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伪科学的大反攻－－检讨“反伪科学”：（1）

（本文绝不代表我的观点－－－gxyzd1)

http://www.csc.pku.edu.cn/art.php?type=1&sid=3368
检讨“反伪科学”：（1）科学问题政治化
艾瑛


在我国已进行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反伪科学运动，反对的主要对象是“人体科学”（国外叫“超心理学”），后来又和反所谓“封建迷信”和“邪教”纠缠在一起，逞现出复杂状态。这场运动创造了一批反伪斗士，对国民的影响很大，一些急功近利的青年、中年、老年，把他们看成是时代英雄，仿效他们的行为。现在，网络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反对中医，要把中医打成“最大的伪科学”，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想借机清理一下这场运动。开篇是概说，谈谈在反伪科学运动中，出现的整体性错误，即把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提出这个失误，决不是说真正的“伪科学”不应该反，而是说应该不违反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并且符合国际上学术界的惯例，吸取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案例：怎样反对“伪科学”

有个古老的传说：天上会掉下石头来。

但是，在西方, 主流学者们坚决认为：天体运行是稳定的、不变的，不会有石头从天上掉到人间。

“聪明的”科学家认为，老百姓拾来的陨石，是龙卷风或火山抛到天空的石块，也有人认为是雷电打出来的。最糟糕的是，提供陨石文字记录的，大多是宗教人士。不是吗，在西方，首次陨石的科学记录，正是1751年主教法庭作出的，他们报告了这年在南斯拉夫从天上掉下两块陨铁的事实。当时的法国，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启蒙运动，那些启蒙思想家恨透了教会，正向“宗教迷信”猛烈开火。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宗教人士写这份报告，正是自讨苦吃。幸运的是，那些启蒙大师，不管是乱骂宗教的伏尔泰，还是无神论者卢梭，都没有就这件事大做文章。

1789年7月14日，法国革命成功。近人指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一样，有个相同的特点——要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后的第二年（1790年），巴黎科学院接到儒里亚克的市政府送来的一份记录，上面有市长带头、共300名市民的签字，说是在7月24日晚上9点，有块大石头从天上掉到城里。科学院的院士们认为报告荒诞，所有签字的人，包括那位市长，都是些疯子！后来，由著名科学家贝尔托隆提议，巴黎科学院通过一项决议：对市长的愚昧和迷信表示遗憾，决定今后要和这种迷信思想作斗争。（沃隆佐夫-维利亚米诺夫：《宇宙概论》 第264页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年7月）

这是我知道的、在科学史上第一个由科学家做出的，反迷信、反伪科学的决定。

我们能够理解法国科学院的做法。不是吗？说天上会掉石头下来，违反了已知的科学原理，不能重复地被观察，而且提供证词的人，大多迷信，不懂天体力学，单凭“眼见为实”。这些特点，都符合何祚庥们要寻找的打击对象。

法国革命虽然要改造人的思想，但革命后马上发表了“人权宣言”，承认人民有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公民权利平等。所以，这次反伪科学，没有政治和政治人物参加，没有被用来作为教材，教育法国的每个公民，向他们宣传无神论，普及科学精神。因此，也没有产生伟大的政治意义，成为历史上的大事。只是那些主张“伪科学”的民间人士和科学家在各说各的，然而又是激烈地争吵。在我们看来，这当然不过瘾。

1803年4月26日，科学家毕奥在法国科学院作了一个报告，宣布了他对法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陨石降落的调查。他询问了几百名目击者，其中有个目击者还拾到正在冒烟的陨石块。这次报告以后，科学家承认了“陨石来源于天上”的民间看法。

这是一场早期的科学争论，出现在刚刚得到民主、自由的法国。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到，不能轻视“民间科学”，认为它们不合符科学研究的规范，就断定为“伪科学”。科学史表明，“民间科学”常常是科学思想的来源。

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与伪科学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伪科学可以变成科学，反过来，科学也可以变成伪科学。

前苏联提供了后者的实例。孟得尔是奥地利的传教士，他利用修道院里的一小块土地做试验，提出了遗传基因学说。这个学说本来是科学，但是，它在苏联却变成了“伪科学”。苏联的农艺师李森科，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学说的发明者是宗教人士，利用斯大林急于解决农业问题，利用斯大林具有“内王外圣”的病态心理，促使苏共中央做出决定，把孟德尔的遗传学定为“伪科学”，而李森科的学说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科学。

但是，在支持李森科的政治因素消失后，情况完全改变：李森科学说成了伪科学，基因学说又变回去，成为科学。从这里，我们得到一条元科学规则：“科学”与“伪科学”只能有一条模糊的界线，不能绝对分开。非科学可以反对，但必须宽容。特别是在条件不成熟，逻辑和实践还无法肯定对方是“伪”的情况下，更要手下留情。

在苏联，还有很多类似的实例，他们批判相对论、批判量子力学、批判控制论、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横扫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把许多西方科学家发现的理论打成“伪科学”。资料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十几次的反伪科学，没有一次是反对得正确的。苏联的做法也传送到我国，伤害了不少科学家，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例如解放初期，我国农业科学界也模仿苏联，批判西方遗传学，结果逼得青年遗传学家李景均“投敌判国”，出走美国。在当时，这件事震撼了世界，也震惊了中南海。后来，李景均“因祸得福”，成为世界级的遗传学家，一度担任“美国人遗传协会”主席。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总结了历史上反伪科学的教训。在学者中，于光远、龚育之等，是这次总结的倡导者也是积极分子，对打破学术的冰冻有很大的贡献。当时得到的几个结论是：

（1） 对科学中有争论的问题，要百家争鸣，让人说话。。
（2） 科学中的问题，应该由科学家自己决定；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家不要从外部进行干预
（3） 科学研究没有禁区。

学者总结这样的经验，是为了在我们国家，以后不再发生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事件。但是，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这说明，这类事件的发生，有其内在的规律，不以学者们的意志为转移。

二、胡耀邦从争论中解脱出来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有个名叫唐雨的儿童，能用耳朵识字。在西方，这叫“超感视觉”，是一种特异功能。

这个消息一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拉开了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热潮。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学科，在国外称为“心灵学”或“超心理学”。我国的研究者觉得，“心灵学”这样的名词，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敏感，同时为了把这个研究跟气功、中医联系起来，把它称为“人体科学”。

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但还是招致揭露和批判。

有一大批科学家、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支持人体科学研究，其中最有名的是钱学森教授。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接触过心灵学。可能有过神秘体验，所以，钱教授从来不去看特异功能的表演或实验，但坚决认为有特异功能，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做各方面的工作，支持人体科学的研究。

反对人体科学的领军人物，是于光远先生，后面也有一大批人。于先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对科学哲学也有兴趣，特别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研究。他和钱学森一样，也是从不看特异功能表演的一位，但坚决反对人体科学的研究。他的理由是，世上根本没有人体特异功能，所谓特异功能的表演，就是变魔术，是作伪。所以，人体科学是“伪科学”。

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口水战打了十几年。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事往往会涉及高层的领导。

那么，中央领导的看法怎样？

上层领导对特异功能，有不同的看法。借用于光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党中央负责人中对这个问题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

在中国，一谈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往往被认为是分裂党中央。其实，我觉得，领导人之间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经常高度一致，才是不正常的。

不仅不同的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同一个领导，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胡耀邦同志, 1979年4月24日，在一份简报上批示，认为特异功能是“荒谬绝伦的笑话”，并指示党报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报道。中宣部根据这个批示，发出文件指明：特异功能是封建迷信活动，各地报纸要清理思想，认真整顿。

这个文件起着“地震源”的作用，全国各地的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形成一股反对特异功能的大海啸。许多报刊编辑、甚至省市领导，原来支持或报道过人体特异功能，现在纷纷作检查。

但是，在关键时刻，原来反对特异功能的记者周文斌，反戈一击，改为支持特异功能。更由于北大教授陈守良，利用在严密控制下对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的检验，得到正面结果。胡耀邦开始感到，这是个科学问题，自己不宜明确表态。在1979年11月8日，他在一份特异功能的测试报告中批示：“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

后来，他又促成中宣部在1982年6月15日发出通知，宣布对人体科学和气功研究的“三不政策”，即不争论、不宣传、不批评。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解决。

以后有不少人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取消“三不政策”，他不为所动。而且自己从这个旋涡中走出来后，再也没有过问这件事。

在胡耀邦刚接任总书记的时候，我在一次电视转播中，看到他发言时手舞足蹈、一动一动的样子，觉得他面对媒体，在全国人民面前，毫无领袖风度。现在，在我看来，在媒体面前不加包装，这正是他为人的率真。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自始至终，并不相信特异功能，更不相信神秘主义。但是，他能改变自己的表态，消除产生的影响，很快地接收当时学术界的讨论成果，把科学问题交给科学家去处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和官僚有个恶习，认为自己是“金口玉言”，对讲出的话，明知错误，死也不承认，也不设法改正，认为只有这样才够“伟大”。胡耀邦对人体科学态度的改变，说明他已摆脱这个恶习，具有现代领袖的风范。我不知道其他中国人怎样看他，怎样看这件事。但是，正是由于这件事，我觉得他才真了不起！

至于有人说，“三不政策”妨碍了双百花方针的执行，应该取消。这个看法，我完全赞成。但这不能怪胡耀邦，它的实质是邓小平发明的“不争论”的具体应用。所以，在邓小平逝世前，即使有人建议取消“三不政策”，决不会得到明确的肯定。

