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愈穷富人愈富 我们需要反思什么

2007年05月25日 09:42:14

来源: 新华网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一次报告中称，社会不公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不相容的，应引起大家的关注。(5月24日《中国审计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人愈富本不应受争议，但如果与穷人愈穷相伴而生，则大抵是社会运行机制和平衡机制尚待改进。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今年3月7日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条件差别，也有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和调节不力的问题。说到社会分配体制，就不能避开垄断行业。一方面水、电、燃气、石油、通信、银行、民航、铁路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领域，几乎都处于高度垄断的市场状态，各种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垄断行业职工福利高企；另一方面，普通百姓生活支出不断增大，形成了普通居民收入向垄断行业转移的隐性通道。当垄断行业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分层功能，垄断企业暴利不破，贫富差距扩大势必难以遏止。
　
　其次，如李金华审计长指出的：政府机关要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但目前来看，“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的体制机制环境”难以尽如人意，种种“潜规则”不只打乱了公平正义，导致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公，还滋生了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使得收入秩序混乱。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府责任担当欠缺，更使这些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服务和产品，成了拉大贫富差距的显性推手，甚至成了过滤贫富的筛子，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在此情况下，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税收调节，又没有根本扭转“贫富倒挂”、“劫贫济富”的局面。中国富人逃税漏税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去年广州发布的“欠税榜”上，近七成是房地产相关企业，清查在案的尚且拖欠，遑论其他？即以个税为例，以前国家个税收入65%来源于工薪阶层，即使去年起征点提高后，工薪阶层可能依然是主力军——看看年收入12万元以上个税自行申报的尴尬局面，即不难理解这种判断。穷人缴税却没能享有良好的国民福利，富人逃税却还能够以更大的优势跟穷人一起争抢国民福利，这难道不需要反思吗？

作者： 燕 农 　　编辑： 黄乐曼

[ 本帖最后由 meteorobs 于 2007-5-28 20:00 编辑 ]

2007年05月25日 09:06:57  来源: 浙江在线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日前在为国家广电总局作审计工作专题报告时指出，社会不公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5月24日新华网)

　　李金华的这个说法，给那些用什么经济模型证明中国贫富差距不大的经济学家，以响亮的耳光。许多网民看了李金华这番话，认为说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去了，都称赞他了解民情，是个好官。其实，“穷人愈穷，富人愈富”(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论断(或叫趋势)，岂止李金华认同，恐怕稍掌握点民情的官员，没有看不出来的，只不过是心里认同嘴上不说罢了。也正是其他官员不说或少说，才显得李金华的这番话有份量。

　　穷人和富人的矛盾是社会公平和发展的衍生品。社会公平了穷人和富人的差距缩小了，这样就可能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社会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要兼顾公平，就必须解决什么样的差距是合理。

　　感慨“穷人愈穷，富人愈富”，不是憎恶富人，不是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是赞扬穷人多光荣，关键是富人是怎么富的。是通过勤劳的双手获得，还是特权影响下的财富聚集？是守法经营下的合理取利，还是肮脏交易下一夜暴富？也包括富起来后能否带富？老百姓不反对真正通过自己的劳动富起来的人，这样的富富得光荣、踏实；痛恨的是权利严重不平等造成的“穷人愈穷，富人愈富”。比如，在就业权利上，且不说大学毕业生就业靠权势关系，也不用说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上，与机关上班族的差距，单说电信、电力、移动通讯等行业，他们的收入为什么高得让常人无法理解？是他们个人有能力有本事吗？不是！他们不就是靠制度下的垄断吗？把这个垄断权交给哪个部门哪个阶层，哪个部门哪个阶层能不富？

　　导致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主要原因是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实质是权利不平等。所以，单纯指望某个官员说句真话是难以奏效的，靠民众的觉醒、抗争有必要，但也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靠制度建设。制度好象一张网，它规范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正直官员只能照亮一个点，他所起的作用更多地在于揭示社会中不合理的东西，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彻底解决问题还要有赖于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营造一个合理的、公平的社会秩序。但话说回来，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最终也要靠人来执行。所以，有了好的制度，还要有执行好制度的必要措施。现在很多社会问题不是能不能解决，而是想不想解决的问题。现在中央逐步加大反腐败力度，从治权的角度来解决腐败问题，将对由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证下的公平分配只是一种理论。而通过积极的经济、法律、公平的社会环境来调节和制约贫富差距的拉大，积极营造是穷人有创造财富的社会机会，十分重要。只有穷人过得去了，全民富裕才是整体社会和谐的根本。

作者： 董宏达 　　编辑： 黄乐曼

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老路

2007年05月25日 09:41:25  来源: 现代快报

中新浙江网5月25日电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日前表示，目前中国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应引起大家的关注。(5月25日《新京报》)

　　李金华是一位敢于说真话、动真格的个性官员，此次他坦言中国存在“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现象，显然也是一句肺腑之言，应当引起人们的警醒与关注。

　　这些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流行着两个“共识”：其一，中国的穷人不能与富人横向比较，而应当与自己的过去纵向比较，这样就会发现自己虽然穷，但生活还是在一天天变好，至少现在的日子要比几年前或十几年前好得多，所以不能心理不平衡。其二，当前社会上出现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人太富，而是因为穷人太穷，穷人之穷与富人之富没有关系，不能说正是因为穷人之穷才造成了富人之富，而且现在的富人还不够富，所以今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也没什么不正常的。然而，在“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严峻现实面前，上述两个“共识”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了。

