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特区是为了最终取消特区

南方都市报：设立特区是为了最终取消特区

有太多的城市有太多的理由争取特区身份，湖北、湖南、辽宁、广东、海南等省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极力争取本省的某个城市、城市群甚至是全部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的又一个“全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从这些争夺的城市来看，特区争夺战其实是经济与政治资源争夺战，谁能获胜，谁就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起飞平台。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我国的特区建设是改革从经济领域向全部领域逐步深化的过程，设立特区是为了减少失误成本，总结成功改革经验推广到全国所需。因此，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区，应有与前此特区截然不同的定义，有更宽泛的内涵，否则，中央政府大可不必兴师动众进行特区选拔赛，只要针对某个地区实行特定的优惠政策即可。
　　

   从两税合一等举措来看，政府取消企业超国民待遇的思路十分清晰，从逻辑上来说，对各个地区也应如此，而不能在一个地区实行流转税为主的税制而在另一个地方以消费税率为主，人为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公，延滞我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建成。进行特区试点正是为了摸索出一条可以推广的公平之路。在战略上是为了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在战术则采用先头部队分头突进。
　　

   与以往的一切围绕经济而行，直接目的是为了推动GDP经济特区不同，在改革涉入深水区之后，经济的发展已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比如允许央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职业经理人选拔，或者允许民企进入任何政府未设限的领域，而是涉及政府行政职能、金融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配套试验改革工程。有关方面显然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一些改革举措将迟迟难以到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非公经济三十六条颁布至今，民企在大多数垄断行业仍然举步维艰，遭遇的玻璃门不断增厚。再如，经济改革至今，货币改革却步履迟缓，如果不建立国际市场认可的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中国修修补补的货币政策将永远不敷所用，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受制于人。此次特区被称之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原因概在于此。此次报道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其改革试验的核心内容，“不仅可获得国家税收政策和资金项目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拥有部分地方自主权，可以在某些制度上先行先试”。
　
   　从根本上说，特区之特即政策之特，也就是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因地制宜的改革权限，这是政策权的部分让渡过程。在各地开发区同质化明显、效应不彰的情况下，加大体制改革创新力度已成各地的共同吁求。
　　以往的特区争夺战虽然一度被狭义解读为资金、项目与优惠政策争夺战，但从蛇口、深圳开始的试验早就表明，经济改革措施与行政改革措施在一个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合二为一的事，当时国企行政性用人制度的变更，与市场激励机制的实行甚至包括可以发奖金，在民间更多的是当作政治信号被解读，而不是经济信号。
　　
  从目前已有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看，改革牵涉到政府职能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等多个重大方面，与其说是一种经济优惠，还不如说是赋予了改革权力。在天津等地实行的金融改革试验，则使这些地区拥有了一定的货币市场的开放度，检验金融等市场的承受能力。特区之外的改革试点也有浓厚的全面改革意味，比如目前在东北实行的增值税改革就是针对工业基地出台的不同激励措施，对于我国的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各个地区之所以对参加特区争夺战热情高涨，并不全是误读了特区的含义，实际上，在其他地区政策被裹小脚难以创新的情况下，谁获得了特区身份谁就能获得改革的先机，抢先拥有市场，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如果天津、浦东等地奠定金融优势地位，不仅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拥有了明确的目标，还有可能借中国经济发展之大势，进一步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
　　

  设立特区的目的只有一个：取消特区，最终建成统一的大中华经济区，为特而特是对改革开放之始的特区原则的背叛。实际上，对于我国这么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来说，很难有一刀切的政策适用于所有地区，东部与中部的比较优势不同，所适用的政策应该有所区隔，如果将不同区域强求一律地维持在同一个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准上，中国经济恐怕只能集体向后转。承认因地制宜，承认不同的地区需要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需求，也就相当于间接承认财政联邦主义的某些理念，现在以特区的名义进行的试验，可以视作一个小心求证的过程。
　　
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无法跨越特区阶段，但终有一天，各地因地制宜的发展会成为常态，地方法律政策与上位法、中央政策在矛盾中取得和谐，特区争夺战将成为历史。
　　
欢迎回应(电邮：shelun@188.com　博客：http://blog.oeeee.com/shelun)

[稿源：南方报业网]

2007年03月31日 10:51:55 　来源：南方报业

据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选址问题，成为了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之所以会出现各个地方政府对“新特区”的激烈争夺，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特区”当初只是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试验品而登上历史舞台的，那时人们对它寄予的希望并不很大，否则也不会把这些“特区”都设置在一些边远的地方了。但特区后来惊人的成就，使得各个地方政府对其进行了持续性追捧。其热情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轮的“特区热”以来，历几十年而不衰，开发区、特区在各地层出不穷。如果说特区当初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试验性安排的话，那么今天“特区”在中国如此长命并遍地开花，就值得人们深思了。在笔者看来，用“政策特权”所支撑起来的“特区”能够如此长命，其暴露出来的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上的深刻缺陷。

    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权力应该属于市场主体。作为比中央政府更接近于市场的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本来就应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是分散化、随机化、自主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控制型政府”传统的国家，我国的经济体制虽然引进了市场机制，但总体上仍然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而中央政府并可在关键时刻否决市场的选择，这种情况在金融信贷、股票市场、投资市场上都先后出现过。

    显然，在政府主导的改革模式下，在中央与地方的不平等关系中，地方无法有更大胆的政策创新，甚至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都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越到基层，越是如此。也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在政策上普遍被迫保守，所以一旦有了中央支持的“政策特区”，给予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主体以更大的自主权、给当地市场以更大的自由，就会引起各地的热烈争夺。在一个号称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政策的导向作用如此强大，也只能说明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仍然脆弱，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之一的地方政府也过于依赖上级“恩赐”政策，而不是自己的创新。

    其实，这些着眼于增强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政策优惠”甚至“政策特权”，不过是在其他国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正常市场经济规则而已。本来就应在全国实行，如今居然成了只有少数地方才能享有的“特权”，确是一种讽刺。更可忧心的是，局部的“政策特权”在促进特定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区域发展差距和对其他地区的“抽血”效应，深圳特区之于全国，正是如此。而最近这几年的“新特区”，其“特”不但是政策层面的，更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如天津滨海新区，仅去年一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24.7％。这对其他亟待发展的地区来说，并不公平。

    说到底，没有普遍的经济自由和地方政府创新，全国经济的发展仅依靠几个特区是不行的。而且，国家让哪里发展，哪里才能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很奇怪的，其合法性也不足。如果说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经济特区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改革进行了多年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被政府政策所主导，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特区的“长命”，是我国地方政府创新不足的产物，它暗示了整体制度上存在着极大的改进空间。

    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来自市场，而不是政策；市场经济主要也是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而非出于自上而下的设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参与全球市场，需要做的不是这里设个特区、那里设个特区，而是改变政府主导的改革模式，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建立更加开放、自主、透明的市场规则和环境，鼓励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真正实现本地创新，本地发展，本地繁荣。这比把经济自由仅仅保留在少数“特区”里，其意义要大得多。（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