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专家 王大珩

王大珩，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男，中共党员，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领导光学技术领域科研工作，对国家光学技术领域的长远发展规划的制定，做了大量筹划决策、组织领导和技术指导工作，并积极倡导建立研究棗发展棗小批量生产一体化的体制。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历任大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长春光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国防军工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江泽民主席亲自为王大珩挂上了“两弹一星功勋章”。

危难之际担重任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那时候，王大珩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但当满怀报国之志的他踏上旧中国土地的时候，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这时的中国，古老的科技文明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1948年，王大珩从英国回到尚未解放的上海。后来在其老师、科学家吴有训的邀请下，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6年后，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1952年仪器馆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来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可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棗光学玻璃。他带领大家从制造自己的光学玻璃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先生调到长春光机所，负责炼炉的建立。他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果。1953年12月，是中国光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棗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了发展的序幕：从无到有，到发展到繁荣……
   6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是为了巩固国防，中国需要铸造自己的核盾牌。王大珩又一次在危难之际挑起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科学于一身的重任。为研制试验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测试工作必须跟上。他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采用以高速摄影机和测量光冲量的途径，作为获取核爆炸后的部分性能信息的措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提交出了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创新发展结硕果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步伐，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既要能经得起发射时的震颤，还不能进行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他同事们的肩上。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他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两种相机同时问世，同时伴着卫星飞上天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仪器。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仪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特别在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以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甘为人梯扶新秀

   王大珩不仅在光学科研中成绩卓著，而且为我国光学科研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几十年科研实践使他深深懂得，激光技术和光学技术的发展都需要年轻人员的参加，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他指导曾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的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还有王乃弘，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王之江成为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
   由于在我国光学科研中所作出的贡献，王大珩198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他成为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我们学校的创始人  兼第一任校长呀  现在是名誉校长

我们学校的创始人啊！敬佩ing。。。

功勋卓著，佩服啊。

怎么联系到呢？

想干嘛？人家已经90岁了

王大珩曾经跟随他的父亲王应伟在青岛观象台见习过。

对，王大珩的父亲也相当厉害，，王大珩的名字也相当个性，据说“珩”字就有精密机械的意思。

王大珩

王大珩院士：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



［科学时报 王静报道］两院院士王大珩是我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研制出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在我国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50年代，他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并发展为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使之成为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国际知名的研究开发基地。他在1986年与另3位中科院院士联名提出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即“863”计划。1992年，他与其他5位中科院院士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成立。1999年，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了解中国光学事业发展的人都知道，王大珩早年留学英国，在英国昌司玻璃公司工作期间，虽然不能进入生产车间，但他在实验室对玻璃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光学玻璃的关键技术有了足够的了解。

王大珩在自述中介绍，在那里，他进行了200多埚的玻璃熔炼实验，为发展新品种光学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动权，并发展出稀土玻璃系列，获得了两项专利。为了提高测量玻璃光性的效率和精确度，他创研了V—棱镜折光仪，而且成为商品，现已成为测量光学材料光性的经典仪器。

回国后，他受命建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即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在那里，他率领队伍研制出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建立起全套规模生产技术和设备，培养了生产骨干；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激光器，成为我国激光科技事业的开端；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我国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以及更多的“第一台”。20世纪60年代，他领导研究所成功研制靶场用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开创国内自主研制大型精密测试设备的先河，形成国防光学的一个重要高技术领域。

但他说：“所有经历的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形成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为发展高技术奔波倡议

1986年，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王大珩获悉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时，立即与中科院院士陈芳允商议，并联合另两位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杨嘉墀，讨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起草的报告定稿后，立即报送邓小平，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即“863”计划，至今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进程。

1989年，他与王淦昌、中科院院士于敏等再次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装置的建设。

1992年，他再次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和罗沛霖等5位院士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得到工程界的热烈拥护。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正式成立。

此后，鉴于我国已进入信息科学时代，为适应时代进展的需要，他与仪器仪表界联合倡议召开了香山会议。他提出，仪器仪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仪器仪表是信息工具；仪器仪表工业是信息工业的概念。

他说：“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修身育人德为先

有媒体曾问王大珩：老师给予学生什么最重要？

他说，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科学精神，教学生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他认为，科学界最忌讳的就是剽窃、抄袭、作假、把名利庸俗化，这些实际上等同于强盗。“不讲道德规则的卑劣行为发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说明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陷到个人主义里去了”。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人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爱国主义教育尤其应该放在第一位。

“假如一个班级的孩子与别人赛足球，问他们希望谁赢，回答一定是‘我们班！’这是在一个集体中生活的人都该有的愿望和感情，如果连这点感情都没有就太可悲了。中国有高度的文化和灿烂的历史值得骄傲，外国人都不能不尊重。任何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天经地义！”王大珩表示。

诠释科学精神内涵

针对科学界的不良现象，王大珩于2007年12月在《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什么是科学精神》。

他在介绍“科学”这一概念后，概括出科学的六大特征，即一元性、诚实性、严谨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一性、科学与技术并行发展。文章指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经过了许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他认为，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化能够搞得好一点，大家的认识就容易一致，就容易团结在一起。

王大珩相信，科学化会为我们建设强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谢绝“中国光学之父”称号

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12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王大珩委托秘书蔡恒源带去一份特别的嘱托：已值耄耋的王大珩这几年身体不太好，但一直关心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称作“中国光学之父”或“中国光学泰斗”，王大珩认为这样不妥。

他说：“把我称作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呼他们？所以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

由此可见，他的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处处体现。

《科学时报》 (2010-6-3 A1 要闻)

他已经去天国了，老校长一路走好……

我个人认为，老校长的学术成就不算顶尖，但是在光学教育方面的成就无人可比！长春光机所下了N个和自己一样大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