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六十周年特刊】让每一个中国人也站起来！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国家机器】重刑 国家刑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2009-09-30 14:35:05

对于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国家机器在各个时代的启动方式各异。

建国初期对贪官刘青山、张子善施以死刑，被认为是严于治史的教材。

开启死刑易，慎用死刑难。60年，走向慎刑路途艰难。幸而，近些年，慎刑方向已是明晰，进步屡在显现。

国家暴力不只是体现镇压职能，更应慎用，并侧重于保护公民权利，终成国民共识。

千余名在四川省监狱服刑的犯人将在10月1日前回家。近日，四川省法院正加紧集中办理这部分在押犯的减刑、假释。十一前恩赦罪犯，在该省监狱史上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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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保定市举行公审大会，公审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判两犯处以死刑。 　图/CFP

临近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一场面向全国罪犯的特赦，能否从民间建议变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策，尚未明朗。

此前，呼吁者力陈，今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威武之师和钢铁兵器展现之时，亦是执政者昭示宽仁人道、与民更始的良机。

最高法院的一位刑事法官说，特赦和死刑废除一样，道理很好说、实际不好做。坐在位于北京市花市北大街的死刑复核庭办公楼里，这位法官盼望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死刑复核工作的高压，让他不堪重负。

两个月前，最高法院公布了五起不予核准死刑的案例，披露了说服被害人家属的艰难过程。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引发国内外观察人士的关注。

84岁的刑法学者马克昌从中觉察出细微的变化，“有点‘市民刑法’的味道。”

这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期许。

以镇压、维稳为要任的“国家刑法”观念主导了中国社会太长时间，稍有松动就让人心生希望。

“三反五反”的两声枪响

有人说，1951年保定大校场的两声枪响，换来了中国至少20年的官场平稳和人心安定。

被处决的是刘青山、张子善，都曾任天津地委书记，在中共建政仅两年后，他们成为严刑峻法警戒贪腐的首部“教材”。同时，这起建国后最著名的死刑案，几乎奠定了其后60年反腐中死刑适用的基调。

当时刑法尚未制定。据知情者回忆，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量刑的意见。结果，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party员干部的意见是，同意判处刘死刑的535人，同意判处张死刑的536人。

party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上述材料后，又请party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毛泽东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有关人员在看守所和两人做了最后一次谈话，告知了处刑决定，张子善只说了四个字：“能上诉吗？”

最高决策者决心已定，没有任何余地。当刑车驶进大校场中央，民警将刘青山、张子善从车上押了下来。刘青山一下地，僵硬的双腿似失去知觉，他想努力站稳，但还是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在民警的押解下，他自己走向土坑，跪了下来。张子善则几乎是被民警抬下车的，两名民警架拖着将他带到土坑前跪下，人们看见他脸上湿乎乎的，满是泪水。

两声枪响后，前来观刑的人们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毛泽东后来曾说，杀了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毛泽东说：“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他还说，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慨叹事出无奈，是不得已为之。

毛泽东这番话，实际上也是1949年后至“文革”前的死刑政策：不能提不杀，像大贪污犯、反革命犯这种“老百姓的直接冤头”，少数还是要杀；但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死刑价值观在那个时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播下种子。

事实上，刘、张贪案定下来的“少数贪官一定要杀”的基调，从未改变。对震慑官心、稳定民心，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从2000年到2007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四位省部级高官相继被执行死刑。他们的死，均获民众一片叫好，与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时的大众反应并无二致，让人对当年毛泽东说刘、张案时的一句“治国就是治吏”久久回味。

近年来，随着学界和司法界对经济犯罪少用死刑的呼声越来越大，司法界对贪污适用死缓乃至自由刑的案例越来越多，不时有人对刘、张获死刑表达过不同看法，认为枪决过于严苛。国人对贪腐的痛恨和对死刑的残酷性认识相互交织，“贪官可否免死”的话题常辩长热。有学者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已成为国民对废除死刑态度的晴雨表。

“文革”时期的国家刑法观

古希腊先哲说，国家的一切刑罚措施都应引导人心走向良善，改变不义而恢复灵魂中的正义。但“文革”时期的国家刑法观走向极致，暴露出对个人生命和权利的巨大吞噬力。没有什么比文革期间的张志新事件更令人扼腕。

张志新生前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仅仅因她指出“文革”走的是左倾政治路线，质疑个人崇拜，就在狱中被百般凌虐，枪决前甚至被割掉喉管。后来为她平反的任仲夷说，张的唯一“罪名”是，公开说出并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是对组织讲的。

“割掉喉管啊！”提及那段历史时，马克昌只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谢越1979年接受记者陈禹山采访时回忆，当年辽宁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不搞破坏的。高振忠是砸烂公检法中的幸存者，虽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15年。他认为，这已超过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6个“恶毒打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仅仅是张志新案件中的一个片断。

对于张案，至今国人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下达的虐杀命令，是谁具体执行了虐杀命令——他们都是那个疯狂年代的螺丝钉。

政治学者任剑涛说，国家暴力担负的是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责，因此具有正当性支持。但国家暴力在体现镇压职能时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定，以避免国家暴力滥用而伤害它本应保护的公民权利。

1979年之前，死刑的适用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当国家机器开足马力之时，一切都可能被它裹挟其中。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间，平反类似各类冤假错案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由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

呼唤慎刑

1979年，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诞生。紧接着，“严打”已经来临。“从重从快”带来的命案必破、刑讯逼供、多用死刑，成为国家刑法观时代刺眼的标记。

“严打”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称，迄今为止有三次，分别始于1983年、1996年和2001年。初衷是为了扭转日渐恶化的社会治安形势。严打期间，各地召开公捕公判大会；破获的各类案件，一律从重从快处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从死刑政策上可见一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只有27种，到1995年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近3倍。死刑复核权随之下放到各高级法院，成为日后维护地方安定的一把利器。

但严打的一些负面作用，在某些案子中也逐渐显现。

2005年，“杀妻者”佘祥林之妻意外出现，身陷囹圄11年的他重获自由身。11年前，他被警方办案人员指为杀妻，险些被枪毙。

佘案发酵后，一位当年涉案的警察畏罪自尽。国人发现，“刑讯逼供”这个自古以来冤案的元凶，依然在中国社会里存在：除了佘祥林，还有杜培武、聂树斌以及刘涌案。

黑老大刘涌被捕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嚣张至极的话：“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极具讽刺的是，正是对他受到警察刑讯逼供证据的不同认定，两级法院作出了不同判决，引发了国人60年来对个案最大规模的激情公审。该案最后以最高法院提审该案，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告终。

曾为刘出具专家意见书的刑法学者陈兴良有过一个时空倒错的想法：如果佘祥林案发生在2003年，刘涌案发生在2005年，对刘涌案的看法还会那么一致地“国人皆曰可杀”么？在刘涌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中，被否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恰恰就是避免佘祥林这些冤案重现的法律规则。那么，刘涌案和佘祥林案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刑事司法又能提供何种答案呢？

学者任剑涛给出了政治学上的答案：国家暴力是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而不是单纯用来灭罪的暴力手段；国家暴力是用来有效甄别罪与非罪界限的程序安排，而不是用来维护自身存在理由的方式。

这种观念在近十年来才开始传播，以至渐被一部分人认同。1996年，刑诉法修改加入“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2002年，陕西律师朱占平完成了直闯最高法院、要求枪下留人的惊天之举；其后，此举引发了1949年以来首次关于废除和限制死刑的大讨论，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刑罚观启蒙。

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行使，“宽严相济”成为1949年以来首次提出的刑事政策。马克昌希望，“宽严相济”能向侧重宽和转变，只有观念上彻底变化，司法中的痼疾方能根除。

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国家刑罚这部巨大的机器，是时候作出调适了。著名刑法学者贝卡里亚在传世名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道出了调适的一般规律：

“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打倒一头狂暴地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适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国家机器】制服 “国家机器”怎样换衣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发自北京
2009-09-30 14:24:07

军服、警服与法袍，是“国家机器”的外衣。60年来，这些制服数度变迁。制服变迁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形势、时代潮流与国家治理理念的流变……

在普通人眼里，军人、警察、法官与检察官，都身着制服，颇有威仪。这威仪，其实来源于国家机器不可冒犯的权力，制服本身也因此成为权力象征。

60年沧海桑田。当年中国老百姓在西方人眼中是清一色的灰“蚂蚁”，到今天，街上俊男靓女们的衣着，已是一片姹紫嫣红。

一贯沉默威严的国家机器，也在应时而变。从军队、警察到法官、检察官，60年来，他们的制服也随着政治形势与时代潮流，不断变迁。

军队制服：国家机器的正规化

在许多电视剧里，漂亮的红军女战士穿戴着整齐的灰色制服，头顶八角军帽，英气逼人。可惜历史记载显示，当年的红军部队的制服从未完全统一。

统一的军服始于1950年5月1日，解放军士兵们开始换发50式军服。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服装的制式和标准。军队首次装备了国际军界通行的大盖帽。

5年后，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中共中央决定参考苏联的军衔体系，在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

随着中苏关系日渐恶化，一些领导人视军衔、勋章等，为学习苏联的产物。许多人要求取消军衔制。军衔制遭“炮轰”的另一个原因是，军衔制度的主要负责人，正是即将遭受厄运的彭德怀。

1965年6月1日，全军换着65式军服。将55式军服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兵种及各种勤务符号全部废除，只设夏服、冬服两个系列。陆军服装为全草绿，空军上草绿下蓝，海军为全深灰。

从此，中国从排长到三军统帅，服装都是一样的。怎么区别干部和士兵？数数上衣口袋——四口袋的是干部，两口袋的是士兵；而要区别男女，只能看上衣是大头领还是小翻领，这也算是世界军界罕见的现象。

65式军服及其“改良型”一直用到1985年，成为解放军历史上装备时间最长的军服。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没有军衔制的部队将士不分，在战场中遭遇血的教训。1980年代初，中国一个军方代表团访问美国，由于领头的将军没有军衔，美方非常为难：“我们该以什么规格接待你们？”

折腾近30年后，军队正规化建设重新启动。1988年，军衔制再次恢复。全军在经历了85式军服的短暂过渡后，开始换发87式军服。

作为第二套“军衔服装”，大沿帽、军衔肩章和新式帽徽、领花等，再次回到解放军官兵的身上。

其后，军服经历数次小改，花样、面料日益丰富。到2007年，以驻港澳部队穿着的97式军服为基础设计的07式军服启用，成为解放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换装，涉及礼服、常服、作训服和标志服饰4个系列共644个品种。

