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1896年——中国共产party创始人之一陈潭秋诞辰

陈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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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1896-1943），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任社长。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参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国共产party。回汉后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2月发动与领导了武汉各工团学生组织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government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８月，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９月17日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在监狱中坚贞不屈，次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杀害。由于消息隔绝，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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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都是来自学堂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虽出现过毛泽东这样的军队统帅，却只有一人以战士之勇持枪作过战，火线负过伤，那就是来自武汉的代表陈潭秋。这位当初在绿茵场上身形矫健的记者，有着铁一般的意志，最后壮烈牺牲于天山脚下。

　　生平

　　■既是中英文俱佳的才子 又是绿茵场上的健将

　　■以教师身份主张剪发、读新书与女师学潮中的骨干相爱

　　陈潭秋，原名陈澄，潭秋为其字，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书香之家。他祖父中过举人，是当地名流，父辈家道中落，还有能力供他上新式小学，并到武昌入省立一中。因五哥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潭秋从小便受其革命思想影响。1914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

　　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英语，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party的发源地。

　　1920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

　　1921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分管组织。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女子师范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随后参加了共产party，并与陈潭秋相爱成为夫妻。

　　■中共召开“七大”时代表们不知他已牺牲 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1923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组织者之一，事后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

　　1924年秋潜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汉地委并担负领导。1927年7月武汉government反共，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转赴江西任省委书记，秘密配合南昌起义。

　　翌年他调任顺直省委（北方局）任组织部长，后曾到中央组织部协助周恩来工作，1930年又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书记。他到哈尔滨布置工作时被捕并受刑，坚不吐实，关押两年后获释。出狱回上海后，于1933年转移到中央苏区。他的妻子徐全直因分娩未能同行，随后被捕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陈潭秋到苏区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又转任中央临时government粮食人民委员（部长）。在反“围剿”斗争中筹足了军粮，保证了部队供应。1934年秋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任中央分局委员，翌年初率一部突围到闽西，途中作战负伤，赴上海治疗。7月又去苏联，入列宁学院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夏回延安途中，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勾结蒋介石反共，陈潭秋被扣押，1943年9月27日遇害。

　　从建party到牺牲，陈潭秋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party的负责人。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其功绩始终为party内同志怀念。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898年——国民party参谋总长、陆军一级上将陈诚出生

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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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

概述陈诚，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government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对稳定国民party在台统治作用甚大。陈诚是蒋中正的亲信，也是自黄埔成立后蒋中正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国民革命军内部由陈诚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明朝和今人都有同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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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party将军陈诚　　陈诚 (1898.1.4—1965.3.5)，汉族，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国民party副总裁，军事统帅。陈诚以18军为骨干建立了土木系，从而使他在黄埔系中地位举足轻重。陈诚不但是黄埔系骨干将领，而且处处模仿蒋介石，最终成长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才干要强于军事才干，施政台湾期间，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了台湾，通过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腾飞打下良好的基础。

　　 个人经历
　　陈诚于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个世代农家。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高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叔父陈一鹏，系前清贡生。母亲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八十五岁那年，寿终于台北。

　　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翌年，进了青田县高市小学。课余常和村里一班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他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象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常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良。距高市三华里许，有一名胜古迹石门洞，高峰插云，飞瀑奔泻，风物绮丽。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读书的地方。陈诚经常去那里游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伯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时，即为之神往。他则取了个“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伯温自勉。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他父亲只好改变初衷，让他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会两下子，特别喜欢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翻单杠还得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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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成。这时，陈诚已经二十岁了，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便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翌年，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了业。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他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了中国国民party。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

　　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的约束，径自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government，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刚刚步入军界的陈诚，获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称，觉得日后跟着蒋介石有奔头。正当他洋洋得意之际，突然接到家母的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当时，他很矛盾，既担心回乡治丧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思前顾后，还是请假回了老家。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山里老婆，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发击倒胡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胡旅歼灭。