“不争论”的政策，是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不被争论耽误时间，采用的权宜之策。试想，如果我们的放弃“共产”（指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产阶级入党、公务员大幅加薪等事件，作为问题可以公开争论、可以公开批评，也可以在党报上刊登，那不闹翻天，当局能这样顺利进行改革吗？

当然，由于“不争论”政策有不民主的特点，也使许多不成熟的政策，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拍卖国产、高薪养廉，轻易在社会上铺开，又无刹车装置，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规范一旦成为政策，就必须执行。反“伪科学”的战士，往往以对方没有遵守“三不政策”作为理由，证明自己违反这个政策是合理的。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和别人杀人自己也杀人，别人犯法我也犯法，属于同样的逻辑。有人违反政策，可以通过有关部门制止嘛，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修改政策。反伪战士中，很多是党的高级干部、人大委员、政协委员，要做这样的事是很容易的。怎么能自己去违反党的政策呢！

再说，现在事实上已经取消了“三不政策”，但是，进行过百家争鸣吗？还不是一家独唱！

实际的情况是，有了“三不政策”，没有争论，谈不上政治的介入。

三、关于“要不要政治干预”的较劲

1995年5月26日，党的核心领导，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利用舆论工具和其它有效形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在同一天，《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等谈张宝胜的表演”。翻老帐，揭发七年前功能人张宝胜的所谓“作弊”丑闻。看文章的标题，好像是记者对何院士的专访。其实不然，一般的记者和编辑，不知内情，还没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文章是何祚庥自己执笔写出的。文章写得很好，情节像小说，对读者有吸引力。

后来，何院士把文章的题目改为“‘超人’张宝胜走麦城”，在好几个地方发表。文章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得到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杨振宁和其他几位诺贝尔获奖者的赞扬。

从此，开始了一场对人体科学的讨伐。国家科委的申漳先生，是具体管理人体科学研究的负责人。后来，他对这个情况作了如实的描述：

“1995年5月份起，一些人体科学的坚定反对者，以批判伪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体科学发起不适当的批判，将人体科学定罪为伪科学。有些人、有些媒体，采用大批判的方式，给人体科学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申漳继续写道：由于声势浩大，惊动了国家的上层领导，“在此情况下，伍**并没有退缩。他在上层领导询问有关情况时，上书申诉自己的观点。有关领导认真听取和研究了伍**的意见，于10月份制止了不恰当的大批判，于年底重新肯定了人体科学工作。”（申漳：《天惑——特异功能与气功探秘》 第28页， 华夏出版社1998年1月）

伍**对这位领导说了什么意见呢？

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从伍**后来的多次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申诉内容广泛，与本文有关的，有下列几个关键点：

（1） 科学争论，应该实行“双百方针”，由科学家共同讨论，争论应该在学术刊物上进行；不要弄到群众中去。
（2） 制造舆论、群众公决是政治领域的事，只能解决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科学问题；科学问题只能通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判别。
（3） 任何科学结论，包括有没有特异功能的问题，不要由政治家去拍板，要由科学家去定夺。

一句话，就是“桥归桥，路归路”，不能用政治手法，解决科学问题。

老实说，这些意见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中，是常识性的观点。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反对者拿出像样子的反驳理由。

伍**和反伪人士的争论，实质就是，要不要政治干预的争论。后来何祚庥院士讲，伍**的做法是保护“伪科学”。这话不假。因为没有政治的介入，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只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很难打倒人体科学的。

有趣的是，何祚庥院士在保卫自己信仰的项目——“层子学”时，也赞成这样的意见。1996年，有七位记者联名向有关部门提出：“基本粒子无限可分”是哲学命题，不是“实证科学”的问题，冒充科学，就是伪科学。他们建议对这个“研究”项目不拨款或少拨款。

何院士知道后，气急败坏，马上纠集了连自己在内共108人（后被外界戏称为“一百零八将”），以专家自居，发表呼吁：“‘外行们’少插入专业领域内的争论，——应该让专业工作者们通过自由争论去解决，——因为‘外行们’往往弄不清楚学术领域的复杂性。轻率的干预只会影响正常的科研程序，在广大的读者中造成困惑，甚至造成错误的决策。” （《中国科学报》1996年11月25日）

这段文章写得不错！

但是，轮到人体科学，不仅自己干预，还要求媒体、政治、有兴趣的人，大家来反对。

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能得到成功呢？

也是活该“人体科学”倒霉！

原来，这门“科学”不像物理学等经典科学，积累了大量深奥的理论，想涉足的人，必须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习，以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才能进入殿堂，才有发言权。人体科学“一穷二白”，连个像“浮体定律”这样的理论都没有，更不要说深奥的理论、难懂的公式。所以，只要能识字，不要任何知识上的准备，任何记者、杂文家、离退休干部都能插上一脚，耍点小聪明，还能发表高论，赢得阵阵掌声。更不要说那些退休的院士、有高学历的政治人物了。

所以，伍**的讲话肯定得罪了不少的人。那些高官和有地位的科学家会想，我解决了无数“难题”，现在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能解决，那不是天大笑话！

应该说，在一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有不谈“怪力乱神”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接触到了一个很难缠的问题——人类的心灵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介于实证科学和信仰之间。

按照一般的看法（恩格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人类的科学认识，是从容易了解的问题开始，进而解决困难的问题，是从认识简单的现象，到认识复杂的现象。按问题的难、易来分，物体的形状和数量关系、机械运动等最简单，以后的序列大致是，天空现象、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地球变化、生命变化。所以，数学、力学、天文学最早产生，后来，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相续出现。

社会与思维是两个最复杂、最难研究的领域，相应的研究，至今很难形成全世界公认的理论模式。按照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观点，这类研究成果，因得不到公认，不是算作“常规科学”，充其量，只能算“前科学”，说白了，就是非科学。例如，拿马克思主义来说，许多人肯定它是科学，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在许多国家（中国、古巴、越南、朝鲜）取得成功，就是实践证明。当然，也有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正是人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但是，这个见解，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不承认。上述几个“成功”的“实践证明”，也像特异功能的测试“成功”一样，不同观点的人，对“成功”会有不同的解释，不能算是理论真理性的证明。

当然，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大多数理论，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全世界同行的公认。
对于思维科学，包括心理学，就更复杂。学派林立，没有一个理论得到一致公认，成为科学“范式”。例如，最常见的心理现象——梦，就有十几种理论，心理学家也无法设计出“判决性实验”，重复观察，把可能正确的理论选拔出来。至于暗示、催眠及其它涉及人的深层心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更不妙。所以，心理学离严格的实证科学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情况，和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差不多，处在前科学阶段。

顺便说一句，在我国，心理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在图书馆和书店，心理学摆在宗教旁边。

超心理学，也叫心灵学，涉及人们的心灵，属于更深层次的心理，很可能处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实证领域与神秘现象之间。我认为，现在很难回答，它能不能成为实证科学。它的复杂性、困难性，甚至诡异性，可想而知。

在上个世纪，我读书的年代，那些中学成绩好的学生，统统去读理工科。成绩差些的去学社会科学或文艺，以为后者容易学成。（其实不然！）现在到好，许多会识字的人，都去谈论人体科学（超心理学），他们傲慢地认为，特异功能是江湖人士混饭吃的工具，以为只要有常识性的知识，就可以深入这门学科的前沿，发表独出心裁的见解。

超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宗教中的神秘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意识薄弱，士大夫以不相信“怪力乱神”为荣。特别是“五四”以来，不管是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总有“先进人物”把“宗教迷信”当作是攻击目标，隔三差五地骂几句。这给一些科学工作者和政治人物造成一个印象：从政治上批判封建迷信，绝对不会有错误。他们并不了解，近一百多年来，由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打击了宗教，“杀死”了上帝，原来以为，打倒宗教后造成的社会空缺，可以用道德、科学、哲学上或政治中的“主义”等“代替物”填补。但是后来发现，这些 “代替物”临时用用还可以，但时间一长，根本不能起原来宗教的作用，不能整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更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形而上”的信仰，因而造成全社会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经过一、两百年的折腾，西方社会终于认识到，宗教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子系统。于是在各国出现了一浪接一浪的宗教热，与之相应的学术界，也出现了研究宗教的热潮。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神秘现象，包括特异功能现象，也引起了哲学家、宗教家、心理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的注意。

遗憾的是，我们的反对伪科学战士，绝大多数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更没有宗教修炼、神秘体验的经验，许多作者甚至连做气功的经验也不具备。往往是凭着常识和直觉，最多加上被他们曲解为教条的“科学精神”，一口咬定人体科学是伪科学，是封建迷信。

美国的华人学者唐德刚，曾嘲笑大陆学者总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认为，没有精湛的（国外输入的）学理，和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可惜，这股凭常识抬杠的风气，自“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反伪科学的浪潮，被那位国务院的高官压下去后，不到三个月，到1996年2月，政治热情被重新燃起。大量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加入反对伪科学的阵线，“反伪派”力量猛增。伍**依赖“三不政策”与那位高官的指示，苦苦坚持。但是，败象已露，他的行动，只是打后卫战而已。

四、要搞政治干预的几种理由

正如龚育之先生指出的，伪科学和迷信活动，不是现在中国独有，而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世界性现象。

