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怎么看人民币升值（转）

洗脑忽悠了这么多年，不少人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

看完还是糊涂，但是明白一点：这些发表言论的XX家，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集团出发点上发言，即使有的确实是为中国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说话，一般老百姓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

同意人民币比美元1：1的举手

回复 23# 開信光電


    偶支持人民币升值，但1：1刺激实在太大，接受不了~

条件如果是只有自己手上的人民币和美元可以1：1对换一次（多次的话岂不是可以做生意了），偶想每个人都会支持的

王海钰：简论中国金融现代化之障碍
时间:2010-10-15 15:29 作者:王海钰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37 次

　　所谓金融现代化，是全球经济背景下，形成一个资本价值全球性交易的时代，以资本交易活动为价值增长源泉的时代。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交易的创新成为国家强大先进标志的面貌特征。在这方面，中国还象一个小学生受气于先进国家。美国单金融产业的收益几乎占全部产业收入的一半，而金融体制落后的国家陷入被剥削、被剥夺的境地，成为负收益。中国自人民币升值以来，由于二万多亿的高外汇储备单汇兑损失就有8000多亿人民币。如果将其折算为一般钢材就有二亿多吨，折算为波音747大型飞机就是6000多架。这是一般战争掠夺也难以办到的。但是在国际交易中，中国government不但愿意奉送，还得向不领情的美国赔礼道歉！中国的国际金融收益为负，要全国公民买单不说，我们的官方媒体却为这种发展模式叫好。这实在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不雅的讽刺画。为什么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金融产业就是发展不起来？本文就此说出笔者的观点，以抛砖引玉。


　　（一）什么是金融？


　　陈志武把它定义为跨时间、跨地域的价值交换。显然是把它与交易一体化的理解即金融学范畴里“金融交易”的概念。为了便于讨论这里从制度经济学范式出发给出一个定义：“金融”指广泛的价值形态的代表，是比货币价值形态宽泛的价值形态，意思是有多少个金融产品就代表多少个价值形态表现。比如货币物质形态不一样其价值形态也就不一样，相对是表达的物品价值形态的不一样。不要小看货币价值形态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其劳动价值的计算、支付、流通、储存等功能机制、权利效用是不一样的：劳役币价值形态是P=V+C;实物货币价值形态是P=V+C+M;纸币价值形态是P=(V+C+M)N/M；电子货币的价值形态是P=(V+C+M)R/K；其意义是在纸币交易制度里，物品价值与总需求、总供给的量相关即有着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物质消耗）之分。在电子币交易制度里，物品价值的形成于总消费、总积累相关，即同样有着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分别。在现实中的实物币交易制度里，导致需求大于供给现象；在纸币交易制度里相反是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相对是积累快于消费的现象；在电子币交易制度里导致消费大于积累，使物品制造中有着积累漫于消费的现象。另一方面，每个货币交易制度里都有着货币的衍生品，同样可以视为货币价值形态。比如，劳役货币里有劳动力、工作日、工分、物品批件、物品票证等等；实物货币里有着粮、帛、金、银等外还有一系列的审批许可证件，产权证等；纸币交易制度里，出现了货币经营企业、资本经营企业。这类劳动生产组织体本身就是金融产品的创新者，金融产品也就五花八门；在电子币交易制度里，金融产品国际化，金融创新产品成为向全球剥夺的工具；参与国际贸易剩余价值的分配。金融体制落后的国家陷入被剥削的地位。


　　所以，金融产品就是具体劳动价值形态的代表。


　　这个一般性定义也可能太抽象、过于简单。金融产品不能离开交易而存在。人们发明、创新金融产品，就是为了进行价值形态的交换，从而实现价值的增加；进而对价值形态进行度量、储备，以便提前或推后来实现其价值形态。这样做的好处是将消费与积累的流量稳态化，因为收入流量是随着生产周期而变化着的。其次方便于消费与积累，比如大多数物品价值形态可以消费但没有储存价值，反之有些物品价值形态有储存价值却不能消费。“钱”价值形态的公众化（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不仅可以异地消费积累而且可以进行不同时间的消费积累。所以金融品不仅是劳动生产组织不能离开的物体，也是社会组织不能离开的物体，更是人类社会不能脱离的物体。换言之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金融物体交易制度的社会，所谓社会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产品创新、交易规则创新的过程。人类社会有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等特征面貌的不一样，就是源于劳役币价值形态、实物币价值形态、纸币价值形态的不一样及交易规则诸如命令、指令、合约等性质即支配交易活动的意志力的不一样罢了。


　　（二）金融品的性质与职能。


　　金融产品作为价值形态的代表必须具有以下四个性质：①计算性。②支付性。③流动性。④储备性（储藏、储蓄、储存）。其中缺少任何一个性质就构不成金融产品。比如土地，没有流动性也就没有价值而言，但要流动就得有个“产权证明”，才有可能兑换为“钱”的价值形态；也可以作为抵押兑换为“贷款”，构成土地未来价值的折现。


　　但是金融产品是随着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远古时代是没有所谓金融产品的。比如奴隶社会中，是劳役货币交易制度，即是聚集起来也是劳役资本性质。所有生产要素是权威组织所有权，虽然可以衍生出“工作日”“工分”等货币价值的代表，但只能劳动体制内流动而不能夸地区、夸产业、夸时间交易，也就不是金融产品。


　　只有在家庭劳动生产体制出现以后，粮食成为货币形态，接下来有了金属货币、金银货币的创新。但是即是到等量金属货币出现后，交易只能在“熟人”之间进行，诸如家族之间、朋友之间进行。即是有夸地区、夸产业、夸时间的交易也是“实物”价值形态而非“权利证明”，也就没有金融产品而言。


　　只有到集团劳动生产体制出现以后，将“将来时”的收益证劵化，才形成金融产品。比如股票，实际购成企业未来价值的代表。未来价值的大小通过对股票的利息支付量来说明。其次是货币经营独立化即银行企业的出现，信用资本被创造出来。其三，是民族国家管理机构组织中，“财政收支权”组织从行政权威组织中分离出来，信用债券的发行。这种国债就构成财政经营体组织未来价值的代表，未来价值的大小通过对债券的付息、按时兑换来说明。于是，“资本深化”的“证明”诸如贷款、债券等金融产品出现，接下来是“资本市场”的出现，才标志着金融交易市场的形成。然而这一切只能在纸币交易制度里才能被创造出来。


　　金融产品的创新的基本前提是国家管理机构构成中“财政收支权”组织独立于行政权威组织。这种独立性意义特别伟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组织与公共权力组织有了平等的谈判地位，因而使生产要素组织得以建立起来，也使要素之间有了平等的竞争、谈判地位、和价值形态增值上的平等地位。要素价值增加上的平等性竞争其显著的意义是“使社会价值增长率”最大化成为可能。这可以通过观察，金融体制全备的国家都是“高收入”国家来证明。由此可以说，低收入国家都是金融体制落后的国家，金融体制建立难，都是源于公民权利组织与公共权力组织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比如government有着收税的权力，相对要素组合的企业组织却没有不交税的权力。