　　9月，国民partygovernment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日，乘夜攻克苏州，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4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严重不愿随蒋倒行逆施，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他又前往谒严，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party，这样谁还敢干！”继又含着眼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的。”严慰勉他说：“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这时，严重正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陈诚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保荐，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任上海办事处主任，旋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合不来，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宫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侦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这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6月24日，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土日，陈诚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party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

　　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之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

　　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派附员石心志随肖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party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这年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量子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祥提出要推迟，说：“你同吴舜莲的离婚手续书还没办好呐。”于是，他将第十八军军部军需主任吴子奇，特地从南昌传动南京，代替其妹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友人调解，吴氏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欣然接受。他与谭祥结婚之后，感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party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party，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government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师长亦作了红军的俘虏。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为避免国民party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蒋，蒋介石也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便去与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携同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与陈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他听说十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party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party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耍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赣之东北与东南、及闽西北之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黎川。随即，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部属问他，现在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party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眼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party各省市party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party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看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说明此意。蒋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白崇禧副总长、黄季宽、王达夫等会商战斗序列。第二天，与熊天翼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问陈：“返京后，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说：“以分报为宜，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天翼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参见淞沪会战)。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party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party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奴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蒋的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一零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这时，左路日军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1934年──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少将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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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王晓棠】 【电影作品】 【获奖情况】 【相关内容】 【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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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王晓棠】　　王晓棠，电影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曾担任中共第十四大代表、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少将军衔。籍贯江苏南京。1934年1月4日生于河南开封，幼年时代随父母迁居重庆。因受家庭熏陶，从小就拜师学唱京剧。初中时已学会"铁弓缘"、"惊梦"等许多唱腔。1948年举家迁居杭州。次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中专，继续自学京剧。1952年参军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京剧团，次年调入总政话剧团。1958年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受冲击，复员到林场劳动6年，1975年平反。1984年起任导演。1988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92年9月起任厂长，后兼任party委书记，1998年8月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3年7月晋升少将。

　　王晓棠，第一次登上银幕是1955年拍摄的《神秘的旅伴》一片，片中扮演一个黎族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较为喜爱的电影演员。随后在《边寨烽火》一片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玛诺，1958年获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60年代初又成功地塑造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性格不同的金环、银环姐妹俩，再次显示她的表演技巧。还出演过的影片《海鹰》、《碧空雄师》、《鄂尔多斯风暴》、《英雄虎胆》，其中以不多的篇幅，塑造了具有性格气质的人物，展现出她的较强的塑造力。后又导演和编剧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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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棠出身于京剧演员，她在银幕上的表演保留了京剧演员眼睛的表现力强的长处，又要适应电影表演的生活化，对表演加以抑制，收敛，赋予充实的内心活动，使眼睛会说话，可又不过火，走样。曾有人称她是"全能演员"，因为她除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而且还会说地道的河南、杭州、四川、河北等地方言。周总理看过她用四川话演出的单人谐剧《卖电影票》，为之捧腹不止。可见她的艺术才华是何等的博学多才。

【电影作品】　　1955年《神秘的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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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边寨烽火》饰玛诺

　　1958年《英雄虎胆》

　　1958年《县委书记》

　　1958年《一日千里》

　　1959年《海鹰》

　　1961年《碧空雄师》

　　1962年《鄂尔多斯风暴》

　　1963年《野火春风斗古城》饰金环、银环

　　1977年《震》（未发行）

　　1982年《翔》饰蔡翩翩 兼导演、编剧

　　1986年《老乡》导演、编剧

　　1996年《追踪李国安》导演

　　2001年《芬芳誓言》导演、编剧

【获奖情况】　　1958年《边寨烽火》获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

　　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中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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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芬芳誓言》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

