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破产记

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破产记

07-08-25 17:49  发表于：《蒋介石之研究》　分类：未分类

蒋介石退守台湾前，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不甘心王朝末日的来临，他要继续与共产party争夺人才。无论如何，也要做拼死一搏，于是即着手制定了孤注一掷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拉走胡适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尽管他本人对国民party似乎始终没有过好感。     这段时间共产party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共产party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     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旗开得胜，占了上风。 　 　两部长碰壁      在国民party“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party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陈序经任校长的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party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老蒋头撞车门框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张伯苓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过于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救中国于贫穷落后的人，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party考试院院长。但到南京履任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此间，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介石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千呼万唤没人理      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48年下半年，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一天，国民party教育部长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杭立武先取出一大叠银元和金圆券，让他尽快飞抵台湾。吴有训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告诉了吴有训。我地下party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住处也不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又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party中央电台广播时，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他怔住了：“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找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之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          “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party了”      1949年5月15日，一个身穿军装手持公文包的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晋见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蒋介石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召你来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     茅以升面露病容，为难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看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party了。”     茅以升从蒋介石处回到医院后，我地下party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件紧急工作，阻止汤恩伯在灭亡之前炸毁工厂。     就这样，从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书长，茅以升针对汤恩伯惧怕洋大人的弱点想了一条妙计。他利用上海市government秘书长的身份，在外国驻沪领事馆游说了一番，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盘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厂和国人工厂交错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烧，哪里分得清是谁的工厂，只得下令不得破坏上海工厂。     1949年6月，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破产了。据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party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百分之百地保存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作者：李永军 施祥云摘自《团结报》）

陈寅恪：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陈寅恪(音què)(1890—1969)，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四大导师”。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partygovernment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party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party和government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文革中惨遭迫害，预作挽夫人唐晓莹(筼赏)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集》则编辑整理和出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三联书店从二○○一至二○○二年陆续出齐的新版《陈寅恪集》。

      陈寅恪经历介绍：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下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流亡途中的工作条件惊人恶劣，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恪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上写文章。为了给他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羊，父女闲聊着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

　　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起首便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提出“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在那个年代是惊世骇俗的。

　　《论再生缘》完成了，但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他心境和志趣的隐喻。

　　1958年，陈寅恪已成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他说：“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

　　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言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他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也许，晚年的陈寅恪是以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那寂寞的心境。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4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的晚境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作“南开先生”。他在世的七十五年中，大部分时间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几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如1948年出任国民partygovernment的考试院长），使这位教育家添加了复杂成分，以至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而死。如此无奈的结局，乍看起来似属个人悲剧，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审时度势的功夫欠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矣。然倘深入探究，悲剧也许就不只属于张伯苓个人……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在此暂住的张伯苓已经七十四岁，在新中国他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盾之处颇不少。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赵光宸《张伯苓年谱》），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至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   


　　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government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party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见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其中写到：……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这篇悼文经过差不多三十年后方公开发表。   

　　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Hexie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party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也所在多有。   


　　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而他的晚年经历，固然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

蒋介石广播找吴有训……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翻检一些近现代以来的人物资料，其中大多数看后即忘，并不会挂在心上，但也有少数篇章却使人徒生感慨，难以释怀。前几天编了一篇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抢救大陆学人的文章，其中一则是写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先生的，当时看了心头一热，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打击了我，但随后也就像我所编过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放下了，谁知没几天，这篇文章里的情节却又像一块浮木一样从我的心头泛起，竟至于一连几天，耳朵里都回荡着中央广播电台寻找吴有训先生的声音：

1948年 5 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 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government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party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party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 1949 年5 月25 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party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共军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party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我们知道，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 1949 年10 月17 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 5 个月，共146 天。

