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未解之迷--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拨开迷雾见太阳，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起到了证史、补史和创史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1、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谜
有人认为，三星堆体小扁薄磨制的斧、锛、凿等石器和夹砂灰褐陶器、平底器等陶器及纹饰，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
有人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勺把等器物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可能来源于溯江而上的某种古代的地区性文化。
有人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其主体部分来源于山东。
一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
2、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之谜
已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三苗说等不同看法。
一般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颇有关系，其主体居民可能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其族属为氐羌系。三星堆遗址的居民是由土著与多个外来民族融合而成的。
3、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之谜
有人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松散的部落军事联盟，是附属于中原王朝的一个地域性方国。
一般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是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已建立起自己的统一王朝。
人们推测：三星堆古蜀国的政体形式，或是以王权为主的政体；或是以神权为主的政体；或系神权与王权合二为一的“政教合一”的政体。
多数人认为，三星堆原始宗教崇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有自然崇拜，又有祖先崇拜，更有神灵（包括泛神及主神崇拜），表现出同一个神权政治中心的多层次结构和网络体系。
4、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产生之谜
三星堆青铜器群所表现出的令人惊叹的青铜冶铸技术及其所代表的青铜文化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确实使人难以猜测！
有人认为，这是蜀地独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有人认为，这是受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受荆楚文化影响。
有人认为，三星堆青铜器颇受西亚、近东、南亚等地的外来因素的影响，是文化采借的产物。
更多的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群的产生因素，有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属于自身特点，即本地因素。
5、三星堆古蜀国的兴亡之谜
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三星堆古蜀国最繁荣的时期属鱼凫王朝时期，这是目前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看法。
有人认为，三星堆古蜀国属杜宇王朝时期。
也有人认为，三星堆古蜀国属开明王朝时期。
一般都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有一个发展壮大，由胜转衰的过程，立国时间在千年以上，与传说中的几代蜀王均有关系。灭国时代约在商末周初，灭国的原因为政权更替。以后，蜀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及附近地区。
6、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之谜
两个祭祀坑的年代，素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目前学术界更多的人倾向于商代说。
7、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之谜
祭祀坑说：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进行某种大型祭祀活动的遗存，祭祀的对象为天地山川祭祖先神祇，与三星堆古蜀国王朝内部的改朝换代有关。祭祀坑说在目前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
墓葬陪葬坑说：两坑器物是某代蜀王去世后的陪葬品，两坑周围可能还有墓葬而尚未发现。
厌胜掩埋坑说：注重两坑器物均被不同程度的损害后进行掩埋这一特殊现象，认为是巫师对这些“失灵”的神武加以砸击、烧毁、丢弃，以此来刺激灵物及祈福禳灾，是古代萨满式文化的产物。
器物坑说：两坑是古蜀国统治者生前所用器物的掩埋坑，掩埋的原因与王朝更替和亡国有关。这种看法认为器物坑本身与祭祀并无关系。
封禅说：两坑性质与上古时代颇为著名而久已失传的“封禅”大典有关，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王朝内部改朝换代举行“开朝大典”重大祭祀活动的产物。
8、晚期蜀文化的“巴蜀图语”之谜
四川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少器物上有一些图形符号，即所谓“巴蜀图语”。它们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或是某种特定的标志即地域性宗教符号？或者，其中某些部分具有文字意味？
毫无疑问，“巴蜀图语”的破译，一定会对解开三星堆之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文摘自《电脑迷》2007年6月上期光盘

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被史学界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然而虽经70多年的发掘、研究，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那里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

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 “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

三星堆文化没有文字,但有象征符号,鸟、虫、鱼、人、羊……特别是鸟形器与鸟形纹,一眼即能辨认。这些符号与纹饰一道,构成一个把自然界与人间万物召唤在一起的神秘系统。这是远古以来图腾崇拜的遗存,其中尤以鸟图腾最为明显。从空间上看,以鸟图腾为巴蜀族徽的器物分布最为广泛;从时间上看,鸟图腾有自身的发展历史。

