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关注非法黑砖窑事件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1日12:29 新闻晚报
　　□晚报记者李宁源河南郑州报道

　　山西省洪洞县纪委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就黑砖窑事件，洪洞县已抽调人大、纪检、监察等部门人员，组成专门调查组，正对国土、环保、工商、公安等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大规模责任调查，调查结论将在三五天内作出。

　　记者了解到，洪洞县目前已排查93家砖窑，其中只有两家证件齐全。

　　同时，尚有来自12个省的大批家长在山西试图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但他们除了一再的失望外，还有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昨天，记者专访了曾经3次深入黑砖窑，并将黑砖窑罪恶大白天下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

　　“我接到过不少他们的恐吓”

　　记者(以下简称记)：进行完采访后，现在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付振中(以下简称付)：基本上生活已经恢复平静，家长们已经随着执法机关前往山西寻找自己的孩子，而媒体的关注和国家的措施应该可以让事情有个比较好的结果。

　　现在更加关注我的可能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窑主，这场调查让他们的利益彻底受到损害，如果把那1000多家窑场里的窑主和打手算起来，我可能至少也惹了几万人了，这几天我接到过不少他们的恐吓，说是事情过去后找我算总帐。

　　记：这种恐吓是针对你一个人的吗？

　　付：不是，这也是让我最担心的，很多家长也向我反映，说当面或在电话里都曾遭到过窑主的恐吓，事情过去后，这些家长该怎么办？他们的孩子能不能找到？找到后又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

　　比如那个最早寻找自己孩子的郑州市民羊爱枝女士，直到现在她的孩子还是下落不明，几个月来她一直留在山西，辗转寻找自己的孩子，到现在我也联系不到她。

　　“最开心的是帮助了一些人”

　　记：采访进行下来，你有什么感受？

　　付：大多是触目惊心的痛苦回忆，如果说有让我高兴的地方，就是我确实帮助了一些人。

　　我在采访中，目睹了这些“现代包身工”的非人生活，他们中有被打伤打残的，甚至有被打死的。对我震撼最大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万荣县采访黑窑场的童工。那里的孩子最小的只有8岁，最大的只有13岁。最初看到他们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内心很沉痛。

　　《罪恶的“黑人”之路》在都市频道播出后，有上千名丢失孩子的家长到都市频道求助。大量的孩子还在黑窑场受着折磨和奴役。我们和河南家长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成功解救了有十四五个孩子。现在据我们保守的估计，河南未成年的孩子，被拐骗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的孩子，至少应该有1000人。

　　羊爱枝大姐是众多到山西找孩子的家长之一，也是我们最初报道的家长之一，他们5家只有一家找到了孩子，但羊大姐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经她的手解救的工人有上百个。

　　“最大的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

　　记：在那些窑场里，工人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呢？

　　付：他们把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的窑工称为“黑人”。“黑人”有两类，一类是未成年的孩子，一类是大脑有障碍的痴呆人。这两类人便于控制，缺少反抗能力，成为人贩子和窑场主侵害的目标。

　　“黑人”每天劳动16个小时以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并且经常遭到窑场主和监工的毒打。

　　记：在采访中，你遇到过的阻力是怎样呢？

　　付：最大的阻力是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知法犯法。

　　记：据一些报道讲，目前至少还有1000名孩子没有找到。在你的报道中也有这样的描述，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付：我们电视节目播出以后，陆陆续续来电视台要求求助找自己孩子的家长，至少超过了一千人。

　　随后，河南警方在打击人贩子的行动中，破获五个犯罪集团，也证实了这个数据是可信的。比如说在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六亩村的一些砖窑场，一个窑场都有十几个童工，我见到的最小的童工只有八岁。

　　但这只是山西晋城和运城这些窑场中间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估计这个窑场的数，应该是远远超过一千家的，因为当地的窑场非常多，有些地方一个村就几个窑场。

