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传记：钱学森故事

钱学森故事（一）

2011 年 4 月 23 日 星期 六 今晚报

http://newspaper.jwb.com.cn/jwb/html/2011-04/23/content_649172.htm


作者：涂元季 刘 莹 著

邓颖超与钱学森的师生缘

1964年12月，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宴会席上，钱学森与邓颖超同坐一桌，钱学森跟邓大姐谈起小学时候的事，邓颖超惊喜地问：“原来你在北师大附小上小学，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呀，你还记得我吗？”

钱学森怔住了,他努力回忆往事。40多年前，女教师很少见，而北师大附小却聘请了几位年轻女老师，这在当时是件新鲜事，其中一位剪着新式齐耳短发，弯弯的眼睛聪慧可亲，她在集会上给同学们讲时政、讲新思想、讲爱国故事，使钱学森幼小的心灵深受震动。由于她不直接给钱学森授课，钱学森并不知道她的姓名，但她却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道，邓大姐竟是她？钱学森立刻站起来，向邓颖超深深地鞠了一躬，激动地说：“邓老师，您以前是我的老师，以后也永远是我的老师！”邓颖超也起身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高兴地说：“好啊，有你这样的学生，是我的光荣啊！”从此，钱学森一直称邓大姐为“老师”，两人保持着温馨的师生情谊。

钱学森的中学仍然是在北师大读的。

1923年9月，北师大附中校园内，新生们在家长的带领下鱼贯而入。

一个衣着格外整洁、眉宇间带有几分高贵气质的男孩，站在父亲身旁好奇地打量着高年级的同学和新生，他友好地对每个注意到他的人微笑打招呼，男孩的父亲却是一脸的忧国忧民。

这个颇有教养的男孩就是钱学森。父亲则是时任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的钱均夫，他正与北师大附中的林校长聊着办学的事。

正值北洋军阀窃政时期，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仅这一年北京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罢课罢市、请愿、群殴事件便达二十多起。

兵荒马乱的年代，办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后飞速发展，使他深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的前途而忧虑，回国后他成为主管国家基础教育的教育部官员，是乱世中深具先进民主思想的少数开明正派的官员。他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实心实力求实学”，曾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在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督学。

父亲是教育家，钱学森的早期教育自然非同凡响。

钱家是浙江钱王的子孙，大户人家的后代，完全有能力让独子钱学森在家上私塾，但钱均夫希望孩子打开眼界，接受西式教育，而不是关在深宅大院中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

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做了精心安排，钱学森曾说：“父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他把钱学森送进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因为那里汇集了一批身体力行“教育救国”理念的学者，办学思想十分先进，是北京远近驰名的名牌学校，可以说是乱世中基础教育的“诺亚方舟”。

北师大附中拥有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高中部教师大多是师大的教授。民国初期，林砺儒担任北师大附中校长，傅仲孙是几何老师，董鲁安是国文老师，俞谟担任生物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国家教育战线响当当的人物。

林砺儒，著名教育家，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傅仲孙，数学家，曾任新中国的北师大副校长。

董鲁安，后改名于力，是新中国北京优秀教师。

俞谟，后改名俞君适，任新中国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

北师大附中课业繁多，高中开始就分文史科和理工科，学生除了必修课之外还可以选修几门课。

钱学森学理工，除了正课，他还选修了十几门课，如大学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英语、德语、伦理学等。

这些课程比今天的中学课程设置要广泛、高深，比如物理学的课本是当时美国大学一年级的课本。及至高中毕业时，钱学森的理科知识掌握程度，已经达到了如今的大学二年级水平。

如此繁重的课程，钱学森却没有喘不过气来的学习压力，这和学校的育人方式有关，师大附中营造了民主、开拓、自学、创新的校风。钱学森忆起母校时常常念叨：“当时的校长——我们称他为主任——林砺儒先生，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的学校，真是了不起，我至今仍非常怀念。”

林校长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很有成效。附中的考试制度很独到，考试虽然很频繁，但老师常常在考试前对学生们宣布：“考试重视你们对知识的理解，只要真的理解了，我都会给分，不要求大家死记硬背。”这一点可能会让今天的中学生们羡慕死。

钱学森回忆说：“那么多的课程，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同学们下了课都要玩一会儿，到球场上痛快地踢一场球，天不黑是不回家的。思想上没有压力，考试前也没有人‘开夜车’，临时抱佛脚，但看书很多，真正理解了就能考70多分，不用死背书，也没有特高的满分，因为是理解题，拔尖的同学得80多分。我们班上不及格的只有一个同学，那是他家庭父母不和，影响了学习。”

林校长亲自教授伦理学，他提出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观点，“道德规范因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反对认为道德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他同时倡导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仁义、守信、善良、勤劳、节俭等。

傅仲孙老师的几何课很有水平。他在课堂上有一段话掷地有声：“我讲的道理是纯推理，得出的道理，不但在教室里是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不但在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上，也还得如此！”老师严谨精确的科学之风对钱学森影响颇大。

生物老师俞谟常常带同学们去野外采集生物样品，制作生物标本，学生们在大自然中认识到科学的普遍存在，他培养了钱学森广泛的兴趣。

化学课老师带领学生尽量多地做实验，由于教育经费少，仪器设备不全，老师鼓励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因陋就简。几十年后，钱学森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领导科技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成功放飞“两弹一星”，其中就开创性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因陋就简、材尽其用的精神。

国文老师董鲁安除了讲授语言外，还跟同学们讨论时事。他厌恶北洋军阀政 府，憧憬国民革命军北上，后来改名去了解放区。他的教学使钱学森对社会、政治有了正确的认识，萌发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

学校不但重视知识培养，还重视美育，钱学森就在这里喜欢上了音乐、画画。

总之，一群高水平专家级的中小学老师为锻造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打下了无比牢固的基础。

钱学森一生都对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受到的教育念念不忘，他说：“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

向伟大的爱国科学家致敬。。

钱学森故事（二）

2011 年 4 月 24 日 星期 日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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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向美国国防部递交了辞职信，然而……

光阴荏苒，春去秋来。1947年，钱学森留学美国已整整12个年头，从翩翩少年成长为青年科学家。“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钱学森常常思念战火中的祖国，心中不免惆怅。

学术上已有大成，钱学森迫切地想回到祖国，1947年春夏之交，钱学森终于有了回国探亲的机会，他归心似箭，乘坐美国航空波音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国内。

从龙华机场一下飞机，钱学森见到了前来接他的好友范绪箕，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说：“带我去外滩，我要好好看看上海的变化！”然而，一路前行，外滩边林立的高楼大厦大多挂着外国洋行和机构的牌子，与十年前相比，洋面孔增多了，外国人趾高气扬、衣着光鲜，街道脏乱不堪，一派萧条景象，商铺十之八九闭门谢客，很多中国穷人蓬头垢面、沿街乞讨，偶有达官贵人巨富商贾带着家丁乘着豪华车大摇大摆、横冲直撞。