我不知道吴先生当时蜗居在上海，每天听着他效命22 载的government败退时的召唤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我看到这里，内心竟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他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黄金、权力、美人而外，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文物是死去的知识，知识分子是活着的文物，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而一个政权尽管它的军队，它所仰赖的官僚体系已彻底朽坏，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但它在自顾尚且不暇之时，没有准备将它的知识人和祖先留下的宝贝丢给敌人和瓦砾，而是尽其可能地用飞机、用大炮护送到它的臂力能够保护到的地方，就说明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观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对文明的敬畏，对人类智慧凝结而成的死的活的文物的虔诚守望，而从本质上讲，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过诸天的上帝赋予人类的属灵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历经无数兵燹祸乱而文脉不断，才使得一个种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鲜血积淀下来的精神之花，没有彻底死在腐败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灯一样照耀着它的子孙。至少比那些在自诩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之时，反而大破"四旧"，将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全部斥责为"封资修"的政权更有教养，至少比那些江山稳固、政权在握之时，反而大搞"阳谋"，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关进牛棚，打入死牢，折磨得家破人亡的government更能说明对文明尊崇。

虽然我在三民主义的治下没有生活过一天，这个政权败退时我的父亲也只有两岁，但我对这个政权始终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它当然不是我理想中的充满了自由和民主的联邦制度，但它同时也不是赤裸裸的以暴政和谎言立国的极权政治。在我过于漫长的半辈子中间，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人世间极为黑暗的屠城惨剧后，我对这个混合了儒家忠孝节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统更是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民主没有雅量，独裁没有胆量"，这是一位服务于它的party国要人对它的精辟定义。此后一位熟谙西方政治思想的学者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的论述，也基本上概括了我这个以保守文化为务的读书人三十年来的观察。

以文章开头讲到的吴有训先生为例：146 天的电波召唤——请原谅，我几乎要说它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并没有挽回他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 载的government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政权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以大声赞颂为能事的郭沫若之下。

作为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第一个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吴有训的真正愿望是全面参与国家原子能的制造和开发。但在新政权看来，他只不过是一名同路人，不要说直接参与制造和开发，就是由他参与创建的一系列研究所都划归军事部门管辖，他昔日的学生，现在参与制造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进入了保密状态，谁也不肯向他透露有关数据以及重要的理论细节。可以想象，这对一名有着强烈创造欲和自尊心的科学家来说，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作为个人，他当然无法反抗这一套内外有别的制度。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机要，多做实事，吴有训产生了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入party，让party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家人"。果然，吴有训的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只隔了 3天，组织上就把吴有训的大女儿，正在北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工作的中共party员吴希如请去，对她说，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party非常重视并赞赏他的进步要求，但party认为，他继续留在party外，比入了party更能发挥作用。

1964年 10 月16 日下午，在罗布泊上空，突然划过一道明亮的闪电，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带着中国人饥馑的梦魇腾空升起。当晚，吴有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了这一消息。这的确是一条令当时许多中国人兴奋的消息。不过，与一般人比起来，吴的心里除了兴奋和喜悦之外，还多了一份失落和苦涩。从 1946 年制订"数理化中山计划"，到派赵忠尧、毕德显赴美参与加速器研究并购买器材，到自己亲赴美国考察研究，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数十年来，他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能亲自参与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但仅仅因为身份原因终于未能亲与其事。他安慰自己说，这颗原子弹差不多都是出自他的学生之手，是他的学生们替他圆了中国原子弹之梦。

在陪同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接见科研人员时，周恩来请他讲话。望着满堂熟悉的学生面孔，他讲话时竟脱口喊了一声——"同学们"，等他猛然意识到"不合时宜"，有点尴尬地改称"同志们"时，下面的"同学们"已然响起一片"嗤嗤"的笑声——吴先生潜意识中还以为讲话的地点是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里。

"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受到冲击，但他的许多科学同道都被圈进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1949 年以前的最重要伙伴叶企孙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攻，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终於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叠钱塞给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只是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去的路上，面对着满街的大喇叭，他有没有想起 20 年前那场持续146 天的广播？