　　（三）金融交易的性质


　　货币金融与权利金融有着本质的不同。


　　就是说，当说到金融交易的性质时首先要分清货币金融产品与权利金融产品本质的不一样。一般意义上货币也是一种金融产品，但是它是价值形态的“通货”即一切价值形态界定的工具，是承载“现在时”价值的特珠性证明、证据。所以货币的功能与权利效应要比单纯性权利证明、证据的功能和权利效应要大的多。


　　所谓权利金融指权利证明与证据，包括权利合约证明。一般而言，金融交易指权利上的不同时间、不同事件、不同空间等之间的价值交换，是一种“契约性”交易。货币交易指物品与货币的兑换，即“现在时”价值形态的表达；金融交易契约性与货币的兑换，有着“将来时”价值形态的表达，表现为一种“权利”的占有或让渡，涉及到未来的支付、兑现问题。比如张三要使贷款，或者是借钱要有一个契约作保证，说明张三有着“未来收益权”让对方来占有，张三卖出“未来收益权” 的“占有权”而得到了“现钱”。诸如买保险，住房按揭贷款等，表面上用钱买了一张合同，实质上是买一种权利；反之看似卖出一张纸，实质上卖出自己的一种 “占有权”。


　　权利金融交易的本质是未来的支付与占有权到所有权的交割问题，所以对金融交易中的信息问题、合约的执行问题、信用问题等成为关键。在物品交易中免不掉有假冒伪劣的事情，那么在金融交易中的假冒伪劣的事情就几乎是常态了。如果说物品交易是一种信用交易，那么金融交易就是制度性交易，就是说没有强制性制度架构也就没有金融交易的成功现实。进一层讲，诸如股票、债券、基金、期货等资产性质的代表，资本的证明、证劵实质上是种金融合同，涉及到不同时期的价值形态交换，与货币金融品的区别有三：1）证劵金融产品可以在公民之间普偏性流通，是资本经营企业的价值形态的代表，有着货币形态性质。2）交易双方为陌生人，以后也是陌生关系，有可能导致其交易欺诈行为，故这类交易有着严格的监督程序。3）资本交易市场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对资本经营组织体本身的价值形态的大小进行甄别，从而淘汰落后、激励先进来提高经济体国家的整体资本价值增加水平。所以其交易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为其前提。总之，证劵金融交易制度要比货币金融交易制度要高级的多，不仅需要监督组织法制化，而且需要金融产品主体企业组织体的行为法制化、更需要对交易“不规”行为有着严厉惩罚的法制化；进一步说这些法治架构要上升到宪政制度的保护。


　　所以，金融市场的发展、创新有着内生性，是公民权利大于公共治理权利的产物，也是没有几个国家能真正发展好证劵市场的原因。


　　（四）中国发展金融体制发展的障碍。


　　目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叫好的人不少，但作为中国人有必要实事求是看到与西方先进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差距。在货币价值形态社会观中，所有国家都没有特珠性。中国目前的发展是对100年前西方道路的重复；我们的金融体制发展是对150年前英国金融道路的重复。比如在就业结构上，1820年美国在一、二、三产业的分布是70%、15%、15%。1982年中国是70.5%、17.3%、12.2%。到1890年美国为38%、24%、38%。2004年中国是46.9%、22.5%、30.6%。在金融结构上1900年美国在银行、保险、证劵的资产分布为81.1%、13.8%、5.1%。2008年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为78%、5%、17%。在城市化率上也是比美国落后90年。


　　特别是阶级社会观用GDP标准来评价经济发展速度，他们看不到这是一个生产效率标准而非经济效率标准RHP，即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30年来RHP中国为5-6%，西方先进国为9-11%。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低一半。问题就出在中国缺乏完备的金融交易制度上，换言之中国没有企业这种生产体制上价值增长的制度和生产要素经营体上价值增长的制度，特别是没有财政经营体制上价值增长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社会主义者有着强烈的赶超精神，但是缺乏制度社会观的起码知识，有坠入封建社会主义的现象。比如，一是在经济体国家的治理中，崇拜集权制政治体制。二是崇拜“强制性”缴税制度，这样就制造出一个依赖剥削生存的government，成为不负责任的government，不学习世界先进经济理论的government。三是崇拜government组织与生产企业的一体化即权力与资本合谋来剥夺公民。四是崇拜生产要素的行政所有权，因此要素经营组织体制不能形成，导致资本与劳动收入差别的扩大。五是崇拜宗教与政权的一体化，即一party专政。这样就出现法律架构中“商法”的缺失。等等。正是这种崇拜性形成中国金融现代化的障碍。


　　1）“强制性”缴税制度造成一个集权制政治体制，阻碍金融产品的创新。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一个自始至终的矛盾就是公民基本权利索求组织与公共权力治理组织体之间的矛盾，二者相互制约，但通过“缴税方式”来说明。在全球经济体国家中有着“强制性”“合约性”“自觉性”等三种缴税方式的不一样。非常明显，相对三种缴税方式公民基本权利索求水平差异巨大。假设用100阶梯来度量，那么强制性缴税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索求只有20的水平；合约性缴税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索求与公共治理权力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即各为50的水平；自觉性缴税方式下，说明公民基本权利索求水平大于公共治理权利组织，即公共治理权力水平只有20-30。公民基本权利索求主要是需求权利与供给权利索求，其次才是生存权、发展权的平等最大化索求。（包括公民生产组织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平等）。强制性缴税方式说明公共治理组织权利的强大，公民组织的供求权利被压缩。比如在王朝时代公民没有办工商企业的权利，就是现在，公民组织也没有办知识创造企业（大学）、知识宣传企业（报刊）的权利。反之在“自觉性”缴税方式下，government、法院等权力治理组织不能有办知识创造企业和知识宣传企业的权利。强制性缴税方式，首先它制造出一个集权制政权体制，把公民变成奴隶样的“顺民”，用种种暴力管制、铲除“暴民”，同时把government组织军事化安排，掌控下级官员使之成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奴才。这样就制造出一个依赖税收生存的government。


　　依赖税收来生存使government组织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团队从而拥有经济体国家所有权，当剥夺了公民组织对国家的所有权时也就与公民组织相对立。于是，一是可以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原因是没有力量可以对government进行监督与控制。二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因为没有对government官员惩罚的力量。比如在小金库问题上，让其自查时，全部报告说没有，当检查部门去查时，结果是全都有。造假说谎的官员是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因为有着荣辱与共的关系。三是追求对公民基本权利索求的最小化。在王朝时代，公民没有办工业的权利从而杜绝个体资本的发展；目前公民没有办科技知识创造企业（大学、出版社等）的权利、没有办知识传播企业（报刊）的权利。因为这类企业有着对government造假、企业造假的监督机制。反过来说当公民权利索求水平在20点以下时，既不可能有资本品的金融创新、也不可能有制度上的创新，只有做“顺民”的权利。而government组织上的创新只能围绕财政收支权的扩大来进行。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2）强制性缴税制度的维持相伴随的是宗教与政权的一体化，必然是对“异教徒”的迫害与屠杀，构成思想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拦路虎。其次，是通过 “考试制度”的安排、上级对下级的“任命”制度将官员组成一个荣辱于共的集团，从而杜绝政治体制的创新。从法老专政、君主专政到一party专政皆不例外。这里不作说明，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


