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改革开放30年纪念特刊

本周和上周的南周都是30周年特刊，我为没能买到报纸坛友们特意精选了其中几篇：

重新回到人,重新从人出发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12月11日 来源: 南方周末

　□本报评论员笑蜀

　　纪念改革三十年,不仅仅是怀旧,更是为了寻找改革的原点,更是为了从原点重新吹响改革的集结号。

　　改革三十年是成就卓著的三十年。它不只是让国民告别饥寒交迫,不只是创造足以举办北京奥运会、足以抗击汶川地震的物质基础,本报发布的年度人物榜单和精神成就榜单,标明了改革三十年的精神海拔。

　　而无论物质的海拔还是精神的海拔,原点最终都是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我们今天仍然耳熟能详的歌调,让我们神往改革之初的流金岁月,而那都是解放的岁月；那些欢快的歌调,流淌的都是解放的狂喜。人的解放,正是改革之初的时代主题。单单是1979年1月《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就使千千万万普通人结束了“贱民”生涯,重获做人的尊严,重返社会公共生活。

　　弱者的权利状况才是丈量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尺度。千千万万“贱民”重获解放,这是改革之初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写照,也是中国社会重新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好写照。

　　改革能够强势推进,靠的是当时的人,千千万万重获解放的普通人。改革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它勇敢地修正了过去时代的错误,那就是人的屈辱,人的锁链。锁链一旦砸破,人一旦从压抑和屈辱中解放出来,人的创造活力、进取激情就最大限度地爆发出来,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不难创造。

　　所以,那时我们穷,但我们照样创造出农村改革的神话,我们照样让特区崛起,我们穷的只是物质,在精神上我们是富足的,这给了我们希望、信心和力量。

　　作为历史主体的国民,到了改革之初,才真正开始回归历史主体的位置；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到了改革之初,才真正开始起作用。而这一切莫不得自人的解放,莫不得自权利结构的调整。这,不只让老干部受益,让知识分子受益,让社会精英受益,更让普通人尤其是过去时代的“贱民”受益。这才是三十年改革的原点。

　　改革的原点,原本是我们民族精神上的高地,它也应该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最后三十年”的起点。

　　现代文明的演进,似乎以两百年为单位。法国革命播下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经过了整整两百年,才终于成为公认的价值。而从鸦片战争算起,如史学家唐德刚所说,中国要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要通过历史的三峡,到2040年,也正好两百年。

　　两百年的苦斗能否开花结果,一个古老民族能否浴火重生,就取决于最后三十年。而这最后三十年,恰恰可能风险最高。全球金融风暴扑面而来,我们民族面临大考。

　　对任何社会体系的有效检验,都是看它如何渡过险关。改革三十年也需要通过这次大考来正名。改革三十年固然硕果累累,但权力扭曲改革,令改革蒙羞,令改革成为某种程度的争议话题,却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用改革的精神对待改革,就应该正视改革的某种异化,正视改革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欢、血泪。

　　改革就是修正错误。新一轮改革必然意味着回到改革原点,回到人本身,重新出发。通过权利结构的调整,让国民在心中重建国家认同,使我们国家真正成为有道德感召力的国家。这样做去,就能像抗震救灾那样凝聚全国人心,就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击正在聚集的台风。我们也就能最终穿越历史三峡,扬帆直下,最终汇入浩瀚的太平洋。

重新回归是一个相当好的苗头，只有以人为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发展，才是硬道理

致敬

　　胡耀邦

胡耀邦(1915-1989) 　　1933年入party,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party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80年任party中央总书记,1981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什么是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年62岁的胡耀邦,是前两大历史事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对于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亦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过人的政治胆识背后,是胡耀邦对历史潮流的清晰判断,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个人品格。从“红小鬼”到party的总书记,胡耀邦一直都保持着真性真情。有人评价,胡耀邦的出现,是历史的安慰,信然。(李梁)卢新华

　　只有碰触到伤疤,感受到真切的痛,才能从噩梦中真正醒来。卢新华的一纸《伤痕》,触到了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人内心的“痛”,卢新华也因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增添了一个新名词———“伤痕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真实记录了那个人们曾无法言说、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的时代的血泪。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之风。卢新华们作为最早的一批反思者,他们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阅读讨论。(史哲)

邓丽君:一代中国人的初恋

□本报记者孟登科实习生陈伊玮 　

　1982 　

　在那个解放与压抑进行拉锯的时代,她的歌声象征了人们对私人生活解放的渴求。 　　1982年,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或许是“两邓”:“老邓”邓小平与“小邓”邓丽君。 　　这一年对邓丽君并不是多么特别的年份,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办五场个人演唱会,“场场爆满”。这样的成绩,在邓丽君最火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属于正常,但是在大陆,她的影响在持续地扩散,并被赋予了超越流行音乐的时代内涵。在邓丽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她已经被西方媒体当成改革开放的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风向标。

　　对于许多寻常巷陌的百姓,刚刚告别沉重的样板戏年代,娓娓道来的小城故事带来的是一阵扑面的春风,一种小桥流水和生活化的真情实感。缓缓而起的旋律,低吟浅唱的音乐由此变得简单、轻松,不再出自庙堂红墙、故作神秘,不需穿凿附会、堆砌溢美,也不必声嘶力竭、大气磅礴。

　　伴随着邓丽君歌声的是那个年代的记忆:杂乱的黑市小店,翻录的磁带上邓丽君模糊的面容和身影,尘土飞扬的街道边的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时断时续的四方盒收音机,喜欢唱歌的姐姐对着镜子跟着收音机学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蒙上被子、在被窝里偷听“敌台”,只为那首《何日君再来》。

　　有人说:当国人急于冲破“革命”伦理的道袍时,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才转化成了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具有了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性和哲性魅惑。 　

　有人说,在那个解放与压抑进行拉锯的时代,她的歌声象征了人们对私人生活解放的渴求。 　

　也有人在2005年台湾国民party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时发出感慨:尽管邓丽君由于政治原因终生未能踏足故土,却在一个冰火难容的时代统一了全球华人的中国情感。 　　

与民间热度相对的是,官方一直保持沉默的姿态。直到1995年邓丽君去世,大陆的官方媒体才出现了“邓丽君”,之后才无禁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特别节目《喜爱邓丽君的那些人》开篇语是:如果说对于全球所有的华人来说,有一个声音能让所有的人安静下来,那可能就是邓丽君的歌声了。

　　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卸职以后,也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没有能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是一个遗憾,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 　

　对于43岁的广州出租车司机旁秋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听到“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她想起的就是老式的收音机和那段在湛江农村的初恋。“初恋”,这也许是邓丽君给予一代中国人最真切、最入心入骨的感受。情窦打开,舒展自我,抛开沉重,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所爱与所动。 　　许多年后的今天,那一代人在她的歌声中迈向中年、老年。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邓丽君的歌不经意从某家店铺飘进耳朵,也许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恍若隔世地回想起自己青涩的初恋。

郎平:被时代巨手推向神话

□本报记者沈颖

　　1984

　　1984年,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勇夺奥运会冠军,女排神话攀至顶峰,国庆35周年游行时,郎平站在花车里,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之后再无运动员享受过如此荣耀。

　　在美国没人叫郎平“铁榔头”,人们叫她珍妮,更有女人味。

　　巧合的是,在美国的家,距离1984年她和中国女排勇夺奥运会冠军的赛场———洛杉矶长滩体育馆,开车只需五十分钟,但24年来,她只回过一次。

　　也许根本不必刻意纪念,对于郎平,一切复杂的情感都根植于1984年。而她现在选择既为国家奉献,也兼顾自己的人生,回归体育与人性。

　　中国女排出征洛杉矶前,一位佩戴着“南京大学”校徽的姑娘找到郎平,她小心翼翼地把奶奶送的一块红纱手帕托在郎平面前。当年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个故事:“一块手帕充分表现出十亿人民对女排的关心和支持。”

　　她也记得当时特殊的国际气氛,奥运村铁丝网立着,机关枪架着,打决赛的路上,还有直升机掩护。她甚至还记得当时中国队进场的曲子,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郎平不会忘记,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1比3惨败于美国女排,“我心里焦灼,无法控制,我的情绪一乱,其他队员的技术都不能稳定地发挥。”

　　她被自责和精神负担压得透不过气,进食堂吃饭,端着盘子坐到角落里发呆,后来干脆到外面的草坪上坐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郎平的焦灼是那个时代的焦灼。她甚至感觉当时连“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国家大事。”郎平回忆说。

　　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在精神上需要救助、营养的年代,也是迫切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年代。

　　自1981年女排世界杯夺冠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从此每逢女排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各行各业掀起一股学习热潮。

　　她因此心神不宁。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满脑子想着比赛。我猜测着比赛中会出现哪几种情况,我能不能应付呢?越想越钻进了死胡同。”

　　女排最终夺冠,郎平精神也远远超越了运动场。四千多名北大学子涌出房门,有人甚至点燃自己的被子,做成火把,绕未名湖游行,并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国”的口号。

　　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时,郎平站在特意给女排姑娘们单独安排的一辆花车里,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之后再无运动员享受过如此荣耀。

　　1984,时代巨手将郎平推向一个神话。此后多年,她的人生目的是以一己之力走出神话。

　　直到十年之后,尽管远隔重洋,她仍未走出人们期待1984神话复制的心理余波。1994年的中国女排,成绩下滑至世界第八的历史最低,郎平顺应国人的呼吁,从美国回来执教中国女排,“放弃合同,放弃家庭,放弃女儿,放弃朋友,为了拿冠军”。

　　彼时的她其实心有余悸,她感觉自己又绕回了1984,那个只有一种选择的心牢。一个东北老人在目睹中国女排在一场比赛中输给韩国后,一急之下,心脏病发作而死。老先生的朋友给郎平写了信,大概是想告诉她,女排输赢对于国人意味着什么。

　　此时的郎平已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软软地倚着栏杆,我突然感到一阵很无助的孤独,好像从山顶滚落到深深的峡谷,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来拉我,……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哪里?”

