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知道这里是哪儿！太可惜了！！！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太可惜了！古观象台也差点完蛋！

大清门？

天安门广场断代史


◎  舒可文 2006-03-27




1949年

◎舒可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京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给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北京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当时还是一个面临着层层宫宇、重重宫殿，540米长的丁字型广场，曾以其纵长深远的封闭空间向世人显示皇权的威严神圣，也曾是朝廷礼法所系之地。辛亥革命后，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了。《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载: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市政公所，他不顾当时物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之一是，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用的都是千步廊的木料。举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

正因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广场的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尤其是1928年北伐成功，首都南迁，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之后，《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市政进行尚未顺利，又以市长屡次易人，故市政范围无发展可记。1935年日寇猖獗，当局苦于支撑残局，市政方面更无所作为。1937年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到1939年时，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4万多人。日本人为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开始编制北京都市规划，这个规划以佛香阁为轴心的南北向100米宽的兴亚大路为城市新轴线，与出复兴门的长安街延长线为新区的主干道，重新设立了一个新城中心。该规划从1939年开始实施。1948年北平工务局所编资料上写道:“这个规划的实施，旧城完全不顾，……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8年间，北京积存垃圾160万吨。”1945年后，国民党北平市长何士源的市政规划基本沿用日本人的思路。天安门广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就凋敝成了沈勃上任时所看到的情景。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了荒凉的野地。

天安门广场对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被当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中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屈辱时刻。《庚子记事》记:从此，“东交民巷一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土木，修盖兵房使馆……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因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才到这里集会庆祝以雪前耻。1919年5月4日，几个月前刚刚在广场听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先生庆祝胜利讲演的学生，再次来到广场，开始示威游行。由此开始的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被作为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它的爆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再次欺侮，进而是民族独立、反封建主义观念的一步步深入。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北京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先生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型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建筑界泰斗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0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陈干曾撰文说:“从把旗杆的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旗杆是新中国坐标中0的位置，华表和石狮子必须随它而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

10月1日之前，装修了天安门，在御河桥两边搭建了临时的观礼台，沈勃说，“那时就是个架子，都构不成颜色”。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会议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下午15点钟，天安门广场30万人听到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毛泽东在10天前的9月21日政治协商会上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他对诸位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将表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及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人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是，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他曾回忆他崇拜过的英雄康有为，康有为写过《大同书》，但是，毛泽东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大同的路”，而在这之前五四运动的学生对孙中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都把新中国成立看作是民族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一般的政权更迭，所以鸦片战争被作为这个革命的起点。在访问参与新中国北京规划的规划师、建筑师时，他们都认同这一点，后来任10周年国庆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刘小石是开国大典的游行一员，当时还是清华大学梁思成的学生，他说，“梁思成也参加了大典，他看见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不住地流泪”。■

1976年

记者◎朱文轶

毛主席纪念堂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这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一大片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成熟松树林。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6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的二层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位置上，松树林被再次移植到其他地方。

第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作辐射状的整个建筑群，人民广场作为新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显出来。

天安门广场的“收”“放”之争

国庆10周年，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对广场的进一步规划仍在不断地被讨论。主要针对广场南部的不同处理，包括广场南部建筑性质、建筑平面布局、立体轮廓、正阳门的拆与留及广场的交通处理等方面。

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组织北京和外省市建筑专家共同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参加过北京整体规划的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说，探讨焦点最后集中到了“收”和“放”上。“‘放’，是针对广场上已经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面未来的建筑位置和布局方式;所谓‘收’，是使未来建筑凸出于已有的两大建筑，使广场南部形成封口”，“但是直到1976年，‘收’‘放’之争一直没有定论”。

张敬淦说，毛泽东去世后，中央最终选定纪念堂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北部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纪念堂于是只能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这样，加入这个因素考虑，广场必须仍然根据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审定的规划向南扩建，即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路向南打通”，“这种建筑布局，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收’、‘放’问题”。

因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中间，为此修缮了正阳门，同时将广场东西侧向南一直通向前门东西大街，广场的区域就向南一直延伸到了正阳门城楼下。

“改建的结果，天安门广场的集会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21万平方米，集会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了可容纳60万人。”参与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建设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说，因为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比较大，它处在原来“T”字型广场的狭长处，便使得广场空间显得有些局促了，这样才拆掉了广场左右两边邻近东、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筑:一家德国医院、几个单位和使馆的房子。“这样，原来那个‘T’型宫廷广场成为现在面貌的长方形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这个广场的中心，也成为这个新城市的中心。”

历经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规模越发宏大。史景迁在他的著作里说，如果把这个现代广场的布局“搬到美国，就好像将纽约的时代广场，扩展为一个占地长10个街区、宽4个街区的空间”。

纪念堂的“天安门广场方案”

被选进“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时候，马国馨才30来岁，他当时正在前三门工地，参与前三门住宅工程建设。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被抽调的5名建筑师之一。

马国馨回忆说:“从9月10日开始。我们跟副市长赵鹏飞一起去做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方案。当时我们做了这么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在景山，一个是在中南海里的瀛台。一个是在天安门里，一个是在天安门外面的金水桥。一个是在天安门的南边。就是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方。方案大概做了4天4夜。到了14日，全国各地的建筑师都请到北京来，住在前门饭店，每个地方又提出两三个方案。”

