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六十周年特刊】让每一个中国人也站起来！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郭光东 2009-09-30 11:31:25 来源:南方周末


  哪一句话最能道出60年前中国人的豪情？哪一句话最能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刻？毫无疑问，一定都是这一句：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句诗一般的话语，其影响力显然超越了另一句法律意义的、于1949年10月1日开国典礼上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今天成立了！”因为，单单一个政 府成立的宣告，并不足以标明此政 府与彼政 府的区别，并不足以宣泄红旗下的人民对于新政 府的热望。事实上，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正是新政 府的使命和合法性之基。

  引起千千万万中国人共鸣的那句“站起来”，源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他讲道：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所以是转折性的，就因为它被寄望于中国、中华民族从此挣脱被列强殖民、被外敌奴役的命运，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实现百余年民族英雄救国救民的夙愿。
1949年之后的60年间，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未曾趴下。不仅中国境内60年几无战事，而且还敢于与西方列强开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苏、中印、中越战争与冲突也毫不服软，香港、澳门更是顺利收回。近30年国力的飞速增长以至跃升为全球GDP总量第三，都使中国的大国形象空前提升。

  60年一甲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兑现了其成立时的诺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再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中国作为一个国家，“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如果套用一个人权范畴或国际法领域的术语，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程，正是一段中国实现集体人权的历程。

  所谓集体人权，乃20世纪上半叶以来产生的崭新概念，伴随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其主体，系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其诉求对象，则是整个国际社会。中华民族先进分子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为中国在国家丛林中争集体人权，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有集体人权，相应地，也就有个体人权、个人人权。个人人权的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它的诉求对象，是这个人以外的其他人或组织，其重点，无疑是政 府。因为，能够侵害个人人权的，往往是政 府本身，而要保障每个人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同样需要政 府的作为。事实上，人类社会成立政 府的目的，不仅是抵御外侮，也是要让每个国民幸福。

  不可否认，囿于时代的局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更多地将捍卫的目标指向集体人权。毛泽东在60年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之时，更多地着眼于整个中国人民和整个国家，而未涉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人。毋庸讳言，“人权”这一字眼在新中国被长期视为禁忌。而抽象地单纯强调国家、民族的集体人权，蔑视具体的个人人权，正是“反右”、“文革”中发生大面积侵犯人权浪潮的诱因。

  其后的发展，执政者开始为个人人权“平反”，不仅让“人权”入宪，更不再强调个人人权必须服从集体人权。事实上，恰恰是个人人权的保障，焕发出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当年以忽视个人人权的手段“超英赶美”，落得一场空，差距反倒越拉越大；如今以重视个人人权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反倒不经意间中国GDP超了英。

  民富才能国强，民智方可国智。经验证明，越是重视保障个人人权，集体人权越是不可撼动，国家与民族越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60年沧桑巨变，国家独立之历史使命业已达成，和平与发展已成世界主题。当此之际，理应在重温、重申“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自豪和自信中，百倍强调“让每一个中国人也站起来”，让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同时圆满，让一个人人享有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降临我们强大的祖国。

国庆60周年焰火联欢晚会词典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杜越 发自北京
2009-09-30 15:58:54 来源:南方周末

9月27日下午，新中国建国60周年焰火联欢晚会的最后一次彩排在北京丰台举行。

北京时间10月1日晚8点整，当北京西单电报大楼顶楼的钟声敲响《东方红》后，安静的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中央领导人的声音：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两侧的56根柱子，分三次燃放60支的柱状焰火。

一位少年在国旗下吹响号角，晚会拉开序幕。

◆晚会

最后定稿的国庆联欢晚会以“礼赞祖国、讴歌时代、振奋民心”为主题，整个广场晚会分为“光立方”主题表演区、中心联欢区、千人合唱团、焰火幕和两侧的群众联欢区域等六个场地，演出时间长达100分钟。

◆光立方

它是以张艺谋为首的创意团队的精心之作，以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为中心，是整个联欢晚会的主题表演舞台。面积100×90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立体舞台。

光立方会的演出结构根据歌曲《我的祖国》命名，共分为《这是伟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到处充满明媚的阳光》四个乐章，在各个乐章内，安排不同的文艺节目表演，发动、指挥整个天安门广场的联欢表演。

演出开始后，由4028名表演者装扮的多彩发光树组成的“光立方”变得璀璨生辉，每一棵发光树的LED管通过电脑操作可以变换7种颜色，“树”的高度也可以变换且左右摇摆。表演者站在“树”下用手持的道具配合“发光树”，按照导演的指令，根据不同的主题配合焰火和群众联欢表演，变换出波浪和长城等不同的图案和色彩，呈现丰富的视觉效果。

◆焰火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天的国庆联欢晚会突出了“焰火”二字。当序幕《我的祖国》音乐响起，漫天的烟花黄红牡丹从天而降，“光立方”主题表演区域的南侧，耸立着一面长90米、高25米的焰火绘画幕，在十一当天，网幕上烧出《江山万里图》等三幅画，天安门两侧的56根柱子将打出不同形状的烟花。

在保留奥运会“笑脸”和“60只和平鸽”等特效烟花外，蔡国强还设计了立体烟花，从高空、中空、低空同时打出烟花，组成炫目的立体画面。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人们会看到一个整体、多样、场面壮观、绚烂多彩的焰火，这些焰火将照亮北京的夜空，非常有特点。

和焰火不同，国庆烟花紧扣晚会主题，与群众联欢和主题演出相互辉映，充分发挥烟花营造节日盛典的功能，以天安门广场中央的网幕烟花绘画为中心，穿插以创意新颖的空中数字图案造型和地面烟花书法，并围绕天安门城楼形成大小两个U字形高中低空烟花阵地布局，左右呼应、由近及远、多层次、立体地展开，构成全景式烟花艺术场景。

◆场地

在光立方打出中国结图样，一条金色的巨龙也腾空而起，最后在天上聚集成56个焰火花篮飞舞，等候在长安街边的各族群众，也开始载歌载舞，往天安门行进。

群众大联欢有两个联欢区。从“光立方”到金水桥之间，包括长安街在内是中心联欢区，中心联欢区承载的是各族各界群众的表演，在晚会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这里形成最热烈的联欢气氛。

此外，在天安门广场外围四周及长安街东西两端，还设有十个大型群众联欢区，他们来自北京的不同区县和行业，在十首统一的歌曲伴奏下，表演不同的舞蹈。

◆表演

群众大联欢的表演主题共分为《Hexie中国》、《腾飞中国》、《崭新中国》和《同歌共舞》四个篇章，近6万人参加互动表演，七十余位海内外歌手在群众舞蹈背景下，现场高歌。在最后一章的时候，成龙与刘媛媛一起，演唱《国家》，排列在人民大会堂至历史博物馆一线的400台探照灯将同时把天空、地上照亮，掀起全场大联欢的最高潮。

◆舞蹈

为增加节日喜庆，联欢晚会在群众舞蹈表演上没少费心思。在不同的单元里，有“盘鼓舞”、“太平鼓舞”、“手鼓舞”、“铃鼓舞”等各民族的鼓舞，参加表演的有军人，也有首都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有来自全国各地“北狮舞”、“南狮舞”、“百叶龙舞”、“大龙舞”等龙舞，也有两条重庆铜梁的百米长龙；有全国各地选送的青少年为主的“啦啦舞”、“灯笼舞”、“青春劲舞”等充满青春动感的现代舞。

◆和平鸽

在最后结束时的高潮是，北京上空出现60只由烟火燃成的鸽子，沿着白天的阅兵线路，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经过天安门，沿长安街从东向西飞去。与此同时，光立方上，绿色的橄榄枝生长摇动，很快变成一只巨大的白鸽，4028位表演者同时吹响鸽哨，迎接空中那些鸽子的来到。

北京市郊各区县在此刻也同时燃放烟花，与天安门广场的焰火交相辉映，光立方的表演者手持焰火，燃出“人民万岁”四个大字。

◆数字

在十一的夜晚，燃放长达33分钟的焰火、烟花。

天安门的总燃放量达45240个点火次数，其中，礼花弹21108发，组合烟花7458盘，立杆烟花16772支，特效造型烟花弹71组，以及网幕烟花6000平方米。

除东城、西城外的北京16个区县烟花燃放分场，同时燃放18分钟的欢庆烟花，分别燃放6寸以下礼花弹5000发，组合烟花100盘，象征首都市民参与国庆60周年大庆。

这个南都的文章好。小河没水，大河也好不了。

60年《人民画报》封面 700张“人民像”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万静 实习生 朱怡 发自广州
2009-09-30 15:17:09来源:南方周末

广东美术馆举办的摄影双年展，有一组《人民画报》创刊60年来的封面照片长期占据了大厅整整一面墙。

《人民画报》从1949年就开始筹备，创刊于1950年，画报负有对内对外宣传功能，也是新中国第一份采用彩色照片作封面的刊物。1952年，《人民画报》就开始有英文版，到1970年代，达到了最高峰，包括4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内，共有23种文版。内容大同小异，封面也基本上一样。1970年代，画报最兴旺的时候，发行量曾达到每期130多万份。

即使在“文革”中，它也照常发行。享有这一特殊待遇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这60年的封面被策展人、《中国摄影》编辑孟韬挑出，以“国家·六十年”为主题展出。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50年创刊号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57年3月号，《簪花仕女图》，绢本设色画卷，唐代画家周昉绘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70年8月号增刊，毛泽东语录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67年7月号，毛泽东和林彪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57年4月号，电影明星白杨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74年10月号，六岁时就在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担任报幕员的薛白，后来是电影《黄土地》的女主角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83年10月号，高考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93年1月号，巩俐　《人民画报》社供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2009年6月号，H1N1流感　《人民画报》社供图

“文革”前：人民是“工农兵”

《人民画报》老编辑孙桂琴在创刊之初就到了画报社。中央为了创办《人民画报》，从《东北画报》和《华北画报》抽调人才，她从《东北画报》被抽调来。

创刊号的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形象。那本来是一张黑白照片，画报用人工着色，再添上红旗背景，增强喜庆气氛。

“当时很自然地想到要用毛主席的形象。”《人民画报》是1950年7月创刊，就是为了能赶上庆祝“party的生日”。

毛泽东特意为这份画报题字。孙桂琴记得当时他写了好几遍，然后把他最满意的划上两个圈，次满意的画一个圈，还有几个没有做任何标记，一并交给画报社。

《人民画报》老记者茹遂初是1954年进入画报社的。他对1950年代画报封面风格的总结是，工农兵的形象占据主要地位。

当时中国正强调工人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虽然也会出现文化人士、演员、运动员的形象，比如齐白石、容国团，但从数量看，只是个别。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中央开始调整party跟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时期画报的封面，文化、艺术、体育题材的照片显著增多，画面也都比较轻松活泼，跟政治形势关联不大。像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气候学家竺可桢都上了封面。