一、从氏族徽铭图腾到文化图腾

绝大多数三星堆文物被集中发现于两个祭祀坑,而并非像大多数三代文物是在墓地被发掘。从龙山文化时代起,黄河流域形成的新石器文化中心地区,已普遍出现大型墓葬和祭祀建筑。但至少到现在为止,三星堆古蜀时期墓葬现象还鲜有发现,这表明与中原地区相比,其宗教内涵有所不同,宗庙式祖先崇拜还未形成,其祖先崇拜内容还处于原始宗教早期阶段,与动物自然图腾崇拜并存。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古国、古城、古文化遗址,其埋葬现象也不同于商文化时期。“倾倒”在两坑中的器物数量大、种类多,并且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这表明三星堆遗址不是一般的墓葬遗址,它不同于中原的埋葬体制,核心原因在于其宗教内涵有所不同。按翦伯赞先生的观点,是由于图腾崇拜的影响程度不同。“从宗教方面说,前氏族社会时代之万物有灵的信仰,到氏族社会时代,便发展为图腾主义。图腾主义与万物有灵不同之点,即万物有灵是对一般的自然现象及动植物之盲目的崇拜,而图腾主义则是对一种或数种特定的自然现象及动植物的崇拜。”图腾主义最初是发生于人类经济生活之外的性质,是对自然物之物质性的崇拜。但经过长期的发展,由于自然现象与特定的动植物之人格化,于是又造成了无数的神。据传说所示,“在中国历史上,自传说中之伏羲氏时代以至夏代,皆有图腾信仰存在。《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语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里所谓云、火、水、龙、鸟,都是当时氏族社会的图腾。”

古代巴蜀宗教变革的核心是祖先崇拜内部的演化,而这一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则是祖先崇拜中心的变化,三星堆文化揭示出宗庙式的大型祭祀场所是当时宗教活动重要场所,而非同周秦之际的家族墓地中心。由于在城郭中心的祭祀场地集中进行,表明古蜀时期祭祀对象集中,拥有共同的神灵。其祖先崇拜直接来源于图腾崇拜,二者形成交叉状态。

从三星堆器物的分类来看,鸟形器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羊、龙等动物。人的面目往往与动物合在一起,很少独立的人像,即使有,也伴以动物特征并装饰有动物纹饰。这种器物分类表明,三星堆祭祀坑的祭祀对象为一些氏族共同的祖先,这些祖先又来自共同的图腾。

考古实物表明,三星堆文明在其晚期的核心宗教观“祖先崇拜”形成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鸟兽自然图腾崇拜时期。这二者之间迄今仍难以发现交界的痕迹,可以说图腾崇拜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祖先崇拜观念,不仅其所祭祀祖先神灵直接由图腾崇拜脱胎而来,而且,二者在祭祀观念、祭祀仪式上有着明显的交叉融合的特征。图腾是识别三星堆文明的标志。

三星堆以鸟形器为主的大量动物造型器物的存在,表明它离一个以动物图腾为主的图腾崇拜时代并不遥远。从原始宗教发展来看,祖先崇拜的文明程度更高,因为它是人类对自身灵魂的崇拜。而图腾崇拜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现象和生物的灵魂的崇拜。图腾崇拜的对象往往是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作为自然界现象和生物的灵魂,又代表着人类生存的抽象,乃至发展为生命力的抽象,自然界——生产资料——某种生命体,形成图腾崇拜的生物链。当图腾崇拜与人类生命的繁衍和维持联系起来之后,就形成祖先崇拜的萌芽,人类从崇拜生活资料的本身,进化到崇拜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经验,形成对祖先及氏族英雄的崇拜,祖先崇拜开始形成。

所谓图腾,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氏族徽铭的图腾,一种是经过加工作为象征的文化图腾。前者是远古时代的原生态记录,后者则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至今还在某些地区民间宗教中使用。三星堆古蜀文化从氏族族徽的图腾走向文化图腾。

“按照中华民族的文化史迹,图腾即人类族团。该族团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或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某物类、或族团的重大社会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礼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后世者也。……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其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氏族徽铭图腾必然要经过文化图腾才能发生作用并传承下来。

“凡被族团崇拜并作为族徽号标志的自然物类,皆谓自然图腾。它把自然图腾描摹改写为艺术形象———人的能动意识使其物化为意态形象时,就是文化图腾,二者不能混。图腾内涵,就构成一个族团群体、首领、个人裔支的世代相承的共同称谓,共同‘始’、‘氏’,共同的标志,共同的旗帜(徽铭),由此而有原生图腾”。图腾是一个包容性的文化形态,既有物质性,又有纯精神性,“既有符号徽识性,又有直观形象性;既是观念习俗的,又是神圣宗祀的;既是实用的,又是哲学意味的;既是现世的徽帜,又是族史丰碑。它简直无所不包,并由此派衍出象形文字、指事文字、会意文字、标声文字、绘画、纹身、服饰、习俗、宗祀礼仪等等。图腾崇拜,及由此产生的图腾徽铭文化、图腾制度,是许多中国远古史之谜的一把钥匙。”

氏族徽铭图腾到文化图腾的转换过程在三星堆器物中体现得较为充分。神话记载也与三星堆文化图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星堆器物表现的神秘性,正来自于其族徽图腾以及文化图腾的复杂性。这个神秘系统证实,三星堆宗教内含有一个由动物崇拜到祖先崇拜转化的过程。

