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六十周年特刊】让每一个中国人也站起来！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作者: 张国刚（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旭 采访整理
2009-09-30 11:45:00

唐【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六十年大事记：玄武门之变 贞观之治 武则天辅政

唐朝前60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者总结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百姓的敬畏之心有所加强，认真贯彻了“以民为本”的治国为君之道，知道战乱之后要与民休息，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保证耕者有其田。唐太宗特别强调孔子所说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说国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仓库”。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老百姓不富裕，君王怎么可能富裕呢？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方针的确立，改变了隋朝末年的暴乱之政。

其次，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一系列新的制度确立，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断完善。比如，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一个权力制约机制，对中央核心决策权力的制约。这是从汉武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到唐代更加完善。中央设三省，宰相们决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遇有事情在政事堂集体商量决策，这跟汉朝宰相一人权力独揽、明朝把宰相废了两个极端都不一样。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几点值得重视，第一是精兵简政，中央官员从两千多名减少到640多名。第二就是纳谏，纳谏是贞观时期的一个政治特点，纳谏就是为了决策科学，减少失误。第三就是唐太宗很重视基层干部，地方干部的人选，他都很关心，他平常都在屏风上写上他们的名字，谁有做了好事他就记在屏风上，每天都要坐卧横看。最后就是重视法制建设，从贞观年间开始编的《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现存的第一个法典，这部法典影响到宋元明清时代的法律，也影响了新罗、日本和周边的很多国家。

再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也处理的比较好。唐太宗实行的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民族政策，他的朝廷里有很多外族的将军、文官。无论是抗击突厥的侵扰，还是后来与吐蕃、西北突厥等少数民族兴起后采用过和亲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而周边民族争权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总之，由于内政及民族事务处理得到，唐代初年60年的发展里总体是不断向上的，唐太宗继位的时候全国只有两百多万户，他去世前已经发展到380万户，到武则天的时候达到650万户了。经过几百年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之后，人心思治，大运河也开始发挥作用。另外生产技术也得到改进，比如江东犁适用于小户耕作，它的发明和使用也促进的生产的发展。台湾学者柏杨曾经提出，历史上的王朝一般有一个发展的瓶颈，前五六十年的时候很关键，假如这个时期或者政权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平稳度过危机，就会有比较长期的平稳发展。汉、唐、明、清的历史都验证了这一点，凡是两百多年的王朝都因而突破了这个瓶颈，因而享祚长久，其他大多数政权过不了这个坎，结果就出了问题。唐朝前60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决策的开放和科学性，三权互相制衡，立法、审议、执行互相制衡，防止过失。历史上讲的防止过失，今天我们看来就是互相监督。唐太宗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越是顺利就越是要居安思危，经常研究长治久安之道。

【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资治通鉴】平治之世，不测之忧

作者: 十年砍柴（独立媒体人）
2009-09-30 11:41:48

唐【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六十年大事记：玄武门之变 贞观之治 武则天辅政

大唐仪凤三年，大唐已立60载。岁在戊寅，西历678年。国都长安城里，大明宫外柳丝拂面，太液池里水波不兴。

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最强大帝国的皇帝是高宗李治，他在上元元年（674年）被群臣尊称为“天皇”，同时皇后武则天接受尊号“天后”。高宗是大唐的第三代君主，天下臣民将天皇天后并称为“二圣”，对朝局略有了解的百姓都知道，皇帝对天后武氏言听计从。事实上，从显庆年间开始，正当盛年的皇帝就体弱多病，懒于朝政，而武后恰好是个厉害角色，许多臣下的奏章就让皇后代劳处理了。武后娘家人分居朝廷多个显要的职位上，一些善于奔竞的官员，知道找天后的路子，比找今上还管用。朝野中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隐隐感觉到今上驾崩后，大唐将会发生一些什么大事。太祖的沉毅果敢，太宗的雄才大略，为什么在今上身上依稀难寻？

但是多数人不曾料想，高宗驾崩后，武后竟然几乎将大唐宗室诛戮殆尽，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此时，大唐广阔的疆域内，处处呈现太平胜景。从李渊父子起兵太原，于西历618年称帝至今，大唐国祚已整整延续了一个甲子。经过太祖的筚路蓝缕，经过太宗的励精图治，这个雄踞在东亚大陆上的帝国，其赫赫国势，无人质疑。其影响之广，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越葱岭，万国遣使来朝，已成为长安城里一道平常的风景。

帝国虽然存在种种隐忧，但这个帝国整体上还是一派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和皇帝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恰成对比。

此时的大唐，来自外部的国家安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天下群雄逐鹿，为了能在这场江山争夺游戏中胜出，有着胡人血统的李渊，忍辱负重向北方强大的突厥可汗称臣，乃得以解决后顾之忧，挥师南下。直到贞观四年，太宗命大将李靖统兵十万，大破突厥雄主颉利可汗，解决了北部的威胁，太宗为此欣喜地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东边的高丽，经过隋炀帝、唐太宗到高宗朝的数次征伐，劳师糜饷，终于换来了高丽的纳贡称臣。西南高原的吐蕃，兵强马壮，是六十年来大唐最大的外部威胁，通过贞观朝的和亲，宗室公主，以金玉之质，远赴雪域，求得了和吐蕃的脆弱和平。

贞观二十三年（西历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就在此前的四月，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的卫景武公李靖辞世，英明一世的天可汗李世民和他的肱骨大臣，以及陪伴自己在疆场搏杀的六匹战马已经归于尘土，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对于性格懦弱的儿子李治，能否掌控如此一个超级大国，李世民生前并非没有担忧，在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太子，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遗言。太宗在《帝范》中对自己的接班人如此谆谆教导：“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善尽美，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

高宗所继承的，是一笔丰厚无比的政治遗产，不但边境安定，百姓富足，最为重要的是，大唐突破了历史瓶颈，高宗，要做一个守成之主，并不是难事。

中国历史上，新王朝建立后，前三四十年是最重要的瓶颈时期，若这个“小三峡”顺利穿越了，则是一泻千里，前景辽阔；若在这个瓶颈卡壳了，则多半是二世而亡，开局不错的帝国变成短命王朝。汉朝在高祖身后，由于吕后的干政，政局激荡几乎倾覆了大汉帝国，幸赖高祖培养的旧臣，保住了刘家社稷，然后经过文帝、景帝两代帝王的治理，终于使汉朝有了十分稳定的制度构架，从而种下了长命王朝的基因。相反，秦始皇、隋文帝都是杰出的开国君主，然而两个王朝在第二代帝王的手里，没能突破历史的瓶颈而夭折了。或许王朝的瓶颈期，犹如一个孩子的童年时期，疾病、伤害等种种危险相伴，一旦顺利告别童年，进入青春期，就有了较强的生命力。

