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袭击儿童案应先解决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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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血案死亡数升至9人 凶手自杀

深层次的原因不必等到总理来说破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笑蜀
2010-05-20 08:03:16

针对多起杀童案，温家宝总理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

用深层次的原因解读杀童案，是总理首开先河。此前的媒体解读，往往就事论事，限于凶手个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或校园安全问题。相应地，各地政 府的应对措施，也只是强化校园安保，像家家户户装铁门铁窗一样，尽可能把校园武装到牙齿；还有哪些改进余地？似无人言及。

如果说死于地震的孩子，死于口蹄疫的孩子，乃至死于三聚氰胺的孩子，死于问题疫苗的孩子，都可归罪于天灾或成年人的无心之失，那么在和平的校园，在最应该得到庇佑的地方，孩子们竟被追杀，这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绝不为过，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无从开脱。不能让所有孩子免于被追杀的噩梦，这显然是社会的失职，是所有成年人的失职，甚至不妨说，是所有成年人的耻辱。

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肝肠寸断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但这不够！眼泪救不了孩子，悲伤救不了孩子。血泊中那一双双挣扎的小手在呼唤我们，我们真的要反思！如果创巨痛深而仍不敢反思，不能反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从头改变？作为成年人又何来尊严可言！

但遗憾的是，迄今我们的反思仍极其有限，至少，远没有涉及深层次的原因。只是在温家宝总理首开先河之后，杀童案的深层次的原因才终于成为关键词，浮出媒体的水面。相对于杀童案的惊天动地，反思的躲躲闪闪，反思的疲软无力，其间的反差何其大也。

杀童案的深层次的原因，那是一个有着多么广阔空间的话题；说是杀童案，其实岂限于杀童案？正是这样那样本质上相同的深层次的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只不过每出现一次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都停留于就事论事，不及“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就一直依然故我，结果是“跳楼秀”后就有了开胸验肺和断指；开胸验肺和断指后，就有了自焚。残忍不仅还在，而且还在升级，还在催生出更残忍。

残忍的底线就这样不断突破，终于到了连我们的孩子都难以保护的地步。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陷于危机，而是失去反思能力，失去反思能力即等于失去走出危机的能力。但我们民族显然没到这一步。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有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甚至对深层次的原因大多心知肚明。只是我们几乎什么都知道，却还必须等总理先说，等总理向我们提示杀童案的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场景，跟总理今年五四去跟北大学生交流的场景很相似。北大交流之前，总理已郑重宣称：“我是来谈心的，希望同学们说心里话。”“我不怕讲错话，你们更应该不怕讲错话。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也是科学民主的体现。”而且总理确实讲过错话，比如他去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听课，听课点评中就有一些错话，被人指出后很快就道歉了。总理不怕讲错话，但是比他年轻五六十岁的，本来应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北大学生反而怕讲错话，他们给总理提的问题，被媒体称作没什么营养的问题。

这或许是诸多深层次问题中，最大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像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那样，来一次关于深层次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求得共识，通过讨论找到办法。但这样的讨论不只需要智力，更需要勇气。深层次问题当然都比较敏感，因为敏感，通常被某些既得利益者用一道道墙围了起来。

但这没关系，关键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我们就可以是集体的阿里巴巴。我们一起喊而且持续喊：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相信就会有某个瞬间，沉重的大门果然应声而开。大门后面未必真有什么神秘的宝藏，但至少，不再有下一代被重重追杀的噩梦。

这是我们的出路，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自我救赎之路！

已亥杂诗
              _____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一直都是万马齐喑的局面.
当年,2个凡是,真理标准,姓资姓社的讨论也是先有中央打破的, 如果让人民去打破,看看中国2000年的中央集权历史,就知道自己是什么下场.中国人历来一盘散沙,心存愤懑,也源于此.
石述思:
http://blog.qq.com/qzone/622007965/1274356518.htm

回复 43# zhuzige

这就是我party的先进性嘛

乖乖，筒子啊。当心犯政治错误啊
管好自己的脚管好自己的嘴，洗洗弄弄上床跟老婆造人类

呵呵，LS的观点是典型的“存人欲，灭天理”了~~~

于建嵘：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

网文选刊 -  发表日期 2010年 5月 17日

于建嵘：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
《亚洲周刊》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作者：于建嵘,柴子文