老编辑孙桂琴最怀念的是廖承志领导《人民画报》的那段日子。那时丁聪是《人民画报》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

廖承志曾经特意召集画报的领导和主要编辑开会，跟他们讲画报的性质和特点。孙桂琴记得廖承志那时显得很“懂行”，“思想也很活跃”。

《人民画报》风格一度明显活泼，思想开放，形式灵活。1957年第3期，用的是古代绘画《簪花仕女图》作为封面，“非常新颖和雅致”，让孙桂琴印象极为深刻。用这种题材作封面，在当时也算开风气之先。

策展人孟韬认为，画报的封面照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影像而是宣传影像，在成为国家画报的封面时，它已经从摄影的记录特征中抽离出来，演变成一种宣传模式。”

封面照片内容要求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情绪和典型瞬间。为了实现完美构图，“摆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老副社长曾湘敏去拍过天津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小靳庄，正碰上某个报社的两个记者在“摆拍”。他们要拍摄妇女主任跟村里的“知青”交谈，把缝纫机放在门口，还在墙上挂了个草帽。两人从镜框里往外看，把草帽“再高一点”、“再低一点”，让曾湘敏觉得像在画画一样。

他还看到有人拍陈永贵“月下谈心”，是在河里刻意安上木桩，让村支书找来小青年坐在木桩上，脚伸到水里玩水，要重现之前“谈心”的场景。结果发现月光不够，河上的柳树枝桠太密，就把柳树像剪头发那样把树枝削薄。

曾湘敏记得《人民画报》没这么明显的“摆布”过。但一位老编辑也教他，什么叫“抓拍”，就是“抓过来拍”。

他有一次去工厂采访，当时看着某台机器造型不错，而且又临近窗户，光线也好，就想在那个位置拍照。结果厂里不干，说操作这台机器的工人出身不好，把另外一个先进工作者调换过来，让曾湘敏拍他。

“文革”：只有毛主席

对这729幅封面，策展人孟韬最大的发现，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形象大规模出现。比如1967年全年12期，都是用毛泽东的形象作封面。

这让孟韬感受到当时对领袖的狂热崇拜的气氛。“选用毛泽东形象，大概是当时最没有政治风险的呈现方式。”

《人民画报》老记者茹遂初“文革”期间在画报社当摄影记者。1967年全年是“毛主席”封面，1970年甚至还直接在封面刊登“毛主席语录”，这些如今看来“非常规”的举动，在“文革”的背景下，则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时人们把是否突出领袖的形象，看成检验是否忠于毛主席思想的标志。要是有人敢对此提出非议，立马会被视为“反对毛主席”。

整个“文革”十年，《人民画报》封面的发展也可以再细分为两个阶段。1966年到1970年是前一阶段，封面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形象，也有他跟其他领导人的合影，但仅限于林彪。林彪出事后，就只敢单用毛主席的形象。

曾湘敏1973年进入画报社当摄影记者时，画报封面已经不那么“紧跟毛主席”。相对于前期，政治形势已有所缓和，不会再有人主张全年都用“毛主席”作为封面。

曾湘敏拍的第一个“封面”是在他进报社一年后。1974年，他去看南京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8年改名“小红花”艺术团——正好有个小姑娘在学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把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唱得有板有眼。曾湘敏当时抓拍下的场景，被用作当年10月刊的封面。这个小姑娘就是日后电影《黄土地》的女主角薛白。

江青有一段时间对摄影非常感兴趣，《人民画报》1971年七、八期的合刊，里面70%的照片是江青拍的。那期的封面用的是一张绘画作品，画的是1936年在陕北的毛泽东。

江青照片专辑的名称叫《大海》和《俊林》，除了女民兵、工人的题材，里面还有一张林彪学“毛选”的照片。曾湘敏记得有一部跟周恩来有关的电影，里面有个情节是江青给叶群打电话，说林副统帅的照片已经登在画报上了，指的就是这件事。江青后来还送给画报一台东德和瑞士合作生产的哈苏照相机，在当时也算是稀缺品。

由于这期画报有江青参与，非常特殊，好几年前，曾湘敏就听说收藏价格涨到了两千多块钱一本。

“文革”期间，周恩来还给《人民画报》审过稿。起因据说是因为那时政治气候莫测，比如陶铸，本来是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忽然就被打倒，成为刘少奇、邓小平之下的第三号走资派。

《人民画报》担负内外宣传重任，这些“错误”当然不能犯，就把重要稿子送到上面把关。但当时文化部、宣传部也都拿不准，怕犯政治错误。到1969年3月，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主动要求给《人民画报》把关。

也有传说，当时江青对画报等几份报刊很在意，想左右言论。周恩来也是以此来对其有所牵制，控制“极左”言论。

看了两年多，到1971年，周恩来身体渐渐衰弱，就请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来继续他的工作。

《人民画报》后来搬过几次家，周恩来批示的许多原件已找不到了。毛泽东给《人民画报》题字的手稿，也差点遗失。还是曾湘敏有次到图片室翻资料，从故纸堆翻出了手稿。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些手稿被要求上交中央，画报就只保留了复印件。

“文革”后：“人民”开始增多

1971年之后，《人民画报》封面上“人民”的意味开始增多，封面已经不局限于刊登领袖肖像。样板戏剧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场面也登上了画报的封面。

改革开放后，《人民画报》的封面取材更为多样。体育题材露脸机会增多，比如1979年3月号的“第八届亚运会”、1980年8月号的“中国女排”、1984年11月号的“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风景花卉、少数民族、绘画，在《人民画报》封面登场次数也渐渐增多。

1990年代，随着国内新闻不断发展，《人民画报》也开始沿用比较职业的新闻操作方式，开始操作“封面人物”、“封面故事”等类型，尽量让封面图片跟内文相关，甚至有时是重点报道的对象。

当然，随着总编的换任，封面的风格也会有些许变化。比如可能某位老总喜欢花卉，那段时间的封面就会多以花卉为主题；看重明星效应，明星脸就会明显增多,从1987年陈晓旭以林黛玉的形象登上画报封面开始，拍完《秋菊打官司》的巩俐、在《红河谷》出演藏族公主而闻名全国的宁静，这些当时很受欢迎的女明星也都陆续成为画报的封面人物。

1999年开始，《人民画报》封面对世界性的话题有了更多的关注。而灾难事件，也破天荒出现在封面上，有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

由于生产周期长，《人民画报》的报道一般要滞后两个月才能刊出，最长延迟了4个月，现在要20天。

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时，当时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条件有限，印刷要一个多月。而之前的采访、编稿、审稿、设计、制版等流程也很耗时。

1960年，塞浦路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马卡里奥斯访问中国，毛泽东依照惯例接见了他。《人民画报》在内文中按统一规格刊登了毛泽东与马卡里奥斯会面的照片。

那期刊物还没发行，塞浦路斯就发生政变，马卡里奥斯被赶下了台。刊物已经印出快100万份。幸好一周后，马卡里奥斯的军队又把政权夺回，他重新当上了总统。

画报还遇到过险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到11月，画报才登出悼念专题，那时“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9月毛主席的追悼会的照片有他们。后来把这几个人修掉，那一排中间空了几个位置。

“上面不说我们敢做啊？这个肯定是上面说了算。”曾湘敏后来问过当时的设计人员，人家这么告诉他。

有一次是已经印刷的报道文字出了问题，画报就全社上下动员，到国图公司的书库里，每人一支笔，把画报里有问题的人名给涂掉。

这些年，《人民画报》仍然为出版周期所苦，追不上时代的变化。1999年5月8日，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在国内上下激起抗议。二十多天后，《人民画报》在6月号登出此事的封面报道。

封面照片是一个学生举着牺牲人员的遗照，参加抗议游行。“应该说很快吧。但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有点缓和了。”曾湘敏说。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平客 发自北京
2009-09-30 15:23:01

“献礼片”这个词的来源已经无从查证，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主任尹鸿认为，诞生于1950年代的献礼片与那个时代的特征休戚相关。“那时候，不只是电影要献礼，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每逢国庆及谠的生日，都会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献礼。”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用“智慧、转换和融合”三个词概括献礼片深入大众的必要条件。在饶曙光看来，《建国大业》是献礼片与观众建立良好沟通的有效尝试，它与电影商业档期的融合是一项有远见的发明。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58年的电影院，当时电影院集中在大城市，仅上海就占了80%，其余则集中在北京、天津、广州，全国大中城市建立的工人俱乐部是电影放映的另一主要渠道　图/CFP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79年的献礼片《小花》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女篮5号》是中国电影第一部正式的“献礼片”，它在1959年4月上映，为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

1959 你可能会被它的真诚打动

1951年3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多的时候，曾经举办过一个“国产电影展览月”，共展出影片26部，均为1950年内生产，其中包括《中华女儿》《白毛女》等作品，这批作品基本上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

饶曙光把这次展览看成是中国电影献礼片的“前史”。

那时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电影发行机构，隶属于中宣部的电影局，迅速成立了几个国营电影制片厂，并组建了中国影片经理公司。

尽管1951年的“国产电影展览月”还没有献礼的概念，但大规模集中展映让国产电影的关注数量得到了迅速增加。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等大城市的观众 已经习惯于好莱坞电影，这次展览，把当时尚未公私合营的私营电影制片厂排斥在外了（包括《我这一辈子》这样的佳作），也因此确立了后来延续了几十年的中国 电影创作基调——为工农兵服务。

这次展览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他题词称赞是”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新华社随后专门发了社论，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也撰文大加赞扬。

中国电影献礼片也由此在它的史前时代就定下了未来的基调：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规模性宣传方式。

事实上，到1951年，中国的电影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盈利的行业，甚至名列全国八大盈利行业之中， 这与当时国家对电影的重视有很大关系。

中国电影第一部被正式的“献礼片”是谢晋执导的《女篮五号》，它在1959年4月上映，为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

中国电影大面积献礼片建国十周年的时候诞生的。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成为繁荣文艺界的纲领，但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随之而来，1958年，全国文艺战线已经投入到歌颂“大跃进”的行列之中了。