在西方学术界，伪科学用pseudoscience来表达，不是所有的pseudoscience都那么‘伪’，特别是“超心理学”，不是那么令人厌恶。那么，为什么在中国，仅仅“冒充”了一下科学（而且还不能落实是真的“冒充”），就引起了巨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媒体同声谴责，导致政治的干预和最后解决？

碰到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思路，就是用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解释。

让我们粗略地检查一下这些解释。

一种解释是，迷信现象触目惊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科协联合主编的《用科学战胜迷信》一书所说，是“一些地方”封建沉渣泛滥。也就是说，迷信现象是局部性的，而不是整体性的（原书第22、24页）。

从反伪科学战士编的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认为，美国人的迷信也非常严重；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郭一中也认为，台湾的民间迷信更为猖獗。但是，我弄不明白，他们在支持中国大陆反对伪科学后，为什么不在美国和台湾也露一手，来场反伪科学的运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世界上，中国是极少数几个无神论占优势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迷信份子”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他们能嚣张，最多只是局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迷信现象决不会比世界其它地方，例如，台湾、香港、美国，更严重。但是，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除了前苏联，人家为什么不搞反伪科学的政治运动呢？

还有人说，反对伪科学，主要是针对“宣传迷信、进行诈骗”的行为。这就对了。对这个问题，所有的上层领导，包括伍**和作者本人都是一致的，认为应该对这类行为依法打击。我国对这类犯罪有较完善的法律，例如，诈骗罪的两个要素是：一是被骗者不知情；二是被骗者付出的大大高于得到的。要打击他们，只要收集证据，证明他们的行为具有上述两大要素，就足以把他们作为刑事犯，送进监牢。这是个法律问题，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的！

现在，社会上，诈骗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各领域，例如，在官场上，就有歌谣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但是，中国没有一个骗子，能像“神医”胡万林那样“出足风头”。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关于胡万林事迹的书，光我看到的就有五本，更不要说，还有大量散见于报刊上的长长短短的文章。

可见，这次反对伪科学的运动，决不只是为了搞掉几个骗子，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否则只要启动法律程序就够了，不必麻烦高层核心在科学界反复进行政治动员。这就像毛泽东完全有权下道命令，解除刘少奇的一切职务，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震动中国每个人呢？原因是，打倒刘少奇的背后，还有政治任务：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改造每个人的思想，使中国以后不会再产生所谓的“修正主义”。

那么，在政治上，“反伪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呢？这是问题的实质。

一种最普通的说法是，要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这倒是个大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条战线，后者远为落后，措施不力，效果更差。以道德滑坡为标志，“礼崩乐摧”的局面似难阻挡，这种情况导致无数社会丑恶现象的产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好形势，搞得灰不溜丢的。这样，当局想通过某个具体问题，打打“精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不客气地说，想通过反对伪科学，实际上就是反对“超心理学”，再加上反对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精神，抓精神文明建设，持这种想法的人，脑袋深处，一定有个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万能的思想在作怪。它的潜台词是，科学精神是第一位的、主导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最多再花点小力气，精神文明自然会跟着上去。

但是，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首先，科学方法不是万能的，只能用在科学领域，不能用在非科学领域，特别是，不能用在价值领域，例如用在人才选拔的问题上，也不能用在宗教领域。在现实生活中，上级领导为某研究所、某公司选副所长副经理，最后选了张三，没有选李四。这种选择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的差别。正是因为没有真假，所以不能应用科学方法检验它的真理性。尽管有关领导在事后会用理性、用“科学”证明，他选择张三是合理的，甚至会借用科学的名义，说他们的选择是科学的，是唯一的真理；选其它人都是错误的，反科学的。当然，在中国，能对你进行解释，比暗箱操作好得多。但是，这种证明是徒劳的。因为他的选择不是根据科学规律，而是根据社会规范。规范也是没有真假的不同，只有好坏、善恶差别。选择可以是好的、善的，但决不会是“真”的。

科学精神也是一样，很难用在非科学场所。例如怀疑主义是一种科学精神，只有在别人认为没有疑点的地方，发现疑点，才能提出科学问题。但是，在非科学领域，运用这个精神必须十分小心。胡适，这位一辈子提倡科学方法的学者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如果有人把怀疑精神用于为人处世，那就完了！他一定会以“自我”为中心，疑神疑鬼，发现对自己的不利，先下手为强；到处看到敌人，搞得自己不正常，别人也难过。

第二，科学精神除了积极因素外，也有消极的因素。许多西方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库恩等，以充分的证据说明，科学作为指导人类实践的纲领，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结构系统，必须能抵抗被实践“证伪”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人的心理上，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的理论作为精神归宿，厌恶新奇思想和变革。所以，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常规科学中，存在着对批判和创新的抗拒，存在着对“不断革命”的反抗。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需要保守、稳定，需要权威、独断、教条，需要顽固者的“垂死挣扎”，一直到这个理论的全部潜力消耗干净，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保守性、独断性、顽固性，也是真货价实的科学精神。

何祚庥院士认为，牛顿力学在宏观低速条件下，没有被狭义相对论推翻，就是希望“有完全可靠理论”的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正代表着科学精神的保守性、顽固性。

第三，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除了科学精神以外，更重要的，还有人文精神。它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身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认识和捍卫，是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勇气。这种以人为中心，围着人转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也叫做人本主义精神。而科学精神，以认识事实和规律为目的，是跟着事实走、围着事实转的精神。两种精神显然有差别。
而且，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比，人文精神是主导角色，处于支配地位。道德高于科学。

是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例如，没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老百姓和官员不爱说真话，对天花乱坠的假话、大话、空话自己不去实证，也痛恨别人去证实。谁想去实证，就会被骂成是“秋后算帐”派。所以，高扬科学精神的旗帜，这是不错的。以后在科学教育中、在科普宣传中，还要高扬这面旗帜。按理，反伪勇士都是讲究辩证法的，不会走极端。但是，由于政治激情，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更由于政治的需要，他们把科学精神的作用跨大、神化，说成是“第一精神力量”，动不动就要在价值和信仰领域里，宣称要使用科学方法。

在他们那里，科学方法（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神圣的、万能的、高于一切的。在他们反伪科学反得最起劲的时候，谁要是敢说科学和科学精神不是万能的、神圣的，敢说科学精神有消极性，敢说道德才是神圣的，高于科学。那么，这个人势必被反伪斗士当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是颠覆分子。

由于无产阶级的感情高涨，他们恨不得每个中国人，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七、八十的老头子、老太太都接受科学精神，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以为把它的地位抬得越高，说得越神圣，就越能使读者口服心服地接受自己的观点，把精神文明搞上去。

全民的科学精神上去了没有？

中国的精神文明跟着上去了没有？

我们请君入瓮，用他们自己宣传的“实践检验”，检验一下这次反伪科学的成果。

五、精神文明带上去了没有？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国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作为个人，花很大的精力，在国民中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他说：“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上册〉 第444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他的学生顾颉刚先生，就是受到他提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启示，创立了“疑古派”的历史学派，改写了中国的上古史。这个实例，成为提倡科学方法取得成果的光辉范例。

何祚庥等宣传科学精神，利用的材料是特异功能的研究，比胡适利用“水浒传考证”来宣传科学方法更有吸引力，前者还有“保卫派”和“反伪派”的矛盾，具有“戏剧性冲突”，更能吸引读者眼球。后来，由于“中国式”的不让批判对象讲话，这个“老毛病”发作，而且文章写得像文革时期，党八股猖獗。这些缺点使“看点”大打折扣。

虽然如此，总的说来，何祚庥们提倡科学精神，条件比胡适更好，且有政治力量支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握有“尚方宝剑”的。

但是，效果却不同，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无法相比，白白地糟蹋了好材料！

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舆论工具大力宣传爱国主义。不知是舆论导向“导”得不好，还是对象素质太低，结果是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其中有些左派想学日本人的右派，也修改历史教科书！他们要向上面讲的“疑古派”挑战。

我们的爱国主义者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疑古派”偏偏认为：商朝的历史由于有甲骨文，有实物的证据，可以成立。但是，商朝以前的夏（朝），没有实物证据、也没有文字记录，只是一些神话和传说，是伪史。这样，扳着指头数，中国的历史最多也只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较短的一个。这个情况，搞得一些民族主义者说话也不响亮。在1996年5月，他们提出了一个“凝聚力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把中国最古老的三个朝代开始和终结的年代搞清楚。这个课题能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给中国人争光，不像人体科学，“丢中国人的脸，让外国有识之士嘲笑。”（老学者叶圣陶、周建人语）1999年，“夏周商断代工程”通过了所谓的“验收”，成为这一年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可惜的是，后来很多人揭露，这个耗资几千万元（是人体科学耗资的几十倍）的科学成果，是个伪科学的成果。例如2002年6月16日“文摘报”刊文指出，这个工程有严重问题，就是：

1. 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 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 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 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 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 学风：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

这几点揭露的正是科学精神上的问题。据说，这期“文摘报”由于刊登这一丑闻而脱销。当然，不能说这个伪科学成果的出现，和反对伪科学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它出现于“反伪科学”的高潮中，顶风作案，最少说明：这个带有政治情结的运动，没有起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作用：提高民族的科学精神。