最后一句是亮点

我的叔公茅以升二三事
作者: 茅青（茅以升的外侄孙女）
1950年时，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1958年4月，当时北京的各民主party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party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
叔公向叔婆交代隐情
解放初期，我的二叔公茅以升遇到的最大一件麻烦事就是私生活的曝光，这给茅以升晚年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据以升女儿茅于燕（即我的表姨）回忆：1950年时，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这给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权桂云是我叔公以升的外室，解放后，叔公曾经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他，权桂云当时只有25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权桂云却不愿意离开以升，以升内心当然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但以升从未想过抛弃结发妻子，以升与妻子也就是我的二叔婆戴传蕙感情一直很好。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以升不想让妻子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二叔婆隐瞒着。本来以为也许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后，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况。在公私生活完全不分的年代，是否交代自己的私生活问题已经上升至政治觉悟的层面。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诉妻子，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一来担心妻子难以接受，再次犯病，二来不知如何处理权桂云的去留。但向妻子交代已经迫在眉睫，不说不行了。
叔公以升在回忆录上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叔婆传蕙吐露隐情，但却总是找不到机会。一天，以升同妻子闲谈，妻子谈兴正浓，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传蕙说，外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男人难堪。她还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传蕙的话给以升带来一点信心。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也许会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实，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以升于是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尽管以升料到这一坦白会使妻子难过，但他却没想到妻子的反应异常强烈。他写道：“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在感情问题上说别人都很容易，轮到自己头上就会反应强烈，好似放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传蕙得知丈夫有外室的事情非常难过，这也在意料之中。在传蕙眼里，丈夫为人正直，对自己从无二心，夫妻二人的关系始终Hexie美满，她从未料到丈夫娶了二房。从此以后，传蕙心情一直不好。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都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因为她出生时，外婆已经生活在一种难言的痛苦之中。妻子的强烈反应使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着孩子们也将知情，亲戚朋友都将知情，个人的隐私将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旧社会本来比较宽容外室的存在。以升是19世纪出生的人，婚姻完全是父母安排的，结婚时年仅18岁，妻子常年多病，有外室的存在在当时也在情理当中。新中国要打破这些陋习，应该说是件好事情。但是新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尊重个人隐私的习惯和空间，也不给那些既成事实的家庭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方法，因此让很多家庭陷入痛苦和矛盾之中。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茅以升夫妇和三个儿女及孙子。后排左起：儿子茅于润、茅以升、长女茅于美。中排左起：妻子戴传蕙、幼女茅于燕。前排左起：外孙吕锡京、外孙女徐依协、外孙女吕锡春。摄于1956年。