于建嵘认为，多起屠童案显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须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官员先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通过博弈用规则驯服公权力，建立规则意识，走向宪政民主社会。

从杨佳杀警案到南平等地一连五起屠童惨案，从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到砍杀无辜生命的发泄，中国社会的断裂越来越严重。究竟什么是撕裂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南平案发生后，有相当一批网友评论说：“杀得好，只是杀错了人!”于建嵘对这种社会情绪忧心忡忡，无论是作为一个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的学者，还是作为一个对建设性改革充满期待的公民，他都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么清楚的是非问题，还会有人叫好，这不正是这个社会扭曲的表现吗?

于建嵘认为，这种社会情绪需要认真对待，尤其是背后那种“凡事都是官的错”的思维格式，说明官民矛盾，也就是公权力无节制地侵犯公民权利，已经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无论是个人发动的血腥屠童惨案，还是近年昆明、石首、瓮安等地的群体泄愤事件，于建嵘认为，都是清楚的信号，提醒执政者要充分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深 层次矛盾。官民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官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第二，公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资源 对民众的掠夺越来越严重;第三，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越来越加强政治上的专制能力。

于建嵘的观察不同于一般杞人忧天式的书斋论政，他是一个注重实证调研、喜欢跟草根社会打交道的学者。早在一九九九年前后，于建嵘只身一人，依次走过湖 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村，历时二十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震动学术界，他鲜明的提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 乏真正意义和有效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走访过程艰辛无比，他时常在路边的小摊档吃饭， 满身泥水地追赶公共汽车。后来他记述说：“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

零九年，于建嵘出版《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基于一百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一书，从对一百个上访劳教案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将上访民众劳教已成为目前政 府掩盖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

于建嵘疾呼应立刻废除不经司法制度的中国劳教制度，他认为，劳教这一建政初期治国理念的产物，分别用于五十年代政治斗争及八十年代对社会的控制，而在 倡导依法治国、和 谐社会的今天，不但不合时宜生搬硬套，更违背了宪法、立法法及行政处罚法：“它被行政权力用来在司法系统之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政治权 利，最大限度保证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能力。不从意识形态争论，把人权民主等抛开一边，它连中国本身的法律都违背。所以，劳教制度不废除的话，中国要依法 治国就没有可能!”

因为长期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于建嵘非常警惕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和力量，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怀念毛时代，因为虽然那时受到压迫，但不会真正 没有规矩。毛时代可能要你的命，但是还有些规则的，恐惧但还感觉有个人在上面，毛主席什么时候清醒了，我们就有救了。现在是全民反抗。杨佳是最典型的例 子，你不守规矩，我也不守规矩，我拿着刀自己来;城管打死人了，一句谣言，就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很小的问题，只要往官民矛盾方面一烧，就会引起重大问 题。”

零三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并没有能对公权力构成足够的制约，于建嵘认为，原因是政治制度的落后性，没有能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安排。如今更多人谈论的权贵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也是通过权力获得资源。

于建嵘表示，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公权力的泛滥，政 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全面占有，越来越不受制约。当权的人失去了公信力，人们就会质 疑你的权力是否滥用。而相对应的，则是草根社会的权利求告无门，社会敏感问题法院不受理或即使受理也袒护权势者，上访遭到阻拦甚至劳教，老百姓最后只能越 来越倾向暴力式的自我救济或对社会泄愤。这就形成了官民对立的导火线。

那么，中国是否有新的道路可以解决官民矛盾?于建嵘认为，这需要新思维：解决官民矛盾，应当规则优先。说起“守规则”三个字，于建嵘就特别激动，神采飞扬起来。

于建嵘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前途的关键：因为守规则，就是要守住宪法的底线。如果官员首先从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开始，而不是用法律限制老百姓，把一切制度都 变成不守规则的规则，这样，就不必假想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而是先激活现有的制度资源，已有的制度走不动了再改，方向是责任政 府、民主政 府。在这个过程 中，需要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即通过博弈用规则驯服公权力，通过规则意识的建立走向宪政民主社会。

在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中有一种力量，必定是未来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正能量，那就是网络、手机等现代科技。于建嵘四月在香港大学做了题为《寻找重构中国 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的演讲，详细阐释了现代科技力量改变维权方式、与民众抗议相结合产生的正面推动力。