“我那时还很年轻，负责从地下室到顶上全部施工平面图纸的绘制。我们有几个负责人，徐荫培是总负责。下面有几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工程，方伯义同志主要是负责内部几个主要大厅的装修，吴观张同志主要负责外檐，整个外立面从花岗石到台基整个立面，到花纹大样的做法。耿长孚负责总图。设计组基本上就住在现场。当时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李瑞环同志。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晚上加班到很晚，下班后大家就去吃夜宵，汤圆和面条，在前门饭店的顶楼。有时候还碰到李瑞环同志，大家在一起开玩笑，随便聊。那时候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有非常崇敬的心情，所以听到要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大家都抢着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很多单位为这个真是打得头破血流，都说一定要用我的材料，不能用你的材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当时北大厅整个地面用的是杭州出的杭灰大理石，但我们觉得加工是上海做得比较好，但杭州就坚持说他们一定要加工，不能让上海做。结果我们协调了半天，两家都采用了一部分，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汇集各地专家的建议来自于1959年设计北京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首次扩建时的经验，而此次所有关于设计、规划的讨论都是更为机密地进行。前门饭店有一层楼朝西的半层被设计组包了。时任“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副组长的袁镜身对记者说，设计组的设计要报给“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再由他们上报，等待最终决策。“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是这个小组的主任。这个总指挥部设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为了对外联系方便和保密，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又叫‘九办’。”

袁镜身说:“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让我搜集世界上所有名人纪念堂和中心广场的资料。中央领导特别想了解莫斯科红场有关列宁墓以及红场的建筑格局。当时我组织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的同志，专门找了美国林肯、杰斐逊纪念堂，保加利亚季米洛夫墓，越南胡志明墓的资料和照片。”“列宁墓的史料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苏维埃建筑师舒谢夫关于设计列宁墓的意图和构思的一段文字，大概是说斯大林称列宁是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领袖，这样，陵墓建筑要体现列宁的朴质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所以陵墓的伟大，不仅表现在结构物外形尺寸上，而且表现在列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上……”“我请陆玉清连夜加班译成中文，铅印清楚，报送顾明、谷牧副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我记得我们的方案加上地方报送的方案一共是107个，领导都看过一遍，然后说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比如说，毛主席是要活在人民心中，不要给他做陵园，不要给他做墓碑，要给他做一个纪念堂。在这时候。纪念堂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肯定下来。”马国馨说，这个思想也基本上决定了纪念堂选址定在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袁镜身和马国馨都和赵鹏飞一起勘查过纪念堂的备选地址，他们曾调查了天安门前后、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这些地方，进行比较。袁镜身回忆，现场考察后，意见主要是5种方案，“建在天安门前，像苏联列宁墓建在红场一侧的做法。但是金水桥以北，地方很小，建在这里不仅影响天安门视觉上的雄伟，破坏广场的视觉整体性，还会造成天安门前交通的阻塞。建在天安门北面端门的位置上，这里倒是空间宽敞，可以大兴土木，前有天安门，后有午门，东西还可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打通，连成一片，组成一个整体。但考虑纪念堂要有很多人瞻仰，如果建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拆掉端门，这就把完整的故宫建筑群破坏了”。

天安门前后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决后，袁镜身说，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景山方案和香山方案了。“景山的想法出于可以远离广场，代表了天安门广场建设‘收’的思想。我们想把景山南北打通，这样纪念堂建在景山里面，人们的瞻仰路线是从景山前面进，后面出，在景山顶部建一高塔。但是整个建筑下来体积庞大，故宫后面有一条河和一条路，留下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这个方案最终放弃了。香山是备选方案里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因为那里风景好，而且像中山陵布局一样，纪念堂的位置考虑在半山中的玉华山庄，那里居高临下，可以遥望北京城，从大门沿山势修一条大道，通往纪念堂，很气魄。瞻仰完之后，由南山下来，一路修一些纪念性景点，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沿着香山饭店下来。但香山方案的缺点主要是离北京城太远，虽然当时已经打算把往西郊机场到香山的一条路拓宽修缮，但最后和天安门广场方案相比，还是舍弃了。”

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

选址的工程相当繁琐，但还是被紧迫地压缩在了一个月内。袁镜身回忆说，到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问题的汇报后，做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仍然有3个方案需要选择。“在南侧，但在南侧的偏南，还是南侧的偏北处”，袁镜身说，这涉及到纪念堂和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关系。一种方案是偏北，纪念堂紧靠纪念碑，纪念碑作为纪念堂的序幕，优点是可以保留广场南端的那一大片松林，松林作院，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纪念环境。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第二个方案，是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意图是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的布置，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大。第三个方案，纪念堂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后决定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袁镜身说。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当年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十分怀念，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设计都偏大。只有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南京工学院教授杨庭宝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的建筑，他的方案给人以很大的提示。”最后，沈勃在各个意见基础上，用了一整夜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的草图。

建成后的纪念堂比最初的计划是缩小了，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这样，“纪念堂的修建，扩大了天安门广场”。袁镜身说，“从广场的任何一处瞻仰纪念堂，都是很清晰的。纪念堂75米宽的柱廊同人民大会堂东立面中部的柱廊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空廊的宽度基本一致。从天安门向南望去的透视效果，高耸的纪念碑碑身略突出于横向扁平的纪念堂，两个建筑一竖一横，突出了天安门广场纪念性的特有风格”。

