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995年10月6日

天文学家发现太阳系外第一颗行星

两名瑞士天文学家今天在佛罗伦萨国际天文会议上宣布，他们在银河系发现一颗行星。这是人们在太阳系以外发现的第一颗行星，被视为近几十年里最重大的天文发现。    据介绍，新发现的这颗星体呈液态结构，暗红色，体积相当于木星(为地球的1000倍)，距地球只有10至20 光年)。它位于飞马星座51号星附匠，并以极快的速度围绕51号星旋转、旋转周期仅为4天。由于飞马星座51号星不仅类似太阳，而且其形成年代比太阳多30亿年，天文学学们认为，在它周围很可能有其它类似地球的行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太阳系外存在生命和文明的推想。
    新发现的这颗星体被它周围的强光所“淹没”。目前，通过世界上现有的任何天文望远镜都无法看到它。两名瑞士天文学家对它周围的星体经过两年观察、研究和推算发现了这颗行星。人们期望，到2000年时，可以通过新一代天文望远镜一睹它的风采。

1995年10月6日

德国网球明星格拉芙涉嫌逃税案被传讯

   德国网球明星施蒂芬尼-格拉芙因涉嫌逃税案今天被传讯。传讯是由曼海姆检察院最高检察官魏格松进行的，传讯持续了数小时。格拉芙在她的律师丹克特陪同下前往。    魏格松随后向外界宣布说，经过传讯，没有证据表明可能逮捕施蒂芬尼-格拉芙，但也改变不了继续监禁格拉芙父亲及其财务顾问艾卡特的必要性。格拉芙父亲在这起逃税数千万乃至上亿马克的大案中是主犯，八月初被逮捕。

1998年10月6日

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召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0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会议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同志最近几次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回顾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研究讨论了实施方案，着重对下一步企业的撤销和交接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各有关方面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扎实工作，确保按期完成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的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讲话中说，两个多月前，中央在部署开展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的同时，作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这一重大决策公布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全party、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胡锦涛说，party中央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同志在最近几次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这项决策的重大战略意义，明确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立即同所属单位办的一切经营性公司彻底脱钩。军队、武警部队要全部“吃皇粮”，政法机关也要全部“吃皇粮”。必须把这项重大而复杂的工作抓得很紧很紧，要真抓实干，务必达到预期目的。*同志的多次重要指示精神，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认真贯彻。
    胡锦涛在讲话中就实施方案中关于企业移交、撤销的范围，企业交接的原则、方式与步骤，保证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履行职能所需经费，妥善安置有关人员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胡锦涛强调，现在，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关键是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下更大的气力狠抓落实，务必达到既定的目标。他着重对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六点要求。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第二，要不折不扣地按政策办事。一定要严格执行政策，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该交的企业要毫不含糊地交出去，决不能交亏不交盈；该接的企业要毫不犹豫地接过来，决不能接好不接差；该撤的企业要毫不手软地撤销掉，决不能变相保留；该脱钩的企业要彻底脱钩，决不能藕断丝连，明脱暗不脱。    第三，要加强协调配合。要提倡步调一致，齐心协力，不在工作中推诿扯皮；提倡从大处着眼，不去纠缠一些枝节问题；提倡讲风格，顾大局，不能只考虑局部或小团体的利益。只要军民一心，军政一心，上下一心，协调配合，就一定能把工作搞好。    第四，要保持大局稳定。
    第五，要严格执行纪律。目前，这项工作已进入实施阶段。中央已经明文规定了五条纪律，必须严格遵守，令行禁止。对于那些不听招呼，顶风违法违纪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按照party纪、政纪、军纪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惩处，决不手软，决不姑息。    第六，要切实加强领导。各级领导机关要带头执行中央的决定，首先做到本机关与所属的企业尽早脱钩，尽快移交，给基层作出榜样。要切实发挥party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party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也讲了话。他说，我军是party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来都是听party的话、自觉跟party走的。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不管条件怎样艰苦，形势怎样复杂，牺牲有多么大，只要party和人民召唤，我军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缓。在今年的抗洪抢险斗争中，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紧急关头，江主席一声令下，我军三十多万官兵闻风而动，英勇奋战，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同人民群众一道，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这次party中央、江主席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我们就是要像抗洪抢险那样，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做好样子，向party和人民再交一份合格的答卷。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发扬我军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坚持把party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自觉在大局下行动。

1999年10月6日

促进全面禁核试条约生效大会举行

1999年10月6日，中国代表团团长沙祖康在维也纳霍夫堡开幕的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大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国将恪守条约积极支持和参加条约组织的筹建工作，但他同时指出，一年多来国际上的消极事件无助于条约的生效和普遍性。    沙祖康指出，中国government对条约的根本立场没有改变，面对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消极事件，中国仍将在对条约和国际安全环境充分审议的基础上，尽量加快批准条约进程，并将继续为促进条约生效而努力。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就裁军与安全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核裁军的进展，离不开全球的战略平衡与稳定。前一段时间国际上一系列消极事态的发展，充分印证了江主席的上述论断。
    本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条约尽快生效。条约规定，只有在所有44个有核能力的国家交存批准书第180天后才能生效。目前虽然已有47国批准了条约，但在44国中还有23国没有批准条约。会议审议并通过会议报告和宣言。   

2000年10月6日

中国飞行员穿越太湖大桥桥洞

   2000年10月6日下午3时30分至3时45分，英勇的中国特技飞行员四批次成功穿越了中国内湖第一大桥———太湖大桥一号桥桥洞，为世界航空运动史增添了新的绚丽一笔。
    下午3时29分，来自广西航空运动学校、38岁的杨尚峰和新疆航空协会、39岁的金亮（副驾驶）首先驾驶国产海燕650B轻型飞机飞抵桥前。他们在大桥上空作了两个盘旋，然后对准主桥洞，一气呵成成功穿越，在桥下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彩色烟雾。    位于苏州市吴县境内的太湖大桥一号桥主桥洞净宽34．91米，桥洞净高不足6米。而海燕650B飞机翼展就已达到14．95米，机高达2．65米。杨尚峰和金亮的成功穿越，在现场10万余名观众中激起一阵欢呼。
    紧接着依次飞来的是河北保定航空运动学校飞行员赵金光、山西大同航空训练基地飞行员王建安，他们分别驾驶国产蜜蜂—3C和AD—100T型飞机，在观众的掌声中穿越桥洞。
    下午3时44分，北京科源飞机公司飞行员李卫国和北京轻骑兵飞行俱乐部飞行员林宏各驾驶一架AD—200型飞机，在空中成“二”字形编队飞近大桥。    在李卫国的长机从主桥洞穿越的同时，林宏的僚机也从主桥洞左侧的桥洞成功穿过，这个桥洞的净宽仅有26．75米。他们的精彩表演，为整个穿越太湖大桥桥洞特技飞行表演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使现场观众激动得近于痴迷。
    来自立陶宛的专业特技飞行员尤吉斯·凯雷斯和来自匈牙利的航空表演家彼特·贝森叶在昨天结束的“2000年中国吴县环太湖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中分别荣获冠、亚军。
   

