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981年—— 美国为抗议波兰实行军法管制而停止同苏联进行贸易和出售

　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报告》。

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84年——瑞士建成世界地势最高的地铁

1985年

象牙海岸改国名为“科特迪瓦”

1989年——“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

　*、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同party建理论研究班全体学员座谈

1998年——收受贿赂，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被查处。

1981年
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

　1981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宣布，鉴于苏联对波兰的事态发展负有“重大的和直接的责任”，美国决定立即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

　　早些时候，里根曾写信警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如果波兰的镇压行动继续下去，美国将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进一步采取影响我们关系的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措施”。里根在今天的声明中说，勃列日涅夫的答复清楚地表明苏联“不理解我们关注的严重性”。
　　里根说，美国对苏联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包括：中断苏联航空公司对美国的一切飞行；命令关闭苏联采购委员会；停止签发和延长向苏联出口电子设备、计算机和其他高级技术器材的许可证；推迟举行新的长期谷物协定的谈判；暂停签订新的美苏海运协定的谈判；向苏联扩大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将需要得到批准；命令停止签发向苏联出口这些设备(其中包括铺管机)的许可证；不延长应于近期续订的美苏之间各项交流协定，其中包括能源、科学和技术协定，并将对其他所有的美苏交流协定进行全面的审查。声明说：“我们将密切注视今后几天和几周内的波兰事态发展。如果有必要，我将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002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举行会谈

　2002年——中国电力11家新组建（改组）公司揭牌

　2006年——新华社受权发表文章：《中国自主研制第三代歼击机歼-10已量产装备部队》。

　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今天上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升到2000元。人大常委会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可由普选产生.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劳动合同法》

1709年——俄罗斯沙皇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出生

　1852年——19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伯特·亚伯拉罕·麦可逊出生

　　1889年——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出生

梅贻琦目录[隐藏]
生平简介 往事略集 教育思想 德育观念 教育名言 评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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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1962）

生平简介　　梅贻琦，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53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中华民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台湾省，并在台湾新竹恢复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恩来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往事略集　　▲梅贻琦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之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party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party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party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party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party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party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party。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party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party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party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与酒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government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party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party直属区party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party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party的飞机南下。国民partygovernment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教育思想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在那篇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的文章中，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德育观念　　梅贻琦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1948）。梅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先生一样，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在德育中，梅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他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先生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以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先生和蔡先生一样也强调人格与爱国。他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先生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先生说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认为这是人格培养的重要手段，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

　　群育则是梅先生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梅先生所述群己间的辩证法，是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有力弘扬。

　　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学生“服务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一个“群育”。对于这种提法，梅贻琦显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评说一二　　“假使一个government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government就是最理想的。”——陈寅恪

1899年——中国军事家，政治家聂荣臻出生

编辑词条 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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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像

概述聂荣臻（1899-1992），字福骈，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为我国人民解放和日后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终年93岁。


[编辑本段]
生平小传　　一、青春岁月（1899—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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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四年后正式进学堂读书。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当时，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堪称四川第一流，聂荣臻十分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他在自己课桌的右下角庄重地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名句作为座右铭。他每天一丝不苟，发愤求索，学习成绩优秀，成为同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作文有时被抄录张贴，让其他同学观摩阅读。

　　聂荣臻广读博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进步杂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营养，渐渐地，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公认的诚挚少年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每遇国家民族大事，聂荣臻总是感慨陈词，忧国忧民思想溢于言表，常书于文卷之上，教师曾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聂荣臻不仅勤奋好学，且见义勇为，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逢善不欺，逢恶不惧，遇同学有纠纷，总是善于排解，遇恃强凌弱者，则打抱不平，挺身相助。平时，他注意节俭，经常布衣草履，从不浪费挥霍，但对同学朋友，则慷慨赠予，毫不吝啬。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聂荣臻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party（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party，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他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party员传达party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二、土地革命（1927—1937）

　　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他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party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战斗失败后，他转赴香港。同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其间，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他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party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party中央和地下party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party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像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我party骨干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聂荣臻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party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聂荣臻在指挥战斗中表现出的沉稳和勇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聂荣臻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其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聂荣臻与军团长林彪率红1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他率部先后突破国民party第一、二道封锁线，并在危急形势下，力排众议，率部抢占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从而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