对帝国而言，往往其致命的危机是由接班人的危机引发的，因为帝位传承，是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往往一顺百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祸患无穷。和秦、隋一样，大唐的“童年时代”，最大的危机也是由帝位继承引发的。

大唐帝国，是李氏父子、兄弟合伙做大的一家家族公司，在那样的时代，无论在哪个行当创业，最佳的人力资源配置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因血缘而结成的信任机制，所激发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很幸运，上天赐给李渊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无一不是人中俊杰，特别是二子李世民，这种优势隋末争霸的群雄中，无人能比。然而，一旦逐鹿得手，新帝国建立，往昔打江山时的幸运就很容易变成不幸，几个儿子个个杰出，那么一定给接班人的选择带来巨大的危机。武德九年（西历626）六月，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带部将诛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兄弟相残中，李世民胜出，不久后即位，尊李渊为太上皇。

李世民自登九五之尊后，最大的危机是，如何修补合法性缺陷。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更替的正当性体现在道统、血统和法统的统一。所谓道统，是天命仍在某姓某家，也就是说这个王朝还没到被天下百姓抛弃的时候；所谓血统，则继承人必须是老皇帝的直系后代；所谓法统则是作为后代继承皇位，必须是合乎程序的，要么是嫡长子，要么在老皇帝生前已被指定为接班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面临的难题和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几乎一样，胡亥、杨广没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而李世民当然不愿意重蹈覆辙。尽管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但胜利者并不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李世民无论如何发动谋臣为自己辩解，但“弑兄逼父”的嫌疑很难洗清——对一个雄心万丈的帝王来说，这如芒刺在背。如何修补这种合法性的缺陷，那么只有通过执政的业绩，让天下臣民觉得，李世民当皇帝，是最佳的历史选择。太宗李世民做到了这点，他交一份“贞观之治”的答卷。他启用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贤能人士，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即便这样，太宗至死头脑十分清醒，不敢为自己执政的业绩而自傲，更不敢说自己当政二十余年是前无古人的盛世。所以他告诫太子：“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

很不幸，先帝遗言对高宗所起的作用太有限。李治即位后依然执行太宗的“治国之道”，永徽年间有贞观遗风。永徽六年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逐渐地将朝政交给武后打理，从此，大唐开始步入一条曲折的山路。

就在仪凤三年，以李敬玄代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率兵征伐吐蕃，九月与吐蕃大战于青海，兵败，被吐蕃俘虏的将帅不知凡几。自此后，大唐、吐蕃的脆弱和平被打破，吐蕃一直成为唐帝国的心腹大患，直至唐朝覆亡。

这一年，“初唐四杰”已成名多年，六十年的太平与富足，终于滋养出大唐第一个文化灿烂的时期。王勃在两年前溺亡于帝国最南端的交趾，剩下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当盛年。此后的光宅元年（西历684年），武则天废睿宗自立，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传入京师，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惊呼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然而，对这一切，已躺进乾陵地宫中的高宗什么也不知道了。

[img][/img]【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人的崛起】大国中，站起一个个大写的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发自北京
2009-09-30 13:56:32

■编者按：60年是大国崛起的历史，也是人的崛起的历史。我们在此梳理有关个人权利的恢复与提升的标志性的人和事，这同样是我们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不可磨灭的脚印。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承诺给人民的 “文明和幸福”

在语法中，“崛起”意味着一种向上攀爬的努力。让国民崛起，是新兴的共和国在那个朝气蓬勃的酝酿期，对全体公民以及历史所做的郑重承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的韶山话在1949年9月30日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是激动人心的。这是一种被压迫者摆脱压迫后的自豪感。毛泽东的论述里，强调中国人民是从自鸦片战争后的不幸历史中站起来。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回到60年前毛泽东目之所及的世界：全体公民即将打倒独裁政 府、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屠杀与压迫。“站起来”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毛泽东说。

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法律和政策。宪法给了国民谋取自由、民主的政治权利；新的婚姻法结束了中国女性因循了几千年的命运；1954年，山西省的农村妇女申纪兰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并很快得到中央政 府的认可。

即使以最苛刻的目光来审视，1949年之后，个体所分获的历史红利，都是不可以被抹杀的。

遇罗克的《出身论》

他以《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孩儿的智慧，喊出了被遮蔽的常识：人生而平等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回首33年前，那个曾经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呐喊的瘦弱少年，在生理上，其实不过是一个年轻弟弟罢了。彼时遇罗克只有24岁，而我们的共和国17岁。

遇罗克是一个早熟的觉悟者。33年前，社会处在一片被阶级成分分裂和切割的癫狂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决定着每一个个体的政治命运。“红五类”抑或“黑五类”，这个新的种姓制度，造成了不亚于西方和印度种姓制度的人权危机。一个人出身的红与黑，决定了他（她）在读书、参军、就业、紧缺的生活资料分配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说。

这个理论的荒诞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荒诞的是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指责它的荒诞性，除了这个前资本家的后代，一个戴着眼镜的白皙少年。他以《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儿童所有的智慧，指出了一个普世的常识：人生而平等。

1970年，遇罗克为自己的坦率支付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挤满了沉默的理性的大多数。遇罗克的悲剧不在于他因说出了真理而导致的死，而在于他死亡之后，大面积的长久沉默。而正是后者，向我们彰示了人民崛起的艰难。

在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33年后，伴随经济发展社会开始贫富分化。今日，网络上流行一句谑语：“投胎是一门技术活。”它从另一个时空对遇罗克做了回应：人，从来没有生而平等过。

只是，我们的政 府已经明白，法律应该尽可能地消弭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去强化它。

电影《庐山恋》风靡

尝试为普通人花枝招展的欲望正名

且再次回到遇罗克的时代，那时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切割和分裂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政治出身”，它甚至包括艺术、教育、科技、价值观、服装乃至国民身处的整个世界。包括田头的“草”和“苗”。