【相关内容】　　●傲视群芳，俏也争春

　　———集美丽和坚强于一身的将军明星 王晓棠

　　王晓棠曾说，她一生坎坷的经历足以写成一本书。

　　1934年，王晓棠出生于河南开封。抗战爆发后，随父母辗转入川，后又回到老家南

　　京，再迁杭州。

　　1952年，王晓棠从上海参军，先入总政京剧团，后调总政话剧团。

　　1955年，王晓棠被长春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她的第一部电影《神秘的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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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年春节，影片在全国公映。王晓棠一炮走红。观众们不仅记住了影片中的“小黎英”

　　，还传唱着影片中的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随后，王晓棠又在出演《边寨烽火》中

　　获得成功。

　　1958年，王晓棠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了一名专业电影演员，并开始了她电影生

　　涯中的旺盛时期。《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海鹰》里的玉芬、《野火春风斗古城》里

　　的金环、银环都成了那个年代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王晓棠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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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神”，深受观众的爱慕和喜欢。

　　在电影《英雄虎胆》中，王晓棠演反角，风头竟然盖过了主角。电影中她演的是国民party特务阿兰，王晓棠在影片内跳了一段当时闻所未闻的热情激昂的伦巴！苗条的身躯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舞会上特务阿兰勾引打入敌人内部的解放军...现代的年轻人一定纳闷：在这么好看的美人面前，解放军叔叔为什么就不动心呢？其实，据说，此片播出以后，当时的大街小巷就暗潮涌动，出现了许多偷偷学跳伦巴的青年男女。可以肯定的是，这股“地下流行”一反常态，是由男性发起并主导的...“中国第一女特务”的雅号，不胫而走。对此，崔永元说“老电影里只有女特务烫发，只有女特务有女性曲线。不只是女特务，其他反面人物形象也经常比正面人物容易流传，这可能是因为正面人物太拘谨、太模式化了吧。”....“我就敢说，如果把现在的艺术家放到当年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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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他们拍不出那么好的东西！”。

　　然而，正当王晓棠走红之时，“文革”来了。由于坚持说“建国17年文艺不是黑线专政”，她所有的影片均被否定。一夜之间，有关“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

　　1968年，王晓棠被“专政”，并被“勒令”交代“窝藏反革命大字报底稿”的“罪

　　行”。王晓棠一口回绝:“我不能诬陷别人，也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于是，钢丝鞭

　　、大木棍狠狠地打在她的身上。“专案组”的人还认为，一个娇嫩的女演员肯定一打就

　　会招。不料，王晓棠尽管遍体鳞伤，却始终只有两句话:“没有。”“不知道。”

　　一天，王晓棠从“专政队”干完活回家，发现门里地上有一封信:“大姐，我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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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俩都是工人，就在八一厂附近住。看见大姐干的活是苦的，身体是累的，我们特别心

　　疼。大姐演的电影我们都看过，听说您跟银环一样的坚强我们每月从工资里匀出一个人

　　的工资和粮票给大姐，大姐保养好身体，将来好为我们演更多的好电影。”

　　1969年12月，王晓棠由于“顽固不化”被“特殊复员”到北京远郊怀柔县。当地武

　　装部的人为了保护王晓棠，把她安排到北台上林场。王晓棠在这里落户6年之久。1974

　　年，王晓棠16岁的爱子，不幸得了肝炎，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病情不断恶化，几

　　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这一打击不啻五雷击顶，但这个“集美丽和坚强于一身”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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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没有被打倒，她心中更坚定一个信念:生命不息，一定要重返岗位，重回银幕!