古蜀氏族祖先的传说伴随着某些神圣的动物、植物,半人半兽,这些远古祖先的形象就成为图腾的由来。图腾又是氏族神的起点,由远古祖先半人半兽的形象,到图腾崇拜,再到氏族神崇拜,应该是三星堆图腾崇拜观念的主线。三星堆所供奉的神,就发源于图腾崇拜所显示的远古祖先神灵。可以推测,在古蜀王族这个地方不只一个部落,其中有些部落信奉的保护神为鸟神,有信奉龙神的,有信奉羊神的。从《山海经》等神话记载可见,很多氏族与某些动物神有关,而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英雄崇拜在蜀地则不多见。在华夏各族,女娲、伏羲这些祖先神、创世神更多具有人形,但伏羲女娲仍是人首蛇身。从三皇五帝开始,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蜀族也不例外,并且这种图腾的信仰一直流传到后代。据翦伯赞著《先秦史》所说:东方伏羲氏为蛇(或龙)图腾;北方犬戎族为犬图腾;南方大多以猛兽为图腾;中部炎帝族,牛图腾。西方黄帝族的首领黄帝号有熊氏,为熊图腾。其它统率的氏族以熊、罴、貔、貅、虎为图腾。西南蜀地远古图腾无可靠的文献记录,而三星堆文化的出现,以实物的方式显示,鸟图腾是其主要的氏族神,以此产生鸟为图腾徽铭的文化图腾。证据有三:一、三星堆器物中鸟形器、鸟纹饰占了绝大多数;二、神权王权合二为一的金杖上面鸟的刻纹在中心位置;三、与鸟有关的神树。

鸟崇拜有深远的自然、历史、社会原因。蜀地多山川河流,四周高山峻岭,鸟是当时人们所知道飞得最高、飞得最远的动物。鸟的作用十分神奇,由于它与人们生活可远可近,与自然万物、草木虫鱼能相处和谐,甚至在“鸟”通“日”的传说中,还可指代太阳,而为终日雾霭遮蔽的蜀地带来光明,发挥着不同寻常的社会作用。《山海经》记载了大量有奇异作用的鸟:

“小华之山……鸟多赤鷩,可以御火。”

“英山……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虫。”——《山海经·西山经》

“梁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嚣,其音如鹊,食之已腹痛,可以止痛。”——《山海经·北次二经》

“北号之山……有鸟焉,其养如鸡而白首,鼠足而虎爪……亦食人。”——《山海经·东次四经》

“青要之山……其中有鸟焉……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山海经·中次三经》

“有比翼之鸟。”——《山海经·大荒西经》

多种奇异功能,超凡神力的鸟,在《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大量出现。联想到这些描述中鸟所生存的环境,可以看作是有着真实的现实依据的远古西南地区先民生活现实的神话反映。由此可以联想到古蜀先民对于鸟的神力的依赖和崇拜。鸟与祖先神联系在一起,鸟“有功列于民者”,鸟的图腾作为氏族神图腾的徽铭与祖先神自然联系在一起了。斯宾塞在其代表作《社会学原理》中分析了这种氏族神崇拜背后的人格化因素:“在这种超自然神的背后,也正如在其他一切超自然神的背后一样,我们可以找到某种属于人类特性的人格。对于一切超越于普遍事物的东西,野蛮人就认之为超自然的神圣的。超群的氏族神也是如此。它也许不过是记忆中帮助建立部族的动物;也许是一位以孔武有力、骁勇善战而知名的领袖;也许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巫医;也许是某些新器物的发明者,甚至他也许并非部族的成员,但却带来了智慧和知识的异乡人;或者也许是由于征服获胜而握有主权的优越种族的一份子。”

在图腾与氏族神的关系中,图腾是一个包容性更大的文化现象。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认为受到“图腾信仰”的动物,都是用作大宗食料的。他引弗雷泽的观点分析说:“图腾制是一种密切关系,相信存于两种对象之间:一面是宗教人群,一面是天然物或人造物;后者便是前者的图腾。所以图腾制包括两方面:一面是社会的状态,一面是信仰实现的宗教系统。宗教一面,表现初民对于环境的关心,以及对于重要物体取得联系而且加以控制的欲望。这类物体,最普通的是动植物,其次是有用的无生物,很少是人自己的制作物。受到‘图腾信仰’的动植物,都是用作大宗食料的,不然,最少也要可食,有用,或作装饰的。这些图腾物都为图腾族的分子视为禁忌。欲使前者繁殖,后者有时举行仪式与礼节。至于社会一面,图腾制能将部落分为更小的单位,如人类学上的母系族、父系族,氏族或半族之类。”“因此我们所见于图腾制的,不是初民对于神秘现象的玄想,乃是两项心理状态的混合;一面对于环境中最为切要的东西有实利主义的顾虑,一面对于美鸟、爬虫、危险动物之类使人想象,引人注意的东西有一种先入的意见。”

