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生贿赂港教授被判入狱

本来想续上下面这个帖子，但考虑到有同好对此还半信半疑，故重新发帖。
http://www.astronomy.com.cn/bbs/viewtopic.php?p=541978&highlight=#541978
虽然是发生在中国香港，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它还是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西方司法制度的一扇窗口，以警醒我们已经麻木的心！

值得思考，还是我们的法律不健全啊。

内地生贿赂港教授被判入狱
师生不同选择折射两地反腐环境和意识不同
 
   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教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由一门课程考试构成的利益联结中，陈静拿出1万元港币贿赂任课教师戴晖辉，戴则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至廉政公署。不同的地域标签，使两人截然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反腐环境和公民意识。


   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

   重处罚背景：香港廉政公署的零度容忍

   陈静贿赂城市大学戴晖辉教授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此案被称为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

   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记者：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元，受贿5000元”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对腐败全民共诛之。在初期，匿名举报占了60％到70％。如今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其实贪污很少是直接送大钱，通常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过年过节送礼物，然后请吃海鲜，你去，请卡拉OK，你又去，慢慢就堕入贪污里。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

   王绍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有一个很好的词—“防微杜渐”，即便使用公家信纸，都会有问题。现在却不常用了，强调的是“抓大案要案”，但却陷入“越抓越大、永远抓不完”的怪圈。这一后果从80年代以来对“大案要案”的标准不断上升就可见一斑：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

记者：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甚至受贿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郭文纬：贪官应不应该判死刑？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人家说杀一儆百嘛。但杀一儆万可不可能呢？如果贪官觉得那些被杀头的人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后台不够、他们没有关系，但我的后台很硬，怎么会动到我的头上呢？所以说，怎样才有阻吓的作用，不是说死刑不死刑，而是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

   如果没有死刑，是不是就没有阻吓的作用呢？也不是。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判刑通常最高就是10年左右，肯定是有阻吓作用的。经验证明，对贪官，阻吓作用不在于死刑，而在于他从高高在上变成阶下囚，他们的整个家庭要蒙羞。如果有一个机制让他所有贪污来的钱和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个作用已经足够。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腐败犯罪主要是侵害财产，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否则，刑事虽重，但经济利益上却一本万利，甚至“牺牲他一个，幸福几代人”。

   记者：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是不是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

   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

   首先，法律对于行贿罪的量刑明显。比如，最低涉案金额不同，行贿1万元，受贿5000元；再如，受贿5万元要判有期徒刑5年以上，行贿5万元判有期徒刑5年以下。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背后的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的。

   在具体执行上，行贿罪就更轻了。其实行贿者具有更大信息优势，更容易隐瞒犯罪。而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常常寄希望于行贿者提供证据，又过度体现了“坦白从宽”的原则。

   对行贿者“宽宏大量”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之中。人们容易认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贪官相比，行贿者往往处在被动情境中，被涂抹上了“弱者”色彩。在一个权力缺乏制度性约束的社会里，甚至将行贿理解为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会风尚，对行贿者的心理认同逐渐形成。

   事实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在行贿变得低成本、高收益之时，主动行贿越来越多，腐败链条越来越难以控制。

记者：有舆论认为，廉政公署在此案中有设局“诱捕”的嫌疑。这一做法是否越权？廉署的权限跟内地反贪机关有何差别？

   任建明：所谓“诱捕”，是指在嫌疑人犯罪事实未出现之前，通过采取某种行动，诱使其犯罪。而此案中，匿名放钱和发电邮已构成行贿罪，故廉署其后的行动并不越权。

   香港廉政公署属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力，保证了该部门在调查案件时不再顾忌更多的“禁区”与“高压线”。比如早年有一例房屋署官员案，双方一直在街上交易，廉署拿不到证据，后来在其办公室安装了监视器，把他每次交易完数钱的举动一一记录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恐惧于听到“廉署请喝咖啡”的传唤，因为这时，廉署基本上已经证据在手了。

记者：这是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网开一面？

   王绍光：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我来香港中文大学七八年，听到的腐败案不多，有几起都发生在老师房屋补助的问题上：之前规定这一补助不能用来租用自己或亲属的房子，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才无此限制了。我们学校最近刚有一个学院副院长被举报，他早年拿房屋补助租用的房子，名义上是别人买的，其实是他自己的。

   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的社会规则，涉及到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一旦涉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副院长，他原本在香港有极高社会地位，一旦被判刑，不但名誉受损，而且会被取消教职，同时会被取消丰厚的退休金。

   任建明：内地讲“教书育人”，老师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但大学生一旦过了18岁成为公民，教化作用就很小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王绍光：我常提醒学生们注意，香港是个规矩特别多的地方。比如对每年拿奖学金的学生在港时间有规定，少于规定天数要请假。我曾有个学生未请假离开，少于限制天数，就被取消了奖学金。

双方说法

   内地学生：“理所当然”的行贿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香港，进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旁人眼里，25岁的她人生轨迹一路顺遂，这次飞跃更是上升曲线上的制高点。

   “一次聊天时，她说自己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停上学到博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优秀的，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No．1’。”陈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名同学在校园一个论坛上回忆。

   最初来香港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该同学说，“到了城大之后，周围环境不同了，不但远离家门，而且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

   同年12月，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将在12月16日考试。任课教师戴晖辉副教授对记者说，这门课是两门博士生必修课之一，有一定难度。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也说，“这门课非常专业、特别偏。12月16日的考试中也证明了这一点，4个题目不少人只会做其中一道”。

   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在城大，这笔研究生助学金大约是每月港币1.2万元，但学生的学术表现必须符合校方要求的平均积点（GPA）。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香港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有学生算了一笔账：“学费3500元；住宿费2000元；生活费2000元，再加上其他一些开销，每人每月在香港的花销都在8000元以上，女孩子更多一些。”

   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占她一个月奖学金的绝大部分。但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1）（a）条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

   仅3个月，陈静就从高峰跌至低谷。除立即要开始服刑外，极有可能依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人生也将被记入抹不去的污点。

   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

香港教授：别无选择的举报

   戴晖辉就此事对记者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而我相信几乎每个香港教授都会做同样处理。”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目前是数学系副教授，专长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等。据悉，近几年他经常协助城大到内地招生。

   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周定轩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

   据戴晖辉表述，2006年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11日，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地答应现身，并提醒戴带上一本空白的答题本供她抄答案。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

   “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犹豫。”戴晖辉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行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