　　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进行周密布置，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湘江防线曾出现过“裂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缺乏军事常识，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畔陷入被动。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过江，林彪、聂荣臻率部在湘江之滨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红1军团受命打头阵，聂荣臻和林彪冒着敌人的火力，指挥军队架起浮桥，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了乌江，到达遵义，从而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中央红军的阴谋。　1935年1月，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与刘伯承一起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毛泽东领导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4团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8月下旬，聂荣臻率红1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历经艰辛，越过大草地，9月上旬到达俄界，接应了中央及红3军等部队。9月中旬，他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在哈达铺，聂荣臻偶然从国民party《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挺进陕北。10月，聂荣臻与林彪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1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直罗镇这一仗的胜利，体现了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国民party军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party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到陕北后，为了配合“一二九”运动，同时也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供给问题，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反蒋不抗日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聂荣臻、林彪与红1军团广大指战员投入到了东渡黄河的战斗中。东征75天，聂荣臻、林彪和兄弟部队合作，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不仅使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还筹款30余万，扩充新兵8000余人，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三、威震中日（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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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在忻口会战中，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共产party和八路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日军占领太原后，战局发生极大变化。为避免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隔断，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party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团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9年秋，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同日军进行激战，歼敌第2混成旅团1500余人，并在黄土岭战斗中与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1940年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party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并在同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

　　1941年秋，日军调动其华北占领军的一半兵力，对晋察冀机关所在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聂荣臻指挥主力相机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进行钳制作战，并率领party政机关在有限兵力掩护下，灵活机动地周旋于深山峡谷之中，巧妙地从敌人薄弱点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聂荣臻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15日，聂荣臻出席了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界参议会。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见了边区代表，并向代表们汇报了晋察冀五年来的情况。这次参议会，是晋察冀边区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　1943年8月，聂荣臻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party的“七大”。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在晋察冀六年的各方面工作，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party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聂荣臻与萧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军区抽调几个主力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8月15日，日本法西斯government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四、华北三年（1946—1949）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随后，聂荣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聂荣臻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先后组织冀东、冀中军区十一个主力团和大批干部进军东北。同时，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还采取了几项步骤：第一，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聂荣臻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8至10月份，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伪军3万多人。第三，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批示，集中整编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聂荣臻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两个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并对一野和二野的作战任务作了部署。同时，聂荣臻还花大力气加强武器装备，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消除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取得了很大成效。

　　1945年10月，聂荣臻与贺龙为贯彻中央军委“收复绥远”的指示，共同指挥晋察冀野战军3.3万人、晋绥军区2万人反击国民party部队的进犯，两个月歼敌1.2万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在随后的两年里，为了支援东北战略区作战，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先后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这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钳制华北敌人使其不能出关增援东北，1947年4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击敌薄弱环节，歼灭国民party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聂荣臻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此役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他组成第2兵团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随后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敌华北主力。然后又西进绥远，进攻平绥路两侧，解放了绥远、冀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聂荣臻分析局势，认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35军已被歼灭，如果天津再被拿下，傅作义后退无路，有可能会被逼到和平的道路上去。北平这座历史名城若能完好无损地被接管过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于是，他给西柏坡总部发电报，向party中央、毛泽东建议：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天津解放后，聂荣臻与林彪等一起同傅作义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1949年1月31日，北平守军全部撤离市区，进至我军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party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北平遂宣告和平解放，聂荣臻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北平方式”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艺术杰作，是革命的信念、智慧、勇敢和力量的结晶，它谱写了解放战争新诗篇。毛泽东对北平和平解放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平解放，不仅减少了敌我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古迹。这样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都会拥护。”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治军建国的新节奏中，聂荣臻处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　

　　北平解放后，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随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迅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剿灭土匪，完成和平改编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聂荣臻和叶剑英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他们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了部队。随后，他作为中国共产party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了同国民partygovernment的谈判。6月，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

　　五、鞠躬尽瘁（1949—1992）

　　10月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10月下旬军委会议决定，聂荣臻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party残余武装和土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陆军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建军道路。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等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总参谋部应增设通讯、军训、军校部；总后勤部应设立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等院校建设；筹建炮兵、工兵学校；筹建陆军大学（即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培养高级军事干部。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并被陆续组织实施。

　　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聂荣臻还狠抓了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文化、扫盲工作，使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编制上杂乱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部队战士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达到了高小以上水平，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为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间，聂荣臻还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了大批骨干，为三十三年后的百万大裁军起了借鉴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1952年秋，聂荣臻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被送进医院。病情稍好，他就急着出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