1860年10月7日

英法侵略军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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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焚毁之前的圆明园海晏堂照片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抢劫。为了消赃灭迹，掩盖罪行，10月7日至9日，英、法放火烧掉圆明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强迫清朝government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英国资产阶级以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有关资料记载，1850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抵制着外国商品的侵入；二是英国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存在着矛盾。由于鸦片战争后英国等殖民主义者大量对华输入鸦片，中国的白银继续外流，使中国出口茶叶、生丝收入的大半被其抵消，无力再多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这当然对英国是很不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是既要维护给它带来巨大利益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这样，它就要迫使清朝government开放更多的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government的控制。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便以修约为名，企图压迫清government给其新的侵略权益。1853年5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均遭到清government的拒绝。英、美、法等殖民主义者掀起的“修约”交涉未能得逞，就恼羞成怒，决定用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来实现其无理要求。1856年10月8日上午，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的1艘“亚罗”号划艇正作启航准备。这时，有1艘清军的巡逻船急驶而来，广东水师官兵登上划艇，把全船14名水手挨个盘问身份，并把其中12人加以扣留，押到巡逻船上，带回广州。“亚罗”号原是中国人苏亚成的一艘载重100吨的划艇，后来被海盗抢走，辗转属于中国方亚明所有，成了走私船。为了走私的便利，曾在香港当局领过执照，但已过期失效。中国水师搜查走私船，捕走中国水手，纯属中国内政。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他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说，中国水师上船后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他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强硬照会，无理要求立即送回被扣的全部人犯，还要向英国道歉和赔偿。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省河，向广州进攻，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大敌当前，两广总督叶名琛一味妥协，下令不许还击。10月29日，英军攻入广州城，叶名琛慌忙逃命。1857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大资产阶级掀起战争叫嚣，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3月，英国government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陆海军来中国；同时向法、美、俄等国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government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0月，法国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也借口“马神甫事件”（即“西林教案”）任命葛罗为全权公使，率领一支侵略军，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幌子，继英军之后开到中国。美国和俄国也同意英国的提议，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这样，四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暂时结成了联合侵华阵线，进一步扩大由英国首先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领舰队到达香港。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纷纷赶到香港，与英、法合谋，研究侵华策略。12月，英、法组成联军，共5600多人。12月12日，英、法代表分别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进入广州城谈判“修约”、“赔偿损失”，并限10天内答复，不然，则向广州进攻。叶名琛既不理睬英、法照会，也不作任何战守准备。    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跑，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广东巡抚柏贵无耻投降。30日，广州又一次被英法联军占领。占领广州并不是侵略者的最终目的。1858年4月，英、法、美、俄等国军舰陆续北上来到大沽。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照会清government，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清government不予理会。两小时后，英法联军悍然以数十只小汽轮和舢板闯进大沽口，向大沽炮台发动猛烈攻击。守炮台的爱国官兵奋起反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但终因防御薄弱，力量相差悬殊，大沽当天被占。26日，英法联军到达天津城外，清government急忙于29日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与英、法等国代表谈判，并于6月26日和27日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英、法等国得寸进尺，又以到北京换约为名，准备扩大侵华战争。1860年春，英、法军舰陆续开到中国，并于7月底再次集结大沽口外。8月1日，英法联军攻占北塘，14日攻占塘沽，21日又攻占大沽，24日进入天津。清government急忙派桂良和恒福到天津求和。但侵略者存心要攻占北京，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不断节外生枝，使谈判失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攻下八里桥。咸丰皇帝吓破了胆，派他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22日清晨，咸丰皇帝带着后妃、皇子、亲王和一批大臣，慌忙逃到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根据俄国外交官伊格纳提耶夫提供的情报：清朝守军集中在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方，应先攻取；并听说中国清朝皇帝正在西北郊的圆明园。于是，英法联军绕抄安定门、德胜门，进犯圆明园，并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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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震惊中外的“火烧圆明园”事件。

圆明园景区位置图（局部）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建于明朝。1709年，清朝康熙帝把该园赐给四子胤祯（后来的雍正帝），并赐名圆明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把它精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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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之后的圆明园大门及华表照片     

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圆明园周围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而以圆明园最大，故统称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分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全园面积合计5000多亩。圆明园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园中有宏伟的宫殿，有轻巧玲珑的楼阁亭台；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庄”；有仿照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有仿照苏州狮子林的风景名胜；还有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可以说，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典范。不仅如此，圆明园内还珍藏了无数的各种式样的无价之宝，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历史文物，如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也可以这样说，它是世界上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10月6日，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立即疯狂地进行抢劫。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侵略军，他们见物就抢，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价值三四万法郎。他们空手而进，满载而归。在法国军营里，堆积着珍奇的钟表、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以及珍贵的艺术品，价值达3000万法郎。英国侵略军虽然来迟了一步，但金银财宝也装满口袋。更可恶的是，对那些搬不走的大瓷器和珐琅瓶，他们打得粉碎。英法侵略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消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竟下令烧毁圆明园。大规模的焚烧共两次，第一次是10月7日至9日，主要焚烧圆明园，大火连烧3昼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这场浩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攻占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10月18日和19日，这伙强盗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等几处属园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并进行第二次大焚烧，烧毁了上述几处属园的殿阁建筑。这时，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竟下谕“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奕秉承此旨意，全盘接受英、法提出的条件，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1月14日又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也使中国人民的灾难更为深重了。
    圆明园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原有亭台楼阁140多处，总面积达350万平方米。它的陆上建筑面积和故宫一样大，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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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组成，三园之间有垣墙相隔

，前为万春园，后面并列的两园：圆明园和长春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庭区，是皇帝处理公务之所，其余地区则分布着四十个景区，其中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而建，如这里也有“杭州西湖十景”，不仅模仿建筑式样，连名字也一模一样，还有许多西洋风格的建筑，其中最有名的一处名叫“大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黄花阵迷宫以及西式楼台等，可以说是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和技术的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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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园林圆明园还是一座珍宝馆，里面藏有为数众多的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精华。 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搜掠园内的文物珍宝，最后放火将这座万园之园彻底焚毁，这就是“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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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之前的圆明园养雀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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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焚毁之前的圆明园海晏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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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晏堂局部

    圆明园还是一座珍宝馆，里面藏有为数众多的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精华。  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搜掠园内的文物珍宝，最后放火将这座万园之园彻底焚毁，这就是“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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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之后的圆明园大门及华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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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之前的圆明园养雀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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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晏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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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晏堂中的12生肖之铜铸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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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晏堂中的12生肖之铜铸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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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晏堂中的12生肖之铜铸猪头