　　3）强制性缴税体制下必然是权力管制的扩大从而推行生产要素的行政所有权来阻碍“货币深化”即要素经营组织的价值形态的市场化。只要是先进国家、高收入国家都是生产要素团队所有权。因为只有要素之间地位的平等化才有要素价值增长的最大化、要素收益增长的最大化。但要素团队所有权是集权制政治体制的掘墓人，所以一切专政体制都有着从骨子里反对要素团队所有权。没有要素团队所有权组织也就不能有要素的经营行为，也就没有各种各样的基金金融产品经营组织的创新，从而导致要素的低价值增长。这样就从一个国家整体上形成社会价值的低增长（人均货币收入为0-2%）水平。


　　4）强制性缴税体制下必然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来阻碍资本的竞争，不能有着“资本深化”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国有企业必须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提倡资本与权力合谋的赤裸裸的表达，照顾国有企业的生存权、发展权是权力与资本合谋的必然选择。所以要国有企业与民有企业的股票同台竞争很难行得通，因为在竞争中国有企业必然败下阵来。这有中国民有企业跑到国外去上市来证明。目前中国证劵市场上的问题都可以从行政权力与国有企业有着内部性联系找到根源。当证劵不成为企业的经营价值的代表时其证劵就与赌场中的“砝码”没什么两样。


　　5）强制性征税制度说明没有一个《征税法》对财政收支进行约束，也就表现为公民没有不交税的权利因而不能形成社会实际财富的价值化。因为这样的财政收支组织既不对劳动就业负责、在国际贸易中也不对国内实际财富的增加负责；只是对税收的最大化负责。比如，我国在“货币价值指导窗口”的操作中，是用“央行票据”来收购外汇，而先进国家都是用“国债”来收购外汇的。实际上“央票”成为剥削进出口贸易企业的工具，强制性结汇制度使国有银行在向企业换汇过程中获得汇率差价而从中受益。中央银行之所以拥有巨额外汇是因为其第一职能是保持物品价值稳定而不得不发行票据，银行拥有外汇就只能进行国外的投资从而构成国内实际财富的流失。通过“国债收购”外汇形成财政部门的资本情况下：一，可以对急需发展的产业进行投资即买进其债券，比如买进廉租房公司的债券，既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又可以增加就业，提高整个经济体社会福利；二，进出口企业将剩余外汇买进国债，可以提升企业自身的价值收益增加其竞争力。三，推动财政部门从剥削地位转变为资本经营部门。这就是社会财富价值化，但在中国实行起来就非常难。


　　结论：


　　从货币就是金融产品创新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么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金融产品创新的社会。劳役货币交易规则的建立构成奴隶主义社会；实物货币交易规则的建立构成封建主义社会；纸质货币交易规则的建立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电子货币交易规则的建立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由此而论，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前进决不是“阶级斗争”推动的而是一种进化。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由封建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过程中，不过是这个过程分为四个时段（约150年）而已。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创新表现为“资本深化”，实质上是把生产劳动体制、资本经营体制价值形态化进而使价值形态有着交易性——证劵市场形成。这种资本价值形态的交易提高了整个经济体国家的价值增长率（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从而超越封建主义社会价值增长率，表现出其先进性。看起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生产劳动体、资本经营劳动体的“资本深化”还要使生产要素组织体、及生产要素经营劳动体也“资本深化” 即有着价值形态化，进一步的是劳动力证劵市场、土地证劵市场、知识生产组织体和科技生产组织体等证劵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全国性的无库存生产、无劳动力过剩、无生产设备过剩……即有着比目前资本主义多一半的金融产品创新，因而有着比资本主义高一半的价值增长率，才表现为先进于资本主义。


　　但是传统社会主义者不是从货币金融产品的发展角度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是从“所有制”上的阶级斗争角度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换言之是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出发而不是从金融品交易规则制度对人的约束性出发来看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这就陷入唯心主义，因而得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彻底的个人所有制。因为只有把知识生产体企业（大学）科技生产体企业（研究所）…等等全部证劵化而且有着交易市场，这种证劵当然是个人所有而非government所有，才有社会主义制度那回事。



　　然而将生产要素和一切经营组织体包括公权力治理组织体都价值形态化、证劵化，即金融现代化，“强制性”缴税方式是障碍。目前的强制性缴税方式是由封建主义社会中继承下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性”缴税方式。


　　强制性缴税方式制造出一个与封建王朝大同小异的中央集权制政体结构，不过是“君主”“朝廷”“一party”等专政主体的改变，government组织与财政收支权一体化没有变。这种一体化加强了强制性缴税方式的扩大，使公民基本权利诉求处在低水平上；相对是government处在特别强势地位的水平上。于是，要素的行政所有权、企业的行政所有权，知识生产体、科技生产体也是行政所有权等等，以至于国家都表现为行政集团所有化。这样公民就陷入government随意支配的奴隶地位，会有金融产品创兴吗？


　　资本的证劵化，表现为经营组织体的价值形态化。证劵市场就是经营组织体价值大小的甄别平台。相对公民对股票的持有，交易也是一种“投票权”。这种“用脚投票”方式来决定经营组织体的对与错、先进与落后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巨大进步。只有这种进步才能产生对欺骗造假的公司企业进行淘汰、才能对“于公民对立” 的government进行惩罚的机制，才有社会前进的勃勃生机，避免衰败。


　　2010-10-13


　　主要参考文献：


　　王海钰：2007《论税收的理论问题》


　　2006，《经济革命与经济改革》


　　陈志武：2009，《金融的逻辑》


　　张维迎：2005《企业所有权问题》

来源:经济学家

　　读着真像绕口令～～～

字太小看的我眼睛疼

王海钰的文章我都没看完，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何谓强制性纳税？美国还是英国、日本的税收是纳税人自愿交纳的？
那个姓王的是不是要我们也去学习英美中央银行的“先进”经验，央行应该私人拥有，然后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为抵押发行国债，作为货币的支持？如此倒是真的与所谓的国际接轨了！

我都听不懂！！！

关于强制性缴税，G版提出难道美国日本不是强制性吗？偶是这样理解的~

比如历史上独立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导火索就是税收问题，英国可以随便加税，但在美洲的公民没有议员代表在英国国会，所以根本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所以有人提出：“无选票则不纳税”（大致是这句话），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不再被强制性缴税了

