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任务有多重

嘉宾：王渝生

   嘉宾简介：

    1943年生人。196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全国政协委员。系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国科技馆馆长，并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尖子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著有《自然科学史导论》《科学寻踪》《科技百年》等，主编有《数学大师》《天文太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数学卷》《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崛起》，主译《跨越大洋两岸的科学文化交流》。发表论文百余篇。

    策划：李存富 中国科学院网站主编

    主持人：张琨 中国科学院网站编辑

主持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教授作客“科学在线”。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中国科技馆开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科技馆以及它的功能定位？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坐落在北三环中路安华桥畔，它是一个国家级的公众科学中心，科技馆是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进行科普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和基础设施。

    主持人：它的主要功能定位就是这样？

    王渝生：对。

    主持人：您觉得一个好的科技馆是什么样的？都有哪些评判标准？依照这些标准，如果让您来给中国科技馆打分的话，能打几分？

    王渝生：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是信奉小平同志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评价一个科技馆主要看它的人气怎么样，是门可罗雀，还是车水马龙，我觉得好的科技馆一定要有观众来参观，而且还要有回头率。参观的人如果来过一趟就不来了，这不行，他还要经常来，这样说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了。但我想，既然科技馆是一个科学普及的场所，它当然应该具备科学性；同时要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要有知识性；当然还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那么这个科技馆除了要有科学性和知识性以外，它还要有趣味性，它要吸引观众，观众来了之后，不是像进其他的历史类、艺术类的博物馆一样，隔着冰冷冷的玻璃窗看里面的产品，而是要让科技馆的展品动起来，而且这些展品最好能同观众有一个互动，要让观众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来感受科学的趣味，感受科学的魅力，了解科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并且了解世界前沿的科学和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那么按照这些标准，要给中国科技馆打分的话，如果五分是满分，我认为中国科技馆至少应该得三分，算是及格。如果有一点偏爱科技馆的话，我觉得打四分，算良好还是可以的，但是距离五分肯定有很大的差距。

主持人：您一直在从事科普工作，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中国科普工作的现状。

    王渝生：我们国家解放以来，科普工作有过几次高潮。大家小时候都看过《十万个为什么》，都知道科普大师高士其，还有茅以升，所以应该说我们国家建国以来都是比较重视科普工作的。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科学都不要了，还搞什么科普呢。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中国恢复了科学研究工作，科普工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根据我的了解，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决定，关于建设科普场馆的决定等，就像我们中国科技馆，就是在全国科技大会以后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建立的，小平同志还为我们中国科技馆题写了馆名。科技馆在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了2000年的时候，中国科技馆二期新展厅又建成对外开放，*同志为中国科技馆的二期新展厅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200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总书记又亲临中国科技馆视察，所以应该说党中央和国务院是非常重视科普工作的。现在科普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全国的科普场所、科技馆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现在是我国科普工作发展的一个最好时机。

    主持人：您认为对科普工作，有没有必要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目前我国关于科普的理论有哪些？这些理论在指导具体科普实践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渝生：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所以任何一项工作都要有理论的指导。比如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就科普来讲，当然要研究科普的理论，那就是关于科学普及的内涵、外延，关于科学普及的主要内容、方式，它的评价指标和它在科普具体工作当中所要遵循的规律。这样一些科普的理论当然对具体的科普实践发挥作用。举一个例子，我们说科普，到底谁是科普的主要社会力量？中国科协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中国科协是一个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群众组织，是一个人民团体，它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那么广大的科技工作者要从事的科技工作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科学普及。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6月2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除了从事科技创新以外，还要搞科学普及。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科普工作不仅仅是几个科普专家的事，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事，特别也是我们两院院士和其他的专家学者的事。科学普及要遵循普及的规律，要能够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让一般的公众掌握，就要考虑科学普及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科普阵地，就是插旗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科技馆；另外一部分，要开展群众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比如说“三下乡”、科技周、科普日。哪些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的形式，我们就要做一些理论研究了，考虑怎么把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结合起来，怎么把我们从事科普的人同我们科普的受众结合起来。而我们广大的公众，它既是科普的受益者，又应该是科普的参与者，像这样一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当然对我们的科普实践是有指导意义的。

主持人：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上对科普工作的重视，“科普法”的执行情况如何？存在什么问题，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王渝生：《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它反映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科普法规定，科普工作应该由政府来推动，同时也应该是全民参与的，另外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也有科普的责任，还有科普场馆的建设，科普场馆不能挪做它用，以及对于科普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要保证科普事业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大方向。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又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律，积极鼓励和扶持经营型的科普产业的发展。像这些都在科普法里有明确的规定，而且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据我了解最近两三年以来，全国人大组织了科普法的检查小组，中国科协对它所属的地方科协管理的科技馆也进行了整顿，比如说科技馆要对公众进行科普的展览教育，这是一个主要的形式，当然科技馆还要搞培训教育、实验教育等。但是有一些地方的科技馆把它的科普场所拿来出租，搞展销会、开饭店，甚至搞旅馆。通过我们科普法的执法检查，如果发现不是名副其实的科技馆，要么就限令整改，要么就摘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科普工作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当然有一些人对科普法的理解跟其他的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刑法，触犯了法律是要判刑的，而对待科普法就像过去我们对待交通法一样，我们认为交通规则嘛，我们就是执行一下，但是提升到“法”来看，可能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健全。我们相信通过普法，通过对科普法的宣传，人们的法律意识会逐渐提高，在走向依法治国，法制化国家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科普法的执法和检查力度肯定会加大。