此时“中国崛起”已成热门话题，军队换装当然马虎不得。2005年3月，总后军需物资油料部门成立了军服改革总体论证组，一改“闭门造车”的习惯，向外征集多家服装设计公司和院校的草案，随后经11轮修改后经中央批准通过。

今年的国庆60年阅兵，将是07式新式军服的一次大检阅。

警察制服：淡化专政色彩

警察在中国的出现还是在上世纪初。1902年后，清政 府仿效东西方各国建立警察机构。到1908年，全国才有了统一的警察服装。

1928年民国政 府成立，警察改称公安，警服也先后经历了11次变革。今天人们在文艺作品中，对反动政 府的警察的印象是“黑狗子”——黑色的警察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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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警服　图/CFP

1949年1月31日，北平市和平解放。5月，新成立的北平公安局首次配发了夏装。人民公安的男女服装都是草绿色，男服上衣为4口袋的中山装，下衣为马裤；女服为列宁装——清晰显示出苏联的影响。

新中国的公安队伍无疑脱胎于解放军。当时公安部门的主要任务还是扫奸除霸、对敌斗争、打击犯罪。但从1950年起，警察的制式服装开始与解放军区分开来，颜色方面以蓝白为主。当时军队搞正规化建设，公安队伍建设的方向是职业化、正规化。

1953年，公安部设计了人民警察55式制服。上衣变成草绿色和白色，重新戴上了大沿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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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警服　图/CFP

大的方向转折出现在1966年。国际方面，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全社会弥漫在“极左”氛围中。公安部门希望强化其国家机器的形象。1966年3月，公安部向国务院打专题报告，要求新式的民警服装制式、技术规格和质量均与解放军干部相同。报告被迅速批准。

从此，所有干警的服装样式全与解放军干部服装相同。公安各警种服装的上衣成了草绿色；下装均为藏蓝色。过去穿着列宁服上衣和裙子、英姿飒爽的女警察，也泯然于草绿色中。

这一服装一直持续到1972年1月，为区别军、警服装，突出人民警察的特点，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改革人民警察服装的通知》。人民警察服装颜色由草绿色改为藏蓝色。

1980年代后，中国向正常社会回归，军队和警察的正规化建设重新启动，警服又经历了83式、89式的变革。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颜色多为米黄色到绿色、橄榄绿色等，与军装颜色相近。款式都以中山装为基点，特别注重上装四只口袋的形状——这四口袋，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公家人”的象征。

历次变革，都没有改变警察制服的“专政”底色。

改革开放后，随着军队从社会日常生活淡出，警察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日常力量。此时，中国已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和世界交往。老式的警服具有鲜明的专政色彩，显然落后于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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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式警服　图/CFP

现行的警察服装是1999年换发的。新警服既要体现执法者的尊严，又要使百姓感到亲切，还要和国际接轨。1999年4月，公安部召开警服设计发布会，五百多套设计方案参加招标。经过一年多反复讨论修改，最终推出99式警服。

99式警服与此前警服最大的区别是，选用国际上警察通用的藏青色或藏蓝色，显示出与国际接轨的姿态。虽然专政职能不变，至少，中国警察从外形上终于走出了军队的草绿色。

法官制服：“西化”的争议

2000年5月1日起，全国法官开始大换装，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统一换着黑色凝重的法官袍，基层法院的法官改着西装。

在中国，法官身着法袍，似乎是一场百年的轮回。

中国的法官服最早可以溯及清朝末年。当时变法修律，改革官制，从日本、德国引进大陆法系司法制度，同时也引进了黑袍式法服。

到了民国时期，法服在黑袍上镶着红、紫、白三种不同颜色的边，来区分推事（审判官）、检察官、律师。都戴方形的黑帽。黑袍的红色、紫色、白色，分别象征公平、正义、青天、清白等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警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法院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并未获得重要地位。法官没有法服规定，审判人员穿着中山装样式的干部制服。

到1959年，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文革”中，公检法系统被全部“砸烂”，1972年后得以恢复。

到1980年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问题产生了：法官和检察官们，应该穿什么服装？

这问题过去还没碰到过。于是司法部为特别法庭设计了三种法服款式：黑袍式、制服式和西服式。制服制作了样服，试穿征求意见时，被一些人认为不伦不类。而黑袍更是遭到炮轰，被直接否定。

最后，在特别法庭中，法官、检察官、书记官穿藏青色毛料中山装，律师穿浅灰色毛料服，都不戴帽子。

到了1984年，军队、警察的着装都在日渐正规化。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全国法院系统首次统一着装，采取了军装式法官服，佩肩章，戴大沿帽，和警察区别不大。

事实上，当时许多行业统一着装都是大沿帽式的制服，目的只有一个，沾上点国家机器的威严，工作起来方便。

由于法官服在外形上与军警制服颇为相似，也没有摆脱行政色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老百姓分不清楚法院和检察院的区别，也不知道他们与公安有什么区别。许多人的印象是，公检法是一家，都是政 府的行政部门。

这样的着装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而被批评。到上世纪90年代末，警察制服都已开始脱离军队色彩，法官的军装式制服，已面临不改不行的局面。

时任院长为肖扬的最高人民法院，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外国经验，于2000年推进改革：大盖帽、肩章消失了，胸徽成为审判人员的司法标志；新式审判服为佩戴胸徽的西服式制服，颜色选用国际上司法人员通用的深色；法院审判人员开庭审理案件时，基层法院法官身着西服式制服，中级以上法院法官着法官袍。

这一形式上的改革尚不能说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复位，但从符号意义上，法官服饰的改进具有分水岭意义。

激烈的争议伴随着法官袍的改革。支持者认为有助于树立法官威仪，推动依法治国理念。反对者的理由一是它单纯模仿西方，不适应中国实际情况；二是建设法治国家，涉及到中国的体制改革，在法袍和法槌上大做文章是避重就轻。

虽然法官的法袍已经固定化，在2008年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但相关争论并没有结束。随着司法改革的方向在调整，已经穿到法官身上的法袍，在一些地方又有脱下来的可能。

河南省高级法院是推行“司法大众化”的急先锋，最近很出风头。该院院长的一句名言是“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国家机器】军队 共和国动用军队的六大时刻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发自北京
2009-09-30 14:17:06

■编者按：根据《辞海》，“国家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家的一种形象化称呼，谓其像一架结构复杂、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机器，以维护政权，镇压敌对分子，防御外来侵略，主要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60年前，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机器建立。60年中，虽然历经风雨，国家机器保持着不间断地运转，保证政权的运行。对社会而言，国家机器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对个人而言，开足马力的国家机器每个人都可能裹挟其中。因此，关注国家机器的演变，更能显示一个国家的本质变化与时代变迁。而60年，亦可以看到在国家机器面前“人”字的一步步变大。本专题从若干个小的切口入手，希望能展现庞大机器变化的一些轨迹。往往在治理秩序受到严重挑战时，国家机器便会动用军队，重建秩序。回顾60年历史，在6次重要时刻，共和国启动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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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1949年：接管政权

1949年，新政权已将中国大部收入囊中。但是，新中国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棘手问题。

虽然政权已立，但各地方的忠诚度还尚有差异。在华北、东北这样的“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中国共产谠的基层政权也相当稳固。而在华东和华中大部，西北，以及长江以南的广阔土地，尚缺乏组织方面的资源，或是群众对其的感情。国民谠的残余部队、秘密社会等离心势力，并未完全臣服于这个新生的政权。

在城市中心，新政权需要立刻建立公共秩序，恢复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并控制失业现象。而共产谠潜伏在城市中的地下力量也分布不均，只能作为政权更迭时的辅助力量。新政权控制区快速地扩展，使得进行全国统治的人力资源与技能都捉襟见肘。

以上形势决定了新政权最初的统治带有一定的军事色彩。中国被分成了六个大区，其中中南、华东、西北和西南由军政委员会管理。而基础牢固的华北和东北则交给人民政 府，以示军事任务胜利完成。

政权建立之初，人口在5万以上的大中城市都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虽然军管会是临时性的——一旦条件适宜就将被文官政 府取而代之，但却是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当地驻军最高首长担任主任。中央直辖市和重要大城市的军管会领导人，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任命，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粟裕、黄克诚等军队高级将领都曾任过此职。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也明确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谠政权机关。手中握有枪的军管会的权力极大，凡入城部队及谠政军民机关均须接受其统一指挥。军管会可以发布戒严令，并依据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之政纲，发布临时法令。从镇压反革命、清除残敌，到接管公共机关、公共产业，再到发动组织革命群众团体等，均在其任务范围之内。

军管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按系统、按性质分别设立了行政、军事、文教、交通、财经等接管委员会。那些佩戴着印有“军管会”字样的红色大字布胸章的军管会人员，奔赴各单位接管。

一直以来，军管会都被中共视为完成新旧政权平稳过渡的有效手段。不过，信奉“谠指挥枪”而非“枪指挥谠”的毛泽东，也在制度上有意限制着军管会的权力——六个大区的谠的第一书记这一关键职务都由政工人员担任。

随着新政权的逐步稳定，几个月后，军政委员会就变为协调和监督机构，职能日益被新政 府直接承担。到了1954年，这些军事大区的权力已被逐渐转移到了中央，完成了历史使命。

2　1950年：朝鲜战争

1950年初国内的各种现象都表明，中国动用大量军队卷入朝鲜战争是一个计划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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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李井泉、周士第分任正副主任。 　图/CFP

事实上，从年初开始，中国的领导者们就有缩减军费的想法，希望以此支持他们的经济复兴计划。

6月初，政 府下达了让150万武装人员复员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将从战争状态进入正规建军时期，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必须复员一部分人员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以帮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决定》中计划。

同一个月，第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主题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发言说。

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5天之后，被认为是中国革命主要支柱之一的土地改革法公布。鉴于中国政 府一直将土地改革看得极端重要，就可以推测出战争初期中共领导者们对红色朝鲜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态度。

不过，美国第七舰队插入台湾海峡的举动惹恼了中国。最初，当官方报纸还在向人民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介入朝鲜战争之时，周恩来就在斥责美国的第七舰队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那时的官方宣传所透露出的信息是，与朝鲜的胜负相比，中国政 府更关心台湾问题。