马国馨说：“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广场，所以我们在设计纪念堂时要考虑作为广场建筑的中国特色。现在有很多人都讲这个纪念堂像美国林肯纪念堂，实际上是因为这种柱廊的形式，大家都认为比较具有纪念性，因为它比较庄严、肃穆。但是我们还采取了很多中国自己独有的手法，比如西洋的柱式，所有的柱间距是相等的，而中国是不相等的。当中那个开间是特别大的，最两边上两个开间是小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样式，就像太和殿一样，叫明间，次间，稍间。就是在这样细微的变化当中，体现出我们东方和西方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袁镜身说，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纪念堂的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做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纪念堂高度约在30米左右较为合适，这个高度与广场其他建筑高度也大致相称。最后确定为33.6米。“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通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一段平均以2‰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在广场上的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标高挹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做了5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纪念堂打破了我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似乎使人感到心里不安。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赵鹏飞当时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中，背向问题就解决了。

纪念堂建设速度惊人。从1976年11月24日的奠基仪式到1977年5月24日正式竣工，仅用了6个月时间。马国馨说，因为所有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是24小时昼夜加班，考虑到建设人员的辛苦，谷牧上报中央，经批准，指挥部可以给参与成员发一次奖金，在调查了各单位的平均工资之后，确定的奖金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20块钱。当时马国馨的月工资是55块钱，这是一名本科毕业生的国家工资，一名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是37块5毛钱。但最终还是有很多单位在党组开会认真讨论后拒绝了指挥部的奖金，“开会时，大家讨论说，在全国各地都在为纪念堂建设做贡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20块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作为加班费，应该拿奖金”。■

2000年

记者◎贾冬婷

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教授王昀的体验里，90年代末天安门广场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两大块草坪。

这两块草坪对称排列于广场北半部东西两侧，面积各为4800平方米，建于1999年建国50周年广场第四次改造之时。这一次的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最初方案包括地面铺装，改善照明状况，更新扩声系统，改造金水河喷泉。随着改造工程的进行，又陆续增加了近万平方米的绿地，改造广场地下公共设施，清洗人民英雄纪念碑，维修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和天安门院内各种设施。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修葺一新的广场迎接了自1984年以来的第一次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

“第四次改造中，天安门广场的格局和功能并无太大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开始于国家大剧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直承担广场规划，城市设计所所长宋晓龙对记者说，“1997年开始的国家大剧院筹建把天安门广场严肃庄严的气氛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是2003年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

“天安门广场向文化广场转向，更理想化的设想在90年代末曾提出过。”宋晓龙说，“当时的争论焦点在于公安部搬迁，甚至还提出过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搬迁的设想。想想看，西面有国家大剧院，东面有国家博物馆，再添上国家美术馆，往南延伸有历史保护街道东交民巷，前门大街，首都的心脏就真正成了文化中心。”这样的想象被2000年公安部新楼的动工打破，如今，这座广场东侧凸向长安街的巨大方盒子即将竣工。宋晓龙说，正在编制的广场规划中，大会堂南侧将作为全国人大新办公楼所在地。

2006年年底，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就要破壳而出了，而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仍在修改中。无论是面向传统还是现代，心脏部位的这两座文化纪念碑的竖立，正悄然改变着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想象和日常体验。

现代变异的国家大剧院

1997年的天安门西侧，是一片高墙围起的基坑，就在这一年，这片荒芜的空地重被指定建设国家大剧院。

其实早在1958年，周恩来就曾站在天安门城楼，指着这片空地踌躇满志地对说，“将来，这里要建一座国家大剧院”。这也是计划中的十大建筑之一。为准备施工，实施了居民搬迁，开挖了基坑，清华大学当时的设计是:正立面是一座冲天柱式牌坊，象征着大跃进时期的“冲天干劲”，终因财力不足而搁浅。80年代末，曾想利用此地建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厦。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艺界倡议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呼声越来越高。1990年，文化部再次提出在原址上兴建国家大剧院，专门做了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10亿元，但因财力不足再次搁浅。

直到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才正式确定下来，并组织了国内几家设计单位做了方案。1998年1月，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从建设部、文化部、北京市各抽调两人，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1998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建设，公开进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这也是政府项目第一次举行国际性竞赛。历时1年3个月，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方案当选。

“湖上是一座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半透明、椭圆形、外壳呈银白色、曲线的构图则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和地面不相连接，它就像是横空出世、浮出蓝色水面的一颗珍珠。”安德鲁用语言似乎难以描述清楚这个天外来客。

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规划设计部部长周庆琳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设定了三条“城市设计要求”:“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这一要求，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北京的，一看就是天安门的。然而，第一轮过去，69个方案中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历经3个月，1998年7月31日评委会发布“国家大剧院第一轮竞赛评语”，强调“设计造型上如何与周围环境结合，而又‘和而不同’，富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出既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又有时代精神;既具备庄重典雅而又亲切宜人;既具有开放性，便于群众交往，又利于运营管理;既能选用先进的技术，又能保证建设与长时间使用的经济合理性等等”。