宗教人类学家认为,宗教的实质是社会属性,原始宗教同社会组织之间有亲密的关系。正如罗伯尔森·史密斯所说:“原始宗教主要为地方社会的事,而不是个人的事。”涂尔干说:“在大体上……一个社会只因具有超乎个人的势力,便也具有足以感动神圣之念的能力,因为社会对于分子就与上帝对于信徒一样。”因此,“图腾”是原始宗教中最社会化的反映,一旦某个氏族群体有了共同信奉的感动神圣之念的能力,并借用图腾作为族徽表现出来,就形成了某种集体心理结构,一代一代传下来。当族徽成为结构性的作用,本质的力量就显示出来,形成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可借用宗教表现出来,更实用的方法是借用艺术,在祭祀活动中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种建立在社会协作基础上的图腾崇拜时期是走向祖先崇拜的关键时期。三星堆文化这一时期的遗存很多,承载着远古氏族的图腾神的多样混杂,又有着长江上游地区乃至巴蜀地区图腾神的独特性。这就是:一、以狩猎、渔牧为主的动物图腾;二、以氏族协作和分工的生产方式,突出对于自然的征服力。显然后者已具有对人类灵魂和生产经验的图腾,已经进入图腾文化阶段了。它表征为借图腾族徽凝聚氏族力量,使动物图腾转化为祖先图腾。

《山海经》里记载了西南方11个古国,分别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这些古国已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或渔猎,或畜牧,或农耕。不同的“古国”实际上是不同的氏族,各自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图腾。一个族团选择何种物类为图腾,是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和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特征、谋生手段、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特征与族群、成员、地域、宗教信仰结合,用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表现出来,以区别于他族。当选定的动物作为原生图腾之后,还有一个与族人结合的过程。图腾使一代一代的族人凝聚起来、传承下来,同一族团形成共同祖先,敬祖崇拜也就产生了。

翦伯赞先生认为:“祖先崇拜从图腾主义发展出来的痕迹,我们至今还可以从神话中看出来。在神话中,把许多神话人物都描写成一半动物一半人类之人兽混体的形象。这种人兽混体的形象之创造,说明了当时的人类企图预予祖先的灵魂以图腾之威力,因而在人类与动物的肉体型上建立其关联,从而企图从肉体的关联达到灵魂的过渡。”在《山海经》的神话中,有“豹尾虎齿的西王母”,有“人面豹尾”的武罗,有“人状虎尾”的泰通,有“人面、羊角、虎爪”的器圉,有“人身龙首”的计蒙,有“兽身人面”的祝融,有“牛状、八足、二首、马尾”的天神,有“人面、牛身、四足、一臂”的飞兽神。此外,还有“人面马首”、“人面蛇身”、“马身人面”、“豕身人面”等各种人兽混体的神灵。“这些神灵,一方面是动物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动物化,就在动物的人格化与人类的动物化之相互的关系中,于是完成了由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之转化。”有不少三星堆器物体现了巴蜀族徽特征,如羊与人的结合就是“羊身人面”族徽,鸟与人结合就是“鸟首人身”等等。除人兽组合之外,族与族之间还可以联盟,比如龙族与鸟族结合,便有了氏族图腾徽铭的混杂组合,于是有了“龙首鸟身”,或者“龙身马首”。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出现两个以上族团的联盟,也就有了更复杂的组合。联合是一种趋势,分化则是另一种趋势,因此又有了同一祖先分化出来的衍生分枝的图腾,比如龙就分成了数十种象征物。各族的联盟与衍生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从器型上看,三星堆文物除人面具之外,基本上都是人与动物组合,也有单纯的动物器型,这一点不同于二里冈文化,后者动物造型在器型上较少见,动物特征更多表现在纹饰上。而三星堆则不论器型、纹饰,可以说基本上都呈现出动物特征,可以说三星堆是一个图腾族徽时代的形象记录,在这点上,表现出独特的蜀文化特征。