而电影《庐山恋》的意义，恰在于对这种切割和分裂的另一种消弭和融化。

这部爱情加风光的小文艺片，借女主角之口喊出了：“I love you,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对湿漉漉的清晨的爱，意味着对过往的、孔武有力的革命式的爱的一种诀别。这部电影更伟大的地方在于它首次在银幕上出现了跨阶级的亲吻：

几十年后我们难以想象彼时“吻”的艰难。在张瑜（女主角扮演者）的回忆里，当导演提出吻戏时，整个片场都愣住了。导演做了半天思想工作后，男女主角提出必须清场。一些闲杂人员离开了现场。

需要强调的是，那时的“吻戏”所突破的，不只是某一国的意识形态。全世界的道德民兵们都试图用自己的剪刀手清洁银幕。托纳托雷在《天堂电影院》中也调侃过这一点。“导演说开始，在得到命令后，我飞快地在郭凯敏（男主角扮演者）脸颊上亲了一下，我发现不仅我脸红，小郭的脸也红得要命。”张瑜回忆道，“居然是一次通过，导演也没让再拍一遍，估计当时导演的压力也不小。”

而对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庐山恋》尝试为中国人花枝招展的欲望正名。法国《汉堡晨报》记者马庭·库摩1976年曾来过中国。他回忆当时所见，中国人“穿着一样的灰黑色制服”，但《庐山恋》中的女主角更换穿了43套时装，这些时装都是依照当时欧洲时装杂志上最流行的款式定做的。

由此，中国人的服饰开启了一个时代，从《庐山恋》问世后，中国社会那个只穿着灰、黑、蓝色调的这一页历史似乎翻了过去。1983年12月，国家宣布布票停止使用，政 府不再对人们的服饰设限，牛仔裤、蝙蝠衫、夸张的塑料彩色耳环，再加“爆炸头”，成了1980年代时髦女青年常见的形象。

为“四人帮”辩护

江青有权利得到辩护，为其辩护，就是维护法律人所追求的法治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1980年的历史性审判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在一张广为人知的照片上，“四人帮”站成一排，江青双手抓住面前的铁栏杆，剪齐耳朵的头发仍然是黑的，但仅从照片看，她只是一个严厉、古板、个子不高的老太太；张春桥若有所思，斜望向一侧；姚文元微闭双眼，他是个谢顶、胖乎乎、面目不清的男人；而王洪文站得笔直，紧闭双唇，直视前方。

他们的辩护组组长张思之时年53岁。参加过远征军、被打为右派，又在北京垂杨柳中学教了7年书的张思之，在接到为“四人帮”辩护的组织安排时，内心颇有抵触。但作为一个职业的法学家，他明白，江青有权利得到辩护，为其辩护，就是维护自己所追求的法治。

见面后的交谈并不顺利，张思之被江青的“胡搅蛮缠”激得声音提高了八度，他不相信江青能和任何律师合作，加之自己感情上接受不了，双方一拍两散，江青选择自己为自己辩护。没有担任江青的律师，张思之曾觉得自己“逃过一劫”。

在“文革”期间，无数的“罪人”被拉出来，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一脚。不要说辩护，任何同情“罪人”的行为都将被看做有罪。因此，这是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审判。四位受审者由法官宣告了他们的“罪行”，在审理过程中，张思之带领着律师们，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五位被告辩掉了7条大罪。

许多年后，张思之在成为享誉全世界的法学家后反省道：在江青拒绝自己担任律师后，自己不应该觉得“逃过一劫”。“就律师这个职业本身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他说，“我应该表现得更有耐心一些。”

王中磊：70年的时候我们提前策划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
2009-09-30 15:37:41

“你预测《建国大业》的票房能有多少？”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华谊兄弟传媒集团总裁王中磊认真地问记者。

9月16日，《建国大业》全国公映，14天后，华谊兄弟影业公司的“谍战片”《风声》也迈进了拥挤的国庆长假档期。8月19日，中宣部文艺局和国家 广电总局联合推出了30余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产重点影片”。媒体报道当中，排在这三十多部影片名单头一位的当然是《建国大业》，《风声》紧随其 后。

华谊兄弟的另一位总裁王中军曾在一次采访里，把中影比做国家队，自己旗下的华谊兄弟影业公司则是俱乐部队。

一家是“一枝独大”的国营电影公司，一家是内地最有实力的民营电影公司，同样用豪华的明星阵容，拍摄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

“《建国大业》拍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人，《风声》就拍那些没名没姓的人。”王中磊反复告诉记者。半个月前，华谊兄弟成立2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中，观看《风声》片花被当成一项跟媒体沟通的重要项目。

如果说两部影片要进行一场赛跑，国家队的《建国大业》是提前起跑了。

但这并非不公平。“这次是中影和华谊提前坐下来策划，定下的这个格局。”王中磊说。“严格意义上9月16日也并不是什么黄金档期，其实通常大电影都 不会选择9月份。我印象里我们只在9月14日排过《夜宴》。一般来说对票房有企图心的电影会选择贺岁档、暑期档，再不济也是一个长假档。”

王中磊拒绝预测建国的票房：“我对《建国大业》没有办法做票房预测，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商业预测的范畴了。但我觉得媒体给韩导的压力太大了，还没公映，媒体就已经写‘奔四亿’了。”

事实上，“建国”公映三天，票房已经过亿。当然这在电影业界早已不必预测，因为公映之前，“建国”的团体票预订已经超过1亿元。“以后我觉得基本没有什么影片再可以复制，一个主旋律电影，可以有一个多亿的提前预订。”

“70周年的时候我们提前策划！”王中磊说完大笑起来。

口碑对《建国大业》不重要

南方周末：你曾说你从事电影事业的梦想就是挑战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现在《建国大业》恐怕会让你实现梦想的难度加高一个级别了。

王中磊：其实那更好。有的时候，从业者并不完全了解国内电影市场的容量，即使你很专业。比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那个时候国产电影还没有“票房过亿”的念头，觉得这个市场没这么大。但那次确实让所有电影从业者知道，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想法。

我觉得《建国大业》从题材、影片规模，倒并不是多么具备商业性，但它有太多综合因素，很多东西非常不可复制。“建国”确实是没有太大可比性的一个影片，商业电影也好，主旋律也好，都没有可比性。我也盼望它创造票房奇迹，这样可以知道市场到底能做多大。

