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

　1995年——广梅汕铁路和海湾大桥通车

199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3年——CCTV-少儿频道正式开播

2004年——深圳地铁试运行

2007年——台北前市长马英九的特别费案二审宣判，罪名都不成立。此案本于今年2月13日侦结，8月一审裁定无罪。控方不服上诉，至今日台北高等法院作出二审无罪的判决。

　2007年－－中午时分，古沉船“南海一号”正式进入水晶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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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船简介】 【考古纪实】 【考古价值】 【古船打捞】 【整船文物】 【海上丝路】 【古船古镇】 【古船古港】




【古船简介】　　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沉没于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初步推算，“南海一号”古船是尖头船，整艘商船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8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可能近800吨。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专家从船头位置推测，当时这艘古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国。令人惊奇的是，这艘沉没海底近千年的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敲起来铛铛作响。这艘沉船的出现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科学规律研究，提供了最典型标本。同时，它也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

【考古纪实】　　●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在一艘宋代商船中打捞出200多件瓷器。考古界认为可能与海上丝路有关，引起世界瞩目，该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

　　●2000年，考古部门对“南海一号”正式展开调查。

　　●2001年4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专业队员共12人，搜寻和定位沉船遗址。

　　●2002年3月至5月间，水下考古队再度下水，对海底沉船进行细挖掘、细打捞，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

　　●2003年10月，广东省文化厅召开《“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专家论证会。

　　●2003年11月，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主持召开会议，规划、立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建设项目。

　　●2004年3月，广东省发改委同意筹措资金，在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2005年12月28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开工兴建。

　　●2007年1月16日，考古队前往沉船海域开展打捞前最后一次海底勘查，之后进行了持续9个多月的打捞。

　　●2007年12月21日，“南海一号”古沉船起吊，12月22日天上午10时，在现场举行“南海一号”出水仪式。

　　●2007年12月28日，下午3点，南海一号正式进入水晶宫。

　　●2008年水晶宫开馆迎四方游客。

　　已确定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将沉船、文物与其周围海水、泥沙按照原状一次性吊浮起运，然后迁移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这次的打捞与建造广东海上丝绸博物馆水晶宫经费将花费2.3亿元人民币：打捞经费7000万加建造博物馆1．6亿。

【考古价值】　　·发掘南海Ⅰ号是考古而非表演

　　　南宋沉船南海Ⅰ号于20年前被发现，出于各种原因始终让它静卧海底，未加过分扰动。在沉没800多年后的今天，它终于被整体“托出”海面。滋味难辨的是，昨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俨然成了旅游推介会，旅游局长唱主角，给记者的资料有不少是推介旅游的。沉船历史在出水的一刻已然改变。它不仅要适应广东耗资1.6亿元建造的水晶宫，更要把自身的命运托付给尚无确切把握的考古界，甚至被卷入势利的利益考量。

　　历经许多年的探测，南海Ⅰ号的某些特征已被初步掌握，比如船体的尺寸、货物主要以瓷器铁器为主、深埋于海泥之下、船身除甲板外结构完好，等等。进而，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的意义也被创造出来并一再重申，比如能够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贡献珍贵实物、可以充实航海史和贸易史等。在这些不无道理的演绎下，南海Ⅰ号早已演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发掘南海Ⅰ号行动随即成了文化大事件。

　　然而，南海Ⅰ号的众多谜团和不确定因素仍旧存在，这让沉船现今的格局祸福参半。随着它被打捞出水，悬疑和担忧显得更加紧迫。到目前为止，南海Ⅰ号内部舱位的细节资料依旧不为人知，约莫估算的6万件瓷器尽管价值不菲，可并不能揭示船上的所有秘密。此外，相较于零星发掘，眼下采取的整体发掘模式固然有不可比拟的优点，但风险同样存在。一旦离开原先的环境，沉船面貌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会给考古带来怎样的影响？潜在的风险紧随南海Ⅰ号浮出水面。

　　南海Ⅰ号的首要价值理应是考古价值，而决定这一价值大小的是古船的原初面貌。假若南海Ⅰ号的新环境不幸改变了沉船的历史面貌，其学术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水下考古在我国是新型学科，其技术力量与发掘实践密切相关。文保能力的进步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文物为代价的。南海Ⅰ号上早期出水的瓷器发生破损即为佐证。

　　从考古学意义上讲，真正的发掘挑战恰恰在出水的瞬间开始形成，或者说从海上丝绸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那天算起。这自然就牵涉到两种变量，关系考古界和government意愿两个方面。广东考古学界对南海Ⅰ号抱有冷静的专业态度，这从不惜耽搁20年、反复论证方案等做法上可见一斑。可是，面对被秘密层层包裹着的沉船，具体问题强烈凸现，专业人士有无能力完美掌控这一珍贵资源不得不存疑。

　　技术不仅仅是唯一的障碍。移入水晶宫的南海Ⅰ号后续发掘或会持续十年甚至更久。如此漫长的考古时期事实上与government对沉船的开发筹划有冲突。早在数年前，阳江乃至广东就将南海Ⅰ号作为旅游新项目加以推介。考虑到南海Ⅰ号的文化效应、government对考古发掘的巨额投资，如此筹措也具充足的正当性。南海Ⅰ号的考古研究和发掘大面积铺开后，其耗费也需丰厚的资金作为后盾。但如果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受限于考古节奏，财政拨款对南海Ⅰ号的支持动力还能持久吗？如果地方要求发掘工作服从盈利计划，会否加重沉船困境、削弱考古的本初内涵？

　　记得今年年中时，关于南海Ⅰ号“沉船宝藏超千亿美金”、“价值可与兵马俑相媲美”、“海上敦煌”等狂狷之辞喧哗，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反感，也招致考古界齐声责备与讥讽。对沉船夸张的定位既显示了唯经济论的宣介心态，也多少暴露了岭南文化资源不够自信的心理。实事求是地说，对南海Ⅰ号考古价值的评估刚开始，早早就圈定那么多宏大的意义不免草率。无论南海Ⅰ号的全部价值有多高，仍倚赖于对它富有成效的发掘。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其考古价值，取决于在接下来的进程中能否排除技术风险、能否最大程度地保留沉船的历史原貌。

　　将其带进水晶宫的新天地，只是人为接续了南海Ⅰ号的船史。假如希望用它改写岭南的文化史，则需艰巨、细致的科学探寻。在此之前，虚于文保经费的跟进、专于所谓旅游亮点建设，恐怕已失掉平常心。无论如何，南海Ⅰ号目前仍是横亘在考古界面前的复杂命题，它弥足珍贵而不可再生，科学精神始终是第一位的。看客的心态或培养看客的心态都应该收敛或节制，毕竟这是考古而非表演。

　　·整体打捞保存费用达3亿

　　2004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确定。按照这一方案，打捞预算为1亿多元。但随着打捞出水时间的推后，打捞成本也逐步上升。按照“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队透露的数字，为打捞“南海一号”修建临时码头花了1400多万元，单就两艘打捞船每天的租金就高达80多万元，还有施工中投入的钢材、水泥、水下设施、船舶、人工等，算下来，打捞工程预算接近1.5亿元。如果加上“水晶宫”1.5亿元的造价，“南海一号”打捞并保存的总成本将高达3亿元人民币。方案一出，就被人评价为“不计成本的疯狂举动”。

　　一般的沉船打捞也就花费几百万元，“整体打捞并保存”要比“原地打捞保存”多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资金。

　　·最贵打捞是否值得

　　“南海一号”的考古价值是第一位的，但考古价值不能简单用金钱来衡量。“南海一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对研究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等都提供了典型标本。其搭载的文物也有可能解开‘海上丝绸之路’的诸多秘密，其文物考古价值远远高于经济价值。“南海一号”是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的一艘宋代木质古沉船，距今800多年。此后试探发现，船上载有文物6万至8万件，且有不少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南海Ⅰ号”28日进入“水晶宫”后，预计博物馆每年的运营费用需要2000万元，而此前整体打捞“南海Ⅰ号”以及建设“水晶宫”已投入2亿多元，不少人提出，斥巨资打捞和保护一艘古沉船到底值不值？对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打捞“南海Ⅰ号”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其价值不能简单用金钱来衡量。

　　为了整体打捞“南海Ⅰ号”，财政部2006年审定9000万元专项资金，财政部拨款3000万元，剩余由地方财政补足。为了建造保存“南海Ⅰ号”的“水晶宫”，有关部门已投入了1.5亿元。不少人提出，花费如此“昂贵”的费用对一艘古沉船进行打捞和保护到底值不值？单霁翔说，打捞“南海Ⅰ号”的意义是综合的，首先它对中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为了保护这些水下文物，中国进行了多学科的攻关、跨学科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宝贵和先进的经验；同时，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和发掘，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对于“南海Ⅰ号”上的文物价值，外界也进行了各种估算，甚至有媒体估计这些文物价值达3000亿美元。单霁翔表示，“南海Ⅰ号”上的6万至8万件文物信息量非常大，“这些文物加起来会放大它们的价值和信息，简单地对文物进行估值是不科学的。”

【古船打捞】　　南海一号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木质古沉船，它是目前世界发现的海下沉船中，船体最大，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它在海底躺了800年，对它的打捞也持续了20年。中国水下考古伴随它，从开始步入成熟。这艘沉船的出现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科学规律研究，提供了最典型标本。

　　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的十里银滩上，一个巨大的建筑正在兴建之中，机器的轰鸣声，钢管碰撞的敲击声混杂在一起，透露出这里的繁忙。 数月之后，这栋建筑将迎来它的主人——一艘在海底沉睡了800年的古船。但此时，这艘古船还仍在20多米深的海水之下。由此向北30多海里，两艘万吨级的打捞船正忙碌不停地作业，一个特制的沉箱已经被下放到水底，用于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沉船掩埋在海底1米深的淤泥中，是一个长30米，宽10多米，高3—4米，连带海底凝结物重达3000吨的庞然大物。

　　它20年前就被发现，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想清楚如何处置它——将它整体平移到海岸边那座正在兴建的博物馆中，然后放入一个巨型的玻璃缸当中，一边发掘一边展览。 这个计划如此宏大，以至于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看到这个方案时连声说，不可想象，这只能是在中国才发生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到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实践。 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的最新进展，从1987年到现在，20年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沉船已经成为中国水下考古里程碑式的标志，它的发现和打捞过程充满各式各样的奇迹和波折，亦如中国水下考古本身的进程一样：从没有一个水下考古人员，没有一套水下考古装备开始，到目前已经着手操作世界上最具难度的水下考古实践。

　　整体打捞行动将在2007年开始，目前“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队”对宋代商船已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打捞出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多数都是十分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文物珍品。这些文物以瓷器为主，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高质量精品，绝大多数文物完好无损。根据探测情况估计，整船文物超过８万件。考古界人士表示，与这些瓷器年代、工艺相当的一个瓷碗，此前在美国就卖出了数十万美元的天价，而这里却是整船、成批地出现。

　　“南海一号”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了一个开始。考古学家认为，“南海一号”的发现和打捞，其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了一船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它还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因“南海一号”不仅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上，而且它的“藏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异常丰富和可贵，给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可信的模本。对这些水下文物资源进行勘探和发掘，可以复原和填补与古代中国“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空白，也很可能带来“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兴起。

　　该船整体打捞后将放置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水晶宫)。

　　据介绍，“南海一号”整体浮出水面后，将转移、安置于由广东省government将直接拨款1.6亿元建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内，进行保存及供人们观赏，该博物馆预计将于本月底封顶。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位于阳江“十里银滩”上，占地13万平方米，博物馆藏品规模确定为3万件。“水晶宫”是一个巨型玻璃缸，其水质、温度及其他环境都与沉船所在的海底情况完全一样。通过“水晶宫”的透明墙壁，还可以看见水下考古工作者潜水发掘打捞文物示范表演。

【整船文物】　　瓷器：不少瓷器极具异域风格

　　“南海一号”现已出水数千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南海一号”还出土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从棱角分明的酒壶到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宁赋》魏明伦

　　“南海一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I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1.3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金器：统一的特点是粗大

　　金器是“南海一号”上目前出水最惹眼、最气派的一类文物。到目前为止，南海一号共出水了金手镯、金腰带、金戒指等黄金首饰，没有生锈，闪闪发亮。它们比较统一的特点是粗大。鎏金腰带长1.7米，鎏金手镯口径大过饭碗，粗过大拇指，足足四两不止。可以推测佩戴这些饰品的人体格粗壮，身材高大。

　　铜钱：“海上丝路”的硬通货

　　目前“南海一号”沉船点发现铜钱已达上万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年代最晚的是宋高宗主政期的绍兴元宝。

　　这么多的货币一方面可能表明当时中国的国力之盛，中国货币可以成为“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船主的富裕。

　　铁器：宋朝就出口广东铁器

　　除了陶瓷这类人们熟知的中国特产，那时科技领先的中国，还向世界输出铁器，800多年后，它们已经面目全非。“南海一号”船仓里面还有两样比较大宗的东西，就是铁锅跟铁钉，铁锅跟海水发生作用后，一摞一摞地变成了铁疙瘩；铁钉个体较大，二十多厘米长，铁钉都是拿竹篾进行包扎的，数量非常多。而在宋朝，广东正是铁器盛产地。

　　铜环：“半成品”出口深加工？

　　在“南海一号”装载的货品当中，除铁锅外，现在出水的还有不少金属制造的商品，如铜环、铜珠等。对两者的用途，考古人员表示目前铜珠的用途还不好推测。

　　在出水文物展示时，专家分析说，从这些制品的外观看，只是经过初步的铸造或打磨，像铜环等上面并无花纹等装饰的痕迹，有可能是“南海一号”的船主将中国造的半成品运往海外进行深加工。

【海上丝路】　　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中，丝绸和瓷器，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外贸产品。自长安或洛阳为东起点，经甘肃、新疆，再到中亚、西亚，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从汉朝开始，来自中国的丝绸就这样由各色商人牵着驼队，通过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运输到亚欧各国。这种贸易一直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中，第一次给这条道路起名“丝绸之路”。 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丝绸，也在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国外。这是一条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一直向西，穿过南海，抵达外部世界的贸易通道。它不仅仅只是贸易之路，还是朝贡之路，文化交流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演进，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更加遥远，贸易也愈显繁荣，对于中国瓷器来说，再也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运输方式，于是丝绸之路也进而演变成“陶瓷之路”。 在获得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这条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只存在于零星的文献记载当中，对于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人们知之甚少。直到本世纪航线沿岸的一些港口，陆续发现出一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和其他文物，人们才得以一点一点地拼接出有关这条航线的细节。这条航线显然早已超出东南亚的范围，而是穿过南海，驶过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甚至非洲东海岸的许多港口也有中国瓷器出土。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正是处于这条航线之上。由沉船的海域向东北，经过川山群岛，可上达阳江、海陵岛、广州、潮州、泉州、厦门等港口，向西则可下雷州半岛、琼州海峡以至广西，然后穿南海到达更加遥远的目的地。 沉船船头朝向西南240度，看来正是从中国港口出发，驶向外洋的货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

【古船古镇】　　 古高凉（即今日阳江）

　　 历史建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郡县制度。公元前214年派军队攻打珠江流域的越族，秦统一了岭南越族地方后，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两阳初属其中的南海郡，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汉武帝派兵打败了匈奴后，于公元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新设了合浦郡高凉县，政治中心在今阳东县大八镇古城（另一说在麻汕上塘村）。高凉县包括今阳江市、恩平市西部、茂名、高州、电白、化州、吴川和罗定的部分地方。高凉县是粤西地区最古的县。

　　东汉末，两阳属东吴统治范围。公元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将高凉县从汉时的合浦郡分出，设为高凉郡，转由广州管辖，下统三个县：安宁县（今阳江市区及其东部）、高凉县（今阳东县北部地方）、西平县（今阳东县白沙镇、江城区埠场乡、平岗镇、阳西县程村镇邻近部分地区）。两阳由县升郡。

　　南北朝时，两阳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公元527年（梁大通元年）高凉郡从广州分出，连同杜陵郡、宁康郡、阳春郡等合设为高州。高州州治中心在今江城（从公元527年至649年），管辖今阳江市及茂名市的大部分地方（包括良德）。阳江由郡升格为州，下管郡，郡管县，历时122年，是祖国南疆的交通要冲、军事重镇。

　　公元606年（隋炀帝大业二年）隋政权把安宁县、高凉县分出部分地方合成一个新县--阳江县。在阳春郡中设阳春县。阳江县、阳春县从此得名。

　　公元649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阳江县、西平县、阳春县、杜陵县等从高州分出，建为恩州，属广州都督府管辖。恩州州治在阳江，从贞观年间唐太宗时建恩州起至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撤除恩州，阳江、阳春各自为县止，两阳被称呼为恩州达719年。此后。江、春两县归肇庆府管辖。

　　“南海一号”出事位置

　　“南海一号”失事的海域位于阳江市阳东县东平镇大澳村附近。明清时代，大澳村的大澳古港因地理位置便利、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广东沿海的大港之一，是从广州开始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重要港口，海上商船频繁出入大澳，商贸极为发达。

【古船古港】　　在“南海一号”被发现的同时，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澳古渔村被外界发现。随着大澳渔家民俗文化的开发及渔家民俗风情馆的建成，保存完整、风格独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大澳古渔村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明清时代的“东方威尼斯”

　　大澳村的大澳古港因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优越，海上交通便利，自古就是广东沿海的大港之一，为全省当年的“六澳之首”，曰“大澳”。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始发港广州到出口港徐闻，大澳是个必经的重要港口，它一度与广州十三行并称为“十三行尾”。据记载 ，明末清初，荷兰航海家奥斯芬乘船经过大澳时，看到大澳的景象和资源，不禁惊呼：“好一个美丽港湾和天然宝岛！”他要求船上的人要对宝岛的位置保密，但这一消息仍不胫而走 ，引起不少国家垂涎。大澳儿女为了保护宝岛免受外国人侵略，上演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捍卫古港的英雄故事。

　　据史志学家介绍，明清时代，现在的东平镇是一个孤岛，无路可通，大澳港处在岛的尖 端。当时阳江流域水深河宽，阳江港湾、南鹏岛至上、下川岛一带的海域，形成了广东最大的渔场。潮州、汕头、海南、广州等地的渔船，常常聚集在阳江湾捕鱼，使大澳成为一个集结渔船的渔港，各行各业的生意日渐兴旺。最繁荣的时候是清代乾隆年间，海上商船频繁出入大澳，澳内车水马龙，商贸极为发达。据一些研究者称，来这里的不仅有普通商人和航海家，更有很多“国际”大海盗将所得财物运到大澳来交易，使得该地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当时便有了“东方威尼斯”的美称。

　　商会曾是大澳管理机构

　　在大澳村主街上，有一座漂亮的西洋建筑，上面有大澳商会的门牌。据介绍，清末民初 ，处于天涯海角的大澳一度陷入无government状态。从民国元年到民国12年(1921年)，大澳及整个东平都是由当地商人组织商会管理行政和治安的。这一度令当地渔民和商人的财产毫无保障 。到陈济棠主粤时，实行保甲制度，东平才有了正式行政机构枣乡和联保，公安局派出人 员维持治安，这种制度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从此，商会便退出了政治舞台，成为纯粹的商 人组织。

　　古炮台诉说古港兴衰

　　 大澳港在东平南侧5公里的东北海湾处，毗邻台山市西南方海域，成一个半环形的地势 ，当时这里是船舶的停泊站。明清年间，倭寇海盗为患，大澳和南鹏岛的海面上常有海盗侵扰。为对付倭寇海盗的侵扰，乾隆59年(1794年)，总督爱新觉罗长麟修建碉楼外，另建炮台 一座(今已废置)于港湾口岸处即观音山(又称澳咀山)下。嘉庆三年又于楼后左边增设兵房3 间、望楼1座。望楼面向南海，高四五米，用灰沙石块砌筑，开有一个只能供一人出入的圆 形洞口。碉楼上有作瞭望用的窗口和炮眼。嘉庆16年划入阳江镇标管辖，民国时荒废。

　　从大澳西沿海迂回1公里的路边山脚港湾处，又建有一座炮台，呈椭圆形，墙厚1米、长 7米、宽15米、高4米。现炮台已废置。当年它与大澳港碉楼东西对峙，是阳东东部海防要塞 。

　2008年——有“万里长江第一隧”之称的武汉长江隧道建成通车

　