　　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government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以后，佩戴元帅军衔的聂荣臻壮心不已，日日夜夜操劳在祖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

　　50年代中期，聂荣臻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他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首先抓制定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工作，亲自参与领导国内外700多位专家制定了长达600多万字的十二年规划纲要（草案），对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正确的方向，明确了近期和长远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实际的步骤。他还签发了新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武器装备发展规划。

　　与此同时，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方案，建议研制少量的导弹、核武器，掌握必要的自卫手段，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核讹诈；使常规武器配套，不断加强陆、海、空军的现代化装备。该方案在中央军委立即获通过。不久，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第二年，他又受命领导研制人造卫星工作。他积极组建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飞机、舰船、电子设备、人造卫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同时，他还采取“将全国的科技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使科技战线获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聂荣臻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报告，明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和支持，并得以实施。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我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氢弹，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东方红》乐曲响彻全宇宙。在组织实施许多重大科技项目过程中，聂荣臻多次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戎马一生的聂荣臻元帅也没有能够幸免受到冲击，“炮轰聂荣臻”、批判“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聂荣臻压得难以抬头。然而，接近70高龄的聂荣臻髫发厉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并依旧眷恋祖国的科技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仍然心系party，心系国家大事，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彻底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8月，聂荣臻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1978年8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1979年他提出，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思想，同时主张精简整编，走精兵强国之路。

　　1987年，聂荣臻因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party、国家和军队建设，拥护party的路线、方针、政策，期望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完全统一。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参与缔造新中国的最后一颗帅星陨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遗愿：

　　“我已经93岁了，入party70年，从没脱离过party的岗位，为party奋斗终生。我坚信party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正确，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正确。我很想多看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作为一位老共产party员，衷心地希望全party同志在party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地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衷心地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更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
[编辑本段]
聂荣臻年表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party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government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中央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国共产party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聂荣臻元帅为我国的航天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最后骨灰葬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烈士陵园。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聂力为了回忆她的父亲，特著作《山高路远》——描绘了父亲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
[编辑本段]
聂荣臻元帅小故事　　抗日战争初期，聂荣臻深入日本侵略军后方创建根据地，更显示出独当一面的统帅之才。1937年秋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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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往晋西南。聂荣臻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带一部分兵力与主力分手，从五台山区向周围广阔的地域发展，创建了敌后第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当时，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些经验将成为全party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1938年3月，毛泽东曾对准备前往晋察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风趣地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新中国成立之初，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为抗美援朝事务日夜繁忙，一次竟累昏倒地，被迫休养。1956年10月，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征求意见说：“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已决定调陈毅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接替彭真任北京市市长，因为你以前当过北京市市长，现在算是官复原职；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装备工作。三个方案由你选择。”聂荣臻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

　　经报中央批准，聂荣臻上任后首先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1959年7月，中央决定用八年的时间制造出原子弹，接着又提出国防工业应以抓尖端为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毛泽东当时戏称，造原子弹是造一个“大炮仗”。在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又遇经济上的天灾人祸时，原子弹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也出现了争执。聂荣臻坚决主张“两弹”也继续搞下去。他操劳过度住院，陈毅来看望他时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1940年，八路军发动了有105个团参战的大规模对日作战，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百团大战。当晋察冀军区正向井陉矿区进攻时，救起了两位日本小姑娘，她们的父母是井陉矿站的工作人员，日军投炸弹时把她们的父母炸死了，这会儿两姐妹正在哭呢。战士们立刻把两姐妹抱起来，放到两只大箩筐了，抬回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哦？我们这里来了两个日本朋友啊？我来看看。”聂司令笑着走出来，望着那两位日本小姑娘无助的眼神，他的心被深深震动了。他从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只梨子，亲手削好递到那位稍微大点的姑娘手中，温和地说：“这梨子洗干净了，吃吧。”看着眼前这位高大威武的叔叔那么和蔼，那名叫美穗子的姑娘“放心”地接过梨子吃了起来，聂司令笑了。这时，前线摄影记者沙飞拿着照相机拍下了聂司令给美穗子梨子的瞬间，聂司令说：“要照就照张正面的，来。”说着把美穗子抱出箩筐，拉着她的小手，面对着镜头留下了珍贵的瞬间……，一会儿，秘书问他：“怎么安置她们啊？”聂荣臻司令想了想：“送回日本。”他转身走进“办公室”，在桌前坐了下来，拿出一张便笺，写了几笔。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写好后他把信装进信封，放到箩筐里，不久，前方的负责同志把美穗子姐妹安全送达日本。这件事似乎已经结束了，但……