经济学家茅于轼与伯父茅以升
叔公向组织交代“黑心”
叔公茅以升虽然是party外人士，但一直享受着高级干部的待遇。参加重要会议，经常出国访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升可以置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外。待遇是胡萝卜，政治运动是大棒，二者需要经常交替使用，才能使这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现在无party派人士可以当部长，说明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共产party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非常积极的转变。
1957年2月，作为人大常委的以升出席了国务院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这一演讲给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信号，大家以为将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空间。3月15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二届三次会议。政协本来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集中的地方，在组织的暗示下，人们大胆地畅所欲言，而以升只在会上讲了如何做好科普工作的发言。只是到5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学部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升提出了“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体制问题的建议”。建议中很婉转地提到了party政部门不要过多干预科技工作的问题。以升上述建议当时均没有被列为右派言论，不料到了1958年，他任职的铁道科学研究院开展批判他名位思想的全院运动，来势凶猛并且以批判以升一人为主，为时一个月之久。为什么1957年没有把他划为右派，而在1958年对他掀起批判，主要是因一次事件引起的。
事情从1958年4月说起，当时北京的各民主party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party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而颂扬party的部分叫做“红心”，不必再说。以升1957年曾提出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三、四条属于“黑心”，是向party的“进攻”，必须写交心材料。当时说好，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学社内不向外传，但是不久就传遍全国。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批判以升呢？很明显，茅以升是一个party外人士，一位科技专家，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岂非大逆不道！研究院又向九三学社要了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学社不敢不交出来。铁道科学研究院看见这些“黑心”材料，觉得更是掌握了以升一片“黑心”的证据，于是对他的批判更多，最多达到五百张大字报。各单位的小组每天到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内的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6月底检讨才过关，运动方告一段落。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以升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压抑的时光。当时猜测，由于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放他一马，但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将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打成了右派。此外，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现在知道，当年众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片“红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party对国家抱着炽热的感情，当时有些人可能因为红心过热了，所以心被烧焦了。
反右运动使以升心力交瘁，也使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传蕙曾经在以升造桥期间因担忧而患忧郁症，1957年的政治运动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多来劝慰，风暴总算过去。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革”爆发了。
叔婆受惊吓而突发心脏病
“文革”刚开始不久，我二叔婆戴传蕙因恐慌受惊吓，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即我的表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革”期间，父亲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受过好几次批斗，大字报上罗织的“罪名”更不必说了。母亲日日担心他的安危。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到院内上班，进了大门就被在颈子上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幸而没有去外面大街上。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许他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后再回家，这就是相当宽容了。母亲每天早上送父亲出门，心中担心他晚上不一定能回家。因为那时很多人上班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时母亲听见街上打砸抢和抄家的事情很多，就同父亲商量，主动把自己住房的正房三间房腾出来，两人同住在厨房旁的一间小间里，带了一只装些换洗衣服的旧皮箱，放在床下。然后写了一份声明要把家中三间宿舍交公，另外家具、书籍，连同一切家用杂物也开出几张清单，准备上交。父亲对我说：“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间啊。”这期间，家家都有点“事”，谁也不敢和谁来往，更不敢打电话。等到稍好一点的时候，我悄悄地回家探望，见两位老人在厨房旁小屋住着，看到家中书籍杂物凌乱不堪的样子十分辛酸，倏然之间，我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1967年1月13日中午，我刚刚回家，家人就告诉我当天清晨母亲遽然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就在前几天，我回父母家探望，她虽然患有肺气肿心脏病，但还是每天起床料理家务，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当时家中只有父亲和一个老保姆在旁。我和四妹于燕两家人赶到，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冰冷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跪在她床边，久久不能站立。父亲对我们说，12日晚上，母亲还好好的，正好这晚有她上海一个娘家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母亲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后来声音又静下来了，保姆说是抄了隔壁人家，把被褥都抢走了。母亲同邻居关系很好，听了又为人家着急。父亲说，他看见母亲那样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看她睡着了。清晨父亲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见母亲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等到车来，医生从车上下来诊视，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父亲说着，泪如雨下，我们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我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是我们与母亲同住的最后之夜。以后，父亲把母亲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自从母亲离开我们，我们姐妹下乡，下干校，我们下一代又是知识青年插队或去兵团，奔赴五湖四海了，一个团圆的大家庭，人员四散，有如断了线的珠子，再也穿不成串了。人世沧桑，一家人也零零散散，难以再享受融融团聚之乐了。”
以升为传蕙写下的悼词是：一世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而在《蕙君年谱》中写下了对妻子一生的评语：外宁内忧，似福多难。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运动稍有平息，对叔公茅以升的批斗已经停止。据以升同院的干部张惠生回忆：在红卫兵对以升批斗期间，一天，因为日本首相访华，点名要见茅以升，周恩来问下面的人，茅以升最近怎么样，下面人一调查才知道以升正在挨斗，周恩来于是向以升所在单位发了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茅以升同志的人身安全，保证不能妨碍茅以升同志的正常活动。”据以升当年的同事回忆，当时造反派曾想从以升留学美国时写的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中找到一些反动证据，但读了数日，一字没看懂，最后只好作罢。
1968年到1970年间，以升频繁地接待外调人员，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很多外调人员。这些人要他揭发过去认识的人的所谓“问题”，这对他非常困难。外调人员就像业余情报人员，或者说业余侦探家，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些所谓线索，以期给那些被调查的人罗织罪名。以升不敢怠慢那些外调人员，但他坚持说实话。他的记忆力很好，他会把他认识和接触过的人和事连细节都想起来，从不会无中生有。三年的时间，以升全部精力几乎就在应付这种调查中耗尽了。
——选自家族文学 《我们家的人和事儿》，江苏文艺出版社近日隆重推出

回复 5# 開信光電

他们说的都是反话

他们都内涵帝~

为民请命的余秋雨大师，德才兼备，才色兼备的新时代中华文化大师

大师最亲密的战友诗人王兆山同志~

勿忘在莒

回复 12# dragon88


   

独立独行傅斯年：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作者：杨开亮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受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他的老师胡适希望傅斯年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受其影响，回到书斋。1919年夏，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government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述颇丰，世存《傅孟真先生集》。