二、鸟图腾与巴蜀族徽

(一)“纵目”与鸟图腾

古代三星堆地域的郡望为“瞿上”。“瞿”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为“鹰隼之视也”。其特征就在于上有双目。它特别强调“视”即“眼”的功能。《华阳国志》也有“蜀人纵目”之说。“纵”的本义是“放”、“向上”,三星堆纵目面具表明了对眼睛的特殊崇拜;而“纵目”也是鸟的特征,它来自于对鹰类动物敏税目光的想象,从文化渊源来看,是鸟崇拜的产物。笔者认为,对“目”与“鸟”的崇拜构成三星堆图腾崇拜的核心内容。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海外北经》:“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海内北经》:“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人面而一目。”据考,“中”者“纵”也,即面额上树立着一只眼(至今台湾省高山族蛇图腾纵立一目)。在《山海经》里也有龙神“纵目”之说。“纵目”是三星堆鸟图腾的主要特征。

但是,就三星堆鸟形器图像形态来看,它还显示出更多的图腾特点,特别是与商族鸟崇拜的共同特点。

(二)商族与蜀族鸟的图腾徽铭

商王族为玄鸟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玄鸟即萑鸟。再看商族族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亥”字示畜牧,鸟示鸟图腾。商人祭祖重器以鸮为图腾;苍龙、蜗龙只是作为鸮的陪衬。鸮鸟是商族徽,配以凤纹。妇好墓出土有鸮尊,可见其地位之高贵。鸮是猫头鹰一类的鸟,三星堆也有类似的鸟。

商王族又称弱玄氏族,三星堆大量鸟形器的存在证明古蜀与商族的密切联系。在彝经《十大名将》中可以看到四川西昌、德昌等地历史上就有鸟兽图腾的记载。一个部落召集各氏族对外战斗,“……尔其为飞燕,尔若为飞燕,天空云际,与鸿雁颉顽……十大名将,来至阵前。”因此鸟图腾并非商王族的专属,在图腾时代,鸟图腾也是长江上游西南一带及古蜀地重要图腾。由于图腾时代早于商代,上面彝经提到了“飞燕”、“鸿雁”应是氏族酋长所统辖的氏族图腾徽铭,飞禽对飞禽,虎豹对虎豹,氏族间的战争以相类的图腾敌对,可以看到图腾的广泛使用以及先民对其依赖的程度。在原始社会中期,图腾已作为原始宗教的代码,可以代替神的意志。人们以隆重的祭礼向它乞灵,祭者相信这些神鸟能决定族人兴衰,并且它与人有血肉联系,相信不仅前世有鸟作为祖灵,后世也将变为鸟而获不死灵魂。那么,为什么鸟的崇拜现象那么普遍呢?应从神话中寻找解释。

(三)大量鸟图腾形成原因试探

上述对巴蜀族徽的发现使我们感到,以鸟为图腾徽铭的氏族部落是三星堆古蜀先民最大的部落,其它以羊为族徽的羝羌族和以蛇为族徽的鬼方等族属在这一地区都未形成大的气候,唯有鸟图腾,在这里形成最大的一支部落并延伸到后世,其原因有三点:

之一,蜀地多山,各山神中多为异兽,有善有恶,而鸟是其中吉物。

《山海经·南山经》:“基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佩之不畏。”

“浮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是食人。”

《东次二经》:“姑逢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见则天下大旱。”

这些“如虎”、“如羊”、“有翼”的异兽实为山神,属于组合型图腾氏族的族徽,其作用或“佩之不畏”,或“见则天下大旱”,使人畏惧,但鸟图腾就不一样了。

《山海经·大荒西经》:“氐羌以鸾鸟。”(孔晁注:鸾大于凤,亦归于仁义者也。)

“有弇州之山,五采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风。”

“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

“奇干普芳。善方者,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昧,皆东向。”(孔晁注:奇干亦北狄。善芳,鸟名;不昧,不忘也。)

这些见诸文献的神话传说直接描写了蜀地及西南方三鸟,为古蜀先民鸟的图腾崇拜留下了较为可信的文献依据,也为三星堆器物鸟的图腾文化留下了历史的注释。这里描写的五色鸟均为吉祥物。

之二,众多胞族构成了鸟图腾的相异与聚集。上古以前巴蜀之地分布着不同的部族,以鸟为图腾的蜀族大概类似于少皞氏之族,由若干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各部落又信奉着各自山神鸟为主体的图腾徽铭,我们可以参考少白氏胞族的构成与鸟图腾的关系:“属于第一个胞族之五个氏族,是以凤鸟、玄鸟、伯赵(即伯劳)、青鸟、丹鸟五鸟为图腾。”

三星堆的部落构成形式与此十分相似,各部落有各自的鸟图腾,组织严密,区分多样,古蜀族鸟图腾已形成普遍的信仰。三星堆的鸟形器的不同种类显示出图腾在各氏族中不同的族徽特点。