　　记：这么多的童工当地人难道没有人去报案吗？

　　付：非法使用童工情况在当地是公开和半公开的，从我们暗访中和一些窑场主的交谈中就可以知道，我们问有没有孩子，或者你买没买过这种“黑人”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是不以为然，回答的时候神态都是习以为常的，就是公开跟我们说，我买一个“黑人”，买一个黑童工，四五百块钱，他跟你这样公开地讲。

只对上负责——只有省里、中央才能拿掉他的乌纱帽，而老百姓，特别是黑窑里的“包身工”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一针见血

在山西  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应该直接引咎辞职，可惜他们办不到也不想办

原帖由 清夜星蓝 于 2007-6-22 13: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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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  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个人觉得这种所谓的"见怪不怪"的麻痹思想本身是成就本次事件的主因之一,在这点上当地相关监管部门甚至部分群众中这种思想甚为严重!!!!!

记者在洪洞纪委采访时碰见这一幕，纪监主任称因黑砖窑查得太累放松一下


本报记者涂劲军 山西洪洞摄影报道


就在全国公众急切盼望黑砖窑相关调查能够尽早水落石出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昨日上午上班时间，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纪委的四名干部竟然关在办公室里打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位干部竟是调查黑砖窑问题的负责人，而这间办公室对面竟然是当地纪委的纠风办。


  

记者采访巧撞纪委干部办公室打牌


昨日上午11点35分，为了了解到洪洞县纪委调查黑砖窑事件的进展情况，记者来到了当地县委大楼。纪委办公室位于县委大楼的三楼，当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很多办公室都关着门，正在记者纳闷时，一位纪检干部走了过来。记者向其说明来意后，他告诉记者应该找马书记。随后，他就径直领记者来到321办公室，他推开门，立马又关上了，神情十分紧张地说：“马书记不在。”


但当记者随后推开这间办公室大门时发现，屋里乌烟瘴气，刺鼻的香烟味弥漫整个房间，而就在一张茶几上，有四个人正专心地打扑克，旁边还有一人观战，在靠里面的办公室，一名干部正在看资料。办公室里的人见到记者来后似乎不以为然，直到记者拿出相机拍照时，这几个人才开始紧张，赶忙将办公室门关闭。


不敢开门有一人竟然翻窗逃走


记者发现，321办公室对面竟然悬挂着“纠风办”的牌子，但大门紧闭。记者随后来到隔壁的“洪洞县效能监察办公室”，向一位工作人员反映情


况，这名工作人员只能很无奈地笑了笑。记者随后又向他询问相关领导的电话，但被告知没有。记者用手机向临汾市纪委反映了相关情况。


随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到办公室里几个纪检干部的身份，记者又呆在321办公室的门口等待打牌干部出来。大约10分钟左右，一位干部轻轻地打开办公室门准备要离开，但发现记者在门口，“砰”一下又把门关上了。过了不久，同行的记者发现有一名干部竟然翻窗逃离，记者追到窗口时发现这名穿黄色短袖衬衫的人已经跳上一个平台逃走。


对方解释打牌是因为整理材料太累


11点50分，321办公室终于打开了大门。记者经过察看发现，除了逃走的一名男性干部外，另外五名干部中有一名是女性。随后，其中一人在效能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据他称，自己姓任，是洪洞县纪委监察室主任，负责对黑砖窑事件中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我们共有6个人参加调查，由我带队，6个人分组去谈话。”


问及打牌的事时，任主任解释说：“因为这两天加班太累了，前一天晚上忙到了深夜两点多，所以……”解释之后，任主任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了一份他们加班的文件材料。记者发现这份材料上的正文内容落款是6月19日，而印发时间在6月15日。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2日08:27 南方新闻网
　　作者：连岳

　　山西“窑奴”事件之后，我们对人性恶，对挣扎着的悲惨人群，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一次接一次的矿难、拆迁、官员侮辱民意、城市贫民与管理者的冲突之中，我总是会想，应该触底反弹了吧？在十八层地狱里，我们不是又坐了下行的电梯，再下到十八层的地下室吗？虽然索尔仁尼琴说过，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但是我不相信他这句话，埋得太深，种子都会死，何况是人。