第二轮14个方案仍没有惊喜，周庆琳说，各方反而缩手缩脚了，安德鲁也是如此，有网友调侃道“第一轮方案像火烧，第二轮成了铁板烧”。

“苛求所有这些东西在一栋建筑上，历史的，政治的，要求既老又新，既传统又现代，是否是个乌托邦？”参与安德鲁方案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耀东说。独自沉思几天后，安德鲁干脆抛开了这一切，拿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几何完形”，把高低起伏的4个剧场包裹在一张最简单的表皮里。

吴耀东说，这其实是一个“赌气方案”，用的也是安德鲁最惯常的圆形和水面的手法，对于能否被评委接受，他完全没底。周庆琳记得第一眼看到这个新方案的时候震惊不已，“距离太大了”。后来看内部设计才开始接受，“经过一个80米的水下长廊，这个长廊里面可以布置很浓厚的这种艺术氛围，让人一进去就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之后再去看戏。起承转合，不觉得平淡”。

周庆琳说，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是安德鲁对整个天安门地区提出的规划设想:在广场周围设立绿地和水系，建成中心公园。“但因为牵扯到公安部搬迁的原因，没能实现。后来只在大剧院周围小环境里实现，大剧院区域11.89公顷，建筑本身只占3公顷。”

“最初设计上的条框很多，怎么也逃不脱天安门广场环境的影响。比如，最初设想大剧院跟公安部大楼左右对称，退长安街红线40米，使天安门广场形成‘凹’字型。第一轮的69个方案里没有评出结果。”周庆琳反思说，规定对称太牵强了，是不是干脆让大剧院往后退？第二轮规定从长安街退红线70米。安德鲁新方案提出，将大剧院再次南移80米，使大剧院的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重叠，这不仅将大剧院编进了天安门建筑群系的网格之中，从长安街上的退隐也使它能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最令人侧目的，是安德鲁不与传统对话的姿态。安德鲁解释说，面对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完全对称，风格近乎划一的建筑群，如何在紫禁城的对面插入一个延续这一古老传奇的历史的章节呢？他说，“我要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就是要切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边缘”。

“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西班牙评委包菲尔表述了安德鲁方案入选的根本原因。周庆琳说，这也是西方评委们的共同想法，看了太多的大屋顶，希望在北京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脚步。

最终，在1999年7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审定了送上来的3个方案，确定了安德鲁方案。这一大胆选择让安德鲁和周庆琳都有些震惊。“这传达出强烈的面向未来的信号。”周庆琳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家大剧院打破了天安门地区政治性广场的禁锢，也冲破了长期以来建筑设计的束缚，有了它，才有了后来的CCTV新楼，鸟巢，水立方……”

历史包裹的国家博物馆

2003年2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东侧，人民大会堂对面，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由国务院批准立项。

作为对50年代经典建筑的改造，国家博物馆项目绕不开传统。任务书中明确提出保留原建筑的外衣，“应保持原有建筑西、南、北三个里面的设计，应注重新建筑的有机衔接及和谐统一”，“充分利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现有建筑，将其改造向东扩建并且在原室外庭院上加建天顶，在保持原有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老馆1958年由张开济主持设计，属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因当时经济困难，革命历史博物馆面积压缩为6.5万平方米，还要与对面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在外观上平衡，张开济采用了巧妙的手法，“做了两个空心的院子，这样就把它的面积撑大了”。

“由于大楼本为一馆设计，却为两馆共用，加之建设时受历史条件局限，造成文物库房、展厅、办公和其他设备功能不全、互不配套、互相挤占等问题，基础设施陈旧、老化，这种状况同国家博物馆应有的地位和形象很不相称。”国家博物馆方面希望，新的现代化的建筑将从6.5万平方米扩建为15万平方米。40年，历史转了一个轮回。

2004年2月，国家博物馆进行国际招标，这也是历次竞赛综合水准最高的一次。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事务所中方合作人艾未未说，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库哈斯（OMA）、福斯特（Foster）3个大牌很少聚齐在一个项目上，“一个5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在21世纪的改造，很有吸引力”。

同样是国家意志和象征的重要建筑，然而，与国家大剧院的漫长和喧嚣不同，国家博物馆的评选过程快得有些不可思议。3个月后，初选在6月的最后3天进行，要从10个方案中选出3个入围，每个不到1小时的阐述和答辩，用艾未未的话说，“比公安局审问小偷的时间还短”。

最终中标的GMP方案以“北面、西面共同作为主入口”及“传统屋顶的挑檐”造型博得专家们的青睐。评委们认为:“该方案功能布局比较合理、实用。半露天的屋顶有着传统‘虚实结合’的味道，并与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建筑十分协调，既不会破坏整体风格，又能满足国家博物馆的功能需求。”但业界就这一方案对原有建筑的破坏存有异议。

参与OMA方案的张永和认为，建于1959年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具有中国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传统。他通过方案跨越40年与父亲张开济对话，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完整保存了原建筑的4个外立面，把功能区“浇铸”进原庭院空间，把所有问题在内部解决。“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有老建筑，这个问题有特殊性。这本来应该是比国家大剧院更能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它更敏感，很多问题应该处理得更恰如其分，而不是一味的‘猛’。”