　　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爱情,并一度产生了深深的游移,“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军,多么伟大。我伟大在哪里?我只是对国家肯付出罢了,把自己统统贡献出来。”

　　告别1984年的24年里,郎平先后执教于意大利职业联赛、美国女排。在异国,她体验到体育除了夺冠的多种选择性,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尽管郎平带领的已是美国队,但她的内心容量之大,已超越了国家荣辱,“其实,输赢算不了什么,我们打的是一种人类精神。”

　　24年前,中国太想在世界上以金牌证明自己,而24年后,刘翔即便退赛,依然得到国人的理解,“体育已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原本的快乐与健康意义。”郎平说。

致敬

　　潘晓

　　“潘晓”,黄晓菊、潘袆各取一个字组成的笔名,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质问现实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为了1980年最深入人

　　心的人物。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发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由此引发。刚刚从文革禁锢中苏醒的人们,因为这封信,心底的一些价值观轰然崩塌,以前一直蛰伏着的“自我”被猛烈地震醒。正如有人指出的,如果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中国人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崔健:突然爆发的呐喊

□本报特约撰稿李皖

　　1986

　　牛鬼蛇神也好,过度阐释也罢,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更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有一件当时颇为寻常,现在被视为极不寻常的事件。

　　出于对上一年美国40位歌星援非义演的刺激,一些中国歌手好后悔没赶上,所以有好事者振臂一呼,串联了100多位歌手,在这里举行“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

　　节目过半,一个大家叫不上名儿的男青年走上了舞台,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不像来演出的,倒像位社会青年。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过后,这青年突然爆发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现场观看到这一幕的不过上万人,不过是一次演出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十几年,人们交口传说口耳相传中,这一幕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这一刻被追认为历史的时刻。

　　当年7月,载有《一无所有》的唱片和磁带上街,很多人其实是冲着封面上“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买的这盘带子,冲着田震、王虹、孙国庆、赵莉这几个大名去的,而崔健是谁?不知道,不认识。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一个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没人相信,有这么土的首都青年。

　　以平常心看去,《一无所有》歌词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但它从此不断地被引用,被放大,被过度阐释。

　　正在搞现代歌曲的刘索拉,听到了,激动了:这正是我要找的。跟崔健一起混过、一起玩琴的小青年儿听到了,刺激了:崔健这小子居然上了这么大的台面。于是他们也开始了,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摇滚。《一无所有》进入了李陀等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作为激动人的新声音,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在他们看来,这与他们的思想解放、自由思考,是一致的。从文革走过来的老知青说,“文革”幻灭了,曾经相信的全成假的了,三十多年我们白活了,不就是一无所有吗?形形色色的人,主要是青年,说:过去讲理想,但那个理想靠不住了,现在讲知识,讲钱,可我们都没有,事实上我们正是一无所有。

　　1986年5月9日现场,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当时就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时隔4年,美学家高尔泰却从崔健的声音里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

　　最令人咋舌的是中国知识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无”到“空”》的学术性文章,从精神层面分析崔健现象:“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歌手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原来没有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有；原来不明确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明确。其实,1986年,要找崔健这首歌曲里所传达出的信息,更主要的不是从字面上找,而是从这种声音里找,从这种声音的方式里找。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

　　之后,你无法想象到,一个街巷大院里的小青年,可以在多么短的时间里飞快地长成,长成为艺术家,长成为现实的观察者和抒情诗人。仅仅3年,他拿出的就不再是2首歌,而是整整一辑更深刻的诗作,以歌唱的形式；同时,还拿出了“自信,自然,自由”这样强大的现实艺术观念。

　　崔健此时的力量,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如大雪崩般整个社会动荡赐予他的力量,是万马奔腾、千流竞汇的文化冲击共同汇集的力量。

　　此时,银幕上在上演《老井》、《芙蓉镇》、《盗马贼》……揭露着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压抑、苦涩、无奈的展示,跟着电影一起渴望着挣脱。艺术界最重要的事件则是“八五新潮”,黄永砯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2分钟,变成了两堆碎纸。《朦胧诗选》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台湾来了三毛和琼瑶；法国来了杜拉斯(《情人》)；柏杨于无声处暴得大名,《丑陋的中国人》人手一册……这些书,这些人,之前多有禁书或争议之名。

　　解冻的故事,从来不是在一处发生,潜台词无不是:冲入更多的禁区,看到更多的新鲜,偷尝到更多的禁果。但是人们心里,各种思想在胃里冲突,混乱,相互抵消,变得越来越不明白。而崔健,正是从废墟里走出来,出来歌唱,成为“告别的聚会”上最嘹亮的声音。

　　现在,那个过去年代的废墟彻底远去。也许,我们也的确到了告别崔健的时候。因为那个曾与之合谋的时代、曾与之合谋的我们,越来越离散,越来越远去,越来越没有力量。

　　从一个废墟里走出来,感受到“一无所有”,是一件多么痛苦、多么苦涩的事。但今天我们不再为这种“一无所有”痛苦、苦涩,而是感到幸运。能够走出来,是一件多好的事。

张艺谋《红高粱》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张英

　　1988

　　《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赢得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

　　在中国电影史上,1988年是一个特定的年份。2月23日,张艺谋的《红高粱》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在庆祝酒会上,拍《末代皇帝》拿奥斯卡奖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竟向张艺谋请教问题。

　　那一天,首次出国的张艺谋一夜未眠:“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头上,我当时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还被卖到欧洲一些国家。张艺谋因此成为了那一年的中国符号。“这是中国电影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多年以后,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回忆说。《红高粱》给中国电影打开了一扇门,闯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电影之路。此后数年,《香魂女》、《本命年》、《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盲井》、《三峡好人》、《孔雀》等作品纷纷揽获国际大奖,中国电影扬眉吐气,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张艺谋是在1988年3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莫言的《红高粱》的。“对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自由进行赞颂,呈现出一个自由张扬的民间世界,与以往农村乡土小说有很大不同。”按照当时的版税规定,他自掏了800元钱,坐着公共汽车到莫言家里,买下了电影改编权。

　　《红高粱》拍得很苦。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张艺谋把他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镇北堡的土中,还当众发誓:如果这部影片出不来,他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后来,张贤亮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成立的时候,张贤亮挖出了那双鞋,把它陈列在影视城的展厅里。

　　从筹备到拍完戏,电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杀口》,在最后电影送审时,张艺谋才改了。其高举人性旗帜、淡化时代背景,让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拒绝任何政治说教,给人极强的震撼。

　　在这部电影里,绚烂的红色成为一种造型语言贯穿了全片:新娘用的红盖头和坐的红轿子,野合地点的红高粱,新酿出来的十八里红,以及日全食后弥漫于天地间的红色,成为张艺谋美学风格的象征和视觉符号。

　　张艺谋没有想到《红高粱》能够拿奖。本来,代表中国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但不知何故,陈凯歌最后放弃柏林,带片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红高粱》临时顶替出征。谁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孩子王》被评为那年戛纳的“最差电影”,《红高粱》却意外地拿到了柏林的金熊奖。

　　因为获奖,《红高粱》在国内受到观众追捧,在一些地区,电影票价由不到1元涨到10元,西影厂最后得到四百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红高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

　　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除了艺术上的争议外,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议,成为《红高梁》难以承受之重。

　　导演吴天明后来回忆说,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了信给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不知名的势力影响下,拍摄地的高密农民也对此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一位叫秋田草的批评者在文章里说:“《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一位D·W作者认为:“国产新片《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上海的《文汇报》则持相反意见,学者李泽厚也支持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

　　官方的结论最后是,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认为,“《红高粱》的无畏探索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和中国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

　　就在这一年,香港出台了《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按照影片所涉及的暴力、色情、种族及宗族歧视等不良内容的程度,对电影实行三级分级制管理。电影《寡妇村》被列为大陆地区首部“少儿不宜”；人体艺术登台亮相,不用偷偷摸摸,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购票的人从美术馆排成数列,到了两站地外。

　　而这年春天过后,作为原小说作者和编剧之一的莫言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一个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

海子:一个自由而痛苦的声音归于静默

□本报记者杨继斌

　　1989

　　1989年,海子死了。他的死似乎是在为那个时代注脚: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结束了。

　　但无论所身处的现实如何,海子仍在用他的诗句提醒,我们依然可以追寻这样一种可能:“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在那个黄昏,一个“自由而痛苦的声音归于静默”(西川语)。“正是黄昏时分/无头英雄手指落日/手指落日和天空/眼含尘土和热血/扶着马头倒下”(《太阳》)。尽管仍有无数的年轻人诵读这些诗句,但一个满怀梦想的时代毕竟结束了。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查湾人。1979年,15岁的海子携带着一个村里木匠制作的旧木箱进入北大法律系。这一年,电视台开始出现商业广告,皮尔卡丹带着一打法国美女在北京举行了时装表演。海子在中国结束政治磨难的年代里,从边远农村进入了当时思想最活跃的地域。

　　海子在大学的4年里,中国正处于巨变之中。“全国喇叭到处播都放那首歌:‘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女声颤巍巍的,比‘文革’腔调温柔多了,脑门子青春痘还是七十年代的,忽然就新一代了。”(陈丹青语)

　　1983年,海子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从1983年秋季到1989年春天7年多时间里,海子就居住在政法大学新校区。在学校分给他的、常年焚烧着印度香的小屋里,矮身量、红脸膛、头发凌乱的海子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但海子生活在飞翔之中。”诗人欧阳江河说。

　　西川描述中的海子北京的最后居所洁净如坟墓。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刷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放满了书的大书架。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房间里没有电器。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把收入的大部分寄给父母购买种子、化肥、农药以及供三个弟弟上学。他不谙世事却知道昌平最便宜的誊印店是哪一家。

　　1980年代中后期,以北岛、舒婷为标志的朦胧诗时代已经过去,诗歌界,包括北岛本人开始重新审视《回答》这类诗,“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北岛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一种歌唱的、张扬自我理想、弥散浪漫理想摈弃世俗生活的抒情诗开始兴起。海子是此类诗歌的佼佼者。

　　1980年代正从一个荒凉的漫漫长夜中醒来,是一个富有诗的冲动和精神诉求的时代,是一个在“文革”的废墟上重新为生存寻找根基的时代。海子的诗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无论所身处的现实如何,海子在用他的诗句提醒,我们仍然可以追寻这样一种可能:“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欧阳江河说,“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