这种政治运动，也不能够带动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知道，近十几年来，由于拜金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的猖獗、贫富差矩的扩大、道德的沦丧、三信（信仰、信心、信任）危机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古老中国的人文精神接近崩溃。

我一直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面临两大问题：政治改革和道德重建。政治改革的问题，看上去很难，但只要高层领导，以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下定决心，十几年，最多二十年，就能够解决问题。道德重建、人文精神的建设远为复杂，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想急功近利，用政治手段，用快速的方法是不能重塑精神文明的。事实说明，这场反伪科学运动，并没有提高我们的精神文明的质量。

反伪科学（即反“超心理学”），对整个社会来说，即使对科学的整体而言，也是小事一桩，它承担不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正如有人形容：一粒菜籽是能榨点油出来，但决榨不出一斤油来。所以，这场大规模地反伪科学的运动，对科学精神的树立，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实际上，由于使用的方法不正确，还败坏了精神文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

要知道，用政治宣传、政治批判的方法打击伪科学，向大众灌输科学精神，是很不妥当的。为什么呢？

想当年，波*普尔指出：科学讨论和宣传不一样。科学研究是易错的，所以进行科学讨论的人，地位是平等的，讨论的双方，除了要讲道理以外，还必须时刻准备承认错误；宣传不同，宣传虽然也要讲道理，但是，它预先认定自己在学识上高于宣传对像（读者），同时，认定宣传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宣传者和宣传对像之间是不平等的，宣传者不会认为自己可能有错误，也不允许别人怀疑宣传的内容，更不能让反对者说话。

另外，发生的场所也不同：学术讨论是在学术界的同行中进行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宣传、政治运动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面对的不是科学研究人员，而是大众。宣传者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群众的接受心理，往往用加大分贝，多次重复的方法，达到宣传群众，运动群众的目的。

反伪斗士，大都依仗着论战的有利的话语背景， 禀承过去搞政治运动的一套：在文风上，义愤填膺，毫无宽容精神，说话走极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喜欢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把人往绝路上逼；口气很大，有打倒之意，无商讨之心……

用这样的宣传方式，而不是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精神，不能解决科学问题，包括伪科学的问题，当然，更不能真正提倡科学精神，建设精神文明。

当年，胡适也卖力宣传科学方法。他老人家做学问，养成了“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以，在宣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时，也是这个习惯。这里只说一个“和”字，胡适说：“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火气。做考究，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同前，第459页）

口口声声说要给每个中国人民普及科学精神的反伪战士，不妨找胡适的文章看看，和自己写的东西对照一下。我们写文章要学好的，千万不能学范文澜、学姚文元，虽然他们的文章看上去也不错。但是，他们的文章能通行无阻，全靠政治作后盾，而不是学理上的正确。

这种依赖政治优势，不让人讲话，不考虑别人的理由和困难，虽然能把对手一下子压倒，得到一时的痛快。但决不能持久。

从世界角度看，尽管“超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在催眠和濒死研究方面，但它太“特异”了，使人难于把握，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但是，就目前积累的材料，集“反伪派”的全部理由，绝对不能做出定论，说特异功能不存在，更不能说“超心理学”是伪科学。即使人们依仗权势，下这样的结论，其它国家的学者也不会答应。科学毕竟是超政治、超国家、超民族的事业。他们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国的科学和文化。

我相信，所谓的“伪科学”被压制是暂时的。“特异功能”作为学术问题，对许多人有很大的挑战性，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只要人类的好奇心并未泯灭，科学探索的激情尚在，在没有得到结论前，总有人去研究。当然，如果它没有成为常规科学，也总会有人会对它持批评态度，甚至说它是伪科学。这是正常的。

在科学争论中，出现不道德的事也是正常的。正如一位西哲所说：“什么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本来就有丑恶的一面，科学家也不例外。在科学争论中，科学家也会弄虚作假、欺骗、诡辩、做秀、拉帮结派、走上层路线，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但是，只要坚持科学的实践检验标准，坚持同行评议的制度，遵守科学共同体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不引进外来的、非学术的政治力量，就能把人性丑恶这个因素对科学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这种学术交锋，是积极的，能推动科学的正常发展。
那么，政治和政治人物能起什么作有呢？

它的作用是，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气氛，让科学家自己解决本专业的问题，不让非专业的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从外部干涉科学问题的解决。

至于有人违法犯罪，例如，利用封建迷信进行诈骗，如果能够落实，完全可以启用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打击。犯不着搞政治运动（或变相的政治运动）。

实践证明，政治运动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

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本文与我的观点无关－－－gxyz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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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反伪科学”：（2）指控“伪科学”不要证据！

艾瑛


一个多月前，2005年7月23日《新闻晚报》报道：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绝食骗局官司”中，一审取胜；被告“北京科技报”被判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

原来，去年四川老中医陈建民，在雅安碧峰峡宣告，成功“绝食４９天”。但是，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反伪斗士认为，这是商业抄作，是场魔术表演的闹剧，是伪科学的表现。后来，“北京科技报”把绝食事件选为“２００４中国十大科技骗局”的首恶。

陈建民一怒之下，把“北京科技报”告上法庭。现在，老中医胜诉。事后，陈建民的律师宣明说：“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质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北京某报在报道中毫无根据地把老中医绝食行为归结为骗局，对老中医是有污蔑意思且是贬义的。我们是针对这提出损害名誉权的诉讼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绝食说成是骗局，说成是伪科学，但是，要有证据。

按理说，这是个很明显的道理，但是，偏偏在反伪斗士那里，碰到麻烦。因为他们制定了一套理论，可以避免自己出示证据，但是，却可以无休止地向搞“伪科学”的人索要证据。虽然是歪理，但讲起来振振有词，头头是道，骗了不少青年人。

早在十年前，何祚庥院士就证明了，指控别人搞伪科学，是不用提供证据的。不信，且看他在1995年3月15日，在《中国科学报》上的文章，“关于‘伪科学’问题的一段有趣对话”，这篇文章第三节的标题是“科学并不适用‘无罪推断’的原则”，其中，有段对话：

作者：……要知道，从某个伪科学里找出方法上或所依据的“事实”上的错误并不容易。我还有比“核实他的错误”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反对者：那么你就不应该批评它！
作者：是吗？如果一个人带来了关于永动机的设计，你会否定这一设计吗？
反对者：那应该指出他错在何处。
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是位认真的科学工作者，他应该自己去找出他的错误。（本文作者加一句：否则，就是伪科学家！）

法律上有“无罪推定”的原则，就是谁起诉别人，谁就得提供证据。如果原告没有证据，被告就是无罪，被告没有必要另外寻找自己无罪的证据。但是，按照何祚庥的上述意见，如果反伪斗士指控你的设想或行为是伪科学，那么，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伪科学，并且得自己寻找错误；否则，就不是“认真的科学工作者”，而是伪科学家。

当然，这样的话不能经常讲。反伪斗士像那旧式衙门的讼棍，经常做的是，自己没有证据，但是，却无休止地向被告人索要证据。他们的理由是，法律界的规则：谁提出一个观点，谁就得为这个观点提供证据。这样，他还是把“提供证据”的皮球，踢给被告。应该说，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搞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这和何祚庥要求对方承认是伪科学并自己找错误，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是，他们把科学研究中的同行评议，说成是打官司中的对立两方，势不两立，是为把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张目，用心险恶。

在科学史上，一个科学思想（假设）刚提出的时候，往往证据是不完善的。新思想需要相当长的喘息期，例如，1540年，哥白尼学说刚刚提出的时候，除了形式简单外，没有一个客观证据。而且，当时人们直觉地感到，地球自转的学说违反常识，十分荒诞：每个人只要从地面向上跳一下，不是落在几百公尺远的西方，而是落在原地，这就可证明地球是不动的，没有自转。你也许会用惯性来为哥白尼辩护，但是，不行！当时还没有惯性定律哩。这个定律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后，由伽利略发现的。事实上，哥白尼学说刚刚提出的时候，处在反面证据的汪洋大海中。科学家花了整整一百八十多年时间，才一个个地克服这些反面证据，到1725年，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雷，发现了恒星的周年误差，才算找到全面有利于哥白尼的证据！这时，科学家才能为哥白尼提供较完善的证据。

这样，如果按“谁提出（假说），谁举证”的原则，向哥白尼索要站得住脚的证据，哥白尼只好闷死。所以，科学界在同行评议时，有一条宽容性原则，允许坚持己见，允许他们继续研究。让新观点有机会接受时间的考验，不至在襁褓中就被扼杀。不像反伪斗士，把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到科学事业中来，把反对者当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动用政治的、舆论的、司法的手段，利用一般群众厌恶反常识的保守心理，扼杀新的、看上去荒谬的思想。

中国的反伪斗士在方法上、理论上，固守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不用证据，想方设法自己逃避提供证据，无休止地要求对手提供证据。这种做法，不能和西方的“科学警察”，如美国的“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做法相比，即使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无根据地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也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这是因为西方是个多元社会，“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不过是个民间组织，他们的指控最多只是自己信仰的表达，不会给别人的行为、信仰自由，包括科学研究的自由，造成限制。

我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反伪斗士已经确定，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结盟，而伪科学是冒犯科学，也就是冒犯中国共产党，这是政治问题。所以，在中国，在党的新闻媒体上，指控别人搞伪科学，搞科技成诈骗，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当事人不死也得脱一层皮，没有证据是万万不行的。