19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创作生产为创作者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体验生活，因此，那时候，一部电影的创作生产往往需要1到2年，有的甚至更长。尹 鸿觉得，正是如此，客观上为1959年的献礼片提供了一层“与世隔绝”的保护膜——一个运动来了，电影工作者还来不及拿出配合这个运动的电影作品，风向就 开始变了，下一个运动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当时主导电影工作的是两大股力量，一股来自延安，一股来自解放区，混到一起，冲突很大。

最后从延安过来的这批人成为了主导者。

1959年国庆10周年，从9月到10月，有35部献礼片（其中18部故事片）轮番登场，其中包括《林则徐》、《老兵新传》、《春满人间》、《聂耳》、 《绿洲凯歌》、《钢铁世家》、《红孩子》、《五朵金花》、《冰上姐妹》、《风暴》、《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海鹰》、《回民支队》、《万水千山》、 《宝莲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苏合拍宽银幕影片《风从东方来》等。

这一年也因此被中国电影史学家认为是“难忘的一年”。

当时，主导电影工作的是夏衍，他是电影界的行家，非常熟悉电影艺术。他们代表的是“电影专家派”，较为讲究电影的创作规律。

夏衍亲自改编的《林家铺子》以一个资本家为主角，影片的呈现方式也十分讲究，在艺术上至今仍被认为是完美的；《林则徐》也没有狭隘性，丰满地塑造了一个民 族英雄的形象。对于这一次献礼片的片种，夏衍曾产生一种忧虑，全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缺少青春的、欢快的、喜庆的元素。因此，《五朵金花》这样具有一定 娱乐性的电影也被列入献礼片的生产计划。

这一年，中国电影的观众人数达到了40亿人次，饶曙光说，那个时候，中国电影还没有票房的概念，电影发行以人次为统计标准。1959年的献礼片及其创作高潮,标志着新中国电影范式的正式形成 。

“中国共产谠的政治意识形态，从1959年开始找到了一个体系的表述方法。”尹鸿说。在献礼片上的体现是“内容和形式、理性与情感”在这个阶段达成了高度统一，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特征与修辞风格。

“这在今天来看，可能显得比较幼稚，但是你会被它的真诚所打动。”尹鸿说。

经过10年的磨合，共产谠最终找到了管理电影“宽”和“严”的尺度。

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电影业几近全面停顿。所以到1969年建国20周年时，电影出现了无“礼”可献的情况。

1989 蒋介石不再是鬼

1979年的中国百废待兴，这一年的国庆献礼片与1959年那一次有着异曲同工的重要意义，也为后来第四代、第五代中国电影导演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土壤。

国庆30周年献礼片的筹备工作早在1977年就已经开始了，文化部在那一年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石敬野担任组长。

与1979年的时代背景相映衬的是献礼片创作上的多样性，其中不乏反思“文革”的“伤痕电影”《苦难的心》《苦恼人的笑》《伤痕》《生活的颤音》，也有充 满喜庆气氛的喜剧片《甜蜜的生活》，电影《小花》不仅第一次把人性的思考融入战争中，而且捧出了三位中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唐国强、陈冲、刘晓庆。

1979年国庆献礼片有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被两个“凡是”和“文革”所放大了的那套价值系统，在这里经历了观念的转折时期。

尹鸿认为，这使这时期的执政谠，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通过解放思想来扭转观念。

“这就是它为什么在那段时间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的宽容、自由的原因。”尹鸿说。

“《小花》等1979年的献礼片，采用了现代电影的创作手段，与原来的革命戏剧传统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个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受西方文化影响非常明显。”饶 曙光说，这一年的献礼片分三批展映，国庆30周年期间集中推出一批，其后，在1980年元旦和春节又先后推出了两批献礼片，这三批献礼片，涵盖了故事片、 科教片、纪录片、美术片等片种，其中故事片多达45部，为中国电影创造了293亿人次的观影人数记录。

1989年，中国电影处在市场经济的十字路口上，计划经济时代的电影制片厂体系受到严重挑战，国庆40周年献礼片在数量上与1959年和1979年相比有大幅度下滑。

1989年是国庆40周年、中国共产谠诞辰70周年，那一年的电影局局长是滕进贤，他主持推出了一批献礼片：《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周恩来》、《开天辟地》、《大决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

其中，《开国大典》在饶曙光眼中具有开创意义。

在这部作品中，“毛泽东不再是神，蒋介石不再是鬼”。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客观而普通的观点，但在当时却是“难以想象的突破”。《开国大典》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

1989年9月，《开国大典》公映前，在中南海举行了一次放映，几位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观看了此片，对它的基调予以了肯定。

“1989年还延续了1980年代的精神与传统。”尹鸿说。

1980年代是中国第五代导演起飞的年代，但在1989年的献礼片中，几乎没有第五代的名字。

尹鸿说：“那个年代大多数艺术家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适度保持跟官方立场之间的距离，是一种风尚。”

1999 可惜没多少人看到

人们一般会把献礼片理解为国庆纪念日专属，而实际上，纵观献礼片的历史，谠的诞辰纪念日及其它节日或纪念日也曾出现过献礼片的高潮。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秋收起义》、《重庆谈判》、《井冈山》、《百色起义》作为这个纪念日的献礼片在全国集中公映。

进入1990年代，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冲击开始显现，尤其在院线以分账制引进好莱坞大片后，国产电影进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中国电影史学家将其称为中国电影的阵痛时期，这次镇痛一直延续到1999年国庆50周年。

让饶曙光有些惋惜的是，那一年推出的国庆献礼片不乏佳作，他尤其推崇《横空出世》和《我的1919》。

据饶曙光回忆，作为献礼片，《我的1919》总算还是“在院线放了一下”，而《横空出世》干脆都没能公映，只在电视台播出了几次。

“那是非常出色的一部作品，可惜没多少人有机会看到。”饶曙光说。

尹鸿描述了当年观众不看国产电影的残酷现实：1998年全国电影产量只有四五十部。

1999年政 府拿出各种各样的资金刺激，国庆50周年献礼片为中国电影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9年出产了十多部献礼片，其中包括《国歌》、 《大战宁沪杭》、《春天的狂想》、《横空出世》、《世纪之梦》、《我的1919》、《紧急迫降》、《冲天飞豹》、《黄河绝恋》、《宝莲灯》、纪录片《中国 1949》等——1999年中国一共出产了8、90部电影，其中近八分之一是献礼片。

这一年的另一个尴尬事，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商业资本进入电影，大部分是政 府制作，拍出来的电影投资成本很低，观众根本不看。

献礼片的意识形态色彩让它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无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紧密关系。2009年，国庆60周年献礼片与商业的成功结合也成为当今时代的缩影。

新中国60周年重点影片

1.《铁人》
2.《南京！南京！》
3.《大河》
4.《高考1977》
5.《邓稼先》
6.《袁隆平》
7.《冰雪同行》
8.《潘作良》
9.《鏖兵天府》
10.《人民至上》（纪录片）
11.《建国大业》
12.《天安门》
13.《惊天动地》
14.《可爱的中国》
15.《沂蒙六姐妹》
16.《风声》
17.《谁主沉浮》
18.《万家灯火》
19.《黄河喜事》
20.《大地》
21.《秋喜》
22.《孟二冬》
23.《卡德尔大叔的日记》
24.《北大荒》
25.《额吉》
26.《鲜花》
27.《锡林郭勒·汶川》
28.《走路上学》
29.《寻找微尘》
30.《圣地额济纳》
31.《我是花下肥泥巴》
32.《星海》
33.《锦绣花园》
34.《人命如天》
35.《云上学堂》
36.《花恋》
37.《金门新娘》
38.《长安街》（纪录片）
39.《三峡伟业》（纪录片）
40.《马兰花》（动画片）
41.《麋鹿王》（动画片）
42.《月球探秘》（科教片）
（本数据由中国电影局提供）

2号那天因为在外面等人，那期报纸买了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宋任穷 国之上将，一生勤勉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2009-09-30 15:14:04

受访人：宋任穷之子宋克荒，之女宋云飞

2005年1月，开国上将宋任穷逝世，此时在原中顾委中，资历与宋任穷相当的只剩下薄一波一人。于是媒体感慨，中共开国元老一代，正在渐行渐远。

普通公众表达了更朴素的感情，在人民网，相关留言有3万多条。生前一直保持低调的宋任穷，逝世后却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很多人对宋任穷的感怀是在他1980年代初在中组部任上，平反了大批干部；也是在他的任上，一批年轻的干部被提拔使用——这是邓小平力推的政策，宋任穷坚决地执行了它。

在风雨沉浮中，宋任穷的身份发生了多次改变。但有一点一直没变，就是一生“从不收礼”的原则：在家人的回忆中，宋任穷甚至连离任、到任时的众人宴请，均一并拒绝。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中共中央“十三大”期间，宋任穷（右）与徐向前合影

总被派艰巨任务

与大将张云逸类似，宋任穷在建国之后，亦是从主政一方开始，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一个颇具考验的位置。此时是1950年初，原国民谠省政 府主席卢汉已经起义。毛泽东指示说，“凡是卢汉不愿意办的事情均不要勉强去办”。宋任穷展示了自己的智慧，他和在新政权中任职的卢汉等起义将领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对其他云南社会名流努力争取。而宋任穷另外着力之处，则是对云南当地土司头人和宗教领袖的尊重，这都保证了局面的稳定。

不过还是有些小插曲。“当时父亲有早晨散步的习惯，当地的敌特分子就利用这个习惯，男扮女装刺杀他。”宋任穷之子宋克荒说。当然，刺杀并未成功。

1952年，中央升任宋任穷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协助贺龙主持西南局工作。“这是原来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推荐的，当时邓说，我父亲善于团结人。”宋克荒说，”邓小平跟我父亲一直很好，‘文革’中间邓复出时曾想调任我父亲担任总后勤部长。后来1978年的时候，又想让他担任军委秘书长，接替去世的罗瑞卿，但都因为有人不同意，未能实现。”

“虽然父亲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包括打桥牌，父亲也是跟邓小平学的，但他没事从来不去邓家。”宋克荒说。当然，这是后话。

在西南局两年后，宋任穷被调任中央，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这依然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事，因为随后就是1955年的授衔，而总干部部负责将官的授衔人选。宋任穷最终协助当时的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完成了这项任务。

随后的1956年11月，宋任穷又被派去任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负责当时颇为紧迫的核科研基地和核工业体系建设。“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父亲的办公室里挂着元素周期表，以便方便他背诵，而且为了和苏联专家交流，他还自学俄语。”因为在各地奔跑寻找铀矿，宋任穷得了肩周炎。

4年之后，宋任穷再次被赋予新的职务，被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此时东北正因为“大跃进”之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困难重重。宋任穷在危机时刻，再次顶了上去。5年之后，东北三省“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局面”。