　　果然，“窑奴”之后，向着两个方向，告诉目瞪口呆的人们，你们看到的，只是开始。一些人的回忆与描述表明，山西的砖窑，“强迫劳动”，在时间上可能纵深十数年，在范围上，可能遍布全省。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事件一经披露，我们习惯见到的危机公关又出现了，这与集中营有得一比的“窑奴”事件，却变成了“非法用工”问题，似乎补补工资就了事了，那些残忍的屠杀，比如把人打晕了直接扔进搅拌机打成肉泥(据6月18日《燕赵都市报》)，似乎在一句“拿出证据来”的轻松反诘中，也可当成奇谈来对待了。

　　这才让人陷入更深的恐惧。既然“窑奴”只是“非法用工”，那么，还有什么行为可能触犯法律呢？这样我们国家不就成为一个零犯罪的国家了？幸福来得这么快，让人不敢接受。还好，这种愚蠢的做法得到了纠正，新华社6月20日的新闻中，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山西省官员在会上作了检查之外，“会议指出，山西‘黑砖窑’不仅存在严重非法用工问题，而且存在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要彻底查清、严肃处理这一事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和黑恶势力，解救全部受害人员，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样定性，可能就更能服人了。

　　如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只是定义为“非法用工”，那么，社会崩溃的可能性都会有，因为这种说法已经离人性太远——让人产生的观感是，为了维护罪犯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由网络揭露而大白于天下的“窑奴”事件，让那些对监督没有好感的官员来处理，这些人甚至就是利益共享者，他们当然要极力掩盖，甚至指责为“谣言惑众”，处理起来，“非法用工”都觉得罪己诏下得太严厉了。事实上，不是已经有倒卖奴工的干部还被“留用”吗？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嘛……

　　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往往都是由普通民众发现的，想瞒他们可能性是不大的。一个好的法治社会，民众发现问题了，就会及时解决，不然官员就会被民众给解决掉——失掉他们的选票；如果民众发现问题了，官员就及时把发现问题的民众给解决掉，让问题继续存在。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近来，从厦门巨型化工厂到山西“窑奴”，全是普通民众把声音发出来，大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同时反证了一些官员治下的小社会坏到了何等程度。在这种对峙情势当中，决策层的判断若倾向于民众，这才是我们走向“好社会”的一个良好信号。(作者系专栏作家)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2日14:37 南都周刊
　　事实上，当地政府官员不仅是“不作为”，他们实际上是黑牢的制造者，与黑窑主狼狈为奸，并用公权力提供保护伞。他们甚至还从黑窑主身上分得奴工的一杯羹。

　　刘军宁，安徽人，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策划有《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谁是黑窑事件的罪魁祸首？

　　最近揭露出来的山西等一些省份黑砖窑黑煤窑奴役劳工与童工事件在举国上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找原因找方案。关于以窑为单位的小块奴隶制的成因，看法有同有异。其中，对窑主心黑这一点，最没有争议。的确，坏人和想做坏事的人古今中外到处都有。可是，为什么黑窑主如此罪恶的行径在一些地方长期得逞？这是“窑主心黑”所不能解释的。

　　于是，又有人揪出了“资本”这只替罪羊，并断定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贪婪的身影。这样的勾结的确普遍存在。但是，上述看法抓住了资本，却放过了权力。这是不妥当的。黑窑事件的坏本质是把人当奴隶。奴隶制盛行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连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都不否认这一点。历史上所有的奴隶制都是凭借政治权力维持的。这次所揭露出来的事实也表明，黑窑的“昌盛”正是得到当地公权力方方面面的有力支持。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资本，而在权力。