南方周末：《风声》也入选了中宣部推荐的“重点影片”，是你们争取的吗？

王中磊：在中宣部的这种推荐上，像华谊这样的民营公司实际上没有任何渠道。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进入他们挑选、评比的范畴。我想在商业电影当中，《风声》讲的是无名英雄，这种信仰，确实还是感情非常浓重的一笔。可能这一点上被主管部门看中吧。

南方周末：客观上说，这会对影片的票房成绩有帮助吗？

王中磊：因为发好推荐影片对院线来说是一个考核因素，我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但对影片应该有帮助。比如进入这个名单，他们还是会比较重 视这种影片的发行。从个人情感上我也挺荣幸的，因为确实是拍了这个国家的一些英雄，能够被提名也是不错。其实商业电影更重要的当然还是电影本身，够不够商 业性，营销够不够让观众感兴趣，这个才是票房的基础。

南方周末：比“建国”迟映两周，对《风声》来说是好还是坏？

王中磊：这14天半对《风声》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对《建国大业》，9月1日上和9月16日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实际上形成的是团体 观看热潮，在任何档期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它选择9月16日主要还是制作的问题，因为到最后一天还在空运拷贝。按照商业排片的规矩来说，两部都有商业企图心 的影片，相隔14天半已经够了。原来我们预计《建国大业》可能一半票房来自团体票，一半来自零售票；而《风声》可能80%-90%来自零售。但是现在我认 为，“十一”档期，我们依然会面临《建国大业》强大的竞争。因为如果它在前一段形成很强大的号召力，进入“十一”，一定会抢夺大量《风声》的零售票观众。

南方周末：但如果“建国”的观众口碑不好呢？

王中磊：口碑对《建国大业》的影响也不大。因为观众对电影本身并没有什么心理预期，进去的心理是看热闹。《风声》反倒是有这样的问 题，如果口碑不好，会影响后续的购买信心。“建国”绝不可能差到“买张碟看得了”的程度，因为它的拍摄资金很充裕，那些明星不拿钱，3600多万的拍摄 费，对一个“天天开会”的电影来说已经非常够了。它的拍摄质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没有优势

南方周末：日前中影董事长韩三平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说到中影是国产电影里的“一枝独大”，你觉得呢？

王中磊：我觉得三平说得很准确，就是“一枝独大”。中影的领袖是三平，作为中影的领导者，他做了很多大的改革，包括电影投资的方向、 营销的方向做了很多调整。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拥有或者是国家赋予了很多的资源。这是任何民营公司甚至其他国有公司都不具有的。在这方面我们永远都不在 一个起跑线上。

中影这样的公司也承载着巨大的历史包袱，包括机制、人员。三平很聪明，利用了资源的优势，整合得非常好。其实中影很多影片也不是自己投资，而是合作 者愿意用中影这样一个抬头，更有利于做国内的市场。这方面他把本应属于电影出品人的品牌累积或者商业成绩，赋予到中影这个品牌上，所以这几年形成了中影强 大的品牌优势。我觉得这也说明那些合作人对市场充分了解，情愿牺牲自我品牌的塑造。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南方周末：民营公司就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王中磊：优势并不明显。对所有其他的同业者，最好还是要训练你的人才。我们没有别的优势，只有人才，每一个环节的工作者。电影是几个 环节连接的：策划、制作、营销、发行、放映，就像接力跑。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非常注重，确实压力很大。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把每一个环节的选手培养得更专 业。没有优势可言。

南方周末：具体到《风声》这部电影，你们是怎么做得“更专业”？

王中磊：比如这部电影我们用了比较新的导演。我们希望发现和制造新的电影人才。演员也几乎（全部）启用了华谊在电影 方面的明星。虽然这些演员已经都是明星，大众很熟悉，但他们的代表作品和商业符号还需要不断试探和巩固。恰巧《风声》带来一个机会，它是一个群戏，每个人 之间都会有非常冲撞的表演，比如说王志文和每个人之间都会有很强烈的对手戏。这些都会让演员有极大的表演空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现在电影已经出来，我觉 得不管未来票房是什么情况，对这些演员来说真是很宝贵的一次工作成果。

比如我们很早就开始跟香港、台湾地区的市场接触，很早就定了那边的发行人，都是当地最强的发行公司。现在基本确定，《风声》10月在香港和台湾，几 乎与内地同时上映。我们在台北甚至成立了华谊自己的一个发行工作组。内地所有营销的东西在那边是同步的，现在如果你去台湾，你会了解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这部 电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徐克的《狄仁杰》未来都会这样操作。

南方周末：说到台湾市场，《风声》里有一个细节：在原剧本里，吴志国本来是国民谠安插在汪伪政 府里的地下工作者，而在内地公映的影片里，他是共产谠地下谠员。在台湾公映的话，会恢复他原来的身份设定吗？

王中磊：这是一个秘密。

其实那段时间，虽然历史上很短，三四年，对一个人来说却是很长的时间。人物会发生很多变化，军统的人和延安的人会有很多配合，甚至两个人之间产生感情，最后变成兄弟之间的敌对……很多可以挖掘的故事。我觉得以后的电影里慢慢会有吧，现在还是有一些限制。

【漫画一针】六十年，筚路蓝缕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9-09-29 21:21:24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向春/漫画

邓小平用 “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所经历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建设，又有哪一步不是靠着一点一点摸索，积累经验，才挺过来的。国如是，民亦如是。

领袖万岁国家万岁还有人民万岁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2009-09-30 22:16:20 来源:南方周末

国庆一个月前，北京西城区和东城区政 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广场附近和长安街沿线，一户户访问，免费发放玻璃贴纸，希望他们不要被惊吓着。家里有老弱病残的人，工作人员安排他们去政 府在郊区包的宾馆居住，对不愿离家者，还派人专门陪护。

“这一次连刘淇都亲自一个个点去看，每个炮的阵地周围都用铁板围起来，到底打几寸弹，安全距离有多大？对铜墙铁壁还不放心，又增加了一层金属网，如果有爆炸，好让它有个缓冲，减少对周围民居的影响。”张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第四乐章《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里，焰火做出“人民万岁” 　图/蔡国庆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开始的晚会创意是以《我的祖国》命名，以它的歌词作为晚会的结构，“这是伟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蔡国强当时很赞成，甚至觉得连“这是伟大的祖国”都不要，就“这是美丽的祖国”就够了。后来这个很好的创意在一次次开会中妥协，变成了《北京喜讯到边寨》、《黄河颂》、《今天是你的生日》 　图/林毅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张和平终于说服张艺谋加盟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　图/林毅