性格坚忍，一生勤勉

“我一直到上初三的时候，还不知道父亲的位置有多高。”宋任穷之女宋云飞说。当时因为有同学不跟宋云飞玩，她便跟秘书抱怨说可能是因为对方父亲官大的缘故。“后来秘书就哈哈大笑，说在东北谁家的官大又大过你爸爸了？他说，你爸爸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

不过，此后“文革”爆发，这个东北的最高领导，也变成了“东北地区头号走资派”。此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宋克荒成了“逍遥派”，在各个同学家中来回“暂住”，但不久，没人敢让他再住了。于是只好去东北寻找父亲。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刚被批斗完，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自杀。’”事实上，在刚开始批斗宋任穷的时候，他就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宋任穷说：“不管怎么斗我，我绝不会走自杀的路。如果我死了，你要出来为我做这个证明。”

“后来我又被勒令回北京，当时正好有一群干部子弟在北京外语学院躲着，我也跟着去了，学校的窝窝头和咸菜不要钱，晚上就睡在教室里。”宋克荒说。

而在女儿宋云飞的记忆中，此时下放到东北农场的宋任穷依然是从容的，“他平常没事就去拾粪，堆好了送到田里。人家让他喂猪，他拌猪食的时候都要把水烧开。”宋云飞说，“当时他1米73的个子，只有73斤，身体糟到这种程度，但一声都不吭。”

“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10月，宋任穷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对于复出的宋任穷来说，这再次是个艰巨的任务，七机部是负责航天的部门，也曾是“文革”的重灾区，宋任穷到任之后，厉行整顿。

一年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宋任穷接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在转折关头再担重任。四年中，宋任穷平反了包括彭真、陆定一、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到1982年，基本完成了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任务，涉及干部230多万。

此后，执行邓小平等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一大批年轻干部被启用，中共领导层实现代际更替。宋任穷在日后回忆中也说，中组部的4年“是很值得回顾的岁月”。

宋任穷一直是勤勉的。“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每个老同志逝世，只要通知到他，不管对方生前职务高低，他都要到八宝山去送。”宋云飞说，“他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去北京医院看望老同志，都是一层层病房的挨着看。”

1985年，宋任穷主动写信，要求退出一线，此后曾连任两届中顾委副主任。他在中顾委的会上说，各级顾委“不当幕后指挥”，“应当相信，新班子会比我们干的更好。”他同时也是十四大后不设中顾委的积极倡议者，并最终在十四大闭幕后，完全退了下来。这一年，他82岁。

恪守规矩，从不收礼

宋任穷一生以“从不收礼”为原则。1983年的时候，他到广东视察，陪同的有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的家人和一个外经贸部的副部长。其间有一家在澳门的国有窗口公司送来了一些电器等礼物。“结果老爷子生气了，中午饭都没吃，直接上楼了，弄得大家都很尴尬。”

1979年，宋云飞在海军总医院生孩子，当时探视只有下午3点钟之后才行。宋任穷利用下午上班前的时间去探望她。“他都已经走到病房前了，结果被大夫拦住了。爸爸说明了要看谁，大夫也很严谨，说现在不到探视时间。”宋云飞说，“爸爸听完跟人家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守规矩就守到这个程度。”“父亲一生从来不给公司之类的题字，我后来在酒店工作的时候，认识很多商界的朋友。有一次一个朋友想让父亲题公司的名字，找到我，我说太难了，他们不信。后来我当着朋友的面跟父亲提，父亲拒绝了。”宋云飞说，“后来我的朋友想了一个主意，写了一首藏头诗给父亲让他写，结果他看完了诗，用红笔把公司名字的几个字圈出来，送还了出来。”

“父亲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没有以他的名义为我们打招呼，要过钢材配额之类的东西。当时还缺烟，而父亲之前在云南工作，要打招呼也很容易，但是从来没有。”宋云飞说，“父母一直到退下来之后，洗完澡的水都留着冲马桶。家里卫生间放着很多盆，老太太为这个把腰都给闪了。”“文革”中，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毕业的宋克荒自己联系去了中科院自动化所，“文革”后，分别在多个部委工作过。“最后在一家国有企业做老总，直至退休。”宋克荒说，“我就是吃嘴的亏，有什么说什么。”

宋云飞“文革”先是在医院工作，后在一家国有饭店老总位置上退休。其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加大拿，现在是国家质检总局外聘的检验经理，在码头上检验污染物。“这辈子最大的受益，就是爸爸教会我们怎么做人。”宋云飞说。

（本文参考了《宋任穷画传》等资料，谨致谢意）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罗瑞卿 领袖“护卫”，昂然沉浮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曾俊 殷卫兰 发自北京
2009-09-30 15:10:55

口述：罗瑞卿之子罗箭

第一任公安部长

建国前，我父亲是在太原前线，当时接到毛泽东的一份电报，他回京先见的周总理，总理说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我父亲不乐意，说要跟着部队打仗。

周总理就说：你不要说了，主席已经定了。主席后来在香山别墅见的我父亲，主席说：听说你还不愿意回来？都去打仗了行吗？所以，进城后父亲就直接到公安部了。

北京是1949年1月交接，我是跟着八一小学3月进的北京。当时北京很乱，老师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把窗户关上，晚上不许出去。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2004年4月，新录用警察在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塑像前宣誓“公正执法，清正廉洁”　图/CFP

建国之前我父亲最忙的就是组建公安部，镇压黑恶势力，包括组建公安军剿匪。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好处是人民没受到伤害，建筑没破坏。但旧有的社会系统也保留下来了，比如国民谠潜伏的很多敌特都没来得及扫荡，比如保留了很多旧警察，还有黑恶势力。所以那时候矛盾也很多，新政权要逐步地渗透到基层才能真正控制住，这是很复杂的工作。

那时候公安部很大一部分职责还要负责国家安全，是隐秘战线的工作。记得后来我看了一个苏联电影，叫《仇恨的先锋》，是关于保卫苏联最高领导人的。看完电影在一起聊的时候，父亲就说主席当时把他叫去说，公安部要注意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不能像苏联那样，列宁都被刺伤，所以我父亲就成天把这个事挂在心上。

组建公安部不久，很快就到10月1日了，保卫开国大典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当时说蒋介石要派飞机来轰炸，所以开国大典是放在下午，就是考虑到国民谠飞机的轰炸，你下午来晚上回去天就黑了，而当时没有所谓夜航，后来飞机也没来。就在国庆前几天，还挫败了几起特务活动，后来开国大典没出任何安全问题。

我父亲当时是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先是让“反动谠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公安部队在他领导的十年里，协同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三百多起，建国初期配合国防军剿匪220万人，到1950年代末基本肃清国内残匪。

另外就是打击黑恶势力，什么“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后来开公审大会处决了一些大恶霸。

另外就是禁毒，我记得上海市从解放初至1952年上半年的三年中，就抓了毒犯1万多人，后来1952年三个月时间又挖出毒犯36万人，缴获大量贩毒武装的武器，到了1952年底，就肃清了烟毒。另外就是禁娼了，1951年有一个电影，叫《姊姊妹妹站起来》就是讲的妓女改造。这都是老百姓能感受到的新政权的革新，我父亲做了大量工作。

儿子“失踪”了8个月

后来我上了101中学，住校，每个星期坐电车回一次家，每次都是自己独来独往。其实我们这种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不长。

1955年授衔的时候父亲是大将军衔，后来看到很多人说当时怎么争军衔，但我没有听说这个事闹得有多大。

孩子们之间也没什么比的，我和刘伯承的儿子在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一块。当然了，对元帅我们很崇拜，但是不会去一起比。当时没这风气，比如说像曾庆红，后来都当国家副主席了，我们是一班的，聚会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就来了，也一样。包括给我们班主任老师过80岁生日，他给老师鞠躬，就是寻常的师生关系，很亲。

1958年我高三毕业，知道有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是陈庚，我跟他很熟，我去找他，大早上他还穿着裤衩，把我叫进去。我说想上哈军工，他问我想学什么，我说学原子能。

他说哈军工没有原子能专业，你去上聂荣臻伯伯的中国科技大学吧。我后来就报了，一考就上了，叶挺的儿子和我一起考的中科大。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在学校也是饿得不行，根本不够。有一次我回家，吃完了家里留的饭还不饱，我妈心疼就问大师傅为什么不多准备点。大师傅不敢吭气，后来问我：你带了粮票回来没有？我说没带。他说：下次你回来记得带着，你吃的是你爸爸妈妈的定量。

后来苏联撕毁了合作协议，我们自己要搞出原子弹来，准备1964年10月1日前试爆，于是哈军工就组建原子能专业，招插班生，我就去了。邓稼先等亲自给我们讲课，所以算是哈军工毕业的。

当时我父亲已经是军委总参谋长了，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主要是在军队这边。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以为是个机会，要反攻大陆。当时军队训练确实有些放松，父亲就搞大练兵。练得好，主席都很高兴。结果后来林彪想整我父亲，这个也是罪过之一，你要干事，总能挑你毛病。

其实我父亲一直是林彪的部下，跟林彪关系不错。但是没办法，这不是个人关系的问题。林彪要掌控军队，绕不过我爸。主席说我是军委主席，你是总参谋长，有什么事你都要向我汇报，一个星期汇报一次，你能不能做到？我爸说保证能做到。

但是林彪就说，你所有送主席的汇报，都要先给我看一下，同意了你才能送。那这样的话，我爸这个总参谋长还怎么当啊。还是得听毛主席的，所以一来二去就得罪了林彪。他要掌控军队，可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去投你所好。

196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家核试验研究所，去新疆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工作。走之前我跟父亲说，去执行秘密任务，不能告诉你们，我爸说好。

后来有8个月没跟家里联系。父亲开玩笑，总参开会的时候，说我儿子都失踪了，好几个月都没消息。副总参谋长找到我说，你爸说你失踪了。我说，不是你规定的不让说嘛。其实我爸爸当时是“两弹一星”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比谁都清楚。后来原子弹试爆成功，我立了一个三等功。

邓小平说：可惜了！

1965年底我父亲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列为彭罗陆杨反谠集团之一，被迫跳楼自杀，可是只摔成了脚跟粉碎性骨折。当时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1966年2月份，我们又要准备去新疆参加试验，结果临时让我去搞“四清”，搞社教。我当时不知道，实际上就是2月上海会议，我父亲已经倒了，我就不能参加这种机密任务了。