最可笑的是，反伪斗士方舟子，起来为自己人不提供证据辩护，他说：“绝食49天是不是骗局，人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多少科学知识，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泸州市纳溪区法院藐视科学、不顾常识去支持一个骗局，不仅不能保护造假者的名誉，反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北京科技报》 2005年7月27日）

这里有个漏洞，方舟子说的“常识”，是科学原理，还是想当然？有证据吗，在什么地方经过严格的实验证实？

答案是否定的！反伪斗士在制造伪证。

再说，不用事实，只用常识否定“特异”事件，在逻辑上也有缺陷，因为“特异”本身就意味着在常识、常轨的视线以外。

1995年6月20日，伍绍祖先生，为了反对把“人体科学”政治化，写信给李鹏和朱容基两总理，说“何祚庥等同志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上讲也是欠妥当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原则不是出发点，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显然是错误的。”

正是两位总理同意了伍绍祖的意见，才把何祚庥院士掀起的反伪运动，暂时压下去了两三个月。后来，何祚庥得势，这样反驳伍绍祖：“这里要提出质疑的是，‘何祚庥等同志的文章’，在什么地方曾经说过如伍绍祖信中所说‘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的话？如果有，请给出引文！相反我们之所以提出质疑，提出‘科学乎，抑闹剧乎？’的质疑，正是从我们在上面所掌握的事实，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事实，是典型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作为出发点。”（上两段资料，见《我是何祚庥》 第344—345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产能力10月）

何祚庥的这段话，是不是驳倒了伍绍祖，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主意的是，何祚庥承认，能证明没有特异功能的证据，不能是常识、原理，只能是事实。读者一定要记住这点。

看来，何祚庥等反伪斗士有两手：一手是，认为指控别人搞伪科学，不要任何证据，或者仅以常识为证据；另一手是，不仅承反对伪科学需要证据，而且不能用违反常识作为证据，必须以事实作为证据。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后一手是虚招，前一手才是“黑虎掏心”的实拳。

在“绝食骗局官司”中，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官司失败后，由方舟子出面，说不用证据，“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这个举动，完全证明了作者的上述看法。

人类能绝食多长的时间，视个人条件、绝食条件和绝食方法而改变，没有严格的界线。当然，应该有个上限，但是科学不能确定这个上限在何处。从资料中，我们知道，著名的弘一法师在出家前，在杭州虎跑寺就断食三星期；反伪斗士何祚庥自己编的书《反伪科学再曝光》中，第133页就明白地写着：“贵州几个学生游溶洞，迷失了方向困在洞里，最后一个女生获救时，已经饿了四十多天。此事说明：人几天、甚至十几天不吃饭，光靠喝点水维持生命，可以；饿个一二十天，也死不了。”

何祚庥有健忘症，竟忘了自己书中说了什么？

但是，在最后，让我们重复宣明律师的话：对所谓的“伪科学”质疑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要有证据，这个证据不能是常识、原理，只能是事实！

今天的牧夫 好水！

(本文与我的观点无关－－gxyz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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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反伪科学”之（3）：唯科学主义的霸道

　　（原文首发于《博客评论》，主要评击“反伪科学”运动，附中医带批评了路垫土的反中医。现在他的文章也出现在《世纪学堂》和《开心科普》上，他是个积极的反伪斗士，天天把自己的文章顶在网站第一页上，可参考。）
　　
　　
　　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 在《关于父亲的死》里写道：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的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个不解之谜。姑且写下，以供研究。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作者注：是佣人，不是许广平）。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收获散文选》 第422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
　　
　　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谈“怪力乱神”的传统，特别是在那场反对伪科学的运动中，“谜信”的知识分子，包括科、技人员，被狠狠地奚落了一通，甚至受到谩骂，更不敢承认自己相信这些。这位周先生很有点父亲鲁迅的脾气，竟敢在反伪科学以后，回忆父亲的时候，顺便说了这个“特异”事件。
　　
　　尽管周海婴受到“反伪”运动的影响，说自己产生的是“幻听”。问题是，按照反伪斗士的意见，这种“幻听”的内容，应该是过去知觉的重组，而现在的事实是，未卜先知，内容与后来发生的事实惊人地一致！
　　
　　这里，我们利用这段回忆，说明一下“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两个概念。
　　
　　如果不是恶意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周海婴说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他的“幻听”和后来的事实吻合。
　　
　　但是，毋庸讳言，这不是科学事实。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素材，必须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反复制造出来，供科研人员观察、思考，他们得到成果后，还要实验证明。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必须经过同行评议。这样，他们的实验结果，也必须在同行的实验室中得到重复。
　　
　　这样，科学哲学规定：“如果一个事实根本无法复核并重现，那就无法成为科学事实。”（《自然辩证法概论》 第123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5月）
　　
　　所以，一个事实，能不能被科学家研究，关键在于，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下，或在自然条件下，重新出现。周海婴遇到的事，他自己都不能重复，别人更不能重复，当然不是科学事实。
　　
　　由此，我们最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科学不是万能的。因为世界上，能够被实证科学研究的现象，仅限于能重复产生、重复观察的事实，是很狭小的。而世界上到处是不能重复的现象，它们在实证科学的视线以外。
　　（2）不能重复的事实，不能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也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解释。
　　（3）不能因为这些现象，不能重复，不是科学事实，甚至有人弄虚作假，就否认它们客观存在。
　　
　　例如，社会现象就不能重复出现。英国学者波、普尔，正是根据这点，断言研究社会，不可能成为科学。他的意见，简单明快，很有力量。例如，现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有十几种看法，有经济起因说、政治起因说、文化起因说、心理起因说等等。但是，提出这些学说的研究者，都不能用实验证明自己的假说：在社会上制造出这些原因，就出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研究者不能用实验证实自己的观点，只能用文字的证据，通过辩论解决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占有资料的多少、理论水平、思辩能力、辩论技巧……等等。当然，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讨论有利于学术进步。但是，讨论再好，辩论再妙，也没有实验证明有力，不能使研究结果变成实证科学。
　　
　　再例如，在人类的心灵领域，到处是不可重复的事实：文章开始讲的例子不谈，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做的梦，它的内容就不能重复。
　　
　　科学史上几个有名的梦，像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的分子结构的梦，俄国化学教授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表的梦，都是不能重复的。怪不得在心理学中，关于梦的理论有十几个，可是，心理学家却不能用实验方法，从这些理论中挑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论出来。
　　
　　所以，尽管心理学能做少量实验，但大多数心理问题，还得依靠自省和思辩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在心理学中，有许多理论相互竞争，目前还没有一个理论，能得到全世界心理学家的一致赞成。所以，在目前，心理学还处在前科学阶段，情况和伽利略（十七世纪）时代的物理学差个多，远不是反伪斗士心目中的成熟科学。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社会现象、心理现象、超心理现象，都是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所以，也就不能进行严格的科学解释。
　　
　　但是，反伪斗士偏偏不买帐，违反上述原则。他们往往宣称自己是科学主义者，实际却是唯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方法是万能的，能研究客观世界的所有现象，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压根是虚幻的，根本不存在。他们要解释那些从来没有研究过，也不能研究的现象，而解释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它们的客观存在。
　　
　　在早期，他们还客气点，往往用社会条件、社会心理、主观心理，如暗示、催眠、等等，来解释这些现象，达到否定客观事实的目的。
　　
　　后来，政治因素越来越浓，他们干脆说，凡是认为有这类现象的，都是骗子或经神病！
　　
　　例如，有个反伪斗士说：“有人说练功后他们听到了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例如听到气功师、菩萨、死人、天外来客在自己脑子里、肚子里或耳边说话；或者听到了信息或信息波；或者听到了古代的编钟音乐，战鼓齐鸣与人喊马嘶等等，等等。……人体科学学会刻意寻找、发现、支持和宣传的这些天眼通、天耳通，异能表现等大多数是精神病理现象（少数自编谎话者例外），所谓天眼通是幻视，天耳通是幻听，都是幻觉。幻觉是一种精神症状，是在没有现实刺激物的前提下病人出现的虚幻知觉体验。”（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14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
　　
　　话说得响当当、硬梆梆，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据国外统计，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碰到一次甚至几次，类似周海婴那样的、不能重复的神秘体验，当然内容、形式可能很不相同。这些“特异”事件，有些被漫不经心地遗忘，有些却给一生留下巨大的震撼。
　　
　　有些人在接受外部信息的时候，例如，读到那些关于小概率事件的报道，他们也许科学知识不多，但是，凭自己的经验感到，这些报道是真实的。
　　
　　现在，反伪斗士左一个神经病，右一个骗子，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一切否定得干干净净。
　　
　　当然，他们的哲学思辩能力也许比不上何祚庥们，不懂得客观事实不一定是科学事实，再加上沉重的政治压力，而且，这类神秘事件确实和常识矛盾。他们无权、无法，也犯不着和反伪斗士争论。但是，他们的压抑感可想而知！
　　

下面我们再谈谈，和路垫土有关的治疗效果问题。
　　
　　反伪斗士和路垫土对付中医、气功、“神医”，有个绝招：不管什么人，凡是病被它们医好了的，只要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鉴定，都一概不认帐，或者说成是暗示的结果，或者一笔勾销，说是毫无效果。