1856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出生

1883年——我国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梁希先生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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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林学和林业杰出的开拓者 对中国林业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 提出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 为中国林业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敲击“林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梁希先生简历 梁希先生主要论著 中国近代林学和林业杰出的开拓者对中国林业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提出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为中国林业建设奠定初步基础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敲击“林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 梁希先生简历
• 梁希先生主要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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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希（1883 12.28 - 1958 12.10），林学家。浙江吴兴人。1913－1916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学习，1923年赴德国塔朗脱高等林业学校（现为德累斯顿大学林学系）研究林产制造化学，1927年回国。林业部部长、研究员。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发挥森林多种效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亲自深入调研，领导制订了建国初期的林业工作方针和建设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了林业行政、科研、教育及生产体系，促进了新中国林业的蓬勃发展。长期从事松树采脂、樟脑制造、桐油抽提、木材干馏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创立了中国林产制造化学的学科。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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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林学和林业杰出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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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希，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代林学和林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林业教育和林产化学研究，晚年被任命为中央人民government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并在科学技术界和民主party派中兼任一些领导职务。他的主要业绩是培养了大批林业科技人才，在中国首创了林产制造化学，传播了新的林业科学理论，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绿化全中国的林业建设方向，把中国林业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梁希，原名曦，字索五；后改名为希，字叔五（或叔伍），笔名凡僧、一丁、阿五等。1883年12月28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双林镇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幼年丧父，初在私塾读书，稍后就学于蓉湖书院，自幼勤奋好学，聪颖过人，16岁便考中秀才，有“两浙才子”之称。

　　梁希青年时期追求进步，适值戊戌变法，更加激发他的民主革新思想。189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目击清廷昏庸腐败，在“武备救国”的思想支配下，投笔从戎，进浙杭武备学堂学习西洋军事，因成绩优异，1906年被选送日本留学，一年后考人士官学校学习海军。

　　在日本，梁希受章太炎等民主革命家的思想影响，与同乡陈英士（其美），一同加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经常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上撰写诗文，挞伐腐败辱国的清王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救国热忱回国，投身于革命浪潮，参加了浙江湖属军政分府新军训练工作。辛亥革命后，梁希又回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仍习海军。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是梁希，也是当时所有进步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适值此时（1913年）又发生了日本学生破坏班纪的事件，身为班长的梁希处罚了破坏班纪的日本学生，却遭到日本学生的侮辱和歧视，于是他愤然改变初衷，1913年改习自然科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学习期间，梁希对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更具兴趣。他潜心钻研，学习成绩超群，深受导师们的赞誉。

　　1916年梁希学成回国，初在奉天（今辽宁）安东（今丹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因该公司日本人独揽大权，梁希对此十分不满，于是离职，应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师兼林科主任，历时7年。1923年，梁希辞去教席，自费前往德国德累斯顿萨克逊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1927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6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929年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森林系主任。除从事教学外，还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有关林业建设的论著。1933年，梁希因不满浙大校长郭任远排挤一位为人正直的浙大农学院院长许璇而辞职。后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邹树文院长之邀，到该校森林系任教，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在此期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他在很多政治活动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坚决反对反动统治的倒行逆施，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government林垦部（1951年改为林业部）部长，从此积极参与和指导中国林业建设工作。虽然为时仅9年（到他逝世），但为新中国的林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一生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1935年，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任期6年；1945年九三学社成立，被选为监事，1950—1958年任九三学社副主席；1947年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梁希被选为理事长；1949年被选为常务委员，以后又被选为第二届常务委员；1950年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1951年当选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全国科联和科普联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科联和科普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梁希当选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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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林业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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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希早在1916年任中日采木公司技师期间，就深感中国森林工业很不发达，而森林的采伐及林产品利用均受外国人控制，对于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林业，亟须从教育着手培养人才，从而立下了教书育人的大志。他从事教学30多年，讲授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木材学和木材防腐学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林业专门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为新中国的林业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讲授的课程，都是自己编写教材，并不断修改讲稿，补充新内容。上实验课，虽有助教，但他总是亲临指导和示范。对一些难于操作的实验方法，则逐个手把手地传授给学生。

　　梁希既对自己严格，对学生和助手们也同样严格。工作上出了差错，他严厉批评，毫不客气。他不允许上课、上班迟到。按时工作和珍惜时间，是他一贯恪守的准则。

　　梁希不但在学习、工作上诲人不倦，而且在思想、生活和事业上也十分关心爱护学生，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他教导学生：人生学习求知，好比建高楼大厦，必须先坚地基，然后博览群书，集思广益。他还教学生做人之道，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切戒利欲熏心，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决不要有任何骄傲、夸张。梁希最愿意和学生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活动。1941年中央大学森林系5名学生毕业，他在欢送会上即席赋诗一首，并书赠每人一份。诗曰：“一树青松一少年，葱葱五木碧连天。和烟织就森林字，写在巴山山那边。”梁希把5位同学比喻成5棵青松，5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之中蕴含了梁希对学生殷切的希望和深厚的感情。学生经济困难，他解囊相助。对学生出国深造，他给予支持，并教导他们安心学习，不忘祖国。1945年8月，吴中伦赴美留学前，梁希赠诗一首：“大火西流七月光，碧天无语送吴郎，定知三载归来后，苍海茫茫好种桑。”

　　梁希教学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验教学。他在浙江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极为重视实验室的建设，先后在两校分别创建了林化实验室。1937年中央大学本部因日寇侵占南京而迁到重庆沙坪坝，他领导了3个实验室：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实验室。当时，梁希年近花甲，为了实验室和材料设备常常东奔西跑，有一次为了领取几加仑酒精，竟跑了8趟，可见当时科研工作之艰难。在他苦心经营下，中央大学森林化学实验室当时已初具规模，图书资料和种种设备，在国内各森林系中是首屈一指的。许多专家学者参观这个实验室时，无不赞叹惊讶！

　　梁希作风正派，为人刚直不阿。他为了献身科学，献身教育事业，从不追逐名利，他高风亮节，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崇高品质。

　　梁希在兼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工程师）时，只同意短期协助制定发展浙江森业事业的规划，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也不额外兼领薪俸。他走遍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5个专区，发表了《两浙看山记》等考察报告。1931年春，新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派人专程到杭州浙江大学农学院邀请梁希出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他因不愿从事行政工作，到院视事仅一个月，即悄然离开南京回到杭州，并致书朱家骅婉言谢绝。梁希挂冠而去的行动，一时传为佳话。

　　1932年，国民party要人陈果夫要求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设一个“火腿系”。梁希和当时院长许璇认为这是干涉学校工作，不予理睬。陈果夫又通过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对农学院施加压力，许院长愤然辞职。government当局乃请梁希继任院长，而梁希却同情老友许璇立场，断然拒绝出任院长，并与金善宝、蔡邦华等60多位教师一起辞职，离开浙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业大发展，到处感到林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梁希身为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又身为教育家，深感培养新中国林业技术干部的重要性，立即与林业部几位领导商议，提出了尽快发展林业教育，解决干部缺乏问题的意见。1952年，在梁希的建议下，经国务院领导同意，林业部配合教育部，对农林高等院校做了调整，分别在北京、哈尔滨、南京成立了3所独立的林学院，并在13个农学院扩大了森林系，增加了招生名额。从此，林业界形成了“办学热”。到1958年全国独立的林业高等学院已达11所，设在农学院中的森林系有19个，在校师生有3万多人，而1950年初全国高等院校森林系在校学生还不到100人，可见发展之快。为此，梁希曾激动地说：“我在旧中国教了30年的书，培养了那么多的学生，想改变中国林业面貌，想让中国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我的宣传活动只不过是书生的议论，纸上谈兵，毫无用武之地。只有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party的领导下，我们的理想才能实现……。国民government几十年培养的林业技术人员没有新中国两年培养的多，中国的林业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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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制造化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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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希在40多年林业工作的生涯中，有30多年担任林产制造化学、森林利用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中国是多山之国，林产丰富，大力发展林产制造化学事业是富国利民之道。梁希从1916年开始讲授林产制造化学，使之在中国首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在教学的同时，十分重视科研工作。1919年在浙江大学首创中国第一个森林化学室，尔后又在中央大学创立了同类实验室，进行了如松树采脂、樟脑制造器具、油桐种子分析和桐油抽提、木材干馏、木精定量、木素定量等试验研究。1935年，他在中大农学院将浙江诸暨制樟脑使用的凝结器加以改良，制造成提炼樟脑（樟油）的实验装置，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三浦伊八郎教授改良的土佐凝结器相比，樟脑得率提高110—169％。中国旧法榨取桐油，有25—50％的桐油残留在桐饼（粕）内，十分可惜。梁希于1935年做的化学浸提桐油试验，可获取桐子中的桐油99％以上，大大增加了桐油得率。

　　梁希在3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编写了许多讲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花了一生心血编写成的《林产制造化学》。这是一本60多万字的教科书。林产制造化学是以林产品为原料的制造化学，以前统称林产制造学。由于林产物的机械工艺利用部分已在森林利用学中讲述，因此梁希改用林产制造化学这个名称，专述利用木材或树皮、树叶、树实等副产物为原料制成他种物质的制造化学。此书初稿虽完成于30年代，但由于他治学严谨，不愿草率付印，以致初稿虽经多次增补，也未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林业部部长期间仍继续收集资料，充实内容。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直到他去世后，1983年才由他的学生们将原稿加以整理出版。该书内容充实，体例严密，立论精辟，堪称价值很高的林业科学巨著，对当前中国林产化学生产的发展仍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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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森林生态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人们对森林的效益和林业经营的意义认识还比较模糊，经营林业的方法也不科学。但梁希根据观察与切身体会，对森林生态学的观点已有了基本认识，并反复宣传这些观点，提出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

　　1941年，梁希明确指出：“森林不仅仅各个树木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就是它周围的条件，也处处和森林相关联的……，并且森林附近的居民和动物，也影响到树木的发育”，“森林和周围一切条件即使是政治（也可以说尤其是政治）也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如果要把它孤立起来，单独地研究栽培，不顾到一切环境，恐怕造林要失败的，即使一时造成，也要被毁坏的”。1954年，他在《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一书中，又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说：“森林是森林本身和它的环境的统一体”，“所以它对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有相当的控制能力，从而对农田水利有显著的效用”。这就是梁希对森林与环境是统一体的基本认识。

　　森林与环境这个生态系统对人类生活密切关系和对经济生活的作用，早在1929年梁希撰写的《民生问题与森林》一文中就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人类早在猴子时代就生活在森林中，“森林是人类的发源之地，人类所以发展到现在地步，都是森林的功劳”。后来农、林分业，“农家管着‘衣’、食’，林家管着‘住’、‘行’。所以那个时代的民生问题，一半是靠着农业，一半是靠着林业”。到了19世纪，“森林不但管着‘住’、‘行’，而且管‘衣’、‘食’的一部分。国无森林，民不聊生”。“我们若要教我们做东方的主人翁，我们若要把我们中国的春天挽回来，我们万万不可使中国五行缺木，万万不可轻视森林”。梁希从历史到现实非常深刻地分析了森林和民生的关系，体现出森林综合效益的基本思想。

　　进入50年代，梁希把森林的作用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多次讲话著文论述森林与农业、森林与工业、森林与环境的多方面的关系，科学地论证森林可以防止旱灾、防止水灾、防止风沙灾害，深刻分析了森林主产物（木材）对工业建设的作用，详细地阐明了森林副产物对人民生活的作用。他特别关心的是森林与农业、森林与水利的关系。1958年，他又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造林就是保水保土的最有效而且最经济的办法”，造林后就会“万山留有甘泉，森林就是水库”。“而且由于山区防止水土流失，还可庇护农田，减免灾害，保障农作物的丰收”。“由于森林资源的增加，出产的木材又可支援工业建设。所以林业建设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建设之一”。他还归纳提出林业的目的就是“一部分为农服务——保护农田水利；一部分为工服务——保证供应各种工业原料及建筑用材”。梁希根据多年观察研究的结论是：“水保是治黄之关键，森林改良土壤是水土保持工作中基本环节之一”，“造林是保水保土最有效的途径”、“林业是农业的根本”、“林业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希早年这些对森林的功能和森林作用的理论和基本认识，对当前的林业建设仍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梁希基于新的林学理论，产生了新的林业经营思想，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方向。他针对中国森林资源奇缺，自然灾害频繁的现状，极力主张发展林业不能只砍木头，必须普遍护林，大力造林，增加森林资源，提高覆盖率，全面满足社会经济对林业日益增长的需要。他在许多著作中多次讲到，既要满足人们对林、副产品的需要，又要满足全社会环境美化的需要。他在1948年视察台湾林业时就提出了经营台湾林业“应有一最合理之经营系统，则林木生长可以增进，经济价值可以提高，恒续作业可以保持，使该事业得以发展，经济得以繁荣”。梁希任林业部部长后，在party和government发展林业的方针指导下，对全面发展林业的经营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1949年，他在一次林业座谈会上提出：“伐木务需依照一定计划，伐木必须注意某地点之应伐与不应伐，而不专顾某地点之便于伐与不便于伐，就是说，按照预定的施业方案进行，才是正理”。在1950年2月首次全国林业业务会议上，梁希根据大家的讨论，并和林业部其他领导人研究，提出了建国初期林业方针任务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经营森林和采伐利用森林”。梁希还多次提出全面营造各林种的计划，其中包括用材林、防风林、防洪林、薪炭林、果木林以及特用经济林等。1950年，梁希又在西北农业技术会议上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西北建设防沙林带和黄河水源林”，“在宁夏东边、甘肃北边，……筑起一道绿的长城，制止沙漠的南迁”。1951年，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又提出在西北东北西部造成大规模防沙林带的设想，为今日建设的“三北”防护林定下了基调。1956年，他在《青年们起来绿化祖国》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要绿化村庄，绿化道路，绿化河岸，绿化城市。要绿化中国的山，从而绿化中国的水”。梁希营林思想的要旨是全面造林，彻底消灭荒山、绿化全中国，争取做到“全国山清水秀，风调雨顺”，从而实现他早年就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梁希认为一是要向自然开战，一是要与人们的传统经营方式斗争。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毁林开荒，指出：“开垦山坡不能增加社会总产量，被开垦的土地充其量不过在最初一、二年内略有增产，可是陡坡开垦必难久保，迟早要造成山坡光，河川恶，坡地变石地，川水变沙田，走到山穷水尽，不可挽救的地步”。1956年，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只有搞好山区规划，特别是做好合理利用土地的规划，解决农、林、牧之间的矛盾，才可以给群众指出美丽的远景，才可以防止群众滥垦山地”。中共中央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采纳了梁希的主张。

　　梁希这一整套关于全面发展林业的指导性意见，经中央同意，由林业部统一安排，在全国加以推行。50年代，全国林业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人工造林面积大幅度增加，人工造林的质量好，成活率高。全国各地群众在那时所造的林木，现在都已郁郁葱葱蔚然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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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林业建设奠定初步基础　　1949年5月上旬，梁希作为民主人士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人民government筹备会议。在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梁希感到很不安，就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回复给梁希。梁希看了回条，激动地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周恩来。从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林业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的林业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希在林业建设工作方面既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又非常注意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善于抓重点，掌握要害，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旧中国没有林垦部的机构，新中国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梁希和林垦部副部长李范五等商量，决定首先抓3件事：一是搭架子，组建林垦部机关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林业机构；二是摸清情况，查明全国现有森林资源；三是打好基础，为林业事业的大发展做好准备。为了办好这几件事，梁希常常是亲自动手，细查、细问、细算，并和周围同志反复研究，甚至连一个数字也不草率马虎。在中央领导的关怀和他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地建立和恢复了一些林业机构，并根据中央民主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东北、内蒙林区改造与建设工作，有秩序地将旧林区把头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又将一部分手工作业逐步改造为半机械化或机械化作业，为中国林业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梁希领导工作最大的特点是“求实”的作风，他非常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再表示：“虽然我的年龄大了一些，只要我能行走，我就要争取到全国各地多跑跑、多看看。”1950年至1955年，他先后6次，用300多天时间亲赴西北、东北及浙江等地林区进行实地考察，其中花时间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是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林业建设问题的考察。

　　1950年9月，梁希率领6位林业科技人员，赴渭水和小陇山林区（在甘肃天水专区）调查，并与当地干部反复磋商一个事关子孙后代的林业方针问题：在国家建设事业严重缺乏木材的情况下，风沙弥漫的大西北究竟如何解决采伐与营林的矛盾？黄河又如何彻底整治？这一连串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竟至夜不能寐。渭河是黄河的缩影。梁希在宝鸡时，站在渭水桥头望着夹着泥沙混浊的河水，心情十分沉重。他从渭水看到：土是怎样流失的，河床是怎样淤塞的，水灾是怎样酿成的。解决西北风沙、水土流失的根本办法就是“坚决地、勇敢地、不厌不倦地和它斗争，且必须和它做持久战。战争的武器没有别的，就是森林。”“要正本清源，只有护林造林。”这就是他夜以继日地思索和实地调查的结论。

　　为了弄清在小陇山林区东岔河右岸修筑一条森林铁路进行采伐是否科学合理，梁希在考察完渭水后又亲赴小陇山考察。小陇山在渭水南岸，那里的森林起了保土作用，流出的水透明见底。如果继续大规模采伐，可能会导致河水变浊。林区道路十分难行，梁希只得乘牛车，最后又换骑小毛驴，行走20公里才到伐木现场。在现场连续好几天，早出晚归，进行调查，最后做出决定：停建即将开工的办运输木材而修的窄轨铁路，设立育林实验站，把秦岭林场在小陇山的业务范围扩充到护林造林，伐木为副业，调东北枕木支援大西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而又大胆的决定。梁希离开小陇山时为伐木场负责人题写了两句诗：“却愿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原句为“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个愿望如今已经实现了，据当年在育林站工作的人讲，当时采伐迹地上，现在已经郁郁葱葱，长满了粗壮的树木。

　　为了解黄河另一重要支流——汾河的情况，梁希不顾辛劳，于1950年10月又赴山西考察。1952年11月，他考察了泾河流域；1953年3—4月又在延河、洛河和无定河流域考察。在考察前，他先与农业、水利两部和西北地区农林、水利两部和西北地区农林、水利、畜牧3部开座谈会。在考察中，凡经过专区皆邀请party政人员座谈，经过重点县，还和县长、县委委员谈话了解情况。梁希把考察的情况归纳综合，分别写成了详细报告，提出了水土保持、造林防沙的初步意见，为制定黄河流域水源林和水土保护林的营造方案作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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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　　梁希把绿化全中国的愿望和科学道理，用形象感人的词句表达出来。他在《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一文中，歌颂祖国的明天，歌唱为之献身的事业：“绿化，这个词太美了，山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川汇流的黄河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林业工作是做不完的，绿化要做到栽培农艺化，抚育园艺化；要做到工厂如花园，城市如公园，乡村如林园；绿化，要做到绿荫护夏，红叶迎秋。……这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都成一个大公园，大家都在自己建设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活”。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美妙境界。他深知，要想实现这个远大目标，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完成的，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因此，要广泛地宣传林业的重要性，要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植树造林运动。他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做林业的宣传普及工作。1950年春，全国开展春季造林运动，他满怀喜悦的心情挥笔撰文：“用造林来迎接新中国的春天。……春，替我们带来了活泼的生活，使万象由旧而新，由死而生，由黄而青，表示着无限的前程。”1954年，中国第一部介绍森林的纪录片《白山黑水话森林》拍摄发行。梁希在《大众电影》上发表文章，介绍这部描写大森林的纪录片。梁希在兼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期间，还亲自执笔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科普小册子：《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森林、森林主副产品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深入浅出地作了介绍。

　　青年是未来的主人。青年应该是植树造林的主力军。梁希非常热爱青年人，重视青年在绿化祖国中的作用。1956年3月，中央要在延安召开5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他情不自禁地用生花妙笔赞颂青年，为《中国青年》杂志撰文，号召青年实现绿化全中国的美好理想。是年，他还给高中应届毕业生写信，向中学生介绍林业和林学，热情地号召学生们“勇敢地、果断地、愉快地”加入林业队伍，学会绿化荒山、征服黄河，替祖国改造大自然。可见梁希的宣传工作做得多么深入细致，想得多么久远。这一年梁希还为《旅行家》杂志写了《绿化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害》一文，又写了《把科学技术交给人民》、《人民的林业》和《林业工作的重大任务》等文章。

　　梁希写下的诗文中，有许多为林业界工作的人们传诵为佳句，如“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这一佳句永远激励人们为祖国的绿化事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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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从民主救国、科学救国到赞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梁希的一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这个过程。梁希早年对民主革命的幻想破灭之后，转向科学救国，改攻林业科学，在林业教育界奋斗了大半生，为改变中国林业落后面貌，奔走呼号。可是在腐败无能的旧中国，梁希的呼声又能引起多大的反响呢？又能感动哪位统治者的关注和支持呢？他在焦急忧虑中寻找着科技工作者的出路。

　　梁希从多年的摸索中，认识到一条真理，即科学工作者不能离开政治。他在1948年发表的专论《科学与政治》一文中指出：“科学离不开政治，政治好比土壤，科学好比植物，植物得土壤之力才生长，科技得政治之力才发扬”，“科学工作者逃避政治，政治却紧跟着科学工作者”。梁希极力主张科学工作者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梁希从40年代以来，所以积极追求进步，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的。