之前偶尔回家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因为父亲不忙了，但是父母都没跟我提过。我年轻，不会想到他那么核心的人物也会出事。我是一直到1966年5月，就是五一六通知以后，单位谠委书记才找我谈，说你父亲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向谠伸手，想当国防部部长。

我后来回家了，妈妈不见我，也不说话。当时也没有正式的把我关起来，一直到1970年，叶群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罗瑞卿还有一个大儿子在北京，就写信给国防科工委说你们怎么搞的，当时国防科工委按战士复员让我回四川老家下工厂去了。

我再回北京是1975年，主要是邓小平回来之后就给毛主席说一些老干部该放出来让他们工作，说罗瑞卿的问题是林彪搞出来的。当时每年7月30日国防部举行盛大庆典，庆祝建军节。1975年那次第二天报纸上登了出席的人，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一般后面会加一个“还有余秋里“，报纸上一直都是这么说的，结果那天的报纸上突然多了个罗瑞卿等。于是国防科委的人就开始找我们，那时候我就回北京了。父亲没多久就任军委顾问，打倒“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任命父亲任军委秘书长，这才算是正式出来。

邓小平挺会用人的，他就看重我父亲是个会干事的人，说要他把脚治好，赶紧出来工作。当时总参谋长还是邓小平兼着，他也不好说让我父亲来当，他就出了一个主意，说当军委秘书长，管理军委的日常工作，顶多是大事请示一下。所以1978年父亲去世之后邓小平就说：哎，可惜了。因为没有人帮他干这摊事了。

当时父亲还参与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出来之后，一些报纸就开始反驳了。当时胡耀邦压力很大，而我父亲管《解放军报》，不归地方上管，我父亲支持他，就让军报发后续的文章。1978年7月我父亲去联邦德国（西德）治脚的时候还记挂这个事情，没想到在德国他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

后来我最小的两个妹妹，一个考上洛阳的解放军外语学院，另外一个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小弟弟考上空军学院。我后来重新回到了国防科工委，在科技部，后来说需要一些懂技术的骨干去做政治工作，我就去了国防科工委后勤部当副政委，少将军衔退休。

再下一代的孩子，就没有在军队的了。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整理收集我父亲的材料，另外就是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反正我就抱着这个信念：大好事做不了，做小好事；小好事做不了，不做坏事。

那期报纸还有一个专题不错，分析历代兴衰的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张云逸 谠内“长者”，老将雄风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2009-09-30 15:08:27

受访人：张云逸之子张光东、儿媳曹莉冬

主政广西，老骥善谋

在解放军十大将中，张云逸可谓特别。中国近百年历史几乎都有他的足迹。

张云逸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和北伐，1926年加入中共时已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参谋长。建国后他的行政级别被定为三级，和元帅同等级别。在国共两谠中，他亦人脉广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个星期，张云逸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出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 府主席，主政广西。

张光东说，派父亲去广西，是因为中央考虑到早在1929年张云逸曾和邓小平在广西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权。而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跟桂系军阀又打又谈了八年。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解放战争期间，张云逸（前右）在缴获的坦克前与战士合影，上左二为陈毅。　图/CFP

广西是国民谠撤退的最后一站，留下了大量的特务和土匪，“而且你搞不清哪些是农民土匪，哪些是国民谠土匪，都藏在大山里，很难掌控。”张云逸儿媳曹莉冬说。

当时因为征战多年，两谠之间仇恨很深。后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的覃国翰当时被张云逸调到广西百色任军分区司令。“土匪多，国民谠的散兵游勇多。”他后来回忆说。覃国翰甚至跟张云逸发了牢骚，“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不行吗？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

张云逸回答，“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张云逸主张的是剿和抚并重的政策，他说感情不能代替政策，一方面在政策感召之下，一些头头放下武器投诚过来，后来我们自己去广西，还碰到他们的后代提到这个事情，这些后代现在都是中层干部了。另一方面加大了军事打击的力量，因此匪患很快就平定了。”张光东说。1951年5月，毛泽东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除剿匪外，另外急迫的则是广西的发展。广西当时工业是一片空白，“他利用自己之前在华东工作的关系，从上海整体搬迁过来许多工厂，包括人员设备，一起都过来了。在柳州建立了广西的工业基础。到现在柳州都是广西的工业强市。”曹莉冬说。张光东后来回广西，还碰到过很多“广西上海人”，“就是当时搬迁过来的干部工人的后代”。

而张云逸另一个大手笔，则是为当时的广西从广东省要来了从北海到东兴的地带，作为广西的海岸线。如今，作为和东盟合作的纽带，海岸线所在的北部湾经济圈，被认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这片海为广西今后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谠内“长者”，维护“大家”

1952年秋，张云逸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后来被批准到苏联疗养。归国后在家休养。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62年10月，张云逸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负责谠内监督。他不顾年老体弱，仍到各地检查工作。毛泽东曾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谠员”。

毛泽东曾说，张云逸是在共产谠和国民party之间能够对话的人。“1960年代，原国民谠代总统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后，曾专门到我家拜访父亲，叙谈往事。因为此事政治性很强，他就求家人回避。”张光东说。以至于家人们都未能看看这位著名的风云人物。

“父亲抚养了很多烈士子弟，念环姐姐是一个烈士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被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解放后是父亲找回来的，上高中她写信说想考第二军医大学，父亲专门找了总政领导交代此事。后来她上第二军医大时假期经常是在我们家度过。”

“琼崖纵队创建人之一冯伯驹同志的女儿到北京上学时就吃住在我们家，情同一家人。”张光东笑言，家里没有女孩子，“但我却有好几个‘姐姐’。”

1969年和1973年，张云逸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敦厚，待人诚恳，受人尊重。”曹莉冬说。

张光东说，“文革”中，“造反派”到处抄家，张云逸就在桌子上摆了手抄的毛主席语录牌：“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此后凡是“造反派”来家里闹事，张云逸就先念语录。

由于张云逸曾经做过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掌握着不少谠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文革”中“造反派”曾问他索要，但被张云逸拒绝。原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局副参谋长李晓光回忆说，“文革”时自己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还是毫不犹豫地接见了他。

“1980年代，当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来家看望我母亲，当时我在场，余秋里很动感情地跟母亲说，他‘文革’的时候住院，敢来看他的人很少，但父亲专门到病房去找他聊天。”张光东说，“父亲就是这样一种人，不会说你不得势了我就不理你了。”

在“文革”中，曾有人要张云逸写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张云逸回答说：“据我所知，邓小平的历史是清白的。如果说朱（德）毛（泽东）是一体，那么邓（小平）张（云逸）也是一体的。”

陈毅与张云逸一直在新四军做搭档，他称张云逸是“同志长兄”，“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而毛泽东称张云逸：“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1974年秋天，张云逸病重，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他。邓紧握着这位1929年跟他一起搞百色起义的老将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此时已经说话困难的张云逸颔首示意。当年11月，张云逸在北京逝世，邓小平代表party中央致悼词。

家风平易，温厚待人

1946年，张云逸54岁的时候，张光东才出世。张光东说，从小学到高中，自己的履历表家长那一栏都只填着母亲的名字，直到1965年，张光东考入哈军工，才开始在履历表上填上父亲的名字。

张光东上小学的时候，有人建议让他去当时干部子弟常去的八一小学读书，但是张云逸没有这样做，“父亲就让我上了家旁边的北池子小学，这是一所普通小学，这样我就有很多平民子弟的朋友，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他们也经常到我家来玩。父亲当时跟警卫员说，如果我的同学来找我，不许阻拦。”“文革”时期，张云逸本身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不过张光东的岳父当时是国家体委军管会的主任，“因为当时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没有让球，打败了朝鲜拿了冠军，岳父被说成是‘大国沙文主义’，遭到撤职后来被隔离批斗。”张光东说，“但父亲还是同意了我和我爱人的婚事，跟我们说，‘该结婚就结婚，生了小孩，我给你们养’。他还去看岳父，让他‘要放开了看’。”

张光东在1965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分配到解放军总参三部，主要搞计算机研究，在四川工作。

1980年代，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想改变部队指挥员的文化素质，就把原来哈军工的好多人动员起来学军事指挥。于是张光东到了国防大学的前身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指挥。之后分配到部队当团长，后任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

张光东至今还有不少过去的同学做朋友，有时他被人评价为“不怎么像高级干部的子弟”，“我就特别奇怪，我说干部子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他说，“我们觉得这样挺好，我们舒服，别人也舒服，大家都舒服。”

（本文参考了《张云逸大将的文革岁月》等资料，谨致谢意）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粟裕 大将之首，淡泊名利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发自北京
2009-09-30 15:04:28

受访者：粟裕儿媳李曼俊

被毛泽东两次点将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一天，毛泽东等人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毛泽东是第一个上前铲土的，他拉上了朱德，又越过许多人，拉过了粟裕，一起上前奠基。

第二天，作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前，《人民日报》记者已经称他为“常胜将军”。更大的赞誉来自刘伯承，刘说，粟裕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有两个例子表明，毛泽东对粟裕显然是看重的。第一个是，1950年，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由于当时涉及的部队已经不仅仅是他所在的三野，而是需全军协同的重大军事行动，所以粟裕建议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而毛泽东说，解放台湾之战，仍旧由粟裕指挥。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71年6月，中国共产谠军事科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粟裕（右）与叶剑英（左）在主席会上讨论问题　图/CFP

第二个例子则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毛泽东点将粟裕。“1950年7月，军委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同时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粟裕儿媳李曼俊说。

此时粟裕有病在身，当年他曾被一发炮弹击倒，此后常常头痛难忍，而且还有高血压和肠胃病。“粟裕怕自己的身体误事，请求辞去这个任务，但毛泽东坚持要粟裕去。”李曼俊说，“粟裕后来立即着手准备，但是没想到病情加重，甚至吃饭时候都不能左右看，只能把放碗放在正面一条线上，最终只能请假治疗。”

因为病情，粟裕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工作，包括之前就领命的台湾之战。“他的一个小屋里满屋都挂着地图，门背后就是台湾地图，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始终没有放下。”李曼俊说。粟裕曾3次设计攻台方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最终没有实施。

事实上，军事是粟裕一生都不变的爱好。李曼俊说，粟裕一生最爱保存四样东西——枪、地图、指南针和望远镜。就连一个非常陈旧简陋的硬壳指南针，粟裕也当宝贝收着。

“无冕元帅”

1951年，从苏联看病回来的粟裕被毛泽东点将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三年后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年，粟裕被授予共和国大将军衔。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中央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在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