“博物馆到底象征着什么？如何考虑与国家荣誉、国家尊严有关的设计？”艾未未说，国家博物馆在定位上充满着混乱与矛盾，他认为设计应更多从博物馆的使用角度出发。

按计划扩建之后，国家博物馆的总建筑面积将达15万平方米，与卢浮宫相仿。但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330万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逾百万件相比，国家博物馆藏品现在仅有62万件，其中20万件还是大量重复的钱币;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数只及故宫的1/5。史建指出，国家博物馆漫长的展示空间完全是为了对民众的中国历史教育，是一个图片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藏品展和人类文明展。

艾未未去了国家博物馆不下20次，他看到，除了那个巨大的鼎，国家博物馆现在所藏90%的文物都是1米以下的小件，很多只有二三十厘米。“照目前中标的方案，放在几十米的厅堂中展览不仅浪费，而且体现不出文物本身的魅力。这么巨大的厅堂，二三十米高的空间，百米的跨度和它的藏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一原计划于2005年动工的工程迟迟没有动静。据一位参与改建的负责人透露，因对新馆与老馆的关系、与天安门广场的关系各方面意见不一，方案正在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文化纪念碑下的城市空间

从1997年来到大剧院西边的红砖小楼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已经9年，周庆琳看着这个“巨蛋”一点点变大，在一波波声浪中即将浮出水面。他说，现在辩题的焦点已经转移，从质疑其风格又回到选址，似乎回到原点。代表观点是，“为什么40年前定在天安门，现在就必须在天安门？吸引更多的人流、车流加剧长安街的交通、环境负担？如果剧场同时使用，五六千人的疏散、车辆的停车场的出入都是问题”。

“纵有1000个理由不选在此，也有1个理由选在此:大剧院建在这里，天安门广场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周庆琳说，“选在这儿，就难免成为纪念碑式建筑，背负太多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时代的要求。”

安德鲁试图找到与城市的平衡，他通过建立树和水的环境削减“巨蛋”带来的压迫感，甚至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冬季，溜冰爱好者们将在冰面上留下无数弧线……”但在大多数时候，对这个怪异的蛋壳，人们只能隔水远望，无法触摸。吴耀东说，国家大剧院要不要“贵族化”，这也是他跟安德鲁之间爆发的最大争吵，他建议在水面上做些浮桥或者其他通道，但安德鲁坚决不同意修改，“国家大剧院，就是要一个贵族化的艺术殿堂”。

国家博物馆也同样面临国家形象与城市空间的权衡。艾未未质疑:“国博在未来的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的方案以巨大的、纪念碑式的厅堂取胜，然而对于一个更民主、更个性化的北京来说，这种纪念碑式的建筑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在他参与的H&D方案中，博物馆内建出一条贯通南、北出入口的街道，是市民无须购票随时可以进入的都市空间，两旁可设置书店、餐饮、纪念品商店等服务设施，由此还可直接通往顶层餐厅。这一广受好评的方案没能入围。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认为它败在“天真”，“天真地认为北入口以后真的会这么使用;不知道入口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存在于评委头脑中、认知中的。”周榕说，“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国家认同’，是一个泛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建筑问题。”

艾未未却坚持“城市空间”的观点:“虽然天安门广场一直以来是作为政治性场所，在21世纪都市化进程中，应该让市民去体会城市、参与都市生活。我们需要城市空间。”

建筑师彭乐乐的办公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眼前经常是广场上参观人群的景象:累了的，席地而坐;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在广场上排起“S”形长队，一直排到前三门大街;看升旗、降旗的，倚在栏杆上苦苦地等。

她记得，2004年，国家博物馆举办“法国百年设计展”。她犹豫，“国博在文化宫斜对面，它们之间最近点的直线距离可能只有150米，但隔着长安街，实际步行走过去要走1公里，因为除了超级大的城市尺度以外，还有人为的路径设计”。挨到展出的最后一天，她终于绕出文化宫南门，跨过地下通道，再绕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可以买票参观了。彭乐乐说，“这是纪念性的行走，这是民族自豪感的行走。可是，纪念性和城市生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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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377期 (2006-03-27出版)

为什么不能保护好北京的老城而建立新北京城呢！可惜了我们的古都啊！可怜的梁思成。

原帖由 rjxie 于 2007-6-10 22: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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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保护好北京的老城而建立新北京城呢！可惜了我们的古都啊！可怜的梁思成。

历任北京市长乃至说话有分量的领导，没一个北京人……仔卖爷田心不痛……

梁思成反对拆北京城墙　遭中宣部官员何祚庥批判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批判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紫禁城》杂志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国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1957年：梁思成力保北京城墙
邓琮琮、张建伟
　　1957年，“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而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他已经有了无望的感觉，但这位中国建筑业的泰斗还要为保卫北京城墙做最后拼搏。

　　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

　　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

　　梁思成流泪了，他要去找周总理。

　　他不明白：北京旧城是在伟人的努力下才保存下来的，而今天的毁城决策正是当年的保卫者做出的。

　　他还记得，那是在1948年深冬的北平清华园，家里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3个月前，在南京北极阁，他刚刚当选为院士，一回到清华园，发现整个北平已经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得像铁桶一样了。

　　眼下他确实有些担心。近在咫尺的古城已经被围了好几个月，城里的傅作义将军是战？是降？是和？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共产党对这样一个瓮中之鳖究竟有多久的耐心呢？真要打起来，那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他不愿往下想了。