这大概就是判定是否强制性缴税的区别吧

是g版~晕了 g和p反过来差不多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1K6L/rss_newsattitude.xml
专题：有名无实的外汇储备

截至2010年9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64万亿美元，独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事实上，中国向来看重世界第一的名号，但在看重之余，却要看这个老大当得是否有价值。外汇储备第一的名号，到底给中国带来的是名还是实？

一、外汇储备是个资本怪兽

巨额外汇储备是国力的象征，还是麻烦的开始？

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以8537亿美元超越日本，突然当上了美国government最大的债权人。世界舆论于是为之哗然。事实上，在西方世界老牌帝国夕阳西下之时，另一个新生力量冉冉而起，西方难免钦羡。在国外舆论的鼓噪下，国内竟有颇多人相信外汇储备确乎是国力象征，乃至可以作为昏睡百年后再度崛起的重要证据。

两年后，中国外汇储备更一举超过世界主要7大工业国的总和，达到1.76万亿美元时，国内舆论狂欢之后才有了一点点警觉。及至2009年4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独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第一的帽子牢牢粘在头上，不仅完全甩不脱，且已经成为别国攻击中国government保护贸易、操纵汇率的主要口实。巨额外汇储备增速日益加快，带来的一系列麻烦也开始完全显露。

华而不实的外汇储备源于普罗大众血汗的喂养

笔者在2006年中国甫一获得“外汇储备第一国”荣誉称号之时就曾专门撰文“外汇储备刺痛中国”指出，“奇迹”本身并不可喜。中国外汇储备的超速积累，不仅源于“血汗工厂”(劳动力的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输送”(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还源于“只进不出”的“中式重商主义”传统。而中国付出的代价则是沉痛的——自然资源的耗竭、美好山川的污染、国民的长期低工资和低福利……换回的却是除华而不实的“外储第一”名号，以及外国居民，尤其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大量“名义负债”。更糟糕地，随着外汇储备潮涨，逐浪而来更具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外国资本，更在精明地避开实体经济领域，进入股市、楼市，侵蚀着中国经济并不强健的肌体。

二、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应该节制

外汇储备成人为操纵代名词，是世界金融界的“众矢之的”

之所以要提尽快遏制，原因在于中国外储增量的过快增速：中国从建国开始，用了46年的时间才积累起1000亿美元外汇。但从1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只用了1996到2006年10年；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用了不到30个月；从2万亿美元到2.5万亿美元，只用了17个月（据路透社报道估计）。如果没有因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半程的加速趋势还会更加明显。

现在，巨额外汇储备最直接的负面作用，就是引逗了西方世界的目光，成为保守派与自由派政客们面对社会、经济窘境的共同说辞。以美国中期选举季为例，几乎每个竞选者都在指责对手帮助中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就业，并信誓旦旦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在欧洲，在南美……这些指责甚至有四海一家之势。中国依靠贸易、资本“双顺差”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众矢之的。2.5万亿美元放在这里，就成了人为操纵和有意暗算的代名词。

多一分外汇国内就多印一分钞，助推通胀以及资产泡沫

其次，随着规模膨胀，有效管理外汇储备日益成为艰深的难题。一方面，美元指数回落在危机后呈现加速状态，且美国government已有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的明显意图，这将使得中国人民胼手胝足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面临急剧缩水的危险。另一方面，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曾管理过两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资产，在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快速的增长面前，难免手足无措，缺乏可操作的保值和增值手段，任何关于多元化配置的想法在现实中都很有些知易行难。

最重要的麻烦还在于因外储存在所导致的中国国内流动性泛滥。从理论上讲，外汇储备每一个美元都对应着央行负债。外面积累多一分，国内的基础货币投放就多一分。十年来，黄金的涨幅为350%，石油的涨幅为200%，中国央行释出的货币供应量却扩大了450%。如果用M2/GDP作衡量标准（比值越大，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越高），中国目前是1.8倍，而美国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是1倍左右。这直接引致了近几年的资产泡沫化，最具体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过去十年国内住宅均价上涨了超过五倍。如今，普罗大众血汗喂养长大的外储怪兽正日益明显地体现出反噬特性：流动性助推房价、房价助推通胀、通胀抬高生活成本、生活成本降低幸福指数。

三、外汇储备是好是坏，要看如何使用

外汇储备并非国家私产，要用之于民众才有价值

事实上，从根本上说，外汇储备绝非国家私产、而只是暂时操之于government，不但不是什么“庙堂神器”，若不用之于民众，其价值也体现不出来。所以，在外汇储备问题上，最根本的出路，还是government要转换思维。

一方面，government不能把外储的留存和使用权攥在手里，应该实施还汇于民的举措，例如，可以考虑在战略上放开管制，把更多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在民间，投入在市场，这也有助于改变人民币内部贬值、外部升值的吊诡局面。另一方面，按照刚结束的五中全会促进公平正义的指导思路，government完全可以通过投入部分外汇储备来弥补社保、医保、教育亏空和欠账，提升民众的生活福利和保障水平，乃至不妨考虑使用外汇，为公众对外购买各类保障服务来体现关爱善意。

应鼓励引进生产力，而非买国债等虚拟资产

实际上，外汇储备的使用跳出外储配置币种多元化的传统思维模式，以买资产、促进口来取代买外币乃至买股权。原因是，在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出现整体升值的情形下，通过持有外币标价的其他国家国债、government机构债、股权等虚拟资产，不仅存在决策风险，也根本无法消除人民币升值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损失。最近5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产生的外汇储备损失，保守估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而鼓励各类机构和居民从国外进口设备、商品、粮食、资源和技术等，将既可以引进生产力，又可以提升民众生活水准，还可以快速降低外汇储备余额，提高利用效率。

2.6万亿美元的天量外汇储备，并不一定就是国力的象征。如果只是单纯的用来购买他国国债等虚拟资产，不单别国怨声载道，外储这只“资本怪兽”对国内经济的反噬性也会迟早显现。那么这种有名无实的第一，对中国经济来说并非益事。（本期特约撰稿：沈洪溥）

33楼的发言说得好。
我们干嘛不用这些外汇储备去收购美国公司啊，什么Microsoft、Google、Apple、eBay、Oracle等等都可以买下，可口可乐，通用电气，波音、洛克希德—马丁，Intel、德州仪器，美孚，Ford，还有花旗、摩根、高盛，买下所有以上公司的控股权还有余呢，我们却SB地持有这么多美国国债！
不知道美国根本不打算还债吗？它们只会继续以新国债还旧债而已。

袁剑：中国房地产多头利益集团正在瓦解
时间:2010-10-20 14:23 作者:袁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14次

　　任何一位期望房地产价格下跌的人，只要愿意了解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力量对比，他一定会感到沮丧甚至绝望。


