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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光
2009年6月29日，已经年届八旬的茅于轼老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文章。他一开篇就这样写道：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少人懵懵懂懂过了一辈子，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是快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才懂得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如果早一点把这个问题想通，人生会少一些挫折，多一些愉快。……如果说，当前中国最重要的事就是懂得怎么追求快乐，学生和老师最需要的学问就是快乐学，这超过学习数理化，超过学习英（文）国（语）算（术），这样说也不为过。
这是一个将要走到“人生尽头”的老人，以他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得到的深切感悟。他又说：
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往往和他周围所处的环境有关。所谓的环境主要是人的环境。如果没有人跟他捣乱，他就会活得快乐一些。反之如果人人跟他过不去，找他的毛病，诬蔑他，侮辱他……他自己再有本事，再懂得怎么追求快乐，也都没用。所以说一个人快不快乐不光与自己懂不懂快乐有关，更与周围环境和周围的人有关。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光是一个个人问题。每个人要为自己追求快乐，还要懂得帮助别人追求快乐。最后是全社会快乐总量的极大化。
其实，如何追求快乐，如何学习快乐，如何创造一个让人感到快乐的社会？是我们中国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中国已经进入近代社会一百多年了，中国为追求现代化而进行的革命和改革也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了，其间经历了种种曲折也取得了某些进步。可是，由于历史过于沉重，由于民族长期经受的内忧外患，由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使我们距离理想的成长、生存环境依然是那样遥远。
同样是2009年6月，就在茅于轼先生发表《快乐是一个社会问题》几天之前，台湾作家龙应台就家庭教育与公民教育问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在与记者的一问一答之间，龙应台谈起这样一段经历：
南方周末:20岁的时候你在上大学,有大的志向吗?
龙应台:我们都是胡适之、罗家伦、傅斯年那个脉络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学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读台南女中,像我们这种自以为有思想的女生,十七岁时都是抱着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深刻。到了大学,专读西洋文化史文学史欧洲思想史什么的。再加上国民party所注重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样的价值观,你自然觉得改变社会、民族复兴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南方周末》2009年6月25日，《家庭教育、公民教育？龙应台的“伤心笔记”》，作者夏辰、陈晨）
在那个年代，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被灌输了太多的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正当台湾的龙应台觉得“改变社会，民族复兴的大任”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中国大陆的青年人一边接受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仇恨教育，一边饿着肚子妄想拯救“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高声呼喊着反帝、反修，解放全人类的空洞口号。直至文革之后，才发现世界完全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个样子，而自己竟然成了喝着“狼奶”长大的一代。
发贴者注：“社会理想”是别人灌输给我们普通人的童话——也话不仅对普通人是这样。而且这个童话可能会是浪费我们极大精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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