　　这样一位对中国古典建筑情有独钟的建筑学家，要目睹五代之都在兵燹中毁于一旦，那种痛心疾首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比被围在城里的傅作义将军还要度日如年。就这样天天在担忧之中煎熬着，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叩响了他寓所的大门。

　　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梁思成先生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

　　他很感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项第一级。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一个月后，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著名画家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一次胜利，是良知的胜利。不论是毛泽东、傅作义，还是梁思成、康同壁，历史都会“大书一笔”。

　　但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在“保卫者”手中毁掉了。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旧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

　　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可以使我们后人洞悉当年的情景（“○”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争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

　　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随后，北京城墙不幸地被拆毁了。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杨帆）

“温故知新”北京城，话题绕不开梁思成  
先生逝世25年后，一份关于新北京的调查，有希望有欣慰也有遗憾  


  （ 2007-01-10 11:31:46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4版  
  
    25年前的1月9日，一位大师在北京辞世。这位大师在50多年前提出的北京未来城市规划的设想具有惊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而当年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所作的努力，也让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他就是梁思成。

    在大师逝世25年后，我们追随着他当年为之珍爱、呵护、痛心的北京城市规划及保护的足迹，在北京进行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让我们有惊喜，有希望，有欣慰，也在深切的缅怀中略带有遗憾。

　　●新规划让人想起老规划

    这份新规划，依稀可见50多年前一份科学性和预见性极强的同类规划的影子，然而梁思成的建议没被采纳

    我们从保留着一个角楼的西便门出发，沿着原本是北京古城墙的二环路驱车前行，一路前行的是一座青春北京的缩影。

    2005年1月20日前后，北京各大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了一个消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出台，其中最集中的报道主题，是“新北京功能定位”。这幅事关北京今后15年发展的蓝图，第一次把城市规划拓延到城乡统筹，第一次把北京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第一次提出兴建新城、调整单中心城市布局、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实现城市均衡发展……

    这个规划，依稀可见50多年前一份科学性和预见性极强的同类规划的影子：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然而，梁思成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他当时提出的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

    而历史终究要翻到崭新的一页。“(按新的城市规划)这样的新北京建设好了，才算是向历史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梁思成当年的助手、朋友，城市规划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欣慰地说。

    ●新北京让人怀念老北京

    今天，当人们走在融合了现代和古典风格的北京大街上时，仿佛依然能见到这位热爱北京的老人瘦弱却倔强的身影

    最近几年，北京总有一些特殊的展览，曾经拥有的十六座城门的历史照片、老北京的城门砖、古老胡同的今昔都是展览的内容，人们在历史与现实的回转交错中重新感受着时间是如何改变着北京的记忆，又是如何将我们带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

    20多年前，著名的建筑大师贝聿铭站在景山，看着虽然有所改变，但依然纵横有序、内外分明的北京城市格局，感慨北京城是一个规划和建筑史无法超越的经典。

    而我们现在驱车行进在北京无比宽阔的街道，不见城墙的巍峨，不见胡同的深幽，纵横还在，却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1952年底开始，北京外城城墙因为妨碍交通，限制首都的发展被陆续拆除。1957年，老北京城墙更是被热火朝天的大拆除彻底湮灭。梁思成当时流泪了，但他无力改变。

    而当老人怀着对北京城墙无尽的忧伤去世后，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标志──胡同也正在逐渐消失。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纵横交错，织成了荟萃万千的京城，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这就是北京人对胡同有特殊感情的根本原因。

    据文献记载，北京的胡同在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1998年1月，地图出版社曾调查出，北京城里胡同还有990条。而现在，据媒体报道说，平均每两天就差不多有一条胡同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建设中，按照规划所制定的北京旧城区建筑高度控制标准被全面突破。北京已然成为华北最大的经济中心，与此同时，其历史文化面貌、文化个性和魅力逐渐消失。前几年一些城区甚至提出打造“中国的曼哈顿”“中国的华尔街”之类所谓北京新“城市名片”的施政目标，令人触目惊心。

    当我们来到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团城等古建筑让人还能清晰地感到老北京的生命，而这恰恰是当年在梁思成的拼死竭力主张下得以完好保存下来的。今天，当人们走在融合了现代和古典风格的北京大街上时，仿佛依然能见到这位热爱北京的老人瘦弱却倔强的身影。

    ●“同心圆”扩张后再回归“圆心”

    在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之后，北京决策者的设想是，再回到“圆心”，整治、保护好北京旧城

    梁思成的学生刘小石说，1945年前后梁思成就认为战后的中国必然要工业化，要现代化，那么城市就要发展，这个城市的发展要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造成城市的很多问题。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做城市规划，要设置城市规划的机构，要培养城市规划的学人。

    但是，历史始终没有给这位睿智的大师一个在北京城市规划上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而现在，我们看到了有关方面认真的努力，看到了科学规划的具体效应。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鲜明突显了北京市决策者关于“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构想。第一次将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纳入视野，强调北京在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成为统筹区域的一大突破。第一次根据世界城市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确立“文化”和“宜居”为城市发展的最优空间，打造强化城市品牌，最终在全球舞台张扬东方文明古都的国际竞争力。

    青春的新北京并非弃旧迎新。在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之后，北京决策者的设想是，再回到“圆心”，整治、保护好北京旧城，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复兴。