　　1980年春，日本著名的《读卖新闻》头版头条刊登了大标题新

　　《美穗子姐妹，中国元帅聂荣臻想念你们》立刻吸引了日本人民的目光，当然也吸引了已经结婚的美穗子姐妹的注意，她们决定：到中国去，面谢救命恩人！7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人民大会堂大厅里聚满了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是来采访一次特别的会晤。美穗子全家早早地站在大厅中央等着救命恩人的到来。不一会儿，正门打开，已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元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美穗子面前，美穗子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对元帅的感激，“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元帅面前，聂元帅连忙扶起她，此时她已经泪流满面，她捧出一幅字画，上面写的是中日友好万古长青，在聂荣臻的帮助下展开在他面前，聂元帅高兴地点点头，连说：“好啊……”此情此景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元帅战火救孤，已成历史佳话。

　　1980年，正是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升温的阶段。将军救孤女，这样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都不会放过的。毫无例外，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记录美穗子访华的电影《美穗子探亲》。

1938年——奥斯卡影帝乔恩·沃伊特（安吉丽娜·茱莉的父亲）出生

1587年——我国明代爱国名将、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逝世

编辑词条 戚继光概述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 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与俞大猷齐名。率军之日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卒谥武毅。世人称其带领的军队为“戚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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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年谱 戚家军 抗击倭寇 戚继光抗倭泽被莆仙 戚继光与长城

• 修建长城

部份诗作 戚继光家族 戚继光抗倭成就基于军制改革 戚继光是三十二势长拳创始人 其它相关内容

• 电影《戚继光》
• 电视剧《戚继光》
• 《古代名将——戚继光》纪念邮票

简要年谱戚家军抗击倭寇戚继光抗倭泽被莆仙戚继光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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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年谱　　戚继光少时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并受其父戚祥严格教育，其家族世代为官。

　　嘉靖17年，戚继光10岁继承其父爵，官居四品。

　　嘉靖28年（1549）参加武举，在考试时庚戍之变发生，于是戚继光被分配到蓟门。与鞑靼军战斗后写下了《备俺答册》。

　　嘉靖二十三年(1544)依例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兵部主事计士元，推荐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荀。”，更获张居正信任。戚继光从浙江义乌募集矿工和农民，编练戚家军。

　　嘉靖三十二年(1553)，任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

　　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今浙江临海)三府。戚继光鉴于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至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余名，编组训练成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

　　嘉靖三十六(1557)，年以劾免官，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三府。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戚继光创立“鸳鸯阵”，以一队十二人为基本单位，最前排是队长和两个刀牌手，第三和第四排各两名长枪手各护住一牌一筅，攻防兼宜，适合于山林、 道路、田埂等狭窄地形，因敌因地变换队形，灵活作战。每战多捷，世人称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家军大破倭寇于浙江临海，九战九捷。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奉调援闽，连破倭寇巢穴横屿、牛田、兴化，闽境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创平海卫大捷。从此倭患终被荡平。

　　隆庆二年(1568年)，明廷特召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16年间他整饬防务，加强战备，修筑御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成一支车、骑、步三者皆备的精锐部队，使防御巩固，京师(今北京)安全。

　　万历十一年（1583年），张居正死后，被杨四畏排斥，被调到广东任镇守。

　　万历十五年（1588年）十二月十二日，逝世于蓬莱故里。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莅戎要略》、《武备新书》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曾指出戚继光有巴结权贵，秘密纳妾，崇尚迷信等缺点。戚继光还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送给张居正。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妙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戚继光生前娶妾三人，生子五，其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明史》本传说戚继光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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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军　　戚家军成军于治世(相对明末)，所面对的敌人以倭寇中的萨摩人为主。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东亚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级的斩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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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成军于浙江义乌，总兵力四千人，主力是义乌农民和矿工。自成军起，大小数百战未尝败绩。比较有名的大战有：嘉靖四十年台州之役，经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十三战十三捷，斩杀真倭3000余级，烧杀溺毙无算；福建之役，总兵力六千，经横屿，牛田，林墩三战，斩真倭5000余级，其中横屿之战是一场精彩的步炮协同作战，先以火炮击沉倭寇战船并轰击倭寇大营，再以突击队强行登陆突破倭寇本阵，斩杀倭寇头领。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仙游，王仓坪，蔡丕岭四战，斩真倭20000余，另于广东剿灭勾结倭寇的海盗吴平，斩从倭30000,吴平逃亡海上.。同时还创造了，以平均每22人伤亡，换取斩杀1000人的冷兵器时代敌我伤亡比的奇迹。