当南朝鲜和联合国的部队逆转战局，在朝鲜半岛获得优势之时，中国政 府才开始将北朝鲜的成败与中国安全联系了起来。而联合国部队一再向北推进时，斯大林曾悲观地通知北京，金日成可能要在中国土地上成立流亡政 府。

那一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发出密令，内容是中国军队可能参战，将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以期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之内。

朝鲜战争是一场国际战争，它所处的冷战背景导致参战部队不可能仅局限于南北朝鲜之间，而必然会一再扩大。

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红色政谠攻占大陆等事件的背景下，美国将金日成的动作解读为：共产主义毫无餍足。他们想到，若南朝鲜陷落，则会对一水之隔的日本带来灾害性的冲击，因此阻挡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

而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看来，尽管斯大林起初并不支持金日成的野心，但北朝鲜毕竟是红色阵营的东方大门。况且，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深为在意。他判断说，他们正围绕着中国布下长蛇阵型，北起于南朝鲜，南止于越南。

朝鲜战争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冷战时期的亚洲样本，大量的人员伤亡与物资投入，使贫困的中国政权负担甚重。

11月和12月——介入朝鲜战争后不久——共产谠的土改政策也越发激进，传统的农村精英被大大削弱。蒋介石要趁朝鲜战争之虚反攻大陆的传言，加重了共产谠的不安全感。1951年，以国民谠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为对象的镇反运动开始。至朝鲜战争结束前后，该运动共杀、关、管200万至300万人。

新政权在大陆的地位更加稳固了。志愿军的顽强表现也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从此认为中国是一个应予重视的军事强国。

３　“文革”：军管

对于中国共产谠领导者来讲，在“文革”期间启动军队，含有些迫不得已的成分——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并没有如期待的那样，形成“民众大联合”般的统一力量，而是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度分化。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革命”的恶劣影响下，全国各地陷入无政 府状态。当政 府已无法控制日益加剧的动员进程时，实际上出现了权力危机。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军队。

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军队全面介入政 府管理做了理论准备。

该年2月，中共中央恢复使用了革命年代里的一个名称“革命委员会”，以此来描述“革命的、负责的、无产阶级的临时政权组织”。这个革命委员会由三类人构成，群众代表、谠的干部，以及军人。

但是，由于谠的机构已经一片混乱，因此惟一能在全国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便是军队了——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努力，在“文革”中军队是受到冲击最小的机构。与此同时，军队也更易于组织和控制。

在北京，当地方谠委“靠边站”后，地方卫戍部队或军区领导组成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和生产，并挑选群众代表、干部、军官进入这一委员会。

军队实质上成为了一个全国性工作组，可以决定哪些干部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军队开始全面介入政 府工作，这对当时中国政权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

随后，中央作出了派出军队以对地方领导事务实行军事管制的规定。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谠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国家级机构，都成了军管对象。权力几乎全部移交给了军管会。在“文革”期间，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达到280万人。

在“文革”期间的宣传海报中，军人形象频繁出现，并往往占据着画面的焦点位置，意气风发地走向各个领域。

在今天，政 府文件的落款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但在“文革”期间，颁布重要文件的机构排序却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那时军队的地位可见一斑。

“军队的威望必须坚决维护，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任何迟疑。”毛泽东在1967年夏天说。“文革”之中，军队的力量得以迅速崛起。

1969年，当九大召开之时，出席的1500名代表中，大约有2/3的人身穿军装。在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军队代表占19%；但在九届中委，军队代表占了45%。军官代表数量大增，这意味着文职官员的代表大大减少。

据分析，在1971年秋林彪坠机死亡之后——由于林彪在军队之外的权力基础比较薄弱，他也曾试图鼓励军队控制文官政治——努力使军队脱离文职事务的尝试就已经开始。

1973年1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希望各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他希望以此来瓦解他们已经成形的关系网络。毛泽东说，政治局不管政治，军委不管军事。这是在并不太隐晦地说：回到本位。

４　1976年：逮捕“四人帮”

1976年8月，毛泽东病危进入尾声，“四人帮”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他们准备好武力对抗，发放了武器，并发出准备战斗的命令。

但是，“四人帮”虽然控制了新闻媒介和10万上海民兵，但没能握有足够的军权。而这些民兵是无法与正规军所抗衡的。上海一度可能成为“四人帮”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走向胜利的跳板。

与此同时，坚决与他们作斗争的却是一批为建立这个新政权而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必要时能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

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2日，“四人帮”的追随者毛远新命令沈阳部队的一个装甲师开往北京。但是，沈阳军区的司令部却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了此事，叶立即命令该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这一未能成行便被扼杀的事件表明，军事指挥系统中的隶属关系相当牢固，而“四人帮”在军队中影响力之脆弱，也由此可见。

10月6日，解放军8341部队执行了老帅们逮捕“四人帮”的命令，整个行动只用了35分钟就迅速结束了。

５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

这场战争不仅是中越关系恶化的结果，也有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厚背景。

中国政 府声称越南“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而发动了“自卫还击战”，进入越南。

就在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作战命令的同时，中国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均进入临战状态，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这一行为表明，中国将北方的苏联视为重要威胁。

在短暂占领越南北部几个重要城市后，中国军队在一个月之内撤出了越南。

这场战争开启了往后长达十年的老山边界战争。1980年代初，中越两国海军还于西沙群岛爆发了数次海上军事冲突。

不过，中越战争却加速了中美关系进程，中美关系进入了近10年的黄金时期，直到1980年代末。

中越战争提醒了中国军队向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解放军于1980年恢复了被“文革”中所放弃的军衔制度——中越战争期间，因中国军队并无可供识别的军阶、军衔制度，而导致指挥体系出现紊乱。老将军们都对此印象深刻。

6　新时期：救灾与维稳

1949年至今的60年中，中国启动军队参与过6次对外战争，以及多次大小不等的战役。不过，这个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秩序平稳的和平时期也会承担相应的任务。

上世纪50年代，有40万的部队参与带有生产、防御性质的建设兵团。1985年，军队实行战略转变之后，曾参与过的“引滦入津”工程、兰西拉光缆工程等大型水利、交通、能源建设多达几千项。

在部队，每人每年有六天义务植树的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驻地部队帮助当地农村发展小水电、扶贫、助困、援建希望小学。甚至绿化，河流小流域的治理，军队亦不拒绝。

军队的维稳职能也从未被放弃。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军队成了保证政权得以持续运行的强力防线。现在，尽管在军队内部关于军队职能的讨论至今还有不同意见——有观点认为军队只对战争与稳定负责，而诸如救灾、建设等任务应交与更为专业的组织机构。但更主流的意见则支持军队承担多种任务。特别是在胡锦涛于2005年首次提出“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概念后，这已成为军队重大战略性要求。

事实上，早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时，就已出动10万军力进行救灾行动。而1998年抗洪，以及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的军队表现，亦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大的灾难，实际上已经对治理秩序和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影响，对军队的动用顺乎自然。

今天，中国军队正转向“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平战模糊状态”。中国军队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非战争军事行动方面投入的力量已呈上升趋势。

而军队与商业之间的界限也在逐渐划清。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两者之间还没有严格的界限，那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之内，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网络，涉及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卡拉OK厅、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甚至化妆品。

这样的情况不仅与现代化军队的目标背道而驰，也引发了社会的一些不满。

1998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宣布：“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吃皇粮’，必须彻底停止一切经商活动。”这使得中国军队的权力范围更加清晰化。

另一方面，军队与政务间界限已经相当明显。中国建立了新型的谠务与政务官员制度，逐步摆脱了军事政权的外在形象。在人事任免方面，军队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不再于party政官员间跨系统调动。

当然，在上述的明线之下，中国政治依然延续了自己的逻辑，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既要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也为政权的稳定过渡提供强力支持。

《他改变了世界——江X民传》中曾经透露，邓小平曾对刚刚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X民说，一周五个工作日，四天要和军队领导在一起。

而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曾在十六大接班前两年，被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在大陆的军史专家看来，收缩范围、缩小规模，正是中国军队的改革方向，并以此走上了建设现代化武装力量的道路。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人的崛起】大国中，站起一个个大写的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发自北京
2009-09-30 14:07:42

个体户年广久

即使粗鄙如年广久，也有追求个人财富的权利

在争论、宣传、质疑、鼓吹织成的庞大喧嚣里，年广久的面孔是模糊的。但记者卢跃刚发现从年广久清晰的撒尿声中，可以给读者另一个真切的年广久。在和记者谈着话的同时，年广久会顺手从房间的门后拿起痰盂，边释放自己体内的废液边扭头和记者继续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没有丝毫造作，认为这一切都天经地义。

这是当时已经从一个个体户成长为著名企业家的年广久。1988年开始，卢跃刚发现著名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正在违法，“卖霉变瓜子给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但这里探讨的不是年广久的非法经营，而是他背后那个庞大的人群：“个体户”。个体户在最初是个贬义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硌耳，看着更扎眼。他们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流通领域的市场化，开始练摊，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

在成为全国有名的富人之前，年广久因为追求财富而两次悲情。第一次是1963年，年广久在市场上贩鱼，说是投机倒把，给抓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第二次是1966年，年广久贩卖板栗，又被说是牛鬼蛇神，再次被抓了，又被关了二十多天。最危险是在1982年，那时，年广久已经从一个瓜子小炒摊发展成雇了一百多人的小工厂。舆论开始说年广久搞剥削。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发话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于是市委的人跟年广久说，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二十多年后，人们已经可以在更高的地方给年广久和其他的个体户们一个客观的评价：那些以次充优、制造假冒伪劣的恶行，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经营者内心的恶，而是因为他们当年和年轻的市场经济一样，才刚刚开始成长呢。

而年广久崛起的意义，也就凸现出来了。假设他的粗鄙、恶俗的性情是真实的，那么，即使粗鄙恶俗如年广久，也有追求自己财富的权利。

《顾准文集》出版

30年前，思想流向马桶；三十年后，思想结集出版。人类还应当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顾准文集》原本应该更厚一些。1970年代的某个夜晚，顾准和妻子汪璧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放在水里浸泡、揉烂，然后放进抽水马桶抽掉。