“我终于可以回家睡个安稳觉了。”63岁的张和平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是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的总指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还是《建国大业》的总策划。

2009年10月1日晚上，当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处的“光立方”上出现烟花书写的“人民万岁”时，胡锦涛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走下城楼，与各族群众同乐，是张和平组建的晚会创意小组最核心的“献礼”，也是最有“风险”的创意。

“能把四个巨大的‘人民万岁’用焰火点燃，用人民的手来点燃，变成焰火书法展现出来，也表现了时代特色——不光是领袖万岁、国家万岁，还有人民万岁。”蔡国强说。

“张艺谋功不可没。”晚会执行总导演甲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其实是张艺谋坚持的，“这个想法只有没有干过晚会，不知道晚会是怎么回事的张艺谋才能想出来”。

事实上，“人民万岁”并不只是概念和感人形式，而是整个晚会策划、执行中，从中央领导人，到张和平的团队，一直坚持“以人民为本”的基本原则。

“从胡锦涛开始，领导们都要求我们少搞焰火排练，燃量越少越好，离国庆越近越好，对民众的干扰越少越好。”蔡国强说，因为“人的生命比艺术家的作品更重要”。

“千万别晚节不保”

和奥运会开闭幕式一样，国庆60年联欢晚会对张和平来说，完全是个政治任务。去年10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开奥运表彰会，张和平和张艺谋从胡锦涛手中领了奖。张和平当时很高兴，觉得自己可以把精力放在北京人艺的工作上了。

两天后，张和平接到了市委书记刘淇的电话：“中央希望你为首的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负责国庆60年联欢晚会。”

按照中央的国庆庆典计划，文化部牵头负责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中央军委、国防部负责10月1日上午的大阅兵；北京市负责下午的群众游行和晚上的联欢晚会。张和平答应了。

他马上打电话给张艺谋和蔡国强。当时蔡国强回美国了，张和平就先约了张艺谋到人艺办公室。“艺谋当时很犹豫，他三年没拍电影了，手里有几个本子正在看。”张和平说，但“以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为核心”来做国庆晚会，是中央的“死任务”，张艺谋这个核心中的核心，最终还是答应了。

2008年10月30日，蔡国强从美国回到北京。

蔡国强奥运之后的日程表已经安排满了。焰火是个技术活儿，需要和方方面面配合。在天安门放焰火，难度肯定要比鸟巢高得多，大量的时间将会在创意策划和不停的试验和操作中度过。

蔡国强很犹豫，他对张和平说，“别搞这个了，奥运会已经那么辛苦……咱们别晚节不保。”

张和平一下就急了，对他说：“老蔡，现在的晚会是‘突出焰火，强调联欢’，报纸都已经这样写了，你不搞我们又不懂放焰火。”

张和平和蔡国强聊到一半的时候，张艺谋来了，一听蔡国强不参与，张艺谋也急了：“老蔡，这是个焰火晚会，你不参加我当这个总导演干什么啊？你不参加把我也坑了……”

张和平清楚地记得，三个人在人艺的食堂吃了顿涮羊肉。最后，出于奥运三年一起工作结下的友情，蔡国强愿意帮忙出谋划策，当个焰火顾问。

过了两天，张艺谋也向张和平表示，既然蔡国强只当顾问，那他也只当顾问。“动之以情”不行，张和平只能“晓之以理”：两人背后都有各自的工作团队，这些团队也不能老闲着，人家还得靠干活吃饭。

最后张和平给张艺谋和蔡国强开了绿灯，给张艺谋找了个执行总导演，执导过多次春晚的甲丁；请蔡国强出任焰火特效总设计师，又找来了长期和张艺谋合作《印象》系列的王潮歌和樊跃，组成了核心创意小组。在完成联欢晚会的工作前提下，张艺谋抽空拍了电影《三枪之拍案惊奇》；蔡国强则分别在日本和台湾办了两个艺术展。“这也是相互理解吧。”张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张艺谋接受采访谈到国庆联欢晚会时，平淡地表示，自己的创作并非主体，群众联欢才是关键：“我要做的工作就是配合他们联欢，营造一种普天同庆的氛围。我在国庆焰火晚会剧组只是出谋划策，做一点创意，主业已回到老本行电影上。”

实现和被毙的设想

与张和平、张艺谋不同，联欢晚会的执行总导演甲丁必须常驻在奥运大厦里。“张和平找我，无非是我搞过春晚，搞过很多大型庆典晚会。冲着张艺谋和蔡国强为首的这个班底，还有他们在奥运会上很多没用过的创意，我可以帮助把它们在国庆联欢晚会里呈现出来。”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甲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受地理的限制，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确定模式：首先，晚会的表演必须面向天安门城楼，舞台也不能太远太暗，中央领导们可能会看不见；从金水桥到长安街至观礼台的一个长方形的狭长舞台，是各民族联欢表演区域；两侧是首都各行各业代表的联欢区。留给张艺谋的表演区是国旗至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区域；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前的马路区域，留给了首都群众联欢队伍。

第一次开策划会前，除了看国庆35周年和50周年联欢晚会的资料，创意小组成员一行还去了天安门，实地考察广场四周的地理环境。创意小组决定把舞台前移，以国旗杆为基点，向四周放射开去，形成一个长100米、宽90米的“光立方”表演舞台，另外在“光立方”后面设置1面长90米、高25米的网状烟花绘画幕布，在这块布上，蔡国强将要用他惯用的火药，用电脑配合在巨大的幕布上烧出五幅画来。

起初张艺谋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中心舞台地面铺上镜子，把灯火的光源反射到空中，让整个广场亮起来。因为联欢晚会都在夜晚举行，但由于照明不尽如人意，天安门广场的魅力未能体现，联欢晚会的艺术效果也受到制约。

可全广场地面装上镜子，经过论证，效果并不理想。有人提出用奥运会开幕式里出现过的灯光人，张艺谋提出参考奥运会上的击缶，大量用鼓，鼓面是LED发光。但用鼓也有一个问题：在中心表演区域只承担25分钟的表演，在不表演的75分钟里，表演者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