1864年10月7日

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

1864年10月7日，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硬把中国西部的常设卡伦(“卡伦”，为突厥语，是清government为了盘查商旅、管理游牧等而设在中国城镇附近的军事哨所，距国境界远的上千里，与边境线是两回事)，列为分界的标志之一。1862年—1864年间，中俄两国在中国新疆塔尔巴哈台举行勘分西界的多次谈判。谈判前，沙俄出动大批侵略军，向中国常驻卡伦逼近，占领了他们任意确立的“国界线上”的各个战略据点。谈判中，俄方肆意歪曲《北京条约》，坚持所有边界线都依中国常驻卡伦划界的荒谬主张。并以中断谈判相威胁，在俄国压力下，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山口(今苏联境内)起，到浩罕边界为止的边界。结果，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割占了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1888年10月7日

清government发展海军　北洋海军正式建立

1888年10月7日，清government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当时的北洋舰队，拥有大小舰艇25艘。后续有舰艇调进。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北洋舰队的舰艇总数达到42艘，吨位45000余吨。然而，成军仅仅6年之后，这支庞大的舰队竟然全军覆没。
    海军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中国本来没有海军。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凭船坚炮利，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才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海军之为物，于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萌发了建立海军的思想。林则徐认为，海军乃西洋“长技”，中国也应学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与之角逐海上，方能“制胜”。他的这一构想，后来被魏源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以概括之，在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历程是几经曲折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根本不明白，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土壤上是产生不出强大的海军来的。鸦片战争后，一些清government官员面对“人操舟而我结筏”的现实，也曾博访洋船图式进行仿造，但仍抱着旧的观念来看待海军这个新事物。4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在军舰上使用螺旋推进器。进入50年代后，英、法等国都开始了螺旋推进器蒸汽舰的建造。与此同时，木壳军舰也逐步被带有护甲的铁甲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而中国的仿造者却只求船型相似，安脚踏水轮以求船之速，选坚实木料并蒙以生牛皮以求船之坚，以为靠手工匠人依样画葫芦，即可成功。这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到60年代初，曾国藩和左宗棠继续在安庆、杭州自行仿造轮船，还是遭到了失败。这样，他们才意识到，制造轮船不引进机器生产技术是不行了。经过四分之一世纪，遭到多次严重挫折之后，中国人在造船问题上才发生了观念的改变。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造船事业的发展。1866年，根据左宗棠建议，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成立，开始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闽局不仅建造兵船，同时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这便为尔后建成北洋海军奠定了基础。清government于1879年10月下令筹建北海洋军。1881年12月，即仅仅两年之后，北洋海军便初步建成。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改三角形水师旗为长方形海军旗。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自已的军舰上挂起海军旗。当时北洋海军有巡洋舰、炮舰、练习舰等12艘，已初具规模。其后，北洋海军继续扩建，直到1888年成军为止，北洋海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支舰队，从开始筹建到正式成军才历时9年，速度是够快的。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government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开放的政策。
    闽局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造船工业基地，从1869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25年间造船34艘，其中11艘拨给了北洋海军。闽局开始只能造几百吨的小型木质炮船，后来则能造2000吨级的钢甲快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之有近代化的新式舰船是从闽局开始的，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在北洋海军成军以前，以闽局为代表的中国造船工业水平，并不比日本低，甚至还超过了日本。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海军舰队，清government采取了造船与买船并行的方针。从德、英两国订造的7艘战舰，来华后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使各国皆刮目相待。
    为了加速海军人才的培养，清government又创设新式海军学堂。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闽局所附设的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最早的优秀的海军人才。到甲午战争前夕，这两所学堂、特别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多数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和中坚。北洋海军重用学堂出身的学生，但也不歧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自学成才者，各舰管带、大副、二副多有由船生担任的。在培养、奖掖人才的同时，清government还选派海军人员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例如，丁汝昌、邓世昌等人多次利用接船之机，考察西方海军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大有进益。闽局曾派出三批留学生78人，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萨镇冰、严复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清government还先后派出4批官学生120人，学成回国后多半转入海军担任要职。同时，清government又从国外聘请技术人才。洋员主要担任教习、驾驶、机务、炮务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其中多数人克尽厥职，是有劳绩的。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有些洋员还亲冒炮火，奋力作战，或身负重伤，或以身殉职，与中国将士的鲜血洒在一起。这种自已培养人才为主与借才异国为辅的方针，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
    在一个时期内，清government发展海军的决心似乎是很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中棠即指出：“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竞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因此提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著。”清government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批准创建福州船政局。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发生后，清government开始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大患”，便着手筹建三洋海军，并决定向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两艘铁甲舰。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战后，清廷在谕旨中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以上事实说明，是外国的侵略刺激和促成了清government发展海军的决心。当时，反对派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反对购买西方先进军舰装备海军，而且反对“师夷长技”。如称：“铁甲船有害无利”，“不可购买洋船，并不可仿照制造”，“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等等。清government破除各种阻力，使北洋海军得以成军，确实表现了一定的决心。然而，这种决心并没有真正坚持下去。北洋海军成军后，它的发展便进入了停滞的阶段，从此不再添置一艘军舰，更新一门火炮。本来，成军之初，北洋海军的实力是超过日本海军的。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海军所未有，因此畏之“甚于虎豹”。可是，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明治government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日本海军以打败定远、镇远为目标，专门设计制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这样，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增添新舰两艘，其装备质量远远超过了北洋舰队。当时，也有少数官员以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力陈加强海军力量，但未被采纳。如果说清朝统治集团在前一个时期还有点危机感的话，那末，在稍有所成之后，便开始忘乎所以，踌躇满志起来。一度表现出的一点活力被沉重而巨大的惰力给压下去了。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两个月，李鸿章看到日本“岁添巨舰”的现实，这才发出“窃虑后难为继”的慨叹，无奈为时晚矣。
    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作战三次，广大将士英勇搏敌，浴血奋战，然空怀杀敌保国壮志，终难挽回失败的命运。这支庞大的舰队还是全军覆没了。  