    主持人：您觉得目前哪些问题比较突出？

    王渝生：我个人认为很多地方为了片面追求GDP，追求政绩，没有把科普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比如科普法规定各级政府都要有一定的经费来保障科普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科协系统规定每个地方一年至少保证人均五毛钱用于科普。比如说一个80万人的县，一年的科普经费至少应该是40万，但是据我了解，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县，有一些地方科普经费甚至人均只有一毛钱、只有五分钱，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一个80万人的县，一年的科普经费只有几万块、十万块，那一年365天它能干什么呢？不要说建一个科普场馆，就是搞一两次活动这个钱就花完了，所以在保障科普经费方面还得努力。另外，有一些企业应该有科普的责任，但是它为了追求利润不搞科普，或者钻个空子搞变相科普，把科普变成了它的广告。比如说有一种药品，或者一种食品，它假借科普为名来夸大它的成份、疗效，实际上是推销它的产品，搞广告效应，这些都是需要用严格的科普执法来解决的问题。又比如说，对于一些企业或海外资金进入中国后要实行免税政策，还有一些从国外引进的科普产品，海关也要进行免税政策。但是包括我们科技馆在内，有时候有明文规定的该免税的产品还要跑海关，还要去求爹爹、告奶奶，这就说明有一些部门没有从大局着眼，仅仅是从一点点税收、一点点经济收入来着眼，这就挫伤了我们一些企业、一些单位，甚至个人和海外捐赠搞科普的积极性，这些都是需要在科普法的执法过程中解决的。

主持人：我们这儿有一份调查报告，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这份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差距，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这里有一组数据：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分别为7%和4%，1991年日本为3%，1992年欧共体为5%，2000年美国增长至17%，而2003年我国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上面提到的1.98%。跟国外比较，中国公众的科普水平现状可以说差距很大。您认为中国公众科学素质水平的提高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和具体指标，何时能达到何种水平？

    王渝生：我觉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十年前所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是人才的差距，是劳动者素质的差距”，这个说得很好。美国在1989年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就达到了7%，11年以后，到2000年增长到了17%，平均每年增加差不多一个百分点。我们国家从1992年开始进行公众的基本科学素质调查，为了国际接轨，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我们基本上也用了西方通行的基本科学素质的标准。结果1992、1994、1996年三次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一千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具备科学素养，我们1000个人里面当官的也不止三个吧？这说明我们有很多领导人、负责同志也不具备科学素质，怎么能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奔四化，奔小康呢？我们感觉到问题严重。所以后来我们没有两年一次了，我们下定决心过五年吧，所以在1996年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科普措施。五年以后，到2001年又进行了一次调查，这个结果就提高到了1.4%，从0.3%提高到1.4%，花了五年时间，一个百分点，我们也有一些信心了，说再恢复两年一次吧，所以2003年又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是1.98%，两年就提高了0.6个百分点，我们也满怀信心。到了2005年，就是去年，我们又做一次调查，但2005年的调查数字又有所回落，我们感觉很难堪。怎么办呢？这次全国科技大会公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紧接着国务院又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这两个纲要对我们目前公众的科普水平低下的问题，都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和一个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那就是通过 “十一五”期间这五年的努力，到201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要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2020年要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本世纪初的水平，还要落后20年；再经过30年的努力，到本世纪中叶要接近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基本上我们的成人能人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

    但是对这样一个时间表和具体指标，我们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现在我们的基数太低，还不超过2%，一下子要达到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每一年的百分数要提高一个、两个、三个百分点，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可谓任重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主持人：2003年中国科协进行的“中国公众科技素质调查”发现：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人相信“求签”，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碟仙或笔仙”，甚至我们一些领导还以为太阳是围着地球转，这些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调查结果？
  王渝生：我很佩服我们中国科学院网站，你们搜集的数据除了有正面的，还有反面的，这个调查结果的确是触目惊心，居然有1/5到1/4的人相信“相面、求签、周公解梦”这样的迷信。这里面我要做两个解释，这样的调查结果说明，目前在我们的广大公众当中，相信迷信的——包括封建迷信，像相面、求签等都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迷信；但是也有洋迷信，像星座预测——也就是说相信“土”迷信，“洋”迷信的人数会那么多，而我们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又那么少，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要引起警惕，我们要尽快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

    但是第二点，我本来不想说的，现在也实话实说吧，也不能够说相信求签、相面就完全跟科学水火不相容，国外有好多科学家还信教呢，当然宗教是另外一个问题，宗教和迷信是有区别的。我们国际上的几大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他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有自己的教义，有自己的活动方式，也有一定的人群。宗教的产生有它的历史性、民族性，甚至还有一定的群众性。所以说对待宗教问题，我们要谨慎一点。宗教属于文化的范畴，我觉得其实科学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将两者对立。我自己也说句老实话，在旅游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庙宇，大家都在烧香拜佛，我也进去双手合十。虽然我没有念“阿弥陀佛”，但我也想保佑全家平安。我是搞科学的，我是不是相信它呢？不是，我是把它当成民俗看待，认为有益无害。我也去拜佛，因为在心理上有一点安慰。所以我想还有一点，不要认为国外的公众科学素质很高，就没有人信迷信了。我想如果在国外的人群中调查一下相信星座预测的比例，可能比我们的还高一点。所以也不能说这个完全就是和科学素质是矛盾的，但是总的来说迷信本质上和科学还是水火不相容的，相信迷信的人群多影响了科学素质的提高。当然我刚才讲了，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作为一个搞科学工作的人来讲，我认为香火旺，毕竟对于科学的发展还是不利的。