最后甲丁在一张天安门的未来图景上获得了启发：在那张图上，天安门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花园。能不能用树？树象征着生命，象征着成长，树上附着光，照明的问题解决了，树也可以升降、摇摆，组合成各种画面。

4028棵树被4028名战士控制，经过统一的电脑程序控制发光，最终组合出不同的形状、画面和字幕。

与奥运会不一样，在烟花特效上，蔡国强希望能够运用他在日本一家美术馆的试验，在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的建筑上铺上幕布，从而炸出两道巨大的金色瀑布，和装在两栋大楼后的烟火炮打出的灯火一起，形成“火树烟花不夜天”与“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炫目光效。但这个设想没有被公安消防和反恐部门通过。他们后来想改成在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的两面墙上挂上屏幕，或者直接安装大面积的投影，形成类似于奥运会“碗边”U形的艺术效果，投射出各种不同的图案和造型，最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央提出节俭办节的要求，这两个设想因为成本太高被取消。

不安全的艺术就是白搭

彩排的时候，核心创意小组成员王潮歌站在天安门城楼往下看，仿佛看到了十几年前的自己。

王潮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国庆联欢晚会：“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小学，当时没有什么记忆，第二次参加的时候在读三十五中，刚刚粉碎‘四人帮’。我拿了两簇纸花在广场上跳青春圆舞曲，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当时没有移动厕所，也没有尿不湿，不能够喝水。”

“我越来越老，北京越来越年轻，马路是新的，楼是新的，天安门广场地面砖是新的，我出生在广场附近的东交民巷，两栋西洋式建筑，现在只剩下一个，我出生的那个楼给扒了。”

这次联欢晚会的立体焰火，是王潮歌出的点子：“我们老说‘祖国美如画’，能不能让这个画是立体的，用高射炮打出高空焰火，加上空中的幕布焰火和地面‘光立方’表演者手持烟花构图，组合构成一幅立体画来。”

因为安全和场地限制，这幅画一直没有实际合成过。在西郊的训练场上，只有单独分散的演练。

“我觉得这事本身就有意思，只有在演出那天才能组合出来。”创意小组成员樊跃说。

前期的策划阶段，要的是繁复、多变；进入演练的时候，更多的是修改和删减。所有的创意都要经过场地、技术、经费的检验。

国庆的火焰和放奥运焰火不同：鸟巢附近都是绿地，没有什么居民区；而天安门广场附近都是政 府办公场所，长安街两侧都是居民区。按照蔡国强的设想，他将在天安门阅兵走过的路线上空，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用高空烟花弹炸放出60只巨大的和平鸽，表达“和平崛起”的概念。

为达到好的效果，蔡国强希望能够放国庆50周年时同样的12寸的烟花弹，但这种弹爆炸时响声大，公安部门要求减到6寸大小。在联欢晚会结尾《到处充满明媚的阳光》的高潮部分，蔡国强想用大量的照明弹，把天安门广场照得像白天一样。但这种照明弹普通工厂不能生产，只有军队的兵工厂才能生产，试验多次，效果也十分理想，但因为“制度问题”，这个创意也被迫取消了。

“军队有能力控制让照明弹里的镁粉遇潮湿不爆炸，可我们国家每一种产品要投到市场上用，都需要质量检验局下文批准，说它是安全可靠的。”蔡国强说。

根据规定，政 府质检局无权审查军方兵工厂的产品，而且烟花运输是公安交通警察管理，焰火燃放归公安治安总队管理，蔡国强需要的照明弹想进北京，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没有质检局的合格证，交警部门不允许你运输进北京，治安总队也不可能允许你燃放。

“作为艺术家，我就不断地要去争，但弹也不能掉下来。矛盾就在这里，安全不能变成艺术，但艺术没有安全又是白搭。”蔡国强说。

每一发烟花弹都有责任人

因为央视大楼发生的大火，国庆晚会的安全防范级别提高了。

联欢晚会里蔡国强原来准备炸的5幅焰火绘画被删减到3幅，一幅名为“天安门”的油画被撤换掉；前门箭楼和景山、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紫禁城两侧的烟花点都被撤掉，其他则做大的压缩调整。

以前是北京市负责国庆联欢晚会的安全，后来公安部又派了一个安全监督小组。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当天上午，张和平和蔡国强一直在陪同刘淇开会商量焰火的安全问题。“发射高空焰火，需要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上一次联欢晚会，天安门附近没有国家大剧院，也没有公安部办公大楼和国家博物馆的新馆，原来的烟火阵地现在都没了。现在选的发射地，武警、消防、公安，一次次一个个都严格检查。”此前，张和平曾4次陪同刘淇去不同的训练场和焰火发射点检查工作。

焰火和“光立方”是检查重点。按照策划，“光立方”的表演者将手持烟花，在空中写出“人民万岁”等字样。公安部开始坚决不同意，后来要求表演者头戴帽子、眼镜，身穿防火外衣，又把放烟花的装置装了一层铁皮，确保不伤人。

天安门晚会用的烟花、焰火，从生产源头开始，国家安监局驻厂死盯，每一发烟花弹，是谁生产的外包装，谁制造、装填的火药，谁是质量监督，每个环节都有标记。保证在发生事故和意外时，可以追查到确切的责任人。

到目前为止，联欢晚会只在天安门合成彩排了一次。“从胡锦涛开始，领导们都要求我们少搞焰火排练，燃量越少越好，离国庆越近越好，对民众的干扰越少越好。”蔡国强说。

蔡国强体验到政 府的进步。国庆一个月前，北京西城区和东城区政 府的基层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广场附近和长安街沿线，一户户访问，免费发放玻璃贴纸，希望他们不要被惊吓着。家里有老弱病残的人，工作人员安排他们去政 府在郊区包的宾馆居住，对不愿离家者，还派人专门陪护。“这一次连刘淇都亲自一个个点去看，每个炮的阵地周围都用铁板围起来，到底打几寸弹，安全距离有多大？对铜墙铁壁还不放心，又增加了一层金属网，如果有爆炸，好让它有个缓冲，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影响。”张和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为了确保白天军队阅兵、群众游行和晚上的国庆焰火联欢晚会，北京市气象局在北京远郊准备了大量火箭弹，驱赶天上可能飘来的乌云，密集度和防范级别，是去年奥运会的3倍。

蔡国强对眼前的这一切都表示理解，“人的生命比艺术家的作品重要”。

“它不是一个晚会概念，而是一个共同欢乐的品牌”
——专访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执行总导演甲丁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杜越
2009-09-30 22:08:27