把思想放在抽水马桶里排掉，是那个时代的隐喻。顾准的好友陈敏之详细回忆了这个隐秘的销毁过程，他们原本是打算用火烧的，但怕浓烈的烟味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和怀疑（思想的警察永远不只是在编的国家警察），所以选用了马桶。但纸张太多，马桶最终被堵塞，顾准和汪璧销毁“罪证”的罪名当然还是没有能逃脱。

30年前，思想流向马桶；三十年后，思想结集出版。这是人民崛起的另一证据。

但在顾准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思想者的脆弱和思想本身的坚硬。思想者的脆弱在马桶的故事里可见一斑。但思想本身的坚硬，则贯穿于顾准整个的劳改过程。

劳改的原因，便是因为顾准犯了“思想错误”，1957年至1974年这17年，顾准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上。但在肉体的改造期间，思想仍然表现出不安分的本能。彼时思考的是什么，部分通过马桶冲走了，就留下来的文本还原，那些思想本身，在那个时代中，可谓惊心动魄。

在商城劳改期间，顾准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他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据的素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所在的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的信阳专区，从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

1962年5月，“摘帽右派”顾准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顾准除了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课题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那是一个连年广久贩鱼都要判刑的年代。并呼吁反对工业损害农业，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国“离经叛道”的经改与政改经验。在这段时间，他还精心翻译了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国内首译本），以此提醒对民主政治认识不足的国人，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首赖民主制衡与法律主治的制度建设。而追求乌托邦式直接民主，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政治动乱。

顾准为一个民族发出了预警。但代价是1965年初，他被康生再次点名打成“极右派”。妻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他分手，并随后自杀。

晏阳初指出，人类还应当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而在《顾准文集》出版之后，人们才发现，在那些风雨如晦中，一个书生是如何自由地捍卫着自己内心的城池。而这种出自本能的自由，竟是如此地倔强。

孙志刚事件

公民在自己国土上的迁徙自由

2003年3月20日，孙禄松接到儿子孙志刚在武汉的一个女同学的电话，女孩在电话里期期艾艾了一会说，孙志刚被派出所抓去了，又送到收容站了，现在在医院，死了。

当天晚上，孙禄松平生第一次长途打车赶到武汉。又买了当晚的车票赶往广东。孙志刚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的指望。当年考上大学时，家里摆了9桌酒席，村里的支书都来了，其他乡亲也都来了。乡亲们还放了两场电影。但儿子突然就像电影收场一样，说没就没了。

孙禄松在火车上就哭个不停。有公安看见老孙哭，就问怎么回事，安慰老孙说，不会的，如果真是你儿子死了，公安会打电话通知你的，怎么会同学打电话？到广州后，老孙坐实了儿子的死讯。并且后来官方的调查回答了火车上好心乘警的质疑：警方参与制造了孙志刚之死，他们自然不会打电话通知孙禄松了。

孙的死亡履历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二零零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毕业；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同年四月十八日：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同年四至六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民众呼吁严惩凶手、要求违宪审查；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孙志刚案；同年六月二十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余世存为孙志刚撰写墓志铭：“先生可谓一死而示万民耻，而替百姓罪。古人又说，死生亦大哉。孙志刚之死虽谓之夭，却可谓得其大，后人临墓祭祀，可解其中至痛者乎？”

只是，从遇罗克到孙志刚，公民权利的每一步前进竟然都如此地痛切。

厦门市民散步赶走PX

散步是为了遇到可以说服的市长

厦门人在2007年被谑称为“全国的散步冠军”。

基于对PX项目的恐慌，在流言中度过了炎热的5月之后，6月1日，大批市民以“散步”的名义上街聚集，手绑黄丝带反对PX项目。厦门政 府被迫宣布缓建PX。

网络后来戏称2007年是“散步元年”，从这一年开始，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市民，找到了一个和政 府有效沟通的手段，散步。从厦门到上海，再到成都、重庆，人们从自己的私密空间携手走出来，无声而大胆地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利益诉求。这是一种让人动容的民间智慧，在这个将游行、示威依旧视为敏感政治活动的社会，它的发明与创造为公民和government的沟通，提供了另一个途径。

在过往的60年里，没有哪个事件能比“厦门人散步”更能体现“小国民的崛起”。这是一种现代公民的姿态，对于关联着自己生命安全的PX化工项目，他们不在是听从领导安排，不是任人做主，不是默默忍受，不是看别人起来反对，自己坐在一边等好处。想想遇罗克的孤独。

而政 府也表现出了服膺公意的宪政精神。语云：散步是为了遇到可以说服的市长。而总理温家宝说，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 府会垮台！是以，散步、并不断邂逅可以说服的市长，必然会使“散步”本身，成为一个社会的减压器。

重庆钉子户

宪法成了她的武器

吴苹和她家的房子越爬越高。到2007年3月，她们已经爬到了距离地面十多米的地方。十多米的距离，让吴苹和开发商以及government的沟通非常的困难。

这不是《飞屋环游记》里的科幻场面。法院以及开发商的确希望吴苹和她的房子，像好莱坞动画片里的老钉子户一样飞走。也许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气球，两年后，她成了全国“最牛的钉子户”。

机器一天天掏下去，吴苹家周围被挖成一个10米多深的大坑，她家的二层小楼，孤零零地杵在坑里，犹如大海中的一支桅杆。

在两年断水断电的围困中，吴苹对自己权益表现出了罕见的坚持。宪法成了她的武器。在媒体的镜头前，她像红卫兵高举红宝书一样，高举着宪法。

正在走向民权时代的当下中国，这一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成为了一个有关土地和房屋产权问题的公共事件。

“钉子户”事件的最终和解，让钉子户吴苹、拆迁人都成为了获益者。而和解的前提是，重庆市九龙坡区政 府和基层法院，始终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理性，没有利用手中的强制权一硬到底，而是以积极斡旋、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对社会的关注进行正面回应。

让我们回到毛泽东60年前承诺给国民的文明和幸福，我们能看到政 府60年间为此所做的努力，也看到了人民自己为自己的崛起，而迈出的那些深沉的脚印。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纸上春秋】《人民日报》上的“十一”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邓科 实习生 赵一海 何旭
2009-09-30 14:04:33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直被视作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风向标，本文截取共和国成立及“逢十”纪念时的《人民日报》，希冀勾画出时代变迁的轨迹。

◆1949年10月1日：共和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的焦点集中于前一天闭幕的第一届政协会议。头条新闻，毛泽东不出意外地当选为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576票中获得575票。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6位副主席，非中共人士占了3位，显示彼时的共和之风。与此同时，报头两侧的两句口号亦十分显眼：“中央人民政 府万岁！”、“毛主席万岁！”对领袖的追随之情已开始十分强烈地显露。

另一条新闻《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全国委员会委员》，透露彼时局势——政权初立，尚有部分地区未获解放，文中提及“全国委员会留出十八名空额，以便将来容纳新解放地区的适当代表人物”。此时离蒋介石政 府彻底败退台湾还有两月——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永别凤凰山，自成都飞往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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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

新疆刚于几天前和平解放，头版亦刊发文章《人民政协新疆代表函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数日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奉命率第二、六两军进驻新疆。

当日8个版面的文章，除去对旧政的厌弃情绪，也有对彼岸同胞的温婉劝说，一封“写给台湾空军朋友们的信”《赶快驾机飞过来吧！》刊登在第7版：“有的朋友说我要‘投机’，并且正告我，共产谠不会要一个在反动派里面工作过的人员……可是，朋友，我的想法是：只要中国真的走上民主、自由、独立、富强、康乐之境，我们下一代看见了光明，我们个人得失，又算什么呢？因此，我才决然的留在大陆上。”信中还劝告道：“你们如果顾虑自己的一点储蓄会被‘没收’，那不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承认私有财产，还鼓励人们节约储蓄，生产发家。可是，你们还要迟迟不决，等到解放军到了台湾，把你们一个个的俘虏起来，那就后悔也晚了！”

当时举国为“共和”而呼，天真的孩童亦被感染。第8版即有一篇小学师生对谈录，议题中心不脱“政协”二字。

因应沸腾的民间鼓呼，当日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国庆社论高调地说：“这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最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所绝对不可比拟的。”

是时，在浓烈的喜庆气氛中，《人民日报》亦不回避批评报道。驻河北建屏某村的兵工厂与村民发生冲突，酿成命案。报道有“欺压村民，侵犯人权”之语，甚至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军工部门”：“特别是有些军工部门，错误的强调特殊，常不尊重地方政 府意见，擅自处理问题，这是一种无政 府、无纪律状态”。

共和国成立首日，一则更正启事也被《人民日报》郑重置于头版：本报二十九日一版所刊“义勇军进行曲”词“最大的吼声”应为“最后的吼声”，特此更正。

◆1959年10月1日：阵营

正如当日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所言，“十年，这在人类历史只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谓之短暂，却依然以“翻天覆地”相形容。整份报纸透露出豪迈之气。名为《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的社论说：“十年赶上英国”，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完全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十年前，我国的工业水平差不多落后于英国一百年。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在1957年，我们就把这个距离缩短到半个世纪左右了。经过去年和今年的大跃进，到我国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时候，这个距离就更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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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1日


当日报纸最显眼的是头版毛泽东与刘少奇头像。刘少奇5个多月前当选为国家主席。此后《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双人巨幅特写，只有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华国锋。

在毛和刘的头像下，另一幅照片值得注意，是参加十周年庆典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与中国领导人的合影，其中有金日成、胡志明，还包括“老大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鼎盛聚会，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谠政代表以及近五十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政party代表。当日报纸更多版面亦被用于刊登来自其他国家的贺词贺电。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没有讳言社会主义阵营学习苏联的必要性：“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一个明显的范例，是一本打开了的书。”但此时，经历了苏共二十大、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中苏之间已出现间隙。苏联这本

“打开了的书”在一年后因中苏关系破裂后被迫合上。

这期的第八版刊发的陈毅长诗《有志者事竟成——建国十周年北京建筑工程巡礼献辞》表示，诸多巡礼工程皆在节前完工，这包括：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工人体育场、华侨大厦等。

◆1969年10月1日：红潮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的版面并未铺张——仅有6个版。身处“文革”中的中国，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版面来重复鼓动，整齐划一是彼时的国家主题。国庆社论已变成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每一段几乎都会提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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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1日