　　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partygovernment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government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点像孔子，可他学而优则“不”仕；又觉得有点像庄子，可他忧国忧民并不逍遥。所以，我觉得傅斯年是一个融合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联合体，一半是孔子，一半是庄子，忧患中坚守逍遥，逍遥中不忘忧患。站到这个层面上来解读傅斯年，虽不中亦不远矣。

　　翘着二郎腿和蒋介石说话

　　傅斯年才华横溢，又恃才自傲，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好在蒋介石惺惺相惜，对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为理解，所以从不放在心上，对傅斯年一直关爱有加。蒋介石经常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不仅从不不计较，反而非常欣赏傅斯年的率性倜傥，一心把傅斯年拉入government当官。但傅斯年的宗旨是“参政而不从政”，蒋介石给的官，他坚辞不受。

　　以傅斯年的学术地位和声望，他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连续四届被推选为参政员，并多次担任“驻会委员”。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打算在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钦点傅斯年，认为“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陈布雷发动人做工作，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凭说客说得天花乱坠，傅斯年就是不为所动。情急之下，蒋介石亲自召见傅斯年，详陈利害，劝其接受任命，傅还是力辞不允。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government，于government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又写信给陈布雷，请他向蒋进言，别再拉他当官。

　　蒋介石看傅斯年决心如此坚决，遂放弃了自己的初衷，转而想拉胡适进入government，并希望傅斯能以师生之谊说服胡适，结果傅斯年也同样反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两人一旦加入government，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government，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从政做官的念头。

　　当时，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进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government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终不为心动。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government，无法奋斗也。”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与其入government，不如组party；与其组party，不如办报。”

　　从这段话中可以揣摩到傅斯年的心迹：既要参知政事，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既要发挥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作用，又要不被案牍劳形的官衙束缚，以此保持知识分子的自由批判精神，并使评判的影响力达到最大化。正因如此，傅斯年一生不party、不宦。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决不入party的气节，连一向目中无人的李敖也倍加赞赏：“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party。他不但不加入国民party，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party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party吃掉，不被国民party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party也不做共产party，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老友罗家伦曾这样评价傅斯年：“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可谓知音之论。

　　清廉自律又侠肝义胆

　　傅斯年的“贫于财”，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这与当时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数职，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及人脉资源，只要心眼儿稍微活一点，保障全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这些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当时竟成为真实。

　　整个抗战期间，傅斯年既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又是中研院的代理总干事，集人权、财权、物权于一手，同时他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虽然傅斯年自嘲自己的职业是「非官非学」，但其特殊的身份和角色足以改善拮据的生存环境。但傅斯年抱守名节，认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恪守职责，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

　　在艰苦抗战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开门七件事”发愁。当时，尽管government给教授们发放平价米贷金、教员奖助金、学术研究补助费等款项，但这种津贴同物价的涨幅相比，则如杯水车薪，根本于事无补。如1943年发给每个教授的350元津贴，只相当于战前的一元。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使许多教授的家庭生活陷入困顿，生计艰难可想而知。傅斯年在写给夫人俞大彩的家信中，字里行间表露出的惆怅和无奈，是他“贫于财”的真实写照。然而，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俭朴自持，绝不中饱私囊，以兼职身分拿两份薪水，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生计艰难如是，汉学家费正清见证了当时教授们捉襟见肘、囊中羞涩的窘况。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亲眼目睹战争期间傅斯年和大后方的其他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枝自来水笔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们一年的薪水。

　　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自律，却是空谷足音，凸显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风格和操守品格。

　　傅斯年严于律己，却乐于助人，遇到身处困境的学者总要设法接济。虽然他自己从不求人，但当他了解到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困窘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请求给予紧急救助，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音非常感动，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循私”。

　　当然，傅斯年的救助并非随心所欲，相反，原则性极强。本来，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按规定到四川李庄报到，即可领取一笔研究津贴。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在川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也不能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陈言，自己的办事原则是：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的为人处事原则。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内眷无人照应，拟将其送到老家绩溪。傅斯年表示，胡适可以把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适真的把太太交给傅斯年“托管”了。在傅斯年台大校长宿舍，住着胡太太、傅的侄儿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个人共同生活了好长一段清苦的日子……