三星堆青铜器中鸟的种类很多,集中在二号祭祀坑。主要的器物功能为:一、作为青铜神树、神坛、神殿的挂饰出现;二、人形器的纹饰;三、鸟形人像。三者之中以挂饰居多。

除祭器、礼器上的鸟饰、鸟纹、鸟形器之外,还有大量鸟形挂饰。按《三星堆祭祀坑》对考古现场的分析,这些挂饰与铃、铃挂器结合使用。如F型“尊栖鸟形”挂饰,鸟的前后均有羽状翼,同铃的羽状翼相似。同样,鸟也呈钩喙、大眼、浅冠,额上有8字形链环,显然是系在某物上做为某种象征意义的饰物。

最集中的物件为8件鸟形饰,共六种类型,有明显的不同,差异主要反映在翅羽和尾羽上。A型“翅羽尖端向前勾卷,尾下侧铸成双勾云雷纹状,尾羽高耸上翘呈刀形”。B型“头顶和翘尾上均有一高耸的刀形羽,排列呈川字形”。C型长尾,“尾羽球分歧,一尾羽在上,向前勾卷,另一尾羽下垂收成尖端”。D型羽翅呈刀状,一尾羽在上向前勾卷,另一尾羽尖端略下垂。(以上叙述参见《三星堆祭祀坑》)

总结上述各类,可以看出鸟的相似之处在于嘴部:基本上都是钩喙,头部也大体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翅羽和尾羽,或下垂,或上翘;尾型或分岔或聚扰,此外有刀状尾羽和夔龙型尾羽,它们代表不同氏族徽铭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族属神灵。当它们聚居在一起时,又显示出古蜀族鸟图腾的统一符号体系。

之三,与其它动物相比,鸟的作用在巴蜀地域更为重要。

鸟的种类多样反映出对鸟的重视与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没有哪种动物像鸟这样既被描摹得逼真,又被夸张变型。在图腾文化中,三星堆鸟图腾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一支。也没有哪种动物图腾像鸟图腾一样有崇高的地位。它出现在神树、神坛、神殿、礼器这些享有至尊地位的器物上,带有与神对话的性质,没有鸟、神树就失去意义,没有生命。

在古代神话里,鸟的意象太丰富了,从简狄吞鸟卵生商契到后羿射日的“神鸟”,既有造物之意,又有创生之象。鸟的作用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或“见则大旱”,或“可以御火”,其形象复杂多变、神秘怪诡,有状如人面、有五彩纹身。不仅有神圣作用,而且有世俗作用:可以“止病”,可以“止渴”,可以御兵,可以长寿,或为“比翼”,或为“牝牡”。其颜色:青、白、黄、红、五彩……不一而足。其品德被赋以仁义、勤劳、有信、忠贞。因此,几乎人间一切活动都有鸟的参与。鸟为各山山神,由山的不同决定了神的不同,也就决定了鸟的不同。大概因为鸟能腾飞与天接近,超过最高的山,最高的树,它被赋予了更多的神圣色彩。

(四)鸟图腾与祭天

鸟崇拜不仅属于巴蜀独有,鸟的图腾在商代以前早已有之,但可以说,在巴蜀之地,鸟图腾才真正得以大行其道,多方面显示了鸟图腾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当属与太阳神有关的“天帝”崇拜作用。西南地区遗留下来的新石器时代崖画,可以看到西南地区土著与西北古羌人相似的借鸟的“飞腾”祭天帝的内容:

“在云南邱北县南盘江流域的狮子山,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只人形鸟的崖画。鸟用赭红色线条勾画而成,头部为鸟头形,有尖嘴,躯干由两条弯曲的线条组成,似象人体。其手臂上各有两组羽毛纹饰,头部画有冠状羽毛,纹饰不对称,上下翻飞,给人以鸟在空中回旋飞翔的动态感。”

此外还有以鸟祭天的崖画。

这些在石器时代产生在巴蜀地区的崖画,表现以鸟象征祭天,带有原始宗教的图腾崇拜的特征。三星堆神树上的铜鸟,神坛、神殿的各种铜鸟饰件,很多都与“天帝”崇拜发生关系,与对太阳的崇拜有关。

因为鸟有替天行道的作用,《山海经图赞》称:“有神人面,身鸟素服,衔帝之命,锡龄秦穆。皇天无亲,行善有福。”

鸟本身就是神灵:“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山海经·海外北经》)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还有日、鸟同一说。《楚辞·天问》:“羿焉射日?鸟焉解羽?”(王逸注:《淮南子》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山海经·海外东经》:“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

按照天帝崇拜的观念,神灵是居住在天上的,与天最接近的动物便是鸟类,因而巴蜀有将天体崇拜与鸟图腾一体化的倾向,也就有了鸟崇拜的信仰,。他们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为天帝所造,由天神所主宰,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灵魂崇拜的仪式。以鸟为主要图腾徽铭的蜀族显然是这种仪式的倡导者之一。