主持人：现在最时髦的词是创新，创新首先要有创新的人才。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大学的教育，是否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作什么样的改革？

    王渝生：你说得太好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年、每几年都有一个时髦的词，比如说“改革”、“开放”、“发展”、“和谐”，现在是“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不竭的动力，所以我们今年的科技大会明确的主题就是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创新首先要有创新人才，创新人才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还需要教育和培养，特别是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这就应该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个基地。而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比较多的是应试教育，学习是为了考好的分数，好升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而缺乏素质教育，这是一个大问题。素质教育首先就应该是义务教育，而应试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义务教育就是不分城市、农村，有钱的、没钱的，都要让他们公平的享受到受教育的机会。但是现在不仅高等教育里面有重点大学，我们的高中、初中，甚至小学都有重点学校，重点学校还分重点班、普通班，我觉得这是很不利于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我们国家的一种传统观念就是分数高是好学生，现在独生子女家庭比较多，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于是乎千军万马一条道，都要去读重点中学、重点班，考重点大学，这实际上是一条独木桥，不可能大家都过去的。所以我觉得教育改革一定要深入下去。当然考试还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不考试，也不能完全判断教育质量的优劣。但是我认为要改革考试的办法、内容、形式。另外除了考试以外，还可以考核，还可以把一次性的考试变成多次的考核。

    还有一点，我强烈要求取消重点学校，而且我也希望学校的老师，一定要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而不是要学生跟着老师鹦鹉学舌，这不是好学生。我们一定要鼓励学生敢于向老师提问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不能像我们传统的那样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上课，手背在后面，要举手发言。我就不这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最难受，因为好问、好动是儿童的天性，儿童生下来就对未知的事物产生兴趣，他不懂就想问。另外孩子们就喜欢动，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医学词汇叫“好动症”，什么叫“好动症”？就是爱动，儿童天生就爱动。所以我是深受其害，我觉得我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把我捆绑起来，不准我问、不准我动，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序的社会上的分子。我们学过物理学，里面有个“布朗运动”， 就是说分子是无时无刻在做无规则的运动。分子尚且如此，人是活的，怎么能让他规规矩矩呢？他应该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地方，首先是社会上的一个有为的分子，在运动过程中慢慢到位，达到有序。所以我觉得学校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单位的领导，一定要改变观念，要充分的呵护，并且培养孩子们好问好动的天性。

    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看见我们科技馆里面有一群孩子，他就问：“你们几岁了？”这些孩子大概是幼儿园一个班的，全部伸出右手手掌，嫩声嫩气地回答：“五岁。”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位老科学家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五岁的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我听了这句话开始很不理解，成为科学家要通过多年的努力，怎么五岁的孩子就是天生的科学家呢？后来我一想，他的话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他是说五岁的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着好奇心，他们对世界有一种惊讶的态度，这就是科学发现的原动力。我也从事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几十年了，我觉得科学研究有几个动力，第一是好奇心，第二是责任心，第三是功利心。我不能说这三个动力有什么高低差异，你说功利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要讲功利嘛；你说责任心，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来搞科研。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心”里面，最根本、最原始的动力还是好奇心。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后，我敢实事求是地讲了。我在科技馆接待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特别是国外的科学家，我就问他们，你科学研究取得成绩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我希望他说责任心，结果他不说，他说是好奇心。所以我也实事求是地讲，我小的时候就喜欢数学，这就是好奇心，这道几何题为什么这么难？这个方程怎么能解出来？我当时有什么责任、有什么功利？我就是好奇，我就是感兴趣，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觉得创新人才的培养，首先从小要培养孩子们的好奇心，让他们去探索世界的奥秘，去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要配合起来进行改革。

    主持人：我接着这个话题再问一下，我们现在中小学，包括大学的科普教育怎么样？

    王渝生：这一点我也感到很遗憾，我曾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去考察过我们北京郊区和河北省内一些中小学，他们学校也开有科技课，或者科普课，但是从实质来看，他们科普课的老师、科技课的老师都是边缘老师。什么叫边缘老师呢？他不是主课，比如语文，数学，外语的老师或者班主任，不是被认为是优秀教师的，都是一些好像不能胜任主课教学的，就让他去教科技。

    我就遇到一个学校的科技老师，他原来是图画老师，所以他的科技课就是画画，或者做手工劳动，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的观念要转变。

    另外我再讲一件令我非常痛心的事， 2003年10月15号神州五号发射成功，杨利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到宇宙的航天英雄，我大概在2003年12月份到靠近北京北边，河北省境内的一个小学里去，一群孩子围上来，我问他们问题，其中我说你们知不知道“神五”？他们茫然，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杨利伟？”过了五秒钟，一个女孩子大声说：“五班有一个张利伟。”我当时心里很酸楚，杨利伟是全世界、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的，但是我们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却不知道，我一问，原来这个学校的条件设备太差了，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压根儿没有渠道来了解，所以我感觉这个现象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在一些农村，还有边缘地区、穷困地区，不要说科技知识，就是科技信息的来源都很少。这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解决。