　　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性情耿直，口无遮拦，人称傅大炮。炮筒所指，所向披靡。这位炮筒子最辉煌的战绩是曾经扳倒了两任行政院长。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partygovernment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国民party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

　　傅斯年的“炮口”直指国内腐败不堪的贪官污吏。体胖的傅斯年曾说自己“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此话并非虚言，他的“伟大的动量”压倒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government曾向中国government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情汹涌，满城风雨。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顺势引导：“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蒋介石再无言语。傅斯年的穷追猛打，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既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矛头所向直指蒋介石：“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两位皇亲国戚先后落马，由此可以领略当时舆论监督的力量和知识分子讲话的分量。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傅斯年在那个年代发出的洪钟般声响，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孔、宋是蒋介石的姻亲，蒋委以重任，傅大炮居然敢于开火，这种奋不顾身敢作敢为的精神和魄力，受到朝野上下赞誉。但在傅斯年看来，自己的言行只不过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写信给胡适解释是：“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应努力做到“无惭于前贤典型”。傅斯年几次拒绝到国民partygovernment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正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government的自由。

　　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傅斯年的“炮口”不仅对着国内腐败不堪的贪官污吏，还指向侵略者和日伪汉奸。

　　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傅斯年发表了讨伐“倭寇”的檄文，《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government与对日外交》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对国民party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并予以严厉抨击。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校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傅斯年说，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就是胡适先生。我答应先在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他并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要为胡适扫清道路。作为学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适这样的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从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节期舍不得离开北平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全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理。傅斯年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将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全部开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汉、贼不两立”的主张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员。他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次日《新民报》作了详细报道，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声震屋瓦》。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

　　正是这种外露且不知收敛的性格,使傅斯年受到不少人的嫉恨和诋毁。胡适所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傅斯年一贯出言无忌，得罪的人也多，自然更易遭到攻击。傅斯年追随国民party到了台湾，但他用一生的言行证明，他是一个独立独行的有良知和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绝非阿谀奉承之徒，苟且偷安之辈。傅斯年说过，“我拥护government，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government。”而傅斯年在史学界、文化界、教育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能因其具体的政治立场而抹杀。

　　傅斯年在做人上口碑不俗。对朋友的侠义更是有口皆碑。

　　抗战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与陈寅恪同住一栋楼。那时，敌机常来轰炸，警报一响，大家都是从楼上往下跑，而傅斯年是从楼下往上跑，他在舍身保护一个“国宝”。所以，每当听到空袭警报，他的第一反应是跑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再一同进防空洞。
  
傅斯年与“抢救学人计划”

　　1948年，国共战事日趋明朗，国民party退守台湾已成定局。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他希望把“国家的大脑”搬到台湾。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人才重视。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此间，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留下一句话：给先生留一架飞机，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都是的知名的专家教授，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胡适、杨振声、罗常培等。

　　按照傅斯年的计划，专机往来于南京与北平接送教授，但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甚至有一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有相当一部分学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行。傅斯年长吁短叹，仿佛若有所失。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长吁短叹，也是千古一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他们似乎已经预测到文人命运的未来走向。罗隆基们等55万人被一网打尽，中国精英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老舍们投湖，胡风们入狱，傅雷、剪伯赞等各携妻引颈，沈从文们封笔，梁漱溟、马寅初们被批，钱伟长扫厕，艾青、王蒙们流放……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向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虽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可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举家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陈序经派出一位与陈寅恪一家熟识的得力秘书卢华焕前往迎接。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

　　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抢救大陆学人，如在北京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等，特别是极力电催岭南大学的陈寅恪赴台，但终未成功。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傅斯年身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保护人才，爱护人才，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苍天可鉴。

　　学生就像我的孩子

　　傅斯年的真性情，不仅表现在对学者的珍爱，也体现在对学子的殷殷之情。直到今天，我们重温他的事迹、思想和人格魅力，仍会被深深地打动，为他的正直和勇气所感动。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party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爱护学生，自然也受到学生爱戴。1950年12月20日，他受邀来到“省参议会”，回答完“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后，刚走了发言台，只说了一声“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溢血，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无力，傅斯年走了。消息传出，整个台大都沉浸在悲痛中。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斯年校长去世了。”李万居国语说得不标准，“去世”被一些记者听成“气死”。