　　抗日战争期间，梁希在重庆结识了中国共产party的卓越领导者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经常阅读并参加编辑《新华日报》，心胸豁然开朗，更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party加紧内战，梁希是自然科学界首先支持《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运动的。陈立夫、朱家骅为此给梁希施加极大压力，要他声明否认这件事。梁希则以浩然之正气，予以抵制，决不反悔。1948年，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29周年，在中央大学举行“自然科学座谈会”，梁希、潘菽等慷慨陈词，并在营火晚会上，不顾个人安危，喊出：“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大大鼓舞了学生斗志。

　　梁希还积极热情地组织、参加群众性的社团活动。1944年，他和当时在重庆的几位有名望的知识界人士如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等人坚持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大家交谈时局情况，学习马列著作。1944年底，在“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联合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科学团体，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士，共同发起组成“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梁希是该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该会创办《科学新闻》，梁希是编委。

　　1946年，梁希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为“九三学社”，梁希被选为监事。1950年后他一直担任九三学社副主席。

　　1947年，梁希等人又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梁希被选为理事长，提出了科学工作者要关心政治，争取民主的口号。梁希等进步社会活动家，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为争民主、争自由，组织社会团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科技工作者队伍，为50年代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奠定了基础。梁希在兼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期间，于1951年作为中国科学普及协会代表团团长与茅以升、张昌绍、曹日昌、谷超豪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世界科协第二届大会。他平时非常重视科普工作，曾亲自执笔撰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如《科普协会的性质和方针》、《科学普及工作的新阶段》、《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农民需要科学翻身》、《妇女有权要求科学家普及科学》、《广泛发展工会和科普协会的合作关系》、《掀起科普工作高潮》、《把科学技术知识交给人民——为〈世界科学〉而作》等。

　　梁希还十分重视学会的活动。早在1927年，他就参加了当时的中华农学会的活动，担任中华农学会理事。1928年，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的理事，直到1949年。他在两个学会任职20多年，其中1935年至1941年，担任中华农学会理事长6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筹划成立中国林学会，并被选为理事会理事长。

　　梁希担任学会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办好学会刊物，他认为“无报便无会”，学报是学会的命脉。他不但是学报主编，还积极为学会刊物撰写论文。据粗略统计，他曾为农学会、林学会的刊物撰写了24篇论文，真可谓办学报的热心人。当时办学会的经费来源全靠会费和社会募捐。在这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梁希对学会的工作仍是十分积极热椤Ｋ谝滤跏常犊饽遥看味际墙苫岱炎疃嗟囊晃弧２唤鋈绱耍拱汛罅啃菹⑹奔湎赘Щ崾乱怠Ｔ谒Ｈ沃谢┭Щ崂硎鲁さ?年间，在学会办公地点的小楼上安了床位，每到周末即前来处理会务，直到星期一早晨方回校上课。这种全心全意对待学会工作的态度受到广大会员的称赞。中华农学会在他的主持下，发展迅速，会员人数日益增多，成为当时最负声望的学会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希任林业部部长期间，不但对中央的林业方针政策能诚恳地提出建议，对中央在政治方面的政策也能直言不讳地发表意见。1956年，在开展“百家争鸣”时，梁希撰文对当时社会上一些糊涂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学术昌明，为了文化发达，‘家’的尺度应该放宽，‘鸣’的园地应该扩大。只要不是反革命，大家都可以伸出手来写，张开口来说。博学鸿儒要鸣、一技之长和一得之见也要鸣，长期刻苦钻研过的老前辈要鸣，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也鸣。这样才能够生气勃勃地从‘百鸣’中产生出成千成万的青年优秀科学家来，向科学进军，向社会主义进军。”

　　1957年8月，他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坦率地对共产party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一些过“左”的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反映了一些受伤害的知识分子的辛酸事，说出了他们的苦闷和悲伤。对一些party组织和party员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表示了极大的痛心。认为这是在挖六万万人民的万里长城——中国共产party的墙脚，筑起了一道隔离共产party和民主人士的高墙。为了统一战线，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梁希提出了如何尊重科学家和表彰大、中、小学人民教师的建议。时隔30多年，现在看来，梁希当时鸣放出来的这些肺腑之言，是多么恳切和可贵呀！梁希真可谓是一位与party肝胆相照的民主party派的模范战士，共产party的真诚无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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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林钟”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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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梁希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钟》写了复刊词，向林人们提出了著名的敲击“林钟”号召：“林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林人们！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梁希身体力行，一生为振兴中国林业而不停地敲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1958年3月，梁希因发高烧入北京医院治疗，退烧后不顾体弱有病，仍坚持工作，并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的文章，这是他最后一篇为林业建设事业而作的论文。9月参加了全国科联和科普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曾两次住院，两次出院。当他第四次住院时，确诊为肺癌，涉及胸膜，超出手术及放射治疗的范围。他身体异常消瘦，体重只有35公斤。10月25日，他还亲自写信给林业部办公厅主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后，医生要我把休养延长到十二月底，请办公厅替我向国务院续假。”病情如此严重，仍念念不忘向国务院请假，可见他工作纪律之严格。不幸病情加剧，抢救无效，1958年12月10日凌晨5时梁希与世长辞。人民的林学家，人民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模范的林业工作领导者告别了人民，告别了年轻的共和国，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林业事业，停止了对“林钟”不断勤奋的敲击。

　　但是梁希的治学精神，高尚的品德，对party的忠诚和为祖国绿化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楷模，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梁希去世后，周恩来、彭真、邓子恢、习仲勋、郭沫若、陈叔通、李维汉、许德珩等36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沉痛悼念一代宗师与世长辞。

　　1983年12月28日是他诞辰一百周年，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协、林业部、中国林学会、中国农学会于12月15日在北京联合举行纪念大会。回顾了梁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高度赞扬他是“中国共产party的真诚朋友，我国林业界的一代师表，我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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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先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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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12月28日　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

　　1906－1912年　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2年　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浙江湖属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

　　1913—1916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学习。

　　1916年　在奉天安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

　　1916－1923年　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

　　1923－1926年　在德国萨克逊森林学院德累斯顿－塔郎脱研究所研究林产化学。

　　1927－1928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森林系主任。

　　1929—1933年　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

　　1933－1949年　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

　　1935年　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一直到1941年。

　　1947年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成立，被选为理事长。

　　1949－1958年　任中央人民government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

　　1950年　被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

　　1951年　成立中国林学会，被选为理事长。

　　1958年　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58年12月10日　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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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先生主要论著　　1　梁希．民生问题与森林．林学，1929（创刊号）．

　　2　梁希．西湖可以无森林乎．中华农学会报，1929（67）．

　　3　梁希．两浙看山记．中华农学会报，1931（89）．

　　4　梁希．对于浙江旧泉唐属创设林场之管见．中华农学会报，1931（90）．

　　5　梁希．日本近来试行木炭汽车之成绩．中华农学会报，1932（98—99）．

　　6　梁希．《中华农学会报·森林专号》弁言．中华农学会报，1934（129—130）．

　　7　梁希，王相骥．松脂试验．中华农学会报，1934（129—130）．

　　8　梁希．樟脑（樟油）制造器具之商标．中华农学会报，1935（140—141）．

　　9　梁希，张楚宝．几种油桐种子之油量分析．农学丛刊，1935（3）：1．

　　10　梁希．近世甲醇定量之新方法．林学，1936（6）．

　　11　梁希，王相骥．木素定量．中华农学会报，1936（153）．

　　12　梁希．造林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广播周报，1939（163）．

　　13　梁希，周慧明．中国十四省油桐种子之分析．中华农学会报，1939（167）．

　　14　梁希，陶永时，郑兆松．重庆木材干馏试验．中华农学会报，1940（168）．

　　15　梁希．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群众，1941：5—6．

　　16　梁希，周慧明．中国十四省油桐种子分析第二报．中华农学会报，1941（171）．

　　17　梁希，周光荣．川西（峨眉、峨边）木材之物理性．中华农学会报，1941（171）．

　　18　梁希，周慧明．油桐抽提试验．中华农学会报，1941（172）．

　　19　梁希，周光荣．竹材之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质初步试验报告．林学，1944，3（1）．

　　20　梁希．《林钟》复刊词．林钟，1946．

　　21　梁希．科学与政治．科学工作者，1948（创刊号）．

　　22　梁希，朱慧方．台湾林业视察后之管见．林产通讯，1948，2（7）．

　　23　梁希．《中国林业》发刊词．中国林业，1950，1（1）．

　　24　梁希．这一次的春节造林．中国林业，1950，1（1）．

　　25　梁希．我们要用森林做武器来和西北的沙斗争．中国林业，1950，1（5）．

　　26　梁希．西北林区考察报告．中国林业，1950，1（6）．

　　27　梁希．在中南区农林生产总结会议的上报告．中国林业，1951，2（2）．

　　28　梁希．新中国的林业．中国林业，1951，2（3）．

　　29　梁希．两年来的中国林业建设．中国林业，1951，3（4）．

　　30　梁希．组织群众护林造林，坚决反对浪费木材．中国林业，1951，3（5）．

　　31　梁希．三年来的中国林业．中国林业，1952（10）．

　　32　梁希．泾河、无定河流域考察报告．中国林业，1935（8）．

　　33　梁希．在林业干部教育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国林业，1953（11）．

　　34　梁希．有计划地发展林业．中国林业，1954（10）．

　　35　梁希．做好春季造林工作．中国林业，1955（4）．

　　36　梁希．有关水土保持的营林工作．中国林业，1956（1）．

　　37　梁希．开化县不应该开山．中国林业，1956（2）．

　　38　梁希．绿化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害．旅行家，1956（2）．

　　39　梁希．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中国青年，1956（4）．

　　40　梁希．争取做到全国山清水秀风调雨顺．中国林业，1956（8）．

　　41　梁希．妇女有权利要求科学家普及科学．中国妇女，1956（10）．

　　42　梁希．人民的林业．知识就是力量，1967（10）．

　　43　梁希．林业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光明日报，1957年10月30日．

　　44　梁希．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大力开展造林工作．中国林业，1958（1）．

　　45　梁希．进一步扩大林业在水土保持上的作用．中国林业，1958（2）．

　　46　梁希．每社造林百亩千亩万亩，每户植树十株百株千株．中国林业，1958（3）．

　　47　梁希．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中国林业，1958（12）．

　　48　梁希．林产制造化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

　1893年——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张志让出生

　张志让，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
　　张志让（1894—1978） 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苏省武进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学习法律，回国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曾任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营救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拥护中国共产party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许多工作。
　　抗战胜利后，拥护中国共产party提出的关于成立民主联合government的主张，支持国民party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积极营救被国民party迫害的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party地下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对法学研究和审判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1897年——内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张孝骞出生

张孝骞　　
　　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教师家庭。
　　1892年——1913年6岁入学，先后在私塾，长沙明德学校，益阳信义中学读书，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
　　1914年9月，考入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1921年7月，在湘雅医学院专门学校取得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个第一名，被美国康州government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内科学助教，兼任湘雅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23年首篇研究论文《腹膜内盐水输注》刊发在英文版《中国医学杂志》第37卷3-4期上。12月离开湘雅，到北京协和医院内科进修。以后担任协和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26年9月，被选送赴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一年，从事血容量的研究工作，所撰两篇论文在美国临床研究会上宣读，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1927年年初，自美国回国，本想回湘雅工作，终因大革命失败湘雅停办，只得在协和任讲师。 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
　　1933年两次去美国，与斯坦福大学著名消化系统专家布龙菲尔德教授共同进行胃分泌研究。
　　1937年6月，湘雅校董院董联席会议议决，因院长王子玕受命为江西国立中正医学院院长，公举张孝骞教务主任代理湘雅医学院院长。
　　1938年5月，以代理院长身份撰写《私立湘雅医学院概况》。 7月，湘雅校董院董联席会议议决迁校。随后，赴广西、昆明、贵阳等地考察，选择迁校地点。 8月，迁校委员会议决迁校于贵阳，但五、六级学生，护校及医院全体留湘。 8月18-19日，各部仪器、标本及图书及办公要件陆续迁运贵阳。 10月11日，员生及图书、仪器、标本及办公要件均安全抵达贵阳。 10月24日，在贵阳东山举行民国第25学年度开学典礼。时有教职员工及1-4年级学生共260多人。 是月，湘雅与由南京内迁贵阳的外科学家沈克非为院长的中央医院商谈合作，使湘雅医学院获得一良好的临床教学基地。 11月，增设湘雅医学院沅陵医院，由皮肤病学家刘泽民教授任院长。
　　1939年4月，增设湘雅医学院贵阳疗养部。 5月，湘雅医学院沅陵医院附设传染病医院一所。是月下旬，增设湘雅医学院耒阳医院。 8月16日，湘雅校董会公选代理院长张孝骞教授继任院长。 12月9日，赴重庆向教育部接洽湘雅医学院国立事项等公要。陈立夫部长原则上接受湘雅的国立请求。之后，张院长在重庆奔走10余日，吁请前校长颜福庆、前校董胡子靖及其在渝的其他湘藉名人协助湘雅医学院的国立运动。 1940年6月11日，民国government行政院第469次会议通过湘雅医学院的国立案。 8月13日，民国government教育部颁发（高字第26404）训令，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但湘雅医院与护校仍维持私立体制。随后，院长为国立湘雅医学院择定了“公勇勤慎，诚爱谦廉”的院训。
　　1941年3月22日，签发《敬告湘雅毕业同学书（密）》。此书旨在让贤院长之职。 4月7日，呈教育部批准，起程返湘，为学院由私立改国立后，所有在湘的有关事业如长沙的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的沅陵医院，以及湘雅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均须继续进行，并谋扩大。同时，学院6年级的学生也派往各地实习。院长此行旨在考察上述事业的近况。院长出行期间，学院院长暂由教务主任白施恩代理。至次年1月20日，院长公毕返筑。 6月1日，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及院歌歌词说明同时出版。 1942年3月，签发《因赴美考察医学教育致本院师生员工书》。 4月27-28日，出席民国government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专门会议，两天会议由陈立夫亲自主持。同年，签发《致本院留院毕业同学书》。
　　1943年10月中旬，离贵阳赴湖南耒阳，并便道视察长沙的湘雅医院。勘查湘北第三次会战后受敌破坏的长沙校、院之地，看到瓦砾遍地而谋划本院战后复兴的计划事业。后因事急飞昆明，于11月27日返筑。
　　1944年冬，日寇进逼贵阳边境，校舍为国民party军队占用，形势异常紧张。12月，号召师生师生将学校迁往重庆，自己留守在贵阳。
　　1945年2月上旬，押运学院最后一批物资由贵阳迁往重庆。3月上旬，无偿借得兵工署重庆杨公桥三栋仓库作临时办学点，高年级的临床教学在高滩岩的重庆中央医院进行。9月30日，在重庆出席教育善后会议。10月中旬，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面呈《国立湘雅医学院请求将临床医学生提前迁湘缘由的报告》并获准。
　　1946年2月，请求教育部长朱家骅解决湘雅迁校经费。5月中旬到6月底，在重庆的湘雅师生先后迁回长沙。 1946年抗日胜利，湘雅迁回长沙。7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考察。
　　1948年4月，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9月，应聘为协和医学院教授，主持协和医院内科诊务。 11月，北平解放，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参加中华医学会的学术活动，任该会常务理事和第一任内科主任委员。并为协和医学院的发展从四方招聘人才，充实师资队伍。
　　1951年春，人民government接管协和医学院，仍在该院继续任职，具体负责内科方面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
　　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之一。
　　1962年此后长期任中国医科大学（即原协和医学院）副校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帽子，打入“牛棚”。 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搬进红霞公寓。
　　1974年经邓小平同志过问，卫生部为之解决用车问题。
　　1978年从是年起，一直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并补推选为全国政协party委。
　　1980年夏，再次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访问。
　　1982年9月2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为之举行从事医学教育工作60年庆祝会。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等各界人士200余人出席，陈云等同志写信祝贺。
　　1985年12月8日，被吸收为中国共产party员。
　　1987年8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1897年——农村社会学家、农业推广专家乔启明出生

编辑词条 乔启明目录[隐藏]
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 紧密结合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 为实践自己的主张大办农村改良实验 办学兼容并蓄，办事认真谨慎 乔启明先生简历 乔启明先生主要论著 乔启明及其农村社会学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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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农村社会学家　　　　乔启明（1897—1970），字映东，男，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人。农业经济学家。

　　　　乔启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读，在长兄的资助下维持学业。初入运城河东书院，完成学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后进入金陵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系，1924年毕业，留校任教。

　　　　当时，美国洛氏基金会出资委托金陵大学启动“中国土地利用调查”项目，由美籍教授卜凯主持。乔启明有幸成为项目组成员，担任调查部主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率领调查队赴陕西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当时军阀割据，匪盗横行，农村更是落后贫困，动荡不安。乔启明和调查队在调查过程中，曾遭遇土匪劫车，险象环生，所幸人员和资料安然脱险。乔启明根据此次调查，完成了著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可谓这方面领域的开山之作。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严谨缜密的论述，对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的利用配置状况、农作物的分布及产量水平等等，均作了客观如实的反映，并对如何更好地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价值，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此项研究成果，深得学术界好评。乔氏的理论观点，后来逐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学术流派。

　　　　1931年，乔启明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村经济学。他已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实践，所以学习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学业可谓突飞猛进，终于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乔启明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学人才奇缺，自己既然学有所成，就应回国出力。于是，毅然离美回国，在母校金陵大学担任农村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界的权威，他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在为祖国培养大批农村经济学人才的同时，他还在离南京不远的安徽和县设立农业经济实验区，以贯彻落实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金陵大学迁至四川。他又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设立另一个实验区。他不是个政治家，当时没想用革命的手段去改变一切，而是想用改良的手段去促使中国农村的进步发展。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其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不应对他苛求什么。而他那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作风，更是应该大大提倡和赞许的。

　　　　根据两个实验区的探索成果，乔启明又推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影响甚大，曾被许多农业院校采用作为教材。

　　　　1941年，乔启明经历了人生道路的一次转折。他辞去教职，应国民government经济部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穆藕初（著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之邀，担任该会副主任委员。两年后穆氏去世，乔启明又担任该会主任委员，主管国民party统治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工作。他还曾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长等职。当“官”以后，他算是大开了眼界。在长期的亲身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内战政策，已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损伤而濒临破产边缘；单靠他所主持的这一支弱小的农业技术推广力量和一点微薄的农业信贷资金，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对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产生了怀疑，而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必须要有更大的社会动力——革命。

　　　　抗日战争后期，乔启明参加以许德珩为主要领导的、以进步教授为主体的“民主科学社”（“九三学社”前身），为争取民主和进步贡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参加中国共产party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反蒋大同盟”，为推翻国民party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工作和斗争。原来主张改良主义的他，此时已完全变成一个坚决拥护革命的爱国者。他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只有采用武装革命，推翻吃人的旧社会，建立人民的新政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才能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获得真正的发展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乔启明来到首都北京。party和government很重视这位享有盛誉的资深学者，任命他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58年，他应山西省人民government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前身）副院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为祖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效力，他自然是心情舒畅，干劲倍增。返晋以后，他还曾任山西省人民government第三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成为山西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具有留美经历和担任过国民party政权职务的乔启明，遭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此时，他已年届古稀，身体十分虚弱，当然经不起折磨。终于在1970年一病不起，在太谷撒手人寰，享年73岁。斯人已去，芳名永留。乔启明的传世遗著，已成为宝贵的历史文献，成为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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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启明，农村社会学家、农业推广专家。抗日战争时期及其前后，在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创设农业推广实验县，对巩固与发展后方农业生产，功不可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农业金融和农业教育工作，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等。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农历12月初五）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侯村。早年丧父，由长兄乔禊亭抚育成长就学。当时晋南农村社会风气闭塞，而乔禊亭在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且参加同盟会。乔启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government以公费保送他和另外13名山西籍学生到南京金陵大学农科肄业。其中有4名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任教，乔启明即其中之一。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在该校任教时创建的，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建系之初，人手很少。乔启明于1924年夏毕业，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

　　因为乔启明青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目睹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社会风俗沿习于近亲缔姻，早婚多育；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现象感触甚深，在金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研究。

　　1932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资送乔启明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在此之前，他除参加卜凯主持全国性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外，还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省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4省8县11个地区等4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1925年，他在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省宿县对租佃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从美国回来以后，进行豫、鄂、皖、赣四省租佃制度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又在他的指导之下，对四川一些县份进行租佃制度调查。他以中文或英文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1935年日本进步学者泽村康博干教授曾向当时留学日本的罗俊（农业经济学家）推荐《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并说这是一本实地调查的好书。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充实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又是后来在他的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