于建嵘说：“很多人忘记了一个问题：怎样立出规矩?是等别人给我们立规矩，还是我们自己也参与立规矩。我们不要只是在网络上发泄，我们还要帮助立规 矩。比如村务公开，社科院农村所开发了叫『村治在线』的电子政务公开系统，让外出打工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便捷的参与村庄选举、村务管理和监督。现在已 有四个县在用(黑龙江安达县、河南的中牟县、湖南的桃园县和陕西的岐山县)。就像国务院新闻办形容的，这是让乡村民主插上科技的翅膀。互联网不仅是发泄不 满情绪的地方，也可以是互动地立规矩的平台，将抗议变成产生规则的良性过程。”

于建嵘在香港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时，有听众义愤填膺地怒斥中国现有制度，他却反问：那你说怎么办?他不同意对中国社会最好最坏两个极端的判断，而是觉得需要另一种健康的声音：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大，但是可以有办法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需要利用制度资源，而非另起炉灶。

在他看来，改革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恐怖。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路径，也就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他说：“首先是确权，确定哪些权利 神圣不可侵犯，并且用行政、司法的力量加以保证。其次，让司法脱离地方控制，让司法改革从县市级开始，改变初级、中级法院的地方属性，人财物由上一级主 管，然后推行法官问责。这样就能改变百姓得不到司法救济的危局。”

让县级人大职业化

其三，于建嵘说：“县长、县委书记不再当人大代表，让县级人大职业化，这非常有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现有县级人大代表实际上是选民直选的。四年后要公布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一个县大约有五十个代表，五十人盯着县长、县委书记，如果他们做了坏事，老百姓需要人大代表主持公道。”谈到这些可以着力的现有制度资 源，于建嵘的声音变得有力而清晰。

于建嵘说自己并不悲观，毕竟现在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毕竟“中国宪法的主体部分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文本之一。归根到底，我们只需要高举宪法的旗帜!”

(傅磊参与本文资料整理)

中国社会充斥暴戾之气

2010年 5月 20日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五月十二日，陕西南郑县一家幼稚园发生凶杀案，造成九人死亡，十多人受伤，死者包括七名学童及一名女教师，震惊海内外。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这是两个月之内，中国发生的第六宗校园屠杀案。接二连三的血案，不仅说明校园安保形同虚设，更折射出内地严重的社会矛盾。今次校园血案爆发后，内地新华社当时仅刊发了一条短讯，但是短讯随后便被删除，而内地新闻网站亦没有实时跟进报道。当局显然想通过淡化处理，避免社会出现更多的震动，也防止极端情绪恶性传染，出现更多的校园血案。”“当局只加强学校安保措施，而不着眼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没有对症下药。执政当局政策发生偏差，嫌贫爱富，护贵弃穷，只代表先富者的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权益，才是校园血案频发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当局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只是一味的增加警力，增拨经费，最终都是无济于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称：“把校园凶杀案归咎于社会不公，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具有普遍性。相对而言，美国社会应该比中国来得公正，但是美国的校园凶杀案并不在少数，加上由于美国可以合法拥有*，其校园凶杀案的伤亡人数也比中国多得多。以二零零七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杀案为例，就有三十二人死在韩国留学生赵承熙的抢下。社会不公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因素。真正的原因，很可能就如中国社会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国连续发生此类暴力攻击事件很可能是一种恶性模仿，其原因可能来自一个变化迅速的社会所形成的各种压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周慧来的评论称：“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失败者。一个成熟而健康的社会，能尽量减少失败者或者降低失败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能够对失败者抱持理解和宽容，对失败者给予抚慰，使之心理不至于过度扭曲。失败者不会被社会所歧视或抛弃，公民社会的意义正在于此。”“中国还是一个缺失宗教传统的国度，实用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面对急速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调整，因为信仰缺失、价值观变异，中国人非常容易陷入‘精神迷失’的状态。因此，在今天中国，公民社会不但是对政 府权力的一种制约所需，还是社会自我完善和修复的必需。”