主持人：说到科普工作的城乡差距，您觉得怎样来缩短这个差距？

    王渝生：现在科普工作的城乡差距以2003年为例，2003年我国公民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是1.98%，这是平均水平，但是城市居民和农民，他们的科学素质的比例不一样，城市是4.08%，比平均数要高出一倍；而农村只有0.68%。，是平均值的1/3，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城乡人口的科学素质水平相差六倍，城市和农村的比例是6：1。所以我们这一次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就要把农民作为我们的重点人群，来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带动我们全民族的科学素质的提高。同时农民当中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到城市里面来当农民工，我们也要充分重视对城镇劳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加强科学普及教育，缩短城乡差距。我们中国科技馆就不仅为未成年人实行免票，对农民工也实行免票，为农民和农民工科学素质的提高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主持人：现在又提出来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想不光是“住新房、烧煤气、看电视”，应该也包含提高农民科学素质的内容吧？

    王渝生：你说得非常对。农村要讲健康文明，还要有科学的生活方式。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精神层面上还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养。你看现在农村里面，我刚才说到的香火旺，还有丧事、喜事大操大办，甚至还有很多共产党员，乡镇干部修庙的积极性比修学校的积极性高，所以农村更是我们必须要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一个地方。

    主持人：作为国家2006-202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创新文化和科学普及”专题的组织者，您认为目前我国创新文化建设和科普工作存在什么问题？它和我们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差距有多远？

    王渝生：我有幸参加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我真是非常幸运，能够在两三年以前参加这个研究。这个战略研究分了20个专题，我是其中一个“创新文化和科学普及”组的组长，我们通过对这个专题的研究，觉得在创新文化建设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创新文化的价值观念，一个是创新文化的制度保障。就是说我们要在全社会有一个创新文化的氛围，首先我们的价值观念要有一个改变。我们国家长期以来论资排辈，哪个人稍微有一点冒尖好象就觉得他出风头，还是应该谦虚一点，老实一点。另外不仅是学校，甚至我们的研究生，我们的科研人员，都只重视科研成果的数量，而不重视质量，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包袱，要写多少论文，要发表多少文章，这样的话他只好抄抄写写了，就缺乏创新的东西。有的时候一个观念，一个成就，要创新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只一年半载，可能要三年五载才能出成果。我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呆过，研究所要求每年都有自己的科研成果，但是衡量你的科学成果就是看你发表的论文，如果你写不出来，怎么交帐？所以这就是一种观念上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们的制度保障，我们创新团队的建设、创新机构的建设，创新实验室、创新研究所的建设要有组织措施。同时为了对创新观念出现的一些问题做一些引导和限制，我们要制定一些制度，比如说学术考察制度、学术奖励制度、学术评级制度等。我知道国外的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他们都有学术休假，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他完全可以自由支配，可能会产生许多创新的火花，而我们这里面对长年累月的工作压力，就有一点因循守旧了。比如说我们科研评价的时候，要有回避制度，要有科研道德委员会，避免像韩国的黄禹锡那样作假，这些要靠制度的保障。所以我觉得创新文化建设有价值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制度保障的问题。

    至于科学普及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的公益性科普事业，国家的投入还不够，而且它的机制还显得比较死板。另外国家科普设施不够，科普能力还太薄弱，包括像科技馆这样的科普场馆数量少，质量不高。我到台湾去过两次，台中、台北、台南有四个科技馆，都比中国科技馆大，这四个科技馆一年参观的人次数都比中国科技馆多。中国科技馆一年有两百多万人次参观，他们四个科技馆每个平均三百万人次，一年下来居然有1200万人次参观。台湾总共才2300万人口，有1/2的人都上过科技馆，而我们有13亿人，一年大概有3000万参观过科技馆，也就是1/40，所以我们科技馆的参观人次只是台湾的1/20。

    另外我们的电视、广播电台、报纸、期刊，科普播出的时间，还有科普栏目也是比较少的，质量也不是太高。像我们经常看的“Discovery”这样的电视科普栏目，我们国家就没有这样的品牌。我们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所有跟科学沾点边的节目都算上，全年的播出时间在所有节目当中不到10%，而美国占到了20%，日本占到了15%，所以我们要增加播出的时间，同时还要提高播出的质量。

    另外我们科普的创作队伍也比较薄弱，我们的科普期刊、科普报纸、科普书籍都呈萎缩的趋势，科普能力建设既要有大众传媒，又要有科普场馆，还有就是像我们中国科学院这样的重点实验室和科研院所，也可以定期向公众，向青少年开放，作为一个科普的场所，这些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

主持人：说到我们中国科技馆每年只有200多万人来参观，我们网友有一个问题，就是这200多万主要是什么人群？

    王渝生：200万人中青少年占62%，在七八月份暑假期间我们的参观量几乎占了全年的一半，这一半里面又有一多半是集体旅游参观者，所以实际上旅游的人群就占了全年观众的1/4。

    主持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相当于把中国科技馆作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科普的重要的阵地？