　　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除了直接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以及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外，还在推广农业委员会的资助和督导下，在后方一些省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辅导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他把农村建设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一定成绩。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中共party员罗俊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谈到乔启明到中国农民银行任职之事，周恩来表示“乔是正派学者，有爱国民主思想，应该团结争取。同时认为农民银行是重要机构，在农村可以多少做些工作来支持抗战。”

　　全国解放前夕，乔启明留在上海，坚拒随中国农民银行撤往台湾，其夫人被迫先去广州，他亦安然不为所动，并劝信得过的同事坚守岗位。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总行领导对乔启明甚为器重，并有意接受他关于设立农业合作银行的建议，后因精简机构停顿下来。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他工作谨慎，胸怀开朗。“文化大革命”期间，夫人不幸去世，3个女儿又都不在身边，形单影只，生活孤独，1970年即与世长辞，享年73岁。生前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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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学　　乔启明的第一项研究是农村社区制图。社区作为社会结构的纽结，国外社会学者多以此为研究基础。20年代乔启明即从事社区研究，这在我国是开创性的。他以经济、社会、教育及宗教分类制图，划分社区范围，研究改进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江苏江宁县尧化门社区制图》（《Mapping the Rural community of Yao Hua Men》）是他亲手完成的4个社区制图之一，于1924年12月用英文发表在《Chinese Recorder》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又重印为第四号小册子并译为中文。这一研究报告详述了以寺庙为主的最大社区的农民花钱烧香拜佛的团体迷信活动。为了改进社区活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和农业教育系合作，建立了两个文娱中心。卜凯在其晚年所写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Nanking University》（由卢良俊译成中文题为《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之发展》），曾提到乔启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常在文娱中心带领儿童游戏，有时放幻灯、电影同时供成人观看。这是乔启明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活动的开端，也为他以后致力于农村社会研究和农村组织事业打下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30年代初乔自美归国后，即在金陵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年5月又在上海改版重新排印。

　　该书强调经济（土地）基础，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结合作者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加以系统综合而写成。故书名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

　　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人口基础5章，经济（土地）基础4章，文化基础6章，农民生活和农村组织各2章。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其立论中心是：“冀就个人观察研究之所得，彻底分析我国农村土地、人口之基础，进而论述组训农民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道”。他提出“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俾不致发生粮食问题”；治本方面要“适应世界潮流，针对国情需要，亟宜迟婚节育，以期提高人口素质，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俾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以上引文均见该书自序）在三四十年代乔启明的这些言论，今天读起来，还是感到相当中肯。

　　书中关于经济（土地）基础的论述，是以著者多年对我国农村租佃制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来立论的。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深切同情，认为“租佃制度的存在，不独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且为土地利用的绝大障碍”，主张改革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此外，他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则臧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既臧，地利自尽”。

　　本书的人口基础是这一专著的核心。早在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状况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专著中大量引用静态和动态人口统计，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组合、消长、迁徙，全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和质量低落问题，提出本标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措施。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并为排泄农村剩余人口之出路”，以及普及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来看，亦颇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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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践自己的主张大办农村改良实验　　乔启明无论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从事教育，或后来主持农业推广委员会和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都极力倡办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验。他强调，“近世以来，农村的封守状态打破，交通发达，农产商品化，农民与外界接触日多，则非有组织不可”，并指出农村组织的意义和作用在于：“组织的力量是许多个人力量的总和……若各个人倾其全力于组织，则此种组织的力量必较个人力量的总和为大。”这是乔启明倡办农村组织的理论基础。

　　早在30年代初，乔启明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设在安徽和县乌江镇的农业推广实验区组织农会，建立信用及运销合作社，办小学，设诊所，以发展社区。1936年前后，乌江实验区设有6个农会，会员达4000人以上。会员入会交纳会费半元，可享受农会的一些权利，还可得到推广机构（如金陵大学）及government良种贷款等帮助。

　　抗日战争初期，乔启明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系主任并兼全国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时，得到促进会的资助，由农业经济系会同四川温江县government及地方社团，共同组成乡村建设协会，从生产、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对农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辅导设立造纸、纺织等小型工厂，开办农民学校及夜校，组织辅导信用合作社业务。1940年10月，登记的合作社有140个，联合社5个，社员6697人。受到温江人民的欢迎，引起当时社会的重视，也遭致地方反动势力的疑忌，被扣上“搞赤化”的帽子，终于在1943年被迫停办。

　　乔启明的农村建设实验，是以农会为中心来推进各种乡村建设事业的。他认为，农会是农民自有自治自享的合法团体，可以融合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为一体，使农村组织单纯化。在安徽乌江和四川温江试办取得成效之后，后来还在他主持建立的农业推广体制内，把乡农会作为县农业推广机构的基层组织，推行到四川壁山、广西临桂、贵州遵义、陕西汉中、甘肃天水、湖北恩施等办有农业推广实验县的地方，都收到一些效果。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农会组织不可避免的弊端，正像乔启明在其专著里曾经慨叹的那样：“会务多操于地方土劣之手……无经济自立计划，仰赖会费及government机关津贴”，农会“以数量言不可谓少，但欲其加惠于农民，建基于永固，则亟待改进之处尚多”。

　　乔启明深感“多年来每办一事，常因资金缺乏而掣肘”，于是利用government将各个银行分办的农业金融业务集中归中国农民银行统管的有利条件，使“农业金融与农业技术推广紧密结合，促使农业生产改良提高，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他对农业金融的要求是，所有资金不能用于救济，投资的作用在于改良农业生产条件，投资的目的要能发展农业生产”。这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思想和农业金融理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苏、皖、浙等省，中国农民银行所融通的资金，也为农民做了一些实事。例如：安徽和县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利用农贷建立机械轧花打包厂；南京八卦洲垦区贷款购买拖拉机和抽水机；江苏省用农贷在江宁县办“常平仓”式的粮食仓储，在丹阳县兴建电力灌溉，在秣陵关开展农产品加工，等等。对苏、浙两省奄奄一息的蚕桑业，农贷处也予以金融上的支持。这些业务对于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也有过一些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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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兼容并蓄，办事认真谨慎　　乔启明的治学态度，既有自己看法，也很尊重他人的学术见解，办教育能够兼容并蓄。抗日战争以前，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既接受美国的大学教授前来讲学，也邀请曾在苏联工作的德国农业经济学家H. 姚诺尔（Zorner）来系作苏联集体农业的专题报告，还邀请当时对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调查研究和农村改良工作持批判态度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成员千家驹等来系座谈。乔启明曾表示，他们的理论水平很高，但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做实事。在他的专著《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博采众议。

　　在他主持农业推广委员会和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工作时与乔启明共事的人中，不仅有不同观点的人士，还有当时未公开的中共party员。当时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并非毫无所知，如罗俊、王希贤、刘子钦等还过从甚密。他为了事业，惟才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乔启明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职期间，还建议设立农业合作银行，并主张利用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该行的基层组织，进行短期贷款。当时有人认为要办农业合作银行，就应按苏联长期投资的农业银行和合作银行的制度来办。乔启明认为这不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因为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民急需的是短期贷款，即使互助组也无力承受长期贷款。由于意见分歧，又加中央提出精简机构，农业合作银行停止筹办。乔启明对共产party领导下，政令统一和有效的推行，社会秩序稳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等等都深受感动，衷心佩服。他在中国人民银行期间，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当时语人：“不学习好，难以做好工作。”他把10本《干部必读》书和《联共party史》，无一遗漏地把它读完，《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更是孜孜不倦地一遍遍阅读。1958年山西省委省government为发展农业高等教育，充实山西农学院的师资力量，请山西籍的著名农学家王绶和他回山西担任山西农学院正副院长，他明知山西农学院办在太谷县城外，条件较差，自己又已年过花甲，几十年都在大城市生活，但考虑到自己是山西人，有机会为乡亲服务，义不容辞，愉快地接受邀请离开北京，回山西农学院任职。

　　乔启明治学任事态度严谨，生活朴实、严肃。他满腔热情提倡农村文娱活动，自己却极少涉足娱乐场所。在家不苟言笑。对人从不疾言厉色，即使对自己的子女、学生均平易近人。对来自农村且比自己年龄稍长又不识字还缠过足的夫人一直相敬如宾。他夫人也自愿全面操持家务，使他一生全心全意献身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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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启明先生简历　　1897年12月28日　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

　　1924年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24—1932年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

　　1932—1933年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

　　1934—1941年　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

　　1938—1941年　兼任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

　　1942—1943年　任农产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3—1949年　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

　　1949—1958年　任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局副局长。

　　1958—1970年　任山西农学院副院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70年　病逝，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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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启明先生主要论著　　1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　乔启明．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与蒋杰合著）．中华书局，1941．

　　3　乔启明．农业推广论文集14．农业推广委员会，1946．

　　4　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丛刊，1926．

　　5　乔启明．农村社会调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报，1928（146、148、153）．

　　6　乔启明．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1935，32（1）．

　　7　乔启明．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中国社会学社，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

　　8　乔启明．金陵大学推行的农村合作事业．金陵大学．农林新报，1936，13（28）．

　　9　乔启明．农贷问题．中华农学会报，1948．

　　10　乔启明．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29—1931，Bureau of Foreign Trade，Ministry of Industry，Shanghai，China．

　　11　乔启明．An Experiment in the Registration of Vital Statistics in China．By Chiao C M，Thompson W S，Chen D T．Scripps Foundation for Population Problems，Oxford Ohio，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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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启明及其农村社会学思想初探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可谓一批珍贵的学术遗产。在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对这批学术财富进行现时的解读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李景汉、陶孟和、晏阳初、杨开道、陈翰笙、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所熟知，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乔启明也是一位不能不被提及和重视的农村社会学家。此论断起因：一是乔启明凭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立足中国农村社会，不仅为当时农村问题甚至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自己所构建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二是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珍贵遗产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明显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内需，忽视过多解读过少。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乔启明农村社会学思想观点作一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期望着能对解决当今“三农”问题寻觅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径来。

　　　　一

　　　　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候村。早年入运城河东书院学习，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government以公费保送到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深造。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创建，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1924年夏乔启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乔启明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亲眼目睹了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近亲缔姻，早婚多育；广大村民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农村文化落后、农业经济萧条等现象感触甚深。因此在金陵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31—1932年，乔启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之后乔启明担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外，乔启明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四省8县11个地区等四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理论，也成了他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

　　　　1945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乔启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业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另外，他历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民government第六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等职。

　　　　“文革”期间，乔启明多次受到迫害，加上生活孤独，1970年与世长辞，享年73岁。乔启明一生主要论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著）；《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31—1932）。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的传入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与需求紧密相关的。20世纪20—3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思想流派兴起，社会学者的队伍基本形成并成立了诸多教学与研究机构，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与研究，逐步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结合的实证社会学道路。一般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随着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与本土化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得到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介绍与吸收，尤其是各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与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门研究已渐趋形成。这一时期实证社会学研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探索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社会改造路向的实验。

　　　　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经济的大范围萧条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全面破产，滋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社会学者，纷纷就自己的所学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衰落景象进行了大胆的不同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和实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各界学人志士对中国社会现实理性把握后研究路径的具体转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20世纪前半叶，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败,土地高度集中、农产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锐减、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村生产萎缩、农民生活困苦，还有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和死亡。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天灾人祸的无情打击，是造成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严重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导致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各界探索不同社会改造路径研究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郑大华，2000，前言）“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的试图先有改进农村的理想和计划，而后找一合适的农村区域，作为实验的场所。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邹平、菏泽乡村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第三区专员公署主办的十县乡村建设实验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等。还有的在一区域里进行某项农村改进事宜，如乌江的农业推广事业，北碚峡防务团等等。”（杨雅彬，2001，238—239）我们可以想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仁人志士们为中国寻求生路的宏伟壮举、坚强的毅力和不懈地创造。

　　　　在同一历史时期，乔启明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与生命统计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例如他根据1926—1928年对山西清原县143农家的调查事实写了《山西清原县一百四十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一文。此文对清原县农村社会的家长同居的亲属关系、家庭与田场大小之比较、人口年龄的分配、性比率、生产率死亡率及婚嫁率、结婚年龄、在外家属和同居家属及其职业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做相互的比较分析。在论述143农家的性比率时，他指出“每女子百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种事实，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产的数目，是比女子为高，女子为社会所轻视，有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风甚炽的原故。”（乔启明，1932，280）另外乔启明对清原县农村早婚现象的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对于解决当今农村相关的社会问题仍有着借鉴作用。农村早婚固然是一种风俗的致使，但风俗的构成是与乡村的社会事实密切关联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山西农村的女子过少，男子成婚遂成了难题，女子实质上成了一种交易的货品，“虽出高价，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龄，多数即行出嫁，该处女子早婚之风，实因女子过少所致。……所以形成一种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恶俗。此种特殊社会情形对于生理健康、社会罪恶及社会治安之不无影响。”（乔启明，1932，290）针对当时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的增减问题及其对策的争论，乔启明写了《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文章以1924年、1925年关于安徽河南江苏山西四省11县镇的人口调查材料为基础写成，前后为期一年共调查了四千二百一十六农家，统计人口达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它以具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乡村人口以及与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如亲属关系、人口增加与年龄分配等，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国内一班学者，多信中国近年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甚且还有减少。同时还主张中国人口应鼓励增加。”（乔启明，1928，12）的空想臆断的观点。乔启明的人口问题研究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不仅注重人口的变迁、过剩与人口密度等问题，更为重视的是与人口变迁相关的性别年龄、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土地利用等问题。并且从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为解决中国人口过剩问题及由其所滋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路径：治标方面可以从移民、提倡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来调剂人口问题；治本方面就是实行迟婚节育。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的自序中曾明确地指出，本书是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授课时的讲义，原稿内容，历年得以迭加修正补充，并以学说原理为经，以中国农村实际调查资料之研究分析为纬，纯以客观态度与科学方法，解剖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的结构，藉以透析农村社会经济全盘的实况。所有图表数字，多经作者亲自考察，或专门调查。尽管抗战以后的材料与数字较少，一旦可引用者，作者便随时搜集补入，务期其详确可靠，便于国内青年学子尤其从事农村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对农村社会学理论有一明白概念，而对于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之现状、症结与改进方案或解决之途径，能有正确深切的认识。鉴于当时战事频仍，政治动荡不安，农村凋敝，加上乡村建设运动方兴未艾，乔启明把自己多年潜心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付之于众，无疑是对现实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性关怀和学术积累。“盖吾国幅员辽阔，农情互殊，而全国各地农业内含之实况，迄今无整个可靠的调查，经科学分析之资料，可资依据。如盲人摸象，以一部而误全体，不免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讥。著者根据各地实际调查资料之整理，与多年考察研究之所得，尝以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乔启明，1946，1）通过研读此书，可以发现乔启明处处都是以当时所调查掌握的社会事实说话，全书没有空谈臆说之辞；另外他还搜集了大量的国外数据资料作为比较分析研究的论据。因此，笔者认为该著作实属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完备、翔实、切合农村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农村社会学专著，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少见的本土化调查事实与理论分析的佳作。

　　　　三

　　　　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堪称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该书强调经济（土地）、人口、文化三者协调发展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并结合作者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进行系统地论述，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

　　　　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农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经济学）；人口基础4章（农村人口数量分布，农村人口组合，农村人口消长，农村人口迁徙）；经济（土地）基础4章（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农佃制度）；文化基础6章（农村家庭，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业技术，农村娱乐，农村宗教）；农民生活2章（农民生活程度，食物营养）；农村组织2章（农村组织，农村组织与建设）。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于一般水准，农村社会病态之层出无穷，莫不与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的失调密切相关。在此论断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良方案即要探求富国裕民之道，宜先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相辅相成，合理发展，才能使农村社会问题得以彻底的解决。具体而言，在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不致发生粮食问题，进一步即可谋教育之普及，卫生之讲求及文化之发展；至于治本方面，他认为国家应确立一个系统合理的人口政策即适应世界潮流，针对本国国情需要，实行迟婚节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质，并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此种工作，端绪纷繁，关系綦重，其进行也，固需仰恃government之倡导与执行，而以农民人数占全国人口最大成分，实尤赖于农民组织之健全推动，自力完成。故农民组织之促进，及农民训练之实施，亦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善演进过程中之重要任务也。”（乔启明，1946，1）上述内容实质上也是该书的立论主线，即使这些言论是乔启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构建的 ，但它对于解决当今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乔启明在该书的总论中认为农村社会（Rural Community）为农村社区较为确当。普通所谓社会，乃是一种比较抽象和概括的名称，系指人类社群（Social Group），不仅为人类的集合，还包括文化、经济及组织等基础。至于社区，则比较具体实在，属于微观的可以具体把握的范式。因此社区者，社会也；而社会者，未必皆为社区也。实际上社会不含地域观念，它仅代表具有交互作用与共同关系和表现交互与共同行为的一群人，于是一国之中，此处的人可与彼处的人结成社会，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亦可结成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隶属于数个社会，但他只能属于一个社区；所以社区之特质，一在有共同的地理区域，二在有共同的生产活动。虽居住于某社区的人，未必均为该社区的分子，但既为该社区的分子，即必须参加该社区的共同生活。“由此可知，社区含有永久性、自然性及地方性，而一般社会学家遂亦不承认社区为近代社会组织中基本的社会单位。农村社会是普通社会的一方面或一部分，是以地理与生活上的特点而分别的一种农村社区。故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实二而一者。”（乔启明，1946，10）这种研究范式的逻辑论证对于建构基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其严谨治学的作风要比目前那些所谓的社会学者只是笼统地追随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原理而很少站在本土化立场上来组建自己的实际学理要扎实的多了，确实值得后来者不断地反思和学习。

　　　　此外，乔启明对自己理论架构的基本范式即农村社会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农村社会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农村社会内的经济因素，但以非经济因素，如农村宗教、娱乐、教育等，皆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经济行为，亦在研究之列。因此，农村社会经济学得解释为研究农村社会内农村人口经济及非经济的共同行为的科学。其范围应包括人口、土地、文化、农民生活及农村组织五项”。（乔启明，1946，5）可以看出，在乔启明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农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具有三大基础，缺一不可。第一为人口，有人口始有农村社会。人口为农村社会的组织成员，并为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第二为土地，无土地则人口根本无处生存。土地是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生存依赖，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莫不靠其源源生产与供给，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第三为文化，农村社会仅有人口与土地，而无文化，则社会停滞，仍不能进步。因为文化不仅能改良人口品质，而且能增加土地生产，更为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工具。文化作为一区域社会的重要基础，可以综合地映射出本区域社会中人口的优劣、土地生产的多寡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高低。

　　　　乔启明先生亲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衰败的景象，不过在分析此种境况的原因时他从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要素入手，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畸形状态的病因系由于“其组织要素失其平衡”。比如在人口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已达到过剩的阶段。所以“目前国家一切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人口过剩，亦多直接之关系。长此推演，允宜着眼久远，注意品质，对于人口增殖，酌采取限制政策。”（乔启明，1946，41）早在20世纪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现实状况出发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这一专著中他大量引用了静态和动态的人口统计资料，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组合、消长、迁徙等方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与质量低落的问题，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的措施。例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以转移农村剩余人口，以及普及乡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的学术观点，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看来亦颇有价值。

　　　　书中关于土地（经济）基础的论述，也是以乔启明多年对我国农村的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和租佃制度进行实证性调查研究所获取的事实资料作论据的。鉴于当时国内人口的压力、外来经济的侵略以及战事和灾害的不断致使广大农村日益凋敝衰落，农民渐趋贫困的境况，乔启明主张要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富国裕民，最为关键的就是使人口与土地得以调剂，以促进文化，发展工业。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劳作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农村租佃制度的存在，不仅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而且有碍于土地的充分利用。于是他主张改革农村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另外，乔启明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于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在藏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地藏，地利自尽”。（乔启明，1946，229）

　　　　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还从农村组织方面就新农村的建设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虽说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人口与土地失调，文化落后等因素所导致的，但是，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也是一主要原因。他目睹了当时我国农民思想散漫，只知道耕田而食，织布而衣，不知道注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于是农民个人生活既无从改进，社会事业也难以推行。所以今后要想促进农村文化，使人口与土地得其调剂，改造农村社会，以建设新农村，应积极地致力于农村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乔启明从农村组织的意义、功能、性质、种类、原则、单位、困难以及乡村建设与农村组织的关系、农会等角度论证了农村组织在农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新乡村建设必须基于农民自身的力量，方可取得成功。而农民力量的显现，则需借助于农村组织即农会，再以整个农村改进为目标，于此作为重心来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如此则农事研究，农业行政，农民组织三者可以呵成一气，共同推进乡村建设事业。更有进者，在此种联系协调关系之下，government既可以有限财力，实施农村社会改进政策，农民亦能以其本身团结力量，举办经济事业，改良土地利用，发展社会文化，增进人口品质，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以谋整个农村生活之改善，农村社会经济之发展。”（乔启明，1946，451）