范绪箕告诉钱学森，去年内战爆发后，国民谠政 府发行的法币狂跌，物价飞涨到十年前的1万多倍，老百姓实在没法活了，有钱人纷纷兑换了黄金，移民海外。

钱学森直奔上海愚园路1032弄111号，这里原是母亲家的老宅子，后来被卖掉又转租回来，父亲和大舅舅一家住在这里。突然，前面的路堵住了，混乱的人群从车旁跑过，钱学森远远看见马路对面有工人、教师、学生和市民举着“反内战、反饥饿、反暴力”的横幅游行示威，穿着黑色制服挥舞着警棍的军警、举着手枪的特务们追逐着游行示威者。局面很快变得一片混乱，枪声、警哨声、怒吼声、叫骂声和游行的口号声混杂在一起。这幕情景让钱学森意外而痛苦。

美国的繁荣、富强、安定和祖国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到无比痛心。为何中华民族变得如此贫穷、落后、动荡？

钱学森此次回国探亲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看望老父亲，二是与干妹妹蒋英完婚。他原本有与亲人团聚留在祖国的打算，但国内黑暗的时局让他报国无门，钱学森不得不改变初衷。

绝望中也透露出曙光，在与亲朋好友的交往中，钱学森接触到不少共产party员和进步民主人士。他们传递的消息令人振奋：中国共产party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正在发生战略性转变，解放区正在扩大，蒋家王朝不会长久了，新中国即将诞生。钱学森憧憬着幸福时刻，不会等太久了，等到人民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就是我钱学森回来报国的日子。

钱学森在国际科学界享有的赫赫名声使得国民谠政 府立刻盯住了他，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接连邀请他去讲学。

上海《申报》上甚至刊登了题目为：“教部决定聘请钱学森继任交通大学校长”的报道，文中补充表明了钱学森的态度：“闻钱学森氏犹在考虑谦辞中”。

钱学森不想担任国民谠政 府内定的任何职务，他动身来到北平讲学，住在老一辈物理学家叶企孙家里。

一天，北大著名教授胡适特意来到叶企孙家里拜访钱学森，带来了国民谠政 府的邀请：“钱学森教授，国民政 府托我登门拜访，并且带上政 府的意见，希望您能回国，可以委任您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或交通大学校长，您看如何？”

钱学森微微一笑：“胡教授，请转达我对国民政 府好意的感谢，关于回国的事情，我还没有考虑成熟。”

钱学森岔开话题，聊了聊北大、清华等学府的教学情况，便客气地送走胡适。

关上大门，叶先生快步走上前，询问他：“钱教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出了弦外之音，不妨直说，关于回国为国民政 府撑面子的事，究竟意下如何？”

钱学森点了点头，对叶老表明：“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政 府腐败无能，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谠装点门面。”

叶先生微微颔首，连忙告诫他说：“我已猜出八九，正想提醒你，你如不愿意，那就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

钱学森立刻明白了叶企孙话中的含义，当即收拾东西返回了上海。

就在钱学森回国之前，蒋英也刚结束欧洲多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上海，她相继在上海和杭州成功举办了个人演唱会，和钱学森的境遇一样，这位年轻的归国艺术家引起了国民谠政 府的重视，她接到了上海音专、南京国立音乐学院的热忱聘请。

9月17日，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顶尖的饭店沙逊大厦（1956年改名为和平饭店）举办了隆重的西式婚礼。新婚夫妇决定共进退，不为飘摇腐败的国民谠政权打工。

钱学森从北平回到上海家中，来不及享受新婚的甜蜜生活，对妻子蒋英说：“我得立即去美国，你来不及和我一同出发了，但我走后你要快点收拾行李，尽早来美国和我会合。”

第二天，钱学森就悄悄地坐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蒋英不敢耽搁，很快也飞到美国。

1949年初的冬天，寒流侵袭波士顿，大树上挂满雪花，路上行人稀少。加州理工学院附近一小片树林掩映的僻静院落里，草地铺上了白色雪毯，几只大鸟跳下树枝在地上寻找食物，一幢西班牙式的别墅宽敞气派，向南的客厅里，阳光斜射进来，屋里最显眼处摆放着钱学森送给蒋英的结婚礼物：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蒋英正往壁炉里添加木炭，火苗旺起来，暖暖的空气里，洋溢着甜蜜的气息。

钱学森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他坚持每天清晨吃完早饭后读书看报了解时事，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这天，果然发现一条重大新闻，他举着报纸用激动得几乎颤抖的声音对蒋英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国了！”“真的吗？”蒋英放下正沏着的家乡龙井茶，来到钱学森身旁，惊喜地问：“有什么好消息，快让我看看！”

“你看，祖国的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时期，到1月31日为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大势已去，中国共产谠胜利在望！”钱学森指了指报上一条大标题的新闻。

“美国人震惊,华人欢欣鼓舞。”钱学森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霍”地站起来，“祖国快解放了，我们盼望的归国时机马上就要到来了！”蒋英接过报纸，迫不及待地看着，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太好了，学森，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站在祖国的舞台上为家乡父老尽情歌唱，而你可以在祖国的实验室里为国效力了！”

钱学森端详着美丽聪慧的妻子，眼睛里盛满了笑意。自从与蒋英结婚，钱学森结束了多年的单身生活，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说不完的知心话。钱学森觉得，十几年的相思一下得到了最完美的回报，他心情愉快，做起科研来更有干劲儿了。

只有一件事压在夫妻二人的心头：国民谠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何时才能终结，夫妇俩何时才能回归祖国？

如今，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到了！钱学森与妻子并肩站在阳光照射的大玻璃窗前，望着蓝天上飘动的白云，浮想联翩。故乡的天空也是这么澄净碧蓝吗？那方炮火连天的土地不久将变成劳动人民的乐土了吧？十几年漂泊异乡、留学海外，历经了多少困难和考验，所有的苦所有的难，都是为了建设强大的祖国，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蒋英喃喃道：“我们长年留学国外，多少次梦回故土，而今，婆婆、父亲都已作古，我们却还无奈地滞留异国。”

钱学森点点头：“美国再发达，终是他乡异地，不能久留，祖国需要我们。”他拉住蒋英的手说：“既然祖国即将解放，留在美国就没有意义了。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办理回国的事了。”钱学森大步走向书房，蒋英跟在后面，疑惑地问：“怎么了？”钱学森郑重地告诉妻子：“我得写两封辞职信，辞去担任的职务。”

这两封辞职信是写给美国军方的。钱学森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

第二天上午，钱学森向美国国防部递交了辞职信，他满怀期待。

然而，美国军方却迟迟没有答复。

钱学森是我最敬佩的科学家~

钱学森故事（三）

2011 年 4 月 25 日 星期 一 今晚报

钱学森的建议促成了“第二炮兵”的成立

1955年8月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后，美国政 府被迫准许钱学森离开美国。

作为一名在美国搞了十几年空气动力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科学家，钱学森受到了中国国防和军事部门的高度重视。陈赓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钱学森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事之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希望尽快见到钱学森，亲自征询他关于中国如何搞导弹的具体意见。钱学森尚未回到北京，彭德怀就几次给科学院打电话，询问钱学森回来没有。