　　所谓“穷人愈穷”，是说一些穷人并没有不切实际地与富人攀比的非分之想，而只是实事求是地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也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去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也证实：有百分之十几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出现了下降。这百分之十几的居民，大约就是那部分正在变得“愈穷”的穷人。如果任由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又怎能要求他们保持心理平衡呢？

　　再看“富人愈富”。我们当然不能说，富人都是因为掠夺穷人才一夜暴富的，也不能说穷人都是因为被掠夺才变穷的，但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出现下降的事实，部分地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掠夺了，他们的财富的确被转移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比如那些在不规范的国企改制中被区区几千块钱就“买断工龄”的工人，那些在不规范的土地征用中失去土地而一无所获的农民，他们变得愈来愈穷，几乎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与此相应的是，通过不规范的国企改制和土地征用，一批新贵、富豪应运而生。吴敬琏认为，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那些腐败者和垄断者的拿手好戏，不正是不动声色、不由分说就将普通人的财富转移到他们手中么？

　　古人有言：“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现象的存在，影响了改革的普惠性，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遏制“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恶性循环，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和完善以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与救助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要把民生领域作为政府公共投入的一个重点，为愈来愈穷的穷人托底。第二，继续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政府职能转变，严厉惩治腐败行为，大力破除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为低收入人群提升素质、提高竞争力创造平等的机会和良好的环境，为穷人走向致富之路充电。第三，完善税收制度，条件成熟时应对房产、遗产、财产赠与等征收财产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提高国家和社会扶助穷人的能力，达到损富人之有余以补穷人之不足的目的。

2007年05月27日 00:21:29  来源: 红网

茅于轼说，应该理直气壮消除对企业家存有的偏见。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钟伟教授认为“经济学家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早就大声疾呼“要保护富人利益”；同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醒我们“要善待对社会作贡献的企业家了“……尽管温家宝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提出过“穷人经济学”的观点、并表示“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就会懂得许多原理”，遗憾的是，在我们那些当起了富人们的“监事”、“独立董事”等职位的经济学家们视野里，离“穷人意识”、“民生意识”渐行渐远——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学界最“写真”的现状：对穷人缺乏体验与认同、对富人充溢着褒赏与悲悯。

　　茅于轼先生是我敬重的经济学家，但是很遗憾，这个“优先保护富人”理论却让人疑窦丛生。首先，茅先生教育我们要“理直气壮消除对企业家存有的偏见”，这话听起来非常类似“要理直气壮地消除对小偷存在的偏见”，民众之所以有这般错觉，实在是中国部分(似乎还不是一小部分)企业家们在“规避秩序上的天赋”与“企业社会责任上的痴呆”落差巨大，要消除偏见可以，但我们得问问这种“偏见”是何以形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千万个例子来证明某些企业家的不值得尊重，但，我们能多大程度上证明这种“偏见”是中国老百姓对富人的嫉妒性眼红呢？

　　其次，茅先生认为“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这话当然正确，正所谓“沙砾之中也有黄金”，但，一个社会保持对富裕群体的警惕与审慎比“不可原罪企业家”更迫切。茅先生说：“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这个逻辑很悖谬，就譬如在一个庞大的小商品市场上，消费者天然以假冒伪劣的警惕去甄选商品，茅先生却告诉我们说“这个商品市场是纯洁的，那些被曝光出来的假货在经济学上根本不可以称其为商品，所以小商品市场是不可以被怀疑的”，问题是，假冒伪劣的是当作商品来卖的啊；周正毅等人在未曾被查处之前，不照样招摇在“中国企业家“的行列(甚至是前列)吗？茅先生以“好的中国企业家”概念来偷换了“中国企业家的概念”，难怪满眼都是经济圣人。原谅我再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周正毅等人”混迹在“中国企业家”概念里的时候，茅先生何以不早早就把其澄清出去呢？不然，一旦东窗事发，这只能印证了“中国企业家原罪说”的先见之明啊。

　　第三，至于“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逻辑是天真主义的，即便要实现，也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所有的富人收益都是血汗所得、智慧所得；二，富人充满了社会责任的道德自觉，把改变穷人命运视为己任。修正后的《宪法》所保护的，也只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而不是基于资产数量上的“富人”身份，富裕不是罪，同样，富裕也不得任何“优先”特权。茅先生说：“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已经不是刚刚起步的那几年了，“第一桶金年代”早已过去，如果还拿法律道德底线下的“次法律道德”标准来衡量，怕是难逃“和谐”与“法治”的拷问。至于“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的担心更是多虑了，非正义的富人倒下了，社会财富还在，也更利于有序的富人接班。

　　正如法律不是依靠自觉遵守就可以贯彻、需要的是立法的健全和执法的公正一样，社会财富的配置从不会自发地趋向公平与正义。郎咸平先生在《中国经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我个人从来不相信所谓民营企业家的良心，因为我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证良心。”其实，保护富人是个伪命题，因为，在中国，所有公民都在宪法的庇护之下，相反，在穷人得不到充分保护的资源语境下奢谈“保护富人”是相当危险而诡异的，它很可能对“贫富关系”造成舆情上的断裂与伤害。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舞台上，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群体的逐利本性与穷人的挣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们警惕。

作者： 邓海建 　　编辑： 黄乐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