1895年10月7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建人胡厥文诞辰

胡厥文，1895年10月7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现属上海市）。青少年时期，他受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痛心于国弱民贫，外侮日亟，立志一生办工业以振兴民族。为此，他在1914年报考了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习机械。毕业后，志愿到汉阳铁工厂当工人，后任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实习工场主任。1921年他变卖了祖传的土地，在亲友资助下创办了新民机器厂。以后，又陆续创办合作五金厂、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石城窑厂等企业，任厂长、总经理职务。他勤奋从业，悉心研究和仿制新的机器，不少产品成本比外国货低，而质量可与舶来品媲美，为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1927年，他被同业推为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并连选连任达十年之久。为抵制日货，组织中华机器联合公司，并担任上海市棉布市场理事长职务。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犯上海，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厥文同志与黄炎培合作，通过中华职教社等组织，发动全市工商界支援抗战。他日夜奔走，联络、组织工商界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工场，抽调技术工人支援兵工厂，为我守军赶制武器弹药。几十天时间里，须髯盈颊，遂蓄髯以示反帝救国的坚定意志，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忠贞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金山登陆。为了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胡厥文又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呼号奔走，组织江浙沪宁的百余家民营工厂内迁。在此期间，他在桂林、祁阳等地创办了大中机器厂、新民机器厂湘厂等企业。他分别担任了中南区工业协会理事长、知名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理事长。这两个组织在抗日的大后方，在军需民用的生产、团结民族工商业家提高爱国主义觉悟、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国内市场。而国民partygovernment却下令取消government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胡厥文和其他进步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单单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在重庆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经过多次酝酿，他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及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的火热斗争中。他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1948年由于国民party反动派的迫害，民建被迫转入地下。胡厥文在上海创办“中国工业月刊社”，掩护民建继续活动。上海解放前夕，民建其他几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到香港和解放区工作，胡厥文受组织委托，坚持在上海领导民建的地下工作。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胡厥文同志坚持反帝爱国、民主立场，为民族工业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胡厥文以民主建国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制订《共同纲领》和选举产生新中国中央人民government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éá★ネ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功绩。
    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将自己的积蓄尽数捐献国家作抗敌之用，并支持自己的儿子参军入朝。1952年他担任赴朝慰问团总团副团长，亲自到战火纷飞的前线看望我们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在国家的过渡时期，他以极大的积极性宣传、推行中国共产party和人民government的方针政策，率先在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带动工商界同仁积极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尔后 的岁月里，他又以身作则，和民建的人事一道在工商界中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受人称道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来，胡厥文先后被选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副市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胡厥文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建创建之初，他任常务理事，在民建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来，他担任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领导民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开创了民建历史上最好时期。1987年底，他为进一步推进民建中央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坚决辞去主席职务，并积极推荐新人，在民建内外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政治影响。他连续被民建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推举为名誉主席。1965年以后，胡厥文同志先后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理事长、理事长，为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他还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四、五届的常务委员。
    1989年4月16日在北京逝世。

1910年10月7日

全国掀起国会请愿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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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上奏的东三省总督锡良

                                                                                                                             1910年10月7日，国会请愿掀起第三次高潮。
    借资政院开院之机，请愿代表团发动了第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10月7日，请愿团孙洪伊等与直隶代表李长生、温世霖等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东三省学生赵振清、牛广生路迎代表团，当场割臂股写血书，强烈要求召开国会。载沣外出，孙洪伊等日夜守候，警卫劝归，代表坚持不去。同时，京外各界声援请愿运动如火如荼。10月5日，直隶各界在天津举行请愿大会，2000余人会后列队前往督署，要求总督陈夔龙代奏请愿书。10月16日，开封各界绅民3000余人开请愿大会，要求巡抚宝(芬下加木)代奏请愿书，又至谘议局提出“此次请愿如仍不得请，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谘议局亦不许开会”。10月19日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要求速开国会，10月29日，3000人集会，通过请愿书，请总督赵尔巽代奏。奉天省各城绅商士民等互相联络，拟每城派出1万人，齐集省城要求总督代奏请愿书。10月30日，福建九府二州各界代表4000人在省城开会，呼吁一年以内即开国会，要求总督松寿什奏筹请愿书。
    资政院开院之初，湖南议员罗杰发言：“现在国民之断指、割臂、剜股者相继，皆表示国民以死请愿之决心。”并说：“不速开国会，互选资政院议员不能承诺新租税。”他要求：1.本院议员应全体赞成通过速开国会案；2.议长应从速上奏；3.摄政王应即允速开。此案付表决时，当全体与会者一致起立通过这一议案时，议员们跳起来欢呼“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10月26日，资政院通过了请速开国会的奏稿。28日，资政院总裁溥伦把奏稿连同三个附件，一并上奏朝廷。
    各地大员也开始纷纷表态。10月5日，云贵总督李经义、湖广总督瑞澄联电各省督抚徵求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24日，广西巡抚张鸣歧奏请设责任内阁。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澄、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义、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主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分、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逵、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电朝廷，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
    28日，摄政王载沣命将各地请愿折电交王大臣阅看，预备召见。

1913年10月7日

亨利·福特建立了第一条装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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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从福特新的海兰帕克装备线中鱼贯而出

1936年10月7日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

  1936年10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甘肃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等地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9日，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此时，红四方面军有3万多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半，曾三过草地，历经艰苦曲折。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甘肃静宁平铎镇与红一方面军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 2日，红二军团在静宁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结束长征，全军将士有1万余人。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近一年，在途中经艰苦作战，冲破国民party军的围追阻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战胜party内分裂的危机，终于最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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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部分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二为任弼时，右三为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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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处--甘肃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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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对长征意义最有代表性的论述。

    各路红军在长征途中有多次会师，主要的有：1934年10月，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木黄会师；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1935年9月，红军第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永坪镇会师，并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第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7月，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每一次会师都伴随着作战的胜利，没有沿途作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会师的出现。所以会师本身就象征着胜利。在红军长征途中，经历了很多次英勇浴血的奋战，如红二十五军的袁家沟战役，毙敌300余人，俘敌1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等，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等，其中遵义之战，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红四方面军的包座战役歼敌5000人，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等；红二、红六军团的龙家寨战役毙敌1000余人，俘敌2000余人，缴枪2200余支，等等。红军在这些战斗中，几乎都是以少胜多，以英勇的作战和灵活的战术取得惊人的胜利，然后才实现了会师。

    长征会师，是各地红军从分散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边走、边打、边做群众工作，为着共同的目标，向着一个方向，像很多支流流入江河那样汇合在一起。这样的会师，是战略力量的聚合和集中。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集中了战略力量就有实施战略作战的主动权。贺龙与任弼时深明这一道理，他们所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24日会师，25日即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两个军团集中行动”，但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却不同意，并说是“绝对错误的”。28日，贺、任等二、六军团领导人再次建议“暂时集中行动”，接着在11月中旬集中力量打了龙家寨战役，对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军每次会师后，紧接着就是战略作战的胜利。如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后，随即在中央统一指挥下打了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party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又如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师后，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打了山城堡战役。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不但大振了我军的声威，而且对分化敌军营垒、促进逼蒋抗日的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主力红军会师后，就能在统一指挥下，集中力量打一些较大的歼灭战。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

    长征发生在国内阶级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红军在反对敌军第五次“围剿”失败之时，同时又交错着party内的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party中央，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毅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把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已进行战略退却的消极行动，升华为一个积极进取的、对全国人民和对全军有号召力的大义凛然的政治行动。ǚ@ìěャú$ǔ＆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那样：“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北上抗日的方针，伸张了长征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师出有名，极大地激励了士气。日本侵略者是全民族的敌人，红军北上抗日就获得全民族的拥戴。而反动军队对红军的“剿杀”就把自己摆在抗日的对立面，遭到全民族的反对。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还有力地团结了全party，在party内存在着“北上”和“南下”的分歧抉择上，party中央、毛泽东坚定地坚持北上抗日，并以此团结了全party和全军，北上抗日有理，南下、西下无理，是逃避。这就促使了红军三大主力最终在西北会师，避免了张国焘的分裂危险。