1955年12月下旬，钱学森从东北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彭德怀虽患病住院，仍然召集钱学森等人去见面。26日下午，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来到北京医院高干病房会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陈赓陪同在旁。

彭德怀元帅的谈话直截了当，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他说：“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

他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

钱学森略作思考，从容回答：“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而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的时间我看是可以的。”

彭德怀听这位火箭导弹专家这么有信心，非常高兴，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你安排钱先生给我们军队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阔眼界，长长见识。”

几天后，陈赓大将代表国防部宴请钱学森，作陪的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和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四人谈着导弹的话题，非常投机，陈赓再次提到请钱学森给在京的高级将领演讲，题目就定为《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

于是1956年元月，钱学森在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礼堂给我军高级将领作了火箭导弹技术的三次讲演。

当时国防科技界一个主要的争论是，我国的国防究竟是应该首先发展飞机？还是发展导弹？多数人倾向于先搞飞机。

钱学森的讲演拨云见日，他认为，二战中，希特勒德国已使用了V-1、V-2导弹，与飞机相比，导弹的优点是速度快，在战争中无论是从攻击还是从防御的角度看，都是一项重要的战术技术。另一方面他又从技术上指出，攻克火箭导弹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有人驾驶，且要求多次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上都有更多特殊的要求。

在总政排演场，他给大家介绍说，发展导弹在技术上也会遇到许多难关，比如制导问题，这也是大家不知道导弹为什么会自动飞向目标的一个神秘问题。针对这一情况，钱学森给大家讲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其中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他说导弹是在制导系统，也就是在自动控制系统控制下才能精确命中目标。他认为制导技术在短期内易于突破。所以导弹应列入重点项目予以突破。钱学森还专门指出，他这么说并不是否定飞机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两种武器在战争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钱学森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为很多人所接受，自然统一了大家对导弹问题的认识。

他的三次讲演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许多科学知识不多的老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并对这一尖端武器产生了莫大的神往。

钱学森在讲演中说的一席话，令当时有幸参加听课的军衔最低的总参作战部参谋李旭阁铭记在心：“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正是钱学森这一建议促成了后来“第二炮兵”的成立。

三次讲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普及了导弹知识，推动了导弹研制事业的进程。

1956年是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钱学森作为刚回国的国际著名科学家得到中央的格外重视。不久，周总理邀请钱学森在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领导讲《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钱学森在讲台上放眼一看，听众席上是国家总理、副总理和各部委的部长，他热血澎湃，多年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虽然他担任的是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但是，中国国防军事科技，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也将需要他大展宏图。英雄终于找到用武之地，此举将鹏程万里。

1955年1月，毛泽东听了钱三强、李四光等科学家的讲座之后指示：“原子弹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可以搞起来”。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正式启动。半年之后，中央成立了专门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由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

钱学森在高层领导中做了大量宣传、普及工作后，很快，两弹中的“另一弹”——中国导弹事业的研制部署也正式启动了。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

宴会厅喜气洋洋，国家领导和各界著名人士欢聚一堂。钱学森拿着大红请柬走到自己的席位——第37桌，但是，工作人员上前拦住了他，“首长，请您坐到这边”。他领着钱学森坐到了宴会最前方正中的一桌，只见钱学森的名牌赫然放置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右边，这可是毛主席最看重的贵宾坐的位置，钱学森有点疑惑，但随即感到无比光荣。

毛主席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来到了第一桌，他热情地用湖南话招呼站在桌旁的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中青年科学家钱学森坐在毛主席身边，成为宴会厅最受瞩目的焦点。

钱学森后来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亲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

毛主席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

这一幕铭记在钱学森心中，他回忆说，毛主席说得最多的，是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希望他多多培养年轻人。

钱学森一直致力实现毛主席的殷切希望，他参与了中科院与清华大学举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教学,给同学们讲授《水动力学》；给国防部五院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讲《导弹概论》；创办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专业，都是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尽自己一切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我也挺佩服他的，科学上没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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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教育啊~~~钱老中小学那时候不是谁都能上的了学的~~~

关于钱老回国的故事~~~我记得小学有篇课文讲的就是这个~~~山姆大叔软禁了钱老很久~~~说钱老一人顶两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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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homeman1 发表于 2011-5-22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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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故事

2011 年 4 月 26 日 星期 二 今晚报

解放军出版社
发布日期： 2011-04-26 00:00 作者：涂元季 刘 莹 著



四、钱学森注定是所有人的老师

1956年3月14日，在中南海的西花厅里，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钱学森列席参加，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身兼数职：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总工程师和导弹研究院（后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在周总理和聂帅的直接领导下，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

钱学森是整个第五研究院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他注定是所有人的老师。

五院成立后，钱学森的工作真可谓千头万绪。他那时才45岁，精力充沛。

1957年9月，钱学森作为科学技术顾问随聂荣臻赴苏联访问，这次中国政 府工业代表团将要就“两弹”新技术问题请苏联政 府援助事项进行谈判。

美国和苏联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掌握了导弹技术，两国同为二战的导弹武器受益者。

钱学森同苏方的专家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讨论。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议》简称《国防新技术协议》，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我国4种导弹样品（P-2、C-75、C-2、K-5M）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我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等。

社会上曾有一种传言，说钱学森访苏时，曾受到苏联方面的各种限制，说他不是军人，不准参观苏联的导弹设施。为突破苏方限制，聂荣臻紧急请示中央，经party中央、毛主席批准，聂荣臻就地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钱学森晚年曾说：“这是误传。当时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的谈判也较顺利。有的设施我没看，不是苏方不让看。苏联专家说，那些东西都是仿造美国的，你很熟悉，还用得着看吗？”

苏联虽然答应援助我国，但是在科学研究和武器先进性方面还是有相当保留的。

1957年12月24日，两枚苏制P-2型导弹和一个导弹营的主要技术装备45件运抵长辛店，苏联还派来了一个营的官兵来帮助中国军方学习研究“教学导弹”。

两枚“教学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接收，其中一枚送到国防部五院，另一枚留在炮兵教导大队。钱学森对教导大队的学员们说：“P-2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是苏军退役的装备，是供我们教学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

当时连国防部五院的科研人员都没见过真正的导弹，更别说炮兵教导大队的官兵，官兵们围绕着这个竖起来比4层楼还高的大家伙转来转去、上下打量，惊叹不已。

钱学森抓紧组织科技人员设计仿制“P-2”导弹的同时，另一件事紧锣密鼓地开张了，这就是建导弹试验靶场。

1958年初，一架专机悄悄起飞，从北京出发，先向北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坦荡的草原，到宁夏、甘肃、新疆的无垠沙漠，从上海至青岛一线的海滩，到大西南崇山峻岭……它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专机上乘坐的是导弹试验勘察小组成员：聂荣臻元帅、安东秘书长、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以及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

军委经过多方考虑，决定定点额济纳旗地区，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这样中国第一个陆上导弹试验靶场诞生了，当时称为“20训练基地”，后被称作“东风基地”、“东风航天城”，现在是大家所熟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很快，中央军委任命孙继先中将、栗在山少将为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的司令员和政委。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最早承担陆、海、空三军各型导弹试验任务的综合型发射试验部队。