　　1975年，王晓棠终于回到八一厂。从此，她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所挚爱的电影事业

　　中去。后来，王晓棠走上了导演岗位，执导了《大转折》、《大进军》、《较量》等一

　　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大片。 2001年王晓棠自编自导的《芬芳誓言》，再次荣获当年度《大众电影》 “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多才多艺的王晓棠，在演员、导演和行政这“人生三部曲”中，给自己画上了一个最漂亮的句号，可谓：“傲视群芳，俏也争春”。

【家属】　　王晓棠的丈夫叫言小朋，是京剧须生言菊朋的小儿子，也是八一厂的演员，于1992年病逝。他们的儿子降生于1956年。因为王晓棠觉得自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便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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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取名为“小群”。1963年江青准备把将军主演的电影《海鹰》改编为样板电影。在决定将军能否继续扮演玉芬这个角色时，江青气愤地说，“别人都说王晓棠漂亮，我看到她就有气。”一夜间王晓棠被赶到怀柔林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一呆就是6年。在此期间，小群因有病无人照管，永远离开了她。

　　有一个姐姐王幼棠，和妹妹王晚棠（早亡）。

　　妹妹嫁给山东大学教授夏铁汉，产有一女名王琴（现更名马丽）寄养给马月明先生和潘桂花女士，现就职于杭州市第四医院。与其丈夫周民产有一子周扬）（现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高中与王晓棠女士一样毕业于杭州市第十四中学。

1940年——中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籍华人高行健出生。

1976年——美国天文学家鲁道夫·闵可夫斯基逝世

鲁道夫·闵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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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道夫·闵可夫斯基

　　（Rudolph Minkowski，1895年5月28日—1976年1月4日），美籍德裔天文学家，著名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的侄子。

　　闵可夫斯基仔细研究了气体星云，发展了使用物端棱镜检测行星状星云的方法。他和美国天文学家沃尔特·巴德一起研究了超新星，根据光谱特征将它们分为I型超新星和II型超新星两大类。闵可夫斯基还仔细观测了蟹状星云。蟹状星云是位于金牛座的一团无定形的膨胀气体云。中国史书《宋会要》记载北宋钦天监对公元1054年7月天宫星附近超新星爆发事件的观测被认为是当今蟹状星云形成的根源，闵可夫斯基等人的观测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点。40年代末射电天文学兴起后，闵可夫斯基主要从事射电源新星和超新星的观测研究。他认证出强射电源仙后座A是超新星遗迹，天鹅座A是遥远的特殊超巨型椭圆星系，半人马座A是近距的特殊椭圆星系，从而表明它们是能量主要集中在无线电波段的射电星系。

　　闵可夫斯基自1935年起曾先后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和帕洛玛天文台工作，主持了帕洛玛天图计划。整个计划在1948年到1958年间，完成了一套包括1872幅蓝红双色照片在内的北天深空照相星图。1959年闵可夫斯基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61年，闵可夫斯基开始主持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射电天文实验室，直到1976年逝世。