　　欧阳江河是在198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认识海子的。那时流行“以诗会友”,而贫穷的海子会带着自己的诗稿漫游全国。欧阳江河忘记了海子那天晚上穿什么衣服,他喝得醉醺醺的,带着一些愤懑,朗诵了自己的长诗《土地》。

　　海子甚至会拿自己的诗到圈子以外的人群中去讨酒。诗人王家新回忆,有一次海子走进昌平一家饭馆,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的回答生硬却甚至也带有诗意,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海子死后,欧阳江河接到了西川发自北京的电报,那天下午他正和肖开愚在一家茶馆聊天,“我们都有一种末日感”。

　　从海子卧轨自杀开始,骆一禾病故、戈麦焚诗自沉、顾城杀妻自缢,人们说,海子启动了一个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诗人王家新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诗人们的“末日感”:1980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了。

　　这种情绪一直纠缠着欧阳江河,直到1992年。一天晚上,欧阳江河到一个小酒馆,要了一桌子菜,对面的座位空着。“但我感到海子来了,他和我干杯。酒喝完后,我写了一首《晚餐》,说每一个死者,都会和我们告别两次。”

　　而第二次告别,欧阳江河的理解是对于以往那种“青春美少年式的写作”,而进入一种减速的、抑制的、巴洛克式的中年写作。“而这样一种转变,海子是注定无法完成的。他永远是那种天才的、洋溢着少年精神式的写作。”欧阳江河说。

　　从1982年到1989年,海子创作了200万字的作品。海子死后三年,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向深入。在此前后,诗和思想退出流行,大多数人轻快地拥抱一个新的时代,将1980年代的彷徨和沉重卸在身后。

　　海子在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自杀的。“他可能有预感,看到了一个消费时代的到来。”欧阳江河说,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散文化的、自我嘲讽的、反讽的、身体语言的写作。

　　而代价是,海子式的写作,以及海子式的时代梦想,必须结束。

王朔:有比他更流氓的

□本报特约撰稿长平

　　1990

　　更多的人没什么学问可做,或者也不想装,发现有一种姿态最合适,那就是不跟你玩正经的。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能够满足对1980年代百家争鸣的情状心怀幻想的知识分子呢?学界深表忧虑,王朔则回以讥讽。其实他大可不必忿然,与其说是在说他,不如说他们是在担心自己,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感到焦虑。

　　第一次读王朔的小说是在1986年,《橡皮人》,故事是“从我的第一次遗精开始的”。那时候王朔大概还登不了《收获》这样的大雅之堂,小说都发在《啄木鸟》之类的通俗杂志上。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在读过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作品之后,我就没把王朔小说当通俗文学,我知道这是一种新写法。

　　相信很多人一开始都把王朔归类到先锋作家群中。到了1988年,王朔的四部作品,《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以及《橡皮人》齐刷刷地被改编为电影,弄了个“王朔电影年”。米家山、夏钢、黄建新和叶大鹰这四位导演,肯定不是把它当通俗作品来拍的。事实上,这些电影有很强的实验性,很多电影院都没打算放映。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意识到它们在大学生中的商业价值,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和几家电影院谈,包场炒票,挣得了我大学时代最多的一笔外块。

　　当时,1980年代先锋文学也很畅销。不过,王朔真正进入大众市场,造成洛阳纸贵,是从1990年开始的。从技术层面看,王朔提供了不少商业炒作的由头,比如中国第一个谈版税的作家,第一个年纪轻轻就出版文集数卷的作家,写出了国内第一部长篇电视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系列电视喜剧片《编辑部的故事》等等。同时,王朔也造就了,或者说幸运地遇到了葛优、冯小刚这些影视圈的“门下走狗”,忠心耿耿而又创造性地把王朔风格发扬光大,并且不可救药地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终身任务。

　　众所周知,技术只能谋事,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英雄要靠时势造就。王朔在骂港台“四大俗”(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时,说“我们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他说的正是1980年代,他自己只是属于这些支柱中一份子。但是在1990年代,王朔发现“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在骂金庸,但是我借来想说,正是当年一起红火的别的玩意的萎缩,成全了大陆文学中王朔的一枝独秀,而且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经过1980年代的文化狂欢之后,1990年代初期社会空前压抑,知识分子苦闷彷徨。有些人跑去做学问了,或者假装做学问,出现后来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更多的人没什么学问可做,或者也不想装,发现有一种姿态最合适,那就是反讽、调侃,不跟你玩正经的,我早把你看透了,少他妈跟我来那一套……大家发现王朔作品提供的正是这些东西。

　　边缘人生,民间话语,颓废气息,反叛精神,自我认同,拒绝崇高,道德虚无等等,评论家们从王朔作品中读出了很多精神内涵。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能够满足对1980年代百家争鸣的情状心怀幻想的知识分子呢?于是,王朔的另外一些头衔,“痞子作家”、“流氓文学”也被不断地重复,并且产生较大的回声,在199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学者王晓明等人,以王朔作为靶子,对道德堕落、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创造力贫乏等等深表忧虑。王朔本人对这场讨论不以为然,连讥带讽,其实他大可不必忿然,与其说这些人是在说他,不如说他们是在担心自己,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感到焦虑。2007年王朔复出之后,在媒体的恶炒中,他变成活脱脱一张愤怒的中年嘴脸,见人就骂,啥事都看不惯。不过这一下很多人都明白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不正经,也没有那么“后现代”。跟那些真正堕落的文人相比,他甚至显得有点过分正经了。这时候再回头看去,年轻时的王朔是多么的纯情。从他的《我看金庸》、《我看鲁迅》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乃至文字有一些执著到迂腐的梦想。至于他的为人,想必大家都已经放心了,我甚至觉得,迟早有一天他会成为慈善家的。

邓小平:我们庆幸他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本报记者李海鹏

　　1992

　　“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就在1992年初邓小平出发南方谈话之前不久,前一年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告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傍晚的电视讲话中追思故国时说,他“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更早些时候,几乎旦夕之间共产party就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纷纷丧失了政权。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和平演变”看上去无往而不胜。1987年6月,当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其著名的演说之时———“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谁曾料到,仅仅30个月之后,这道曾经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有着15道防线的墙就真的塌掉?邓小平出发时,这个世界已经与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一个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了,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的核战争的阴霾散去了大半,共产party的前途则遭遇到了空前强劲的挑战。

　　其时,不利于邓小平的是,他已经88岁了,远不如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们年轻和朝气蓬勃,而且中国国内的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已经持续高涨了一段时间；有利于他的,则是他在party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party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认真思考他的指导,另外他本人仍旧头脑清醒、信心十足。

　　他决心让中国富强起来,同时捍卫他已经加入了66年的中国共产party的领导权,为社会主义寻找前途。在政治上他不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独立自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邓小平最清醒的一点却恰恰表现在,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而在于中国自己。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弥漫着紧张空气,经济活动则陷入到了死水微澜之中。一百年多以来,中国又一次面临“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柯文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的挑战”来临之日,往往也正是“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确立之时。与1978年那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替国家做出选择。

　　16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仍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面临何种新问题,我们都应该庆幸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做出的选择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一面:灵活、敏锐、尊重常识。

　　这就是南方周末追溯性地把邓小平评选为1992年“年度人物”的原因。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之下,一个依赖明智的领袖的国家也许不够好,但是要比只有不明智的领袖可以依赖的国家好很多。

　　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小平都敦促中国共产party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继续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他的信心则既来自于自己的见识和此前改革的成果,也来自于这次旅行中的实证式见闻。“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他说。他在这次旅行中一再提醒中国共产party的领导们,不要怕改革,而要怕不改革。他提醒说,制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他要求party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再因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浪费时间。经历了这一生中诸多战乱和混乱之后,他认识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弥足珍贵,要求party抓住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像以往一样,他认为混乱是发展的敌人,因此要求国家和政权务必全力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口吻是不容置疑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他的讲话最先被香港媒体传播开来,《大公报》文章称:“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一个即便是黎民百姓也能看懂的信号。中国将任用支持改革的官员,改革开放将再次迈开步子。“南方谈话”讲话留下了大量的政治格言,而对当年形势影响最深的一段话则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party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政治上,这段话为此后16年的中国发展路径定下了调子,亦为今天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思路之滥觞。“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而它令中国民众释放出的追求经济发展的澎湃力量则改变了世界。

　　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左”的力量因此而偃旗息鼓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长征在稍作停顿之后再次启程。“南方谈话”讲话之前约一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苏联终止存在的法律手续,会场中竟然只有不足百人,场面冷清令人唏嘘。其时又有几人曾经预见,“南方谈话”讲话之后16年,中国共产party的力量空前强大,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呈现的是令世界惊叹的奢华壮丽?历史总是复杂的,但是关键人物在某些特殊时刻的一个举重若轻之举,却会因缘际会地扭转乾坤。“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王海:唤醒中国消费者的权利意识

□本报特约撰稿西弘

　　1995

　　1995年,王海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国内开始购假索赔,随后带动了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掀起了“王海现象”。

　　王海的行为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并最终导致"王海现象"的终结。但在官方的鼓励下,在消费领域迅速唤醒了中国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进而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促成国人开始养成法治社会框架内的良性博弈习性。

　　1995年,国际风云动荡。东京地铁毒气案、卢旺达惨案、辛普森被判无罪、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1995年的中国似乎比较平静,除了“刁民”王海搅起的“王海现象”。

　　这一年可以称之为“消费者维权元年”,正如2003年因为孙志刚事件被媒体称为“民权元年”。及至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与“周老虎”“虎照门”事件先后以恶搞的姿态在网络上闪亮登场,3个时代的座标似乎是如此的清晰:从个人向商家主张自己的消费者权益,到个人向government主张自己的作为公民的权利；从依赖于官方机构与传统媒体维权,到个人自发地在网络上做出调查、判评,形成强大网络舆论。

　　然而,成名13年后,王海却说,现在比过去感觉“郁闷了”,“消费者维权越来越难了”。“打假英雄王海杀到”

　　王海的成名,真可谓时势造英雄。

　　1995年3月,22岁的山东青岛青年王海在北京的商场购假索赔。8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中国消费者报》率先报道此事。12月,王海成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第一位获得者,奖金5000元。由此催生出了一批从事个人打假索赔工作的“王海”。

　　王海的风光持续到2000年。其间,他开办了从事打假调查的商务公司,同时为企业与消费者服务；并在全国范围内向水货手机与性病游医“宣战”。那几年,王海所到之处,媒体纷纷称之为“打假英雄王海杀到”!