回国的志愿军部队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用两年时间把荒野建设成了相当规模的基地，甚至通了火车、建了军用机场。

到1958年夏天，国防部五院终于把P-2导弹的技术资料全部翻译出来了，却发现其中少了关键性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及试车台等技术资料。苏联方面对此回应说：“等你们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来试车。”

钱学森憋着股劲召开国防部五院技术骨干的动员大会，他号召大家：“要自力更生，想办法解决技术难题。”

1959年10月，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日子，就在九、十月份发生了两起导弹事件：一件是温州空战，国民谠政 府用美制“响尾蛇”导弹击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米格战机；一件是我军用从苏联进口的“萨姆-2”地对空导弹击落了国民谠政 府骚扰大陆的美制RB-57D型高空侦察机。这两起导弹事件实际上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美苏导弹水平的较量。

但是，中苏关系此时已出现裂痕，苏联中断了向中国出口“萨姆-2”导弹。

早日研制出第一枚国产导弹，对中国而言迫在眉睫。

钱学森故事

201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 三 今晚报

五、导弹将戈壁滩砸出了一个大弹坑

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国际局势，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条款。一些援助和图纸资料、样品也不再运往中国。

苏联人出尔反尔，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聂荣臻非常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他多次强调，凡科学技术上的事，只能由科技人员定，其他人不能干预。因此，聂帅对专家中的专家钱学森更是格外尊重，但凡技术上的事，都由钱学森拍板，1960年10月，五院party委还专门就此作出决定。

钱学森带领五院全体同志，与全国人民一道，自主创新，攻克了无数技术的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1960年9月，我国第一枚1059导弹总装完成，10月，导弹发动机点火试车成功。10月23日至27日，1059导弹在严密的保护之下乘坐专列从北京驶向酒泉导弹发射靶场。

而10月24日，却传来了苏联方面惨烈的导弹悲剧，苏联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涅杰林元帅以及发射台上的160名苏联宇航科学家全部遇难。

中国的导弹先驱们没有被苏联的导弹悲剧吓倒。1960年11月5日，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2天，钱学森作为中国第一枚仿制P-2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委员会委员，协助聂荣臻元帅现场组织实施首次发射工作。

9时1分28秒，现场指挥员下达命令，一分钟之后，倒计时报出“0”，“点火！”一声命令后，爆炸声犹如惊天的霹雷，掀动起整个戈壁大地的战栗，火光冲天处，导弹仿佛巨龙腾空，卷起滚滚浓烟，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导弹在天空中画出一道美丽明亮的弧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切变得分外寂静。

８分钟内，人们不敢喘大气，不敢咳嗽一声，所有的心跳都在等待一声遥远的轰鸣，其实根本听不见。

8分钟后，好消息传来了：“1059导弹精确命中目标！”

1059导弹飞行了550407米，历时7分37秒命中目标。

1960年11月5日，是中国国防军事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仿制P-2导弹发射试验成功，中国诞生了第一枚短程弹道导弹，12月，又成功发射两枚1059导弹。

“两弹”中的一“弹”——导弹首先实现零的突破。

1962年3月初，仅用了大约1年零4个月的时间，我国自行设计的改进型“东风—2号”导弹就出厂待发了。

3月21日，“东风—2号”导弹穿着绿军装，竖立在酒泉发射场的塔架上，随着倒计时的口令：“……3、2、1，点火!”导弹腾空而起。这是第一颗我国自行设计的改进型中近程导弹，科研人员是在憋着一口气的情绪中很快完成的，对它的期望值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研制，点火口令刚发出，掩蔽体里的科技人员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跑了出来。大家眼看着导弹点火起飞，立刻欢呼起来。

然而，欢腾的人们很快用肉眼就看到，弹身在晃动，接着导弹偏离了轨道，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导弹坠落在离发射塔仅600米远的沙漠上，将戈壁滩砸出了一个大大的弹坑。

人群发出了惊呼，所有人的心都似乎停跳了，大家怔在那里，胸口堵住了，发射场死一般寂静。

经过3个多月的仔细分析、研究，从元部件到各分系统，从各分系统到总体，不知开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故障分析会。又对导弹残骸进行测定，对测量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和分析等等，故障的原因终于逐渐明晰。钱学森所领导的故障分析小组，对故障原因作了全面的归纳总结。

根据这一分析报告，国防部五院重新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钱学森提出“把故障消灭在地面”，这句话成为以后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和准绳。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第二代导弹研制工程启动。钱学森提出：“我建议第二代导弹由第二代航天人挂帅，由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年轻人由此挑起了大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工程师王永志在回顾过去时说：“我有过许多老师，唯有钱学森老师指导我一生。”

王永志还挂着中尉军衔的时候，就加入了“东风—2号”的研制，1962年3月，“东风—2号”第一次试验失败后，钱学森带着五院的科学家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为了下一次试验的成功，钱学森组织落实了五院的几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

这枚经过挫折，历经两年多努力，又在试验现场克服重重技术难关的导弹——“东风—2号”，于1964年6月29日发射试验成功。张爱萍将军激动万分地和钱学森热烈拥抱。成功来之不易，现场的技术人员和执行发射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都热泪盈眶，振臂欢呼，情不自禁地高呼“科学万岁”，“科学家万岁”。

这次发射揭开了我国独立自主研发导弹成功的第一幕。接着，好戏频频上演，7月至10月间，又先后多次进行了这个型号的发射试验，均获得成功。

1964年底，仿制“萨姆—2”导弹的“红旗—1号”导弹研制成功，这是一枚地对空导弹。

两年后的1966年底，射高和作战斜距更大的“红旗—2号”地对空导弹研制成功，第二年即装备部队。接着“海鹰”型号也试验成功。

钱学森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协调解决各种型号在研制、试验、定型、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对于装备部队以后的训练、使用和维修管理问题，他和七机部（在第五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的人员从技术上给予支持。

1967年，我国导弹部队使用新装备的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曾多次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实战证明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的作战使用性能良好。

一直在钱老手下工作了很多年的孙家栋院士回忆“8年4弹规划”说，这个工作我参加了，钱老主持。他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和我们一起讨论，审查我们的计算结果。这个规划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干扰，但后来也完成了，它的实施使我国的导弹火箭研制生产上了几个台阶。

1964年2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寓所接见了三位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说，毛主席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他的床很大，上面放着许多书，有的线装书还夹着标签，他们三人围床而坐，气氛很轻松。

三人之中，钱学森年轻，属晚辈，所以开头他没有说话，只是听毛主席跟李四光、竺可桢谈地质、探矿、气候、农业问题。过了一会儿，毛主席主动问钱学森：“你搞的导弹那么厉害，有没有办法对付它啊？”钱学森说：“美国搞了些试验但不成功。”于是毛主席讲：“有矛必有盾。再厉害的东西总可以找到对付的办法嘛。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可以搞出来的。”钱学森回去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迅速落实。七机部成立后，第二研究院很快成立了反导弹研究组。钱学森开始抓反导研究。