    王渝生：这个问题太好了。原来我是回避这个说法的，而且我害怕有人说中国科技馆变成了一个旅游场所，现在我觉得干吗怕呢？人家旅游部门都提出一个新的旅游项目叫“科技旅游”，我到台湾、香港去访问，台湾、香港的宣传的北京五日游、七日游都说，我们除了有传统的八达岭、十三陵、故宫、天坛以外，我们还可以到科技馆去看神州五号飞船。人家都把参观科技馆当成了科技旅游，我还要拒绝，我还要板着一个面孔说我就是搞教育的，你们旅游的人免进，干吗要这样呢？要与时俱进，思路要打开。科技旅游对于旅游部门来讲，它是提高了旅游的档次，提高了旅游的科学性、文化性。对科普单位来讲，从我们科技馆来讲，我们扩大了来科技馆参观的人群，除了怎么去动员学校的学生，机关的干部来参观科技馆以外，我们不用动员，人家旅游部门直接把旅游的人给你带来了，扩大了旅游人群，扩大了科普受众。同时旅游团一来，哗啦哗啦的几十人、上百人、几百人，一辆一辆的大轿子车往我们科技馆开，进来一个车，几十个人，就是几千块钱的收入，所以应该说旅游人群到科技馆来参观，对科技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好处。我们同旅行社来讲是双赢。所以对于包括博物馆，包括我们的科技馆，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把科技馆既办成一个科学普及的学校，又办成一个广大公众休闲娱乐甚至游玩的场所。公众在游玩的过程中受一点点科技的熏陶，又何乐而不为？这个也体现了以人为本。

    主持人：您以前提出了一个“科学好玩，学习好玩，工作好玩”的口号，您也提出过科技馆要用“好玩”来激发人们的兴趣，刚刚您也提到科技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人气，要有回头率，那么您觉得作为一个科技馆来说，这种“好玩”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如果用这些衡量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科技馆算不算“好玩”？

    王渝生：我觉得人的本性就是好玩，当然有一些科学家一点都不好玩，我们的陈景润一天巴不得24小时都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但是你要让我说实话，毕竟像这些不好玩的人不说凤毛麟角，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好玩的。因为生活嘛，丰富多彩，如果你把科学、把学习、把工作看成是好玩的事，科学、学习和工作就不会成为你的负担，成为一个被动的事情，而会成为你主动的事，你主动地去学习，主动地去研究科学，主动地去工作，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把科学、把学习、把工作当成一件有趣的事，当成一件好玩的事，在潜移默化中，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上了台阶，你个人的科学文化知识就提高了，你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就会更大了。当然关于这个“好玩”，我这个话说得有一点绝对。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足球上不去，是不是也把足球当成“好玩”的足球？那是开玩笑。就是那样玩一玩，你能踢世界冠军？还是要艰苦的努力。我说的这个好玩不是对那种尖子人才，那种搞科技创新的科学家而言的，他们当然也会觉得有趣，觉得科学好玩，但更主要的是要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攀登科学高峰的毅力。我讲的科学好玩是针对普及而言的，针对公众而言的，特别是针对少年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而言的。因为小孩就爱玩嘛，他爱玩，我们就设法寓教于乐，让他玩。比如我们科技馆有一个二期新展厅，我发现小孩跑进去一会儿就出来了，为什么？我最后才知道，展厅旁边有一个喷水池，小孩喜欢玩水，它的吸引力就比科技馆大。为什么他去玩水，不去科技馆呢？我发现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懂，比如你叫小孩看纳米、基因，那个稍微深了一点；第二说明我们的科技馆还不太好玩，不太吸引孩子。怎么办呢？我们就为三岁到十岁的少年儿童量身定做了一个“儿童科学乐园”，他们进去之后，就有水玩，但是我们的水就不仅仅是喷水池了，里面有一个戏水园，他们就可以去操作水车，进行一些水力发电，把握水龙灭火等等，这不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学习一种科学吗？另外我再举一个例子，你要让少年儿童知道人体的构造，如果挂一个骷髅在那里，如果你把一个人体的模型，把它的胸腔、腹腔打开，让小孩去看它的胃、肠，他肯定吓坏了，怎么办？你到我们科技馆去看，我们设计了一个大的卡通娃娃，长得很漂亮，张着大嘴，小孩可以从嘴里爬进去，用那些泡泡做了肺，胃，肠，他就不怕了，知道这是胃、这是肺，形状差不多就行了，在里面开始玩，玩到最后要出去，要从后面出去，当时我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一下冲出去，那个不文明，不成了放屁么；于是我们搞了一个滑梯，从大肠里面滑出去，那么小孩最后就了解了，食物从食道吃进去，到胃、到肠。这个对大人就没有意思了，对儿童你就要搞儿童科学乐园，就是让他玩，在游戏的过程中来感受科学的魅力，感受科学的有趣。从中学到一些科学知识，受到一些科学的熏陶。

主持人：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也很有意思，他可能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为什么我们每年只有200万人参观科技馆，他说我们的科技馆票价是多少？你觉得这个价格对一般公众来说是否偏贵？