　　然而,就如王海在其自传《我是“刁民”》里陈述的,购假索赔的成败,其实都来自对于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2个核心规定的不同理解。

　　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要加倍赔偿”。消法第2条则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进行消费受消法保护。

　　初中毕业自学法律的王海,一开始就发现消法这两处规定的矛盾之处:消费者如果主动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就应该不属于生活消费行为,那消法第49条岂不形同虚设?

　　此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何山,支持消费者同假货做斗争。正是何山们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一手扶持,将一个“刁民”作为官方树立的典型推上了历史的舞台。王海退场,消费者进步

　　然而,何山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里第一次嵌入了带有惩罚性的双倍赔偿机制,却无法相应地解决整个法律框架中有关民事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空白。当运动式的鼓励过去之后,法学专家与司法机构逐步退守到坚持购假索赔者不属于消费者的认定。多次的诉讼下来,王海们越来越成为法庭上的败诉者。光环褪却后,“打假牟利”,越来越成为他们头上的一个恶谥。2003年的12月,王海的青岛同乡、同样以打假出名的臧家平,被判决敲诈勒索罪服刑3年。这是全国首例职业打假人因打假犯罪被判刑。“王海现象”由此正式从媒体和公众视野中宣告结束。

　　无疑,“王海现象”从消费层面上大大唤醒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这为后来的孙志刚事件乃至近年的网上议政打下了坚实的地基,government层面上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由此而大步前进:———电信领域等垄断行业的暴利收费逐步被遏制,电话初装费取消了；———医疗领域偏袒医疗机构的做法被纠正,后来的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对医疗事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国人当初陌生的召回制度,从汽车到大众消费品,已经成为常态；———精神赔偿纳入法律规定的赔偿框架……作为立法建言者的王海

　　但现在的王海依然很不爽。在他看来,多年来的努力下,“没有变化的是公民的组织资源依然匮乏,依然是在以个体对各种利益组织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显然是不对等的”,“对消费品的舆论监督仍然受制于广告和其他利益部门”。

　　所以,欺诈行为越来越严重,三鹿事件即是明证。

　　部分强势媒体被房地产商与垄断企业影响甚至操纵仍然是潜规则,虚假广告的主力医药保健品广告始终是部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广告大户。35岁的王海早已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在继续从事商业打假调查的同时,他参与了两个非营利项目,一个是已经正式注册的Hexie社区发展中心,一个是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

　　王海热线现在正在推3个立法建议。一是建议立法设定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基准赔偿标准。例如以1000元作为起步价,从而保证消费者维权成本得到充分补偿。二是建立罚款分利制度,government执法获利,应该给举报人或者受害人分成。三是要立法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消费者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解决消费者维权概率低的问题。

　　此时的王海,已从个人维权英雄转变成了维权立法的思考者与建言者了。

顶南周，南周不容易

我眼中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搞笑篇

发信人: aurox (欢迎来到琉球共和国), 信区: Joke
标  题: 我眼中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搞笑篇
发信站: 水木社区 (Sun Dec 21 14:03:26 2008), 站内



两岁：上面下通知：要求p员不准听邓丽君的歌，呃，这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七岁：教育局下了通知：告诫全县学校老师通知学生家长，要教育学生不要看《变形金
刚》，因为这是一部思想浅薄、毫无教育意义、用暴力画面残害下一代身心健康的文化
垃圾。

八岁：被禁止看《太空堡垒》，理由是片中涉及到了少儿不宜的内容和画面。

九岁：天都某学校因为一件事获得了全市教育口的交口称赞并提倡学习：小学生集体出
校活动时偶遇外国人，老外见他们可爱就要给他们照相，但要求摆出“V”形手势，被具
有极高

政治觉悟的老师及时识破并严词拒绝，理由是“看穿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我朝的险恶用
心”，并告诫我们这帮小学生：遇见老外要提高警惕。

十岁：学习文章《我为什么从美国回来》，全篇提到了美国的失业率、人民生活的困苦
、工作强度的高压、人与人的金钱关系、老人无人赡养腐烂家中、某些人种高人一等之
种族歧视等等发指之事。并要求写读后感，我写的“我tm再也不想去美国了！”

十一岁：学校组织讨论“要理想还是要幻想”主题讨论，交流日本漫画对人体造成的危
害，并指导学生进一步深入揭批《圣斗士》。

十四岁：上面下发了查禁影片《活着》的通知，按照精神指引淘来盗版碟一看，wk，真
tm爽，再看原著，更爽。

十六岁：地摊名著《天怒》横空出世，由于不够河蟹而被禁，黑市上被炒到数千元一本
，我通过内部关系搞来一看，还不如海盐的呢，弃之。后来发现满地摊都是，封面一个
比一个火辣。

二十岁：电视批斗“哈狗帮”，表示“脏歌”污染孩子的心灵。当时已步入网络时代，
狗来几首一听，wk，真tm爽

二十四岁：电视批斗“六月天”，从未听说过这个网站的我按照央视的指引，通过代理
上去一看，wk，，真tm爽

二十六岁：印花税事件，让我对喜闻联播有了全新认识，发现对信息的解读是需要讲究
一定算法的。

二十七岁：华南虎，社会是娱乐至死的，这事还没完。

二十八岁：麤没控制好漏斗，害了全世界，于是我再也不喝蒙牛了！

“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

专访作家白桦

□本报记者夏榆发自北京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经历了三次冲击,三次挑战: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浪潮、1990年代的商品经济大潮、2000年以来的传媒信息热潮。

　　社会生活从“人民”到“人”,文学从“我们”到“我”,由外部走向自我,“人”与“文”经历双向解放,双重彰显。文学回归文学,文学不仅是“人学”,甚至是人的“个性学”和“性格学”。———白烨文学评论家



　　1980年底,白桦写出电影剧作《苦恋》。开始白桦只是应邀写一部名为《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的纪录片(1979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计划由画家黄永玉自己出镜,后来夏衍先生考虑到拍摄的困难,建议撇开真人真事,写一部故事片,写一些典型人物。“《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白桦回忆他的创作初衷时说。

　　不久,《苦恋》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片子在审查时没获通过,还引起了轩然大波。4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批判《苦恋》的文章。

　　1981年1月10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表示,这部片子在没有通过审查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9月25日,胡耀邦对文化部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

　　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其时正在用电影摄影机采访的新闻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在回忆此情此景时,白桦再度流泪。那是他在上海华东医院面对巴金遗容的时候。

　　白桦把自己的早年经历描述为“因重创而敏感的孩子”。

　　似乎是某种应验,童年被迫面对战争,面对法西斯军队的侵略。1947年参军,历经血与火的战争岁月,1950年开始写作,又经历政治风暴,1958年因与胡风的交往而被划为“右派”。1978年改正复出,旋即又在随后到来的思想风潮中受到批判。

　　晚年的白桦生活恬淡,儿孙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相濡以沫。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闭上门窗就是乡村。间或和一些好友见面,见面时言不及义,轻松闲话。有时也应邀到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并演讲。近几年白桦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写作,发表了一些关于云南的小说,他把它们称之为边地传奇系列。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其余的时间,白桦在慢慢地写他对于往日的回忆。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态度是,不急于出版,出版也许是寂寞身后事。

　　9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白桦。“接受历史教训绝非易事”

　　南方周末:1978年,对于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时刻,政治解冻、文化复苏。在1978年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在你的视野中,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和思想是什么样的?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和细节留下来吗?

　　白桦:是的,197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年我新创作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地区的大悲剧的话剧《曙光》,正在北京由中国话剧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演出,那是一部经过一再修改才搬上舞台的话剧。剧中主角的原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段德昌,他是一位与贺龙齐名的洪湖苏区创始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1930年代初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钦差大臣”、洪湖苏区的头号人物、party代表夏曦的排挤与怀疑,处死。行刑前段德昌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是:不要开除我的party籍。第三句是:不要用子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我在贺龙口里第一次听到段德昌的遗言时,异常震撼。在“文革”中我会经常联想到那个时期的悲剧,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接受一个历史教训绝非易事,即使是极为惨重的历史教训。三十年后的“文革”几乎就是当年苏区肃反悲剧的重演。

　　就是这部戏,从夏到冬没人点头通过,只能内部演出。来看戏的都是失去职务的人,如轮椅上的罗瑞卿和一大批脱了军装的将军们。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伤痕和一般干部群众差不多,而且发现舞台上反映的往昔生活和“文革”十分相似,而且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只有感动流泪的份,却无权批准这部使他们动容的话剧。我还记得当时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我们把坐着轮椅的夏衍请到剧院来看戏的时候,一个锅炉工暴跳如雷,抗议剧组竟然把毛主席钦定的文艺黑线头子夏衍请来看戏。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才把他的激动情绪勉强安抚下去。在职而且支持这部戏演出的领导人除了武汉军区的两位上将杨得志、王平外,就再也无人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如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等全都避而不见。一位画家朋友从杭州给我发来一封长篇电报,劝告我“放弃演出,深刻检讨,别为妻儿再添灾难,你们家的灾难已经够多的了!”“有些政治上特别敏锐的人们已经写好了批判文章,并在《解放军报》拼好了版面”,“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解冻戏剧,绝好的靶子。”他们在文章里呼吁观众“批判这部暴露共产party杀共产party的反动作品”。我没有听从这位画家的劝告。

　　有一天傍晚,杨得志司令员、王平政委突然再次到剧场观剧,演出结束,他们走到台上大声宣布:明日登报在北京公演。许多演职员都哭了。这是一个非常的决定,两位军区领导人在北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有些僭越呢?事后,当我们知道他们刚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会场上走过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南方周末:第四次文代会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那次会议被看成是中国新时期思想和文化复兴的开始,这次会议留给您什么样的记忆?