毛泽东于是感叹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毛后来定粟裕做大将第一名。

1958年，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粟裕受到错误批判被迫检讨。之后，粟裕被免去总长职务，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66年，“文革”爆发，“四人帮”将粟裕列入了“黑名单”，林彪则说粟裕有“特嫌”。1967年，军科院已经喊出了打倒叶剑英和粟裕的口号。

“后来周恩来找到粟裕，对他说，国防工业系统现在处于半瘫痪状态，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就让他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到了1970年，国防工业军管小组解散时，周恩来又一次把他叫去，让粟裕到了国务院业务组，再一次保护了他。”

这样粟裕又抓了国务院的很多事情，特别是交通部。当时邮电、交通、铁路是一个部，交通瘫痪得厉害，“当时家里很紧张，经常是半夜来电话，来电话就是出事故了，而且老爷子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他就到处灭火，和造反派谈，和管业务的人谈，解决问题。这种事情是很容易被抓到辫子的，当时家里人都非常担心。”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维持最基本的经济运转就已很不容易，但粟裕考虑到政治运动过后的国家经济发展，仍做了许多前瞻性的研究部署。“几乎跑遍了沿海适宜建港口、内地需要建铁路的地点，提出发展规划，后来新建的不少港口和铁路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李曼俊说。

1972年，陈毅去世之前，李曼俊跟公公婆婆一起去看陈老总。陈毅当时输液一天输八个小时，还跟粟裕开玩笑，说自己从来“还没有吃过八个小时的宴会呢”。后来陈毅妻子张茜病重的时候，“也是我们去看她，当时粟惠宁（粟裕的女儿）和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确定了恋爱关系，粟裕把他们叫来，站在张茜的床前让她放心。”

就是在陈毅追悼会上，赶来的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说：“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不多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使身处逆境的粟裕受到了保护。

智者粟裕

1975年四届人大开幕前，军队代表团推举粟裕担任代表团团长。“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青到了解放军代表团住地。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而代表们均分散在各自房间看文件。谈话间，有人当着江青的面提醒粟裕说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给大家讲讲话。”李曼俊说。

而粟裕装作没听见，结果此人又说了一遍，可粟裕依然和旁边的人说话，江青随后愤然离开。“后来有人问起这事，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着手对部队进行整顿，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派粟裕下部队做调查。这是粟裕的一次特别行动，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军队打招呼。

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之前，叶剑英又让粟裕到部队去了解情况打招呼，“这些老同志之间心照不宣在关键时刻能默契配合。这些情况他从未跟我们说过，我们单位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他才和我们一起庆祝。”李曼俊说。

由于过去受到的批判，粟裕历史上的功绩在当时很少被提到，因此他一直不想写回忆录。七十年代后期，粟裕决定要写回忆录，“他认为自己在革命生涯中的经历和经验是许多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他组织了一个以我婆婆楚青为首的班子协助他整理材料。他口述，我们听他‘讲故事’，录音。他讲述了作为指挥员的很多思考，很有价值。这其中婆婆楚青和秘书班子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直至1988年《粟裕战争回忆录》得以出版。”

“特别要提到的是，1979年粟裕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实践和这些年对未来战争的研究，给国防大学和中央party校做了题为‘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初期几个问题的研究’的报告，被评价为“对于克服禁锢，提倡实事求是，促进我军军事学术研究，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1984年1月，粟裕的病情急剧恶化，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从广州打来电话，代表邓小平一家、王震一家和他家问候病情。

一个月后，粟裕病逝。

军旅世家

1969年，粟裕的大儿子粟戎生结婚了。儿媳李曼俊的父亲也在军事科学院任职，是粟裕的同事。李曼俊和粟戎生在101中学是同学，后来又一起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

毕业后粟戎生下了部队，从普通士兵干起，在导弹部队和美国U2飞机打游击，而本来分配到七机部的李曼俊正在一个农场种地。

因为双方的母亲都在干校劳动，所以婚礼只是双方父亲外加彼此的妹妹共6个人一起吃了顿饭。“结婚后我们两个去河北农场看他的妈妈楚青，他妈妈拿了五块钱买了一车西瓜请干校同事们吃，算是祝贺。”

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毕业后去了地空导弹部队，在1967年击落美侦察机作战中荣立三等功。后珍宝岛战事正紧，粟戎生又到了北方前线。此后，他还曾作为军事主官参加过边境防御作战。因为父亲喜欢打枪，从小训练的粟戎生也枪法很好，成了将军后还经常和士兵比赛。

1998年粟戎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晋升为中将军衔。粟戎生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获得国家专利技术十余项。他当军区副司令员7年中，先后组织数十场对抗演练，电视连续剧《沙场点兵》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原型就是粟戎生。

现在，粟戎生还是解放军军队信息化小组的成员，“还天天忙，在国防大学做博士生导师，他是有实战经验的，现在做一个桥梁，把学员带到实战演习的现场去给他们讲课。”李曼俊说。粟戎生家中还搭了一顶迷彩帐篷，军用卧具齐全，作为自己的地铺。

粟裕的三个子女都是军人出身，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舰艇上工作，后转业到交通部，粟裕又支持他到远洋轮船上工作，所以又到了远洋公司。而女儿粟惠宁也一直在军队工作，大校军衔，从总装备部退休。

（本文参考了《粟裕传》等资料，谨致谢意）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贺龙 国安定，家就安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胡贲 发自北京
2009-09-30 14:59:36

受访者：贺龙之女贺晓明

建国初，那段美好的时光

1949年大部分时间里，贺龙都没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先是去了东北，然后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最后又率领18兵团进军大西南。他的妻子薛明，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贺黎明等都还留在延安。当时贺晓明刚满两岁，她的哥哥比她大两岁，最小的妹妹贺黎明刚刚出生。

开国大典之后，向西南进军，贺龙的家属还有其他18兵团的家属，都要转移到西安去。这些刚刚从窑洞里走出来的共产谠高级干部家属们，行军的行列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保卫，而贺晓明，甚至差点就被人贩子拐跑。

贺晓明：到西安时，我们是土包子进城，什么都带个洋字。洋花布，洋白糖……没吃过糖啊。

我哥哥也土，是穿百家衣长大的。要生他时，朱老总的爱人康妈妈（康克清）拿着朱老总的旧衬衣来了，跟我妈说，也没什么东西，就朱老总这一件衬衣，可以再接着穿下去，你拿这件衣服改个小衣服。谁穿过朱老总的衬衣？也就我哥哥了。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49年11月，贺龙率部进军西南。图为贺龙正在研究作战计划　图/CFP

我们这些人刚过渭河，吃饭时我就被人贩子抱走了。后来妈妈弄了一辆吉普车，就往前面的集市上追。看见有个大人边上露出来我穿的小花衣服，就把我抢过来了——就这样，我们从农村进到了城市。

1949年11月23日，中共西南局成立。贺龙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此后解放成都，解放大西南，西南军区的总部最终设在重庆，贺龙和他的家人都在西南的几个城市之间奔波。尽管依然没有长期安定，但毕竟战争已经结束，作为“高级干部”的贺龙，一直能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并于1954年从重庆回到北京。

贺晓明：我自己最开始的记忆是在重庆。当时，我父亲和母亲都在西南局工作。然后是“镇反”、“三反”、“五反”。刚解放那会儿，国民谠的特务特别多，镇反就跟现在的“打黑”是一个意思。后来我们去昆明，我还记得在昆明街上看见斗地主，斗完就枪毙。我妈妈不让我看这些，拉起我就走。

1954年秋天，我们家搬回了北京。然后去海淀的八一小学念书。我、哥哥、妹妹都在这个学校读书。我们学校集体精神非常强，比赛都要拿第一。大炼钢铁，除四害，那么小的小孩，北京市有什么活动都参加，一次都没落下。在我的记忆里，50年代到60年代初，整个国家都特别安定团结，朝气蓬勃。

敢言贺帅，文革磨难

但对于贺家子女来说，家庭生活其实并没有真正远离过国家的变迁。从1960年代开始，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计划就被推行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革命家庭”的子女们，从小对自己的期许，都与军队、与国家不可分割。人们对解放后贺龙的许多记忆，都来自于贺晓明记忆中那段 “最美好”的时期。从1952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被誉为“新中国体育奠基人”，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庐山会议之后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罗瑞卿等一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贺晓明：中学毕业之后，我就面临选专业的问题，我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而实际上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东语系。

因为我看报考的单子里头，东语系有印度语，我觉得那个是打印度时有用的。当时东语系热极了，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认为自己将来一定要当兵打仗，东语系用得上。

那时中苏正好在论战，冲突很激烈，我妈妈就对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个系呢？学国际政治吧，“以后工作需要”。

我考虑再三，听了她的意见。我哥哥不同，我感觉爸爸妈妈把他当栋梁栽培。女孩儿嘛，就跟着干点事吧，要求就比儿子弱很多了。到中学后，那时候有勤工俭学。我哥哥是北京四中的，打铁回来了爸爸还看他手上有没有茧。如果手上有茧爸爸倒高兴，证明孩子磨炼出来了。学校还给点小补贴，打了一个月的铁，给了两元人民币。

我是1965年入谠的。我们老爷子听说我入谠了，非常高兴。那时候他在外地，我打长途电话告诉他。他正在吃饭，说为我女儿干一杯。

当时的贺晓明并不清楚贺龙的经历，庐山会议等等当代中国历史上与贺龙相关的历史事件，贺晓明都是后来才慢慢听说。直到“二月兵变”事件的发生，从彭真而贺龙，政治斗争的形势决定了谁来为莫须有的“兵变”负责。贺龙薛明夫妇也被送往西山隔离审查，贺晓明和她的哥哥贺鹏飞离开北京，与父母和妹妹都失去联系。

贺晓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这是对红卫兵最大的肯定和支持。反应最快的就是这帮干部的孩子，毛主席都这样了，咱们就破四旧去吧，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文革”中的经历我不想细谈，太乱了，整个国家都颠倒了。我和哥哥在外面躲避一阵之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父亲在1969年6月去世了。1970年我从北大毕业，此后就分配到了贵州，我哥哥分配到甘肃。

父亲去世后，造反派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间去世的。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但他自己出了许多汗，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不到两个小时，抽了两包烟。“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就回北京了，开始找妈妈。我们就写了封信给总理，什么苦都没说，就说这么多年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希望总理能尽快安排我们去看妈妈。

大概两三天后，总理就安排人来找我们。说信总理收到了，现在安排你们去看你妈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已经在北京了。我妈妈那时候身体很差，说话不利索，老要用手打比方。