　　戚家军的胜利还建立在严格甚至是严酷的军法上：如果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队长斩首，队长战死，而手下士兵没有斩获，十名士兵全部斩首。斩级的赏赐也颇丰，每一级赏银40两!（明中期白银40两约现在12000元，这也是为什么士兵都会全力作战,一直战斗到获胜或是战死。而且对日倭基本上全是斩杀。）

　　戚家军的纪律严明也是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的一律斩首示众，所以戚家军无论在哪里作战都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就连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这样的军队在封建王朝是独一无二的.。

　　隆庆元年，戚继光及其老部下3000人调往京师，督阵蓟辽，编练车步骑营三万。隆庆二年，朵颜部酋长董狐狸帅蒙古铁骑30000入寇，戚继光以车营抵挡，自己率8000铳骑突袭董狐狸牙帐，全歼朵颜30000铁骑，俘董狐狸侄子长昂，董狐狸仅以身免，逼董狐狸扣关请罪；万历三年，长秃帅兀良哈铁骑50000入寇，戚继光又率8000铳骑出塞包抄，全歼50000蒙古军，活捉长秃。

　　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军成军到万历十一年戚继光去职，戚家军共斩级十五万余级,如果完全论功行赏，戚继光的爵位可以升到侯爵级。这在日久承平的万历中兴时期是很恐怖的战绩。

　　戚家军的威名并没有因为戚继光的去职而低落，以戚家军为种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后期国防力量的主力，万历朝鲜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头功,其中许多人还是戚继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台的老将吴惟忠。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最初也是由两万浙兵构成。

　　戚家军百战不败的原因在于戚继光的治军思想极为先进，以东亚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后膛的神威将军炮，佛郎机炮，大口径的加农炮发熕，鸟铳，倭刀，铁甲，戚家军的装备绝对是东亚第一，世界前列。要知道三十年之后的日本最强悍的萨摩兵团，全军有两万只火枪，却只有两门轻炮，全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才开始有大型的火炮出现。而戚家军作为一支地方军队，其火器的先进程度甚至直逼京都神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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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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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铜像
嘉靖三十四年（I555年），江浙倭患极为严重，朝廷升戚继光为参将，由山东调往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抵御倭寇的侵略。来到浙江后，戚继光马上检阅当地军队，发现军队中恶习泛滥，认为这样一支军队怎么能打败倭寇，于是出榜招兵，另建一支新军。不久，一支由义乌的农民和矿工组成的三千人的军队组建起来，戚继光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严格训练，并更新了战舰、火器等装备，很快就使这支新军成为日后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 戚继光又根据江南地区地形多沼泽，道路弯曲，兵力不易展开以及倭寇善于设伏、短兵相接等特点，创造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名的“鸳鸯阵”。一个鸳鸯阵由十一名士兵组成，在这十一个人中，有一个人是队长，他站在队伍的前列中央，其余十个人分成两列纵队，站在他的背后。虽说只有十个人，他们却持有四种不同的武器，并组成了五道互相配合的攻击线，在队长身后，是两名持有标枪的盾牌兵，他们用盾牌掩护自己和后面的战友，并首先投掷标枪发动进攻。掩护盾牌兵的，是站在他们后面的狼筅兵，所谓狼筅，是一种特制的兵器，形状十分怪异，以长铁棍为主干，上面扎满铁枝和倒刺，往前一挺，跟铁丝网一样，任谁也过不来。狼筅兵的后面，是四名长矛兵，他们是队伍的攻击主力，看见敌人，就使用长矛前刺队列的最后，是两名短刀手，防止对手迂回，从侧翼保护长枪手。这个阵型毫无弱点，十一个人互相配合，互相掩护，构成一个完美的杀阵。而且此阵型还可以变换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五行阵（即队长身后的两列纵队各自分开，以五人为单位进行布阵，狼筅兵迈步向前，与盾牌并列，形成第一道防线，两名长枪手跟随其后，短刀手殿后。此阵型多用于狭窄地区的巷战），另一种是三才阵（即狼筅兵迅速上前，超越所有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保护他们的侧翼。阵型在狼筅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进攻）。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一万余人大举侵入浙东沿海的台州府属的圻头、桃渚以及温州沿海地区，并兵分两路，妄图侵占台州、宁海。戚继光闻讯后，即以一部分兵力守卫台州，亲自率主力前往宁海迎敌。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宁海，切断了正在桃渚烧杀抢掠的倭寇的去路，迫使敌人在龙山地区进行决战。戚继光下令攻击，士兵个个同仇敌忾，怀着满腔怒火冲向敌阵，曾经不可一世的倭寇在戚家军攻势下一触即溃，残敌败退到雁门岭。雁门岭位于温州西面，地势险要，倭寇五年前在此击败过明军。苟延残喘的倭寇仍企图凭借险要地形，顽抗到底，妄想重温五年前的美梦。戚家军乘胜进攻，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将雁门岭上的倭寇残余全部剿灭。但在此时，另一支敌军却趁戚继光进攻雁门岭之际，进攻台州。台州兵力不多，且城墙不固，处境甚为紧急。戚继光闻报后，即刻回师救援。戚继光一到台州城下，运用先以火器进攻，接着以大队人马进击的战术攻入敌阵，并身先士卒，亲临火线鼓舞士气。在戚继光的激励下，士兵更加奋勇当先，义无反顾地杀入敌阵。狡诈的倭寇招架不住，便故意将抢夺的金银财宝扔到地上，引诱戚军拣拾，然后回师反扑。然而倭寇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戚家军纪律严明，人人都对倭寇犯下的罪行怀着刻骨仇恨，区区宝物又岂能动摇抗敌决心。戚军愈战愈勇，奋勇杀敌，很快就歼灭了这股倭寇。此战，斩首三百零八个，生擒巨魁两人，其余倭寇淹死江中。戚军伤亡极少，仅三名官兵阵亡。值得一提的是，当戚军出击时，伙军刚开始做饭。全军凯旋时，饭才刚熟。这足见戚继光行动之迅速。