　　白桦: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特别是作家们的会,出现了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接近真实的声音。许多画家、剧作家、音乐家都到作家们的会上来旁听。只有与会者才能体会到那种春潮澎湃的兴奋。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我的讲话。我记得,在我讲到反右运动对青年作家艺术家的戕害时,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拂袖退场。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在他的眼里,我走上讲坛发言就是“右派翻天”。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当即都给予了首肯。胡耀邦事后曾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至今仍然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好像不够恰当,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的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苦恋》的温故而知新

　　南方周末:在1980年代,作为作家您一直被争议。《苦恋》(电影剧本《太阳和人》)是争议的焦点,当初为什么会写这部电影?现在您怎么看这部电影?哪些是经得住历史和时代检验的?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

　　白桦:我创作《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我记得,“文革”中有一位大批判的能手,指着一位三代产业工人的嫡亲后裔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你批成反革命!你信不信?那年轻人连忙说:信!信!旁边有人问他,你回答得真快!他说:慢不得的,慢了,我不就成了反革命了?

　　今天,我可以明确表示:1980年代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我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南方周末:在当时,您的个人处境如何?

　　白桦:我并未感到惊恐,因为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发表的当天清晨,在CCTV播出的时候,开始时我还不太相信,听了一会才确认这是真的。几乎是文章刚刚播出,我就接到雪片般的电报,百分之百都是支持我的,反响之快,出人意料。他们个个直言不讳,真名实姓、地址电话全都写在信上。这表现了他们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过剧本,他们除了关心我,同时也在关心着国运,反对倒退。特别是对那篇批评文字所采取的笔法十分反感,人们太熟悉了!有人竟然怀疑这是姚文元在狱中的大作。接踵而来的是数以千计的信件使我激动不已。我以为,对于我,仅此就够了,还需要什么呢!而且当时我所属的单位武汉军区的政委李成芳特别镇静,他下令,有关《苦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自己来处理。

　　时至今日,我时常还会把那篇完成于1981年的批判文字,《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拿出来重读,“温故而知新”,实在是良有益焉。

　　南方周末:您接触过邓小平和胡耀邦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苦恋》的风潮中,他们对待你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我知道是胡耀邦先生阻止了当时的批判风潮。

　　白桦:我从20世纪40年代就是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的普通一兵,那时候只是在战场上见到过邓小平,他是我们的政委。战争年代,领导人都很朴素,很容易接触。1950年代初我在四川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和邓有过多次接触,但他并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可能以为我是一个勤务员。和胡耀邦的接触是从1978年开始,在中宣部长任上,他曾召集过一些作家到他家座谈,听取作家们的意见。态度诚恳,才思敏捷,既虚心而又耐心,对于中国的现状了如指掌,且有极强的洞察力。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曾请求面见胡耀邦,当我刚刚在他客厅里坐下,宋任穷来了!我只好告辞。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影片《太阳和人》。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当着他的秘书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他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此后,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从“左”面驶来的一乘烈火战车,这是“文革”后最危险的一乘战车。因而这一事件才没有扩大为一场政治运动。后来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平安结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知识分子的表态”

　　南方周末:据说曹禺、艾青对《苦恋》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的态度令您意外吗?

　　白桦:我一点都不意外。那是发生在1981年8月在京召开的一个叫作“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邓小平、耀邦关于思想战线重要指示座谈会”上的事情。曹禺先生在大会发言的前夕,曾向记者表示他再也不会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了。可见经常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是他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历来对于头面人物都有这种要求)。但是到了会场,也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他本可以沉默,却说了很激烈的话。艾青更是如此,他在会议之前问到我在武汉的处境的时候,我给他讲一位大学生执意要面见我的故事。我考虑到怕伤害到年轻人,请他不要来,那位同学非来不可,在门卫那里保证不说话。他在见到我时,果真一言未发,在我桌上丢下一块岩石,转身就走。艾青听罢,感动得老泪横流。会后,艾青像孩子似的告诉我,他在会上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只笑了笑。但我始终深情地记住那位泪流满面的艾青。至于我的老乡姚雪垠,他的批判是最严厉的,处处演讲,但他也是“表态”,他的发言连胡乔木都表示不能接受。应该说这些现象都是悲剧———知识分子多年来被扭曲、被异化的悲剧。

　　南方周末:在那次批判风潮中,吴祖光和巴金是支持您的。您怎么看吴祖光和巴金?

　　白桦:我和吴祖光、新凤霞是多年的朋友,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有交往。在批《苦恋》时,他以一个看过剧本的人的身份,说了几句公正的话。我想即使我是一个和他不相识的人,他也会站出来这样说话。在他的经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巴金先生是从爱护中青年作家的角度挺身而出的,这也是他的“表态”,但他的“表态”却不是迎合,而是反对,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南方周末:您跟巴金有过交往么?怎么看巴金在晚年的表现?

　　白桦:在巴金面前,我是后辈,高山仰止。他的晚年是在身体和思想的困厄中度过的。我们当然希望他能给我们更多,但我们无权要求他给我们更多。他已经尽到了生命的极限。还有许多他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做的事,唉!谁都有措手不及的时候,不是吗?留给我们活着的人吧!我们不也是有血肉、有思想的人吗?鲁迅先生为我们在荆棘中开辟了道路,巴金这一辈作家经历了和我们同等的苦难,他们已经把他最最重要的思想结晶留给了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求多些吧!他最爱护的是中青年作家,他把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的身上,因为中青年作家有的是时间。(遗憾的是,连我都老了!)我们想做而没能做完的事还少吗?依然要留给后人,我当然知道,这是落叶的哀叹。我希望青年才俊们能多一些严肃的思考,少一些浮浪虚名。

　　南方周末:您的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时候开始好转起来?

　　白桦:批《苦恋》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敏感人物”了,无论换多少领导,这个透明的帽子都存在,就有了很多不成文的限制,诸如:哪些报刊不能发表你的作品,哪些报刊不能出现你的名字,哪些场合不能见到你这个人,忽然你又不能出境了等等之类。好在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南方周末:后来您写过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似乎也在很短的时间被禁演,为什么?

　　白桦:《吴王金戈越王剑》是一个历史故事,禁演过。我只是在这部戏里告诉观众:越王勾践和他的子民都很爱国,但国王和臣民的爱国主义却不尽相同。这部戏是在1983年由北京人艺首演,副总理习仲勋审查的时候我在场,他肯定了这部戏。而且那一次他还在私下里对我说,他很欣赏武汉军区政委李成芳在批《苦恋》时的镇静态度,可惜李成芳倏然去世。后来,因为胡乔木对这部戏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才遭到禁演。

　　在新人身上的可能更大些

　　南方周末:对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的世纪,您能说出它们给你的直觉印象么?就文学表现而言。

　　白桦:就文学而言,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上世纪80年代争论激烈,说明思想活跃。给中国的文学后来的多元局面做了铺垫。上世纪90年代比较沉寂,并非因为没有思想,可能更加深沉些、含蓄些。当然也有人放弃思想,甚至放弃文学,人各有志嘛!我感觉到,到了新世纪,严肃的思考又活跃起来,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鲜明了些。因而一定会有相应的文学表现,在新人身上的可能更大些。

　　南方周末:您的写作始于1950年代,经历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到现在,您感觉其间最大变化是什么?近半生的文学生涯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遗憾?

　　白桦:可以说变化是巨大的,三十年,全民族观念的变化是巨大的。但作家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一位法国作家告诉我:中国作家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因为中国人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可是苦难和收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我想:对于维克多·雨果,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果中国作家患了健忘症就未必了。回顾我半生的文学生涯,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明白:有识见容易,有胆量很难；耐得住长夜的寂寞更难。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白桦在白桦林中

文学十大作品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8年12月11日 来源: 南方周末  

《班主任》◇作者:刘心武◇年份:1977年

　　新时期文学之初,有三部作品率先开始反思: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们被文学史著作称为“三只报春的燕子”。但是真正激起民间对“文革”自发反思高潮的,无疑是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伤痕》,“伤痕文学”由此命名。

　　《回答》◇作者:北岛◇年份:1979年

　　北岛的《回答》反映了一代青年新的主题词:“觉醒”。“我不相信”是与已逝的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以《回答》为代表的“今天”诗歌(文学史称“朦胧诗”),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深度。

　　《棋王》◇作者:阿城◇年份:1984年

　　《棋王》是阿城正式发表的首篇小说。从那时直至今日,阿城所有小说作品总共只有大约20万字,目前也看不出他日后还会继续写小说的征兆。在垃圾成堆的文学创作风气中,阿城凭自己的精简,以短短两万八千字的《棋王》,于当代文学史上赢得极高的地位。

　　《顽主》◇作者:王朔◇年份:1988年

　　以嬉皮态度颠覆传统书写和以往一切伪崇高的最有成效的操作。

　　《心灵史》◇作者:张承志◇年份:1991年

　　又是一个时代转折岔口。作家们开始走向民间,用社会实践去探寻自己的理想。张承志走向民间宗教哲合忍耶,如果我们将这种宗教信仰视为一种时代思潮的标记,那么,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他的主题词不是宗教而是民间。

　　《废都》◇作者:贾平凹◇年份:1993年

　　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颓败史。形而下的癫狂与形而上的省略。将厌恶与认同集于一身的存世之书。深刻揭示了时代对精神的挤压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消遁。

　　《长恨歌》◇作者:王安忆◇年份:1995年

　　王安忆创造了一幅幅平淡无奇的私人生活场景,这些图景虽跟着时代的轮辙走过,却几乎不染时代的烟尘。对人性的深度刻画,一如既往地通过琐细事物的描述取得审美效果,同时表现了对于时代变迁的敏感。

　　《青铜时代》◇作者:王小波◇年份:1997年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思想、语言是一体的。虽然现代汉语在今天远未完善,但他在文本中大胆裸露的爱、恨、无耻、欲求,渗透着理想主义精神,在他那里,宙斯弑父故事被一再重演。

　　《三重门》◇作者:韩寒◇年份:2000年

　　80后登上文坛的标志性符号。韩寒在媒体发表的各种言论,代表了一种以抗议为主题词的另类声音。只不过在无所不能的资本体系中,一切另类的、反叛的甚至对抗的力量都可能被资本所收买,转化为社会资本体系中有机的“秀”。不过韩寒仍然是清醒的。