“光立方区是由4028棵树组成的发光体，树的寓意是象征着社会的成长。

树的想法来源于我看到的一张天安门未来远景图。他们那时候把天安门设计成一个大的花园，一个人民的花园。”——甲丁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晚会执行总导演甲丁　图/林毅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7月31日，成龙慰问排练“光立方”的官兵们。10月1日晚上，成龙和他们同在广场演出　图/林毅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9000平方米的光立方区是由4028棵树组成的发光体，创作者想把天安门广场设计成“人民的花园”。 　图/林毅

执导过几届央视的春晚、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等大型晚会的甲丁，受命出任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执行总导演。去年奥运会甲丁没有被吸收进创作团队，他当时觉得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这次他打算一展身手了。

在甲丁眼里，晚会的烟火总设计蔡国强有点“郁闷”，是因为“老蔡的理想没法在这个环境中实现，他需要的烟火阵地达不到”。而蔡国强呢，不喜欢听甲丁的说法：“这肯定过不去。老蔡，你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我太知道了。”老蔡觉得反而“有些创意领导没想到，没想到你艺术家是这样说，对他才好”。

不管怎么说，有总导演张艺谋坚持，他们这个创作团队的设想被认可，10月1日晚，谠和国家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走到广场和各族人民群众一起唱歌跳舞联欢。甲丁认为奥运会开幕式与国庆晚会不同，“两个庆典像踢足球和打篮球一样，不是一回事”，一个是给全世界看的，一个是“共同欢乐的品牌”，把天安门变成一个“人民的花园”。

甲丁觉得，1984年国庆35周年的时候，游行群众中打出的“小平您好”，是给全世界留下记忆的一张照片。而这次60周年国庆晚会，甲丁有个“不大的野心”：期望“光立方”和“烟火幕”给“世界美术史留下一张画、一幅作品”。

让中央领导配合你只有张艺谋敢想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参加这个庆典活动的？

甲丁：刚开始张和平通知我的时候，我也觉得挺突然的，这种大型的庆典活动我们以前做得很多，完成它其实并不难，但是想要完成好，太难了。我当时很犹豫。但张和平介绍说，主创班子艺谋做总导演，蔡国强做烟火总设计，你来做执行总导演，同时樊跃、潮哥的奥运班子来配合你的工作，共同来完成这个事情。这给我一个底，我可以在奥运联欢晚会中，延续他们很多的梦想。

第一次开创作会的时候，大家分析来分析去，发现联欢晚会的特性跟奥运会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所说的一些奥运的创意遗产，跟国庆联欢晚会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南方周末：怎么和奥运会既继承又有所区别？

甲丁：两个庆典像踢足球和打篮球一样，不是一回事。奥运会给全世界看的，它表演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家底，都是独特的，是给外国人看的；国庆的联欢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而且整体的定位就是群众联欢活动。怎么能够在群众联欢中，用艺术化的方式，跟群众的大联欢很好地互动、辅衬，这是当时设计方面最重要的一个考量。

新中国成立了60年，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联欢晚会，让大家感受到国家在60年当中的一些变化，能够感受到60年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风采和风貌，这是我们挺伤脑筋、挺下气力去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才有了光立方，才有了烟花的绘画网幕，才有了音乐焰火的构成和构想。在整体的策划和实施当中，我们确实是希望在天安门广场当中，让大家感受到国家的变化和强大。你会看到我们今年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态，我们创造了一种大家没有见过的表演样式，仅此而已。

南方周末：请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走下天安门城楼，与各族人民一起跳舞唱歌，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甲丁：我们做惯了晚会的人是不敢想的。要让party和国家领导人来配合你的创意去完成一项工作，这个我们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中间牵扯很多复杂的程序。

但是艺谋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坚持，现在执政层的理念是“以人为本、Hexie社会”，如果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步入广场，跟群众一起联欢的话，将是对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最好诠释，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经典的一笔。

在以前的国庆联欢活动当中，有过像毛主席进入广场，那个特殊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是接见红卫兵。广场上的车被红卫兵给拥堵了，毛主席索性下来，跟大家席地而坐观看烟火。

今天这个情况不一样，这个是我们的领导集体，大家共同来完成。

所以我们斗胆在汇报稿上写下来了，没想到非常顺利得到通过，得到批准。我觉得这个想法只有没有干过晚会的、不知道晚会是怎么回事的张艺谋才能想出来。

以前我们设计春晚的时候，曾想找国务院各部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特别棒的公益广告。比如说公安部部长，希望给大家做一个过年的时候燃放鞭炮要注意安全的公益广告。全国妇联的领导给我们做一个常回家看看的广告，过年了，看看老人。最后都没实施。以前我们对领导的认识，有很多的误区。其实我们要是设定出来，领导未必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配合，我打算今年春晚还冲一次。

既要承担国家意志还必须保留人民性

南方周末：在群众联欢晚会这块，就像是一台拿掉小品的春晚。

甲丁：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准确。这是联欢晚会所无法避免的，是必须要这样做的，怎么能让大家联欢起来，怎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快乐起来，发自内心的参与到你的联欢当中，自行的激情释放。

你要想让大家联欢，要想让大家亲切起来，跟这个环境要契合，要让每个人和国家亲切起来，必须要构成一个亲切的环境。因此，我们在选择歌曲的时候确实是选择耳熟能详的音乐，一响就能够引发他的一个记忆，让他融进这个音乐，被他所喜欢。在音乐上，新创作的歌曲也很少，整个过程中也就是三个新创作的歌曲，大量的都是以前的老歌。就是希望音乐一起，大家就有感觉。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群众联欢里已经有一些民间的传统表演，像舞狮子。

甲丁：群众的三块联欢设定在民族、民间和民俗上。民族的表现全是用鼓，新疆的手鼓、藏族的热巴鼓、壮族的铜鼓、高山族的足鼓等，来完成一个十五分钟的大联欢。民间的选择的是两种元素，就是龙和狮，叫龙腾狮跃。西边的胡杨龙，东边的荷叶龙，南边的南狮，北边的北狮，就这四种东西把国家民间文化概念的传达出来。民俗,我们强调的是新民俗和旧民俗，现在很多啦啦舞、街舞，它已经构成了一种新民俗。不管这个东西是属于哪个国家的民俗，但是这种样式和状态已经影响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南方周末：作为执行总导演，在这台晚会里，你能调动的资源有哪些？