　　　　当然，乔启明在其著作中还有就文化基础、农民生活等内容的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进行阐释，笔者仅从经济、人口、农村组织等方面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如能唤起学界对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宝贵遗产的重视和反观，无论对于前人还是后人，甚或周遭的社会事实，都应该是一笔不容遗忘的财富。

　　　　现今“三农”问题已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热点，新乡村建设运动，村民自治的进程，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和农民负担问题等现时的社会问题，或许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寻求解决的途径提供一些更为切实的见解和价值，因为他们宝贵的学术遗产是扎根在黄土地之上的。

　1902年——中国文学家沈从文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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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3]，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记得在一本研究湘西北古代历史文化的“武陵藏珍”一书中曾提到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Hexie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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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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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沈从文


　　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军人世家，学名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在《现在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这时期的作品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等。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讲师；

　　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作《边城》。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偕夫人张兆和赴美探亲讲学。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

　　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

　　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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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作品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主要著作

　　小说集

　　《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珠》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其中节选《端午日》选入江苏版七年级语文上册;s第一章，第十三章选入上海市高中一年级教材）

　　《长河》

　　散文集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文赏玉》

　　相关传记

　　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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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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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分类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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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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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谢尔以•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

　　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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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古城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中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湘西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故居[1]于1991年被列为湖南省人民government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2]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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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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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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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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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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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一生中，著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萧萧》《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著。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先生从凤凰走向世界文坛，为家乡为民族争得了荣誉。

　　家乡人民非常崇敬他，县委、县government与其家属商议，决定将先生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杜田村“听涛”山距离县城中心一公里半，远则积山万丈，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岱雄；近则圭壁联植，环美幽丽，沱水通脉，清滢秀澈，岩泽气通，如珠走镜，似仙境也！

　　沈从文先生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高2．8米，宽1．9米，厚0.9米，重约6吨。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镌。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

　　凤凰县人民government

　　一九九二年清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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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似水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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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苏州一个名叫张吉友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就在张允和与周有光喜结良缘后不久，她的妹妹张兆和也在名作家沈从文的长时间进攻下举手投降，成为这个情书圣手的俘虏。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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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沈从文小说里面的青衣女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婚外恋的女主角 ：高青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他们的相遇是在沈从文和张兆和订婚以后，结婚以前。这个时候产生的感情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人间无限柔美的湘西。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作家和学者沈从文的一段经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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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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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著，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丁玲还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後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著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後，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後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後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party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後人心仪的故事：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後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後，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後，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颇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後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後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49解放後，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後，才由友人公开发表。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於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後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义沈从文从文去看沈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於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丁母听信谣言，後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丁玲是求全责备了。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後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後的丁玲觉得不快。而且，後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掩卷无言。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後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看著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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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书法　　要说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可以写一篇长长的论文的。因为他不仅能写很好的章草和行楷，还对书法艺术有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理论。沈从文小的时候，就十分爱好习字，临过许多帖。青少年时代就能写很好的楷书了。

　　虽然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只是有一回例外。

　　抗战胜利以后，沈先生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有一个诗歌作者叫柯原的，因家庭困难，不得已给经常发表自己诗作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沈从文知道情况后，也因为自己当时手头不宽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一则启事：“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个作家卖20幅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1949年后，柯原做了广州军区的专业作者。因种种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从文的下落，于是专门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说当年如何如何帮了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1982年5月，沈从文携夫人张先生一起去张家界，头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太灵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说到要派人陪他时，他说，我写字有个习惯，要一个人写，不愿意别人在旁边看。管理处的同志想，你一个80岁的人了，我们让你一人在宾馆，怎么放心。所以说了句，怕你一个不方便。沈先生敏感得很，说，至于身体，我最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先生写了“张家界”、“金鞭岩”、“展卷”等好多幅。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便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

　　这时的沈先生已不是往年了。以前，他时时坚持练字，就是炎热的夏日也不间歇。而此时，他手都有些发抖了，拿笔时有些不听使唤了。

　　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真累了你老人家了。

　　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沈从文先生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我收到的两幅和一些朋友收到的字大多用墨浅浓不匀，用纸也没什么好的宣纸。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到，我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1982年2月9日，在给赵瑞蕻夫妇一信中说道：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于写字，我恰恰相反，写来写去，总觉得不满意，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徒劳，等于自讨苦吃。永远得不到写字人应有的快乐。因此给字时，他总要交待，不要裱，找块大一点的木板贴在上面也行。

　　沈先生完整地谈论书法的文章有3篇:1937年4月4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谈写字（一）》；1948年7月1日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上的《谈写字（二）》；还有一篇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叙章草进展》，此文沈先生生前未发表过，后来在家人编辑他的全集时被收了进去。

　　在《谈写字（一）》里，沈先生说应把写字看成是一门艺术。他认为，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天才，但极少。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艺术事业，无具体了解，难产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

　　在论述写字是一门艺术时，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甲骨文，当时的造字者除了注意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还注重到它的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和图案美。而商时的文字如画，周时文字极重组织。秦篆雄秀，汉隶章草都讲究造型美观。

　　字的艺术价值历史上有承认的时候。蔡邕写石经时，来参观和摩写的人、车填塞满了街道。王羲之更是奠定了行草的艺术价值。但是后来因为写字的人重摹仿，加上它的实用性，所以它的艺术性不及图画、音乐、雕刻那样地位固定了。

　　沈先生认为主要影响写字艺术地位的不在字的本身，而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有问题。一种人认为写字无创造性，又没有道德和情感的教化力量。他说这种人轻视写字，但是家里还是要挂一些对联和美丽的拓片装饰墙壁的。这种人好办，因为他们是要求字要有自己的艺术效果。糟的倒是另一种人，重视写字却又欣赏能力低下，把字看成是一种权力的符号。所以让名公巨卿的字泛滥成灾。好好的一堵石壁，一面墙壁，什么什么名人都往上刻，游人的眼睛就只好被迫受虐待了。

　　要解决这些问题，强调分工是一个好办法。要有一些专家，明白字的艺术，折衷古人，综合他们的长处，并独辟蹊径，理解字的点线疏密分布，创作出感官上给人愉快，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的字来。当然写字艺术的玩票也是可以提倡的。

　　沈先生的另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宋和近代书家的分析评价，再一篇是对章草由来的看法。我认为惟有第一篇反映了他书法艺术的基本观点。有趣的是，他六七十年前写的文章，今天看来，仿佛是针对当下书坛的怪现象有人专门向他约稿的。

　　

1856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出生

编辑词条 伍德罗·威尔逊伍德罗·威尔逊概述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作为进步主义时代的一个领袖级知识分子，他曾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新泽西州州长等职。1912年总统大选中，由于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party选票，以民主party人身份当选总统。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学博士衔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总统以前曾在新泽西州担任公职的美国总统。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外文名： Thomas Woodrow Wilson
国籍： 美国
民族： 维吉尼亚州斯汤顿
出生日期： 1856年12月28日
逝世日期： 1924年2月3日
职业： 政治家，学者
毕业院校： 普林斯顿大学
信仰： 长老教会
政party： 民主party

目录[隐藏]

早年生涯
学术经历
步入政界新泽西州长
1912年大选
第一任期建立联邦储备系统
经济法案
反托拉斯措施
战争政策
在联邦government内实施种族隔离
第二任期决定参战
战争讲话
战争的反对者
十四点和平原则
军事干涉
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巴黎和会
战后时期
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
丧失工作能力
私生活健康
家庭
兴趣
病逝 早年生涯
学术经历
步入政界 新泽西州长
1912年大选
第一任期 建立联邦储备系统
经济法案
反托拉斯措施
战争政策
在联邦government内实施种族隔离
第二任期 决定参战
战争讲话
战争的反对者
十四点和平原则
军事干涉
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 巴黎和会
战后时期
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
丧失工作能力
私生活 健康
家庭
兴趣
病逝  

[编辑本段]早年生涯
　　1856年12月28日，伍德罗·威尔逊生于弗吉尼亚州斯汤顿的一个牧师家庭。父亲约瑟夫·拉格斯·威尔逊，母亲杰希·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在家中四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威尔逊祖籍系苏格兰-威尔士人。其祖父一家于1807年自北爱尔兰蒂龙郡的Strabane镇移民美国。母亲则生于英格兰卡莱尔的一苏格兰裔家庭。今天他祖父所曾居住的白漆房已成为北爱尔兰当地的一旅游景点。威尔逊家族的后代至今仍居住在附近。
　　威尔逊的父亲生于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维尔，在那里他的祖父出版一份名为西部先锋报（Western Herald and Gazette）的报纸。报纸立场偏征威尔逊童年的居所关税和废奴主义。威尔逊的父母于1851年移居南方，并认同南部邦联。他的父亲为废奴主义辩护，持有奴隶，并为他们建立了一所主日学校。他们还在教堂中照顾伤兵。此外，他的父亲还曾于联盟军中短暂担任过随军牧师。威尔逊最早的记忆—大约是他三岁时—就是听到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并且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他还总是回忆起自己曾站在罗伯特·李的身旁并仰视他面庞的情景。
　　在长老会因废奴问题而于1861年发生分裂后，威尔逊的父亲与他人一同创建了新的南方长老会，即美南长老会。他先但任美南长老会的首任常任秘书，于1865年-1898年间任指定秘书（Stated Clerk），并在1879年担任过一年的会议主席。威尔逊则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童年，在那里他的父亲曾任长老会第一教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
　　威尔逊大约过了十岁才开始学习阅读。虽然阅读上的困难暗示他可能患有阅读障碍症，但十多岁的威尔逊靠自学速记来弥补这一不足，而他的决心和自律也都保证了他学业的成功。他在家接受父亲的指导，还在奥古斯塔的一个小型学校上过课。在重建时期的1870年-1874年间，因父亲在哥伦比亚神学院担任教授，威尔逊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生活。
　　威尔逊于1873年在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上了一年学。之后作为新生转到普林斯顿就读，成为Phi Kappa Psi兄弟会的成员，并于1879年毕业。自第二年起，他开始博览政治哲学和历史书籍。威尔逊称他进入政界的灵感来自英国议会速报记者Henry Lucy。他在美国辉格-克里欧辩论会（一本科生学社社团）中表现活跃，并另行组织了一个自由辩论协会。
　　1879年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但一年之后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学。不过，尽管从未毕业，在弗大就学的时候，威尔逊曾热情地参与两个校内团体：弗吉尼亚合唱俱乐部（Virginia Glee Club），和杰

　1913年——中国音乐家王洛宾出生

王洛宾概述王洛宾（1913-1996）中国20世纪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之一。


　　籍贯北京。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他1938年在兰州改编了第一首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之后，便与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从此在大西北生活了近六十年（其间曾先后两次入狱达十八年之久），将传奇般的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

基本信息栏
中文名： 王洛宾 外文名： Wang Luobin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913年12月	逝世日期： 1996年3月14 职业： 民族音乐家 毕业院校：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 主要成就： 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代表作品： 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的姑娘》

目录[隐藏]
个人简介 艺术生涯 逝世大事记 王洛宾与三毛的故事 个人荣誉 个人评价 作品赏析

• 《达坂城的姑娘》由兰州走向世界
• 王洛宾作品中最长寿的几首民歌
• 狂欢的《青春舞曲》
• 慢热的《一江水》

墓志铭 个人简介 艺术生涯 逝世大事记 王洛宾与三毛的故事 个人荣誉 个人评价 作品赏析

• 《达坂城的姑娘》由兰州走向世界
• 王洛宾作品中最长寿的几首民歌
• 狂欢的《青春舞曲》
• 慢热的《一江水》

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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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宾

[编辑本段]
个人简介　　有“西部歌王”之称，1934年期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1937年11月在山西参加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后受西北战地服务团委派，前往兰州等地做唤起民众的工作。1938年5月在兰州参加“西北战剧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随军进入新疆。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新疆军区歌舞团音乐创作员、新疆军区歌舞团艺术顾问等职。1988年6月离职休养（艺术一级，文艺六级）。1988年9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奖章。1991年享受government特殊津贴。1996年3月14日在军区总医院因病逝世。享年83岁。

　　他一生创作歌剧七部，搜集、整理、创作歌曲1 000余首，出版歌曲集六册。

　　他的作品多以情歌为主。其中，《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并且荣获国家颁发的“金唱片特别创作奖”；《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掀起你的盖头来》、《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玛依拉》、《青春舞曲》和《在银色的月光下》等西部民歌，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已成为中华音乐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为表彰他为20世纪中华音乐传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7月授予他“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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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涯　　1913年12月28日生于北京东城区艺华胡同一个职员家庭。

　　1931年毕业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

　　1934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在北京铁路扶轮中学任音乐教员。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前往山西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老乡上战场》、《风陵渡的歌声》、《洗衣歌》等抗日歌曲。同年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女友罗姗（杜明远）结婚。

　　1938年在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前往甘肃、青海各地宣传抗日。改编《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虹彩妹妹》、《曼丽》等民歌。

　　1939年在青海创作、改编《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等民歌。

　　1940年在西宁任音乐教育工作，负责组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创作歌舞剧《沙漠之歌》及《送郎出征》、《穆斯林青年进行曲》等抗战歌曲。

　　1941年春天前往兰州与妻子罗姗解除婚约。之后被兰州反动当局以“共产party嫌疑”罪名逮捕，关押在兰州城北大沙沟监狱，苦狱三年。在狱中创作《蚕豆谣》、《我爱我的牢房》、《睡在戈壁滩上》等二十余首囚歌。

　　1944年5月经多方营救出狱，回到青海继续从事音乐教育工作。改编《阿拉木汗》、《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拉拉》、《曲曼地》等民歌。

　　1945年与妻子黄玉兰在西宁结婚，之后生育三子， 1951年冬天黄玉兰在北京病逝。

　　1949年9月在西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进军新疆，时任一野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长，在张掖与王震将军共同创作合唱歌曲《凯歌进新疆》。

　　12月任新疆军区文艺科长，编译《苏联最新歌曲集》，改编《哪里来的骆驼队》、《我不愿擦去鞋上的泥》、《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新疆民歌。

　　1952年在南疆喀什二军文工团任音乐教员、创作员。改编《沙枣儿花香》、《圆圆的》、《美就美在眉毛上》等数十首民歌。

　　1957年调任新疆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员。参与创作歌剧《战斗的历程》、《无人村》。

　　1958年参与创作歌剧《两代人》和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同年被评选为全军先进文艺工作者。

　　1960年在新疆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关押狱中。

　　1962年被假释出狱，回原单位带罪服务，任音乐教员、创作员。改编《江巴拉汗》、《草原上的金太阳》、《天上的云》等数十首民歌。

　　1965年被押回狱中继续服刑10年。先后在狱中搜集改编《哈来龙》、《离别》、《阿顿江》、《高高的白杨》、《萨阿黛》等数十首民歌。

　　1975年刑满出狱。在政治上继续被管制，在生活极度困难时改编《我愿变成一杯香茶》、《西淋江》、《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背烫伤》等数十首民歌。

　　1978年为新疆工一师文艺宣传队创作歌剧《托木尔的百灵》。

　　1979年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邀请前往兰州为战斗歌舞团创作歌剧《带血的项链》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获文化部颁发创作二等奖。

　　1980年为乌鲁木齐市文工团创作歌剧《奴隶的爱情》。新华社为他发表内参“披露老音乐家王洛宾的困境”的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1981年新疆军区召开平反大会，为他恢复名誉和军籍，69岁的王洛宾终于重新穿上了军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

　　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洛宾歌曲集》。

　　1986年1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音乐家协会联合为他举办《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首次向社会全面介绍他的音乐作品，并且授予他“人民音乐家”这一光荣称号。新疆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英汉对照《在那遥远的地方》、《丝路情歌》歌曲集。

　　1988年75岁的王洛宾光荣离休，享受副师级待遇，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勋章”。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government特殊津贴”。

　　1992年荣获文化部、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金唱片特别创作奖”。

　　1993年《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11月上海音乐学院授予名誉教授。中国文联出版社为他出版《纯情的梦－王洛宾歌曲集》。

　　1994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12月被government授予新疆达坂城荣誉镇长。

　　1996年3月14日因患胆囊腺癌在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去世，享年83岁。

　　20日王洛宾追悼大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社会各界1500多人参加，国内外社会团体及知名人士发来唁电、唁函500件，送花圈200多个，沉痛哀悼王洛宾先生。

　　1996年6月王洛宾墓碑落成暨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金山陵园举行，首都各界人士及驻军代表500多人参加。国内演艺界及海外华侨纷纷举办“王洛宾作品音乐会”缅怀这位不朽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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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大事记　　1996年1月6日

　　因患胆囊腺癌入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治疗。在住院期间谱写了人生最后两首歌曲《歌唱万青年》、《人生之路》。

　　1月29日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至函王洛宾：“关于民歌的著作权问题，虽然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我会认为，在没有具体人或代理人提出版权要求时，社会舆论依然无法改变其版权的归属。谁改编、整理的，版权就应归谁。

　　2月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部发出慰问电，要求新疆军区并医护人员竭尽全力，为王老康复创造一切条件。

　　2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发出慰问电，高度评价王洛宾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希望早日康复。

　　2月18日

　　应邀为集邮爱好者题词：“愿透过歌曲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3月4日

　　王洛宾在病榻前就荣誉权、著作权和继承权等问题立下遗嘱。

　　3月14日零时40分

　　因患胆囊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3岁。

　　3月20日

　　王洛宾追悼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新疆party政军领导及各界人士1000多人出席，海内外人士、社会团体发来唁电、唁函、传真500多件，送花圈不计其数。

　　3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亲撰唁函，称赞王洛宾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

　　3月34日

　　中央电视台、威煌广告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荣获第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的《往事歌谣》在全国公演。

　　4月20日

　　乌鲁木齐集邮公司发行《王洛宾音乐生涯62周年》纪念封一枚，以表彰他为传播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4月20日

　　中央歌舞剧院举办的《恰宁之夜——王洛宾与西部民歌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5月28日

　　王洛宾墓碑落成暨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余山陵园举行，首都社会各界人士及驻军部队代表200多人出席。同时，乌鲁木齐集邮公司在北京发行《王洛宾纪念卡》一枚。

　　6月11日

　　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文化厅协助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专题片《永远的王洛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6月16日

　　新疆老年西部文化艺术研究会在乌鲁木齐举行纪念研究会成立一周年暨悼念王洛宾逝世大会，自治区party政军领导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300多人出席。王德文秘书长做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著名演讲，驳斥了一些人对王洛宾关于版权问题的无端指责和攻击。

　　5月10日

　　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掀起你的盖头来》唱片（音带）由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

　　7月20日

　　哈密市举行第二届丝路旅游节，在人民公园举行王洛宾作品演唱会，缅怀人民音乐家王洛宾光辉的一生。

　　6月23日

　　“王洛宾大师百日祭”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新疆文化艺术界、新闻界以及生前友好近百人出席。

　　8月8日

　　按照王洛宾生前遗愿，新疆民政厅社团处批准，由新疆老年西部文化艺术研究会与王海成共同筹建《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句》，王海成任公司总经理，并在乌鲁木齐工商局注册。

　　11月1日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party委宣传部长李康宁任总编、新疆广播电视厅厅长沙明策划的人民音乐家王洛宾的歌曲专辑《达坂城的姑娘》由新疆音像出版社出品。

　　11月18日

　　新疆最大的塑料制品企业、国营新疆珠江塑料厂在新疆漫画家协会等单位支持下举行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怀念曾为该厂谱写厂歌《丑小鸭之歌》的王洛宾先生。

　　12月1日

　　蔡林编著的《王洛宾传》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由此引发作家李桦状告作者蔡林剽窃一案。

　　1997年1月5日

　　台湾制片人凌峰摄制的电影《在那遥远的地方》在中央电视台重播。

　　2月24日

　　新疆军区文工团成立四十周庆祝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大会对王洛宾收集、整理、改编的700余首民歌和创作的300余首歌曲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2月25日

　　《新疆艺术》杂志社和新疆军区文工团联合举办的“军旅艺术家座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研讨会高度评价军旅作曲家王洛宾为传播民族音乐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认为“如果不加强读书修养，不朝着文化的纵深发展，就不能成为王洛宾式的大师。”

　　3月14日

　　由王海成主编的《王洛宾歌曲选》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原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魏风为本书作序。

　　3月14日

　　新世界广告企划有限公司总经理闰存仁编辑的大型画册《永远的王洛宾》由香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3月14日