　　《受活》◇作者:阎连科◇年份:2003年

　　《受活》是一部少见的作品,其荒诞性的美学,奇诡地把中国现实的非理性和无序的“乌托邦”激情,撕心裂肺地推到了喜剧的高峰,令人在震颤之后思考中国悲剧的存在。

报业30年,谁领风骚

□本报记者石岩发自北京



　　经历“文革”浩劫后,中国媒体不仅充当“喉舌”,还要做party和人民的“耳目”。30年来,媒体逐步从宣传回归新闻,接受市场的残酷检验。



　　《人民日报》的黄金岁月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最好看的报纸是中央大报,它们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新闻资源。在披露信息的及时、准确、全面方面,地方party报是没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除了这些机关报,中国当时还没有其他类型的报纸。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当时的副总编辑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的布置下,《人民日报》对天安门事件的调查在两年前就悄悄开始了,一年之后,事实基本查清,但直到1978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选的天安门诗选专版,仍被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汪东兴叫停。

　　尽管“转身”步履艰难,尽管还带有宣传的痕迹,各行各业的风貌仍然全方位地展现出来。单看标题就知道:《鄂伦春山区开办列车商店》、《上海保温瓶行业开展劳动竞赛消耗降低产量大增》、《如何解决“抓药难”的问题》、《群众为什么买不到生姜》、《不可小看小商品》、《全国烟叶、黄麻、红麻收购量创历史最少水平》……

　　空洞的宣传和颂扬性的报道少了,遵循新闻规律的报道多了起来。曾在《人民日报》做过多年记者的祝华新,2006年在其博客上撰写《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据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party报老大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它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第一时间传递出改革的消息。

　　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了600万份。中青报:抓青年关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是1978年的10月7日复刊的。它从一开始就将青年关心的问题作为报道的重点

　　复刊号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篇幅不大,但却格外引人注目的新闻《成都认真清理干部子女档案》,因为父母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青年人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与这篇新闻配发的是四川达县一中几个十几岁的学生寄来的“青年来信”,问中青报的编辑怎么看“出身问题”。编辑回信说:“家庭出身根据一个青年在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前抚养人的职业来定。家庭出身不该沿袭。各个家庭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在革命大变动时期更如此。”———今天看来这是常识,当年这是福音。

　　1978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李振宇被中科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的事迹。李振宇只上过初一,业余自学植物分类学十余年。当时,“自学”是一个让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的字眼。

　　短短三四年时间,《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就从复刊时的100万份骤升到300万份。《中国日报》:刊登普通人的大照片

　　1980年创办的《中国日报》,主持版式设计和图片新闻编辑的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常务副总编辑冯锡良。

　　冯锡良对于图片新闻的设想,让部队报道员出身、习惯了宣传口径的摄影记者王文澜闻所未闻,“老冯说,报纸要用大照片。我心想,毛主席像你用多大都没关系。但他又说,还得要普通人的大照片,要把普通人生活细节的照片当作新闻,放在头版。”冯锡良要求编辑画版的时候,先确定图片的位置、大小,再考虑文字,从头版到最后一版,每版都有一幅8寸到10寸的大照片。很快有了议论之声:太吓人了,每个版都用这么大的图片。

　　王文澜拍摄的儿童吃西瓜的照片,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北京的风沙,也以新闻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用了整整半版,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概是第一家。

　　没过多久,《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开始有六寸、八寸的照片了,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全面学习《中国日报》的大照片风格。新华社摄影部主任把《中国日报》的图片做成幻灯,号召大家向《中国日报》学习。中央大报大搞批评报道

　　1978年之后,新闻人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职业角色,渐渐担当起“社会瞭望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有论者认为,建国之后报纸议政是从新时期开始的。1980年,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相继召开。《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代表和委员们所提的实质性问题。提高了国人对报刊议论国事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后,物价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要不要搞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每每成为报刊公开讨论的话题。一面议论国事,一面为民喉舌。新时期的第一波舆论监督,中央级大报走在前头。而且监督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坏人坏事,甚至不限于行业不正之风。

　　1980年,《工人日报》揭露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阻止了一些领导人企图蒙混过关,把丧事当喜事办,又揭发中央委员、鞍钢party委副书记、弓长岭铁矿party委书记王君绍骗取荣誉、打击迫害揭发他的职工。同年,《中国青年报》批评商业部长在饭店吃饭不照标准付费。

　　1982年,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的装卸工人在给双城青年商店卸洗衣机的时候,要求留下十台洗衣机,按出厂价卖给他们。双城青年商店不同意,装卸工人就以摔洗衣机的恶劣做法报复,一共摔坏九十多台,造成八千多元的损失。2月6日,双城青年商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2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这封信全文播出。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一层层剥开铁路部门包庇职工,借职权谋私利的种种问题。晚报引出周末版

　　1980年代初,《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等相继复刊,如同一股春风,给习惯了“两报一刊”和颂扬性报道的读者带来新鲜的感觉,它们连同一些所谓“街头小报”,给机关报带来了压力,为了避免读者流失,各地机关报开始改革,很多周末类报纸(如《南方周末》)就是这时候创办的。

　　从1978年到1988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年,虽然市场经济还没有成为明确的国策,但国门已经打开多年,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多了,对信息的需求也增加了。

　　面对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现实,人们希望媒介不仅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小事做出解释,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也得给出深刻的解读,这便是晚报、周末类报纸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机关报遭遇市场滑铁卢

　　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北京居民读报选择做过一项大型调查。结果发现,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央大报”所拥有的读者数量不敌《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甚至《北京广播电视报》和《精品购物指南》。不容否认,媒体的影响力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央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慢慢被打破了。

　　不但中央级大报遭遇市场滑铁卢,省市级机关报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1993年,《成都晚报》的广告额是6000万,《四川日报》的广告额是3000万。此前,《四川日报》的广告额一直遥遥领先于《成都晚报》。都市报:嫁接其他报种优势

　　《四川日报》的副总编辑席文举奉命创办一份赚钱的报纸,以改变尴尬局面。既然被晚报打败了,席文举首先想到的是向晚报取经,从北到南,把《北京晚报》、天津《今晚报》、南京《扬子晚报》、上海《新民晚报》、广州《羊城晚报》跑了个遍。“当时晚报是一种什么格局呢?上午读party报,下午读晚报。文化、体育、社会、连载是晚报的四大支柱”,席文举很快看出了晚报的门道。

　　走到南京的时候,《扬子晚报》的总编周正荣对席文举说:读晚报的人不知道party的方针是不行的,要在晚报上嫁接party报的优势,也就是时政新闻。席文举很认同周正荣的观点,又把周的观点发展了一步:不仅party报的优势要嫁接,各种报刊的优势都嫁接。

　　席文举认为,1980年代后期,全国法制报纸热,《西安法制晚报》可以发行到20万份,靠的是案件报道；1990年代初,广播电视报登节目预告和电视剧花絮,就有上百万份的发行量,说明老百姓有这方面的信息需要；“地摊报”火是因为有故事性,如果读者需要,要办的这份报纸完全可以一天生产一个特别报道……

　　把所有这些讯息都集中在一张报纸上,就不是传统晚报的格局所能容纳的了。所以,席文举把要办的报纸定名为《华西都市报》。

　　嫁接法卓有成效。由于报道的内容取决于读者是否感兴趣,这张报纸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华西都市报》创刊的第一年里发行量每月增长一万份,到第二年年初就有了十多万份的发行量,第二年年底,广告额超过《成都晚报》,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与市场结盟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华西都市报》确实站在时代列车的车头之上,列车上的人血管贲张,充满对市场、对财富的渴望。鼎盛时期的《华西都市报》,甚至有“出国投资部”这样的建制。

　　除了做贸易掮客,《华西都市报》对自己其他的媒介角色,也有清晰的定位。在批评报道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用席文举的话就是“老虎当然该打,但是我们不知道老虎在哪里,苍蝇我看得见。中国大的批评报道都是靠纪委、法院调查清楚了才能公布的。那我们就着重做一些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什么假冒伪劣、服务态度……这些都是应该批评的。《华西都市报》为什么好看,说穿了就是批评报道打天下,但是我的批评报道都是批评‘苍蝇’的。”向都市报学习

　　在都市报的鼎盛时期,party报、机关报纷纷回过头来,“嫁接”都市报的优势。这种嫁接,实际上就是办报方向的调整。2003年,《南京日报》社长龚惠民提出办一张“现代都市新型party报”的概念,《南京日报》的版面扩至40个版,分成A、B、C、D四叠,推出了时评、长三角、财经·投资、现场、民生、热线、娱乐·看点、非常关注、南京杂志等一批都市报类型的版面。A一版和B一版是两个功能不同的封面版,都有报头,A一版侧重于party政报道,大标题、大照片；但真正在报摊上露脸的是都市报风格的B一版。

　　1982年创刊、面向港澳及海外发行的《深圳特区报》在1980年代是party报中的一匹黑马,广告额连年在全国报纸的前十名以内。1990年代,市场化的都市报兴起之后,《深圳特区报》渐渐落寞,到了深圳报贩都不愿意拿上报摊叫卖的地步。

　　1998年之后,深圳的房地产业风生水起,《深圳特区报》及时和房地产市场嫁接,每天用几个版到几十个版做房地产新闻,搞活动,做策划,迅速成为一张“房地产日报”。

　　都市报与市场的结盟,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一大风景。

　　这种局面,直到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冲破重重阻力,披露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里被虐待致死的事件,媒体的另一面,才清晰地表现出来。

新闻十大作品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新华社,1978.11.15)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事件”在看法上有所改变,肯定“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但定性并没改变,还是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舆论和party内压力下,这种情况到了1976年11月14日发生了变化,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华国锋授意下宣布平反。在中央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新华社从《北京日报》的会议报道中,把平反的内容摘出来,单独向全国发布,促进了天安门事件的公开彻底解决,顺应了民意,振奋了民心,达成了社会和解,为之后的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人妖之间》(刘宾雁,《人民文学》1979.9)

　　今天看来,《人妖之间》在思想立意、观察角度、篇章结构、叙述语言等方面,都鲜明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使它脱颖而出、引起社会轰动的原因在于,作者力图通过这篇报告文学,揭示一个贪污犯之所以能在当时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对几十年政治运动笼罩下的社会生态,做了深刻的揭示。