国运与家运

1973年底，毛泽东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连鞠7个躬。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表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随着国家慢慢安定，从文革后期开始，贺家的生活也逐渐走上正轨。贺晓明被重新分配工作，因为毕业于北大东语系，被分配至外交部。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贺鹏飞则被分配到北京市外贸局，他以后在军队历任总参装备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之时，也主要负责军队的新装备引进与建设。2001年，贺鹏飞中将病逝。

贺晓明：周总理跟我爸爸的友谊时间是非常长的，两人可以说是莫逆之交。我妈妈被他从贵州救出来以后，他亲自交待我妈妈，说你是和贺龙同志最后在一起的人，应该把贺龙同志最后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就这样，我妈妈写了一个汇报。总理看后，非常震惊和难过。

后来我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想回北京。一个星期后有人找我妈，说你家女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要我们来了解她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妈说她都不知道，她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就这么分到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

我哥哥回来以后，先是在北京市外贸局工作，他那会儿工作特别累，成天押车，运往越南什么的。他后来因为心脏病病逝，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累的。他是2001年走的。现在走了8年，我们现在家里还老提到他。

老帅们给国家立了两个功，先是建国，然后是护国——“文革”十年，没有他们的坚持，国家眼看就要走不下去了。我们这一家，和国的命运贴合得太紧密了，只要国家安定了，我们的家就安定。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彭德怀 无私无畏彭大帅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胡贲 发自北京
2009-09-30 14:55:49

1953年，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被接来与彭德怀元帅共同生活。彭德怀膝下无子女，彭钢的父亲也早已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彭德怀视她如自己的女儿一般。

在北京，彭钢入读华北小学。这所中组部的子弟学校当时实行“寄宿供给制”，对伯父尚不熟悉的彭钢更喜欢在寄宿学校的生活。从小艰苦的彭钢对新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不适应——华北小学的孩子们来自五湖四海，刘少奇家的，罗荣桓家的……都说各地口音。也没有显得她有什么特殊的。

那时候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工作也很忙，经常出差。平时家中彭德怀没有人陪伴，他就希望彭钢能走读。但学校离家走路要半个小时，每天这一个多小时的路上时间，彭钢觉得还不如拿来看书。在她的坚持之下，彭德怀为她买了一辆自行车。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55年，彭德怀（右）与刘少奇参观海军演习　图/CFP

彭德怀总是担心侄女的安全，一到放学时间，就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说：“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不要出什么问题啊！”每次彭钢一推开家门，便看到警卫员匆匆赶来，“快去北屋吧！你伯伯正着急呢！”

彭钢说那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她热爱阅读，至今依然记得自己喜欢的第一本书，《穷儿苦狗记》。这时候，彭钢并不知道，阅读习惯成为了她后来和软禁中的彭德怀最好的交流。

1955年9月，彭德怀被授予元帅军衔。彭钢记得，“那天他穿着蓝色的礼服回来，说‘你看，像不像女人穿的衣服啊’。”这一年，彭钢14岁。

和伯父成为朋友

影视剧或者各类文学作品中，彭德怀元帅总被描述成一个“粗人”——他脾气大，爱“骂娘”。甚至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这“火爆”的脾气，他才最终遭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而真实的彭德怀，酷爱读书，脾气温和，“从没见过他发火”。而酷爱读书这一点，更是令彭钢与伯父有了更多交流。

彭德怀曾跟彭钢提到，战争年代他行军的时候总是有个皮箱，里面背着书，有一次皮箱找不到了，彭德怀很着急。最后警卫的战士找到了，他非常激动。“他总说，不读书的人，是无法认识世界的人。”

1959年，高中毕业的彭钢考取了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而此时，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境遇已经越来越窘困。而彭钢也迫于各种压力，最终休学一年，回到了北京。

1959年9月，彭钢进入西安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的彭德怀更为孤单和落寞。9月30日，被罢官的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搬往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居住。传说，这里曾是吴三桂住过的园林，解甲后的彭德怀在院子里挖地种菜，过上了农民般的生活。

彭钢说，她青年时期最先明白的人生道理就是“沉默是金”。刚上大学，她还和一些同学有来往，后来常有指导员来打听彭钢都讲了些什么，她就再也不说话了。

在吴家花园，彭钢对伯伯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1962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彭德怀又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这让他更加痛苦。

退下来的彭德怀生活受到监视，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彭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陪伴伯伯一起读书。

她推荐《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彭德怀看，挺厚的三大本，伯伯看后还和她讨论主人公巴特诺夫，很多外国人的名字彭德怀都能记住。彭德怀最喜欢《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还买了很多本送人。

他称赞这本书表现出马克思是一个从小就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意志的人，写出了马克思的个性。彭德怀的办公室里放满了书，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有《二十四史》，还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看一本小说《沸腾的群山》。

无私无畏为人民

彭钢利用休学这段时间陪伴着伯伯。

1962年七千人大会，彭德怀被加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因而彭德怀开始闭门“给中央写材料”，说明自己没有里通外国。这也就是后来集结出版的《我的自述》的一部分，给中央写的材料也被后来称为“八万言书”。这份材料彭德怀就会拿去给彭钢阅读——对她伯父的一生，当时恐怕没有比彭钢更了解的人。在“文革”之后，当彭钢写了自己的“万言书”要求给伯父平反时，主要内容都来自当时阅读的这份材料。

总结那一段与伯父的交往，彭钢回忆说，她觉得伯父的一生，总结起来就是“无私无畏为人民”。

平江起义之前，那时候还是国民谠的部队，彭德怀就在自己的队伍里搞了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民主选举。他对战士爱护有加，甚至于拿自己的钱给战士们买蚊帐。平江起义，总共才募集到了八万多块大洋的资金。其中有三万多是彭德怀自己积攒下来的钱。他把自己历年来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彭德怀当时已经是唐生智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团长。

起义之后，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一部前往，与早已在此的红四军，也就是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取得联系。这时候，红四军的状况很差，伤病很多，敌人又要来围剿，红四军希望能突围。而彭德怀带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的部队仅红五军的一部，才七八百人，彭德怀最终说服了同去的其他红五军干部，接受了当时前委的指示，留下来，为突围的红四军断后。

多年之后，抗美援朝之时，作为司令员的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参加国务院会议，各个部长都来了，各个部长都强调困难。他就拍桌子，“你们都强调困难，谁能困难过志愿军？这么多年轻娃娃，因为受冻挨饿白白死掉了。”此次会议之后，才有了全国支持志愿军的群众运动。

“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而最能体现彭德怀性格的，还是那个彻底改变他命运的“庐山会议”和“万言书”。而为了这份万言书，彭德怀是在“调研了青海、甘肃、湖南等许多地方以后，在庐山会议上他觉得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说清楚，考虑到会议快结束了，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

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的信：“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8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谠集团错误的决议》。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巨大的痛苦中生活了15年。1967年初他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在揪斗中打断肋骨，接着又被专案监禁，直到1973年4月发现癌症晚期入院，彭钢才得到允许去看他。

1974年10月，彭德怀半身瘫痪，他用唯一能动的手紧紧拉着彭钢说：“我想死后和你们的父亲埋在一起，但是他们是光荣的烈士，我却被打成反革命，我怕玷污他们……”说着眼泪流了下来。11月29日，自称“我仅是一个幸存者”的彭德怀辞世，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寄存在成都的一座公墓里。

彭德怀走后的日子

1978年，彭钢看到很多曾经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同志都陆续得到平反时，她决定向谠中央写信，为伯伯澄清冤屈。

彭钢此时意识到，伯伯一次次反复向她讲述“八万言书”，似乎早有用意。她写的就是伯伯“八万言书”讲的事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知道了，答应帮助彭钢。她从此一头埋进回忆中，写作的过程非常艰辛。从来不抽烟的她，一夜抽了一盒烟。二十多页的纸她不知改了多少遍，写了几个月的时间。

彭钢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当干部，当工人，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回到部队。在总参气象局、总后研究所、干部部、总政纪委等部门工作，曾任总政纪委副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少将军衔，是十三届中纪委委员，十四、十五届中纪委常委，1998年底退下来。

做官越久，她越能体会到伯伯的不易和勇气。在她从事纪委工作期间，很多上级领导不好处理的事情，最后就派彭钢去“排雷”。有些本来查好的案子，由于一些原因，上级领导犹豫不决，就让彭钢重新写报告，甚至吃饭时也有领导劝她，“你手抬一抬就过去了”。彭钢说：“首长，这不是抬不抬手的问题。”

2007年，有朋友来告诉已经退休的彭钢，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免职。审判时，他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只有一项，死都不承认。他曾给某军事学院批了几千万，凭他一贯的做事方式不可能分文不取。王守业急了，无奈地喊道：“我敢吗？那个‘铁姑奶奶’的侄子在那里工作，我不是往枪口上撞嘛！”

王守业提到的“铁姑奶奶”就是彭钢。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家运即国运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9-09-30 14:51:25

■编者按
共和国六十年，也是亿万个家庭的六十年。无论是寻常人家还是红墙内外，一个个家庭的沉浮悲欢背后，均紧密折射着这个国家的曲折动荡。

对那些红墙人家而言，因为离核心更近，他们的感受，往往也更为敏感和激烈。与此同时，在关键时刻，这些红色家庭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以说，那些革命元勋在转折关头的勇毅举动，既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也是为了自己以及更多的家庭走向幸福。

国运深刻地影响家运，而家运亦折射出国运。家与国，本来就是同生一体，甚或可以说，家国同命。当每一个家庭都幸福之刻，也是这个国家繁荣昌盛之时。

在此刻，我们记录下六个元勋家庭的60年家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折射和记录下共和国的60年历史。而包括元勋家庭在内的所有中国家庭的幸福，都值得尽力去维系。

2号那天因为在外面等人，那期报纸买了
家猫战斗力 发表于 2009-10-4 21:39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这期内容和设计颇有收藏价值，鉴于意义重大特此贴上来与众坛友分享！

支持共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北京
2009-09-30 16:13:31

9月20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在人民大会堂首演。以两个半小时、五大乐章、36个曲目、3200人的演出阵容，呈现自1840年到2009年的中国发展历程。通过安检之后，服务员给记者佩戴了一个红色的《复兴之路》出席证。

走进人民大会堂，首先看到的是巨大的台阶，从舞台后区顶端拾级而下，直铺向舞台前区。台阶中央区域挖开了一个直径达20米的圆形空间，是一块巨大的屏幕，空间下方，一个后高前低的矩形台面铺展开来，在台口豁然开朗，构成一个独特的表演区。台阶上布满白鸽，一个身穿白纱的女孩，手捧鲜花，站在台阶上向着观众微笑。临近演出开始，庞大的身穿白裙的合唱队员，在大台阶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形，充满庄严的仪式感。她们在长达2个半小时里不停歌唱，配合舞台不停表演做出各种动作。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庆典形式。1964年共和国15岁生日时，《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1984年共和国35岁生日，《中国革命之歌》在中国剧院上演；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复兴之路》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作为60周年庆典的开幕式，它在9月28日晚上给以胡锦涛为首的谠政军领导人专场汇报演出，中央电视台做现场直播。