    毛泽东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会师标志着红军战略退却的终结和战略转移的完成，开创陕甘宁苏区新局面战略阶段的开始，并为向民族革命战争实施战略转变作了准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红军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就成了战略转变的转折点。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明红军长征会师后，party中央、毛泽东可以在相对稳定的（较之长征中被围追堵截的作战环境而言）“大本营”内筹划和决定政治战略方面的问题了，可以出台新的战略了。如果说长征胜利是北上抗日战略的胜利，那长征只是实施北上抗日的第一步。到了西北，长征是结束了，但抗日没有结束，还必须把全民族的抗日斗争持续不懈地进行下去。而这一切，只有在红军会师后才能贯彻实行。事实说明，红军会师后，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影响很大，以至于发生“西安事变”，促成建立了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红军完成人类历史纪录上第一次的伟大长征。红军面对着强大而凶残的敌人，险峻艰苦的环境，用了一年多时间，走了两万五千里路，主要靠着革命精神来完成了长征。长征精神，包含的内容很多，但主要有两点：就是强渡大渡河，强攻腊子口，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就是爬雪山，过草地，吃苦耐劳，在艰苦环境中，意志坚定，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红军的革命本色在长征途中最显明、最集中、最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成了我party我军最宝贵的财富。红军就是用这种精神完成了长征任务，会师胜利更使这种精神光芒万丈。这种精神，可以养成人们高尚的情操，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可以完成一切艰难困苦的任务。这种精神，在我国我军的文明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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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7日

薛岳兵团在万家岭歼日军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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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岭阵地上中国军队的重机枪阵地

    1938年10月10日，万家岭战斗结束。

    9月27日，日军进攻万家岭、白水街一线，被中国军队第四军、第六十四军和第三十二军等部合力包围。
    10月7日，薛岳兵团向万家岭发起总攻，与日军第一0六师团激战，收复长岭、张古山。9日，蒋介石令薛岳兵团于本日肃清万家岭日军第一O六师团，薛岳电令各师选派敢死士兵数百人，于下午6时进行攻击，官兵死伤甚多。10日，日军向北突围，狼狈败逃。这次战斗歼灭日军1万余人，缴获大批辎重、武器弹药。

1939年10月7日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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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长沙战役的日军在撤退

    1939年10月7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日军被击退
    10月2日，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湘北全面反攻。赣北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鄂南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湖北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征部参加战斗。
    4日，第九战区薛岳部克湘阴，旋即向汩罗江北推进。5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长沙战地总指挥冈村宁次下令全线退却。6日，第九战区各部队在民众帮助下击退围攻长沙的日军，恢复原有阵地，先头部队迫近新墙河。同日，蒋介石电薛岳等将领祝贺湘北大捷，并向参战部队颁发赏金15万元。
    7日，进攻长沙的日军第十一军前方指挥所从咸宁撤离。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役日军死伤13000人，第九战区伤亡25833人。据日方公布，中国军队遗尸44000具，被俘约4000名；日方战死约850人，负伤约2700 人。
    11日，蒋介石传电嘉奖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及第九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陈诚、薛岳，略谓：“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详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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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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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1952年10月7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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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

    1952年10月7日，普京生于列宁格勒，1975年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情报局工作。他1994年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1997年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1998年5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主管中央与地区关系问题。去年7月起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同年11月兼任安全会议常务委员，1999年3月起任安全会议秘书。2000年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为总统。
    普京的祖父是圣彼得堡人，做得一手好菜，是一名厨师。而普京的爸爸是一名普通工人。1911年，普京之父生于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城里生活艰难，全家被迫搬迁到乡下奶奶家。1928年，普京父亲与在乡下认识的姑娘结婚，并于1932年举家搬回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卫国战争期间，普京父亲在海军潜艇部队服役，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战后，因普京父亲身带残疾，government分配他到一家工厂从事非重体力劳动。普京就是在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出生、长大的。
    上学之前，普京胆子很小，一直在院子里和小伙伴们玩，很少到院外嘈杂的马路上。上学以后，随着眼界的开阔，普京的胆子大了起来。一次，他瞒着父母，乘郊区火车出游，一整天未吃未喝，寒风刺骨，他被冻得浑身颤抖，晚上回到家中，狼狈的他不但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情与温暖，反而挨了一顿皮带。上小学时，普京对学校感情复杂，有时恨，有时爱。小学6年级前，他一直是“小淘气鬼”，学习成绩平平。如果光是为了学习，他不喜欢学校，但他又为自己能够在学校保持“孩子王”的称号而满足、自豪。他回忆说，“我当时的角色不是司法机构的作用，而是执法机构的作用”，每当这时他又喜欢学校。为了保持“孩子王”的地位，他后来又学习摔跤、柔道，搞起了体育，但所有这些并没有使他长久地维持在小伙伴中间的地位。直到六年级加入少先队后，他才认识到应该认真学习。    普京小的时候有许多梦想，他曾憧憬做一名航海家周游世界；也曾想象着做一名飞行员去遨游蓝天。但自从读了《盾与剑》之类的特工故事书后，他惊奇地发现，做一名特工该是何等的伟大，单枪匹马能干成千军万马都难以胜任的事情！从此他便下定决心成为一名特工人员，并为此报考了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1974年，列宁格勒安全局有人打电话要与他谈毕业分配去向问题，后来他又专程来到莫斯科国家安全局总部与有关人员面谈。一年后大学毕业，他被正式分配到国家安全局工作，此后一干就是16年。
    普京夫人柳德米拉是俄罗斯西部加里宁格勒市人，在认识普京以前，是加里宁格勒航空队的一名空姐。在一次音乐会上，她和普京相识，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3年的马拉松式恋爱。    1983年的一天，普京以他自己的方式向柳德米拉求婚。他对她说：“现在你应该清楚我是什么人了。我不爱说话，脾气不是很好，你是不是也感觉到有时无法忍受。我是不是一个你的人生伴侣，你现在可能已经决定了该怎么做了。”听了普京的话，柳德米拉以为这大概是他要同自己分手的托辞，便说，“我已经决定了！”“真的决定了？”普京用探求的目光望着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点点头，以为他们的关系就要告吹了。“我爱你，想选择一个日子和你结婚。”这完全出乎柳德米拉的意料，她没想到普京向她求婚的方式会是这样让她感到玄乎。3个月后，他们在停泊在涅瓦河畔的一艘游轮的餐厅里举行了婚礼。
    当上俄罗斯的总统后，普京总统每天上午9时许，普京即驱车赶到克里姆林宫，开始一天繁忙而又紧张的工作。上班后，他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有：批阅各种文件、看各种参考资料、阅读各大报刊的主要文章、进行多方面的会见等。
    这种会见一般是从上午10时开始。正常情况下，一拨又一拨的会见直到晚9时才能结束，遇有特殊情况，则往往持续到翌日凌晨1时。俄罗斯劳动法典明文规定，每个公民每周为5天（40个小时）工作制。但对普京来说，这只能是一种奢望。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了。
    身为总统，普京深知，要总揽全局，正确决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放眼世界，时刻密切关注国内外动向。因此，他很注意看电视新闻。如果他实在抽不出时间看电视，有关工作人员便将新闻录下来，供他在下班驱车回家途中收看。顺便说一下，不论是克里姆林宫高官的奔驰车，还是莫斯科市委官员的国产弗拉基米尔大公车，都一律配备有这种“流动电视”。
    普京善于“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往往因为时间不够，他一天都吃不上一顿完整的午饭。吃不上饭时，这位总统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匆匆忙忙地喝点酸奶，吃一两个苹果。如果时间充裕，他便邀请一些议员、州长或文化界人士与其共进午餐。
    普京难得在家休息。在莫斯科近郊的总统别墅里，普京常常兴致勃勃地同有关人士开怀畅谈，直到后半夜还意犹未尽。这位总统有超人的精力。一般人通常晚上10时就睡下了，而这时普京的精力才刚刚达到最旺盛的时候……
    早在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期间，普京就已掌握了电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现在他能熟练地用电脑进行工作。普京夫人柳德米拉认为，丈夫不管多么忙，多么拼命工作，都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最近当有记者就此问柳德米拉的时候，这位第一夫人深情地说：“我不为沃洛佳（对普京的爱称）担心，也不为他感到特别的骄傲，而只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确是个目标极其坚定，又不慕虚荣的人。有些人拼死拼活地干是为了大把捞钱，而他玩儿命工作则是为了一种崇高理想。工作本身常常使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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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叶利钦铺路，普京顺势入主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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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就任代总统后与妻子一起前往车臣慰问俄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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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其实也是摔跤好手