三星堆文化由早期图腾的自然选择,到鸟图腾的王权性质,再到神坛中鸟的神权位置,在器物形态的网状结构中凸显出鸟图腾的核心意义。从空间上看,三星堆丰富的器物是由鸟图腾召唤在一起的;从时间上看,鸟图腾有自身的发展历史。从早期简单图形的陶鸟头勺把发展到神坛神树上精致的铜鸟造型,可以看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注入的宗教观念与世俗需要。由实用走向审美,由图腾走向宗教,是器物形态与巴蜀图腾文化的必然走向。在图腾中注入宗教内容,也就使图腾走出了神性特征,而进入了人性特征。因为宗教是人的创造物,宗教内容寄寓了人的思索。至此,鸟的飞腾不再是早期生产活动的自然记载,它已进入了人类灵魂的探究,到达人的自由境界,这里直抵美的境界。鸟的作用被放大到不可知的程度,就只能靠天来指引了。天是无限的,鸟图腾作为巴蜀族徽所要达到的境界,也就被推测到神秘莫测的高度,表现出“祭天”与“齐天”,升腾与自由的原始宗教精神。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城西鸭子河畔，南距省会成都约40公里，北离新兴工业城市德阳26公里，是我国一座大型的现代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于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落成开放。 馆区占地20公顷，主馆面积7000平方米。馆体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为一体，力图表现三星堆文化的苍古雄浑及三星堆文明的博大精深。

馆内展厅面积4000平方米，展线长逾 800米，以《古城古国故巴蜀文化陈列》为主体内容，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铜器等上千件珍贵文物。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陈列充分运用各种现代表现手法，通过精心的空间组合，力求在内容设计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和创新，旨在使三星堆这一大批精华荟萃的文化瑰宝在博物馆这座神秘梦幻般的艺术殿堂得到充分的展示，文物内涵得到更深的发掘，从而使更多的观众熟悉中华历史，热爱中国文物。

博物馆集文物收藏保护、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等多种职能为一体，采用现代化科学手段实施管理。馆内设有中央空调和多功能的声光系统；严密的消防、监控装置和计算计管理体系。

馆外环境布局巧妙，匠心独具。有气势恢宏的仿古祭祀台和供现代文体活动的大型表演场；有古典风格的附属建筑群和功能齐全的餐饮娱乐设施; 有绿茵如毯的草坪、宽广明丽的水域湖面、 造型别致的假山、古拙质朴的水车；还有供孩子们嬉戏游玩的儿童乐园....... 小桥流水、湖光岛影，古树奇葩，花香鸟语，四时风物，尽呈眼底，观众在观赏了雄奇壮伟的三星堆文物之后，亦能领略川西园林婀娜多姿之秀色。

三星堆遗址是古巴蜀先民的家园，三星堆博物馆则是现代人们探幽访古的胜地。博物馆张开热情的双臂欢迎五湖四海嘉宾朋友们的莅临，导讲员亦将以优质的服务带您步入三星堆这谜一般的“远古王国”。

三星堆是我国现代考古学起步时期最早发现的大遗址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三星堆遗址被发现,到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掘,三星堆就以历史久远、文物精美、文化独特、神秘莫测而引起世人的瞩目。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它距今约有4000—5000年的历史。据专家推测,三星堆应是成都平原历史最久的古蜀国的中心,而且它处于与之相连续的系列古文化遗址的中心位置,从科学角度来判断,在其周边还会有一系列与之相呼应的遗址群。因此三星堆的发现对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它的发现与长期以来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其次,它的发现也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传统上认为在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等观念。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证明,它应是我国商周时期前后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它的文化虽然具有独特性,但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三星堆遗址是我们了解四川地区,甚至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如何评价三星堆的发现？专家们认为,三星堆的发现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能够改变人们对古代历史或文化的认识。三星堆的发现毫无疑问可称之为重大发现,它完全可与当今世界上的一些重大发现相提并论,如德国特洛伊古城的发现等。

世界考古学界公认,对于古文字的解读与破译,属于重大的科学难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完全没有被解读破译出来的古文字没有几种了,也就是玛雅文字等两三种。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古蜀文字属于未被破译的古文字之一。而且,不仅仅是文字我们目前无法破译,就是一些出土的文物本身,考古学界以前也根本没有见过,甚至都叫不出名字来。因此,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进行。

三星堆发掘现场

三星堆以其众多精美的文物和伴生的众多难解之谜，引起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人类学界及广大旅游者的浓厚兴趣。据考古发掘和史学界的初步考证，三星堆遗址区代表的是距今4000—5000年前的文明。有专家认为：“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之一。”

