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呐喊〉自序》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其中对中医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经常被人提起。这使得一些中医支持者非常尴尬。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的父亲在患水肿后被“庸医”——其实是当时绍兴著名的中医——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治死（《朝花夕拾·父亲的病》），痛恨中医而产生的“偏激”看法。其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在新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理性思考的结果：
“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一理性思考，所以鲁迅到日本留学时，先是去学习现代医学，“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鲁迅文章中处处可见对中医的批评、否定。1925年孙中山患肝癌晚期，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他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后来也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自称“只相信西医”。（《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有人认为鲁迅后来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有一篇文章如此说：“随着阅历的增长、思想的趋向成熟，鲁迅对中医的见解，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曾作《经验》一文，其中对《本草纲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书‘含有丰富的宝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加以肯定。在杂文《我的种痘》中，他称赞了我国中医学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古代的种痘法。一九三０年，鲁迅还翻译了日本的《药用植物》一书。这部书吸收了当时生药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丰富、促进中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黄征辉《鲁迅·中医及其他》）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批驳“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证据是：“母亲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结果也治愈了”。
实际上，鲁迅称赞《本草纲目》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不等于是在称赞中医。我们也不否认《本草纲目》中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当然，里面也含有许多臆测、妄想。使用某种中成药，也不等于是在肯定中医，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对中医的人士，也持“废医存药”的观点，承认某些中药是经验的结晶，有其治疗价值。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我的种痘》一文中介绍过他小时候中国人给小孩的三种种痘法：一种是让“痘神”来种（即听天由命），一种是采用古代种痘术，还有一种是种西洋传入的牛痘。文中对古代种痘术没有任何评价，更没有“称赞”。他本人则种的是牛痘。古代种痘术也是一种摸索出来的经验，其他国家也有过，即使称赞古代种痘术，也不等于是在赞扬中医。至于鲁迅翻译日本《药用植物》一书，更与其对中医的态度毫无关系。
鲁迅至死没有看过中医，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赞扬中医的言论，说明他在晚年并没有改变对中医的看法。
（《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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