钱学森故事（六）

2011 年 4 月 28 日 星期 四 今晚报

新中国最绚烂的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腾起的蘑菇云惊天动地，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然而，这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帝国主义大国对此大不以为然，他们说：这是无枪的子弹！

新的课题产生了，如何将小型化的原子弹送到远距离的目标呢？

最好的办法是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用火箭发射最具杀伤力的核弹头，对敌人将具有强大威慑力。这种武器无疑是国家的战略武器。

美国，1958年12月将战略导弹与氢弹配套组成第一枚导弹核武器——雷神中程导弹并装备美军。

苏联在1959年设立的战略火箭军构成了苏联战略武力基干，它握有全部的长程(射程超过1000公里)陆基飞弹。

中国的钱学森着手为核弹头配上了最棒的枪——“导弹”，他让导弹与原子弹结合制成具有战略意义、威力巨大的核导弹！所以很多人误认为钱学森是“中国原子弹之父”。其实，钱学森是火箭专家、导弹专家，并非核专家。钱三强、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专家。

研制核导弹，是当时世界国防科技中的重大课题，钱学森心中蔑视“难”字，他满腔赤诚要为自己的祖国打造出最强有力的国防武器。越“难”研制的武器越具有威慑力，红色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非常需要战略意义的核武器，因为早在1955年，美国就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

钱学森深深明白一颗核导弹对保卫祖国领土的重大意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社会上各种造反活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是，二机部和七机部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国防科委试验基地的解放军指战员，在周恩来、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排除了各种干扰，不断解决两弹结合中的技术问题，推进科研进程。

为了验证“东风—2甲”导弹和换弹头的安全可靠性，钱学森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基地，主持实施了两批多发两弹结合“冷”试验。他遵照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严格组织实施，不放过试验中出现的任何一个细小问题。

为此，他在基地一待就是几个月，连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的时间都没有。这使得老父和岳母十分担心，夫人蒋英也坐不住了，只好去机关问七机部的领导。七机部的领导告诉蒋英，说钱副部长在基地主持试验工作，他一切安好，请家里放心。

“冷”试验结束，钱学森于1966年10月20日返回北京，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周总理听取汇报时，仔细询问了“冷”试验中的每一个细节，确定“万无一失”的情况后，才下决心进行“热”试验。

于是钱学森、国防科委的张震寰副主任和二机部的李觉副部长一起赶回基地，准备即将进行的“热”试验。鉴于此次试验事关重大，在试验前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问，这次试验谁去主持？聂荣臻元帅主动请缨，周总理点头表示：由你亲自出马，我们放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试验还惊动了毛主席。

毛主席以前是从不过问具体事情的，一切交由周总理去办，对于周恩来的精明和细心他是完全信赖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正处于高潮，“两弹结合”试验非同寻常，他老人家便亲自出马。

1966年10月24日，周总理、叶剑英、聂荣臻、钱学森向毛主席作“两弹”结合准备工作汇报，听完聂荣臻的报告，毛主席对聂荣臻说：“你是常胜将军了，这一次又准备得这么充分细致，我看没问题，祝你再次得胜回朝。”但他接着又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参试人员群情激昂投入试验前的准备工作，政治运动被放在一边，大家表决心，发誓言，一定要圆满完成试验任务。于是多项检查、测试、安装、对接、调试等加紧进行。一个战士在检查时发现有个插头接点里有一根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怕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没能取出来，最后用一根猪鬃，费很大工夫，终于把它挑出来。钱学森得知此事，极为赞赏，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用纸包好，带回北京，作为作风细致的典型事例教育大家。

当一切准备就绪，聂荣臻将在现场主持试验，他再次向周总理、毛主席作了情况报告，经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1966年10月27日9时为“零时”。

这一天准点时刻，随着一声洪亮利索的“点火！”口令下达，轰隆隆的巨响中，巨龙的尾巴卷起遮天的火光和烟云，矫健的身姿稳稳地冲向高空。这是一枚不寻常的导弹，它挟带着威力无比的核弹头，向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仿佛是一位武功高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冲向远处的敌阵。

很快，好消息传来，核弹头在无人区罗布泊上空爆炸，并准确命中目标，这是新中国上空腾起的最美的一朵云，也是一朵证明新中国越来越强大、捍卫祖国疆土的云。

试验非常成功！国防科委将拟定的新闻稿送周总理审阅，周总理非常满意，亲笔在“命中目标”四个字前加了“精确”二字。

聂帅和钱学森高兴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沉重的压力在此时像核弹头一样释放出来。

毛主席在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兴奋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成了吗？赫鲁晓夫不给我们这些尖端技术，极好，逼得我们自己干出来，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1967年4月，钱学森在七机部《关于“导弹核武器飞行试验工作总结”报告》上批示肯定：“这也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试验工作。”这次试验使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开创了世界导弹核武器在国家本土进行联合试验的先河，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使亚洲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导弹核大国。

同年12月，中国“东风—2号”系列导弹武器系统通过国家特种武器定型委员会的鉴定，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正式装备了部队。

第二炮兵部队成立于1966年，前提就是“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东风—2号”系列导弹武器系统正式装备部队。

可以说，钱学森的回国恰逢其时，催生了中国的导弹部队。

尽管钱学森在国防部五院和七机部的身份和工作是保密的，但是美国人还是很明白钱学森在“两弹结合”中的关键性作用，就在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第二天，1966年10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用这样的文字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

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在1950年至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 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谠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钱学森故事(七)

201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 五 今晚报

七、危险的核弹发射架下

钱学森带领他的秘密部队陆续研制出多种型号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各种类型的战术导弹，这些令人瞩目的科学成果中浸透着大科学家对待科学工作的严谨态度。

孙家栋院士谈起钱学森之严谨时总会提起一件终生难忘的事。

他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基地。其中惯性制导系统有一个平台，要装四个陀螺，如果陀螺能够很精确地装好，就再拆下来包好，运往发射基地。在总装车间，第一个陀螺装上了。车间师傅说四个陀螺是一批生产的，第一个能装上，其他三个也应该没问题。时间这么紧，是不是可以不再试装了？

“我想，师傅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没想到，到了发射场装配时，那三个怎么也装不上。我赶紧向钱老报告。他听到后并没有批评我，告诉我组织人仔细研磨后再装。加工时，他也来到现场查看我们排除故障的情况。那种精密部件的研磨很费时间，我和工人师傅从下午1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他也一直陪我们到凌晨4点。看着大科学家陪着我们熬夜，我心里很愧疚。其间，我几次劝他说，钱院长，我保证排除故障，请您放心，您回去休息吧！可钱老就是不走，他也不理我。这件事给我印象太深了，虽然他没有批评我，但他那种无声的力量使我感到比批评更严厉。从此，哪怕一点小事我都认真办，不敢有丝毫马虎。”

正是由于他这种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代、三代航天人，带出了一支作风严谨，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航天队伍，使我们国家早期的发射成功率远远高于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的美国、苏联。

“东风—3号”是从1964年开始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这个型号完全由我国独立设计制造，它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技术，如可储存液体推进剂、全惯性制导系统和4机并联发动机等技术。