大家知道，每个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都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正常。因此，绝大部分人，上至国家高级干部，下至平头百姓，也包括反伪斗士在内，有病就找人治疗，觉得病好了以后，就过正常生活。他们决不会想到，治病时要找另外一部分人，当然，也可以是老鼠、小狗、小猫之类，让他们也得同样的病，跟自己作治病的对照实验，科学地、严格地证明：病，是靠主持医师的本事治好的，而不是他靠“蒙”的方法骗好的。否则，不但不送小锦旗，还要讨回挂号费和药钱，如果打官司，说不定还能赚一笔。一般人的科学警惕性还没有高到这个程度，如果到了那天，人都“科学化”了，听信反伪斗士的话，认真实行上述“科学鉴定”——人人执行路垫土的“金标准”，那么，全世界的医生只有跳楼自杀一条路！因为肯定找不到这么多的人或动物给你做试验。当然，患者的财力负担也吃不消。

但是，在具体事实面前，何祚庥、路垫土确实是这样要求的！

我们来看看被反伪斗士抄得沸沸扬扬的“神医”胡万林案。关于这个案子，反伪斗士都出了好几本书，控诉胡万林谋财害命。但是，这些书并不隐讳，自认为被他治好、感恩载德的危重病人有很多，在胡万林的治疗室里，挂满了病人送的锦旗（当然，有些作者暗示，锦旗是胡万林自己制造的，用来骗人）。但是，这些作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悲天闵人，断言这些自认被胡治好的病人，不懂科学，真可怜，被胡万林骗得卖了，还在给胡万林数钱！所以，反伪斗士不管他们如何抗议，硬要当他们的代表，代表他们大声高呼：胡万林是骗子，从来没有治好过一个病人。

1998年2月3日，北京的一些反伪斗士集会，讨论如何利用“胡万林被捕”事件，宣传“反伪”大计。会上何祚庥作了长时间的发言，他首先利用春药“伟哥”的疗效测试，说明通过对比实验（即路垫土所谓的“金标准”）的重要性。接下去就说：“医学上什么叫有疗效，不能因为病人主观认为好就是有疗效，极端的例子是我有什么病，抽大烟马上好，立竿见影，一口烟下去马上精神焕发”。他还说：“现在所有说胡万林有效的人都是属于不科学的鉴定。都得打电话问一下，还包括有假的，有的即使是真的，也不属于科学鉴定。这是第一件需要向社会公众解释的事。”（文放：《黑幕中的胡万林》 第221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4月）

口气是何等霸道！

　　何祚庥在这里大玩概念游戏。问题在于，平头百姓看病，只要病看好了，算不算科学鉴定，他们并不在乎。只要是真看好了，就万事大吉。至于病是不是医好了，在一般情况下，患者自己的感觉和时间可以作证。他们的“核物理”常识可能不如何祚庥，但是，也不至于愚蠢到，得了病，抽点鸦片，精神起来，就认为是病好了。
　　
　　所以，数以百万计的病员认为，胡万林能治病，对他感恩戴德、送锦旗的也不少。
　　
　　但是，何祚庥认为，假的是假的，真的因不是科学鉴定，也是假的。所以，胡万林压根不能治病。
　　
　　当然，作者不是胡万林的崇拜者，我只是说，从他治病的实践来看，他确实能治病。不能像何祚庥、路垫土等反伪斗士那样，抹着良心，说人家不能治病。老实说，他治病用的药，往往就是硭硝一味，在受过严格科学理性训练的人来看，很难理解，确实有点……，怎么说呢，……往好处说是“神”，往坏处说是“邪门”。
　　　
　　其实，胡万林能治病，反伪斗士也心知肚明，硬说他不能治病，会引起上百万被他治疗过的病员、相关家属、广大知情人的反感，甚至愤恨。事情很难办。所以，另一个反伪斗士胡亚东(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想这个问题。我们还应该以理服人，最好把所有的道理都给他讲清楚。我不知道能否讲清楚，我确实感觉到，反对伪科学治病这里，搞成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弄得一清二楚很难，因为目前都没能弄得一清二楚”。（同上书 第227页）
　　
　　他似乎感到，病员很顽固，有自己的主见，对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施加政治压力，嘲笑、鄙视，加上谩骂，不解决问题。
　　
　　但是，反伪斗士中，如何祚庥、方舟子等水平最高的，在科学界，也只会冲冲杀杀，连常规科学的成果都搞不出来，更不要说用硭硝治病，这种反常规、反常识、反常态、反常理的问题。就凭他们那点见识、观点，根本不可能“弄得一清二楚”，“向社会公众解释”。对反伪斗士来说，“以理服人”只是句空话。实际做的是，利用政治权势蛮干——“即使是真的，也不属于科学鉴定。”也就是说，睁着眼睛说瞎话——用科学的名义，以科学事实否定客观事实，实行科学专政：不让病员说话、作证。
　　
　　这怎么能不引起愤怒和反抗。
　　
　　于是，为胡万林鸣冤叫屈的声音不断，在网上、在民间。
　　
　　他们对付气功的治疗效果也一样。
　　
　　在反伪斗士的小集团内，如他们自己的“气功师”司马南、张洪林，互相吹捧，说他们治疗怎么神。司马南说他自己能用暗示的方法治癌症、结石、糖尿病，违反心理学的公认原则，没有记实性的案例，更不用说科学鉴定，明明是伪科学，但他们半句话也没有。对其他功派，完全抹杀它们的奇迹般的治疗效果，把气功等同暗示，把疗效也限制在暗示治疗的范围内。他们尽量回避某些气功师的成名案例。有时，逼得没有办法，只得承认，但心态是酸溜溜的，裁剪事实，扭曲关键细节，以符合他们的“科学”模板。
　　
　　我们承认，科学家对科学事实的认识，有精密性、确定性；而对于非科学事实，不能得到确定性的认识，它们属于非（实证）科学领域。而且，对非科学事实，有可能弄虚作假。因此，对这种领域，应该保持足够警惕。但是，这只能说明，现代科学使用的方法，假设—演绎法，有巨大缺陷，有待创造新的方法，例如，在社会科学中，就产生了社会调查的方法。
　　
　　但是，对社会调查得到的结果，如气功的疗效、中医的疗效，他们全部以个案没有科学鉴定为理由加以否定。其实，在西医的历史上，许多治疗方法，如接种卡介苗、种牛痘、巴斯德的狂犬病治疗法、等等、等等，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如何祚庥、路垫土说的对照实验的鉴定，尽管有人争议，但是，社会还是接受了这些方法。
　　
　　这里提出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问题：一个事实，由于不能重复，或者由于时过境迁不能科学鉴定，自然不是科学事实，但还算不算客观事实？它们的存在，是客观的，还是心理的？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非科学事实也是事实，它的客观性不容否定。例如，前面讲的周海婴先生遇到的，决不是科学事实；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个客观事实。
　　
　　当然，在原则上，反伪斗士没有明目张胆地否定，非科学事实也可以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他们的具体反伪实践中，是彻底否定的，把非科学事实解释成主观心理现象，而不是客观过程。
　　
　　怪不得他们很重视、崇拜心理学，捧为完善的科学。其实，心理学是前科学，在分类上，属于社会科学。顺便说一句，在上海等大城市，那里的图书馆、书店，心理学的书摆在宗教旁边！ (我这里不是说宗教不好)
　　据说，两千六百多年前，希腊学者泰勒斯，有天晚上，走路的时候观察天象，不小心掉进陷阱里。反伪斗士对科学没有这么专注，而且，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不会掉进任何陷阱。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设制了一个“陷阱”：凡不是科学事实的，就不是事实。要相信他们的人往里掉！
　　
　　话得说回来，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这是以科学名义进行的阳谋。
　　
　　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阳谋。

(本文与我的观点无关-----gxyz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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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反伪科学”之（4）——反伪斗士离不开“诡辩”

现在，民间出现了一股自发地批判方舟山子的浪潮。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我们看到，方舟子在文章中，广泛使用“诡辩”伎俩，其实，我们不应忘记，其他反伪斗士，同样大量地、肆无忌惮运用这种手法。

一般人认为，“诡辩”是个骂人的词。其实不然，它有自己的严格含意：利用人们思维不精密，有意识施展某种手段、计谋，包括用很难觉察的方法违反逻辑规则，让人觉得这种“论证”似乎很有道理。诡辩是种权谋，有很大的欺骗性，容易使人上当受骗。

反伪斗士是诡辩“大师”，手法很多，这里讲几种。

一，不相关的证明

它的特点是，不直接针对论题进行证明，而是做一些与论题或结论无关的“证明”，再用不正当的手法，使人以为他们真的证明了结论。

在历史上，宣传工作中，用得最多的诡辩手段是“诉诸感情”。

其中以“妖魔化”打击对像最“有效”。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对待被批判打击对象时，不管是胡风、胡适，还是山东那个倒霉的乞丐武训，不管是地、富、反、坏，还是邓小平、刘少奇，不管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所谓“伪科学”，都不能按其本来面目，实事求实地介绍他们。往往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妖魔化打击对象，在群众中煽动对这些人和事物的仇恨，让读者以为批判的对像是坏人，批判的内容也就真实。反伪斗士也借这股风搞诡辩。

有个新出现的反伪斗士——路垫土，他想把中医打成伪科学，很少直接批评中医，却采用妖魔化中医的方法。

他说：“千千万万的善良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上自国家第二卫生部，下至各省的中医院、校的博士、专家会是 ‘有意无意的骗子‘（有意的骗子占99％）！！！”