    王渝生：中国科技馆的票价是由国家物价局审定的，成人30块钱一张，儿童半票，15块。但是我们贯彻中央提出的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所以我们展厅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实行免票，个人参观半票，有成人带领的话儿童也免票，所以我觉得30块钱一张，15块钱一张，还不算太贵。况且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特别的政策，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馆长，经常在展厅内外逛，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成人带着孩子，大人只买了一张儿童票，说你进去吧，我在外面等。我问他为什么不一起进去，他说我就不看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进去是舍不得30块钱吧？我是馆长，给你也免票，你也进去吧。科技馆不是电影院，不是餐厅，这是一个公众科普的场所，这个票也不是太严格，所以我也经常免票。因为中国科技馆是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我们的经费是有保障的，所以我才能够在有投入保障的前提下，尽量以人为本。

    主持人：以后如果家长带孩子来，家长也可以半票，甚至免票，那样来的人不是更多了吗？

    王渝生：可以，你这个意见我反映一下，只要我的上级批准，国家物价局核准，我们也照章办事。

    主持人：说到门票，就关系到我们科技馆的收入问题，一般科技馆的收入是三个途径，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自营收入。发达国家的科技馆经费中，政府资助部分在减少，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营收入。中国科技馆现在的收支情况怎么样？这三方面的收入大概各占百分之几？

    王渝生：好家伙，这个问题本来也可以说是科技馆的隐私，但是科技馆不是商业炒作，所以我可以大胆的回答你：国外一般是政府投入、社会捐赠，还有门票收入各占1/3，这个比例比较合适，能够持续发展。我们过去政府投入占大部分，门票收入比较少，这样我们的日子就比较难过，因为国家只给你基本的保障，也就是基本的人员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的运行。我们现在设法在科技馆办很多活动，同时在科技馆内部也经常更新产品，这样观众越来越多，我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我们门票收入的比重就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还可以用门票收入去改造展厅。但是我要告诉你，非常幸运的是国家的投入没有减少，所以这样一来呢，现在门票收入和政府的投入可以说是各占一半。所以我们就非常宽松，还可以给我们科技馆的工作人员多发一点奖金、补贴，同时还可以用钱来进行再建设。比如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儿童科学乐园，就是我们自筹资金建造的。另外以前观众进来之后，他们买个面包，买瓶矿泉水，就在展厅里面坐到地上用午餐，我看了很心疼，于是又自筹资金建了一个观众服务厅，让他们有一个休息的场所，有一个坐下来用餐的场所。所以科技馆现在是良性循环，但是这个良性循环一定要靠你有吸引力，要吸引观众。不然的话，国家投资只有一半，我们难以维计，就开始去出租场地、开始提高票价、开始严格地卖票，没有票不让进，那就恶性循环了。而现在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态势。

    主持人：社会捐赠大约占多少呢？

    王渝生：这个社会捐赠，现在我不好说比例，什么原因呢？国外的科技馆常常有一些基金会给你出钱，而我们科技馆有一些企业不给你钱，但是给你捐赠展品，比如说联想集团的老总杨元庆，他到过我们中国科技馆之后，看到有一个美国英特尔公司捐赠的展区，他就说联想也要捐资，但他不是给我钱，而是花钱、花技术力量在中国科技馆的信息展区办了一个关联展区，把联想集团的关联技术进行宣传，这是我们和企业双赢的事，他宣传了它的企业，我们也介绍了高新技术。

    再比如说国外的企业，宝马公司最近在推广清洁能源，用氢气来代替汽油，没有污染，符合我们环保的要求。他们也想在中国科技馆开办展厅，我也请示了科技部，我说现在氢能源是我国汽车动力的一个发展方向，科技部的有关部门说可以，所以我就准许宝马进来，它投钱在我们科技馆的能源展区里面办了一个清洁能源展区。它是捐赠者，它说捐赠了多少，我也不必跟他去讨价还价。他说我们这个展区花了一千万，我说行吧，就一千万；我不会说不值一千万，只值五百万，干吗让他们不高兴呢？他说一千万，就是一千万。我告诉你，我们二期新展厅里面的展品，一次性的投入，国家投资是5800万，现在我们的国外投入达到了两三千万。我们的新馆建设也会采取这种方式，吸引国内外的高新企业到我们的科技馆来投项目，办科普。

主持人：我们许多网友有这样的评价，认为科技馆这么多年来办得红红火火，无论社会效应还是经济效应都不错，实践证明做任何一件事情，干任何一项事业，它的组织者、实施者是不是“明白人”至关重要，您怎么理解“明白人”的内涵？