三星堆遗址区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众多难解之谜的双重属性奠定了其巨大的旅游价值：具有世界级精品的旅游资源。

三星堆遗址区的保护利用，对广汉地方特色文化的形成和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文化是地方综合实力的象征，三星堆遗址的利用与古蜀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可使广汉城市填补上浓厚的文化底蕴。

如何保护和利用三星堆遗址区是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根据国内外遗址区保护与利用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得出的结论：保护是利用的前提与基础，利用是保护的目的和结果。对三星堆遗址区的有效保护包括：保护遗址区格局完整，治理环境，突出重点，保证遗存不受破坏；积极利用，建成以展示三星堆历史文化风貌为特色的古文化遗址旅游区。

处理有效保护和积极利用的措施。规划设计：动态规划、过程模拟与控制等的规划思路创新，以及将三星堆遗址延伸开发成三个功能区（遗址区、古蜀文化演绎区、旅游服务区），并在空间上分离（遗址地区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文物保护规定进行保护。古蜀文化演绎区，离开遗址区，毗邻城区，旅游服务区依托城区）。规划管理：严格按照《城市规划法》和国家《文物保护法》进行管理，依照保护规划，分级分层次保护（遗址区应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资金保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建立“三星堆遗址区保护专项基金”。考古研究：成立“三星堆遗址区专门研究机构”，对其历史文化和考古等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近期重点是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大致确定三星堆遗址群的埋藏点和埋藏范围。移民安置：将遗址区内居民有计划、分阶段迁出遗址区，主要转移到旅游服务和遗址保护方面。

昂首引颈，尾羽丰满。造型生动，写实性强，铸造工艺精美。它可能即是古代神话中呼唤日出的”天鸡”的象征物。!

一面扁平，满身饰虎斑纹，嵌绿松石小方块碎片；另一面凸起高浮雕。巨头长尾，张口露齿，若咆哮状。昂首怒目，双耳竖立，呈行进的动势。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张力毕出。

器物横断面呈椭圆形。矮冠末端上卷，大眼，钩喙，如鹰头。钩喙口缝及眼珠周围涂朱。器下端边沿处有三圆孔。

兽面头顶圭状剑锋，兽眼圆睁，细长直鼻，倒山子形鼻头，嘴大而宽，口露方齿。兽面颐下铸有两条夔龙，头部相对，承托兽面。

脸方正。长刀眉，三角形立眼。长方耳。耳垂穿孔。蒜头鼻，高鼻梁直达额中两眉间。阔口，闭唇，颐方圆。眉梢末端各有一方孔。

该铜尊颈上有三周弦纹，肩上有以高浮雕铸成的游龙。器腹部主纹是高浮雕的上虎下人合构的图像：虎躯向两侧展开，尾下垂；人在虎颈下，手臂曲举齐肩，两腿分开下蹲，臀部下垂与脚平齐。

该面具在额部正中有一以补铸法安装的夔龙形额饰，眼、耳采用镶铸法铸造。其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口唇涂朱。整个造型意象神秘，风格雄奇华美。

脑后及颈后有被捶打的凹痕。头顶盖与颅腔分铸。圆头顶，戴辨索状帽箍，宽额、脸瘦削，方颐，长刀眉，大眼，蒜头鼻，阔口，圆耳，耳廊丰厚。耳廊外缘各有三个圆形穿孔，前颈尖下端尖角铸成钝角；后颈下端略平，呈圆弧形。

平顶，头发在脑正中编结成辫，辫上端用宽带套束。面部较瘦削，粗眉，立眼，直鼻，阔口，方颐，下颌宽，颈直，颈下端呈倒三角形，前短后长，金面罩用金皮捶拓而成，上齐额，下包颐，两侧过耳，双眉、双眼及耳垂穿孔，镂空。面罩两耳尖及左耳后下颌处残缺。

出土于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

耳、眼采用嵌铸法铸造。方颐，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圆筒状向前伸出约16厘米。鹰钩鼻，鼻翼呈旋涡状，阔口，口缝深长，舌尖外露，下颌略向前伸。大兽耳向两侧展开。在额正中及耳前上下各有一錾凿形成的方孔。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

人像下身残缺，面部、右耳、下颌部有多处铸造孔。兽耳冠右耳下部为补缺，左耳边缘上有三处裂纹，兽首吻部上缘有一长约12厘米的补铸形成的裂缝延伸至左耳根部。兽颈部前面右侧有多处铸造孔。人像左腋下有一道铸造形成的缺口，人像脑后冠下部有一敲击形成的凹洞。兽鼻顶端有一处铸造不佳形成的孔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