毛泽东的巨大头像独占头版，按常例置于顶部的《人民日报》报头也位居其下。对领袖的追随之情达至高点。毛泽东与林彪合照刊登于第四版。右手持《毛主席语录》的林彪在当年4月的中共九大获选副主席，这次会议修改了谠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

彼时毛泽东著作已在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用七十种文字翻译出版一千多种版本，《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各国革命人民积极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在日本，“为适应日本革命群众的需要，某书店精心印制了可以挂在墙壁上每天翻阅的《毛泽东语录》”。

当时台海关系未见和缓，但在20周年大庆之时，《人民日报》报道说，为了让对岸同胞和国民谠官兵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度国庆，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国庆期间停止炮击两天，以示关怀。

国庆社论提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当年11月12日，河南开封，曾与毛泽东并列于国庆日《人民日报》头版的刘少奇尚未洗冤即已辞世。在火化单上，刘少奇名“刘卫黄”，无业。

◆1979年10月1日：觉醒

30周年国庆，领袖像占据头版的景象已然不再，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除了国庆报道，分量最重的居然是关于四运会的报道（占了二版整版）。其中《下苦功，把足球水平提高一步——第四届全运会足球赛观感》说，广东对上海、北京对河北两场比赛，点球“命中率平均只有百分之五十，踢点球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人丛中射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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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1日

这一期还有伊朗改组内阁和“国际简讯”等消息。与以往的国庆日相比，《人民日报》的政治味减弱，“新闻”之意渐强。

第三版刊登的一条新闻亦值得注意：邓小平和邓颖超分别会见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名誉会长樱田武和夫人。此前，中国领导人会见的大多为外国政界人物。同工商界接触增多，显示中国开放与引资之门渐开。

这一期登有叶圣陶的一首《临江仙》，“三十年为一世，万千经历堪珍”。华国锋在国庆招待会上说：“开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

一位叫萨姆·金斯堡的山东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写下了《奔向未来的航程》。他十二岁来华，1953年加入中国国籍。文章写道：为了解决“四人帮”，谠和人民群众竟耗费了十一年之久的时间。我们白白浪费了十一个年头，的确非常可惜，但是我们现在正快马加鞭地进行弥补。

◆1989年10月1日：平静

这一期的人民日报只有4个版，跟往常一样，头版是国家领导人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其他版则有社论、外国领导人贺电、外事短讯、驻外使馆招待会、全国劳模大会和国庆献礼的诗词书画。跟往常不一样，这一期的《人民日报》没有地方新闻和体育文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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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1日

头版有一个短消息《*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是香港船王，改革开放之后投资大陆,被视作红色商人的一个代表。

3版的国际新闻《钱其琛外长会见法国外长迪马》提到，“在巴黎发生的一系列对中国不友好的事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坏了中法两国关系。”法国是最早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迪马表示法国政 府不允许流亡到法国的中国人从事反对同法国有友好关系国家的政治活动。

2版的社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如此描述当年的大事：“今年春夏之交，极少数人策划、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妄图把社会主义从中国连根拔掉。他们这种行径逆历史的潮流，违亿万人的意志，当然只能落个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可悲下场。”

头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招待会上李鹏总理的讲话》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第二版刊登了一则《阳光下的广场》特写，“9月30日，北京，晴。记者随人群走进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广场，采访了几位游客”。英国华侨华人国庆40周年观光团秘书长叶煌兴向记者介绍，观光团大多是当地侨团负责人。在国外，听到有些新闻媒介说，“现在北京很危险”。我们来了一看，就揭穿了他们的谎言，不是那个样子。在北京，我们还见到中央领导人，真是不虚此行。

1999年10月1日：融入

报眼位置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四句口号，头版下端为社论，亦以“万岁”作名。间隔若干年，“万岁”一词又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不过此时中国和中国人的底气与若干年前已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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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1日

底气直接来源于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抵御。因此，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例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才敢下结论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谠中央、国务院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充分估计，及时果断地采取了正确的综合对策。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朱镕基会见《财富》全球论坛年会跨国公司代表”。《财富》论坛成为彼时举国关注的盛会，几乎全世界所有重量级的经济领袖都来了。一下子见到如此多的世界上有影响的企业家，朱镕基“感到高兴”。站在新世纪的关口，中国选择了融入世界。两年后，中国加入WTO。

而在内部，中国选择了传统的广场与力量的方式显示对新世纪的信心。第三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将现场直播50华诞庆典》透露：“中央电视台此次动用了600多人的现场直播队伍，在天安门广场设置了5个转播系统，由33台摄像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报道，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庆转播。”

相关联的，11版《壮哉，大阅兵！》写道：今天，你将看到我们的阅兵队伍，每一步都是七十五厘米，脚离地面二十五厘米，军姿绝对标准，步幅绝对准确，步速绝对均匀，走向绝对笔直，万千人的行动如一个人一样。

不过未来的路不会一帆风顺。第二版《罗干在听取综治委赴八省区市检查组汇报时强调 要为企业改革创造良好治安环境》特别提到，“妥善处理好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刚刚结束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岗工人、历史包袱将摆在面前，而当时的国企改革主导者亦不会想到今天国企的强势之面貌。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9-09-30 11:38:05


     编者按：几十个王朝的起起落落，构成了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每个王朝都有其光芒与独特的贡献。无论统治者勤政或颟顸，人民始终都在辛勤地耕耘着这片土地，人民始终都在坚忍地发展着中华文明，所以历史始终都在前进。

  我们在此上溯5个朝代，梳理其王朝建立前60年的得失，希望如古人所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现实的阳光照进历史的尘埃，一切历史也就成了当代史。
但在既往的历史中，无论怎样前进，我们并没有能够凭借自身，把我们的文明推进到现代文明，而是始终在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徘徊。我们有优雅的器物，我们有庄严的思想，但是三千年来无论旧王朝如何更替，始终没有能够创造出一种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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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制约的权力，在三千年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恣意奔腾。人民无论怎样辛勤地创造，都无法满足它那黑洞般贪婪的胃口。每个朝代的肌体刚刚走向康复，文明刚刚有了一点积累，很快又被权力的病毒所袭击，最终都成为一部失败的王朝史。

我们的文明一方面在坚韧地推进，另一方面又总是被反复中断，我们就始终不能完成文明的升级换代。三千年王朝历史陷入徒劳无功的循环，犹如西西斐斯推石上山，我们不得不不断地推倒重来，始终到达不了山顶，见不到现代文明的曙光。

三千年的历史已是明证，不对权力予以制衡，不注入现代文明的新元素，老树注定开不出新花。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始终不能告别三千年的失败循环。但我们毕竟正在走出这种失败循环，现代文明与中华古老文明的交融，三千年的辉煌和苦难，正引爆一场人类学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我们的民族理应从此新生。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改革不开放

作者: 成崇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采访整理
2009-09-30 13:54:38

清【公元1696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六十年大事记：康乾盛世 平定三藩 兴文字狱


清朝前6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4年入关到1683年 （康熙二十二年），即前40年，为第一个阶段。这是清朝奠定国基的重要时期——清朝消灭南明诸政权、农民起义军、平定三藩、解决台湾问题，用四十年的时间完成对中原地区的统一，形成继明朝之后的正统地位。1684－1703年，有近20年，这是康乾盛世的开端，此后，清朝封建社会达到鼎盛。

清朝前60年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奠定了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奠定了今天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地位。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它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前60年，清朝经济文化各有发展，康熙把治河、漕运、农业作为经济上的头等大事来抓。

从农业来看，清朝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极大促进农业发展。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人口1700年前后约1．5亿。

在文化方面，经过60年的努力，1703年完成《全唐诗》的编纂。此外大规模的开展一系列文化工程，如修“明史”，编“古今图书集成”。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

不过，清入关后，文化上的拓新性已显不足，文化上的成就主要在于“集大成”，即汇集整理。康熙对待西方文化，既开放又谨慎：一方面，他喜好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另一方面，他又对传教士活动抱有嫉恨。

对西方文化，康熙时期的开放并不彻底，雍正时期也没有改观，直到乾隆时期就更离谱了，直接闭关锁国。发端于康熙时期的文字狱，经过后任两任皇帝，也愈发严苛。目的有二，一是意图镇压汉人的民族意识，因为汉人不论上层下层都强烈的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二是为了打击朋谠，提高皇权。而这同样是清朝走向封闭的标志之一。

经济上缺乏和世界的交流，这和满人入关之后相对封闭的民族心理有关。郑和下西洋终于还是没能延续，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可以说，清朝的前60年是改革不开放。

后世的历史证明，不开放，也带来了清朝最后的覆灭。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外患解，内廷忧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金满楼（网络历史作家）
2009-09-30 13:52:51

清【公元1696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六十年大事记：康乾盛世 平定三藩 兴文字狱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距离皇太极定国号为“清”的1636年正好相差一个甲子。这一年，康熙御驾亲征，并彻底击溃威胁中原的噶尔丹势力。

21年后，康熙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东暖阁向诸皇子及朝中的主要官员发布了一道长达2700字长篇谕旨，作为康熙对自己一生的执政总结，几乎起到了遗嘱的作用。在谕旨中，康熙提到了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两个主要成就，那就是平定三藩与扫清漠北。所谓的“平定三藩”，指的是1681年剿灭了吴三桂等藩王的叛乱；而“扫清漠北”则是指击溃噶尔丹。

中国历朝历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清朝虽以游牧起家，但在这点上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时候，北方的主要游牧势力蒙古部落分成了三大部，一是已经内附的漠南蒙古（今内蒙古一带），二是与满人结盟的漠北喀尔喀蒙古（今外蒙古一带），三是游牧于天山以北的漠西蒙古，这却是在清廷控制之外的。

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其中又以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在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部先后兼并或驱逐了其他三部，并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攻并占领了整个喀尔喀地区，由此成为清朝的塞外巨患。

喀尔喀蒙古被噶尔丹击溃后，数十万部众分路东奔，逃到了漠南北部边境一带，这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清军曾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及次年与俄罗斯进行了两次雅克萨之战，前去与俄罗斯谈判的外交使团此时正好路过漠北，他们记述了喀尔喀蒙古战败后的惨状：“马死垂尽，军士步行，粮尽，日止一餐，……饥不可忍，渴更难堪。徒行者多已渴死，参佐章京渴死，无木为棺，又无柴焚化，乃以马粪煨，令半枯，折其骨，裹而归之，军士死则委之而已……”

