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变迁路：十几年工作仅换来一纸感谢

杜玉珍拿出一份证书。她说，教了十多年书，学校里任何评奖都与他们无关，现在被清退了，终于拿到了一本红皮证书。“这是我被辞退时，哭着让校长写的。”打开证书，上面写着“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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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士明（左）拿出多年来留下的证书，其中让他最骄傲的是，1991年获得了“昌平县先进教育工作者”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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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不高兴的事儿，田士明就把二胡拿出来拉上一曲。
从家到学校，10分钟路程。
在这条路上，田士明走过了15年。
教书15年，他却没有教师身份。
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临时代课教师、临时工，每一次身份的转变，田士明都伤心不已，但最伤心的是，花甲之年，他竟需要重新寻找自己。
8年前，田士明在教师岗位被清退。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教师”，他们同田士明一样，寻求认同，寻找被夺去的身份。
1月11日傍晚，昌平城区向北二十公里的盘山路上，一辆灰色的老式捷达车飞快地开着。
上坡、下坡、急转弯道……30多分钟的行程里，没有遇到一辆同行的车。
田士明就住在山路那一头。
开车的人叫关江。比田士明整整小了10岁。他在山里出生、山里长大，又在山里的中学教书，随便指着一处山头，他都能讲出动人的传说。
同样是在2001年，他被工作了十多年的学校辞退。
田士明的家不好找，连关江都走错了胡同。因为在一圈砖瓦房的中间，田住在一间低矮而不协调的石头土屋里。
水壶在煤炉上呼呼直响，田士明坐在炉子边取暖，看到我们进屋，他起身迎接。“这房子是1967年盖的，旧了点儿，真是挺寒碜的。”田士明说话慢条斯理。
教师
缺少教师年代被拉去教学
在最缺教师的年代上岗，一批在当地学历较高的人成了当时的民办教师。
1986年4月，黑山寨乡教育中心的教导主任找到田士明，希望他回到学校教书，那个时候，没人愿意当老师，学生多，教师却缺得厉害。
田士明教课在乡里早已有名。1975年他初中毕业后就曾在村里教过小学。因为当时村子里上过初中的人少，而且，文化大革命也造成教师缺少。民办教师就出现在那个时代。
重新回到学校教书，田士明感到了做教师的光荣。一个学年下来，黑山寨乡教育中心的7个学校排名中，田老师班里的成绩总是第一。
在与田士明家相隔30多公里的上店村里，“教师”杜玉珍与田士明的命运如出一辙。
因为上学时成绩优秀，在最缺教师的时候被拉去教书，也是在2001年“被清退”。
在初中教了18年地理课，杜玉珍教学带班都有一手。学校里什么嘎（淘气）学生她都教过。前两天还见到一个特别嘎的学生的妈，握着她的手说：“要不是杜老师，我们孩子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说起学生和教学时候的故事，杜玉珍就好像把所有不愉快都抛在了一边儿，笑得无比幸福。
民办教师
报考师范希望民办转公办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转正的希望，考师范、自学，这些似乎能让希望更近。
田士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听到过民办教师要被辞退的消息。
他打算考取昌平师范，考上了，就能转正。
田士明比录取线高了40多分，但是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觉得他腿部有小儿麻痹，在体检上把他刷了下来。
又过了一年，田士明找到校长希望再考的时候，却发现报名资格上要求年龄小于30岁，那年，他刚好不到31。
“这都是命。”田士明说。
每一位民办教师都有一个转正的希望。
1992年，原财政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等联合发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通过师范学校定向招生和‘民转公’，逐步将一部分优秀民办教师选招为公办教师”。
那一年，杜玉珍似乎看到了希望，学校里只有她一人作为优秀的民办教师去参加统一组织的心理学和教学专业课考试，她一边教课一边看书，虽然成绩都在70多分，但是距离90分的通过线，还有差距。
杜玉珍没有多想，回来继续教课，她相信，教了这么多年书，将来一定能转正。
1995年，杜玉珍第一次感到害怕。转正迟迟没有消息，报纸上却写着没有大专文凭就不让教初中的消息。
杜玉珍硬着头皮去找校长，求他说，您让我去进修吧。杜玉珍说，那个时候，代课教师是不给进修的机会的。
代课教师
转正希望渺茫多次反映情况
工资少得可怜，他们觉得丢人，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就刻意避开正式教师，财务催了才去领。
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教师节前发出文件，要求在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杜玉珍这次是真的看到了希望。不过后来，杜玉珍和田士明都发现不对劲儿，有的报纸登出了报道，说北京已经不存在民办教师了。
“那我们是什么？”田士明其实早已感觉到被清退的压力。
田士明说，十多年里，每次开会，校长都会有意无意地挤对这些老师，称呼上也发生了变化。最早，田士明还被称为教师，后来成了民办教师，而到了1996年之后，他们又开始被称为代课教师、临时代课教师。