由于有预研成果的技术储备，“东风—3号”的研制从总体上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到1966年末，第一发“东风—3号”就运抵基地待发射了。钱学森在11月初到达基地，查看发射前的测试和合练情况，对测试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及改进措施，他都一一过问并作了详细记载。当年参加试验工作的一位老同志说，一次，他向钱学森汇报，说氧化剂的加注活门有点漏气，钱学森立即问：“有多大点漏气？你们测过没有？”他说：“没有。”于是钱学森严肃地说：“你马上回去测量，测完了再向我汇报。”他遵照钱学森的指示，回到阵地。经反复测量，每分钟一个小气泡，在允许范围之内。于是再回来报告，钱学森才放心地点头。

1966年12月26日11时，首发“东风—3号”导弹点火发射，但飞行到111.2秒时，发动机二分机推力突然大幅度下降，致使弹头实际落点与理论值偏差很大。

1966年12月27日，钱学森在技术阵地与七机部“东风—3号”试验队的同志座谈，对这次试验进行现场总结。他说，第一发“东风—3号”的发射试验，证明导弹各系统工作协调，飞行参数符合设计要求，作为研制方案，是成功的，但也暴露了问题，由于动力系统的问题，落点偏差过大。

关于这个结论，他请示了聂帅，聂荣臻表示同意，并指出，这是研制试验，第一发这个地方出问题，第二发可能另一个地方出问题，要不断总结，不断改进。接着，钱学森调整了七机部试验队，并部署了第二发“东风—3号”的试验任务。

第二发“东风—3号”在1967年1月12日点火发射，当飞行到129.2秒时，发动机二分机推力又下降，弹头落点的偏差也较大。为此，钱学森在1967年2月7日召开了第二发“东风—3号”的故障分析会。

这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正常的组织机构已无法行使职能，各级造反派当头，所以这个会叫“东—3串联会议”。在困难的形势下，钱学森顶住压力，和负责“东风—3号”的科技人员一道，一一排除了发动机故障的疑点，找到了燃烧室破裂的原因，提出了产品改进的意见。

经改进后的“东风—3号”导弹共三发，于1967年5月运抵基地。5月19日，第三发导弹进入发射程序，但发现气管连接插座底板变形，不能给推进剂储箱加压，先后两次中止发射。钱学森又亲赴基地。

24日钱学森到达基地，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故障分析和现场技术处置。由钱学森坐镇，指挥技术人员一一排除故障，对一些技术问题，他运用自己的知识，大胆现场处置和决策。比如，在推迟发射，泄出推进剂时，由于操作人员思想过于紧张，忘了开通气阀，造成导弹箱体内真空，在大气压力的作用下，弹体瘪进去一块。在场的人看了都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一个大故障，导弹肯定不能发射了。

钱学森听完汇报，亲自爬上发射架，查看故障情况后，认为壳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他结合自己在美国做圆柱壳体研究的经验认为，点火发射后，箱体内要充气，弹体内压力会升高，壳体就会恢复原来的形状，所以他主张发射照常进行。参试人员，包括试验基地的指挥员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钱学森讲的虽然很有道理，但大家仍心存疑虑，意见得不到统一，最后只好由钱学森署名，将这一情况向聂荣臻报告。

聂帅看了钱学森的报告后表示：“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已明确，这次发射在技术上由钱学森负责，他说可以发射，我同意。”1967年5月26日和6月10日，“东风—3号”导弹01批第3、4发导弹先后发射成功，试验证明，钱学森在关键时刻的大胆决策是科学的、正确的，为我国后续的“东风—4号”导弹和“东风—5号”导弹的研制和发射开拓了道路。

钱学森故事（八）

2011 年 4 月 30 日 星期 六 今晚报

钱学森首提“航天”概念

嫦娥奔月的神话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梦想。浩瀚的太空，不再是与人类无关的未知领域，而成为世界强国争相开发的场所。

2003年10月，神舟5号实现了中华民族“零”的突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飞上了太空。2008年9月，神舟7号载人飞船实现了中国航天员出舱活动的伟大壮举。中国成为仅次于美、俄的航天大国。而这个骄人成绩的取得却要追溯到40多年前。

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将一颗由火箭运载的184磅金属球送到了地球上空，成为地球的卫星。从此开创了人类征服太空的新纪元。11月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还运载了一只小狗“莱依卡”上天。

三个多月后，美国人于1958年1月31日成功发射了只有18磅的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

1958年5月17日，在中国共产party第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

正在中国研制人造卫星做好日程表的时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原定于1960年发射的人造卫星推迟了。

但是，钱学森领导研制的探空火箭“T—7M”并未推迟，于1960年2月19日发射成功。

1961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座谈会，讨论一个崭新的课题：“星际航行”。主讲人是钱学森，他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他在讲演中除了介绍苏美火箭发展的情况以外，还从科学上指出：

“在航空飞行中，我们总是同空气动力打交道；而在星际航行中，由于飞出了地球稠密大气层，空气动力问题是次要的，起主要作用的是重力、推力及惯性力问题。”所以，“重力场问题非常重要。所谓最优发射轨道，最优飞行轨道问题，主要是尽最大可能，使重力垂直于轨道，使推力垂直于重力。所以，在星际航行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全新的问题。”

与会的科学工作者被这一激动人心的课题打动了，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在以后三年中持续举办了12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在此期间，钱学森撰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高等院校航天专业教材《星际航行概论》。

星际航行座谈会开启了我国空间探索，发展卫星技术的大门。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

钱学森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一名战略科学家，提出了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顶层设计方案。

20世纪60年代，人类开始利用飞行器来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以及地球以外的天体。这种利用飞行器在太空飞行的活动当时被称为宇宙航行，简称宇航。

1967年，钱学森首次提出了“航天”这个词，那是在9月11日，七机部在当时的五院筹备处召开了中国返回式卫星可行性方案论证会。在会议开幕式上，钱学森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航天”这个新名词。他说，人类在宇宙空间的飞行活动，在很长的时间内只限于太阳系内，将之称为“宇宙航行”未免有些夸大。

他建议，人类在大气层以外太阳系以内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而在大气层以内的飞行活动，称为“航空”。飞出太阳系，那才是真正的宇宙航行，可简称“宇航”。

他说：“我提出‘航天’这个名词，是受到毛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启发，是毛主席‘巡天’一词的延伸。”

钱学森的这一提法被大家普遍认同并接受。从那以后，我国的航天事业中有了“航天器”、“航天员”等衍生词。中国的航天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1970年发射的，而第一颗人造卫星是1965年正式开始研制的。

到1964年，我们自己独立设计和研制的“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探空火箭也有了几次成果后，钱学森感到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于是在1965年1月8日，他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没过几天，赵九章也向中央提出发射人造卫星的建议。

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赵九章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打了一个报告《关于研制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这是张爱萍邀请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及国家科委、国防工办专业局的负责同志和专家进行研究的结果，提出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重量为100公斤左右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

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为“651”。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叫做“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叫做“长征—1号”。

开始，“651工程”在总体上的分工是：中国科学院搞卫星和地面跟踪测量系统；七机部搞运载火箭；国防科委的20基地搞地面发射设备(其后，地面跟踪测量系统也划归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