香港《明报》署名孙嘉业的评论称：“中国社会中日益充斥的暴戾之气，以及少数国人内心深处无可救药的恶质人性，竟令这种冷血的恐怖戏码频繁地在神州大地上演，其凶残程度连美国校园血案的枪手都要自愧不如。自觉无希望就去毁灭其它人的希望，固然卑劣，但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毁灭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何等的社会不公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失意者，却是值得社会每一个成员深思的。如果说城市的激烈竞争易让人产生偏执狂之类的精神病的话，广大农村基层黑恶势力与警匪勾结，生活的困窘，更能让人产生无助感。而在这方面，政 府的打压上访、限制言论，正是在制造更多这类潜在的‘定时炸弹’。当川震受打压家长表示，‘此刻我思念的是炸药与枪’，岂不令人不寒而栗吗？国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某程度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程度的反映，由是观之，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关乎国家的安全，而像打压受害者、封锁惨案消息，只会让人们将原本集中在对无良奸商、冷血杀手的仇恨，转移到政 府头上，是愚不可及的行为。”

由校园杀戮案联想到的

网友惠稿 -  发表日期 2010年 5月 18日

网友惠稿：由校园杀戮案联想到的
惠稿网友：Li Ming


5月12日8时，陕西省南郑县一暴徒闯进幼儿园杀死7人，伤10余人。此前东部省也相继爆出多起骇人听闻的校园屠戮事件，由此又让人联想到前些年美国不断出现的校园枪击事件。从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到中国的校园屠戮案，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些问题，中美两国的校园杀戮案有何区别？是枪械管理刀具管理的问题还是社会本身的问题导致此类惨无人道的屠戮案件频频发生？

中美两国校园杀戮案件的区别，美国校园杀戮案件的施暴人多数是学生，问题出在校园内部，施暴工具是枪械，问题出在枪械管理上；中国校园杀戮案件的施暴人是与校园毫不相干的社会人员，问题出在社会内部，施暴工具多为刀具，问题出在刀具管理上。

从枪械管理上看，美国的枪械管理是较为宽松的，美国《宪法》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也就是说百姓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百姓持有和携带武器是自由的，不受禁止的。有前几年的统计数字说，美国家庭持枪率为34.5%，持枪人占人口的22%。而中国对枪械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百姓私藏*弹药爆炸物品等是犯法的，受法律制裁的，也就是说中国禁止百姓持有武器等暴力工具的，甚至连刀具都是受管制的。不仅如此，甚至连警察除执勤外都不得携带武器的。美国给百姓持有武器的自由，接连发生校园枪击案；中国不给百姓持有武器的自由，暴徒们就用刀具代替*连续制造校园杀戮案。假如中国也给百姓持有武器的自由权利，那中国的枪击案恐怕就不会限于校园了。

说到枪汁管理，人们会油然想起曾经有过的情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拥有世界最大数量的民兵，民兵都是配有枪汁的，尤其六七十年代，国家为了防御美苏的入侵，更是全民皆兵，连中学生都要时常接受军事训练。在军训期间学生也是时常接触武器的。更有甚者，国家还培训民兵制造炸药地雷雷管等。那是个武器遍地的时代。但令人惊奇的是，那时就是没有校园杀戮案件，也没有听说有人持枪行凶。时代进步了，经济腾飞了，国力强大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政 府把民兵的枪汁收缴了，就连百姓用来打猎的猎枪鸟铳气枪都收缴了。百姓进入了小康，民间禁绝了武器，社会应该太平了，人民应该安居乐业了，然而校园杀戮案却频频发生了。

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在枪械管理，原因出在社会内部。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公，在于社会贫富悬殊。社会整体进步了，整体富裕了，而一些人却更加贫穷了。他们对社会不满，对政 府不满，对官员不满，对富人不满，他们是弱势人群。他们要报复社会，他们不敢找官员报复，也不敢找富人报复，因为他们是弱势人群，只能找比他们更弱势的人群报复，那只能是校园里可怜的孩子们。

如何预防校园杀戮案件，如何预防未来的难以意料的随时可能发生的更大的流血惨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增加就业，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大致公平，尽可能地缩小贫富悬殊。收缴*，加强刀具管理，增加校园安保力量，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和清朝末年一样, 探索中国未来前途的观点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目前改良派占上风,革命派因各种原因没有声音.如果改良成功,革命派自然偃旗息鼓,改良失败,革命的浪潮必将再次席卷神州,如果这样,毛的中国还是没有逃过周期率,这次可能都不及300年的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