　　哈密市文联和哈密铁路分局共同举办的纪念王洛宾逝世一周年《王洛宾优秀作品音乐会》在哈密市举行。

　　3月14日

　　中央歌剧芭蕾剧院在海淀剧院举办《王洛宾与西部民歌音乐会》

　　3月14日

　　新疆军区政治部和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摄制的六集电视艺术纪录片《传歌人》制作完成。

　　3月14日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司令员傅秉耀、兰州军区副政委兼新疆军区政委周永顺题词，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连江、副主任姚铁山、文化处长何涛策划，某部政委刘书环设计的《著名音乐家王洛宾逝世一周年》纪念封一套两枚由乌鲁木齐集邮公司发行。

　　3月15日

　　乌鲁木齐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人民音乐家王洛宾逝世一周年专题节目，《各族人民永远怀念王洛宾》。

　　3月15日

　　美籍华人王德芬撰写的回忆文章《遥悼王洛宾》在《人民日报》发表。

　　4月12日

　　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批准，由新疆文化厅、新疆文联、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共同举办的缅怀人民音乐家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在乌鲁木齐人民剧场举行。

　　4月14日

　　中央广播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王洛宾优秀民歌音乐会》。

　　4月18日

　　中央交响乐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永远的王洛宾》优秀歌曲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4月25日

　　新疆电视台制作的纪念人民音乐家王洛宾逝世一周年大型专题节目《西域综艺》，通过卫星向全国播出。

　　5月8日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government机关报《新疆经济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评论员苏继常的长篇文章《王洛宾是民族团结的典范》和记者朱又可的文章《用汉语介绍民族音乐第一人》，充分肯定了王洛宾开发新疆音乐资源的功绩．

　　1997年8月13日

　　王海成投书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状告陕西作协副主席晓雷、《鸭绿江》杂志及《作家文摘报》关于王洛宾假女儿一文侵权案。

　　11月23日

　　新疆军区政治部和自治区party委宣传部在乌鲁木齐万兴都会举行6集电视艺术片《传歌人》首映式，军区雷星平政委、岳悔烈副主任、区party委宣传部长李康宁出席并讲话。

　　1997年12月2日

　　新疆日报发表专版，新疆party政军领导撰文盛赞王洛宾为宏扬和传播民族音乐艺术的丰功伟绩。

　　1998年3月5日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王洛宾之子工海成状告陕西省作协主席晓雷在《鸭绿江》、《作家文摘》等刊物发表的《还在遥远地方--王洛宾的新故事，对王洛宾及其家族名誉的伤害，此案目前已移交自治区高法。

　　1995年3月9日

　　《中国青年报》《新疆工人时报》等报刊，刊登介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弘扬其父事业的文章。

　　1998年3月10日

　　《新疆艺术》为纪念王洛宾逝世二周年，发表了祁大慧主编等三人掇写的一组文章。

　　1998年3月14日

　　是王洛宾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新疆各主要新闻媒体纷纷发表介绍王洛宾为弘杨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文章、图片、影视作品。

　　1998年3月14日

　　《甘肃经济日报》、《河南工人报》等报刊发表王海成缀写的文章《活在人民心中的歌》怀念父亲王洛宾。

　　1998年3月20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办的《家庭人口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表怀念王洛宾的纪念文章。

　　1998年3月21日

　　由生产建设兵团《人口家庭》报社，石河子电视台和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大漠歌魂一王洛宾专题音乐会》在石河子市举行，自治区文化厅、新疆军区及石河子市有关领导出席。

　　1998年3月27日

　　经自治区party委宣传部批准，由《新疆艺术》杂志社主办的《首届王洛宾音乐艺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60余位中外艺术家、学者、文化界人士出席。高度评价王洛宾的艺术人生，以及他对中国近代音乐史所做的杰出贡献。

　　1998年4目2日

　　《新疆经济报》刊登铁梅的文章《一路追寻王洛宾---古居悟踏歌西行》报道了日本友人高级知识分子古居悟先生不远万里到新疆大学留学，专门攻读王洛宾西部民歌的形成和发展.

　　1998年4目15日

　　新疆师范大学举办《春之祭》音乐会，纪念王洛宾先生逝世两周年。

　　1998年8目14日一12目31日

　　《深圳特区报》、《重庆晚报》分别发表了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军旅作家张林的文章《王洛宾“亲生女儿”骗局始末》，以铁的事实向世人揭开了“女儿”之迷。

　　1998年8月14日-15日

　　由上海爱乐合唱团和新疆洛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纪念西部歌王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到会参加，并特邀王洛宾之子王海成专程赴沪参加开幕式。

　　1999年1月

　　《家庭》《法制文萃报》新疆《法制纵横》《青春》等杂志、刊登王洛宾生前挚友－著名作家李桦撰写的文章《王洛宾与罗珊的情怨--及其“女儿”的由来》，向社会披露一个真实的事实。

　　1999年2月27日-3月4日

　　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6集电视艺术纪录片《传歌人》。

　　1999年3月1日

　　24集电视连续剧《王洛宾和他的恋人们》在乌鲁木齐电视台播出。

　　2000年6月

　　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在吐鲁番市葡萄沟落成。

　　2001年4月

　　乌鲁木齐市在达坂城建区，并立项筹建“王洛宾纪念馆”。

　　10月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李颖，雷进乾等人的上诉，维持乌鲁木齐中院二审判决“王洛宾没有这个女儿”，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王海成精神损失5万2千圆。

　　2002年3月

　　中央电视台音画时尚栏目邀请王海成参加王洛宾作品演唱会。

　　5月

　　吐鲁番王洛宾音乐艺术馆重新布展，以崭新的内容向游客免费开放。

　　7月28日

　　由青海省旅游局，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委州government联合举办的首届金银滩草原王洛宾音乐艺术旅游节隆重开幕。

　　8月26日

　　吐鲁番市委市government举行仪式追授王洛宾先生为吐鲁番市荣誉市民。

　　2008年3月

　　王洛宾遗嘱在全国各大报刊及网站公布，遗嘱中说明了王洛宾生前只有三个儿子，没有生养过任何女儿。由此，社会广泛关注的王洛宾假女儿案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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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宾与三毛的故事　　王洛宾和三毛的“黄昏恋”，社会上出了不少书，洋洋数十万言，写得绘声绘色，似乎神乎其神，其实两人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其“恋情”达到什么程度？扑朔迷离，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本文只是摆事实，让读者去分析吧。

　　（一）

　　一九八九年，香港女作家夏婕在新疆访问过王洛宾后，在《台湾日报》发表三篇《王洛宾老人的故事》，很受读者欢迎。

　　三毛从小就爱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并把这些中国民歌带到西班牙，带到撒哈拉去。当她看到夏婕报道王洛宾近况的文章，非常感兴趣，并向夏婕要了王洛宾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地址。

　　一九九○年四月，三毛参加一个台湾的旅行团，赴敦煌、吐鲁番游览。当到乌鲁木齐时，她离队按地址找到王洛宾。

　　王洛宾对三毛一无所知，只听说她是台湾名作家，但到底写了什么书，他一本也没看过。出于礼貌，他仍和三毛握手、拍照，并简单介绍自己的歌曲和经历，他对三毛的印象是“像个大孩子，天真活泼”。

　　晚间，他到宾馆为三毛送行。当王洛宾向服务员询问三毛时，惊动了宾馆上下。原来，三毛登记住宿的证件使用陈平的名字，未引起注意；如今王洛宾一声“找三毛”，男女服务员奔走相告，抱来一大堆三毛在大陆出版的书，请她签名，王洛宾才知道这位大作家的号召力，可因为人多，没有机会再倾谈。

　　分手时三毛答应：“九月份我一定再来看望您，请给我写信。”

　　（二）

　　三个多月时间，两人往来六封信。王洛宾写信告诉三毛：“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做拐杖用，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阳伞。”后来王洛宾迟复三毛的信，三毛责怪道：“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八月份，三毛在北京为电影《滚滚红尘》补写旁白。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三毛搭乘北京到乌鲁木齐的飞机，傍晚抵达乌鲁木齐，王洛宾穿着精致的西装，打着领带，走到机舱口，迎接三毛。两人并肩把臂，缓缓步下舷梯，接受了十多名少年男女的献花。

　　这隆重的欢迎礼，使三毛大吃一惊。后来才了解到这是乌鲁木齐几位年轻的电视新闻工作者，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王洛宾音乐生涯的纪实性电视片。听说三毛要来，便策划这段欢迎情节，以壮声势。但此事并没有事先告知三毛，她很不高兴。

　　三毛到乌鲁木齐后，就住进了王洛宾的家，她还穿上了在尼泊尔旅行时特意定做的一套十分精美的藏族衣裙，学起《在那遥远的地方》女主角卓玛的打扮，想引起王洛宾的注意。她还和王洛宾各骑一辆脚踏车，奔走乌鲁木齐街头，进出百货公司、瓜果摊、菜市场，买菜做饭给王洛宾吃。可王洛宾忙于拍电视片，早出晚归，他虽然仍热情招呼三毛，却无法领悟三毛对他深沉的爱。

　　三毛明白了：近八十岁的王洛宾，生活给他刻下的伤痕太深太深；她的一颗爱心，还不能抚平这位老人深重的心灵创伤，三十多岁的年龄差距造成无法填平的鸿沟。王洛宾不可能做他的情人，但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民歌大师、老者。

　　后来三毛病了，王洛宾请来医生为她诊治，并请来一个女孩子照顾三毛的起居，直至病愈。

　　九月七日凌晨，三毛要走了，王洛宾特地到机场为她送行。

　　（三）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三毛从台湾来信，王洛宾直至十二月底才收到。没想这却是一封绝笔书。

　　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凌晨，当王洛宾从收音机听到三毛自杀身亡的消息，恍如晴天霹雳，令他悲痛不已。这一段时间他开始整瓶整瓶地喝酒，麻醉自己。

　　他感到很对不起三毛，辜负了她的爱。在王洛宾家门厅的前台上，摆放着一张三毛的大像，还有用白绢包起来的三毛的一缕秀发，那是三毛前次到王洛宾家时，临走前剪下来留存在乐谱本内的遗物。

　　为了永远纪念这段情谊，王洛宾写下了《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

　　请莫对我责怪

　　为把遗憾续回来

　　我也去等待

　　每当月圆时

　　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

　　你永远不再来

　　我永远在等待

　　等待等待

　　等待等待

　　越等待，我心中越爱！

　　摘自香港《大公报》李远荣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0月25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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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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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评价　　王洛宾的歌曲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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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宾
舒展，深受群众喜爱且富有民族风味。他创作的《康定情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阿拉木汗》、《亚克西》、《达板城的姑娘》、《萨拉姆毛主席》等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其中许多歌曲被编入大学声乐教材。

　　王洛宾的作品极为丰富，光收集入册的创作歌曲就有741首。此外，他还创作了8部大型歌剧及大量其他音乐作品，出版歌集10本。更为可贵、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的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敬业精神。在他发表的歌曲中，有63首创作于他被囚禁的15年中，有82首创作于他80高龄以后，其最后两首歌曲创作于1996年1月6日入住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治疗以后。1996年3月 14日，王洛宾因患胆囊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3岁。王洛宾曾制定过一个500年艺术生命计划，并且说：“一个青年人问我，一个人只能活100年，怎能定500年计划?我解释这是艺术生命计划，要写出最好的歌，让大家传唱500年。”可以这样讲，王洛宾毕生为之奋斗努力要去实现的，正是这样一个计划。

　　王洛宾作为一名卓越的民族音乐家，洛宾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就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创作了大量高吭奋进、鼓舞中华民族革命斗志的音乐作品，许多歌曲为爱国军民广为传唱。全国解放后，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又谱写了大量歌颂人民子弟兵、歌颂领袖、人民和歌颂祖国的音乐作品，成为时代的旋律、民族的心声和巨大的精神力量。

　　洛宾先生不仅以他搜集、整理、创作的西部民歌著称于世，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作的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更是中国音乐艺术海洋中的精华。在长达62年的音乐创作中，他为人们留下了近千首歌曲。其中《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誉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他是在联合国高唱民族歌曲的第一位中国人。他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第一位华人音乐家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响起王洛宾歌曲迷人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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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达坂城的姑娘》由兰州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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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洛宾
达坂城，坐落在新疆天山中部，位于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它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村镇，却因一曲《达坂城的姑娘》而驰名中外。越来越多的大陆、台湾、香港同胞和外籍华人，络绎不绝前往旅游观光，不知是去领略那独特的西域风光，还是去结识漂亮的达坂城姑娘？一踏上那有异祥情思的土地，心里禁不住就想哼唱那首久已脸炙人口的民歌——“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同时，总想依照歌词所赞美的，多看几眼达坂城的姑娘，多瞧瞧赶马车的维吾尔族小伙子。而此时，王洛宾先生当年在兰州再创作《达坂城的姑娘》的一段往事，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那是1938年4月。为了抗战事业，王洛宾同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等五位进步文化人士，从北京辗转来到兰州。

　　王洛宾住在当时的炭市街（现在的中山路）49号，作为“西北抗战剧团”的一员，从事唤起民众的抗日宣传活动。王洛宾生性好动、开朗，脾气也随和，经常深入民众下层，与劳动者广交朋友，注意从群众中汲取音乐创作的灵感和养分。他结交的朋友中有几位“葡萄客”，即从新疆来兰州经营葡萄干、哈密瓜干的维吾尔族小商贩。这些“葡萄客”维语说得地道，汉话说得也不错，还会唱许多新疆民歌，能歌善舞。王洛宾在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耳濡目染，对新疆民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学了一点维语，比如见面说一声“牙尔达西”（朋友），“亚克西”（你好）等，为他后来从事新疆民歌的搜集整理和再创作奠定了基础。

　　《达坂城的姑娘》的诞生过程，说来也很有趣。1939年的一天，新疆一支车队运送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物资路经兰州，王洛宾所在的西北抗战剧团，举办了两次慰劳车队工友的联欢会，一次为欢迎一次为欢送。在欢迎会上，车队一位维吾尔族司机为表示答谢，即兴唱了几句新疆民歌。因为他是用维语唱的，歌词也不那么连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但是，那特殊的曲调和韵律，却一下子震惊了音乐家王洛宾。他如获至宝，欢迎会后专门去向那位司机求教，还请“葡萄客”朋友帮忙翻译，匆忙地记下了乐谱和唱词。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不能人睡，连夜加工整理，一遍又一遍地填词、改曲，几易其稿。一夜功夫由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的全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达坂城的姑娘》，在兰州王洛宾的那间斗室里诞生了。他先让恋人洛珊试唱，听了很感满意。于是，第二天，在欢送新疆车队的联欢会上，王洛宾登台演唱了自己再创作的《达坂城的姑娘》，并配以刚学来的维族舞蹈。观众被清新、悦耳的曲调和生动幽默的歌词所打动，报以热烈的欢呼声、鼓掌声、口哨声，会场上出现了空前的演唱效果。歌子立即不胚而走，传遍了兰州大街小巷。时不时地听到青年人哼唱儿句“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西瓜呀大又甜，…．”那个年代的小青年现在都上了岁数，但是许多健在者对《达坂城的姑娘》一时风靡兰州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达坂城的姑娘》最初是由南下北上、东来西去的旅人口头传播的，从兰州传向了全国。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王洛宾的北师大同班同学赵启海，在王洛宾处获得曲词后，从兰州带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山城。随之又有人传到昆明，以至缅甸、马来西亚和南洋各国。

　　《达坂城的姑娘》流行了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多年之后，可以说已经唱遍了五湖四海。1994年6月王洛宾访美，引起了当地华人社会的接待热潮。现已有9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20来场“王洛宾作品音乐会”。王老在深圳的音乐会上以82岁高龄登台献艺。在这些演唱会上，都少不了那首50多年前诞生于兰州的《达坂城的姑娘》。

　　 王洛宾作品中最长寿的几首民歌
　　

　　1996年3月14日，83岁的王洛宾在乌鲁木齐走完了他作为“传歌人”的一生，他的那些老歌却一路传来，而今重听，依旧深情，依旧感动。因易变而长寿，是民歌流传的规律。下面这三首歌，或许会是王洛宾作品中最长寿的。

　　王者之风《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洛宾传唱最广的歌，也是华人歌曲在世界传唱最广者之一。这首歌第一次被外国人公演是1947年，由美国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上海演出。1998年，台北跨世纪之声音乐会，美国爵士天后戴安娜罗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卡雷拉斯、多明戈，以此曲压轴。这是在艺术上被专家给予最高评价的王洛宾歌曲，被称为“艺术珍品，皇冠上的明珠。”这是王洛宾个人最珍视的歌，最后刻在了他的墓碑上。在《中国新闻周刊》所作“你最爱的王洛宾歌曲”调查中，多数人给出的答案仍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狂欢的《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原始曲调为新疆达瓦孜艺人表演时的伴奏曲。1939年秋天，王洛宾从一个卖葡萄干的维族商人处寻得此调。当时王洛宾正经历着与前妻分手的痛苦，于是这位25岁的青年在极欢快的原曲下面信手用歌词抹上了夕阳的色彩：“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而副歌部分“bird那呦呦”，则在流传中变成了奇怪的衬词“别的那呦呦”、“别的那呦呦”。这一切虽矛盾错乱，却使得《青春舞曲》带有了一种抵死狂欢的迷人气质。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上下通吃相比，此曲在专业的音乐人中拥有更好的人缘。罗大佑、侯德健、蔡琴、野孩子、李泉、韦嘉与阿凡提乐队等都曾改编或翻唱过，且各有各精彩。

　　 慢热的《一江水》
　　

　　《一江水》是近年来人气最高的王洛宾的“新歌”。据说原型取自俄罗斯族民歌。王洛宾的编创最初成于上世纪50年代，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情歌的发表渐成不能。80年代解禁后，王又对其进行了重新加工。1993年，词、谱发表于歌本《纯情的梦———王洛宾自选作品集》。如果不是因为许巍，这首歌为人所知恐怕会要更长的时间。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纪念KurtCobain演唱会上，许巍一把吉他唱了这歌。那时候许巍的声音还年轻，他没有躲避这歌里丑陋的一面，唱得很犟。“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许巍的声音特质，在这歌里发挥到极致，让敏感于这种特质的人听得汗毛倒竖。其后，纪如璟、韩红、潘晓峰、周云蓬等相继翻唱了王洛宾的这首“新歌”。纪如璟的版本低调，压抑，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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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　　公元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凌晨洛宾仙逝，二十日向遗体告别，二十二日送骨灰进京，边城乌鲁木齐三降大雪。天公为其志哀，世人无不称奇。

　　王洛宾原名荣庭，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人日生于北京，三四年肄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三七年投身抗日救亡宣传，辗转千里，驻足青海。四九年参加解放军进入新疆。乐坛耕耘六十余载，创作歌剧六部，搜集、整理、创作歌曲千余首，出版歌集八部。情音恰神，中外沸扬，殊才饰疆、懿范流光。洛宾名重。其歌获国家金唱片奖，《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达坂城的姑娘》和《阿拉木罕》等歌久唱不衰，他多次赴国外办音乐会与讲学，联合国总部展示其民歌成就，巴黎音乐学院音乐教材和世界歌星罗伯逊保留曲目均有其歌。洛宾重谊。为学生幼儿谱曲，为边关将士挥笔，为工农大众抒情，为海外华人合唱团赠歌，情深意切，众口皆碑。洛宾谦逊。对民谣之父、音乐大师、西部歌王等称谓淡然处之，却将新加坡友人赠其“传歌者”三字视为珍宝。洛宾爱国。两次铁窗之苦，未断其云游乐海、振兴民乐之梦，终生致力于让中国民歌流行世界五百年之宏愿。洛宾大志。先生舍爱妻黄玉兰及三幼子在京只身西进。五一年妻病故后独身苦将三子养育成人，髦耋之年坚持自理，拈米舔骨节俭之至，乐骑单车至八十有二。其作品通俗朴实大气，盖源其品性也。

　　千里驹兮杂于马群，需伯乐兮相而拔晋。西部曲兮流于民唇，承洛宾兮识而传真。驹无伯乐兮无以干里，曲无洛宾兮中外寡闻。民间瑰宝兮撷之于民，人间绝唱兮得之于心。传歌之志兮可嘉可钦，洛宾之功兮青史永存。

　　王超海撰文

1919年——北洋军阀首领，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病逝

冯国璋概述冯国璋，直系军阀。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曾任北洋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1903年中央练兵处任军学司正使。后历任统制和第一军总统。辛亥革命时率领北洋军镇压武昌起义。曾奉命率军进攻南京，镇压“二次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坐镇东南。袁世凯称帝后曾任命他为参谋总长，后来又让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他均未上任。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经过国会补选冯为副总统，在南京办公。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引发张勋复辟，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辞职，冯国璋进京任代理总统，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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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相关事件