　　左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力量


　　在中国房地产巨大的泡沫游戏中，处于多头一方的，都是当今中国最为显赫的力量。在这些力量中，位列首位的是各级地方government。无论是出于官员政绩，还是地方财政及GDP的考量，中国各级地方government都有最大的激励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可谓中国房地产的死多头。


　　其中理由无非利益二字。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中央government稍有政策松动，各级地方government便“雷厉风行”，密集出台各种房地产刺激政策的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在2010年中央government开始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时候，各个地方government则是虚与委蛇，能拖则拖。今年以来，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虽然也有个别地方大员祭出住房消费税之类的举措，颇有一点对房地产泡沫大开杀戒的势头，但地方财政对土地泡沫的巨大需求使然，个别地方官员对房地产泡沫的特殊态度，至多能起到某种政治宣示的作用。可以判断，地方government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天不结束，地方government就始终是推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死多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中，地方government只享受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利益，却丝毫不承担泡沫破裂的责任，是中国各级地方government在推动房地产泡沫过程中毫无顾忌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与地方government利益高度一致并结成稳固同盟的另外一只多头力量，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商。在这些房地产商中，虽然各有各的算盘，但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价格泡沫，泡沫越大，他们赚得越多，即便冷静如王石者，恐怕也不会与泡沫过不去。说归说，长远利益归长远利益，短期暴利毕竟不是坏事。至于泡沫破裂谁来兜底，地方government尚且不顾，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商们又何须替古人担忧呢？所以，只要可能，他们就会采取诸如信息欺诈、游说government等一切可能的手段，为房地产泡沫火上浇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一直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房地产商队伍中，近年来杀出了一路黑马：央企。


　　由于在资金成本及实力上的特点，以及在人事上与中国现行政治架构的特殊勾连，央企的加入，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带来了重要的变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空前的软约束化。与一般的地产商不同，央企的管理者们，完全不需要为房地产泡沫的崩溃承担任何个人损失，短期的泡沫越大，对他们越有利。在所有的房地产公司中，央企最有动力推动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不止于此，今日央企的软约束已经远不止事后的免责，而更在于它们在事前对政策的游说，这种政策的游说也绝非局限在传统的部门范围，而是直及货币政策。任何资产泡沫，追根究底都是货币问题。影响货币政策，实际上也就影响了资产泡沫的源头。


　　去岁以来，中国一反其他新兴经济体逐渐紧缩之势，货币政策欲紧还松，态度暧昧，虽不能完全归于央企之功，但与它们对政策钳制显然也有莫大关联。放眼经济领域，最大的软约束，莫过于货币政策之软约束。其结果自然是货币充斥，价格腾涌，全民买单收场。在一年多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企房地产异军突起，在泡沫面前全无惧色，频频刷新地王纪录，实在是其来有自。而这也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特色之一。


　　对于这些后起之秀，老牌民营房地产商们可谓亦喜亦忧。忧的是，他们可能挤占自己的市场机会，喜的则是，这些不要命的官商毕竟在市场摇摇欲坠之际，延长了泡沫周期，为他们壮了胆撑了腰。


　　不过，如果仅仅只有地方government、房地产商的做多热情，没有银行一边倒的信贷支持，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恐怕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烈火烹油，日剧一日。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银行（601988）业在靡费数万亿公帑救助之后，得以幸存。以迄于今，不仅市值独步全球，而且在风险管控、经营管理方面据说也已脱胎换骨。而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事实则让人忧从中来：中国耗资巨大的银行改革成果，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象。中国银行业不仅业务高度同质化，其最终的责任约束，似乎仍然无从谈起。短期利益依然是那些调动频繁的行长们的最高利益。在利差收入还是中国银行业绝大部分利润来源的情况下，多放贷则多获利，于是，各大银行蜂拥放贷，一举而促成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信贷狂潮。


　　但一旦周期翻转（现在看来，这种概率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银行业无疑又是坏账如山。这种悲剧在金融史中俯拾皆是，在中国更是十年前刚刚发生的故事。但短期利益所系，似乎没有人相信悲剧会重演，他们宁愿相信，中国的经济以及房地产将是历史上的特例。


　　中国金融业乃是技术精英云集之地，本应在市场狂热之时表现得更为理性，但他们在近几年的表现，让人又一次看到了，泡沫的狂热会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一个民族的理智。


　　不过，我不太相信中国金融业全是这般见识浅陋之人，我以为他们更加隐蔽的算盘是：反正银行也不是我的，最终大不了中央银行或者中央财政再次兜底（实际上是全民买单）。银行家个人的责任都可以归咎为所谓系统风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只要宏观形势暂时不翻转，房地产短期内不崩盘，争先恐后放贷争取短期利润就成为唯一理性的行为，而那些审慎经营的银行看上去就更像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书呆子。


　　如此博傻，夫复何言。


　　要而言之，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竞相向房地产业放贷，推动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腾升，都符合银行家们的利益。如此制度约束，中国银行业不成为房地产的多头反倒可能是咄咄怪事。


　　在中国房地产格局中角色最为微妙的是中央government。由于中央government对中国经济、社会负有广泛和最终的责任，他们对房地产的考量变得空前复杂，其处境也变得相当痛苦。


　　一方面，他们需要房地产拉动经济。另一方面，不断腾升的房地产价格所引起的广泛民怨却在不断升温，更为要命的是，随时可能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将彻底毁掉中国的金融系统并引发经济休克。这两种主要的厉害计算左右着中央government对房地产的态度。其最终决策取决于他们这种计算结果。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虽然房地产已经逐渐导致了系统性的民生问题，但其对中央government的正面价值显然大于其负面价值。这也是中央government尽管不断出台各种抑制泡沫的政策，但却始终不敢下重手的原因所在。


　　及至金融危机，出于反危机之需，房地产更是万千宠爱积于一身，中央government不得不重新出台刺激房地产的各种政策。直到目前，中央government的官方态度仍然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稳定”。


　　在这一点上，素以坦率鲁莽著称的任志强先生的看法，的确相当精准。他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纠正媒体对中央government态度的错误解读：government从来没说要打压房地产，只是希望房地产价格稳定。任志强先生的话翻译一下实际上是说：别看中央government叫唤得厉害，他们仍然是我们潜在的多头同盟军。


　　纵观近十年来中央government在房地产上的作为，虽然表现摇摆，态度暧昧，但如果将其归于多头一方，虽不中亦不远也。


　　有趣的是，中央government这种反反复复、投鼠忌器的政策表现，不仅没有抑制住房价，反而造成了广泛的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央government的政策是唯一能够左右房地产价格的因素，所有的下跌都是中央government的打压政策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力量所导致的。于是，房地产投机者与市场的博弈变成了他们与中央government的博弈。