他认为，所谓的中药，多是些让人发怵的东西，如大便、毛发、阴毛、妇女的月经血、男人的精液……总之，什么东西让你恶心，路垫土就写什么。目的是，要你吃中药时，想着就会吐。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婴儿汤”，说是利用活的、刚产下的婴儿，杀死后熬的汤，而且，还附有死婴的彩色照片。

读了路垫土的这些东西，使人感到，中医师一个个表面上是悬壶济世的君子，暗地里却是谋财害命的巫师或巫婆，做出来的事比基地组织还恐怖。不过，路垫土始终没有指出，中国的哪家中医院，哪个大夫用过他说的这些“药”，做过所谓“婴儿汤”。

除了“诉诸感情”外，还有“诉诸个人”，又叫“人身攻击”。

这个诡辩的特点，就是攻击、甚至捏造别人的缺陷，以此证明这个人的思想也是错误的。为了得到攻击的“子弹”，不惜抛档案，挖隐私。其实，一个人的人品、行为的好坏，和他的思想的正确性，没有关系。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能道德行为、政治品质恶劣，但不能由此证明他的学术成果不值一文。

例如，前不久，孙文鹏、任振球等九位学者，写的《科学探索不需要也不可有“科学警察”》一文，受到方舟子的反驳。但是，方舟子不去批评他们的论点、论据，比如，任何创新思想，都有反常识的成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反伪斗士的意见，等等，这些方舟子都避而不谈，却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

“那些反对‘ 科学警察’ ，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伪科学的存在的人，其实都是一些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的人士，当然害怕“科学警察”。比如这九个人，都属于一个叫做 ‘天地生人’ 的伪科学团体，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

姑且不说方舟子是造谣，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是所谓“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的人士”（其实不是），难道有这样的“公理”，根据这条“公理”，就能演绎出，他们就不能说话了，说的话就全错了？答案只能是否定！

这类诡辩还有很多，如“诉诸群众”、“诉诸压力”、“诉诸起源”、“诉诸权威”，等等。

这些诡辩手法，虽然简单，用得也老掉牙齿，但还是在不断改头换面使用，而且效果显著。

二，自创诡辩一例

不过，说他们只会用老掉牙齿的诡辩，没有创造，这就冤枉他们了。在“诡辩”领域里，人家也有创造发明！

哲学界有位学者，是我尊敬的人，因为他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史专家。
上个世纪末，我听说他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成为反伪科学的重拳，就想找来看看。好在文章很吃香，那些反伪“巨著”中，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但是，我看到文章的第二段、劈头第一句：“从所周知，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成就，就是证明了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神灵是不存在的。”（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 第40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9月）这时，就像吃饭时，筷子夹的是明明块肉片，放到嘴边，却发现是只蟑螂，直想作呕。

按理说，既然是“众所周知”，我也是“众”的一员，应该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本数学书、物理书，或者生物、天文、地学书中，有关于神佛、上帝不存在的证明。这只能说明，压根就没有这一证明。他在虚张声势，用“众所周知”来吓唬不知自然科学发展情况的人。

其实，无神论和有神论一样，是种信仰，不能得到实证科学或实证方法的证明，这并不丢人。但是，现在中国的无神论者，为了在国民面前，显得自己比“有神论”和别家“无神论”高明，吸引群众相信自己，说自己是科学无神论，和自然科学一样属于实证领域。这种把信仰冒充科学，是不是伪科学，读者可以自己判定。

由于他是位资深学者，不会不知道，无神论是种信仰，是无法科学证明的。所以他的上述证明，是“有意”进行的诡辩。不过，作者翻遍了逻辑书，也查不出这种诡辩的名称。

看来，这是个诡辩的新品种。

三，用“推不出”进行诡辩

何祚庥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说“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转弯抹角，企图论证“人体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

他是怎样诡辩的呢？

首先，他用偷换论题的办法，把所谓的“存在命题”——“人体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变成了一个表面上的“真假命题”，即“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知道，许多科学哲学家、逻辑学家，如波普尔早就指出，有两种对立的命题：普遍命题和存在命题。前者永远不能证明绝对为真，例如：“所有的人都有十个手指”，是个“普遍命题”，你找出一万个、百万个有十个手指的人，也不能证明上述命题绝对为真，因为只要找到一个人不是十个手指，就推翻了这个命题。

相反，永远不能证明“存在命题”绝对为假，例如，“世界上有红色的天鹅”，你把世界上所有的天鹅，包括历史上有过的天鹅的资料都找来，没有发现红天鹅，也不能证明上述命题错误。因为，那怕是一亿万年以后，在其它星球上，找到一只该死的“变异”红天鹅，就证明了这个存在命题的客观真实性！

反伪斗士早就知道，关于“存在命题”，证实与证伪的不对称性：原则上永远不能证明，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佛、神灵、上帝是不存在的……每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反伪斗士往往表现得非常愤慨，怨恨老天对他们不公；同时，也感到非常无奈。

问题还不完全在逻辑上，宗教心理学也给反伪斗士出了难题。按照心理学家荣格的意见，那些神秘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是完全真实的，而且随着遗传留给后代。虽然，心理的真实不一定等于客观的真实，但这也给我们警示：高尚的宗教信仰和邪恶的迷信，作为一种深层的人性（深层心理），将长期、甚至永远存在，社会的责任是引导高尚，抑制邪恶，把迷信控制在社会能容忍的范围内。老实说，这只有在政治改革、民主化以后，才能做到。由于这些属于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的专门问题，就不讨论了。

我们回到逻辑上去：不能严格地证明“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这个死结，是挺立在反伪斗士面前的一堵“铜墙铁壁”，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推不翻，绕不过！

但是，他们不甘心做细致的工作，像人家美国的“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那样，对每件事，作为个案认真处理，一个个地严格考查。我国的反伪斗士觉得，这样太没有水平，会像“愚公移山”那样，他们的子子孙孙“反伪”不已。那时，他们的子孙，就会骂他们没有本事，害得后代还要反“伪科学”。

这大概就是反伪斗士想一劳永逸的原因，企图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存在”，下决心要把“封建迷信”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地球从此太平，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功劳。

我们试问：偷换论题后，何祚庥院士能不能“证明”：“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

何院士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间单，那就是十多年来那些‘人体特异功能 ’研究者，从未拿出过真正科学的、像样的研究，足以证明这一‘特异’现象是真的，相反，仅从我们所掌握的若干事例中，却存在着相反的证据。”（何祚庥：《我不信邪》 第341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

果真是这样吗？

姑且不说，许多实验，如1982年4月在北师大全国“特异识字的联合测试”……等等，并未发现做假。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十多年来，“从未拿出过真正科学的、像样的研究”，能不能说其它国家的研究成果也是假的？能不能说，在未来，人类也拿不出真的研究成果？
显然，不能作这样武断的结论。

这里，何祚庥院士犯了“推不出”的逻辑毛病。也就是说：


以下列证据作为前提：“十多年来那些‘人体特异功能 ’研究者，从未拿出过真正科学的、像样的研究，足以证明这一‘特异’现象是真的，相反，仅从我们所掌握的若干事例中，却存在着相反的证据。”

推导不出这个样的结论：“所以，一切人体特异功能是假的”，。


又是个诡辩，也就是说，偷换论题后，何院士也没有达到“证明”的目的！

在这个例子中，何祚庥院士说，“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间单”；在前面，那位佛教史专家说，“众所周知，早已证明”。看来，除了诡辩外，两位都在用心理战，让读者相信问题简单，放松警惕，轻而易举地上当受骗，相信他们诡辩！

其实，两个例子都不简单，而且是根本不能证明的问题。

我可以大胆地说：反伪斗士在一些主要的、关键的论证里，使用的全是诡辩。上述把人体科学打成伪科学的基本观点——“人体特异功能是不存在的”，论证方法靠的是诡辩；而“科学无神论”的主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这样。

由于一般学校没有逻辑课，再加上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以外，很少受到严格的思维训练，不小心犯点逻辑错误，是难免的。但是，诡辩是有意识违反逻辑，让读者上当受骗，因此，就不是纯逻辑的问题，而是个道德问题。

如果说诡辩也算是种智慧的话，那么，它就是种邪恶的智慧。

所以，建议有条件的读者，学点逻辑，学会识破诡辩。这样，身上就多了一套防身术。

(本文与我的观点无关－－gxyz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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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反伪科学之(5)——违反常识、科学原理就是“伪科学”吗？

一，伟大发现，都反常识

何祚庥、方舟子等反伪斗士认为：新提出的科学观念，不能违反常识，不能违反已经证实的科学原理，否则，反伪斗士不用提供证据，就可以断定，这是伪科学，是诈骗，在政治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们的这套货色，违反科学发展的规律。要知道，科学史上的那些最伟大的发现，都是反常识的！且看：

第一例，古代希腊学者，在月食时，看到地球在月亮上影子，轮廓是圆弧，断定大地是球形。在当时，这是个伟大的发现，但是，违反常识。因为在那时，不知道地球有引力，人们认为，如果大地是圆球，生活在地球对面的人，是倒挂着的，而且，会掉到下面的宇宙中去。