1969年10月7日

历史学家陈寅恪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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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那还是1973年6月的一天，当年清华大学的名教授吴宓先生，此时身负罪名正谪居在重庆市郊的一间斗室里，垂死病中，他忽然梦到了老友陈寅恪。此前一年多，他曾冒死写出一信给广州中山大学的革命委员会，探问“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近况，结果是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他不知道陈寅恪在浩劫中历尽摧残泪尽而逝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这生死不渝的情谊，竟形诸梦寐。老友在梦中向他诵释自己的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支雁”，吴宓百思不解其义，从梦中惊起。
    1919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之际，在美国波士顿郊外的哈佛大学，一个高个子的青年却在校园中俯仰吟啸，旁若无人。他就是中国留学生陈寅恪。先期至此的吴宓与之一席接谈，当即惊为奇才。他写信给国内的亲友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两人由此缔交，结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谊。终吴宓之生，他一直视陈寅恪为师友。在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他们“以义命自持”相濡以沫的生死情谊，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只有传颂千年的钟期伯牙高山流水的动人传说，方能与之媲美。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 父到陈寅恪这三代人。对于不了解近代历史的人来说，难免会有这样的疑虑：对于像陈寅恪这样一位毕生蛰居在学院门墙之内的学者来说，吴宓的评断无乃太过？    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巨变中，湖南具有重镇的地位。尽管岳麓书院早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联语，近代湖南人物之盛依然令人吃惊。近年来探索这一谜底的颇不乏人。但追源溯始，却不能不溯至义宁陈氏父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早年进京会试时，曾在酒楼上眺望见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熊熊烈火，捶案痛哭，四坐皆惊。他由此痛感中国旧法不能不变。其后陈宝箴多年在湖南游宦，颇有政绩，“中兴名臣”曾国藩以“海内奇士”视之。他与被称做“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郭嵩焘及黄遵宪等人相友善，他们突破陈腐的夷夏观念，力主变法维新，学习西方文明。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吴宗慈《陈三立传略》）
清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对于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仅仅局限于物质器用层次，而无视西方文明背后的政治文化基础。梁启超曾抨击他们：“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以为中国不及西洋的只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诚可谓掴掌见血之论。    甲午战败后，中国国势日危，不但西方列强虎视鹰瞵，连俄国、日本也图谋瓜分中国。不甘亡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思考变法图强。陈宝箴父子策划以一省变法，先臻富强，“为天下倡”。恰在此时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陈三立从旁参赞策划，与黄遵宪等人一道，在居东南上游的湖南省率先发动变法。他们借鉴西方文明，对湖南全省的吏治、财政、武备、交通等进行整顿，不到两年“风气盛开，吏治称最”，陈宝箴父子的变法，最引人注目的乃在于推行了一系列开发民智，转变风气的改革措施。当时的湖南风气闭塞，士人仍旧囿于传统的华夷之辨，不思进取。陈氏父子汲汲以养育人才为务，创设新学校，引纳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来湘讲学授徒，使风气闭塞的湖南“人尽奋发，士皆淬砺”，一变而为开天下风气之先的省份。毛泽东当年曾经这样记叙陈氏父子在湖南变法的那段历史：“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召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二版，第362页）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正是居于这个大枢纽中领袖群伦的人物。
    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参与维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难，其中刘光第、杨锐为陈宝箴所举荐，而谭嗣同更是三立的好友，陈氏父子因此以“滥保匪人”罪而被革职还家，“永不叙用”。一生政治心血抱负，自此付诸东流。事后西太后意犹未足，又以密旨将陈宝箴赐死。监刑者事后割取了他的喉骨返京向西太后报命。人们熟知为改革而流血在菜市口殉难的谭嗣同等人，却不知道还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庐中被迫自经的陈宝箴。
    呼天泣血的陈三立，从此政坛息影。他锤炼诗艺达于炉火精纯，成为同光体诗人的魁杰。但诗人并未忘情家国时世。他的诗风一如陶潜，清隽之中时发狮吼，跃动着诗人的伤时忧国之心。一·二八凇沪抗战期间，他关心战事，以至在夜间熟睡中大呼“杀日本人”，惊醒全家。七七事变后，当日寇侵略的铁蹄踏入北京古城，愤恨失声的陈三立不食而死。