　　不幸的是，中国房地产的投机者们早就看透了中央government的底牌：出于GDP的需要，中央government即便暂时抑制房地产投机，也不会将房地产往死里整。所以，一旦中央government出台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投机者们则祭出托字诀，坐等中央government的下一次妥协。在这样一种意志的较量中，过往十年的记录表明，形形色色的市场投机者们几乎完胜。在这个意义上，中央government屡次房地产调控实际上起到了某种相反的助涨作用并延长了泡沫的时间。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government、开发商、银行以及那些拥有大量低成本住房的各类、各级官员，结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多头利益集团。而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中央government，实际上也一直受制于经济增长之紧箍咒，屡屡臣服于这个集团。


　　所有的多头力量都已满仓入货


　　反观空头一方，仅仅只剩下那些尚未首次置业的年轻人以及进城的农民工了。这个阶层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中，几乎可归为最弱势之列，其政策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这种力量与强悍无比的房地产多头相搏，无异于以卵击石。


　　而即便是这些人，一旦他们买房之后，他们就会立即转变为多头一方。毕竟，又有谁愿意自己的资产缩水，甚至变成负资产一族呢？


　　如此看来，除了那些在现行房价下已经彻底沦为看客的潜在购房者之外（颇有创意的中国房地产商们为他们发明了一个颇具羞辱性的别名：刚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净多头格局。所有的利益主体都坐等某种神秘力量推动房地产价格不断泡沫化，从而从中渔利。以这样的力量对比，不少人可能真的相信：中国的房地产真的会涨到天上去。


　　然而，有经验的投资者都知道，当一个市场全部都转变为多头的时候，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高度危险之中。换言之，市场反转的时候可能越来越近。


　　其中道理非常朴素：所有的多头力量都已经满仓入货，再也没有新的资金可以推动价格继续上涨。当那些刚需们被迫追涨蜂拥入市的时候，中国房地产的多头力量正在逐渐被耗竭。在这方面，迹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首次购房者的年龄正在快速降低。在北京，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下降到27岁。这个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水平的数据表明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正在被迅速耗尽。当很多被认为不该买房的人都在买房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个牛市接近终点的有力证据吗？这就正如当不该买股票的卖菜老太太都在买股票一样，将被熟练的投资者视为市场噩耗。


　　顺便要提到的一个信号是，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最为决绝的空头——一位叫“牛刀”的先生，最近也已经向多头投降。开个玩笑，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牛刀先生视为市场一个灵敏的反向指标。


　　多年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在谈到股票市场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相当有趣的比喻：市场必须有摩擦力，如果失去摩擦力，市场就会飞出去。而飞出去的结果就是重重地跌落。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央government、地方government、银行、房地产商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者们万众一心、合力做多的2009年，与之何其相似乃尔？2009年的中国房地产难道不是真的飞出去了吗？


　　一种看上去不可一世的力量，毁灭他们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世事如此，言之可叹。


　　牛市终结之年


　　凭借逻辑上的证据（包括中国房地产的空置率、自有住房率、租售比、房价收入比，尤其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前景）以及市场经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房地产在2009年的放量暴涨，已经耗尽了这个市场绝大部分多头力量。这一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长达十二年牛市的一个终结之年。


　　而当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种种表现，不过是其在顶部的最后挣扎。接下来的将是一次漫长的、惊心动魄的下跌。


　　如果你想知道那会是什么景象，2008年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个标准的蓝本。


　　鉴于中国房地产价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透支程度，在我看来，中国房地产几无软着陆的可能，而很有可能是一场雪崩。


　　在论述人类的农业及畜牧业革命时，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这不仅是技术的革命，更是人类由此获得了一种美德，人们已然认识到：“他们无论怎么饥饿，也绝不能吃光种子或杀掉为他们提供奶水和补充畜群的母牛、母羊和母山羊。”而中国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已经根本背离了这一文明得以延续的美德。


　　在牧场被啃光、只剩下那些凶猛的动物的时候，猛兽之间的相互撕咬就可能成为它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这大概就是所谓市场的力量。目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这样一场战争的边缘。


　　2005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房地产套牢中国》，意思是说，房地产作为一个奇特的行业，已经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紧紧捆绑在一起进而也将中国经济的命运捆绑在一起。5年多过去之后，这种捆绑不仅不见放松，反而更加紧密（我相信已经有人透不过气来）。


　　如果说那个时候这还仅仅是一种趋势，那么现在房地产可能已经真正套牢了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死结。不过，西谚云：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国房地产的死结也会因为利益的分野而被打开。


　　天平正在向另外一面倾斜


　　如前所述，中央government对房地产的态度取决于房地产泡沫给他们带来的价值。不用我算，在前面十余年，房地产给中央government带来的正面价值远远大于负面价值。但此一时彼一时，眼见泡沫愈大，金融愈危，民怨愈盛，中央government的算盘就可能打得不一样了。


　　对于中央government而言，房地产拉动经济的作用虽然仍不可小觑，但也不是完全无法替代，比如多建廉租房，也同样可收拉动经济之功，况且在经历十数年的高速增长，自有住房率已经接近90%的情况下，房地产究竟还有多少拉动经济的潜力实在令人存疑。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所引发的政治信任以及所带来的政治损失，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显然，利弊权衡之后，天平正在向另外一面倾斜。我的判断是，中央government对房地产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积极鼓励到前几年的被动支持，开始转变为今天的中性。用官方语言表述就是，“保持房地产的健康、稳定”。在2010年，中央government在年初及9月30日连出重手抑制房地产价格，即是这种态度转变的明确信号。虽然我也相信中央government态度仍然可能出现反复，但随着房地产泡沫日长夜大，这种概率会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坚决抑制的概率却变得越来越大。投资之大势者，此之谓也。时移世易，房地产曾经稳如磐石的多头利益联盟显然已经出现裂缝。


　　不过，在我看来，中央government的态度并不是决定房地产走势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任何资产泡沫说到底都是货币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当有把握地判断，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走到尽头，处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上。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于反危机之需，敞开货币闸门，货币供应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中国M2与GDP之比已经达到 180%，远远超过美国的60%，广义货币的总量M2在2010年8月份达到68.7万亿元，竟然超过美国10万亿元左右。如此洪水猛兽般的货币态势，难道我们还能指望货币政策继续扩张吗？虽然，疯狂的货币扩张在美国似乎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但不管美国、日本如何，也不管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变化，作为一动而关乎天下社稷的政治家，货币供应与通胀之间关系的传统训诫，恐怕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


　　显见的事实是，中国的CPI正在以超过所有预测者的速度逐月攀升。温家宝总理10月初在接受CNN采访时，明确将腐败及通胀列为威胁政权的两大因素，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趋势。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迹象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准备接受更低的GDP增长速度。这显然意味着更加稳健和更加审慎的货币政策。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中国货币当局出于某种短期的政治利益而变成亡命之徒，更加疯狂地开动印钞机。但果真出现那种情况，讨论房地产恐怕已经没有必要了。


　　空头就要出场了


　　明乎此，我们就能明白，从今往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逐渐趋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骤然收紧。渐紧是大趋势，剩下的只在于程度及速度。于此，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已经基本清晰。在这里，那个一直沉默和隐身着的空头就要出场了。