　　那些黑窑表面上或许是企业，当它们依托权力奴役劳工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是企业了。因为这些企业对待劳工的方式不是奉行“契约自由”的资本逻辑。当那些黑窑主囚禁劳工的时候，他们动用的是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而不是资本，所以，他们是公权力的附庸，而不是企业家、商人。所以，这样的黑窑是权力的延伸。他们奉行的是权力的逻辑，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还有人提出，黑窑对工人的奴役是“利益联盟”造成的罪恶。即地方政府主动与资本集团结成利益联盟。结果，结盟起来的人欺负利益不能联盟起来的人。这样的解释与上面的解释有相似之处。但是，它引出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在目前的制度下一些人能结成利益联盟，而另外一些人则不能结成利益联盟？比如说，在黑窑里的打工者为什么不能与当地政府结成利益同盟？如果大家都有平等的结盟权和结盟机会，如果法律对每一种结盟所产生的权力都加以有效限制不许其作恶(如奴役他人)，如果劳工能成立自己的维权组织，那会如何？是谁让黑窑主们如此肆无忌惮？是谁赋予他们奴役民工和童工的权力？是市场经济吗？

　　在京剧《玉堂春》里，孤苦伶仃的苏三女士在洪洞县蒙冤，被赃官打入死牢后，发出了绝望的“没好人”呼喊。六百多年前，当地的权力机关没有好好保护反而陷害柔弱的苏三。当时只是一个苏三。六百多年后，在洪洞县，还不知道有多少童工劳工至今仍被奴役。“洪洞县里无好人”，不是人坏，而是制度坏。是特定的制度造就了坏人。在偏差的制度之下，官员的行为必然要出偏差。数百年来，在一些地方，发生了无数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民众的权利没有保障，尊严受到践踏。可见，苏三和奴隶工的账不应该算在市场经济的头上，甚至是不应该仅算在那些欺压他们的官员与窑主头上。黑窑事件给社会的制度启示是多方面的。它所指向的是如何重塑制度，构建真正保障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秩序。

　　权力不受制约，就会出现黑窑

　　众所周知，这次事件解决的突破口是中央和省两级领导的批示。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批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就不能启动？而且，为什么地方政府默认黑窑存在而长期不作为？事实上，当地政府官员不仅是“不作为”，他们实际上是黑牢的制造者，与黑窑主狼狈为奸，并用公权力提供保护伞。他们甚至还从黑窑主身上分得奴工的一杯羹，并与黑窑主结成牢固而持久的利益链条：窑主雇用包工头，包工头再从人贩子处花钱购买低廉劳力；窑主“吃”黑工，一些地方官员和派出所警察则“吃”窑主。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个别不法商人所绝对无法做到的。黑窑的罪恶，是罪恶的个人与专横的公权力合谋之恶。

　　据报道，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曹生村一黑砖窑老板王兵兵，其父是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王东己。该黑砖窑占地约20亩，它的对面，就是曹生村支书王东己的院子。从黑窑主亲属的交待中发现，利用黑工的血汗钱去贿赂官员是平常事。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曾参与倒卖黑劳工就是明证。此外，那些家长前往窑场，寻找被贩卖为黑工的孩子，不仅无法向当地警方求援，更受到他们的威胁。人们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通过纳税来指望政府保护民众的尊严，保护他们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而在黑窑所在地，当地公权力及其相关机构都冬眠了，他们听不见奴工的呻吟、呼号。

　　地方当局的如此行径，或许是因为中央管不过来地方政府，而当地民众又管不了地方政府。为什么民众管不了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对上级负责，不是对当地民众负责。如果当地官员的权力基础是民众意志，如果黑窑工有自己的利益谈判机制，如果当地官员每天要面对媒体和失踪孩子父母的质询，那么，黑窑早就自动绝迹，奴隶工就自动解放了。如果民工能够正常行使选举、监督权，他们能落到这种地步吗？如果是真正接受民众监督的司法机关、劳动保障部门、公安机关，他们会坐视不管，敢从中渔利吗？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就会出现黑窑。

　　有人会说，黑窑事件是孤立的，不能以点带面。但是，有报道证实，不同程度的“黑窑”式小块奴隶制飞地在许多地方和许多行业都存在。即便在山西，开展清理黑窑行动以来，远远未见全功，至今仍有上千名童工和其他成年黑工不知所终；另外，许多名义上被遣返的奴工则再次离奇失踪；同时，竟然还有大量民工在奔往山西的途中，他们是否会继续沦落为奴工？无数这样的黑窑天天还在开工、运转。“用工问题”的定性无法为制度偏差免责。而且，最近报道的无锡等地“镉中毒”受害劳工投诉无门的事件表明，即便在发达的东南沿海，制度偏差也正在造成的权利真空，并同样造成触目惊心的、乃至长期的灾难。