1991年——中国台湾作家三毛上吊自杀身亡

2009年——谢月霞逝世，金钟影后，享年67岁

1771年

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率领下回归清朝

编辑词条 土尔扈特部
[编辑本段]一、土尔扈特部简介
　　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臣翁罕后裔。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不合﹐遂率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自成独立游牧部落﹐但仍不断与厄鲁特各部联系﹐并多次遣使向清朝government进表贡。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派出图理琛使团﹐途经俄国西伯利亚﹐两年后至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假道俄罗斯﹐历时三载﹐到达北京﹐向乾隆帝呈献贡品﹑方物﹑弓箭袋等。
　　土尔扈特人自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後﹐不断反抗沙皇俄国的侵略与奴役。17世纪60年代﹐俄国著名农民领袖拉辛领导顿河农民起义后﹐伏尔加河两岸土尔扈特人民纷起响应。17世纪末﹐土尔扈特著名首领阿玉奇汗率领部众积极支持巴什基尔人的起义。18世纪初﹐土尔扈特人民仍不断掀起武装起义﹐反抗沙俄在伏尔加流域的统治。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汗之曾孙)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率领部众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
　　清廷对土尔扈特部返归祖国的爱国正义行动十分重视。乾隆帝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和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宴请渥巴锡等首领﹐对其部众也给以牛羊粮食﹑衣裘庐帐。并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两篇﹐立碑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同时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其余大小首领也分别给予封爵。分土尔扈特为新﹑旧两部﹐旧土尔扈特由渥巴锡统领﹐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新土尔扈特由另一首领舍楞统领﹐分二旗。对土尔扈特部牧地也作了妥善安排。
[编辑本段]二、土尔扈特部落史（节选）
　　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government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government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government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government，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government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使俄国government毫无办法。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government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government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government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government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government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现在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government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government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government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government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government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government，俄国government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government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著《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government。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government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government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基督教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government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government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government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government，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government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government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基督教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government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government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government干涉，中国government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government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1896年
X射线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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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射线
    1896年1月5日，在柏林物理学会会议上展出了很多X射线的照片，同一天，维也纳《新闻报》也报道了发现X光的消息。这一伟大的发现立即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很快传遍全世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数百名科学家为此进行调查研究，一年之中就有上千篇关于X射线的论文问世。
    X射线是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在做一项试验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伦琴于1845年生于德国的伦内普。1869年，他获得苏黎世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在以后的19年中，他在多所大学工作过，赢得了优秀科学家的名誉。1888年起，伦琴任维尔兹堡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和院长。
    1895年11月8日，伦琴像往常一样，吃过午饭后又钻进了实验室，摆弄当时最奇特的光学仪器——真空的“克鲁克斯——希托夫管”。傍晚，当他再次接通用黑纸包住的管子的电源，以研究其产生的阴极射线时，偶然发现约两米远的凳子上出现一片亮光。原来，那儿放着一块做别的实验用的涂有铂氰化钡(一种荧光物质)的硬纸板。他觉得很奇怪，是什么原因使这原来并不发光的纸板发光了呢?他敏锐地猜测，很可能是管子发出的某种“东西”到达纸板，使铂氰钡发光，但不会是阴极射线，因为它仅能穿透几厘米的空气。于是他关闭电源，这时亮光消失，如此反复几次，证实了他的猜测。由于管子发出的“东西”性质不确定，伦琴就把这种现象命名为“X光”——X是数学上通常采用的未知数符号。1896年1月23日，维尔兹堡大学教授克里克尔称“X光”为“伦琴射线”。一项改变世界面貌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受这次偶然发现的激励，伦琴放下其他研究项目，集中精力调查X射线的特性。经研究他发现：X射线能使许多物质发光；X射线可以穿透不透光物质，他特别注意到，X射线能够透过他的肉体，只是为骨骼所阻，把手放在阴极射线管和荧光屏之间，能够在荧光屏上看到手骨的影子；X射线是直线，它与充电粒子束不同，不因磁场而折射……最后，伦琴以高超的实验技巧取得了9项关于X光重要性质的成果。由此可见，伦琴不是仅仅向荧光纸板方向看一眼就成为发现X光的巨人的，而是依靠敏锐的观察力、科学的预见力、准确的判断力、高超的实验力才成为杰出的科学家。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时，29封推荐信中就有17封集中推荐他。伦琴最终获得了第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1923年，伦琴在德国慕尼黑病逝，终年78岁。