　　在整个房地产的泡沫游戏中，似乎从来就没有明显的受损者，只要房地产上涨，所有房地产的参与者几乎都能获利，所谓多赢格局，莫过于此。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考量，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放言：房地产下跌对谁都没有好处。（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房地产最无知的判断之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事实上，房地产泡沫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全民货币购买力的损失来支付的。为了人为延续泡沫而放任货币滥发的今日中国，情况则尤其如此。以全民货币贬值为代价向某些特定市场主体无偿支付暴利，这种游戏无论如何是难以长期持续的。


　　当市场投机者们察觉并确认，市场最为重要的多头开始转向以及货币政策将真的开始从紧的时候，市场的螺旋式下跌就开始了。房地产市场的各类投机者们，一直被媒体妖魔化为一种可憎的形象，但实际上他们是一种中性的力量，涨时助涨，跌时助跌。他们从来不站在任何人一边，也从来没有所谓长远利益。人们或许很快就会看见，他们是如何怀着惊恐的心情摧残他们昔日的多头同伴的。


　　一场相互践踏的熊市大幕，正在拉开。中国房地产——这个曾经催生过无数富豪，吸引了无数聚光灯的销金之窟，很快就会上演一幕剧情完全相反的戏剧。与这个剧情对应并作为背景的，是中国经济政治的又一次艰难转型。

来源:理财一周报

马光远：突然加息预示通胀已成经济头号大敌
时间:2010-10-20 15:30 作者:马光远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86次

　　在8月份CPI再次冲高至3.5%之后，9月份CPI创新高已成定局。这意味着，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胀向恶性发展已经提升为央行首要的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2.25%提高到2.5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31%提高到5.56%；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据此相应调整。


　　这是自2007年以来，时隔34个月央行第一次加息。这次加息特别令人意外，就在前不久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表示，中国年内不会加息，而且，就时机而言，恰逢全球汇率战争一触即发，欧美逼人民币升值的敏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加息，不仅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更会使得热钱加速涌入，而央行在这个时刻依然加息，剑指何方，的确耐人寻味。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加息是一把无奈而又不得不拔出的利剑。所言无奈，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通胀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货币政策的基本目的而言，管理通胀预期是其首当其冲之责，在8月份CPI再次冲高至3.5%之后，9月份CPI创新高已成定局。这意味着，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胀向恶性发展已经提升为央行首要的任务。特别是，房地产调控历经一年而收效甚微，在负利率的推波助澜下，买房成了很多人保值的最好选择，而各种商品的轮番涨价使得“价格翘尾”的种种说辞不攻自破。可以说，负利率和宽松的流动性已经成了当前价格高烧不退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加息事实上成了央行不二的政策选择，但在欧美等国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的宽松量化和零利率政策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中国一旦加息，基于人民币升值和热钱的压力，对于依旧不确定的外贸前景将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央行一度陷入两难：如果要治理通胀和房价泡沫，改变负利率，则必须加息；但一旦加息，人民币将升值。


　　但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基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既然通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大敌，而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也成了悬在中国宏观经济之上的堰塞湖。就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言，是通胀，而不是热钱和人民币升值。


　　货币政策急需从宽松向适度从紧转型，而这个质变，只有通过加息的信号才能真正传递；目前的负利率只能通过加息来改变，房价也只有在加息等政策利器之下才会回归理性。因此，加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尽管属于“两难”的选择，会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热钱，对中国的外贸形势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加息应该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从这次加息的力度来看，属于非常温和的加息，而且，加息之后负利率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但通过加息，透露出货币政策对于未来通胀的担忧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达到这个信号传导的目的即可。而这种谨慎的做法主要还是担心加息如果过猛，热钱加速涌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难以承受。因此，就控制未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这次加息的“药量”显然还远远不够，未来依旧不排除还有再次加息的可能。


　　马光远（经济学博士）

来源:新京报

回复 34# gohomeman1


    首先微软英特尔这样包含尖端科技的公司不是想收购就收购的~偶不知道美国是否有类似的法律，但如果你真的要收购微软，即使微软愿意让你收购，美国没有法律也会立刻立一个法律防止这种企业被外资收购~要是有钱就能买，国家早拿出巨资收购洛克希德马丁了

其次，你如果把微软英特尔都收购成了国企，偶对这些公司的前途不太看好~

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二十一
作者：周其仁
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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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公布的中国广义货币量，达到68.8万亿人民币。这是今年8月底的数。对应的经济总量是多少呢？目前还只有上半年我国GDP的统计结果：总量是17.3万亿。下半年GDP还会增长，广义货币也会增长，放到一起来估计，到今年年底我国的广义货币有可能等于年度GDP的200%上下。
    这是两个不可直接比较的量。广义货币（M2）是存量，因为货币发出去一般不会消失，所有以往发出来的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出来购买商品与服务——除非发生像朝鲜那样的government翻脸不认自己发出来的货币的大事件。GDP是流量，代表一年之间新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正如本系列评论反复提及，货币别无他用，主要功能就是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提供服务。一个经济转起来的时候，需要多少货币参与其中，流量与存量之间总有一个合适的比例。
    也是以前提到过的，不少发达国家的货币指数 （即广义货币占GDP之比），先是由低向高发展，但一般过不了100%就掉头向下，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倒U字的图形。中国经济在计划时代的货币指数奇低，非常合乎逻辑；改革开放后，货币指数随市场化进展而上升，也合乎逻辑。比较不容易解释的，是中国的货币指数在1993年过了100%之后继续上冲，1997 年 过 124% ，2005年 过162%，目前看依然扶摇直上，还丝毫没有掉头向下的意思。让我们先把好不好的问题搁置在一旁，如此越来越高的货币占GDP之比，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上篇专栏文章提出把制度变量引入货币分析，其实提供了一种调查研究的思路。这里要考虑走几步。首先，对货币数量方程中的那个Q（即商品劳务量），不能只限于观察“已经成交的”部分，还要考虑“潜在可以成交的”部分。其次，特别关注制度状态对潜在的商品劳务转化成现实的商品劳务的影响。最后，探查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原因，不仅要看货币总量，而且也要看货币化进展的程度。就是说，物价变动不但可能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也可能来自于潜在的商品劳务进入市场的状况。传统的货币主义高度关注货币量，前提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化、货币化已经趋于稳定，可以在理论上像货币流通速度一样假设为不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
    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我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这当然不是报刊专栏的合适题材。不过就其大要，就算是挂一漏万写下几笔，也对清理问题不无裨益。简单的问题不妨单刀直入，但是像物价这样令公众关心和激动、成因又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搭一个粗略的框架，或可避免一下子深入细节反而迷失了方向。
    在货币供给方面，我以为最重要的线索就是从主动超发转向被动超发。这里所谓“主动超发”，是指government迫于财政的压力，开动了货币机器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货币，即“央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大体上，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银行法》，在法律上就终结了government主动超发票子的可能。在实践上，自那以后国家财政情况良好，一般也不需要向央行透支。2008年10月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货币大投放，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例外。至于“被动超发”，则是指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一方面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滞后，共同合成了巨额的贸易出超，结果被动地向国内市场投放过量货币。以2007-2008年为例，每年的净出口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9%，等于像广东这么一个大省一年生产的GDP全部以商品劳务的形式出口，但由此形成的各种人民币收入却留在了国内。累计起来算，仅2005年以后与出口商品劳务脱了节的货币购买力就达十多万亿。如此巨大的一个“货币缺口”，还不压迫物价上涨？你不让它涨，过量货币就到处漫游！
    但是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更值得注意。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问题在于，市场化的现状与潜力究竟是个什么状况，要靠“事实性的判断”，而不能凭借“价值性的主张”来主观臆断。否则，见仁见智的分歧，吵来吵去也达不成基本的共识。
    个人之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从表面上看，我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加上品质的维度，当下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举一个例子，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government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吗？有人疑虑重重。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些领域是什么 “市场化改革”过了头呢，那岂不是离基本的事实越来越远？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比较而言，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我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不少人朗朗上口的“保护农民利益”，原来是并不包括“保护农民的土地经营转让权”这一层最重要的含义的。government把农民的土地征来，招、拍、挂后开发的楼宇，叫“大产权”；农民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与他人合作建成的房子，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虽然法外的转让几乎无日无之，但笔者还是敢斩钉截铁地推断：没有合法保障的交易规模，永远小于潜在可交易的规模。
    加到一起看，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这里叙述的逻辑是否对头，望天下识者察之。
    反正，中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是货币总要拿出来购物，养老虎总要喂它吃肉。既然人们对货币之虎冲入市场并抬升物价有很大的意见，那么在左拦右截之余，不妨考虑，究竟喂多大一块肉，才足以让这只货币老虎乖乖地呆在笼子里、不跑到街上来作乱？