甲丁：全部。一台晚会中所有的演艺资源，不是行政资源。行政资源是全部服务你的，演艺资源是全部配合你的。像光立方，整个的设定和设计都得由你来提供，包括音乐。像音乐焰火，要根据我们给你的是什么样的主题去设定。

南方周末：你们的难度在哪儿呢？

甲丁：老蔡的郁闷是他的理想没法在这个环境中实现，这个地方没有给他提供硬件的支持，他需要的烟火阵地达不到。这回我觉得挺感动的是，各级领导对这个东西还真是很支持，希望我们能够打造出与众不同的晚会。

南方周末：你的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分别占多少？

甲丁：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基本上是一比一，甚至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烟火的时间和光立方的整体时间结合起来。群众联欢占了五十多分钟。在这个比例当中，艺术家怎么能够把控，在整体的氛围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设定，非常重要。

联欢晚会里有些程序化的东西是不能碰的，比如领导登上天安门城楼，各族群众大联欢、首都群众联欢六块，必须要有烟火、舞蹈，这些是不能破的。

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怎么在约定俗成的联欢晚会上，创造一些视觉奇迹，表现一种文化态度，强调一点点的文化追求，这是我们担负的责任。

南方周末：国庆晚会有明确的承担和使命吗？

甲丁：有，它的使命是要在国庆的晚会中承担着国家意志的彰显，还有国家形象的一种呈现。它跟春晚极大的不同是，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完成人民性的表现。而春晚只能在舞台上，用人民的情感，让别人去代言，让我们的专业演员去代言。这个地方不是，核心的表演不足整个活动的七分之一，七分之六的人全部是自己玩自己乐。

比如，在开始的序当中，我们滚动的年轮表，从1949滚到2009，一直在光立方上滚过，这些是形象。我们还用音乐作为情感关联，用的都是能够表现共和国时代发展的老歌，用形象和符号去延续这种感情。

南方周末：与民同乐还有哪些表现？

甲丁：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间，环绕国旗杆设立了一个9000多平方米的光立方区。光立方区是由4028棵树组成的发光体，树的寓意是象征着社会的成长。

树的想法来源于我看到的一张天安门未来远景图。他们那时候把天安门设计成一个大的花园，一个人民的花园。我们从这上面找到了灵感，树有一种意味，象征生命和成长，让树顶上发光，于是大家一下找到了核心的元素。

用创意把不精彩的东西变得有点精彩

南方周末：你研究过国外的庆典吗？

甲丁：应该说我们研究了很多，美国的复活节这种大的狂欢，巴西的狂欢节等等，国外的庆典给我整体的感觉就是简洁到位。比如，法国人做东西总能引起文化人的关注，就是非常简单的阅阅兵，群众在阅兵当中表达出某种喜悦就行了。

后来我们发现，人民性的东西是必须要保留下来的。我们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表达，必须要在每一个时段给大家营造一个视觉核心。比如美国，一个大的充气物，越过时代广场，有一个中心，让大家有一个兴奋点。所以我们在整个晚会当中，必须不断地、每时每刻地为大家制造兴奋点。

比如我们这次吸取了外国人的自由随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全场统一的集体舞。国庆50周年的时候，集体舞是全场几万人一起跳，这样的东西这次一个都没有。我把音乐提供给你，你愿意编扇子舞，愿意耍耍中幡儿，自由选择。

南方周末：它们是如何承担国家职能的？

甲丁：其实国外大型的庆典，像国庆式的东西，基本是大家游游行就完成了，不是一个大的晚会样式，像中国这样的庆典很少。最近俄罗斯也出现了晚会样式，莫斯科建城860周年，用的就是一个大的晚会样式。

我们与这些地方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感受一个国家的欢乐，不是局部一些人的感受，而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活动，传达给全国的电视观众，让大家共同感受这个国家此时此刻的欢乐。

南方周末：你以前很头疼，春晚里有无数“条子”演员，这次是不是也碰到这个问题？

甲丁：不谈这个问题了，这个是中国演艺活动的顽疾。你只要有这种体制，就会有这种现象。这个我觉得说它没劲了，你改变不了，说它没用。

南方周末：这会对整个晚会有伤害吗?

甲丁：这个应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我觉得创意是第一性的，他们都是你这个建筑物上的砖和瓦，看你运用得到位不到位。我们说装修一个房子。有可能这个房子里，有一点点的瑕疵。但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装饰它。比如墙这儿有一个窟窿，我往上挂一幅画，盖住这个窟窿。地面不平，我铺一块地毯，模糊了这个不平。这是你导演的办法。你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我一点都不头疼，我虽然烦这个事情，但我不头疼它。我们相信用创意可以把这个不精彩的东西变得有点精彩。

南方周末：你批评过中国的晚会太多太烂，60年的晚会能走出这种模式吗？

甲丁：我们这回真没有按晚会方式去结构它，就是按联欢的方式去结构它，所以它跟晚会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在国家的大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我觉得民众需要有一个载体，去共同表达这时候的情感。所以国庆联欢晚会不是一个晚会概念，而是一个共同欢乐的品牌。

南方周末：你办过春晚、大学生运动会，也做过国庆晚会，这其中的不同和相同在哪儿呢？

甲丁：相同是你希望用创意为这个活动注入一些新意。所以我在接晚会的时候，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从来没有直接一口气先答应的，而是一定要沉淀几天，一定要想办法。当我觉得我有这个自信和办法的时候，我才会去接。整个不同的是国庆晚会，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一种表达，而是要通过你去反映国家意志。在这个当中，你要了解、体现和去顾及的东西，比你个人做一个东西要多得多。

南方周末：晚会作品很难流传，这次有没有长久的艺术价值和流行潜力的音乐？

甲丁：这是每个人的理想和目标，但是实现它要靠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不是艺术家能单独决定的。但艺术家要有这个企图，要有这么一个野心。

我们希望光立方也好，烟火幕也好，烟火幕能够给世界的美术史留下一张画，一张作品。我们希望我们的光立方能够给世界的各大传媒提供一张中国此时此刻在欢乐的一个形象。我们对这台晚会也没有多大的野心。我实际上野心也够大的了，因为35周年就一个“小平您好”，却成为了给全世界留下记忆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