　　消息传来，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横幅，围堵省参议会，强烈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当时天下大雨，学生在冷雨凄风中，力喊揪出“气死”校长的元凶。

　　校长「气死」掀起的这场风波，证明台大学子对傅校长之钟爱何其之深。

　　逝者长已矣

　　傅斯年倒下了。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

　　海峡阻滞，咫尺天涯，后世子嗣，不知其详，唯惜世上再无傅斯年矣。

　　胡适曾这样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胡适作为傅斯年老师，评价是否中肯，见人见智，但谁又能比胡适更了解自己的学生？

民国牛人：敢飞踹蒋介石的硬骨头文人刘文典

他曾当面与蒋介石拍桌对骂，当面讽刺贬低沈从文不配做教授，还说不认识写《激流三部曲》的巴金为何许人也。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的他，也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一代学术大师。

　　此人名为刘文典，安徽合肥人，字叔雅。17岁时考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得到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于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回国，在上海于佑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再度赴日本，加入中华革命party，并任孙中山的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校长，两年后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

　　除从事教学工作外，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government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刘文典性情孤傲、怪僻，对新文学一直心存芥蒂，鄙薄新文学家，且自视甚高。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次跑空袭警报时，教《庄子》和《文选》的刘文典拔腿就跑，沈从文也忙着逃跑。突然，刘文典止住了脚，怒声喝斥道：“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沈在当时资历尚且，再说本身就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所以就没有搭理他，一边跑开了。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她还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时，他也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当时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其返。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party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party。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在监狱里关押了七天。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后一直在云南大学授课讲学。刘文典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晓英、德、日多国文字。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

杨开亮：民国教授的风骨

同为橘，逾淮而变枳，地气使然；同为人，逾时而变质，时事使然。人生一世，风骨为重，风骨源于骨气，骨气出自骨头，肾主骨生髓，一个被抽掉了骨头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势已去的宫廷阉人，焉来风骨？故前者成为犬儒，后者统称太监。犬儒与太监的共性是，没有是非，只有利益，忠于主子的是这类人，摇身一变陷害主子的也是这类人。一个连人格都不要的人，还奢望他能对其主子忠贞不二从一而终？崇祯帝危难时，想召集一次御前会议，而莅临者只崇祯一人。那些每天三呼万岁的文武大臣哪里去了？那些每日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哪里去了？那些誓死捍卫皇上的太监哪里去了？崇祯如梦初醒，泪如雨下，对家人也是对自己仰天长叹：愿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可怜袁崇焕们剐的剐跑的跑，剩下一堆软溜溜的糊涂蛋怎能撑起大明万里江山？
没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组合的国度，永远是脆弱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就是风骨，就是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鲁迅是铜豌豆，毛泽东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岂止鲁迅，经历过五四精神历练的民国教授们又有几个是吃软饭的？那是真正的教授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民主的教授，也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party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傅斯年一生不party，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傅斯年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government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government。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government，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government，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partygovernment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责任，直言国民party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傅斯年弹劾孔祥熙时，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对傅斯年的骨气，连一向目空一切的李敖也赞誉有加：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party。他不但不加入国民party，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party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party吃掉，不被国民party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party也不做共产party。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还有一位教授叫刘文典。刘文典因跟蒋介石拍桌叫板而名噪当时。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正像美国的学校拒绝奥巴马演讲一样，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也是独立的。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对此刘文典的解释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安徽大学闹学潮时，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通知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声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如入无人之境，对蒋介石视而不见。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傲然应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party员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party。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拍案而起："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遂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押。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party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蒋和国民party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授《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教授们的人格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没有人去拍马逢迎，他们宁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抛弃地位以保持尊严。学者傅国涌提供的张奚若教授"要蒋介石滚蛋"的事例，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议员，有一次开会时，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party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当局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一时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真正的尊严来自学者的骨气。
如果说张奚若的不合作是为尊严而战，那么，柳诒征教授的言论则是为国家而战。柳诒征教授训斥government官员："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做民主国家的官吏"！
柳诒征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抗战胜利后，柳诒征当选为江苏省参议员，凡与国计民生有关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参议会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厅长均列席被质询。会上，教育厅长为一件事指责参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征当即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参议员时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
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如木鸡，而全场则掌声雷动。
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他与蒋介石的一段恩怨，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铮铮铁骨。马寅初教授有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抗战期间，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party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partygovernment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走笔至此，顿生万端感慨。时移世易，对比之下，无论学识品格，还是胆识风骨，今之曰教授者，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