　　就像一位网友说的，民众出现权利真空，官员的眼睛就将永远盯着上面，永远不会往下看一看自己辖下的黑窑。所以，现在是从权力制度上反省的时候了！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3日14:39 金羊网-羊城晚报
　　□叶扩

　　道歉应当建立在行之有效的问责制基础之上。它不应该是官员危机公关的手段，更不是自我豁免责任的方式。换句话说，继续而全面地解救失踪的孩子，查处“黑砖窑”的保护伞，还原最大限度的真相，才是真正的道歉，才能平息民愤

　　在6月22日下午召开的“黑砖窑”事件通报会上，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中新社6月22日)

　　发生在山西洪洞的“黑砖窑”事件，不可谓不丧尽天良，不可谓不惨无人道，不可谓不影响恶劣，人神共愤。现在于省长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足于慰藉一番民心了。然而，人民更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道歉，而是道歉之后，会否意味着这场震惊中外的洪洞虐工事件告一段落？会否意味着一切痛苦的耻辱将烟消云散，抑或“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判断并非无中生有，更不是妄加猜疑，而是建立在中国过往的事件处理的思维惯性上。以前多少事件都是在道歉之后，就在报纸上失去了追踪的机会，不了了之。

　　在笔者看来，事情远未结束———相信持这种观点的民众会有不少，其中就有那曾在网络发布求助信的400多位寻子父亲。据报道，20日，他们再次联名发出呼吁信，“轰动全国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个生命正在遭遇危难……救救我们的孩子吧！”他们表示还有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显然，事件查处至此，那些已被解救的孩子，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或是被转移，或是被“人间蒸发”，不管怎么样，他们仍然生活在远离现代文明的罪恶和黑暗之中———即使说一些孩子可能跟洪洞“黑砖窑”事件无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命和运，就像那些砖窑里的奴隶一样，仍然掌握在恶徒手上。他们仍然需要我们去尽力救援。

　　而今，随着“黑窑工”的陆续被解救，50名涉案人员“无一漏网”，全都被缉拿归案。但我们除了关心解救被虐的孩子会否继续之外，目光会更多地投向那些涉案官员和渎职人员。然而遗憾的是，“黑砖窑”事件曝光已有半个月时间，除了一名村支部书记被开除党籍等之外，还没有政府官员和主管领导为此引咎辞职。虽然山西洪洞县政府已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登门将致歉信、工资、慰问金送到被解救农民工手中，但道歉似乎来得太迟。因为严重的伤害已形成，道歉已无济于事。即使说是道歉，这道歉也应当建立在行之有效的问责制基础之上。它不应该是官员危机公关的手段，更不是自我豁免责任的方式。换句话说，继续而全面地解救失踪的孩子，查处“黑砖窑”的保护伞，还原最大限度的真相，才是真正的道歉，才能平息民愤。

　　两百多年前，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就曾指出，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执政者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恶劣的政治道德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于是，人民也慢慢地习惯于冷漠、残忍和不讲正义了。“黑砖窑”事件就像在现代文明、法治的阳光下发生的一场瘟疫，而这场瘟疫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根本铲除。

　　毫无疑义，“黑砖窑”事件远未终结，“黑砖窑”事件不能止于道歉。我们深信，不少的真相仍然埋藏在黑漆漆的砖窑里，深陷于某些掌握权力利器的官员“渎职黑洞”里。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1日10:11 21世纪经济报道
　　山西洪洞县黑窑场事件触目惊心，包工头、窑场经营者欺诈雇工、非法监禁、强制劳动等种种做法之残酷无情，令人发指。

　　而媒体报道称，这种情形并非少数。此种现象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无关。其根源至少可同时追溯至文明与制度：文明上的根源是，某些乡村，由于历史原因，缺少儒家文明教化，其为追求财富而进行选择的时候人性之恶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普通乡村民众精神荒漠化，对于种种反人道行为熟视无睹。