　　戚继光消灭这股倭寇后不久，又有一股倭寇向台州袭来。戚继光立即集合军队，向倭寇的驻地圻头进发。倭寇见戚家军至，便龟缩在营垒里坚守不出，恰在此时又逢大雨，戚继光只好在倭垒附近驻扎下来。双方相持三天后，倭寇得知台州有备，放弃了原定计划，将进攻目标转向处州。戚继光敏锐洞察到敌军意图，派出一支军队在倭寇的必经之地，仙居的上峰岭设伏，另派一支军队尾随敌军。为避免伏兵暴露，戚继光令士兵用松枝遮蔽身体。倭寇来到上峰岭，见四处尽是苍松翠柏，打消了被伏击的疑虑，便大摇大摆地进入上峰岭。当倭寇路程过半时，一声如惊雷般的炮响划破山谷的寂静，数千戚家军将士有如神兵天降，向倭寇杀来。戚家军的喊杀声和倭寇的哀嚎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在戚家军的冲杀下，倭寇伤亡惨重，惊慌失措的残余势力逃到附近村子的百姓家寻求躲避。百姓早对倭寇的暴行恨之入骨，倭寇逃入村中时，百姓像对待过街老鼠，群起而攻，将这些倭寇全部消灭。

　　此后，戚继光又取得几场胜利，至此，倭寇在浙江的势力基本上清除，浙江又恢复稳定和安宁。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战争中，取得了九战九捷，歼敌六千的辉煌战绩。当戚家军凯旋归来时，台州人民出城欢迎，人群组成一条二十多里长的长龙，欢声雷动，共同庆贺英雄归来。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戚继光被任命为上将军，率领六千军队到福建平定倭患。当时，倭寇在福建的活动十分猖獗，倭寇在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的林墩修筑大量倭垒，以此为基地大肆在福建沿海各地进行烧杀掳掠。八月，戚继光到达福建，仔细观察战场形势，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拔除倭寇在横屿的基地。横屿位于宁德县城东北十里，漳湾之东的海中，与大陆一衣带水，离岸约十里，和大陆中间隔着一片浅滩。涨潮时一片汪洋，退潮全是泥滩，人和舟船难以通过。倭寇在岛上约千余人，并筑木城建基地，和牛田、林墩互为支援，妄图长期据守。要收复横屿，必须解决漳湾上的倭寇party羽，方可进兵。戚继光对倭寇party羽晓以大义，并保证对他们过去的罪行既往不咎，最终使其全体投诚。八月九日早晨，戚继光利用退潮之机，让士兵用稻草铺路，一鼓作气，登上岸去。继而三面包抄，前后夹攻，焚烧岛上木城，在戚家军凌厉攻势下，倭寇负隅顽抗。经过六小时的鏖战，岛上倭寇全部肃清，此战，生擒九十余人，斩首二千六百余，救出被掳百姓三千七百余人，收复了被倭寇据守三年的横屿。