生于家国忧患之中的陈寅恪素承家学，早年便已经受了严格的古典文化训练。作为戊戌维新者的后人，他早年便已写下了“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诗句。从15岁起他便负笈远游，二十年间遍布东西洋。欧美许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都先后留下了他求学的屐痕。1909年，年甫弱冠的陈寅恪，拟经上海负笈柏林求学，他的父亲曾赋诗送子远游，诗中有“分剖九流极怪变，参法奚异上下乘。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倘作摩霄鹰。”（《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对六子寅恪充满期望，期冀他将来能成为摩霄凌汉搏击长空的雄鹰。     此后十几年中，陈寅恪行历三洲，精研欧美人文学术，果然不负他的父亲所期。自近代欧风美雨东渐以来，他为从事学术研究所做的准备，无论在新旧中国都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1926年回国以后，他先应聘于清华大学，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导师， 其后又先后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被人誉为“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
    陈寅恪秉承了其祖、父两代的优美家学门风。1937年北京沦陷，其时陈寅恪正患眼疾，视网膜已经剥落，为了避免为日寇汉奸胁迫利用，他决定不做手术，毅然冒着失明危险出走，此后到处颠沛流离，结果最终导致双目失明。在他居停香港期间，一家人贫病交加，有汉奸文人妄图以利诱惑陈寅恪出面筹建东方文化学院，被他断然拒绝。最终将妇挈雏，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香港。凡此，都显示出他光风霁月般的气节和操守。
    义宁陈氏一门三世，真正称得上是忠烈传家。造物主对他似乎情有独钟。他的学术秉赋是超人的。然而，命运对他的摧残也是异乎寻常的。他一生，超人的禀赋与命途的坎坷多难形成强烈反差，让人禁不住联想起为陈氏喜爱的清代文人汪中在其《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序》中的凄凉感喟：“奈何天地钟美于斯，而摧辱至于斯极哉！”
    作为一位蜚声中外的大学者，陈寅恪的声名从未越出过学院的门墙之外。近年随着其文集和相关文献的出版，他的声名才渐为世人所知。其实无论在新旧中国，陈寅恪都称得上是学术界的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奇闻轶事，在知识界的高层一直流传不绝。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被人誉为“哈佛三杰”（另两人为吴宓、汤用彤）之一；归国后在清华授课，讲台下听课受业者中不乏已成名的教授，他因此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称。当时学界得享盛名的名流如梁启超、胡适等，有的曾被他嘲讽，有的时蒙他调侃，但这些人都不以为忤，反而对他深为敬惮。
    造物主对他似乎情有独钟。他的学术秉赋是超人的。论掌握外语的能力，他在中国学术界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但懂希伯莱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而且懂得许多已死的古老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马扎尔文……作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开山，举凡他所涉足的各个学术领域，一经点染，皆成妙谛。他的学术文章几乎篇篇都成为史学界的家弦户诵之文。在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他又成为清华大学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的教授，足见其学术覆盖的领域之广。
    然而，命运对他的摧残也是异乎寻常的。自他学成归国后，真正能够从容从事学术研究的其实只有在清华任教的十年。此后灾难深重的中国幅员虽大，竟不能给陈寅恪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盛年时期遭逢战乱：“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到处颠沛流离。正值学术创造的高峰之际，又由于营养缺乏而失明，这对于一位史学家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膑足，栖身岭表”的晚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又使他的身心陷于超乎常人想象的痛苦和孤寂之中：“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在陈寅恪的身上，超人的禀赋与命途的坎坷多难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人禁不住联想起为陈氏所喜爱的清代文人汪中，在其《经旧苑吊马守贞文序》中的凄凉感喟：“奈何天地钟美于斯，而摧辱至于斯极哉！”但如此严酷的命运也未能遏制住他惊人的创造力。他在最后的十三年间，完成了将近一百万字的煌煌著述，其中包括堪称明清易代之际文化痛史的《柳如是别传》和大量诗文，其超迈常人的精神毅力，真称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曾经有过膑足的军事家，有过盲目的历史学家，而陈寅恪却以一身而兼“膑足的孙子，失明的左丘”。读他的晚年诗文，我们仿佛看到在斜阳古柳中，一位负鼓的盲翁以自己的孱弱之躯，担荷起人类罪恶，为我们敷演出融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于一体的宏大文化史诗。他以自己的经历向世人证明，一个人在命运的痛击下，能够拥有怎样的精神力量，创造出何等的文化奇迹！
  近代中国很少有像陈寅恪这样的人，家国旧情与天下兴亡萃于一身，致使他发为吟咏，一如晚清大诗人龚自珍所言：“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他的诗文感时忧国，熔铸了史家的卓越通识与诗人的澎湃激情，不仅谈言微中，切中时弊，为时代形容写照，而且大音镗鞑，一扫诗坛沉滞猥琐的文风，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文学的宝藏，堪称一代诗史。
    陈寅恪的晚年，处在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位文化大师，他晚年创作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如何，他在三翻四覆的政治潮流面前如何坚守其学术文化理想，包括隐含在其诗文中的“今典”又是什么，凡此，都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留下了种种谜团。    在我看来，陈寅恪并不是高踞象牙塔中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一位身居草 庐盱衡天下的卧龙式的人物。这样比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也具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道德操守，而是因为他也如历史上那位羽扇纶巾的智者一样，拥有深邃的历史预见力和非凡的政治洞察力。
   1965年、刚刚从噩梦般的饥馑年代走出，一般人还安享承平，懵然不觉，史学家陈寅恪却在为国势阽危而忧心如焚，接连发为吟咏 * 。尽管失明膑足，史学家的慧眼卓识，却使他敏感地觉察到一场文化浩劫的风暴已起于青苹之末。事后政治局势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这一惊人预见。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这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的史家，诗文里充溢着先知的孤独寂寞之感。预知兴亡的历史学家虽然早知，但看花人却犹以为“年年月月花相似”。在那个瓦釜雷鸣，黄钟毁弃，泮宫杏坛，斯文扫地的时期。陈氏周边的同人，有的与他气类相通，堪称莫逆；有的老死不相往来，有如履薄临深；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刘节教授那样，挺身而出以替老师挨批斗而感到自豪的，也有卖论求官，反戈一击给他以致命伤害的。当我们看到在他门下一度从学的才子，一旦为私利所驱使，背叛师门，事后悔悟，竟然赴陈宅以伏地叩头的大礼请求宽恕，而老师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遥望天际漠然不应的时候，内心不能不受到犹如怒涛震海惊雷破柱般的震撼。    自五十年代中期，左的思潮开始膨胀泛滥，一步一步将社会推向文化浩劫，不但国人如饮狂泉之水，举国沉醉，就是学界中人也抵挡不住横逆之来，致使“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时候，唯有陈寅恪之门依然家法森严。史学大师甚至不屑于做策略性的闪避，而以他的沉静与雍容，独自坚守住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尊严。    不但陈寅恪是今人难于企及的，即使仅仅作一名立雪陈门的弟子也绝非易事。这并不单单是说陈氏的奇才异能，百年一遇，也不是指他那浩如渊海的学术，非常人所能掌握万一，而是因为他那光风霁月的高尚人格与充溢在他门庭的那种庄严虔敬的道德力量，只能使后人生出高山仰止之心。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有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对比于他那才华出众而终身未有大成的弟子就可以知道，陈寅恪之所以能成就其史学的名山事业，靠的决不仅仅是天才。
    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时代身居高位的政界要人与陈寅恪的历史因缘。位于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的陈宅，六十年代初曾一度贵客盈门：周恩来对这位学长格外优容，陶铸力排众议予以呵护关心，元帅诗人陈毅与之相知相契，执弟子礼的胡乔木依然儒雅谦恭，仓促登门的周扬铩羽而归，才子郭沫若逞才解纷掉弄机锋，乃至原本想一探陈宅的文物收藏，碰壁后恼羞成怒的party内大奸康生……常言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其实，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都不过是历史驿站中的过往者。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角度，看到那些身居要职出将入相的政治人物，怎样在陈宅这一极富文化象征意义的场所，让他们的襟抱气度、人格识见乃至忠奸贤愚，一一经受历史的严峻检验，任后人从容评说。
    在常人看来，陈寅恪不过是个失明膑足的衰朽老翁，但在我辈眼中却不啻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通过人们近年对陈寅恪晚年诗文和思想的研究，我们对这位“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其内心世界的广大深邃与难以测度又有了新的理解。
   陈寅恪一门“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因而饱读史书的陈寅恪不仅熟知晚清的朝章国故世情民隐，而且能洞察近代中国数十年兴废关键。在清华任教期间，他的教学研究领域虽然是中古史，却不惮路远每周跋涉城中，到大高殿去研究清宫大内档案。那些素来被治清史者视为天书的清代宫廷密折中的暗语，往往经他一见即可破译。他在中古史领域中扫榛辟莽，洞烛幽微，发覆千年，勘破一个又一个为历史的重重疑云所掩盖的公案。西方史学家形容史学对于历史的还原工作有“史家如侦探”之说。陈寅恪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其实，不仅仅是他所擅长的历史文化，即便是对于国际国内复杂隐秘的政治事务，他也极为通晓娴熟。他的论政也一如他的治史，好似老吏断狱，料事如神。对于文革的预见不过仅仅是其中一个显例。陈寅恪素来喜爱南宋诗人和文学家郑思肖的作品，他不止一次将自己心血凝成的著述比做郑氏的《心史》。谈到政治预见，《心史》中有诗道是：
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杀娑婆儿，
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在郑氏看来，要穿透时政的表象，洞察事物的底蕴，因为心盲而空生双眼的“可怜生盲者”是不行的，只有眼睛生出八角的人才行，可我们知道，陈寅恪却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翁。
只有透过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大师，我们才会懂得，史家为什么称“历史是昨天的政治，而政治是今天的历史。”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哲”。
    陈寅恪一生都在学院中执教。他认为，一国大学的职责，即在于本国学术 之独立。华夏文明在历史上由于外患频仍，形成了一脉相传的优良史学传统， 这就是陈寅恪所总结的：“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只要葆有我们民族的历史，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危处境，中华民族都能蹶而复起。为此，陈寅恪不单激励他的学生对本国的历史负责，而且躬亲示范。他自己尽管半生失明，即使在万国兵戈之中也依然著述不辍，兀兀穷年。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蜕变过程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山。
    陈寅恪喜欢唐代韩愈的名言“读书先须识字”。这个道理似乎孺子能知，但真正能“识”字，却又谈何容易！汉语汉字承担着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正是凭借它的力量，今天的我们，才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正是凭借它的力量，我们民族才被培育成世界上最富于历史意识的民族。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运动中，却不乏“废除汉字”之类偏激的议论。对比于这些轻浮的议论，陈寅恪却显示了一位学如渊海的历史学家对华夏民族语言文化的卓识与挚爱。ě^éネù!*á★ǎ
    当陈氏在清华执教之际，他的一位弟子认为老师学术的长处就在于掌握多种外语工具，于是便发奋同时学习两种外语，不想刚刚过了半年便累得吐了血，他只好自承不及，说“始知师之于此（指学习外语）盖有天赋，非常人所能。”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他问陈寅恪，如果只能学一门语言，应当学哪一门语言最好时，想不到陈寅恪郑重地回答他说：“那当然是──汉语！”陈寅恪并不只是随便说说。他在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考试题时，曾要求学生对对子，此中深意当时无人能解，一时被无知之人引为笑谈。当日寇侵华气焰正盛，大半个中国沦于敌手的时候，他依然抱着乐观的精神，在为杨树达先生的书所写的序言中，深情地誉杨先生为“汉圣”。他憧憬着一旦阴霾尽扫，河清海晏，国家将会把杨先生这样的语言文字学家尊礼为“国老儒宗”，请他们到京师太学中去“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
1969年10月7日
历史学家陈寅恪逝世