　　《一份血写的报告———记party的好女儿张志新》(孙钧、苗家生、陈禹山,《光明日报》,1979·6·5)

　　这篇文章和它的后续报道,详尽地披露了因为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而被打成思想犯的张志新,在六年的牢狱生活中,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虐待,包括在被执行死刑前,为防止她喊“反动”口号,而割断她的喉管的细节。文章引起了“谁之罪”的“天问”:那些服从上级命令而虐待张志新的人,难道就没有罪过吗?这是中国的“艾希曼”问题,当时却没能深入讨论下去。

　　《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鄄明伲,《蛇口通讯》,1985.2.25)

　　《蛇口通讯》是蛇口工业区party委的机关报。袁庚是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鄄明伲的来信列举了蛇口工业区在企业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指出“蛇口的效率远不像传说中那样高”,批评袁庚“还称不上优秀的企业家”,“工业区的整体水平很不理想,你不能不负主要责任”。party报监督party的一把手,意义非凡。袁庚在蛇口的民主试验得到全国的支持。《人民日报》评论此举是“蛇口的第一声春雷”,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这封读者来信获得特等奖。

　　《唐山大地震》(钱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这是一本不再属于“化悲痛为力量”的书,不是阶级感情的书,不是属于伟人时代的书。这是一本没有英雄的书,没有“把坏事变好事”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典型人物。这是一本真正关于灾难的书。他写出了普通人在灾难中的痛楚与无助,大自然的诡异与野蛮,专家的无奈与惋惜,包括那个再也没有睡过好觉的国家老地震局局长。这是一本人性觉醒的书。

　　希望工程系列摄影作品(解海龙,《中国青年报》,1992)“希望工程”之所以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能吸引海内外二十余亿元的爱心捐助,解海龙拍摄的以“大眼睛”为代表的系列摄影作品功莫大焉。这些朴实的黑白影像以其特有的感染力,推动了社会公益事业,为数百万贫困儿童争取了教育的权利,从而影响了一个国家几代人的命运。

　　《东方风来满眼春》(陈锡添,《深圳特区报》,1992.3.26)

　　在改革步履艰难、航向不明的情况下,《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一次公开而又详细地报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深圳之行的内容,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促成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家地方报纸,夺得头彩,占尽风流,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罕见。

　　《基金黑幕》(张志雄,《财经》,2000.10.8)

　　被寄予“稳定市场”厚望的市场新贵———基金经理们忙于何事?《财经》杂志的这篇文章告诉读者,答案只有两个词———欺诈和操纵。这篇文章连同后来的《庄家吕梁》(2001.2.5)和《银广夏陷阱》(2001.8.5),成为经济调查性报道的系列范本。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陈峰、王雷,《南方都市报》2003.4.25)

　　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由于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而最终导致一部恶法的废除。记者的调查表明,来广州工作的公民孙志刚在收容期间被打死了,他被收容仅仅是因为没有办暂住证。舆论群起谴责收容遣送制度。同年6月18日,全国人大废止收容遣送法,代之以救助办法。获得这样的进步远不只是因为媒体报道,更在于公民权利的觉醒,体制内改革力量的成长和法治理性的深入人心。

　　周老虎调查(众网友,2007)

　　事件本身是让人悲哀的,一个小小的骗术,只因成功地绑架了地方government的利益需求,进而从镇government到省林业厅、省government乃至国家林业局,统统要为之竭力圆谎,连司法机关也要对此有所回避。然而,无数或悲或愤或喜或狂的网民最终发现,揭示真相的权力其实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从周正龙的亮相到退场,诸多权威部门、权威媒体统统成为网民和网络的跟随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网民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报道者与参政议政者。

热情是如何冷却的

中国摇滚30年

　□本报特约撰稿李皖

　　中国摇滚乐的热情,因信息和文化的贫困而引发,又因信息和文化的饕餮满足而冷却；因意识形态的倾斜而引发,又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悬空了意识形态而冷却；因信仰和思想的动荡而引发,又因时尚和消费边缘化了精神自豪感而冷却。


　　中国摇滚乐的30年,在形式上,它是西方摇滚乐的一次大饕餮,现在,饕餮已经进入了尾声,形式已经失效。在内容上,它是中国政治大变局的浩大回声,随着前一个时代彻底成为历史,中国摇滚乐最关键的一个内容,也差不多已经失效。



　　并不知道这家伙唱的是摇滚乐

　　摇滚乐是一种完全外来的音乐。

　　早在1950年代,摇滚乐即已在西方产生。中国人接触这种音乐,理论上说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当然,这种接触是个别人的、局部的、极小范围的。

　　史料记载最早的中国摇滚乐队是“万李马王”,从1979年起,这个松散的、不怎么正式的演奏/演唱班子开始在北京高校活动,翻唱“甲壳虫”、保罗·西蒙等中国人听起来比较柔和、优美的曲子。

　　1989年以前的中国摇滚乐,可划归为中国摇滚的“无名时代”。当时,乐手们并不知道自己玩儿的是什么玩意儿,听众们更不知道。1986年,崔健在北京首体唱出《一无所有》、《不是我不知道》,这一年被普遍认为是大陆摇滚乐的诞生元年。这是一个追认的结果。其实直到1989年,中国人并不知道这家伙唱的是摇滚乐。完全由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影响,由于崔健把这张爆炸般的专辑以摇滚命名,崔健和摇滚乐开始被广泛谈论,此后,与之相关的北京民间音乐圈遂被称为“北京摇滚”。

　　与大陆的闭关锁国不同,台湾、香港一直保持着与西方流行音乐接触的机会,但有趣的是,两地在外来影响下产生的音乐,是“温拿”、许冠杰、泰迪罗宾这样的流行、民谣乐种。两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罗大佑、Beyond乐队等,一直要等到1981年才出现。摇滚乐需要一个政治相对开明的环境,尤其是需要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大激荡、大变局,从世界范围的摇滚乐历史来看,这一点在所有国家、地区概莫能外,摇滚乐是一种思想动荡的载体。在中国,更有趣的一点是,后来,只有大陆的摇滚乐风起云涌,港台地区的摇滚乐一直隐而不张。

　　形式的新鲜感是摇滚乐给中国人的第一个刺激,也始终是最大的刺激之一。自1989年之后,中国的摇滚乐一直处在一种拼命学习的状态,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饕餮的状态。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摇滚乐快速吞食并再现了西方50年里大部分的摇滚乐品种。

　　从时间的演进上看,中国饕餮具有从粗学到细分、从大门类向小分支演进的特点；具有越到后期越与当下潮流快速接轨的特点；从摸不到潮流的脉搏,到日益被潮流所陷入和坑害。形式主义初期具有轰动效应,中期具有新奇效果,后期渐渐失效。大约在1998年,以《中国火3》的发表为标志,饕餮进入尾声,失效全面降临。此后艺术家对形式创新的热情开始减退,大众对新颖形式的刺激不再有反应。一半出于无奈,一半出于孤傲,形式的创新、实验(音乐上的先锋派)向小众发展,最终与国外的同类群体形成全球化的小圈子。



　　摇滚乐: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上

　　1994年,崔健《红旗下的蛋》发表,不再具有前两张专辑的影响力,标明轰动期进入了尾声。此后不久,中国摇滚乐进入漫长的失语期,一直及今。失语不仅表现为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也表现为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的时候,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这才是摇滚乐彻底发生转变的更为深刻之处。

　　在思想、文化大变局的时代,摇滚乐充任了大变局最敏感、最大声、最大众化的载体,这是摇滚乐造成轰动的原因。这一点极为诡异,以致我们很不愿意承认:摇滚乐的强大,依附在对立面的强大之上。

　　中国摇滚乐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主题,正建立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上。主流意识形态不仅给它以力量,更在基本语汇、思想、范式上规范、制约和制造了它的基本精神体系。理想破灭、失去方向、走投无路、一无所有、认知混乱、空虚没劲儿……轰动期摇滚乐所反映的这些内容,表现了大变局中社会的总体精神症状。它依然处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内,具有一种集体的或群体的视野,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倒影；摇滚乐在此之上,成为一种对立面的艺术。

　　一直到1994年,王朔式的小说和电视剧把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拆卸,市场经济所蓬勃出的新富裕气息将中国人的政治母题和精神玩味完全架空抽离。摇滚乐的失语便开始降临了,轰动从此远离了中国摇滚。

　　这一个时期并不是中国摇滚单独表演的一个时期,而是整个文化、各个组成部分———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同进同退的一个大时代。很奇特的一点是,它们几乎是互相拥抱着翻滚在泥水里,在一场突然来临的暴风雨中,动荡喧哗骚动折腾并渐渐平息,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却相互看不见。

　　这一个时期,摇滚乐是文化英雄的一部分,不止是它,诗歌、小说、艺术、电影、哲学也分别有它的民族英雄,代表着精神解放的力量。摇滚乐手不像是音乐家倒像是战士,摇滚乐场景不像是演唱会倒像是神话,充满了象征和仪式意味。

　　那个时代有的是听众,缺少的是作品。现在有的是作品,缺少的是听众。那个时代没什么技术,但有的是精神。现在没什么精神,但有的是技术。那个时代涌上台去那么多的风云人物,但是很可怜,很多风云人物却并没有什么才华。