　　此时分布在福建沿海各地的倭寇数万人，听说戚家军到来，全都到牛田集中，分别在杞店、西林、上薛、木岭、葛塘、闻读等地据守，筑成一道延绵三十里的营垒。九月一日夜，戚继光率领所部，轻装衔枚，悄悄地向杞店急驰。到了倭巢，越墙而入，打开倭巢大门，大军一拥而入，倭寇从梦中惊醒，在懵懵转向之中，命丧黄泉。战斗一结束，戚继光又马不停蹄赶往银屏山设伏，将前来救援的七百倭寇全部消灭。之后，戚继光乘胜追击，连破牛田、上薛、闻读等巢，一路追到新塘，共计斩首六百八十人，收降数千，解救被掳男女九百五十四人。盘据在西林、木岭的倭寇见牛田已破，抱头鼠窜地向惠安、晋江一带逃遁。

　　九月十二日，戚家军从福清出发向兴化进攻，沿途歼灭倭寇千余，并于十三日黄昏收复兴化。十四日夜，大军乘着皎洁的月光风驰电掣般向倭寇据守的林墩前进，在黎明之前到达林墩后，遂发起进攻。当一轮红日从地平线升起时，倭寇才发现戚军到来，仓皇应战。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二千余倭寇在戚家军猛烈攻击下灰飞烟灭。此后，戚继光又在福清打退了倭寇的反扑。至此，福建的倭患暂时得到了缓解，戚继光遂班师回浙。

　　戚继光回浙不久，倭寇又卷土重来，这年冬，倭寇再度侵占兴化。朝廷急忙任命抗倭名将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同时急调戚继光再次入闽。倭寇获悉戚家军前来，便于次年一月，匆匆从兴化撤出，退守兴化东南的平海卫。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二十日，戚继光率军抵达福建渚林，与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所部会合。二十一日夜，在福建巡抚谭纶的指挥下，戚继光为中军，刘显、俞大猷为左、右的三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平海卫进攻。戚家军率先登城遭遇二千倭兵的阻击，戚继光令部队以火器反击，倭寇损失惨重，残兵退守平海卫附近的许家村。戚继光乘胜追击，俞、刘二部紧随奋进，在许家村乘风放火，许家村顿时火光冲天，倭垒化为焦土，倭寇死伤不计其数。次日又追剿倭寇一百七十余，解救百姓三千，取得了平海卫大捷。接着，戚继光又连续作战，将马鼻、小石岭等地的倭寇全部剿灭，从而结束了福建莆田地区长达九年的倭患。

　　这年十月，戚继光升任总兵，领闽浙粤三省军务。此时，不甘心失败的倭寇又集结二万七千人，战船六十八艘，气势汹汹地向福建沿海杀来。戚继光带兵出击，取得水战六捷、陆战六捷歼敌三千的胜利，使倭寇遭到沉重打击。十一月七日，倭寇从东沙登陆，进攻仙游县城，建立东南西三座倭垒，将仙游围住。十二月二十五日，戚继光兵分五路，当天就攻克三座倭垒，擒斩倭寇千余人，解除了仙游之围。万余残寇流窜到惠安、晋江、同安等地。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戚继光先后在王仑坪、蔡丕屹两次战斗中给倭寇的残部以毁灭性打击，肃清了倭寇在福建的势力。接着，戚继光又挥军广东，将与倭寇勾结的山寇吴平的势力铲除，结束了广东倭患。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今天津蓟县）、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后又为总兵官，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并督帅十二路军戎事，因屡立战功，万历二年（1574年）升左都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为当国大臣高拱、张居正等倚重。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加固长城，筑建炖台，整顿屯田，训练军队，制订车、步、骑配合作战的战术，形成墙、台、堑密切联络的防御体系，多次击退侵扰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平静。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