    王渝生：我觉得“明白人”这个词很好，人要做一个明白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什么是“明白人”呢？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件事该做还是不该做，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要非常明确。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重点跨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知道科技馆哪些是我们能做的，哪些是做不了的，以后创造条件做。另外要量入为出，根据有多少投入，考虑逐渐要做什么事。但是有一条，我要做一件事，比如要改造一个展区，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尽可能的使科技馆的展品具有参与性和互动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和目标。举一个例子，有好多厂家要把东西拿过来，比如汽车厂说，我给你捐资一个汽车摆在那里，我说我要你的汽车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汽车博览会，我干吗给你打广告？我不是要你的高新技术的产品，我是要把你的高新技术的产品变为科普教育的展品，把“产品”变为“展品”，所以如果把这个汽车做一个剖面，介绍它里面的构造，把汽车的发动机打开说发动机的原理，把汽车的安全保护设施，比如说气囊进行介绍，这是我们平常没有听说过的。大众公司送来一部汽车，它就把气囊拿出来，而且它的气囊很先进，除了在驾驶台的前面有气囊以外，在后排、前排座位的旁边也有气囊，不仅对驾驶员有安全保护，对乘客也有安全保护，这个大家就很感兴趣。原来真正相撞的时候，那个气囊是这样出来的。我觉得你要这样干，你的汽车拿来我就要，因为它能够起到教育作用，可以作为一个展品，而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我们这里不是汽车展览会，而是要了解你的高科技的含量，了解里面的科学原理。这样的“明白人”就不是谁来都可以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吧，不说是哪一个汽车公司了，那也是个世界顶尖的汽车公司，他说他们总裁要来，要捐赠给我们汽车，我说你要有一个科普的内容，比如说汽车发展史、汽车内部构造，可以搞几个灯箱。他说灯箱我们出钱，结果把灯箱拿来一看，它是介绍它的汽车公司的发展历程，我说不对，我们要的是整个世界汽车发展历程，而不是你一个汽车公司的发展历程，我就是一个“明白人”，不能说你把汽车给我捐来了，又给我搞了很漂亮的灯箱我就满意了，那个不行。你搞得再花哨，你是搞你的广告宣传，而不是搞科普教育，这样的东西我不要。

    主持人：咱们说了这么多科技馆的话题，再重新回到科普这个主题上来，请王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要完成哪些科普任务？

    王渝生：好的。我们有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规定，在“十一五”期间要完成两大方面的科普任务，第一是以四个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来带动整个公众的科学素质的提高。这四个重点人群第一个是指未成年人，那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第二个重点人群是农民，刚才李存富先生讲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也是一个重点；第三是城镇劳动人口，包括农民工；第四个可能大家想不到，我们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有14个部委参与，我们的中组部，还有其他的部门提出来，是不是要给我们加一个重点人群呢，就是领导干部与公务员。领导干部与公务员是一个关键，如果他们的科学素质水平不高，怎么能带领我们奔四化呢？所以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提高使他们能够科学地决策，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发展观。而我们的广大公务员科学素质的提高，是指我们要建设一个学习型的机关，来影响我们学习型的社会。这四个重点人群他们都有任务、有措施，我们也在3月20号的《人民日报》上公布了国务院的四个重点人群。另外我们还有四个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基础工程。第一个工程是科技教育培训，对我们学校的科技教育、和继续教育，就是培训有要求。第二个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是指科普资源的开发与共享，比如说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教育部都在科技部拿了经费，大概是几千万，要搞一个数字科技馆——中国数字科技馆，这就是把科普的资源集中拢来，作为一个平台让大家都能共享。第三是大众传媒科普能力建设工程，就是通过我们的几种传媒的形式，包括互联网，来加强我们的科普能力，我们科普工作的从业人员要有上岗证。我是“好事之徒”，经常到媒体去做科普节目，和这些节目的编导、主持人交换了名片之后，我就问他们是学什么专业出身的，哪个学校毕业的。我问过30个主要的科普类节目的主持人和编导，发现27个是学文科出身的，学传媒出身的，只有三个是学理工科的。当然我不是说学文科的不能搞科普，但至少是知识上有缺陷。理工科的总是比学文科的知识要扎实一点。所以至少我们大众传媒科普能力要提高，这个基础建设里面就有规定。我们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师范大学要设立科普传播、科技传播专业，要培养大学生、研究生，要改变我们大众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

主持人：现在好多综合性大学已经有这个专业了。

    王渝生：我知道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有这个专业。还要加强传媒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提高播出的时间、质量，还要打造科普传媒的品牌。我希望我们中国科学院网站的《科学在线》在线栏目做成一个科普品牌，我相信一方面能得到大众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投资。

    第四个基础建设就是科普场馆，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在“十一五”期间每个省区市都要建一所大中型的科技馆，每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建一所科技馆，或者是科技类博物馆，这个就不得了。这14个单位里面有财政部，财政部拿去回旋的时间最长，为什么呢？它要统计一下全国31个省区市哪个没有科技馆。我是重庆人，重庆居然没有，四川也没有。所以现在重庆、四川也照计划要建科技馆了，在“十一五”期间要完成，要花钱，这个科技馆要国家投入。据我了解重庆科技馆要建四万平方米，投资四个亿，这个就要纳入计划。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我们国家不少，很多没有科技馆、科技类博物馆的，“十一五”期间都要建一个。这就是我们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里面的四个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和四个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工程。

    主持人：目前咱们国家的宏观政策对科普工作有哪些影响？

    王渝生：这个政策首先是法规。刚才讲了有科普法，另外有国务院公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比它更广泛一点的就是在“十一五”规划里面也有这句话：要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另外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部分是讲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以及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还有在科普机制体制方面有这么三个自然段，一个是讲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一个是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工程，一个是指科普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来保障我们的科普工作。所以现在既有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又有“十一五”规划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这些都能保证科普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科普工作关乎民族命运，要“不择手段”地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请问“不择手段”指什么？