　　文化本能

　　奴工现象是一个社会特定精神状态的产物，而不是经济逻辑发挥作用的结果。从纯粹经济学的逻辑看，奴工劳动当然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带来某种高效率。古希腊、罗马维持奴隶制度，或许确有其经济学上的优势。甚至，根据经济学家Robert Fogel等人的研究，美国南方奴隶们的实际物质收益要高于北方、西部的自由农业工人，奴隶的预期寿命也高于美国和欧洲的城市自由工人。

　　因此，奴役、强迫他人劳动之所以成为丑恶的，被法律所禁止，乃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不管其效率有多高。

　　但是，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连那些被奴役者，也未必会觉得这种做法不对，他只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奴役者的暴力比自己强，假如自己有那种暴力，没准也会奴役别人。

　　一个社会要废除奴役制度，取决于某种信念，而这种信念需要借助于某种教化途径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文化本能。

　　前不久，英国纪念废除奴隶制度200年，而英国废除奴隶制度乃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启蒙和革命，而是来自18世纪后期兴起的“福音主义”。同样，美国的废奴运动，也以虔诚的基督教人士为主体。当然，再往前说，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曾经依据基督教自然法传统论证，美洲土著人享有其作为自由人的自然权利，不容欧洲君主们随意剥夺。

　　在中国，古典儒家，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后来的董子、朱子，都是坚决反对奴隶制度的。在他们看来，人确实有贤与愚、君子与小人、劳心者-劳力者、治人者-治于者之别，两者各有其“分”，即各有对应的权利义务，但两者之间绝不存在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单就这一点而言，儒家或许比古希腊的爱智慧者有更深沉的人文、人道精神。

　　儒家教化的功能不仅在此。它也通过其它教化活动，唤醒民众的道德精神和正义感，而抑制其动物的本能一面，从而使经济活动文明化。

　　现代经济学、伦理学都强调个人的选择自由。这在公共事务领域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仅凭私人理性作出的某些选择，很可能是短视的：可能短期收益较大，但长远看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增进了自己利益，却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甚至整个社会的短期利益都增进了，而社会的基础秩序却造成损害。以个人的理性能力，个人只能看到那些看得见的利益，而看不到或者忽视那些看不到的损害。道德规范的作用其实能够扩展个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个人自觉地，甚至潜意识地排除那些坏的选择，从而使市场秩序良性演进。

　　商人精神

　　余英时先生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论旨的启发而对儒家文明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及相关文章。他证明，儒家思想有利于工商业之健康发展。对此，笔者愿意补充说，儒家的文明教化为交易制度之维系，提供了基础性基础，比如勤奋、诚信、商人自治、回报社会等等价值，都是儒家所强调的。

　　凡在儒家文明教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人文精神影响于人际关系，尤其有助于驯化强者、富者，约束其奴役弱者、贫者的本能冲动。在儒家文化气氛淡薄之地，则人际关系就可能趋向残酷。

　　设想一个“能人”想发财致富，会采取何种策略？受到儒家教化的民众很可能去开办实业、去经商，而一个缺乏这种文明精神的能人，则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毫无顾忌，必然倾向于选择其私人理性所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办法：掠夺。在这些地方盛行的行为模式是：有智力者欺诈他人，有力量者欺负他人，有权力者则奴役他人。而旁观者对于此种行为羡慕多于厌恶。

　　总之，儒家社会组织体系较为发达的地区，民众具有最基本的是非、对错观念，因而，在日常生活及经济活动中排除了一些最坏的选择。比如从历史来看，明清以来商人精神在南方一些地方有突出的表现，在这些地方，经济之高度发达，与儒家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社会道德秩序相对健全、大部分民众具有基本是非感，有直接关系。

　　相反，由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去儒家化过程，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乡村缺乏这些因素，其经济生态呈现出落后甚至野蛮的形态。黑窑场不过是其中之斑。