　　但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摇滚乐一直存在,失语症剥去的并不是它的内容,而是那种深刻的苦闷感的消失,是压迫的渐渐松开,是反抗的骄傲不再。从1989年蔓延开,它曾经是“呼吸”、崔健、“唐朝”、“超载”,稍后的何勇、“鲍家街43号”,所集体爆发出的理想主义破灭的悲歌。之后,面对着主流意识形态这副巨大无比、但慢慢凉下去的躯体,一代代摇滚乐人一直在寻找着办法,发动着斗争———“子曰”携着市井、江湖、小民看戏的智慧来了。“麦田守望者”带着胡同顽童的玩闹来了。隔了很久“二手玫瑰”带着二人转的泼皮无赖耍流氓来了。实验时期,NO、“苍蝇”、“顶楼的马戏团”以恶意戏谑、取笑、示众的方式想做出超强颠覆的惊吓效果,有点像是鞭尸的行为。失语期间,“盘古”做出了真正有内容的、惟一尖锐的声音,它重拾阶级斗争立场,重拾革命的主张,试图发动音乐上的武装起义,但它仇恨的刀锋上流淌着嗜血的新暴力、权力的新野心。“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夜叉”、“病蛹”汽锤般的重金属比自由的口号更响亮,显示着这种拼命呐喊的骨子里的空洞。炫耀勇敢已经没有意义,所以“舌头”、PK14、“生命之饼”开始崭露反讽主流话语的聪明,旁敲侧击的阴暗挑衅如黑乌鸦一般充满知性的狡诈。“野孩子”、苏阳、“周云蓬”来自中国的乡土俚俗,所以他们在繁荣的背面看到了底层人民如草芥一般的生存。崔健的近作重点不再关注精神场景,而关注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新生态,因而展开了新时期的人间喜剧……但不管如何努力,主流意识形态如死皮老肉难有任何反应,四周围观者渐稀,社会大众不再共鸣。

　　曾有一部分摇滚歌手力图直接去目击1992年南巡之后的时代巨变,迎击那现实急转,径直走进新时代的场景描绘,这形成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二个主题。这部分歌手试图反映整个时代向物质主义激变的图景。中国近30年来曾有过两次精神重创,第一次是激进的政治变革激情被压抑的后遗症；第二次是精神世界被物质世界转换、颠覆、边缘化、最后架空的强烈不适。

　　张楚、蔚华所表现的正是这第二次动荡,是一种新时代的新烦恼。2006年,“单行道”乐队曾想在如此变局十多年后展开一次新的现实主义观察,使摇滚乐的创作中出现了近似社会段子的系列场景,但是最终,他们的歌曲缺少真正痛感,场景太过易变而缺少积淀,唱起来没心没肺。崔健在1998年和2005年的两张专辑,以大致近似的原因,也没有激起广泛而长久的反应。



　　崔健打开的盒子里面是空的

　　中国摇滚乐的第三个主题是反映一种城市的触觉。中国一直有城市,但直到1980年代之后,城市才开始有了城市的意味。这是一种与工业文明、现代化、外乡青年、都市时尚纠缠错节的语境。作为重要母题,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城市触觉的最早表达者是“黑豹”、窦唯、张萌萌、王磊,从他们口中,冷铁般的感觉,黑梦的幻觉,患病的感受,被城市欺侮的凄凉感,陆续出现。后来,疏离、恍惚、失落、空虚、没劲儿、顾影自怜、晃来晃去、没头脑的兴高采烈,成为一大批城市乐队、歌手的表达内容。

　　经过近十年的发育,流行、时尚、娱乐终于在中国生成为一个传媒的和生活的现实。1995年之后,“零点”、韩红、臧天朔、“花儿”、汪峰、郑钧、丁薇、斯琴格日乐都在程度不同地实现着这样的转变。在万一、胡吗个率领下,也曾有过几支不出名的队伍试图在大众摇滚上闯出名声,但是却惨遭可耻的覆灭。以摇滚形式唱出大众的流行音乐,这是中国摇滚乐的第四个主题,它往往会被铁杆儿们视为不齿的投降,却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摇滚乐失效后重回大众怀抱的有效策略。他们试图以时尚重新找到摇滚乐对大众布道的新舞台、音乐创造通向都市人群的新插头、另类文化打开社会意识的新缺口。至于它到底是与流行、娱乐和庸俗合了流,还是教育了流行、娱乐和庸俗,使之变得高尚而不肤浅,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摇滚乐还有第五个主题,这是仅次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为壮观的主题,也是摇滚乐的永恒母题之一:歌唱自己的青春期。歌唱自己的青春期一般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是迷惘,一种是垮掉,一种是谩骂,一种是死亡炫耀,总起来都是性冲动和自我觉醒,它成为朋克、金属音乐的热门话题。

　　而中国摇滚乐放弃大众呐喊、撤出对立面艺术的退却之举,其实际情形也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它因此而焕发出的别样神采甚至称得上迷人。回归/回家是1997年之后在腾格尔、许巍、乡土艺人等诸多人身上发生的艺术转变,好像是经历了动荡时世和荒唐岁月的浪子,重新回到了家乡的温馨爱抚、心灵的宁静安详或者宗教的沐浴光辉,他们的非摇滚作品显示了低首俯身的虔敬、回归土地的安慰和动人心旌的抒情魅力。窦唯、骅梓、底里、“超级市场”从战场的另一侧退下,从外部世界缩回到内心,但他们由此焕发的非凡才情、自在之美、中国传统文人心境,比其摇滚时期更为纯粹深邃。窦唯在作如此转向后所爆发出的惊人创作力,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能数得清以他个人和乐队名义出版的唱片究竟有多少。

　　作为2000年之后的景观,新一代的中国摇滚音乐人还制造了另一个大规模场景:唱英文的和不再唱歌词的。前者是一些摇滚新乐队,后者是一些取了英文名字的DJ。这是新一代年轻人干的事。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唱英文的中国摇滚等于一个字也没有说。

　　经过了30年,中国摇滚乐的基本轨迹是:从英雄主义变成了痞子无聊又变成了娱乐精神,从精神尊严变成了生理愉悦还变出了艺术的先锋姿态。

　　中国摇滚乐的热情,因信息和文化的贫困而引发,又因信息和文化的饕餮满足而冷却；因意识形态的倾斜而引发,又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悬空了意识形态而冷却；因信仰和思想的动荡而引发,又因时尚和消费边缘化了精神自豪感而冷却。市场经济的发生,网络的兴起,就这样将曾经的热情消弭于无形。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摇滚乐究竟解放了什么?启了什么蒙?很奇怪,它的里面是空的,像崔健打开的那个理想的盒子一样,摇滚时代没留下实质性的思想成果,它只解放和启蒙了一种情绪和姿势。



　　轰动有什么好?

　　我对中国摇滚乐报以恰如其分的乐观。因为摇滚乐的两个失效,部分摇滚音乐人进入了比较自然的对摇滚乐的热爱,比较正常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今天,中国摇滚乐的自在、从容、向艺术纵深的深潜,都是前所未有的。

　　形式的失效使中国人发现了自己。当新的外来形式不再具有轰动效应时,中国人日益发现自己真正触动的声音,用两个大词说:民族主义醒来了,自我醒来了。早年在《黑月亮》、侯牧人、崔健、王勇、何勇、“子曰”那里萌发的种子,正在蔚然长成树林。1999年之后,中国摇滚乐普遍地在形成中国的风度。

　　内容的失效使每个人正在发现自己。我们正在经历时代的无力。但是时代的无力,正意味着一个曾经强大的旧时代的彻底过去,无力正是新旅程将要开始的必然。从音乐的一面,我们越来越多发现寂寞地向音乐纵深孤身跃进的身影。从言说的一面,我们越来越多看见精粹、洗炼、日渐深邃的诗歌,正在中国摇滚歌词里涌现。左小祖咒、“声音碎片”、木玛、万晓利、周云蓬、PK14……许多摇滚人在唱出白金般的诗歌品质,那些歌词是每个人自己的,是不可复述的,是摇滚人自己发育出的忠诚于自己的有效话题。

　　全国人民都听同一盘磁带,看同一个歌手,想同一个问题,说同一个话题,究竟有什么好?轰动有什么好?轰动跟我有关系吗?当然我也有不甘心的另一个问题:那个够分量的、能被许多敏感的心共鸣的伟大作品,什么时候会出现?我想,这不是单独对中国摇滚乐的要求,更是对中国人的要求,以我的狭隘眼光看,中国人,离此还远,但是他已经自在地走在路上。

音乐十大歌曲

《甜蜜蜜》1979◇演唱者:邓丽君

　　邓丽君从未来过大陆,而当年在大陆,她的歌曾被当作“靡靡之音”乃至“精神污染”,普通的流行歌曲遂意外地获得强大的社会性———邓丽君成为一个时代的情感启蒙。

　　《之乎者也》1982◇演唱者:罗大佑

　　情歌与社会批判、抒情与思辩共冶一炉,华语流行音乐被罗大佑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乡恋》1983◇演唱者:李谷一

　　李谷一的歌声是那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初萌的感伤和欢乐,那些歌曾被斥为“黄色歌曲”,这正证明其"社会情感润滑剂"的强大功能。《乡恋》力排众议,登上首届春晚舞台。

　　《青苹果乐园》1988◇演唱者:小虎队

　　台湾国语流行歌曲“登陆内地”的旗舰,开启了少年偶像组合文化之风气,其对青春发育期情欲浪漫直白的倾诉,更是令仍在晚会歌曲中摸爬滚打的内地少年面红心跳,恨不得揭竿而起.。《一无所有》1986◇演唱者:崔健

　　1986年崔健唱出石破天惊的《一无所有》,直至1989年才推出了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空前地以摧枯拉朽顶天立地的“我”来高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时代自我的觉醒和个体的解放,一个摇滚歌手发挥了一般知识分子反而难以企及的对大众的启蒙作用。

　　《大地》1990◇演唱者:Beyond并非崔健和黑豹,而是Beyond最早将华语摇滚、重金属和原创乐队这些概念普及开,他们是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乐队,《大地》是其颠峰之作,其咄咄逼人的少年沧桑和理想主义迄今仍令人动容。

　　《天空》1994◇演唱者:王菲

　　王菲成为邓丽君之后一位新的流行天后,她唱出的是迥异于邓丽君天真时代的全新的都市心声:不仅仅是优美的,也是迷幻、浮躁乃至分裂的。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1994◇演唱者:张楚

　　诗歌与民谣摇滚的惊世艳遇,充满了对时代变幻洞幽悉微的洞察力。

　　《爱在西元前》2001◇演唱者:周杰伦

　　在华语流行乐盛极而衰、唱片业江河日下的新世纪,周杰伦以及他背后的创作者、尤其是方文山这样的歌词作者,多少引领了一个新的潮流。

　　《中国孩子》2007◇演唱者:周云蓬

　　在并未广泛发行的情况下,《中国孩子》这首歌的广为传播是网络时代的奇迹,也是迫在眉睫的社会现实对音乐良知的紧急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