　1900年

旧中国著名的私营棉纺织企业大生纱厂正式投产

　　1904年——京剧科班“喜连成”成立

1月5日1904年
京剧科班“喜连成”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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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子厚用三个儿子命名“喜连成”
　　牛子厚，名秉坤，字子厚。他的曾祖父牛金玉从山西逃荒到吉林，先是开荒种菜，后从开大车店起家，做起了生意。由于具有经商的头脑，生意越做越大。到了第四代传人牛子厚，牛家已经成为当时北方的四大家族之一。牛子厚喜欢戏曲，特别是京剧。他从十几岁开始，就学习笙、管、笛、萧和各种打击乐。人们说,他是“有眼的会吹，有弦的会拉，有板的会敲”。
　　那时候的戏园子，票友都可以上台表演，但有一次牛子厚想上台却被拒绝了，之后他就出钱修了一个戏园子，并从北京接来了以四喜班为主的戏班来吉林演出，并结识了京剧艺人叶春善，也就是后来著名京剧小生叶盛兰的父亲。
　　叶春善字鉴贞，原籍安徽省太湖县人。祖上原本挺富有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叶坤荣，是老嵩祝科班出身的花脸，在四喜班，与老生王久龄并称台柱。叶春善幼入小荣椿科班，工老生，与杨小楼、程继仙、郭际湘(水仙花)、郭春山等为师兄弟，出科后，曾搭四喜、福寿等班。他虽然本工老生，但旦净末丑的戏也会，兼通昆曲，可以说是六场通透。当时除了演戏以外，也教学生，而且稍有名气。
　　当时八国联军已经进了北京，好多艺人为生计开始弃艺从商，眼看京剧面临衰败。1901年牛子厚嘱托叶春善组织科班，但叶春善一直推辞。直到1904年叶春善才答应了牛子厚的恳请。因为牛子厚的三个儿子分别叫喜贵、连贵和成贵，于是将科班定名为“喜连成”，牛子厚为班主，叶春善任社长。
　　市面萧条“喜连成”变成“富连成
　　叶春善回到北京后，在北平琉璃厂西南园买了间房，收容了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开始教戏。并以“喜”字为这六个弟子取名为：雷喜福、武喜永、赵喜魁、赵喜贞、陆喜明与陆喜才，世称“六大弟子”。他则一边教学，一边做饭、拉煤当伙计维持生计。牛子厚自吉林汇来的开办费，叶春善也存在银号内，没有提用，直到后来徒弟多开销大了，才陆续取出了四百银元，一直用了一年多。
　　学生多了，叶春善一个人精力有限，就聘请了萧长华、宋起山、苏雨卿、唐宗成数位教师入社，科班也搬到了虎坊桥，就是现在纪晓岚故居的对面。到了1905年，第一科学生已经有五十多人了，这才在广和楼正式登台演唱，挑帘即红，每天满座，唱了一年，北平人士全知道有个“喜连成”科班。
　　1912年清末民国鼎革之交，市面萧条，牛子厚因家务纷繁，无法兼顾，打算把科班送与叶春善。叶坚决不肯接收，并介绍牛子厚将“喜连成”转让给外馆沈玉亭、沈仁山兄弟。沈家为社方还清了债务，增添了经费，并改社名为“富连成”。这时已经有两科学生按“喜”、“连”两个字排名了，所以从三科起，才排“富”字，以后就是“盛”、“世”、“元”、“韵”几个字。而到1948年第七科“韵”字辈，因时局巨变无力延续，富连成社停办。
　　写关书：天灾病疾各由天命
　　“富连成”的学生随时介绍，随时入学，但是刚一进去，并非就算正式学生，要由琴师们考察一个时期，看看他的嗓音、相貌、身材、资质是否聪颖，是不是有“戏料”。如果考察完毕，认为毫无可造之处，就通知介绍人领回去。如果认为还能造就，就由社方与其家长订立契约，俗称“写字”。