在此情况下，喀尔喀蒙古各部落决定集体归顺清朝，康熙则一面赈济与安抚，并将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一带放牧；另一面则准备对噶尔丹发起反击。

值得一提的是，在噶尔丹大军攻入漠北时，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正在全力抗击沙俄由贝加尔湖向南的侵略扩张，噶尔丹对漠北地区的进攻，不仅使喀尔喀蒙古腹背受敌，而且让清廷与沙俄的谈判中倍感压力，并最终导致双方易地签约，而且影响了条约的内容。

事实上，当时的危险还不仅仅是来自噶尔丹，因为噶尔丹的背后还有野心更大的沙俄，噶尔丹进攻漠北，本身就是沙俄拉拢利诱的结果。在沙俄的唆使下，噶尔丹不仅无视清廷要求其“罢兵西归”的警告，反而变本加厉的率兵南下，并攻入漠南境内。在此情况下，康熙在1690年御驾亲征，由左路军出古北口，右路军出喜峰口，左右两翼迂回北进，并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

乌兰布通位于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这里背山面水，地势险要，噶尔丹在此布下“驼城”：即将上万头背负木箱、蒙以湿毡的骆驼缚蹄卧地，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其士兵则躲在驼城之内，依托箱垛放枪射箭。交战开始后，清军首先以火铳火炮猛轰驼阵，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清军副统帅、国舅兼内大臣佟国纲便在此役中被噶尔丹的大炮轰毙。战斗从午后打到日落时分，清军的火器部队终于将驼阵轰开一个缺口，随后步兵从正面突击，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噶尔丹大败，并在次日利用向清军乞和的机会，率残部仓皇北逃。

由于这次没能一举消灭噶尔丹，康熙极为愤怒，前军主将福全大将军等人都受到了惩处。噶尔丹在大败之后，仍旧贼心不死，并于1695年其再度南犯，还扬言借得俄罗斯鸟枪兵6万，要与康熙决一死战。在此形势下，康熙决定再次亲征，并于次年调集9万军队，分东中西三路进击。当年5月，清军西路在大将军费扬古率领下，于昭莫多 (今蒙古乌兰巴托以南)大败噶尔丹，并将其主力彻底击溃，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一年后，噶尔丹在穷途末路下仰药自尽。塞外巨患，由此基本解除。

从很多方面看，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比较游刃有余的皇帝，战争与安抚两种手段，他往往用当其时。

在第一次击败噶尔丹之后，工部等衙门上奏称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批道：“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奏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历朝历代以来，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的财力、民力，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王朝的梦魇，几乎没有一个朝代不深受其害的。而清朝入关之后，对塞外的蒙古部落采取了“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的办法，并通过击败噶尔丹，使得喀尔喀蒙古最终成为清朝的北部边防屏障，正如康熙帝后来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

康熙在1696年第二次御驾亲征时，除了皇太子胤礽坐镇北京，其他的年长皇子全部随同出征，其中以皇长子胤禔和皇八子胤禩表现最为突出。胤禔被任命为御营前锋，并在击溃噶尔丹后负责犒赏三军、散发军粮等善后事宜，可见康熙对他的信任与重视。皇八子胤禩只有十六岁，因为年龄最小而留在康熙的大帐中，充当助理。但胤禩吃苦耐劳，办事麻利，而且组织能力十分出色，非常善于和那些将领打交道，赢得众口称赞。

清朝建国60周年时，对康熙来说，或许外患易除，而内廷之忧，则正愈演愈烈。事实上，1712年康熙颁布的长篇谕旨，正是因为不断有人请求康熙速定储君，他被大臣们逼得急了。

在谕旨中，康熙抱怨，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此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却“勤劬一生，了无休息”。在这个谕旨中，康熙仍旧没有宣布谁是太子，直到他死，谁是接班人仍旧是个谜。雍正上台后，痛定思痛，特创了“秘密建储”的办法来安排接班人，否定了历代沿袭的嫡长子继承制，秘密建储制也使皇子们之间产生了有限的竞争。这是中国历史上权力移交制度的一大进步，不过已经是后话了。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对内经营东北对外厚往薄来

作者: 南炳文（中国明史研究会会长）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采访整理
2009-09-30 13:50:58

明【公元1428年宣宗宣德三年】六十年大事记：靖难之役 仁宣之治 永乐大典

明朝初立，政治上较之前朝有一定调整。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取消中书省，提高六部地位，实行内阁制度，地方上以三司代替行中书省。这给后来长达一两百年的稳定，打下很好的基础。

明朝前四五十年，对边疆的经营管理有突出的贡献，特别是朱棣对东北的经营尤其值得称道。这时在黑龙江入海口设立了奴尔干都司，还在东北地区修建了驿路，这些都使东北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在以往基础上更趋紧密。此后，即便是日本搞满洲国，东北也分裂不出去，这与明朝对东北加强经营很有关系。

明朝的前60年，大体处在和平发展的局面，皇帝也比较勤政。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基本是厚往薄来。从道德层面来讲，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在经济上给中国带来极大负担。郑和下西洋7次后就停止了。其重要原因即在于此。这使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活动中，缺席了中国的身影。

思想方面，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比较严格，而朱棣为笼络人心，组织编辑了《永乐大典》，这对保存传统文化是很有积极作用的，清朝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不少大部头古籍。

另外明朝坚持实行的科举制度，也有积极的方面，朱元璋是经过反复衡量之后才坚定了实行科举制度的决心。最初他认为，年轻人中举之后。经验依然缺乏，所以，采用的主要是“推荐”制度，若干年之后才转变了想法。在科举制度下，经过层层筛选，官吏队伍的素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明朝规定了严格的处罚作弊措施，这对保证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起了积极作用。

明初反贪，甚至采取了很残酷的方法，这对明朝前百十年相对较好的官场风气，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到明朝中期，腐败问题出现反复，后期贪污甚至成为亡国的重要原因。贪污是生长于一定的制度土壤的，根本的东西不解决，再严厉的惩罚也不行。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从“剥皮实草”到宣德炉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宏杰（历史作家）
2009-09-30 12:00:13

明【公元1428年宣宗宣德三年】六十年大事记：靖难之役 仁宣之治 永乐大典

宣德三年，暹罗国向大明王朝进贡了三万斤上好的风磨铜。宣宗皇帝一高兴，命人烧铸成了三千个“晶莹温润”的铜香炉。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宣德炉”。

似乎应该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载入明代历史，因为这一年本是明王朝开国60周年。然而传统时代，这个大日子没人注意，包括刚刚登上皇位4年的朱瞻基。

都说朱棣之所以把皇位传给朱高炽，最终目的是要隔代传给孙子朱瞻基。这个孙子确是文武全才，即位初期表现令人惊喜。他长得玉理均衡，是个美男子。读书过目不忘，写诗文采焕发，做事又能英断，即位初期平定汉王之乱就是证明。除此之外，他业余爱好多多，特别富于艺术天赋，画名远播。宣德三年，聪明过人的他正把皇帝做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一手把玩着书画古董，一手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地把“仁宣之治”推向顶峰。大明王朝在它开国60周年之际，正登上了它的极盛之巅。“仁宣之治”的出现，朱瞻基的智商和能力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关键因素。前两代帝王，朱元璋和朱棣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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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因此一个王朝能否长治久安，关键是反腐。

朱元璋终生保持着对贪污腐败的极度痛恨。这种痛情，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杀起功臣来尚且心狠手辣，当然可以想象，名正言顺的惩贪活动会进行得怎样残酷暴烈。

朱元璋的反腐方式说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砍刀。他希望用刀剑造成一个绝无贪污的、纯而又纯的世界。他生性苛细，连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

一开始，朱元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其中，尤以洪武八年(1375年)的“空印案”与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终于开始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如果不论手段光谈结果，朱元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如《明史》所言：“明太祖……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

朱棣为人，继承了父亲的果决残酷，又比父亲多了几分沉稳缜密。所以他反腐，与洪武年间的专靠刑杀不同，永乐期间，法制逐渐完备，规章日益细密。朱棣用人，又明于考察，所以永乐年间的吏治也卓有可观。

传统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完全依赖意志力的政治。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专制政体如同一架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则马车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来，动不动就打盹，那当然会遇到倾覆之灾。

一直到宣德三年为止，朱元璋传下来的强大意志力还没有被深宫醇酒妇人消磨净尽，明代的前几位皇帝都称得上长于自制，善于治人。在传统王朝，只要统治者控制住了自身和官僚系统的腐败，那么随着经济自然恢复和发展，盛世的到来是早晚的事。明宣宗在太祖、成祖的制度之上，只做了些小修小补。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保持了政治稳定；明于察人，任用了一批有能力的大臣，保持了政治清明；他撤兵安南，去掉了困扰王朝多时的沉重包袱。仅仅靠着这些，他就顺藤摸瓜摘到了盛世的果子。

然而，一个封建统治集团能连续保持60年的自制、连续60年的头脑清醒，已经是一个极为难得的纪录了。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

事实上，就在大明王朝建立60周年的宣德三年，明宣宗已经出现了意志力衰退的征兆。毕竟从小养尊处优，明宣宗是大明开国以来最爱享受，也最会享受的一个皇帝。随着国势达于巅峰，他心底的享乐本能终于冲破了传统的“贤君”规范。加之几年皇帝当下来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具备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

宣德炉的出现就是这种口味的证明。一般铸炉需要四炼，然而在宣宗的严格要求下，匠人选了金、银等几十种贵重金属，与红铜一起经过十二次的精心铸炼，也把宣宗的嗜好铸在了炉上。

宣宗另一项同样广为人知的嗜好是斗蟋蟀，因此被人称为“促织天子”。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据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宣宗为此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采办1000只蟋蟀。这一任务给地方上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据说一位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蟋蟀，准备献给皇帝，不料其妾揭开盖子观看时不小心让它跑掉了，结果其妾自杀，粮长也上吊。这个故事被蒲松龄加工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极盛就意味着转衰。因为极盛的时候，人的意志力最容易崩溃。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主要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或者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朱元璋和朱棣以超人的残忍和坚决成功地抑制了腐败，但这种抑制仅仅是表面上的。导致中国式腐败的低薪制、监督监察机制失效的问题，在他们的治下，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后任皇帝一旦不再专心国事，官僚体系被抑制的腐败本能很快就会死灰复燃。