    而此刻，我们在怀念着一位曾为北京呕心沥血的大师，欣慰于一些科学的决策和措施让古老北京的生命力绵绵不息，憧憬于新北京的青春和活力，也遗憾于一些记忆的湮灭……因为，我们同样爱北京。

(记者万一、程义峰)新华社北京1月9日专电

1950年11月，北京市决定拆除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以改善交通，准备会都开了，就要动手了，西安门却意外地于当年的12月1日凌晨被大火烧毁。孔庆普回忆道：
　　我记得是在1950年初冬，
那时我还是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的工务员，头一天我们都开会准备拆西安门了，第二天一早，科长对我们说，不用拆了，夜里给烧了!科里的一位同志上班时路过西安门，看见了。

　　火是从西安门的南头烧起的，那里面住着清洁队，他们夜里取暖，不慎失火，就跑到附近居民家借水来灭火。那时候，普遍还没有自来水，居民们都是打井里的水，存在自家的水罐里，这点水哪救得过来?他们那儿也没有电话，报火警也难。

　　对西安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意见很大，认为影响交通，即使不拆，周围也得修路。后来，市里决定拆除。

　　西安门被一把火烧没了，这把火帮了拆除工人的忙。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牌楼昔日曾是北京城里街道上的重要建筑物，它装点并衬托着市容的美。清末，跨于街道上的木牌楼，计有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4座)、西四牌楼(4座)、帝王庙牌楼(2座)、大高玄殿牌楼(2座)、北海桥牌楼(2座)、成贤街牌楼(2座)、国子监牌楼(2座)。临街的牌楼有两座，一是大高玄殿对面的牌楼，二是鼓楼前火神庙牌楼。

　　民国时期拆除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将部分牌楼改建为混凝土结构。

　　1950年9月初，在天安门道路展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牌楼。

　　也就在这个月，为配合国庆活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了油饰。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发文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保护古代建筑等历史文物。市政府随即要求建设局对城楼、牌楼等古代建筑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修缮计划。

　　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孔庆普向笔者追述道：

　　写完报告，10月中旬报给张友渔副市长，张副市长跟吴晗副市长说，你去找梁思成，告诉他北京要修城楼、牌楼。梁思成非常高兴。

　　11月下旬的一天，在市府东大厅开完会后，薛子正秘书长对建设局副局长许京骐说：“修缮城楼的事，总理批了，政务院还将拨一部分款子来。总理说：‘毛主席很关心北京的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古迹，城楼和牌楼等古代建筑是我们祖上劳动人民留下来的瑰宝，应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修缮工程暂以保护性修理为主，估计拨款不会太多，先编制一个修缮计划和预算，等政务院拨款后再具体安排。”

　　1951年1月上旬，建设局和北京文整会拟定出城楼和牌楼修缮工程实施方案。4月中旬，由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全面维修，完全按照古代建筑修缮工程技术程序进行操作。

　　4月25日，市政府通知建设局：政务院拨给北京市修缮城楼工程款15亿元(旧币)，牌楼修缮工程，由建设局年度投资内列支，修缮从简。于是建设局将牌楼修缮工程改为维修工程，投资压缩近半。

　　但一年没有修完，弄不了这么多。1951年底，我们又写出二期古建修缮报告，但没有批下来。

　　这之后，风向陡转。

　　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原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建筑师李准回忆道：

　　那里的交通环境的确不好，自北海大桥下桥向西正逢下坡道路，车速一般较高，经过通视条件稍好的金鳌牌楼后即面临原北京图书馆门前附近的“三座门”。它有3个门洞，开间不大，一般只能通过一部汽车，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弯道，行车视线受到较大的障碍。当时一部汽车自东向西疾驶，但快要进三座门时突然发现转弯过来的另一部汽车迎面驶来，这位司机看到迎面来的车里有前苏联专家乘坐，在已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躲避的情况下，这位司机出于对“老大哥”的尊重，毫不犹疑地把车撞在三座门的门垛上，专家的车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这位司机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这类事故已有多起，很显然，道路间建筑物与交通的矛盾已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应该迅速合理地予以解决。

　　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

　　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西、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西、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看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赌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件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件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梁思成致信中央领导，认为以“纯交通观点”来决定牌楼存废是片面的，应该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来考虑文物保护以及避免车祸的办法，例如可建设交通环岛，将牌楼保留为街心景观等。”

　　交锋越发激烈。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设局奉市政府指示，牵头组织关于交民巷和帝王庙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会议同意拆除交民巷的两座牌楼。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呢?

　　林徽因提出，“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

　　最后，对牌楼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晗与郑振铎组织的这次对牌楼调查测绘的所有资料，全部遗失。被迁至陶然亭公园的东、西长安街牌楼，也大约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

　　1953年12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他在总结发言中说：“座谈会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几处古代建筑处理意见：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于如何处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门的存废问题以后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

　　孔庆普主持拆除了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交民巷牌楼。他向笔者追忆了当年梁思成向这两处牌楼告别的情景：

　　市里对梁思成先生非常尊敬。1954年3月6日，我们开始拆东交民巷牌楼，脚手架都搭好了，第二天接张友渔副市长通知：“交民巷牌楼暂停施工，等梁教授看完后再拆。”我们当天晚上又把脚手架拆下来，把杉槁等放在中华门前面。可是，等了两天仍不见梁先生来，我们就报告局秘书室，12日由秘书室出车接来梁先生，由我在现场接待。