    王渝生：这句话跟当时说科普“好玩”一样，是比较极端的话。“好玩”很多时候认为是贬义的，在这里可以把它当成褒义。所谓不择手段就是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搞科普，不但是科协、科技馆，还要动员科学家，动员科研院所，动员大学，动员企业，动员社会的力量一起来搞科普。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我的“不择手段”就是全民参与，动员一切力量，就是说科普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科普投入再多，参加的人再多，也不过分。为什么呢？因为总书记说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说科技创新花了多少钱，有多少投入，但是我们的科学普及投入多可怜，设施多差劲，参与科普工作的人又有多少？这两个重要方面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科学普及的翅膀也要做重做大，就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所以我把它说成是“不择手段”。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科普工作包括科普作品、科普期刊。而阅读科普题材，尤其是科幻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公众比较喜闻乐见的科普形式。世界公认的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世界性科普大奖——美国的雨果奖和星球奖的获奖者当中不少是著名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美国宇航局的专家杰弗里·兰迪斯，他本人也曾到中国科技馆作客。我的问题是：在中国像兰迪斯这样既是专业的科研人员，又从事科普作品，尤其是科幻作品创作的人多吗，都有谁？

    王渝生：我就不好点名了。李政道曾经提出：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觉得我们国家由于文理分科，很多人都把科学和艺术割裂开来了，好像搞科学的人主要就是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而搞艺术的人才是充满幻想的。没有想到李政道说科学需要踏实也需要幻想，艺术需要幻想也需要踏实，因为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的创造力的充分体现，科学和艺术都是反映世界的普遍性。所以我主张，我们创新人才要文理交融，要多元并举，要全面发展，要把“专才”和“通才”，专家和杂家结合起来。我看过很多国外的科幻作品，题材包括到火星上去、登月、隐身人，星球大战……我都看得津津有味，其中有一些东西还成了现实。但是中国的科幻作品比较少，我看过《没头脑和不高兴》，我读过《十万个为什么》，但应该说科幻作品还是比较少，我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创作。

    主持人：您觉得应该怎样让科学家主动理解公众，主动从事科普作品的创作？

    王渝生：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家应该认识到科学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把创新成果最大限度地普及到公众中去，让广大公众充分、公平地去享受科技创新的成果，并且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第二要有制度保障，在科研院所的科学家或者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从事科普创作，要算他的科研成绩。不能说科普比科研矮一个层次、低一个层次。五六年前我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我记得路甬祥院长说过：将来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后面，应该附带一篇把论文里面高深的道理普及化的文章。另外，有一些重大的科研课题完成之后也应该有一本科普读物来介绍这个科研课题的社会价值，让老百姓了解，同时这也是科学的民主，让老百姓能够理解科技政策，能够理解科技规划，能理解科研课题，这是对花纳税人的钱来搞科研的一种参与，一种认可。

网友：国外科普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限于科普作品，还有电影。我们每年都会引进很多科幻题材的大片，中国为什么就拍不出这种科幻大片呢？

    王渝生：还是两条嘛，一个是脚本的创作，第二个是钱。应该说美国科幻题材的影视作品已经有了常年的积累，另外它也有钱。现在我们一方面缺乏创作人才，另一方面缺乏钱。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些影视作品的创作者能够写出好的科幻作品，另外我们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能够舍得拿出钱来，一方面是考虑到社会效益，回报社会；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样的大片拍好了是会有回报的，也是会有经济效益的。

    网友：中国科技馆的新馆在2008年完工，建在奥林匹克公园里面，部分展览项目还在奥运会期间开放，请您给我们描绘一下未来新馆的蓝图？

    王渝生：好极了!我本人有幸在2004年“六一”儿童节期间接待了胡锦涛总书记，7月4号全国科普日又接待了中央书记处全体书记，在完成“规定动作”，所谓规定动作就是陪同他们参观，向他们讲解重点展品。此外我也有“自选动作”，这个“自选动作”就是在中央领导面前哭穷、叫苦。比如总书记说，你们科技馆很气派嘛，这么大。我说哪儿大，是小，台湾有四个都比我们大，上海科技馆也比我们大。他说人不少嘛，我说今天人算少的，人多的时候挤得水泄不通，人满为患，意思就是我需要钱，需要建科技馆。没想到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借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东风，因为的口号包括“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也要求宣传科学文化。所以在奥运建设里除了“鸟巢”、“水立方”这样的场馆之外，也有一些文化设施，其中包括中国科技馆在奥林匹克公园里建一个新馆。这个新馆的建筑面积有10.2万平方米，基建投资是11.3亿元人民币，这个是空前的。中国科技馆的一期是2万平方米，基建投资花了七、八千万；二期是2.3万平方米，也才花了1.3亿，加起来中国科技馆现馆面积为4.3万平方米，基建投资前后一共两个亿。而这次奥林匹克公园一下子投资11.3亿，建10.2万平方米的新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建筑设计招标，正在进行施工招标。我给大家透露一下，“五一”前后就会举行奠基典礼，破土动工。因为建设周期是两年，只有在今年“五一”前后破土动工才能保证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建成。我想到了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一个主题突出、形象完整、功能完善的中国科技馆将会屹立在奥运公园内。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科普场馆，并充分发挥对地方各级科技馆的示范作用，希望我们能引领科技馆的新潮流。到时候希望广大网友到中国科技馆来。你们现在也随时可以到中国科技馆去，如果没有钱买票，你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找王馆长，我就悄悄开个后门把你们带进去好不好？反正我们主要是为了搞科普工作，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咋这么长啊

实际上科普就是玩
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把他神圣化了

算了，不看了，直接灌水了

网络时代大家更应该静下心来读一读长篇的文章，就象我们学生时代读小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