　　然则，谁，通过怎样的方式滋润这文明的荒漠，使社会、市场趋向文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0日08:57 新京报
    新京报社论

　　“黑砖窑事件”查处每天都有新消息。昨天，公安部通报，山西已有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20多人被追捕；河南则拘留了100余人。尽管被解救的劳工还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但已经足以证明起初人们对事件严重性的判断。

　　雷厉风行之下，人们相信，这次“事件”可以得到圆满的处理，但作为一种“现象”，能否得到根治？换言之，风头过后，“黑砖窑”还会不会卷土重来？

　　提这样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山西、河南等省的“黑砖窑”由来已久———早在9年前，湖南人大代表陈建教就与山西等地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人———但那些黑砖窑还是盘踞于荒野深山。

　　当某个较大区域内，极端的“事件”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就必然有着深层的原因。从新京报昨日报道的一个包工头的讲述，可以对这种深层次原因看出端倪。

　　被问到“黑窑场为什么屡打不绝？”包工头说“黑窑场上面有保护伞”。这一点，从已经披露的信息中不难看出。黑窑场遍地开花，当地政府不会不知道；没有手续的砖窑场，还要到有关部门交纳税费；有的警察面对报案，只同意“解救你们自己的孩子”；甚至有公务人员参与倒卖被解救的童工。

　　但是，到目前为止，受到处理的好像只是那位村书记，他还是因为自家开的黑砖窑打死了人，此外，还没有其他官员站出来对此事负责，更没有官员引咎辞职。相反，人们却听到了不少“表态式”的“豪言壮语”———问责的“缺席”，如何遏制黑砖窑的重起？

　　包工头说：“打击（黑砖窑）这个东西，就怕一阵风。今年要不是洪洞县打死人了，恐怕什么事情也没有。”事情闹大了，从中央到省市，都有调查组在查。但是，他们毕竟是要离开的。如果没有一种长效机制，单靠这种“风暴式”的打击，仍然难保黑砖窑不会死灰复燃。

　　建立长效机制，首先是当地政府及其官员要有对劳工保护的责任自觉，以及建立在行政和人大问责压力下的“不得不为”。此外，还要建立劳工与更高级别权力组织的信息通达（比如中央设立专门的举报热线），一旦当地无法实现对劳工的保护，劳工及其家属可以直接寻求中央的干预，防止出现数百家长不知所措求助媒体的“尴尬”。

　　黑砖窑的存在，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利可图。压榨劳工，能换来自己腰缠万贯，黑窑主当然趋之若鹜。那么，劳工的损害赔偿，执法者就应该保障并提高赔付数额。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加剧了黑窑主对劳工生命和健康的漠视。

　　还有未被重视的，是那些砖窑场的存废。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便联合下文，禁止使用黏土砖。目的是节约耕地、保护环境。不过，这次黑砖窑事件，也同时让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那些生产技术严重落后，必然会损害劳工身体健康的砖场，是不是要像非法小煤窑一样彻底夷平。

　　黏土砖生产取缔难，因为其背后有个市场的存在。一方面，除了支付低额的劳工工资，窑主几乎是无成本地利用着土地，另一方面，农民建房用黏土砖，可以省去不少资金。显然，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加大窑主的成本，如果有窑主从事了黏土砖的生产，除了相关的处罚，还要提高劳工报酬，并交付高额的土地使用金。而对建房的农民，可以适当进行补贴，鼓励农民使用新建材。

　　因为正在严打，许多砖窑场已人去一空。窑主们有充分的“智慧”把人转移，等待风头过去。如果那些砖窑场依然在物理上存在，如果问责的软弱不会给官员造成任何压力，如果黑窑主的“保护伞”依然纹丝不动，如果劳工的工资待遇依然低得可怜，如果受害者面对欺凌无法得到及时救济，那些“黑砖窑”的卷土重来，就会是必然的。

用户: benlinliu 在文中写到:
92楼,好文.

这危机公关是不是于右军先生,或者他的智囊团的主意?

当年南周鼎盛时期的评论专栏作家当然是超一流的评论高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