这种本能在60年间已经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令明代永远告别了清明盛世。明宣宗死后不久，朝政就落入太监王振之手，大明王朝很快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大明朝政从此一代比一代混乱，直线朝万劫不复的深渊滑去。并且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历史。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蒙汉二元，改革中辍

作者: 李治安（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何旭 采访整理
2009-09-30 11:58:30

元【公元1331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六十年大事记：统一全国 入侵日本失败 恢复科举制

元朝前60年，从元世祖开始算起，改而停止杀掠，采用汉法，保护农耕，政策和国家体制逐渐变为蒙、汉二元，这是历史性的转折，奠定了元朝的基本制度。到了元仁宗时期，汉法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元朝建国20-30年才提倡尊儒，且大体限于汉地。忽必烈在灭南宋以前，虽然迟迟不开科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对举办各级儒学及书院多有热心。后来仁宗恢复科举，而为配合科举，教的考的都是程朱理学，《四书集注》进了科举，程朱理学随之成为了官学。这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很有意义，但也有负面作用，就是学术官方化，自由讲学不再被允许，《四书集注》成了唯一的遵照。

60周年时，边疆地区的叛乱，有增无减，海南也发生了起义。一方面，蒙古征服的扩张性必然引发反弹，另一方面，蒙、汉二元，特别是一些核心的治国理念始终没变。蒙古统治者表面上用的汉法比较多，但是骨子里的东西没变，文化上始终是两个圈子。相比较而言，蒙古统治者是内蒙外汉，最核心的东西没变；清朝统治者是内汉外满，服饰、发型方面讲究满族为宗，但是从深层文化上汉化得很充分。两者都是二元的，但是走向不一样。所以一直到元朝灭亡，依然是蒙古一个草原型文化圈，汉人一个文化圈。

元朝的前60年可以凝练成八个字：蒙汉二元，改革中辍。其结果，弊政丛生，积重难返。朝廷面临几头叛乱，有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漠北宗王叛乱等。另外元朝征服海外，比如征伐日本、安南等。这些战争耗费巨大，所以，从忽必烈开始，财政危机就非常严重。滥发的纸钞，被马可波罗称为“点金术”。但这种方法是饮鸩止渴，只是暂时应付，把财政压力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拿的纸钞急速贬值。直到“南坡之变”英宗被暗杀，漠北草原贵族势力复又掌权，汉法变革又受到了波折。原本就有民族等级压迫，这时候又混入滥印纸钞引发的通货膨胀，还有自然灾患、修黄河徭役等，各种矛盾集聚并且剧烈爆发。到1368年，红巾军起义四起，元朝不到百年就覆亡了。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启科举废科举重启科举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成帮（民间蒙古史研究者）
2009-09-30 11:55:39

元【公元1331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六十年大事记：统一全国 入侵日本失败 恢复科举制

1331年，元朝建国60周年时，世界上“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大元内部，正面临严峻挑战。

蒙古人或许真不是中国的合适统治者，作为异族它第一次征服了“中国”全境，拼积木一样塑造了世界上横跨欧亚疆域最大的帝国。但是，蒙古人与汉人，也如同脆弱搭连的“积木”一样，始终没有也不愿意进入对方的内心。

依行汉法施行了20年的科举，4年后终于被废止了。一位许姓汉族官员因反对废止科举，结果科举废止诏告当日，被罚在百官前领头听读。

这一年前后，蒙汉两族的隔离再度强化：汉人（一部分北方汉族和契丹女真）和南人（南宋遗民）不仅被禁止携军器，也被禁止习蒙文，中书省内的汉人和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

严苛的等级制度贯穿了元朝始终，人群被严格划分为四类，蒙古族处于金字塔的塔尖，踩在塔底的是南宋汉人。有官吏写了一副春联叫“宜入新年怎生呵，万事大吉那般者”，因将元朝公文中生硬的“怎生”“那般者”插了进去，被杀了。

这只是漫长政 府的一个相对文艺的插曲。而在极端的现实中，被征服者直接被屠城、平民沦为奴隶。站在一座座代表着不同文明的城池的废墟上，蒙古骑兵们的残忍和强大成正比。

蒙古皇帝和大臣大多不通汉语，文化领域蒙汉始终二元，异族统治者从未真正了解汉族文化精英的内心。事实上，元朝没有掀起文字狱，对各种宗教也保留着基本的尊重，但缺乏切肤之了解，昧于汉制之例并不鲜见。不止一位皇帝立其弟为“皇太子”，而泰定帝为对其母表示尊崇，竟要将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汉臣据理力争方才作罢。

已经60年了，蒙人的本性仍未蜕尽。1335废科举后，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动议虽未实施，但一番改革的“重蒙轻汉”的本质已殊为明确：蒙古大元的统治之网中，必须抽离那根与“汉”有关的绳子。

元世祖忽必烈当年创立的蒙汉并立的体制，在一甲子后，正被后来者改写。

1206年至1276年统一蒙古部落的那些年里，蒙古骑兵忙于马背征服，对汉法了解有限，遑论利用。13世纪70年代，长于在马背上射出快箭肆意劈砍的蒙古族，已经不迷恋于他们的速度和凶狠了。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放下沉重的弯刀和粗劣的族姓，颁布农典，在认同运动游牧生活的同时，罕见地认同了静止的农业与和平。忽必烈在其统治中置入了汉统，从国号到服饰，以及决策。

在元，帝王即位有蒙汉两套仪式，文书至少有蒙汉两种。在入住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草原上的草皮被移植到了宫城中，但还是有一些人睡不习惯舒适的宫殿，自己搭起了帐篷。

不过，即便在元初的义利之争中，力主“节用”、“爱人”的儒臣，谏言忽必烈“讳言财利事”令忽必烈不悦，但日后尊孔兴庙之风渐起，传统意义上的“元代中国”之域、修齐治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治理结构，成为蒙古统治者一个不错的选项。

在蒙汉间不断摇摆的忽必烈，本身成为一个蒙汉的交织体。他既是大蒙古国的可汗，又是中土的皇帝。他既被认为是背离草原传统的那个人——他的“万汗之汗”之位不是依靠草原传统推举出来的，而是来自违背传统的兄弟间的兵戎相见，而且，很多次，他也未能依儒臣建言，走出汉法治国关键一步——恢复科举，建设那条通达内圣与外王、蒙与汉的高速公路。

皇帝尊于可汗，高速公路也显然要比土路更好。尽管土路能看到《窦娥冤》和《马可波罗游记》流传万世的历史风景，但低级的文明形态如果不能融化进入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必将会被历史碾碎。

如蒙古族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部的呼麦一样，矛盾的音符就此种下。在元前70年的蒙汉变奏中，伴随着元廷内部的草原帮和汉法帮的角力，矛盾时常因皇权更迭、内外战事带来的时势而变。另外一些时候，西域回回帮的加入让节奏更为复杂，时而舒缓，时而急迫。

仅文化层面而言，蒙古人骨子里缺乏那种应势而作的精致改变，他们没有汉族人的繁复和婉转，而今，以文明中国原来的方式治理中国的使命，不断落在后继征服者的肩上。只是，正如后世的史学家看来，继任的元帝王们，始终没走出忽必烈的框架。

元朝不足一个世纪的统治中，1314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元朝举行了第一次乡试。受儒家教化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据说是元代第一个掌握了书法了蒙古人，对儒家抱有“同情式了解”。即位后他即诛杀弄臣多人，弱化蒙古族和回族的一方，因血统而获益的草原帮被限制。政纪废弛之下，元仁宗挽救危亡的举措，是重启已中断数十年的科举，提倡研习宋明理学且身体力行。

虽然科举最终只制造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汉族官员，并且最终未能重塑元朝的官员体制，虽然思想史上的元朝也没有大儒，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元朝本身的存在描述为插曲，但不容否认，元仁宗治下的元朝还是出现了改革之声，一度存在的二律背反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基于儒家礼仪的中国化，用百官和民意最大程度上制衡一国之君，在当时就是更高级的文明。

所以，虽然事后看来，这场汉化改革无异于搅动浅水区的浮萍，有人却赠与它“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的良好评价。

元朝的60周年是一个重要关口，各地的起义已经开始了。排汉政策的制定者伯颜是坚定的草原派，他辅佐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汉，当时年仅16岁。吏治腐败财政空虚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已在四川和湖广屡有发生，而伯颜在《元史》的记载中是“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这个跟大元开国元勋有着一样名字的大臣，成为部落野蛮和封建腐败的合成词，大元积蓄着的重蒙轻汉体制的弊端开始爆发。

试图励精图治的末代皇帝元顺帝有着深厚的儒家修养，他在元朝67周年之后试图拨乱反正，恢复科举延续汉统，并按帝王正统修前朝《宋史》、《金史》，连同减免赋税的惠民政策，力图延续元之命脉。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最后一次乡试是1366年，人们已在各地揭竿而起，考生的心思已不在试卷。 亡国前的40年间，元混乱地换了9个皇帝。据统计，其中的6个是经过反复争夺甚至依靠武力登基的，两个被杀，一个失踪。他们大多没活过40岁。

享乐则代表了他们对旖旎繁华的臣服。“统治中国的蒙古人成为中国人，统治波斯的成为波斯人”，在享乐这一点上，这种对同化的描述尤其准确。他们来了，走了，将草原部落的粗犷覆盖在中原柔软复杂的文明中，无以复加地增强了臣对君的奴化意识，以至于这一点的继承者朱元璋并不称元为蛮夷，并将元之龛位放在正统祭祀的行列。

1368年，改立国号为元的第98年，元朝覆灭。蒙古人逃回漠北老家，他们输掉了战争也输掉了本性，索性将更为文明也易腐败的明朝，留给更易汉化的满族来征服，直到现代尾随舰炮声隆隆到来。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

作者: 王曾瑜（中国宋史学会前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旭 采访整理
2009-09-30 11:51:55

宋【公元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六十年大事记：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寇准罢相

要说宋朝的前60年，有三个方面必须说，就是中央集权、守内虚外和文官保守政治。宋朝跟其它朝代一样，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它又特别突出。鉴于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赵宋对地方进行分权，把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机构和皇帝身上。由于过分防范内部，实际上导致它的军事制度是牺牲军队效率的。从宋太宗打幽州开始，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理念，历史上每个朝代建立的时候都实践了这一国家理念。腐败问题在历史上都能找到根子的，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遗毒。因为专制主义的政权不是在阳光和公开的程序下运行的，它的运行必然要依靠暴力和一套潜规则。如此则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又是和保守的官僚集团紧紧相连的。