　　戚继光在张居正死后受到排挤。万历十一年被调任广东总兵官。十三年以年老多病，谢职归家，十五年病逝，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军事名著均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兵书和《止止堂集》等，备受兵家重视。浙江省台州所属古城桃渚建有戚继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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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抗倭泽被莆仙　　今年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诞辰４８０周年，其抗倭保民战迹泽被莆仙，至今仍为莆仙人民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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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禧古城北门戚继光石雕像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生于山东登州（今蓬莱市）将门之家，父戚景通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他幼承庭训，通晓行军打仗。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为害甚烈。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秋，莆田遭受倭寇严重蹂躏，民不聊生，福建巡抚向明廷告急，戚继光奉命率精兵六千余人来闽平倭。戚家军在宁德横屿痛击倭巢获大捷后向南挺进，击破福清牛田等地倭寇据点。其时部分倭寇集结莆田林墩，依仗河沟纵横，构筑巢穴。九月十四日凌晨，戚家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倭寇林墩大本营。官兵们游水进逼，奋勇杀敌。驻在宁海桥的张谏部与戚家军前后夹攻，与倭寇短兵相接展开巷战。戚家军连克营垒几十座，歼敌３０００多名，解救百姓２０００多人，倭寇残部仓皇败退到平海后遁逃出海。这次大规模歼敌战，就是历史上著名林墩抗倭大捷。

　　十一月，倭寇闻戚继光回浙，重聚残部进犯福建沿海，福宁、政和、兴化相继失守。他们攻陷兴化府城后大肆奸　淫屠杀，无恶不作，府城内外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年）正月，倭寇退出府城，集结在平海卫和东峤许厝。福建巡抚谭纶紧急上书朝廷，请求再召戚继光回师援救。戚继光率军抵闽后，会集俞大猷、刘显三大营合围夹击许厝倭巢并乘胜追击，歼敌主力，取得平海卫大捷。随后，戚继光挥师南下救援仙游。戚家军配合仙游城官兵围攻倭寇，一连交锋１８阵，歼敌１０００多人。接着又在大蜚山下全歼５００残寇，夺取全胜。仙游城外西北那一带战场，后人称为“五百洗”、“十八战”。

　　为缅怀戚继光恩德，倭患扫平后各地民众纷纷立祠纪念。三一教主林龙江捐地３０亩在林墩建戚公生祠奉祀；此外，还在江口建惠德祠，涵江建功德祠，忠门莆禧、江口东岳观等地亦竖立戚继光石雕像。

　　戚继光纪念馆位于黄石镇林墩南塘湖畔，原名戚公祠，１９９５年在戚公祠原址上兴建纪念馆，１９９７年被批准为莆田县文物保护单位，莆田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现定为福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大厅伫立着高达２.1米的戚将军塑像，威武雄壮，令人肃然起敬；厅堂两侧廊壁专栏刊载戚继光两度入莆平倭英雄史迹。这里每年接待不少中小学师生和干部群众前来参观瞻仰，重温林墩抗倭大捷历史，弘扬戚继光英勇抗倭，爱国惠民崇高精神。

　　凯歌-戚继光

　　明嘉靖四十一年，戚家军攻克横屿，凯旋回师。戚将军和全军将士一同赏月，当时军中无酒，戚将军即席口述《凯歌》一首，教全军将士一起唱和，以歌代酒激励士气。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

　　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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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与长城　　隆庆初年，"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样戚继光再次来到他年轻时曾经戍守之地，直到万历十一年被调往广东。这十几年时间，他为明朝长城防御体系的最终完善以及抵制蒙古族入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修建长城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或九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

　　戚继光修建的长城由城墙、敌台、墙台、烽火台、关城等几部分组成。他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根本无法阻遏蒙古人的武装袭击。而且在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于是自隆庆三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以一定的距离及地势情况设置了望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空心敌台。所谓空心敌台分为三层: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在戚继光所著《练兵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这样的记载:"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四、五十步，或二百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

　　墙台是齐墙而建的平台，上面也可以放置军械、粮草等物品，并且可以协助敌台攻击来犯的近敌。烽火台与敌台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传烽路线，一遇敌情，举烽鸣烟放炮，迅速地把情况传递到蓟镇防线。而关隘处建筑的城堡，在战时守兵登城打仗，平时则可在城门设卡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两千里防线上，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下相间，蔚为壮观。

1682年——顾炎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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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1613- 1682）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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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贡献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　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二、“经学即理学”的学术新途径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同上）。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同上书，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汪中也曾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国朝六儒颂》）顾炎武成为开启一代汉学的先导。

　　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 (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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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