但是，卫星工程上马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中国科学院是地方单位，又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首当其冲受到破坏。

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6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将卫星研制任务划给军队，改由国防科委全面负责。

1968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钱学森（时任七机部副部长）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到1969年9月15日，周总理在一次小专委会上明确指定：“‘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所以，在“651工程”中，钱学森实际上是担负大总体，即星—箭—地面系统三大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

在运载火箭方面，钱学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快捷的实施方案。他不主张专为发射人造卫星设计研制运载火箭。他建议，充分利用已有导弹和探空火箭的技术基础，将二者结合起来，组成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他认为，走这个路子可以大大缩短研制时间和人力物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研制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1号”火箭是在“东风—4号”弹的基础上，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三级火箭组成的。

“东风—4号”和“长征—1号”实际上是同时开始研制的。钱学森认为，“东风—4号”和“长征—1号”是在综合了“东风—3号”技术成果和设计概念的基础上搞起来的，新的因素是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照理说，这个型号是有比较好的技术基础的。

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些领导干部和老专家被打倒，七机部中915、916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派性斗争甚至渗入到技术工作中，常常使研制工作无法进行。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宣布对七机部实行军管，并对钱学森等一批老专家进行保护。由于钱学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保护，所以两派都不敢揪斗他。

钱学森故事（九）

2011 年 5 月 1 日 星期 日 今晚报

寻找飞失的导弹

钱学森曾经在他的文章《周总理让我搞导弹》里回忆道：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已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

1969年初，由于文革动乱，“长征—1号”试车无法进行。

1969年7月17日、18日、19日和25日，周恩来总理4次召开会议，解决地面试车问题，并委派钱学森协同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全权处理有关试车事宜。周总理还要求参加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工程的29个单位3456人必须坚守岗位，服从指挥。

钱学森来到试车台，和杨国宇一起，费尽了口舌，耐心地做两派群众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和个别人展开激烈辩论。钱学森的辩才众所周知，加之他身份特殊，且论之有理，造反派头头在他面前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

经过艰苦的工作，1969年的七八月份，“长征—1号”连续进行一、二级，二级，二、三级和三级4次发动机全推力下的试车。钱学森每次都亲临现场，他不仅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更要密切关注试车中的技术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动乱年月，有时技术问题和派性问题搅和在一起，越搅越乱，令人头疼。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技术工作，试车得以在8月22日取得成功，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大事，周总理为此向七机部表示祝贺。

1970年元月，“东风—4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也就是说“长征—1号”的技术也成功了。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

导弹试验总会有失败，这是无可讳言的。可以自豪地说，在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初创时期，我们的失败率比美、苏等国低得多。

1969年11月16日，我国独立研制的第一枚中远程导弹“东风—4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进行首次飞行试验。这次试验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试验成功，将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又登上一个新台阶；同时，飞行试验如果这个型号质量过关，还将把它改装成为“长征—1号”，用来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试验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卫星上天的时间。除此之外，最令人担心的是，由于该型号是中远程导弹，其射程比以往的近程导弹和中近程导弹都远，弄不好有可能飞出国境。

为了确保导弹不会飞出国界线，我们在试验弹上安装了一个超程控制器。一旦导弹超程飞行，不按规定时间关机，有可能飞出国界时，该控制器就会发出信号，使导弹在空中自毁。即使导弹发生飞行故障、不能保证控制器正常工作，地面安全指挥人员还可以发出指令，将故障弹炸毁。

导弹点火发射后，参与测点都报告“发现目标”和“飞行正常”，无线电测量设备记录着导弹飞行情况，绘图板上给出的实际飞行曲线紧紧地靠近理论飞行曲线，说明导弹飞行正常。突然，在一级关机点附近，飞行曲线不再上升，落点预示板上的笔也停留在原地抖动！是不是导弹出故障了？测量站的人员立即将这个情况向指挥所报告。但指挥所的答复是：导弹还在天上飞，你们的测量指针怎么不动了，是不是你们的设备有问题？不一会儿，基地宣布试验任务结束，一些单位还敲锣打鼓，列队向发射阵地走去，看样子是要开庆功会。

这时负责发射的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和七机部的钱学森从指挥所回到司令部。一到司令部，他们的头一件事就是问落区情况。落区报告说：“全站没有一个人发现目标！”钱学森和李福泽的脸顿时变得很严肃。他们很清楚，在以往的多次发射任务中，只要弹头一进入落区上空，干部战士凭肉眼也能立即发现目标，只要弹头一着地，几分钟之内他们就能把落点的位置报告出来。今天过了这么长时间，竟没有一个人发现目标！是飞出国界了呢，还是飞偏到另外什么地方了，或者中途掉下来了？最坏的情况就是飞出国界。他们马上通知各单位带上资料到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同时李司令员立即将这一严重情况向北京作了报告。

周总理听说导弹出了故障，十分担心。就在基地开会分析导弹飞到哪里去了的过程中，总理曾三次打来电话，追问导弹的下落。

由于基地原有的测量设备不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大家都十分着急，在万分无奈之时，有人提出，未正式参加这次试验任务的远程无线测量设备有记录。于是通知测量站立即带上他们的测量资料赶紧来参加会议。

会议室一片肃静，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严峻。测量站的人一进来，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注视着他们。他们将测量曲线的图纸展示在钱学森和李司令员的面前，并向首长汇报设备的状态和测量结果，认为故障出在一级关机点附近，导弹残骸应落在一级关机点的射向轨道下的地方。此时，全体人员、包括李司令员的目光，又一齐投向钱学森。钱学森认真仔细地分析了实际飞行曲线和计算结果后，他的头轻轻点了一下，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李司令员从座椅上跳起来，命令道：“按这个测量结果，明天一早乘飞机把导弹残骸找回来！”

导弹残骸终于找到了，谢天谢地，没有掉到国外。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大松了口气。

1968年，国防科委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把孙家栋调了过来，孙家栋后来成为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院长。

他回忆往事时说：“钱老带领我们走出一条正确的技术道路。卫星研制、应用事业怎样发展，都是钱老主持，制订了‘三星规划’，即东方红一号、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钱学森在卫星的发展上思路具体清晰：“东方红一号”重点解决工程问题，把队伍带起来；科学探测卫星打成后，马上先搞“急用的、实用的”，上马返回式卫星；返回技术解决后，再进入同步定点轨道，搞通信卫星。

这实际上是钱学森发展近地卫星的重要思路，即“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走了这三步棋，近地卫星的基础技术我们就都掌握了。

这个思路今天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在当时很了不得，除了美、苏、中，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搞返回式卫星，不是不需要，而是不敢搞。敢不敢跨这一大步、作这个决策，除了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中国第一颗卫星打成，讨论下一步怎么走，大家七嘴八舌，气氛很热烈，最后都是钱老拍了板，大家齐努力，一步步干成了。