• 跻身“北洋三杰”之列
• 镇压“二次革命” 出任江苏都督
• 借反帝制积蓄实力
• 出任民国代总统

轶事典故

• 明争暗斗不敌段祺瑞
• 子孙后代

历史评价 人物生平 相关事件

• 跻身“北洋三杰”之列
• 镇压“二次革命” 出任江苏都督
• 借反帝制积蓄实力
• 出任民国代总统

轶事典故

• 明争暗斗不敌段祺瑞
• 子孙后代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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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冯国璋（1859—1919年）字华甫，汉族，河北河间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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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军阀冯国璋
冯国璋于1859年1月7日 (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河间县西史经村，冯家原是村中大户，但到其父时，家道开始中落，他 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1876年结业，考试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冯国璋1881年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2年，因家境艰难，1883年辍学回家。为了找寻出路，冯国璋于1884年末告别父母妻子，只身去津投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885年冯国璋入淮军直字营当兵。6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成为武备学堂第一期步兵学员。1889年7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1893春，冯国璋入淮军聂士成军作幕僚，得到聂的器重。在甲午战争期间，他随聂士成赴朝鲜及东北前线作战，战后他得到了候补知县并加五品顶戴的虚衔。1899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同年，袁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璋也随军入鲁，并奉命改编原旧军，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1901年11月，升为补用知府并加盐运使用权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之后，又委冯国璋为军统，率部增援。冯在湖北按兵不动，有意拖延。清廷迫不得已，被迫起用袁世凯。袁出山后，冯国璋率军与革命军激战四夜，于1911年11月1日攻陷汉口。

　　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国璋于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12月16日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授以宣武上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他不愿失去地盘，故在江苏就职，仍兼江苏督军。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此时北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派基本形成。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后，段持武力政策，坚持对南方用兵。冯想离京出逃，在蚌埠受阻，只得回京，让段祺瑞重当总理。

　　皖系政客在此时已建立“安福俱乐部”，策划新的总统选举。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于1918年8月13日，通电辞职。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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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冯国璋旧居
冯国璋，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4个，他行四。老大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二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三冯琥璋，文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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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件　　 跻身“北洋三杰”之列
　　

　　1884年，25岁的冯国璋只身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因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亦取得了该营统领刘祺的信赖。第二年，经刘保荐，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该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冯国璋是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冯国璋学习刻苦，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曾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1890年毕业，被留校任教。

　　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1893年进聂士成军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亦因此大长才干。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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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民国代总统
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也逐步投向袁世凯的怀抱。

　　袁世凯出卖光绪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深得那拉氏宠信。1899年3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不久，袁世凯率军赴山东，被派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冯国璋以督操营务处总办身份，将1万多人的山东勇营逐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曾一度率队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一带，围追堵截义和团。1900年冯国璋参预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经袁世凯奏保，升为补用知府。不久被调至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

　　袁世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出风头，决定举行秋操，命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昼夜加紧操练军队。1900年秋季，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抵济南观操。总督在袁世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时冯国璋发出洪亮的口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当面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

　　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凯野心很大．到达直隶后，便开始大规模地扩充北洋军。所谓北洋军是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袁世凯编练新军而得名。袁世凯首先在保定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专门机构－－军政司，该司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冯国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订章程和编练计划，从而把新旧军队的训练统一起来。使编练新军一时颇著成效。未几，清government派冯国璋与满族官员铁良、凤山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冯国璋出任清government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同时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督办，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中不少军官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为他后来充当直系军阀首领打下了基础。

　　1906年，冯国璋署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是清廷主要为培养满蒙高级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其成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该学堂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在固定时间里专召亲王们去听冯讲课。冯国璋利用此机会结识了不少满蒙贵族，并赢得了清王朝的信任。于是，1907年冯国璋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

　　1908年，光绪、那拉氏相继去世，光绪之弟载沣辅佐其子溥仪登极执政。载沣为了集中权力并替其兄光绪帝报仇，便把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彰德。冯国璋怕受株连，便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和原配吴夫人病丧、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但未得到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军务。冯国璋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诚，并竭力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条件。

　　1911年(辛亥年)8月，清government为了震慑革命人民反清斗争力量，决定在直隶永平府(今芦龙)举行秋操，冯国璋被任命为东路总统官。10月l0日，武昌新军爆发了起义，迅即占领武汉三镇。清government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同时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随后增援南下。

　　冯国璋在率军南下路上，唯袁世凯的密令是听，根本不理会荫昌的指挥。当冯国璋率军途经彰德时，只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意冯“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诀，并对冯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清government迫于无奈，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得势后，马上奏请由冯国璋接替荫昌第一军军统职务。冯国璋即按照袁的指示，调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以后，袁才命令冯国璋攻打汉口和汉阳起义新军。于是冯命令部将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指挥三协北洋军轮番猛攻。起义新军面对北洋军的猛烈攻势，化整为零，躲在汉口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内狙击北洋军的进攻。冯国璋见起义新军拼死抵抗，难于长驱直入，便决定放火烧毁街道两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义军无法存身。11月1日，冯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攻陷汉口后，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当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产生怀疑，于是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甚至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不久，段棋瑞迅速抵达汉口，接替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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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掌门冯国璋
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禁卫军是1908年组建的一支保卫清王朝的武装，共一师二旅，计1．2万人。除步兵第三标是汉人外，其余各部官兵全系满蒙人。冯国璋之所以能以汉人统帅禁卫军，是因为他以前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且近在汉阳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曾指使冯国璋等15名北洋将领发表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因此，王公贵族都认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赖。冯国璋被清廷任命禁卫军总统，从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务大权。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这时，冯国璋决心助袁一臂之力，亲赴禁卫军总部召集全体官兵，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对于禁卫军额数俸饷亦仍维持不变，声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冯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于是一场企图阻碍清帝退位的禁卫军风波被平息下来，冯国璋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篡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晋升为陆军上将。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镇压“二次革命” 出任江苏都督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23日，冯国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抚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了宿县、蚌埠和滁县各处，8月6日直达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参加反袁斗争的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率少数卫兵偷偷过江向岳父投降。陈将南京群龙无首的混乱情况及其设防布局向冯国璋作了详细汇报。冯国璋喜形于色，对陈之骥说：“你提供的情况很是重要，待我挥军渡江，我俩里应外合，攻下南京，给你立个首功。”随后，冯国璋会合张勋辫子兵及刘冠雄海军，部署了联合攻克南京的作战计划。南京何海鸣率讨袁军与北洋军鏖战半个多月。9月2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炸毁城墙进入南京。入城后北洋军如同野兽一般，恣意烧杀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投秦淮河自尽。张勋辫子军兽行尤甚。冯国璋因攻占南京有“功”，被袁授予一等文虎章。南京陷落，“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深知南京虎踞龙蟠的战略地位对他控制南方至关重要，因此他本来打算在攻克南京后任命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然而事不凑巧，因为冯国璋在攻占南京前夕，允诺了张勋提出的“先攻入城者为都督”的协议，张勋不惜辫军惨重伤亡，抢先一步攻入南京，冯国璋只得保举张勋为江苏都督。9月10日，冯国璋北上继任直隶都督。然而张勋治军无方，终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国公使以张勋在南京其侨民生命财产得不到完全保证为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于是袁世凯于12月16日任命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

　　冯接任江苏都督后，打着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其实是为了镇压革命party人)，首先于前清江宁府署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在此之前又从天津调来大批警察，代替张勋军警维护南京治安。冯国璋又将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顿，统一指挥，任命王遇甲中将为总司令；同时设立军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设立宪兵司令部，任命陈调元为司令。接着又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冯国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障了江苏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江苏在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长进的。冯国璋手握四师重兵，据有富庶的江苏省，一时成了国内各省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袁世凯为了笼络冯国璋，于1914年1月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冯国璋，因此袁世凯指挥部下将这次婚礼办得格外隆重，一时轰动了大江南北。袁氏给周砥陪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120余担，其他妆奁五光十色，不可胜数。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婚后结算，仅招待费就支出白银数万两。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冯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曾通电竭力叫嚣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借反帝制积蓄实力
　　

　　袁世凯爬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还嫌不过瘾，又产生了做皇帝的野心。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闻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其无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倡导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party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party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指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government，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出任民国代总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职副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party的激进方针，一时政治上颇为活跃。1917年初，江苏商民鉴于冯国璋坐镇南京，维护社会治安有功，便发动集资为冯国璋竖立“丰碑”；未几，江苏军界联合会闻知，亦愿加入发起，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事为冯国璋所闻．他“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谓：“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不久，将建华园和铸像之捐资建成贫民工厂和劝工场，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并为冯国璋增添了几分光彩。不仅如此，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将阁员名单派人送到南京请冯核准，冯一看名单上竟有曹汝霖，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了，太不象话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闹呀，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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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字华甫


　　1917年2月，冯国璋赴京调解黎元洪与段棋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整天忙于接见军政各界要人，发表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欲求对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一时赢得各界的好感。他还在中国大学以“教育救国”为题演讲，获得了师生的欢迎。3月，段祺瑞因不满国会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辞职赴津，冯国璋受黎之托亲自赴津挽留，并与段联袂回京。冯见段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最后表示无力调解，回南京后，冯国璋预料到段棋瑞必将对己不利，于是决定集聚实力，迎击段祺瑞的种种挑战。他联合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建立了“长江三督”势力，又竭力笼络各省军阀和英、美势力，从而伏下了未来的直皖之战。不久，黎元洪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支持下，断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愤然赴津，立即煽动“督军团”倒黎，于是皖系各省军阀在段的指挥下，纷纷独立，使黎进退两难。这时，冯国璋曾致电表示支持黎元洪，并建议由王士珍出来组阁。由于王士珍首鼠两端，害怕招致灾祸，一时没敢答应；段却趁机派其亲信徐树铮怂恿安徽督军张勋出面调停，且暗示使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黎氏受骗，解散国会，引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冯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段祺瑞报告，段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冯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抵达北京就职。

　　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北洋三杰”之友谊。冯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象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

　　因此，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刚愎自用，非常看不起冯国璋。冯国璋来北京前夕，段祺瑞听到冯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存土(鸦片)，借制药为名，从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段祺瑞宣扬散布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击，冯国璋自保定发迹后，通过各种搜刮手段，已陆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军阀、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例如，他在原籍河间和阜城、兴济等地有土地 3000余亩；在江苏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购地7O万亩；在诗经村、天津、北京有房千余间；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3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lO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其贪欲。当他走进总统府看到三海活蹦乱跳的鱼群时，却又动了心计，正好一个姓李的嬖人对其买好，进言说：“三海之鱼，自明清以来从未网罟过，如果打出卖给鱼商可值10万余元。”李某见冯犹豫不定，又说：“成文规定，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于是，冯国璋招鱼商捕之，议价8万元。从此，冯国璋落得贪婪名声，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视他的。

　　段祺瑞上台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government对峙的护法军government。段祺瑞面对此局势，立即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讨伐。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爆发。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代大总统冯国璋却提出了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冯为了贯彻他的“和平统一”政策，利用他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于是王、范通电：“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10月20日冯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提出停止湖南战争，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改善内阁和调整倪嗣冲安武军驻防四项主张。段对南方战争彻底失败。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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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明争暗斗不敌段祺瑞
　　段祺瑞虽然一度下野，但皖系实力仍存无损。因此段下台后，竭尽全力破坏冯的“和平统一”政策。首先拉拢直系内部主战派首领直隶督军曹锟于12月召开“天津会议”，煽动继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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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戎装
南方用兵；同时，段还指示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威胁冯国璋。冯虽有十五师、十六师，却仍感力量单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统一”政策因进行缓慢而无效果，致使护法战争于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阴谋得逞，冯在北京陷于孤立。

　　1月26日冯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总统，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前往南京。

　　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

　　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说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来，说什么：“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

　　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说，“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棋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曹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电吴“直捣两广”，吴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

　　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吴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未几，段祺瑞又“秘以副总统许曹”。并且亲往湖北犒师。冯国璋此时恐怕曹锟再次受骗，便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回到直系与李纯等人合作把局面转向和平。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亲信徐树铮诱杀。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离京回到故里河间。

　　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1919年 l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2岁。（注：资料来自网络）

　　 子孙后代
　　民国代总统冯国璋乃河北河间县西史经村人，1910年，冯国璋为《冯氏家谱》重修作了序言，并规定今后冯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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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像(石雕)
以“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

　　冯国璋作为起首的“国”字辈。

　　他的五个儿子为“家”字辈，分别取名为家遂、家迪、家遇、家迈、家周。

　　而孙辈从“海”字辈，有海岱、海嵊、海岩、海岗、海岛等。

　　曾孙辈本也该从“禁”字，但因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迫，只能违逆祖上的遗训，以示与“反动家庭决裂”。所以到冯巩这一辈孩子就不再以“禁”字排辈了。

　　而到了冯巩的下一代，则又接着“开”字的顺序取名，冯巩的儿子就叫作“冯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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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1923年——埃菲尔铁塔修建者古斯塔夫·埃菲尔逝世

古斯塔夫·埃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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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斯塔夫·埃菲尔

　　（Gustave Eiffel,1832-1923）

　　法国土木工程师，因设计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而著名。1855年从中央工艺和制造学院毕业后，专门研究金属建筑，尤其是桥梁。他是首先用气压沉箱造桥的工程师之一。

　　埃菲尔主要作品有巴黎博览会机器展览馆（1867）、法国特吕耶尔河上钢拱桥（跨度162米，高出水面120米）、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的骨架等。他设计的埃菲尔铁塔（1887－1889）震惊了全世界，人们称他为“用铁创造了奇迹的人”。他在巴黎郊外设计了第一座空气动力实验室，1921年他把实验室赠给国家。

　　建筑师，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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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逝世

孙道临目录[隐藏]
【个人简介】 【作品年表】 【儿时被老师同学称为神童】 【一次机缘改变了一生】 【婚姻生活】 【人物特写】 【孙道临电影艺术馆】 【杰出贡献】 【逝世】 【个人简介】【作品年表】【儿时被老师同学称为神童】【一次机缘改变了一生】【婚姻生活】【人物特写】【孙道临电影艺术馆】【杰出贡献】

•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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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孙道临(1921.12.18－2007.12.28)，原名孙以亮，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多次获国内外电影艺术大奖，出任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国际电影节评委。历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顾问，上海华夏影业公司艺术总监。2007年12月28日上午8点59分，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孙道临幼年时代生活在一个知识家庭。1938年入 燕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曾参加燕京剧社的演出，在校期间曾演出过《雷雨》、《生死恋》等剧。

　　1941年燕京大学关闭，孙道临失学，1943年加入中国旅行剧团，正式开始演员生涯。1943－1944年先后加入中国旅行剧团、国华剧社、南北剧社，演出过话剧《雷雨》、《日出》、《家》、《茶花女》等，并导演《青春》一剧，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学 ，1947年燕京大学毕业，并加入北平艺术馆。翌年入清华影片公司，演出了黄宗江编剧的《大团圆》，孙道临仍扮演三弟，从此登上银幕。1949年，孙道临参加了上海远东影业公司《大雷雨》的拍摄，并在昆仑影业公司完成《乌鸦与麻雀》一片的拍摄。此片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

　　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导演。是中国影协第四、五届理事。先后主演 《渡江侦察记》、《家》、《不夜城 》、《永不消逝的电波》、《早春二月》、《李四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十余部影片，塑造了各种银幕形象。曾为《王子复仇记》、《白痴》等二十余部外国影片配音。解说的影片《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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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城
　1984年后孙道临自编自导影片《雷雨》、《非常大总统》，并在两片中分别饰演男主角。1992年执导了根据肖复兴小说改编的电影《继母》。2001年，80岁的他导演的电影《詹天佑》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出版有诗歌散文集《走进阳光》、盒带《唐诗欣赏》等。

【作品年表】　　·詹天佑（2001年，导演）

　　·继母(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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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渡江侦察记》
　·非常大总统 Speclal President(1986年，兼编导)

　　·雷雨 Thunderstorm(1984年，兼编导)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Mikan no taikyoku

　　·李四光(1979年)

　　·早春二月 Early Spring(1963年)

　　·51号兵站（1961年）

　　·革命家庭 Revolutionary Family, A(1960年)

　　·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年）

　　·红色的种子 The Red Seed（1958年）

　　·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

　　·不夜城 (1957年)

　　·春天来了 Spring Has Arrived（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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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革命家庭》
　·家 Family, The(1956年)

　　·南岛风云(大陆 1955年)

　　·渡江侦察记 Reconnaissance Across The Yangtse(1954年)

　　·女司机 Woman Locomotive Engineers(1951年)

　　·民主青年进行曲 Democratic Youth March(1950年)

　　·乌鸦与麻雀、大雷雨(1949年)

　　·大团圆（1948年）

【儿时被老师同学称为神童】　　孙道临出生地是北京惜薪司附近的四合院。儿时个性内向，有点儿反叛精神。上中学后被老师同学称为神童。15岁写成了短篇小说《母子俩》，后考入了燕京大学哲学系。

【一次机缘改变了一生】　　当时，黄宗江正自译独幕话剧《窗外》，一次路遇孙道临，情不自禁地为他讲起了剧情，并力邀他出演。孙道临答应试试看，想不到演出一举成功，从此又演了《雷雨》、《镀金》、《生死恋》等剧。由此放下哲学书，一头栽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几年后，孙道临考入唐槐秋的“中旅剧团”，与黄宗江一起开始了从艺生涯。

【婚姻生活】　　电影演员孙道临和越剧演员王文娟于20世纪60年代结婚，但对二人世界的生活一直做低调处理。孙道临在他出版的专集《走进阳光》中，甚至对两人的婚事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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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
　孙道临出生于北京，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同窗挚友黄宗江的影响，逐渐走上电影的道路。之后在《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等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角色，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但年届四十的孙道临一直没有理想的意中人。

　　王文娟是浙江嵊县人，13岁到上海学唱绍兴文戏，因聪明好学，很快挑起头肩花旦的重任。20世纪50年代由她主演的《春香传》《红楼梦》《追鱼》。但因为忙于演艺事业，直到50年代末，已过而立之年的王文娟仍待字闺中。

　　有段时期，孙道临几乎被越剧醉倒，只要能腾出时间，他就去观看由王文娟主演的越剧。有一次，孙道临直率地去找黄宗江和黄宗英兄妹俩：“嗳，我想结婚了，请帮忙找个对象。”黄宗江说：“算来只有越剧团的王文娟还待字闺中，不知你对她感觉如何，如合得来，这大媒人我包下来了。”孙道临的心事被另一位热心人也察觉出来了，她就是孙道临的同事张瑞芳大姐。在几位好心人的促成下，60年代初，这一对大龄男女终于完婚了。这一年孙道临39岁，王文娟35岁。

　　当孙道临因主演《早春二月》受批判、王文娟因拍摄《红楼梦》被戴上专演才子佳人的帽子时，两人又共渡劫难。80年代，他俩迎来了新的艺术青春。年过古稀，夫妻两人又携手合作，把越剧《孟丽君》移植到荧屏上且好评如潮。

【人物特写】　　●从“哲学王国”跌入“艺术世界”

　　影迷观众只晓得孙道临演过众多难忘的角色：《乌鸦与麻雀》中的华先生、《渡江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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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记》中的李连长、《不夜城》中的资本家、《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雷雨》中的周朴园……执导过不少优秀影片：《继母》、《雷雨》、《非常大总统》、《詹天佑》……为《哈姆雷特》、《白痴》、《列宁在191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配音脍炙人口，朗诵李白、杜甫、陆游的诗词感人肺腑，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大学念的是哲学。这位祖籍浙江嘉善的传奇人物，出生地却是北京薪司附近的四合院。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念的是名气很响的崇德小学，儿时的他个性内向，却有点儿反叛精神，觉得四周的胡同太窄小而紧锁了一颗动荡的心，觉得学校的功课太死板，氛围也过于沉寂而束缚了个人兴趣的施展。于是，他下了课常常拿了自制的大鹏风筝穿过胡同来到皇城根下，在一片田野里尽情放飞，心情也象风筝般荡扬起来，天空是如此湛蓝，田野是如此辽阔。他立志长大后要象大鹏展翅那样高翔，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上了中学，他果真被老师同学称为神童，15岁就写成短篇小说《母子俩》，发表于题头为"大鹏"的校刊上。小说的人物来自于他上学路上常见的贫民窟众生相：垂暮的老人、打架的乞丐、拾荒的女孩，故而真实感人、轰动全校。他就是凭着这股子才气顺顺当当地考入了燕京大学哲学系。本来，沉默寡言善于思索的他与哲学结缘如鱼得水，整天沉湎于古希腊的遐想与柏拉图、康德的思考中，求索思想之哲理、人生之奥秘，与此同时，未名湖的波涛塔影、钟亭畔的霞光夕照仍会激起他的创作灵感。他仍与诗文同体，他在《燕园集·细柳》中一首《风的预感》诗中写道：今夜是低气压的夜/难道怪罪于我的敏感吗?/我看见一个大风圈拥着湖水/群树在月下睡眠着/可是我却独自醒来了……这首诗被他的校友黄宗江激赏，一次偶然的机缘终于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当时，生性豪放的黄宗江正自译了独幕话剧《窗外》，一次路遇孙道临悄悄跟踪了好一阵子，越看越觉得他象剧中男主角，情不自禁地讲起了剧情，并力邀他出演。学艺术的打动了学哲学的，孙道临答应试试看，想不到演出一举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又演了《雷雨》、《镀金》、《生死恋》等剧，成了名扬全校的潇洒小生。由此他放下哲学书，一头栽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几年后考入唐槐秋的“中旅剧团”，与黄宗江一起开始了从艺生涯。