　　立契约时，家长与保证人同时出席，共同签署。契约内容大意为：“立关书人某某，今将某某，年若干岁，志愿投于某某名下为徒，学习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由某某师享受。无故禁止回家，亦不准中途退学，否则由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病疾，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立关书人某某画押，中保人某某画押，年月日吉立。”这个契约写在红纸折子上，外面写“关书大发”四个字，所以立契约也叫做“写关书”，从此，这个小孩就正式取得富连成社学生的资格。
　　学生入学以后，就开始“坐科”了。食宿衣帽鞋袜，完全由社方供应，每天还发少数点心钱，先由社长及教师按其体态、资质、容貌、嗓音，决定他应学生旦净丑哪一门。这是初步决定，大部分是继续学下去；也有少数改学另一门，叫“归工”，从此，就专学这一门到底。
　　不论学哪一门的学生，先练武功，要把腰腿练出武功根底来。初步先学跑龙套，然后开始学戏，由教师指定饰某剧中某角色，或正或配，全由教师决定。先把戏词背熟了，再上口，就是习学韵白，再学唱腔，再拉身段，排地位，完全精熟以后，开始响排(即有锣鼓，而不扮装)。等到教师认为可以彩排的时候，才能上台演唱。这就是“实授”。
　　排队去戏院绕开“红灯区
　　学生们每天六点就起床(如果前一天晚上有夜戏或堂会，则可晚起一会儿)，漱洗完毕，就开始练功。文行吊嗓子学戏，武行是练习武功，偶尔也合排一出戏。十点吃早饭，饭后就“上馆子”(即赴戏院演戏)，学生按身材矮高，排成一单行队伍，由管事人领导自社址步行至广和楼。在科班里叶春善非常看重道德教育。去广和楼演出，学生们必须走石头胡同，因为最近的路大栅栏当时是“红灯区”，对学生的影响很不好，所以科班规定绕着走。谁一旦做出了违背道德的事，就会受到很重的处罚。
　　到了广和楼就开始扮戏，十一点就“打通”(即是打开场锣鼓，要打完“三通”，才开始演戏)。然后开始演出，到下午六点，每场要演出八九出戏。学生演完戏后回社，稍事休息，即吃晚饭，饭后仍分文武两行用功，学戏，十点就寝。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年底封箱后休息几天外，天天如此。
　　学生们从开始上台演戏起，社方便给开“小份儿”(演一出戏的酬劳)。如果出科以后，还继续留社服务，则正式开“份儿”。富连成社自1907年开始就常在广和楼演出，也在广德楼演过，后在西城哈尔飞、东城吉祥园加演夜戏。到叶盛章挑班后，又在华乐长期演出。民国十九年起才偶尔开始出外，到天津春和大戏院演唱半个月，二十年又全班到天津演了一次。二十年以后陆续有富社的人到上海演出，但是没有全班去过。
　　最要：后台不得犯野蛮。闯祖师龛、銮驾、供器桌、斗殴、拉账桌、摔牙笏、砸戏台、捅人名牌、抡箱板等情形，一律罚办不贷。后台座位管理各有次序，不得乱扰。管事人坐账桌，催场人上下场，坐后场门旗包箱，生行坐二衣箱，贴行坐大衣箱，净行坐盔头箱，末行坐靴包箱，武行上下手坐把子箱，丑行座位不分。
　　最忌：后台不得坐箱口，大衣箱上不准睡觉，箱案不得坐人，不得两脚磕箱，上玉带不得白虎，后台不准幌旗。加官、财神、喜神，各脸不得仰面，戴脸不准照镜说话。戴王帽遇草王盔不得同箱并坐。扮关公、神佛角色须净身。后台不得张伞，不准奕棋，不准合掌等。