钱学森的大胆决策曾解决了很多人不敢干的事。孙院士回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人造卫星已经在地面做了五天的地面模拟试验。试验需要低温的条件，那时全国生产低温液体氮的能力积累起来也只能做五天。模拟了五天，卫星要出厂了，任务很紧，马上要运到基地发射。但是，有人提出来，卫星的实际寿命是二十几天，你们只模拟了五天，怎么保证它上天后能够工作二十几天？孙家栋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卫星就出不了厂。这个事就搁浅了。

孙家栋只好把试验的材料送给钱院长，请他决定。几天以后，钱院长答复：“我认为可以。”在那个时代，上上下下，只要钱学森说可以，那就可以。

结果，卫星出厂，成功升天，不仅工作了二十几天，后来还工作了好几个月，东方红乐曲也播了好长时间，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了人类自己放到天上去的那颗星星会奏乐。

大家感叹，如果没有钱院长在关键时刻的拍板，没有他这样的大科学权威，所有的意见都很难统一，很难让有异议的人没有疑义。

钱学森故事（十）

2011 年 5 月 2 日 星期 一 今晚报

政治卫星唱响《东方红》

“东方红一号”卫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颗“政治卫星”。所以对钱学森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要一次成功地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全地球人听得到，看得见。

为此，钱学森多次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汇报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的所有问题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一落实解决。他提出两个确保：一、设计工作确保没有漏洞。为此，他要求七机部和五院要组织设计协调及方案复查。二、所有的元器件都要确保齐套，并保证质量，保证可靠性。

1968年3月29日，钱学森在听取“651工程”情况汇报时，关于器材问题，尚未齐套的就有18.3万多个，其中1000多个到4月20日才齐套。对此，七机部和五院实在没招，于是又请出钱学森，他立即把四机部的领导找来，要求他们的两个配套仓库要开仓，仓库没有的，马上安排生产。凡是承担任务的工厂，都要充分动员群众，确保质量。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他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当卫星总体超重时，他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据此，孙家栋砍掉了一些试验项目，保证了政治任务的完成。

经五院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1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乐音的质量很好。

1970年3月，两颗发射星的总装工作开始，钱学森对即将发射的卫星质量也心中有数了。

经过严格测试和多次合练，卫星发射工作准备就绪，中央通知钱学森带领试验队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1970年4月14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央专委会，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中，总理问得很细，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位国家领导人在听汇报，而是一位专家教授在面试。当搞运载火箭的人汇报说，火箭有一个阀门漏气，并说已经解决了时，总理问，如何证明已解决？几个人的回答都没说清楚。最后钱学森站起来做解释，总理才满意地点点头。汇报过程中，一些技术人员说的一些技术名词很绕口不好懂，而且前后还不一致，李先念说听不懂，总理只好说，还是学森同志给我们翻译一下吧。钱学森对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在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一讲，周总理他们都明白了。

专委会结束以后，周总理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发射计划“零时”，就定在4月24日。钱学森率领全体发射和技术队伍匆匆赶回基地。这次发射，他是前线指挥员。如果说以前的几次重大发射还有聂荣臻或张爱萍在前线亲自指挥的话，这一次的重担可全落在钱学森肩上了。

回到基地，钱学森指挥全体参试人员，按程序一步一步向着4月24日发射的目标前进，但在最后时刻还是有事故或意外情况不断发生。原定发射时间是19时，但在18时30分有人发现从20多米高的二级火箭上掉下来一个直径8毫米的弹簧垫圈。这时推进剂已最后加注完毕，发射架也撤离运载火箭，大部分人员都已撤走。但是，作为这次任务总指挥的钱学森还未撤走，就站在离发射台不远的地方。听到这个情况，他立即命令有关技术人员上去检查，判定这个垫圈是结构松动掉下来的，还是多余物。经检查确定是多余物时他才放心。钱学森是这次发射的指挥员，也是和完成最后一个动作的战士一起撤离的人员，他在像打仗一样的战斗中真正做到身先士卒，令全体参试人员十分感动。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重达173公斤的卫星发射成功。这颗卫星在环绕地球飞行的同时欢快地向全世界播放《东方红》乐曲，宣告着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70年“五一”节的晚上，钱学森、任新民、戚发韧等科技人员，应邀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划破长空，飞临北京上空时，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侧耳聆听卫星上播出的“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乐声。当人们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的人造卫星在太空播放熟悉的乐曲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所有party和国家领导人都热烈鼓掌。

这是新中国又一个标志性的科技成果！这颗人造地球卫星意味着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登上了空间技术的舞台，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第二年3月，我国第一颗科学探测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卫星上天后，钱学森又提出了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他领导了“曙光—1号”飞船的设计，并开始选拔、培养航天员。

早在1968年4月，国防科委按钱学森的建议成立了“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这就是现在位于京郊航天城的“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也是中国的航天员培训基地。

1970年4月，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东风—5号”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开始型号研制。1969年，由于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苏联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毛主席说搞不出洲际导弹他睡不着觉，这句话使钱学森肩上的压力大大增加，为了早日搞成“东风—5号”，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970年春，他立即组织北京市11个工业局、5个区、6个大专院校以及中央12个部委和民航在京的所属工厂共116个单位开始科研生产大协作。这是枚不同凡响的洲际导弹，根据技术与战术性要求，科研人员除广泛借鉴前面型号的技术和经验外，还面临一些重大技术难关。钱学森经常深入科研和试验第一线，指导多种技术攻关，协调解决各种问题。这时，人们看到的钱学森除了脸上常有的微笑，就是风尘仆仆、一脸疲惫的样子。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不断冲击着研制工作和科技队伍，这枚生于乱世的导弹的研制过程一直不顺利，钱学森既面临政治上的困扰，又面临技术上的压力，这使他寝食难安。

“文化大革命”是个混乱无序的时代，各种科研和生产的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有许多质量问题。“东风—5号”运到发射基地进行水平测试时，不断出现问题，不是这个元件坏了，就是那个电路不通或短路。这些情况更加重了钱学森的不安，他总是处在第一线，指挥大家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当导弹竖在发射架上进行垂直测试时，突然出现回路抖动问题，振幅很大，连带发射架也跟着一起抖动。在场的人员都被这一从未见过的严重现象惊呆了，立即停止测试，紧急召开现场会议分析故障原因。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这种抖动十分复杂，一个人提出一种见解，马上就有人予以否定，而且否定的人讲的也很有道理。所以，讨论了半天，也没有人能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发弹究竟打还是不打？如果不打，实际上就是宣布失败。怎么办？大家把期待的目光投向钱学森，只见他处乱不惊，脸上挂着常有的笑容，背着手，一边听取大家的意见，一边踱着步来回走动。经过短暂的思考，钱学森作了一个决策性发言。

峥嵘岁月，精彩人生。
那个时代所作的许多工作为今天的一切奠定了坚实基础，才使中国有了今天的国际地位等等一切，也才使今天的一切成为可能。

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划破长空，飞临北京上空时，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侧耳聆听卫星上播出的“东方红，太阳升”的清脆乐声。当人们真真切切地听到自己的人造卫星在太空播放熟悉的乐曲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站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所有party和国家领导人都热烈鼓掌。

作者没学过物理……

回复 19# 蓝色快龙


    作者估计指的是通过卫星把无线电信号传到收音机之类的之后再向广场播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