　　梁先生只看了东交民巷牌楼，他说，这两座牌楼都是改造过的，是混凝土牌楼，已不属于古代建筑，既然影响交通，拆就拆吧。他还问长安街牌楼的情况，问什么时候拆，说要是拆也应该挪到别的地方再建起来，东、西长安街牌楼是古建筑，都是木质的、老的。我说，东、西长安街牌楼计划在“五一”前拆完，6月15日上汛前，计划拆完东、西四牌楼。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梁先生走后，我向局里汇报，说梁先生没说什么，还说东交民巷牌楼已不是古建筑。局里又向市里汇报，市里就指示，动手吧。没过几天，市政府又来通知：长安街牌楼暂缓拆除。东、西四牌楼拆否未定，另行通知。

　　历代帝王庙牌楼也是我们拆的。1954年1月8日，我们开始准备拆卸。10日，梁思成先生来到现场，这是他自己去的，当时我们正在搭脚手架。他就在旁边看，见到我问这两座牌楼计划什么时候拆完?照了相没有?拆下来的部件存在哪里?重建的地点定了没有?我说，相片已照了，立面、侧面、局部、大样都有。上级布置是拆卸，要求操作仔细，力争不损坏瓦件，木件不许锯断，立柱和戗柱必要时可要以锯断。折下的部件暂存于帝王庙内，由文整会安排，重建地点尚未确定。据文整会俞同奎同志说，民族学院拟将牌楼迁建于校园内。

　　梁先生说，北京的古代牌楼属这两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致，从牌楼的东面向西望去，有阜成门城楼的衬托。晴天时还可以看到西山，特别美，尤其是傍晚落日的时候。为争取保留这两座牌楼，他曾给周总理写信，总理很客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唉!也难说!这里的交通问题确实也不好解决。

　　梁先生说，这座牌楼被挪了就没有意义了。他还问我，牒楼的木件腐朽程度如何?我说，经初步检查，木构件大部分腐朽很严重，拆卸时尽力小心吧。梁先生最后说，感谢!感谢!这次来主要是向牌楼告别。

　　之后，我又陪他到历代帝王庙里去看，当时这个庙被女三中用着，后院东房已腾出来摆牌楼拆下来的料。梁先生很满意。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帝王庙牌楼是构成一幅美景图画的主体呢。此后就天天等待梁先生所说的美景的出现。晴天和晚霞都出现了，只是牌楼已被脚手架包围，无法为美景留影了。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向笔者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两个习礼亭，是一个院子，习礼亭与故宫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是，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摘自《城记》，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定价：58元)

完全可以更好的保护和利用的，被残忍的糟蹋了！！无知啊！

1954年，北京在修建地铁时，曾考虑过要拆掉古观象台，周恩来对此批示：保留古台，地铁绕行。那时候地铁绕行确实增加了巨大的工程量，但历史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同年北京天文馆开始筹建，古观象台重归北京天文馆的编制。1956年五一节正式向群众开放。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五十年代，52年开始外城城墙被大量拆除，到了大跃进的时候，到达高潮，把整个外城墙都拆完了。在57年的时候，梁思成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拆一块城墙相当于爬掉我一块肉，大约完了之后就只剩下内城城墙了，65年修地铁，内城城墙从上挖到底，连根挖掉，修了地铁。大概在71、72年的时候，整个城墙没了。
他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其撕心裂肺的声音至今仍回荡在每一个牵挂古城的人的心中。


就这样，在梁思成的步步退守中，老北京城曾多达47座的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至今仅残存3座，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2002年的时候重修了永定门）其中德胜门箭楼在文革中，如果不是郑孝燮先生等人的呼吁，也会惨遭毁灭。而曾环绕北京40多公里的明代城墙，今天只剩下几百米长。在多次力争保护古城建筑的会上，梁思成声嘶力竭地说过，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出50年，你们会后悔的。


梁思成的预言果然不幸被言中，其实何必要等到50年。在多方的呼吁下，1988年修复西便门处的明代城墙，可被修复后的195米城墙被认为是了无古意和历史感，是“整旧如新”的典型。1996年，一房地产公司拆迁时，发现了建国门古观象台至东南角楼之间的一段500米城墙，顿成宝贝，前来参观凭吊者络绎不绝。许多人在这里捐赠城砖，修复这段珍贵的城墙。1979年，带有“大新样城砖”、“嘉庆三十六年分窑户王保造”字样的两块明代城砖，作为北京大学的礼品，远渡重阳，赠送给美国匹兹堡大学。为什么只有当几十公里的古城墙被毁得只剩下几块城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的珍贵？同样几年之后，在王府井的豪华饭店门前，竖起了崭新的牌楼。而这些没有任何历史内涵的仿古建筑，对于当初保护古建筑的正反两派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古城无以言说，历史无以言说，它们所注视的只是这一难以下咽的苦果

今天还在继续着.....

用户: 梦想飞行 在文中写到:
今天还在继续着.....

同意，完全同意
以前我也在这里发过一些关于北京老城的帖子
建议去查南方周末南香红的稿子，很多这个话题的

大清门

[ 本帖最后由 周昆 于 2007-6-11 11:00 编辑 ]

炸休老人还搅和这事？

拆来拆去的，现在不是慢慢又复原呢吗，早干吗去了！

我现在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