1914年
福特付给工人日薪5美元产量猛增

    1月5日。亨利-福特今天宣布将付给工人们每天最低5美元，并分享前一年1000万美元的利润，使企业界大吃一惊.          这位汽车巨头还透露福特汽车公司要改变现在的两班倒，每班9小时的工作制度，而将实行昼夜工作，三班倒，每班8小时的工作制度。这将提供几千人以上的就 业机会。
         这项新计划的另一方面规定任何人都不会被解雇，除非证明他是不忠诚或是工作效率不高者。任何一个人如果在一个部门工作不好可以给予在工作另一部门好好工作的机会。
         大约10%的工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不会得到任何红利。然而，所有的工人都会得到最低5美元的工资，甚至是扫地板的儿童。这项惹人注目的行动将影响到26000名雇员，其中大约有5000名现在正在底特律工厂工作，而其他人在世界各地的福特分厂工作。这个公司1914年的财务报表表明有3500多万美元资产和28万多美元的盈余。在今天宣布新计划的时候，一位福特公司的代表说：“我们相信，社会公道在国内开始了。我们想让那些帮助我们产生这一伟大制度并正在帮助保持它的那些人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成果。

1914年
福特付给工人日薪5美元产量猛增

        1月5日。亨利-福特今天宣布将付给工人们每天最低5美元，并分享前一年1000万美元的利润，使企业界大吃一惊.          这位汽车巨头还透露福特汽车公司要改变现在的两班倒，每班9小时的工作制度，而将实行昼夜工作，三班倒，每班8小时的工作制度。这将提供几千人以上的就 业机会。
         这项新计划的另一方面规定任何人都不会被解雇，除非证明他是不忠诚或是工作效率不高者。任何一个人如果在一个部门工作不好可以给予在工作另一部门好好工作的机会。
         大约10%的工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不会得到任何红利。然而，所有的工人都会得到最低5美元的工资，甚至是扫地板的儿童。这项惹人注目的行动将影响到26000名雇员，其中大约有5000名现在正在底特律工厂工作，而其他人在世界各地的福特分厂工作。这个公司1914年的财务报表表明有3500多万美元资产和28万多美元的盈余。在今天宣布新计划的时候，一位福特公司的代表说：“我们相信，社会公道在国内开始了。我们想让那些帮助我们产生这一伟大制度并正在帮助保持它的那些人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成果。

1919年
法西斯party--德国工人party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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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1月5日，法西斯party--德国工人party（1920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party）在慕尼黑成立。希特勒1919年9月加入德国工人party（后改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party），从事宣传工作。图为希特勒以慕尼黑代表的身份，出席国家社会主义者大会（有X记号者为希特勒）。

1919年
德国柏林工人总罢工并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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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克团与government军展开激烈枪战

        1919年1月4日，艾伯特government突然宣布罢免同情革命的左派独立社会民主party人艾赫戈伦伯林警察总监的职务。这一挑衅行为激起工人的极大愤慨。1月5日，柏林工人发动总罢工，有20万人参加，并举行武装起义。11日，government军政部长诺斯克率领反革命武装--志愿团冲入柏林。工人们浴血奋战，英勇抵抗， 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失败。1月15日， 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

1930年
斯大林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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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又一次教导俄国农民，使他们明白共产主义

到度是什么。他正式使俄国的农庄集体化，成立了农业合作社。

在这一制度下，土地、牲畜以及所有的农具都成了国营合作社的财产。农民可以

无偿使用由一个government官员管理的国家财产。农场的收益根据农民的劳动量和质量

进行分配，每户农民可以拥有一所房子、花园、牛棚和一头奶牛。他们可以出售

花园里种植的蔬菜，收入归自己所有。

斯大林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试验如果想获得成功，就得作出牺牲和维护法律。

西方经济的不景气状况使斯大林有一些时间来进行这种试验。

1930年
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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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party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毛泽东同志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但是，当时party内有“左”倾思想的人，仍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以林彪为代表的有悲观思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强敌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主张用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全国武装起义。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party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指出：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party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1928年底到1929年初，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三次“会剿”，好象很有力量，其实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十分露骨，军阀混战业已形成，实质上这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四、现实的客观情况是，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
　　毛泽东在信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信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这封信中，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1933年——金门大桥在旧金山湾开工

　　1942年

联合国推举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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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蒋介石在就职书上签字。     1942年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由此正式建立。    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征得英、荷government同意后，向蒋介石正式提议建立中国战区，设立统帅部，以便统一指挥中国战区的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境内作战的联合国军队，协调中国战区司令、印度军司令、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三总部之内的联系。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4日，联合国正式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建立统帅部。

　1945年——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