班底

去年8月24日奥运会闭幕式结束后，张继钢在贵宾室接受中央领导委任，出任《复兴之路》总导演。

此前，文化部专门召开专家论证会，决定落实中央指示，创排《复兴之路》。李长春及刘云山、刘延东先后批示达五六次之多。在看了奥运会开幕式以后，他们决定由张继钢担任总导演。“当时艺谋和陈维亚都在场，他们都感觉到让我来做这个事很合适，也希望我能够做好，因为前面有过《东方红》，我当时特别激动，和张艺谋咬耳朵说，我一定会饱含深情去做。艺谋也说你一定要做好。能够再次得到国家的信任，我感觉很荣光。”张继钢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9月17日，残奥会闭幕式结束后，张继钢回家休息了一天，19日就约了文化部的领导见面。在借鉴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上，他们成立了核心创意小组，文化部副部长陈晓光、特别巡视员曾庆淮、词作家阎肃等人进入这个小组。

去年10月15日，第一次核心创意组的全体会议在美术馆后街的康铭大厦召开。作为主办方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北京市委、市政 府，也派代表出席。

很快，核心创意小组召集全国文艺院团精英，分别汇集到北京海淀的武警森林指挥部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过五个月的创意策划，通过艰难的寻找和发现，张继钢领导的核心创意小组拿出了《复兴之路》的演出方案，又经过二十多次的补充和修改，初步形成了给中央领导的汇报方案。

今年1月22日，陈晓光总指挥、张继钢总导演和阎肃代表的核心创意小组，向刘延东国务委员和文化部部长蔡武汇报《复兴之路》的创意方案。2月13日，他们向《复兴之路》顾问组汇报方案，参与了《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的周巍峙、乔羽、金冲及、张海鹏等人提供了他们的意见；2月26日，张继钢和任卫新、孟卫东等人到中南海向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国庆领导小组组长李长春等高层汇报修改后的方案。

3月19日，张继钢和阎肃、任卫新等人再次前往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汇报方案，胡锦涛听完汇报方案后发表了“人民满意、中央满意、国际社会好评”等期望，要求他们务必“打造精品力作”。回到驻地后，张继钢将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张贴在会议室里。

3月23日，在文化部301会议室里，刘延东向核心创意小组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发放带着国徽的聘书，《复兴之路》从此结束创意策划工作，转入方案落实、排练阶段的工作。

排练

2009年4月6日，来自全国各地四十多名舞蹈编导集中在北京，正式启动《复兴之路》舞蹈创作。6月26日，《复兴之路》的分散排练工作在北京九个排练场地全面展开。7月26日正式开进中国农业大学进行分章节排练。

8月2日，舞美队进入人民大会堂装台。8月24日，《复兴之路》剧组正式移师大会堂，进行最后阶段的联排、合成和彩排。9月14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第一次带观众彩排。15日，中央领导审查《复兴之路》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

因为是编年体，《复兴之路》专门设立了讲述者，为和以往文艺晚会演出里的主持人区别开来，张继钢请来了奚美娟、徐涛、温玉娟，他怕那些明星主持人会干扰观众的观赏和思考。力求客观、冷静叙述历史，不要“啊，我们伟大的时代”的主观和亢奋。

在创作过程中，几乎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个字一句句话抠出来的，经过严格、挑剔的品头论足。《我的家园》，阎肃和八一厂的剧作家刘星各写了歌词，刘星的歌词里有“回家的路千里不远，看家的心万代不变”这样的佳句，但在阎肃“山弯弯，水弯弯，田垄望无边，笑甜甜，泪甜甜，一年又一年……妈妈脸上又见皱纹添”的自然、贴切面前，就被舍弃了。

【新中国六十周年】“60年·60人·60问”系列专题之九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采访整理
2009-09-30 14:40:49

我们没有史诗，是因为思想缺乏力度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陈忠实（小说家）


我是从报刊的统计数字里知道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巨大数字的，也从我周边的生活环境能亲自感觉到。这种繁荣景象起码证明了一点，那些敏感于文字进而喜欢创作的人获得了表述的空间，把文学创作的神秘化自然而然淡化了。

我想谁也不会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持异议，而在于对高水准长篇小说的比例太小不大满意。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期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出现。

从题材来说，上个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的有思想的人，抑或从资料获得具体而又鲜活的生活史实的作家，很难摆脱对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命运的思考，也很难舍弃在独立思考里形成的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会潮起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自然就会有小说创作。这一百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对这个民族百余年来反复的心里剥离的痛苦和欢乐，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异彩呈现的艺术景观展示，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

作家们现在获得了独立思考和独立体验的社会氛围，不再受制于某些极左思想限定的狭窄小径，有勇气也有责任面对自己先辈所打开的百年变迁和历史了。

我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铁皮鼓》、《百年孤独》这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

这似乎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物质的文明高低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史诗作品，都是在旧俄的农业时代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产生时，苏联正处于物质最贫乏的战争恢复期。《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生活的哥伦比亚，用我们的话说也是一个属于发展中的国家。

对于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讨论，一直都在持续着，多家评论杂志和文学专业报纸，有许多认真的研究文章阐发着种种见解，我从中曾获得很富于启示的收益。在诸多观点和诸多因素里，有一个主和次的判断，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说到思想，似乎是一个容易敏感的词汇。思想似乎沾惹到政治，说到政治，似乎又很容易招惹令人厌恶的极左或平庸的教条。我想应该早就排除极左政治的阴影了，尤其不能把极左政治等同于政治，不能因噎废食。富于理论高度和深度的政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光明之灯。应该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情绪里摆脱出来，恢复对建设性的政治的热情。既然作家都关注民族命运，就不可能脱离系着民族命运的政治。

作家的思想还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这是常识。作家独立独自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就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作协不是文学的敌人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赵长天（上海作协副主席）

很多人对作协不了解。经过历史演变，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协已不是文革以前那种意识形态斗争激烈、能决定一个作家生死的机构了，现在作家对作协不满，可以公开退会，也不会有危险。

作协成立的时候，确实是有应政 府意识形态的要求成立的组织，它希望作家为政 府写作，为政 府服务，所以那个时候叫政治工具。但是到了1978年以后，作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家有了一个共识：文学写作，它不能成为政治工具。

当时邓小平亲自肯定这样一种说法：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也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提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现在是作协最好的时候，它比以前都要开明。有人加入作协，有人不加入，都是个人选择。

作协过去可能是一个权力机构，今天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机构。在1980年代以后，作协的功能有很大改变，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文革”以前比较有很大淡化。

当然，谠和政 府对于文学不可能没有要求的，毕竟它是一个由政 府拨款养的机构，对它所能管到的地方当然要管。但是现在，谠和政 府逐渐知道文学规律是什么，按照规律来做事情，你不能违反文学的规律来管。

作为一个管理者，它现在越来越聪明了，知道怎么按照规矩来管理，按照规律来管理。比如上海建设洋山港，它就会建议、提倡作家配合，组织你去采风，它绝对不会强迫某个作家为此写作。它只是希望你写。

比如说政 府创办的“五个一工程”奖，它会更多考虑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它绝对不会说强迫一个作家写作，而是让你自愿参加。我觉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政 府采购，它是比较符合规律的。

为什么作协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这个社会发育还不够完全，比方说西方有很多私人的基金会，它会对文学作赞助，现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机构比较少，那么只能政 府来。这个代行做得好还是不好，可以大家来评判。

但说实话，作协它没有太多权力，它不是一个权力机关。开个玩笑，作协的领导想要贪污可能都比较难贪污，因为没人给他送贿。作为一个被纳入财政编制的机构，一个行政机关，作协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它提供的服务还不够，办事人员对会员有时不够热情，服务意识还不够强，工作还有待改进。

我觉得作协最理想的状态，除了现在的功能和作用外，是把服务的功能怎么发挥得更好一些。有很多事情还可以做，比如在法律援助、版权纠纷和打击盗版等这些事情，在保护作家的权益方面作协能做的还有很多。

不做先锋又如何？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毕飞宇（小说家）

我决定不再做先锋小说家。1994年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创作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写作越来越累，那种伴随着写作强烈的生理快感找不到了，写小说没有乐趣了，也发现不了我内心情感的涌动。我意识到在创作上可能出了问题，但究竟是创作道路还是自身创作能力的问题，不清楚。

那时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某一个深夜，我重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他以前在我心中是文学的惟一式样，是高不可攀的范本，但是那天夜里，我作为一个人去读的，我发现，我一点都不爱他，伴随着巨大的沮丧的同时，我也发现我可以离开这样的文学道路了。

第二个就是感谢汪政，有天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小说里的人物到哪里去了，以前的作家是伴随作品中的人物在一起的，到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作家，至于这个作家写的哪些人，确实想不起来，我觉得这两点对我的刺激比较大。

我决定从先锋文学的道路上往回撤，从过多的玄思、过多的哲学追问、过多的历史探究里面，我准备把闭起眼睛的那种玄思状态停下来，我打算把眼睛睁开来往脚底下看。很长时间里我在写作上极其困难，我重新开始去找一种语言，一种叙述方式，甚至逗号句号都要重新分配，那时候作品写得很糟糕，难以辨认的面貌。一直到了《青衣》我才找到写作的感觉，语言要平实，人物要鲜活，对话要生动，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塑造人物这方面的弱点。就把精力往这块投放。在创作上我回到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回到说人话、心贴心的写作上。

回过头去看，中国的小说能够回归到叙事的道路上来，能够在伤痕文学过后终于意识到中国小说该怎么写，先锋小说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到后来先锋小说成为流行的风潮，包括我在内的一群人哄上去，一种伪先锋的姿态出现，炮制了大量的垃圾。

有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鹤立鸡群，故意把自己搞得不是人，这是高度市侩气的一个东西。

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没有高举个性旗帜的作家，踏踏实实的站在地面上，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写作。那些大张旗鼓地高呼个性的作践的作家反而是抱团的，作品反而是相似的。

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用打包的方式和许多作家、作品捆在一起，这时候他是危险的，应当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应当走一条别的道路，你应当有一个自我意识，从这个包裹里挣脱出来。在创作上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我的作品在一起过日子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