“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
作者：周其仁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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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讲过了，货币别无他用，无非是交易的帮手。交易规模扩大了，需要更多的货币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这辈人有一件事很幸运，就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很少以货币运转，转变成要很多货币运转的历程。至于今天中国的货币存量对年度产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以前想也没想到过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的时候，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不过32%。这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里，要货币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大多数，在生产队范围内记个工分就直接分配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货币的。“商品粮”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而government为了国家工业化，又把统购价压得很低。1斤粮食1毛钱，1000亿斤也不过100亿人民币，哪里要多少货币为农业服务？工业都是国有的，生产资料靠计划调拨，消费资料在低工资、低物价、凭票凭证的架构里，是商品也消费不了多少钱。至于自然资源，任你地下埋的、河里流的、山上长的、天上飞的，皆在指令计划掌控之中，一切“非礼莫动”，有货币也无用。
放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界定了产权，特别是放出了交易权。农民的粮食、棉花可以按市价卖了，工厂的产品可以按市价卖了，劳动力也是商品了，人民可以自谋职业了，国有工程师可以周末指导乡镇企业赚点外快，艺人可以上街市卖艺养家活口。当时《人民日报》刊发过一幅老汉卖粮大把数钱的照片，让人过目不忘。我自己读到过最传奇的故事，是刘晓庆“走穴”时每天演出后和她母亲一起点钞票点到半夜两三点——那时人民币的面值小，真的是要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把这些微观图像加起来，1985年广义货币对GDP之比为54%,1990年为82%,1993年过100%，1997年达到124%。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货币深化势不可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念书时，在英文的《中国经济评论》上读到易纲的一篇论文。该文起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货币供给的增加，远远高于GNP增加值与物价指数增加值之和。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数据，1978-1992年间，中国的现金（M0）和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了20倍，但真实GNP只增加了2.3倍，而官方物价指数和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也只分别增长了1.25倍和1.41倍。易纲的问题是：为什么流通中的货币量大大增加了？那无法被GNP增长与物价增长解释的“超额货币（excessmoney）”，究竟因何而来，最后又跑到哪里去了？
易纲提出的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力。整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但有一项困扰如影相随，那就是“货币超发”。货币少发当然不成，流通不足、打击生产。但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运行的需要——即货币超发——也会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严重的货币超发，一定带来严重的通胀。这是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的，也被无数经验事实不断验证。1980年和1988年弗里德曼两次访问中国，恰恰都是中国通胀指数高企的年代，所以弗老的理论影响到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实在很有缘分。货币主义认为，法定货币时代最要加以防范的，是government因短期的财政压力主动超发货币，带来通胀甚至恶性通胀，最后危害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货币供给可控，弗里德曼的主张是“准则高于权威”，也就是美联储干脆像计算机一样，恒定让货币供给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4 个百分点，坚持执行，对任何经济、政治压力一概不予理睬。
美国那样的经济，究竟能不能以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供应货币，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从改革以来货币供给就一直大大高于经济增长。这就带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比如“物价指数低估”、“强制储蓄”、还有什么“货币悬浮”等等。易纲的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即“货币化进程增加中国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并用1978-1992年中国经济的数据予以严格验证。这里，“货币化”就是指国民经济从计划统制、自给自足向市场体系的转化，诸如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增长等，都带来新增的、“额外的”货币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行中货币用量增加，也解释了“超额货币”的来龙去脉。
我认为这篇论文最重要的地方，是把制度变迁带到了宏观经济分析之中。很清楚，根据“货币化增加货币需求”假说，恰恰是制度变动带来了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具体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能不能仅仅按照“比经济增长略高一些”的水平来控制货币供给呢？答案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就满足不了货币化进程对额外货币的需求，不但抑制经济增长，而且抑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如果对农民、农村和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变迁熟视无睹，照猫画虎地套用成熟市场经济的 “货币准则”，那绝对是要坏事的。这不是说货币主义失灵，也不是说那时中国就不存在货币超发。要点是，脱离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即使通行天下的货币主义原理也不能为转型中国自动提供制定正确货币政策的根据。
1995年底我回国以后，看到中国经济的货币深化方兴未艾。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一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未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可能。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城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想想一幅城市土地的图景吧，过去government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城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城镇的房改房也是这样，过去单位分房子抓阄排号，麻烦是麻烦，但那是不花钱的麻烦。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同样的房子在很多居民家庭之间转手，人们消费房子，房子就非消费货币不可。
所以，易纲那篇论文抓住的问题不但延续下来，而且越发引人注目。还是货币增加的幅度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指数之和，只不过“超额货币”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变得数目更加巨大。更具特色的，是中国与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不同，在那些地方，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了90%的高点就掉头向下。而中国的货币轨迹是继续攀升，直到广义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150%、甚至达到当下的180%。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不过在得出结论之前，制度分析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如果货币深化的进程停滞或逆转，那么过多的货币存量将因此减少了“消费需求”，就转而压迫一般物价与资产价格，引发通胀与某些资产价格的狂涨。


周其仁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