1978年10月7日

《中国青年报》复刊

   1978年10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报》，套红发表了毛主席1955年为《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所写按语的手迹。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party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叶剑英等为《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复刊的题词手迹，也套红刊登在第一版上。叶剑英的题词是：“青年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一期还刊登了《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合写的社论《肩负起历史重任奋勇前进》。
   

1981年10月7日

邮电部作出六项决定　随时准备与台湾通邮通电

1981年10月7日，邮电部部长文敏生说，为贯彻执行叶剑英委员长进一步阐明的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邮电部作出了六项决定，准备随时与台湾通邮、通电。
    这六项决定是：
     一、准备通过海运和空运，开通大陆到台湾的直达邮路，实行直接交换邮件。
     二、随时准备通过卫星开通北京至台北的直达电信电路。
     三、凡是国外经大陆转寄转退台湾的邮件、邮袋和结算单等，继续负责转寄、转退到台湾。
     四、台湾同胞目前通过其它途径寄到大陆的邮件和发给大陆的电报、电话，继续负责查找、投递和接通。
     五、欢迎台湾邮电同行来大陆探亲、访友、参观和讲学，并进行邮电业务、技术和邮电情报交流。     六、准备随时同台湾邮电部门就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通邮、通电事宜进行谈判，具体时间和地点可互相协商。   

1982年10月7日

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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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船上连续拍摄的火箭升空的壮观场面     1982年10月7—16日，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10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打电报给参加我国运载火箭研制和发射试验的同志，祝贺我国在海上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    10月25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和海军隆重举行祝捷大会，热烈庆祝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取得圆满成功。会上，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受party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托，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慰问和祝贺。张爱萍在讲话结束时，兴致勃勃地赋《相见欢》词一首，表示热烈祝贺。词曰：
    扬威海上英豪，战狂涛。神剑飞来，闪电破云霄。天罗照，长空扫，胜券操。四海欢呼，一代玲珑骄。    据当时的报道：在计时器指针指到“0”时，巨龙般的运载火箭迅即跃出碧海。火箭按预定轨道飞驰，在湛蓝色的天空留下一缕白烟，一道胜利的轨迹。这次发射的新型运载火箭的发动机，采用的是当前世界上新的技术，新的燃料，新的材料。

1985年10月7日

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1985年10月7日，“南极条约”协商国在这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一致同意接纳中国和乌拉圭为该条约协商成员国。
由许光建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这里开幕的为期两周的第十三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这次会议将主要讨论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开发该地区主要是石油的未被开采的资源等问题。
根据1959年12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签订的“南极条约”有关条款，该条约的非创始国如果积极开展对南极的科学考察，都可以加入该条约，并参加协商会议。自1980年以来，中国派出许多勘察团对南极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1983年6月，中国加入了“南极条约”。1984年年底，中国考察团在南极进行科学研究，并在那里正式建立了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