　　●儒雅文人演出了“兵系列”

　　走上银幕与舞台后，孙道临演了不少与自己气质相符的文人形象。但万万想不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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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与演兵结缘，文人演兵，不单同仁与影迷为之惊奇，连他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议。表面上看似乎出人意料，其实之中自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全国解放为他带来艺术的春天，他作为上影的一名年轻演员，与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一起敲锣打鼓扭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见到英姿勃发的战士，他心潮激荡，献上一束花，端上一杯水表示爱慕之心，不久他又随文艺考察团到山东老区参观学习，结识了拥军模范姚大娘，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在她的照护下养好伤，重上前线。他从姚大娘那儿听到战士们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彻夜难眠，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写成了《姚大娘》散文，发表在《解放日报》，引起过不少人的共鸣。他还结识了一位屡建战功的地雷英雄，形象瘦削精干，却拼死炸毁敌人十几座碉堡，虽然一字不识，却自制了各种土地雷，与乡亲们一起打退了敌人的多次扫荡，他一一记下了这些传奇故事，称为塑造角色的创作素材。接着，孙道临又与铁牛、冯哲等演员一起奔赴战火连天的抗美援朝前线，这回他亲身感受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志愿军战士英勇不屈的精神，并且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出发途中路过北京，他到姐姐家辞别，并告诫不要告诉妈妈，以表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到了战争第一线，他们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夜行军百里不叫累，下战壕为战士演出，哪怕一段朗诵一段快板都会激励战士的士气，而战士们的斗志反过来也激励他们的创作激情。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一个个英雄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当一名为国而战的战士该有多光荣，"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切身体会。在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里，与他同时赴朝的另一位演员范正刚同志真的牺牲在朝鲜战场，牺牲时范正刚的手里还捏着为战士说快板的敲板，口袋里装着还未寄出的给家中寡嫂的信。信已沾着血迹，字却清晰可见："为使同志们此去有收获，我就是牺牲了也值得。"此话不幸成了事实，铁牛为之挥泪，冯哲轻抚烈士遗体，孙道临则踏着烈士的足迹，完成烈士的遗志。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即投拍电影《渡江侦察记》，侦察连长李春林是他第一次演兵，一开始心中没底，他请扮演敌情报处长的陈述为自己画像，一身军装，手握驳壳枪，眉毛飞扬，眼神炯炯，显露机警灵敏的神情……外型似乎有点象，但气质神韵呢？内心世界的思想感情呢？与角色的距离就明显了。然而奇了，当他唤起在抗美援朝前线时的那种激情时，当他回忆起那段难忘岁月时，姚大娘、地雷英雄、可爱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便在脑海浮现，一旦他把这种独特感受融化于角色中，无形的距离就缩短了，李连长被他演得活灵活现。此片公映，反响强烈，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一等奖。此后，戏路贯通，演兵不断，《南岛风云》中的游击队长、《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party员、《红色的种子》中的政委、《革命家庭》中的革命者、《51号兵站》中的指导员……组成了他在银幕上的"兵系列"。

　　●羊倌生涯的痛苦与快乐

　　《早春二月》是孙道临的代表作，《李四光》则是他主演的第一部传记片，前片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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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后片拍80年代。然而，此二片的创作契机与轨迹可以追溯到解放前。一九四二年，正当他沉湎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和中国儒家、道家的深邃思考中，同时又写了《独往》、《幻象》、《光与剑》、《我的恋人》等抒情诗时，抗日战争的炮火烧到了北京城，也击碎了他的书生梦，日寇封锁了多个大学，他不愿当日伪学校的学生，在近郊的荒蛮之地当起了羊倌，自食其力以示"破国"之哀。大学生当羊倌，未来的哲学家甩起了羊鞭，这真是离奇得可以！整整一年多，他起早摸黑上山放羊，在交通口围了一片地当牧场，与羊共舞，其乐无穷，既当场主又当采购员、饲养员和推销员，清早上山割草作饲料，下午挤奶装瓶，傍晚骑车跑城吆喝一声"卖羊奶！ "。回来已值深夜，还得刷洗奶瓶后才与羊共眠。以温顺的心境与羊共舞，喂料时轻手轻脚，与羊对话也柔声柔气，挤奶动作更须温文尔雅，每天还领着羊群到夕阳下散步，在小溪边为之洗浴，这便是他自称的"养羊秘诀"。经过精心饲养，羊羔只只肥壮，羊奶又浓又香。交通口出了个大学生羊倌，他卖的羊奶远近闻名，黄宗江来探望他，不喝三杯羊奶不过瘾，还打趣封他为"富有哲理的特别羊倌"。时隔几十年，谁也想不到，这段独特的放羊生涯成了他扮演科学家李四光的创作冲动与契机，他认识李四光，二人视为知己，不仅仅彼此都是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李四光儿时当过放牛娃，也有一段苦难的岁月，共同的境遇沟通了他俩的心灵，甩着羊鞭的孙道临与骑在牛犊上的李四光在感情上一拍即合，这才使他真正进入了李四光的内心世界中。当过羊倌的孙道临还有二件事至今难忘。有一回，他最心爱的领头羊病了，耷拉着脑袋不吃不喝，喂再好的饲料也无济于事，眼见这头羊面黄肌瘦，奶水干涩，急得孙羊倌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此时一位过路人见了，二话没说就忙乎起来，不一会功夫就把领头羊整得鲜蹦乱跳，原来他是个兽医，这位兽医没喝一杯水，没说一句话，只亲了亲羊羔就走无踪影，连名字都没留下。还有一回他养羊到了最艰难的阶段，连洗奶瓶的瓶刷都买不起，他送奶到一个同学的家，同学父亲得知他的处境，特地买了几把瓶刷子送给他，令他热泪盈眶，一宿未眠。一把瓶刷子虽小，这可是雪中送炭啊，处于世态炎凉的他顿感无比温暖，觉得患难见真情，一个人的同情心何等重要。这二件小事他一直铭记于怀，到拍《早春二月》的时候，这位兽医及他同学父亲的同情心与片中萧涧秋的善良本性叠印在一起，那把送他的瓶刷子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称为他开启角色心灵的钥匙。难怪，在他与上官云珠饰演的文嫂的戏份中，一句台词一个神情，哪怕眼睛的一瞥，都满怀深情厚意，他对文嫂一家的同情与关怀达到了催人泪下的境界。

　　●同《雷雨》、《非常大总统》有解不完的情结

　　说起《雷雨》，孙道临说与之有解不完的情结。年少时演周冲，年长时演周萍，年老时又自编自导电影《雷雨》并自演周朴园。可以说《雷雨》是他的启蒙戏，有着70年之久的不解之缘。曹禺此作在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首次发表。孙道临还只是念中学的文学青年，他通宵读完此剧，思绪万千，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眼前闪烁，强烈的反封建意识震撼了他的心。进入燕京大学攻读哲学，他作为"燕京剧社"的活跃分子，出演了剧中的周冲，那时他与角色年纪相符，十七、八岁的英俊少年，黄宗江演周萍，二人在台上演兄弟，台下也亲如兄弟，一起切磋台词，同进同出排练现场，由于他俩配合默契，演出后在全校轰动，校园师生遇上他俩，大老远就喊："周萍！""周冲！"。黄宗江收到不少署名"繁漪"的求爱信，他也收到不少署名"四凤"的情书，还附诗一首："夜来晨雾迷长空，路上行人不见踪，短笛一声清响处，东方才见日头红"。黄宗江为他到处寻找这支"短笛"，而他也盼见东方日头红，一时称为校园美谈。直至1984年，时光流逝了50个春秋，孙道临的《雷雨》情结越发浓烈，他把此剧搬上了银幕，并且自导自演。不过当年的"周冲"已变成了"周朴园"，"周朴园"这回没有收到情书，却收到众多影迷赞扬此片的来信，包括曹禺先生本人也对此片作了肯定。50年前的"短笛"终于响起，响在他的耳畔，响在他的心坎里。

　　除了电影《雷雨》，孙道临自编自导的另一部电影是《非常大总统》。他自幼就崇拜一代伟人孙中山，还是在他那段当羊倌的日子里，在那间邻近羊棚的破陋小屋里，除了一张旧床，仅有的摆设就是一架借来的手摇唱机和一大摞书籍，大多是伟人传记。看得最多的便是介绍孙中山光辉一生的书。每天放羊归来，最好的享受便是在舒缓的乐曲下看书，看的是孙中山，听的是肖邦、海顿、贝多芬。当时的他已在舞台上演过一些角色，演孙中山当然是一种奢望。但要看到孙中山的艺术形象却是心中的良好愿望。后来到了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他已成名扬四方的表演艺术家，曾受某话剧团特邀出演话剧《孙中山》。人物造型已定，没人说不像的，可由于临时出国访问而未如愿。但孙中山的形象却在他心中扎了根，不断用心血孕育这颗发了芽的种子。终于在1986年破土而出，他开始筹拍电影《非常大总统》。然而，树伟人于银幕之上谈何容易！他先后奔波广东、广西、北京等地的大学和历史研究所，参阅了大量资料，即使国外出版的珍贵文献，他也悉心研读。带着创作构想、踏着孙中山的足迹，到广东中山、韶关、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实地采访，又沿着当年"永丰舰"的航线，访问至今还健在的孙中山的警卫和部下，这才八易其稿写成了剧本。他要拍成一部纪实性的史诗风格的历史人物故事片，切忌胡编，更远离戏说，力求达到史料的准确、人物的可信和规定情景的逼真，如重点场景"总统府"已在当年被叛军的炮火击毁，孙中山居住的"粤秀楼"也面目全非，摄制组就原汁原味地重新搭置，再现了场景的格局与氛围。孙中山生前对自己的服饰十分讲究，款式、色彩全由自己设计，质料与做工都特别精致，因此戏中孙中山的元帅服、中山装、学生装都是按照孙中山的画册、照片设计定制而成。在形象造型上更下功夫，反复试装、录像，造型方案变换十几次，定制的石膏模子不下几十个。化装师说："为了把孙道临扮装成孙中山，单单石膏粉就用掉几百斤。"吃尽千辛万苦，经过千折百回，"非常大总统"这才展现在观众面前。

　　●迷恋越剧结成金玉良缘

　　年逾古稀的孙道临出任最新编排的越剧《早春二月》的艺术顾问。40年前的电影萧涧秋与当今越剧萧涧秋、著名越剧女小生肖雅以及扮演文嫂的袁派传人方亚芬在排练场上切磋演技……人们只知道孙道临是电影表演艺术家能编能导又能演，且多才多艺，精通英语，改编过英国小说《呼啸山庄》、美国剧本《死路》，翻译了美国电影剧本《守望莱茵河》、捷克电影剧本《黎明前的战斗》，擅长配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茹可夫、《列宁在1918》中的捷尔任斯基、《摩索尔斯基》中的摩索尔斯基被演绎得脍炙人口，尤其是《王子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更是令人至今难忘，他还有卓越的朗诵技巧，最近他在各大城市巡回朗诵唐诗宋词引起了强烈反响……却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是个越剧迷。其实，他对越剧不仅情有独钟，还颇有造诣。作为浙江嘉善人，他从小接受这个地方剧种的熏陶，从绍兴戏的"的笃"板开始，他就与顽童们在石拱桥上唱"书房门前一支梅，树上百鸟对打对"，戏班子来到故乡，他就挤上乌篷船荡漾在湖光山色中，观看社戏演出，傍水而筑的戏台上一会儿祝英台哭灵，一会儿孙悟空闹天宫，一会儿又穆桂英挂帅，看得他拍手叫好，如痴如醉。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到了60年代初的孙道临，不仅对越剧痴心不改，而且与越剧攀亲结缘。那时，他特别欣赏王派艺术，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追鱼》、《西厢》，他每演必看，而且总是坐在前排，多愁善感地投入戏中，哀怨凄婉的"黛玉葬花"让他一掬同情之泪，富家小姐对风流才子的痴情令他心灵共鸣。看完戏，他会将心得与意见托人转告给她，而王文娟也是他的影迷，凡是他主演的电影她每片必看。，迷的当属《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的确，此片在当年风靡一时，这个英俊又善良的风流才子倾倒过无数男女影迷。社会上曾掀起了一阵"萧涧秋"旋风，男大学生模仿他的扮相，一身灰色长衫，梳一个30年代知识界流行的大背头，手执柔石的小说原著《二月》在河畔倘佯，口中会念着萧涧秋的台词；有的人跑遍南京路、淮海路，为的就是觅一条他围的豆绿色围巾，寻找一种勾人心魄的小资情调，不少百货老板看中商机，连夜赶制"萧式围巾"，投放市场被抢购一空，足足赚了一把。而女大学生更是发痴，象戏中的陶岚（谢芳饰）一样狂热追求，有的写求爱信，有的盼见上一面，哪怕签个名也心满意足。当时传说纷纭，有说女影迷等盼在上影厂门口，有说女影迷守候在电影院门口，要的就是心动，等的就是孙道临，还传说有的女孩因此而患相思病……其实，那时的孙道临已坠入爱河，与王文娟相互倾慕，关于他俩的恋爱趣闻，已有各种版本，流传最广的是"鹊桥相会"版。他在苏州"芙蓉镇"拍《早春二月》时，就已与在上影厂拍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林妹妹"王文娟相恋，萧涧秋与林黛玉鹊桥相会在"潇湘馆"，顶替贾宝玉，与之弹琴赋诗，爱意绵绵，编织成一段浪漫婚恋。岁月如梭，时过境迁，如今孙道临虽已年届古稀，"潇湘馆"之恋已成往事，传说趣闻也成旧梦，但他俩相濡以沫的感情依然，女儿成家立业，从国外归来发展事业，王文娟操练她的"红楼"剧团，孙道临壮心不已，又执导起新片《詹天佑》。

　　●《詹天佑》圆了他70年的铁路梦

　　《詹天佑》是今年建party80周年大庆的献礼片，它是部清装戏，无疑是众多清装戏中杀出的一匹"黑马"。近年来，清装戏层出不穷，雍正、康熙、乾隆皇帝纷纷"登基"，慈禧太后连同多路格格粉墨登场，连五花八门的名妓也连连上镜，为什么中国的铁路之父詹天佑却无人问津，在银屏上无一席之地？孙道临为此苦恼、不解、思考且鸣不平。他筹拍此片不是权宜之想，而是圆70年的铁路梦。他儿时受父亲影响颇深，科学救国思想在心中扎了根，父亲作为一个书香门第的脊梁，留学比利时专攻建筑，带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投身铁路建设，十分钦佩为中国铁路献身的詹天佑，并担任了铁道工厂厂长。少年孙道临曾与父亲同住北京西山，父亲设计筑路图纸，儿子依样画葫芦上色描线，还为父亲整理资料卡片，为装配一架矿石机绕线圈动足脑筋。父子俩常常面对夕阳塔影、满山红枫抒发爱国激情。又坐过几回火车出行京城，火车穿洞而过盘山而上，那种辽阔而又舒坦的心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直至60年代，孙道临主演北影的《早春二月》，此片导演谢铁骊已写成了詹天佑的本子，盛情邀他出演，后因《早春二月》被当作"人性论"挨批，致使拍科教兴国的詹天佑也难产。但他心愿未成，壮志不灭，又隔40年，他执导的电影《詹天佑》得以成功，梦想终于成真。为拍此片，孙道临费尽心血，从构想剧本到筹集资金，从选取外景到现场操刀，他都事必躬亲，而最伤脑筋的是：如何把主旋律电影拍成思想性、可看性俱佳的大片？詹天佑12岁出国留学，是曾国藩、李鸿章推举120名留洋幼童中的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后，他报效祖国，为慈禧修筑了一条40公里的铁路，让太后兴奋异常，乘兴把随行的一车厢物品赐予詹天佑，他却把赐物转送给筑路人员，仅留下一座闹钟，争分夺秒继续筑成了闻名世界的京张铁路。如果平铺直叙纪实事件，可看性不强，孙导独辟蹊径，把詹天佑的筑路史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关照对应显其光彩。全片以宏观视角、史诗风格展现4个乐章：第一乐章以詹公修建京张铁路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为最强音：恢宏的场面、奇特的情结震撼人心；第二乐章展示了孙中山先生对詹天佑修造铁路的热诚关心和具体支持，历史风云变幻，筑路事业艰辛，二者结合，突出了詹天佑对国家利益的赤胆忠心；第三乐章是情势大跌荡，命运大分化，詹天佑的处境因为袁世凯篡位称帝急转直下，资金短缺导致筑路中断，好友有的牺牲、有的背叛，女儿身亡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詹天佑身陷重压而报国无门；第四乐章旋律悲壮激昂，詹天佑虽重病缠身，但不畏强权，驳斥各列强争夺中国铁路主权的谬论，在人生走到尽头之际，登上长城仰天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浮沉，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也称我坎坷命运中的一大幸事了！"此片内部试映，好评赞语不断，这使孙道临深感欣慰。他把目光描准了下一部：将巴金的《寒夜》搬上银幕，诗圣李白让他灵感勃发，杜甫、陆游的艺术形象也令他跃跃欲试。

【孙道临电影艺术馆】　　孙道临电影艺术馆是国内第一个以影人命名的艺术馆。

　　孙道临电影艺术馆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馆内将设孙道临生平陈列、中国电影史回顾陈列、600平方米场景式展示厅、小剧场、电影放映厅等。整个文化艺术中心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总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

　　孙道临籍贯嘉善，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多次为嘉善的文化活动出谋划策，为家乡的经济、文化活动增光添彩。对建设孙道临电影艺术馆，他表示：“建这座电影馆对我是莫大的鼓舞和动力，但这座电影馆不是对我个人的褒扬，我个人只是中国电影史中的沧海一粟，这座电影馆是嘉善建设文化事业的载体，其涵义远远超越于个人的意义。能够为故乡的文化事业做点贡献，我深感欣慰。”

　　浙江省嘉善县投资1.15亿元的文化艺术中心日前落成。2月2日，嘉善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落成暨孙道临电影艺术馆开馆仪式。孙道临先生及其夫人，著名越剧表演家王文娟女士、女儿孙庆原,著名电影艺术表演家梁波罗、孙渝峰，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先生等参加了仪式。仪式上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对孙道临电影艺术馆建成开放表示了由衷的赞誉，孙庆原代表父亲孙道临对家乡人民建造孙道临电影艺术馆表示了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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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道临和夫人及梁波罗孙渝峰在馆碑前合影
　新落成的嘉善文化艺术中心坐落于县城新城区，与嘉善县人民government大楼相连，占地149亩，总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包括孙道临电影艺术馆、嘉善博物馆、嘉善文化馆和嘉善青少年宫。

　　为了表达家乡人民对孙道临先生的崇敬之情，中共嘉善县委、县人民government特地决定在嘉善文化艺术中心内建造“孙道临电影艺术馆”，这是国内第一个以电影人命名的艺术馆。艺术馆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两处展厅面积各1000多平方米，由上影集团设计和布展。其中一处展厅除了系统地介绍孙先生的艺术生涯外，还展示了全国一百年来电影发展的历史。展厅内设置有五处场景，分别是《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雷雨》重要片断，运用了腊像和与声光音效综合展示，还有仿全息摄影幻影成像多媒体《感情的海洋》——《非常大总统》街头拍摄记实，和孙道临日常办公的仿全息摄影幻影成像多媒体。另一处展厅展出了“老电影海报”。另有一大三小的电影放映厅，其中两个厅已装修完毕，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放映设备。

【杰出贡献】　　孙道临先生原籍嘉善，是中国电影艺术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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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涯中，在《雷雨》、《日出》、《家》、《茶花女》、《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不夜城》、《永不消逝的电波》、《早春二月》、《李四光》等一百多部舞台剧和影视剧中，塑造了“觉新”、“李侠”、 “肖涧秋”、“江梅清”、“李四光”等一系列艺术形象，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某同志曾为孙道临先生题词：“孜孜不倦、光彩照人。”

【逝世】　　2007年12月28日晨8时59分，孙道临在上海华东医院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418年——波尼法爵一世当任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