田士明觉得，这种称呼的变化，带来的是这批教师转正希望上的渺茫。
校长是希望这些老师受不了挤对，自谋生路去。杜玉珍说，果然，有很多老师受不了，选择了离开。
受不了的不仅仅是称呼。从1992年工资制度改革，正式教师工资一路上涨，从每月几百块钱变成了一千多，又逐渐涨到三千多，田士明的工资也发生了变化，可是从一百多逐渐涨，最高时候，一个月三百块。
每次发工资，民办教师们都不愿意去，总是大家都领完了，财务催了，他们才去领。“真就觉得丢人。”杜玉珍说。
田士明不会闹，只会拿起笔杆子写信。
他给北京市教委写信，给市government写信，给原国家教委写信，还给国务院写信，他也不知道这些信领导有没有收到，但是，至少很多信都转给了昌平教育局。
田士明说，有一天，局长顶不住了，找了一辆车把写信的老师一起接到了教育局，批评了一顿。
临时工
十几年教书工作换来一纸感谢
被清退的时候，她哭了，流着眼泪求着校长为她写了一张奖状，这也是她唯一的奖状。
2001年的那个暑假，杜玉珍会记一辈子。
她没想到，这四个班，竟然是她送走的最后一批学生。
校长把杜玉珍叫到办公室说，杜老师，你被清退了。心直口快的杜玉珍，眼泪刷刷的就掉了下来，“你为什么清退我啊，我干了这么多年……”面对质问，校长无言。
杜玉珍哭着回到家，校长的妻子不放心，怕她自杀，专门跟到家里安慰。
被辞退时，杜玉珍46岁，教育部门补给了教师一次性的补助。按照月工资标准412元计算，工作满一年以上的每年核发一月工资412元，超过12年的按照12年补偿。
根据当时制定的“清退办法”，1980年之前参加工作的代课教师经过考核，如果合格可以转为公办。但杜玉珍是在1976年入校执教，之后又离校，在1983年再次入校，所以教龄应从1983年算起，不属于转公范围，“机会已经错过，无法弥补”。
北京市教委有关人士曾介绍，北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着手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当时在公办学校中的大量代课教师都接受了相关考核，对于符合条件的教师，在经过相关培训后已转为正式编制。
现在，杜玉珍和田士明，希望可以找回自己“民办教师”的身份，再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进行补偿，并为他们补缴养老保险。
不停的奔走起到一些效果。昌平区教委考虑到被清退教师的生活困难问题，于2008年发出了《关于原乡村中小学临时代课教师发放老年生活困难补助费的通知》，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的这部分人，按照“工作年限乘以15元”的标准按月发放。按照规定，杜玉珍每月可以领到200多元的补助，但她没有去领，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算是临时代课教师。
她知道，按照国家的规定，临时代课教师是要被清退的，如果认同这一称呼，民办教师的身份和法律规定的补偿，他们就更不可能找回来了。
杜玉珍拿出一份证书。她说，教了十多年书，学校里任何评奖都与他们无关，现在被清退了，终于拿到了一本红皮证书。“这是我被辞退时，哭着让校长写的。”
打开证书，上面写着“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贡献”。
本版统筹/本报记者李欣悦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吴鹏
(本文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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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师问题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也在农村生活过20多年，我的几个同学和乡邻也当过民办教师（都转正了）。我感觉，民办教师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很难一刀切地处理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处理都会是有利有弊的结果。
首先，文章中提到的那些民办教师，大多数并不适合继续占据教师的岗位。其中的大多数水平比较低下，否则，他们早就通过高考离开了农村，或者通过正规教育获得了正式教师资质。
再者，十几年的时间，并非一直都是学校需要他们继续留任，而是他们一直希望通过“时间较长”这个理由达到转正的目的，所以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任。

现在的师范毕业生的水平远远超过了这些人却很难进入教师岗位，如果继续留下这些人占据有限的岗位，有损大量学生的利益，对新的毕业生也是不公平的。

一般说来，能到学校里当代课老师是需要门路的，很少是竞争的结果。我在村里读书的时候成绩相当不错（证据是77年我们村里80多人参加高考，其中包括多个民办教师，但是最后只录取了我一个人）。但那时我无法挤进民办教师的队伍。这就是说，相比那些转不了正的民办教师，还有更冤的人无话可说。

我认为，真正公平的路子是取消所有教师和公务员的“正规”资格，让公务员和教师的队伍也成为流动的队伍，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公平。现在的情况是，只要进去就有了铁饭碗，这才是造成不公平的真正原因。

社会上有很多的可怜的人群，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需要关注的人群还有很多很多。

忘恩负义啊....可怜这些为基础教育作出牺牲(是牺牲不仅仅是贡献了)的人们!!

忘恩负义啊....可怜这些为基础教育作出牺牲(是牺牲不仅仅是贡献了)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