第二例，1540年，哥白尼写了一个本手抄的小册子，提出了地球在自转的观点。但是，人们发现，地球自转的假说也违反常识，十分荒诞：每个人只要从地面向上一跳，掉下后，不是落在几百公尺远的西方，而是落在原地，这就充分证明，地球是不动的，没有自转。你也许会用惯性来为哥白尼辩护，然而，不行！当时还没有惯性定律，这个定律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后，由伽利略发现的。

第三例，爱因思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违反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理论。广义相对论认为压根就没有引力，所谓“引力”，是因为天体在扭曲的“时—空”中，作“曲线运动”产生的惯性力。这也违反了人们已公认的常识。

第四例，爱因思坦还提出了一个“宇宙有限”的模型，违反人们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常识。他的宇宙设计，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咒骂，说是唯心主义，是为上帝创造宇宙找根据。但是，后来的“宇宙大爆炸”学说，证明了爱因思坦的远见。

前不久，何祚庥院士提出，要用政治标准来评价科技成果，在网上引起了嘲笑的浪潮。我没有找何院士的原文来读，不能作评论。但是，胡适、玻普尔等前辈科学哲学家，也提出过评价科学成果的标准。

他们的标准，出于我们的意外，而且和反伪斗士的科学标准相反，认为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发现，一定是反常识的！例如，胡适就认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

也就是说，科学假设越大胆、越反常识、反常见、反常轨，不仅不是伪科学，被证实后，划时代的意义就越大，价值越高！

玻普尔从“证伪主义”出发，旗帜鲜明地指出：从科学价值来看，小心谨慎，提出一个人人都觉得可能正确，即符合常识的假设，例如，“所有的人都有十个手指”，即使被证实，价值也不大。这是平庸“学者”做的事。但是，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说，人人都认为不正确，即反常识的假设，例如，不存在“万有引力”，这类假说，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一旦证实后，就有重大价值，能载入史册。

它的伟大，就在于推翻了一个常识，具有科学革命的性质。

何祚庥、方舟子们，和深思熟虑的哲人相反，认为只有符合常识，符合公认的科学原理的理论、观点，才是科学；否则，不用提供任何证据，就能断定是伪科学。他们利用掌握的话语霸权，通过各种形式，如写文章、作报告、办展览，成功地宣传了这种观点，已在青年中，在新闻和法律界的从业人员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荒谬，在实践上有害。它的教育和宣传，会使青年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失去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精神，使他们生活在一个独断的气氛中，谨小慎微。而且，一旦进入科学研究的前沿，进入开拓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危害性就更明显。

二，“科学假说”理由都不充足，充足了就是“科学理论”

最近，司马南在网易访谈中，好像是科学史的权威，神秘兮兮地对主持人说：提出新科学思想的学者，“必须要按照几百年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原则来办事儿，要拿出证据来，而这个证据必须要合乎规范。这一点不复杂，但是恐怕需要很多话才能讲清楚，让您理解也比较费事儿。”

这些人越来越堕落。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时，他到说得很明确：“应当给出叫科学家共同体，科学家圈子，足以相信的科学的证据。”

司马南们向新科学思想，索取“足以相信”的证据的要求，好像很合理，符合普通人捍卫常识的本能，能欺骗一些只熟悉现成知识，只熟悉中学或大学科学教科书，但对科学史无知的人，受到许多崇拜科学、但又不了解科研进程的人的赞美。

但是，和司马南的说法相反，“几百年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说明，那些重大的科学发现者，毫无例外，刚开始，其发现者想方设法，绞尽脑汁，拿出的证据，都不是司马南所说的“足以相信的科学的证据”，无法堵住反对者的嘴巴。

也就是说，伟大的科学理论，刚产生的时候，都没有充足的证据。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科学理论的前身是科学假说，而任何科学假说，都是在条件不成熟，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猜想。如果证据充分，就不是科学假说而是科学原理了。假说的真理性是或然的，犯错误的可能性非常大。正像达尔文所说：就是最有成就的科学家，能证实的科学假说也没有十分之一。看来，提出科学假设的学者要冒犯错误的风险，而在中国，还要冒被打成“伪科学”的危险。

要新的科学假说，拿出拿出充足的证据来，社会必须提供理论的和物质的条件。例如，要哥白尼拿出“足以相信的科学的证据”，必须发现惯性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工业上能制成强大的望远镜，等等。这就得等待。“哥白尼学说”一等就是一百八十年，直到1725年，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雷，利用先进的望远镜，发现了恒星的周年视差，才算找到全面有利于哥白尼的证据！

原子学说、大地是圆球的假说，足足等了两千多年！

“科学哲学”把证据不全，没有得到公认的科学假说，称为“前科学”。前科学家的思维，具有哲学思维的特点，有强烈的神秘主义的色彩，非逻辑的灵感、想象和直觉，是它的重要形式；这种思维不符合科学规范，不是或不完全是“实证科学”的思维。但是，前科学决不是伪科学！

人类有保守的天性，对于违反常识，违反群体意见的人，不用政府提倡，人们会自发地群起攻之，就像过去攻击“奇装异服”一样。这对社会的稳定有益：不让新奇的、不成熟的思想过早进入社会，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否则，就会出现，上午社会上流行牛顿力学，下午有人提出反对，马上流行另一种力学……这还得了，一切都会乱套。

历史证明，“前科学”中的思想绝大部分是错误的，会在群体反对的潮流中被淘汰。但是，伟大的科学思想，却混杂在这些错误假说的汪洋大海之中，无法提前分辩。哥白尼学说、原子学说的实例说明，这种混杂有时是长期的。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理论，在当时，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思想怪异，不合常规和常识，证据又不足，而且混迹于错误学说之中，所以，往往被人认为是异端，是毒草，是歪理邪说。在一个多元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建制完善，在民间社会，在科学界，人人都有发表意见，包括发表反常识的意见的权利，别人也有反对的自由，但是，必须宽容，不能阻止别人有坚持研究的自由。这种社会气氛，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有利于不成熟思想的淘汰，也有利于正确的新思想在交锋中完善和发展。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提倡，在没有科学以外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没有政治干扰的条件下，进行自由讨论，思想交锋。

当然，科学的自由讨论，反对异端，必须宽容，否则，就会把有价值的思想也反掉。

三，应该结束反伪科学运动

在正常的多元社会，人人有言论自由。对新出现的科学假设，有反对意见，“个人打假”，是正常的，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反伪科学是另一回事。它决不是正常的科研中的“同行评议”，而是一种政治讨伐。

在这次网易访谈中，有网友问何祚庥：“……《伪科学曝光》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产生的，所以这本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性的文集，关注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您书中的序言说，伪科学是反动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与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本不相容的。这是该书编辑的一个基调，张颖清教授的全息生物的学说，可能有学术品质问题，但是这样一本《伪科学曝光》，容易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打压。”

尽管这位网友，对反伪科学背景的讲述不准确，但和“晨报”相比，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问得也很客气。

司马南代为回答：“……我非常佩服这位网友的政治敏感度。但是请问，难道我们科学家在理解社会事物，理解科学问题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把实事求是原则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纬度，一个原则有任何错误吗？我们这位网友，您是否过于敏感了？您到底想说什么？何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这是答非所问，还想施加政治压力！你要“把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把实事求是原则作为考虑问题的一个纬度”，完全可以。关键是，这种考虑不能演绎出“全息生物的学说”是伪科学，“是反动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与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本不相容的”。

即使从更高的“政治原则”出发，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实践证明，反伪科学并不如“晨报”所说，是“个人打假”。人家何祚庥院士自己就说：“这几年有一种风气，一看到有某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的发表，就问有什么来头——其实就是问有什么政治背景。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要我做这件事，因而没有什么来头。后来一想，我太老实了！……我反对伪科学的来头大不大，大得很！”（何祚庥：《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 15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

用行政支持的办法，反对没有被公认的科学观点，很不好，即使有时反对得正确，例如，反对水变油，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不是采用科学讨论的正常方法，而是把一个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不听对方的解释，总认为别人的理由不充足，不符合科学规范。而且，动不动就进行政治威慑。

按理，那些刚产生的、本来就不完善的“科学假说”，应该有个相当长的喘息期，现在，受到这样的打击，还能存活吗？

反伪斗士不懂什么宽容不宽容。他们以不违反常识，不违反公认的科学原理，作为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线，认定“违反常识”就是伪科学，就是诈骗，也不提供证据，二话不说，劈头就打，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对科学创新的打击、摧残和破坏。因为任何创新思想、开拓性的发现，都多少包含着反常识、反常见的因素。

让我们记住玻普尔的话：那种只把成果熟的、教科书中的理论当成科学，而把不成熟的假说当成非科学，是“对科学的危险，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文化的危险。”

这种文章还是不要转过来的好！

我要顶，一定要顶，不顶就对不起楼主辛勤发铁，不是我罗嗦，字打少了也发不出来

唉，这种帖子没什么人关注。自己顶。

我也帮忙顶。我反对一棒子打死。对待中医我并不主张其西医话，也不主张不改革。对于“伪”科学也是如此。其实这个“伪”字就需要定义。

算了吧，北大科学传播中心就是个反科学传播中心

OK，不要反伪科学了，

人体科学复辟吧，特异功能复辟吧，心灵感应也欣欣向荣了，永动机也转动了，水变油也不是梦了...

搞不懂LZ自己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纯粹的口水之争，还花那么多的笔墨，看着都觉得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