宋太祖建国后，由于黄袍加身的来历，已显露出追求文治的倾向。如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到宋太宗时发达的科举制，也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过犹不及”，一切事物超过限度，必然走向反面。宋朝厉行文尊武卑，在名分方面过分压制武将。过分的崇文抑武，以压抑和束缚武将的军事才能与指挥权为快，又造成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军事的萎靡不振。官僚集团的人数增加之后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宋朝后来的荫补制度又特别发达，荫补的人升迁快。

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宋朝前百年的政治，说 “因循苟且”，“侥幸一时”。后来在面临金人进攻的时候，他们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钩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从李刚的经历都可以很好地看出来。

因为这种积弊，导致出现了对外屈辱的格局，澶渊之盟就奠定了宋朝对外屈辱的基调。后来王安石也是想改，但是无能为力。宋朝内部的痼疾变不了，虽然它内部（地方）不乱，但是对外屈辱。宋太祖进行统一战争，中央集权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需要的是国家统一。他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地方独大压制地方、分散兵权。但是为了压制武人，把文官制度推向极致，最后整个朝廷都变成了保守的、荒唐的书生政治。

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体系，防止了很多内乱的因子，比如兵变、地方坐大、宦官、外戚等问题它都从制度上解决了。但这样的制度是低效率的，所以面对少数民族的进攻，它是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百年富足之基 百年积弊之源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高天流云（网络历史作家）
2009-09-30 11:48:46

宋【公元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六十年大事记：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寇准罢相

公元960年12月，赵匡胤从扬州平叛凯旋，却整天无精打采。有人问他怎么了，他就摇头叹气，显得非常的苦恼——你们觉得当皇上挺好玩是不是？唉……比我当节度使的时候差得太远了。

有点吓人，这让别人怎么安慰他呢？难道满足他的愿望，大伙儿齐心合力造他的反，把他再打压回节度使原形？他只能自己找乐，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拿弹弓打鸟玩，但这时突然有个官紧急求见。赵匡胤以为出了大事，不敢怠慢，立即接见。结果，这位仁兄说来说去却都是些平常小事。赵匡胤火了，可这位官一点都不在乎，一句话就顶了回来——臣以为再怎么的，也比打鸟玩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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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发生的一幕，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关赵匡胤习惯随时在手边提着一把斧子的记载。就见赵匡胤武人习性再次暴发，没有二话，举起斧子就砸了过去，干掉对方两颗大门牙。

这些都被站在远处冷眼旁观的赵普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没人的时候，他慢慢走近赵匡胤：您到底怎么了？

赵匡胤这才说出了心里话：我在想一件事，你说为什么从唐朝末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当过皇上的人有八家，一共都十二个了，这还不算那些称国主之类的二皇帝。这都是怎么回事？这么乱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他看着赵普，下面的话还用再说吗？我赵匡胤是第九家了，要怎么办才能不让第十家出现？却不料赵普马上就向他深深地祝福——陛下，您能想到这些，真是天地神人之福，真是社稷百姓幸甚啊！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办，只要您能定下一个合适的制度……

就从这一刻起，赵宋三百余年的治国精神就此定下了。由此，百十余年的安定富足从此开始，而之后百余年来的痛苦衰落，几度沦丧，也都从这一刻深深地种下了。

那天赵普说——唐朝的崩溃，以及五代十一国的纷乱，都只有一个症结，那就是方镇权重、君弱臣强。要想根治，只有削夺兵权、制约钱谷、收其精兵，从根本上打消所有人的妄想，之后天下才能自然安定。具体的办法就是所谓“强干弱枝”。

历史可以证明，赵匡胤真的明白了，几十天之后，他就开始了实践。他一举收回了各藩镇节度使们的“支郡”管辖权（支郡，就是节度使驻地以外防区以内的其它州县）、财权，以及司法权。

这样赵匡胤基本上做到了“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大圣人朱熹语录。

这是对外，针对朝廷自己的官员，赵匡胤的做法更绝。他把宋朝每一个部门的每一个官员都加了点酵母粉，让他们分裂膨胀。

例如百官之首宰相，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在宋朝继续发展，唐朝的三省相当于宋朝的“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在唐以前，只有宰相没有三省。三省之中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三司是最高财政机构。说白了就是权、兵、财，这在以前，都是宰相一人说了算。

但在赵匡胤这里不行，之前赵普曾经对他说过，对付天下藩镇，防止他们造反的最好招数无非就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可他想不到的是，人总是自作自受，赵匡胤把这一套突然间原数奉还，都按到了他头上。首先就把宰相之权中的权、兵、财给分了，然后下面再层层分割，所有部门的设置以及官员的调配，都按照这个“三大纪律”来进行。

这还不够，还得有个“一项注意”，即“防”字当头。赵匡胤显示出的才华让历代所有帝王都瞠目结舌，望尘莫及。他来了个官、职、差三分离。

你当了官，那只是代表你到了什么级别，可以每个月领多少钱回家。所以很贴切地叫“寄禄官”；而职，也没什么实际用处，只是个荣誉头衔；只有你被差遣了，才真正既有了官，也有了职，又有了权……但是，也别高兴，一切都是暂时的，随时都会有一位仁兄突然走过来，告诉你可以回家歇会儿了，我的差遣来了。

于是你就得让位，一切从头开始，再次等待。

赵家王朝不是在战场一刀一枪杀回来的，被“黄袍加身”，让赵匡胤从开始就提防着反叛和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这让他全体保留了后周的官员，来保证官场的稳定，但是又不能给他们实权，小心他们会造反。那么活儿要交给谁去办呢？只能交给赵普、李处耘甚至亲弟弟赵光义这些亲信来担当，但是对他们也要限制，不给他们高官位置，哪怕只是暂时。

这就是未来的赵宋天下，官、职、差各立名目，层层设防的雏形。说来冗官、冗兵等等都是不得已的，谁愿意那样呢？

但是千年之后的我们，说实话也没什么资格笑话赵匡胤的“创意”。难道赵匡胤和赵普就想不到强干弱枝的弊病所在吗？

也许他们早就想到了，选择削夺兵权、制约钱谷、收其精兵，就会从根本上把国家活力和民族的精气神都压抑住，最后每况愈下而亡。可是选择放心大胆地任用臣子藩王，把地方做强做大，那么后果就是复制了晋、唐王朝，到最后一样死得非常难看……封建王朝发展到了宋，就算再歌功颂德的人都会承认家天下迟早必亡的吧，怎样都是个死，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家里平安，没有内乱的死法呢？

宋朝以如此精神立国，60年后是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宋朝在宋真宗赵恒的治理下，国家社会变得平稳、富足。在经历了澶渊之战后，以每年30万贯的岁金和辽国达成协议，换回了和平。

以此换回的百年和平，让中国古代的经济和文化攀上了空前的高峰。至于说后来的亡国，那真得归咎于宋徽宗赵佶这个疯子，贪图享乐什么的都是小事，他把祖宗的国策都变了。对吐蕃和西夏出兵，对辽国趁火打劫，对刚刚兴起的金兵也无信无义。这是他找死，和当年定下的国策总纲无关。

到了南宋，一旦宋高宗赵构重新拾起了这套旧家法，立即又把那半壁江山变成了繁华世界，仍然是举世第一的财富，人间最高的文明。

赵宋的极端文官政治就像一柄双刃剑，无论好坏，哪边都走到了极端。尽管如王安石所痛批：因循苟且，一时侥幸，但毕竟残喘319年，在封建王朝的寿命排行榜上，仅次于两汉。

这还真应了那句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作者: 张国刚（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旭 采访整理
2009-09-30 11:45:00

唐【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六十年大事记：玄武门之变 贞观之治 武则天辅政

唐朝前60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者总结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百姓的敬畏之心有所加强，认真贯彻了“以民为本”的治国为君之道，知道战乱之后要与民休息，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保证耕者有其田。唐太宗特别强调孔子所说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说国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仓库”。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老百姓不富裕，君王怎么可能富裕呢？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方针的确立，改变了隋朝末年的暴乱之政。

其次，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一系列新的制度确立，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断完善。比如，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一个权力制约机制，对中央核心决策权力的制约。这是从汉武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到唐代更加完善。中央设三省，宰相们决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遇有事情在政事堂集体商量决策，这跟汉朝宰相一人权力独揽、明朝把宰相废了两个极端都不一样。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几点值得重视，第一是精兵简政，中央官员从两千多名减少到640多名。第二就是纳谏，纳谏是贞观时期的一个政治特点，纳谏就是为了决策科学，减少失误。第三就是唐太宗很重视基层干部，地方干部的人选，他都很关心，他平常都在屏风上写上他们的名字，谁有做了好事他就记在屏风上，每天都要坐卧横看。最后就是重视法制建设，从贞观年间开始编的《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现存的第一个法典，这部法典影响到宋元明清时代的法律，也影响了新罗、日本和周边的很多国家。

再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也处理的比较好。唐太宗实行的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民族政策，他的朝廷里有很多外族的将军、文官。无论是抗击突厥的侵扰，还是后来与吐蕃、西北突厥等少数民族兴起后采用过和亲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而周边民族争权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总之，由于内政及民族事务处理得到，唐代初年60年的发展里总体是不断向上的，唐太宗继位的时候全国只有两百多万户，他去世前已经发展到380万户，到武则天的时候达到650万户了。经过几百年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之后，人心思治，大运河也开始发挥作用。另外生产技术也得到改进，比如江东犁适用于小户耕作，它的发明和使用也促进的生产的发展。台湾学者柏杨曾经提出，历史上的王朝一般有一个发展的瓶颈，前五六十年的时候很关键，假如这个时期或者政权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平稳度过危机，就会有比较长期的平稳发展。汉、唐、明、清的历史都验证了这一点，凡是两百多年的王朝都因而突破了这个瓶颈，因而享祚长久，其他大多数政权过不了这个坎，结果就出了问题。唐朝前60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决策的开放和科学性，三权互相制衡，立法、审议、执行互相制衡，防止过失。历史上讲的防止过失，今天我们看来就是互相监督。唐太宗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越是顺利就越是要居安思危，经常研究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