通力配合，计算机的运算功能无从实现。

    试想，如果只是从总体上对计算机做一番笼而统之的观察，说一些它是个很复杂的巨系统，包含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功能子系统，有很强大的运算能力之类的话语，总结出它有若干种“性质”，我们对计算机的了解究竟能增加多少？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计算机科学的进步？

    幸运的是，上述计算机的问题对于不是科学家的我们来说更多地只是个已知世界的问题，我们大可以仰赖计算机专家的工作，而只满足于不求甚解。可是，当我们面对迄今为止仍然隐藏在未知领域中的事物时该怎么办呢？该如何入手去了解它呢？同理，我们面对更加复杂得多又变动不居的社会时，如果不仔细考察社会中的个人、家庭、人群的种种情况并得出切实的认识，不了解村舍、工厂、商店的运行机理，不理解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挣扎和努力，我们的认识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其科学性呢？

十四、利用手头的工具将事情做到最好 武夷山   
zt:学习时报

  

    在我们这个求新求变的时代，人们往往将先进的、甚至是自动化的仪器设备视作科研的基本条件。经济实力差一些的地方或单位，往往自认为提高科研实力是没有希望了。其实，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所谓先进的仪器设备，未必就出不了好成果。

    弗雷斯特·米姆斯三世是美国的一位高水平的“票友”科学家。他发明了一种便携式仪器，用以测量紫外辐射和臭氧层。一开始，他只是在得克萨斯州他自己的家里进行测量。后来，他在全世界设点，联合志同道合的伙伴们采用他的仪器进行协同测量。1991年，他发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卫星测度的臭氧层数据与他的数据不一致，就通知了NASA。NASA的官员根本不相信，对米姆斯说，要么是悬浮物质造成了你的测量误差，要么你的仪器有问题。米姆斯又四次走访了地处夏威夷的罗阿·莫纳天文台，因为那里的臭氧测度仪器是世界一流的。结果证实，NASA的卫星数据不准。最后，NASA终于承认了错误，是卫星偏离轨道造成了测量误差。NASA的几位科学家提出，愿意与米姆斯共同撰写一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但NASA的领导不同意。米姆斯就一个人撰写了论文，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有一回，米姆斯问加拿大著名臭氧层研究专家詹姆斯 凯尔, 为什么加拿大科研人员对地面臭氧浓度的测量水平要远远好于美国人呢? 凯尔的答复是再简单不过了: 因为加拿大供不起卫星。米姆斯的深刻体会是：既然我们票友科学家没钱购置职业科学家所拥有的那么高级的研究手段或工具，那么我们只好利用手头的工具将事情做到最好。他也确实做到了。

    法国几位科研人员分别以“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和“法国生物医学研究局”为检索入口，对比了汤姆森科技公司用自动化手段编制的“基本科学指标”（ESI）给出的结果和他们自己手工检索的结果，发现了相当大的差异。根据ESI，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下属科研机构发表的论文中，有253篇进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1％档，法国生物医学研究局下属科研机构发表的论文中，只有117篇进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1％档。而细致的手工检索表明，英国进入1％档的应为513篇，法国应为535篇。换句话说，对于英国的数据，有50％的漏检，对于法国则是80％的漏检。漏检的原因，是计算机没能把所有下属机构都归并到上一级机构中去。可见，在这一情形中，计算机尽管干活很快，但完成活的质量不高。

    为什么先进设备有时倒不利于科研呢？设计先进设备，本来是为了延伸、增强人的感官，进行更好的观察。可是，有些科研人员逐渐习惯于依赖机器设备，甚至迷信机器设备，自己反而不再观察，不再亲历亲为，于是科研发现的敏锐力大大下降，越来越找不到感觉。许多大科学家都认为，亲身观察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一次在乡间散步时，发现一块土壤与周围土壤颜色不同，就问老乡是怎么回事。原来，前一年这里埋了几只死于炭疽病的羊。巴斯德注意到土壤表层有大量蚯蚓带出的土粒，他猜测，蚯蚓从土壤深层爬到表层，有可能把羊尸体周围的腐质泥土和泥土中含有的炭疽病芽孢带上来。于是，他用蚯蚓所带的泥土给豚鼠接种，豚鼠果然得了炭疽病。如今有很多生物学家整天呆在屋里，接触、处理的都是计算机产生的数据，也许倒做不出像巴斯德这样的发现。

    因此说，科研条件较差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如果我们善于选准合适的题目，在有限的条件下勤奋而巧妙地工作，仍有可能取得令人艳羡的成绩。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反对改善科研条件。

晕~~~真长

偶还以为是组图呢,上当了

又一个上当者送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