胡适、郭沫若做人之比较

也许是都为《新青年》撰稿的缘故，人们常常把胡适与鲁迅相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朱学勤的说法：“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似乎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来越感到，胡适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们都是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学大师，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胡适出生于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适1962年死于台湾，郭1978年死于大陆。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哲学；郭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在创作上，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郭出版了有影响的诗集《女神》；胡适有独幕剧《终身大事》，郭则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蔡文姬》；在学术上，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郭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们不但都能创作，而且都能翻译，还都是学术界的领导者。1949年之后，郭一直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胡适则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点相似的是，他们都和最高统治者有较为密切的来往，这一点是鲁迅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显示出了个性的不同。如果说郭在创作上有时要胜胡适一筹，在做人上胡适则胜郭不止一筹。
　　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go-vern-ment，他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他主张专家治国，反对蒋介石的“军人治party”。他曾在1932年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意在要蒋介石去人治，讲法治，当好总导演，不必事必躬亲，以制度之优越，无为而治天下。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但他却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做一个诤友、诤臣比在go-vern-ment中说话更方便。因此，汪精卫让他当教育部长他不干，蒋介石让他当考试院院长他坚辞不就，只是留恋北大和他的学术。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机会，包括行政院长直至总统，但他都放弃了。只是在抗战时为了共赴国难不得已当了驻美大使，当完之后，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经注》研究。当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战争时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go-vern-ment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还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还没列在里面。郭也不是没有推辞过官职。那是在1938年，陈诚任政治部主任，让他当第三厅厅长，他看给他安排了复兴社的人当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组织大纲〉中看到“一个主义、一个go-vern-ment、一个领袖”的提法，就怪陈诚不尊重他，跑到长沙躲了起来。后来周彪、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几十年来的文艺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时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番讲话为Mao.ZD发动文化大革命及时提供了理由，经Mao.ZD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至今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能把这些话背下来，可见影响多么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统治者也还罢了，他竟然连最高统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知郭老在念这些句子时是否有些难为情。即使当时风黑浪恶，他不去这样谄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他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到底哪个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许，激进的人容易变得保守，狂热的人容易变得冷漠。可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掉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的人。寒风刺骨的严冬，大地一片肃杀，这并不奇怪。
　　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可郭的所作所为，有时超过了保护自己的范畴。在这些问题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绝名利的诱惑，在高压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于名利，拍马逢迎，甚至为虎作伥。
　　在高压下，人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我们不必谄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可惜郭有时竟没守住这个底线。
　　尽管他和Mao.ZD有过诗词唱和，可在人格上他与唱和者并不平等。在所有的史传中，没有看到他对Mao.ZD劝戒的记载。相反，Mao.ZD一点点对他不满的表示，都让他战战兢兢。郭曾对秦始皇写过批评文章，题目叫《十批判书》，后来，毛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在这一点上，胡适与他完全不同。在关于胡适的传记中，屡有对蒋介石劝戒的记载。有时甚至当大家的面反驳蒋介石的话。说起来，蒋介石对胡适是够器重的，经常请他共进晚餐，几次提名让他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最高统治者如此厚爱，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缴械，在人身上完全投***了。可胡适没有，他自始至终，保持了他自由主义的高贵品格。在为蒋介石70寿辰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4月10日，台湾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蒋介石到会赞扬胡适品德高尚，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对此可能会感激涕零，回敬无数好话。可胡适似乎不明白这些礼数，当面反驳了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份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没有一丝谄媚，没有一点吹捧，甚至连官场上的应酬话都没有，只是依照自己的心愿讲自己想说的话。据说，听了这些话，蒋介石怫然变色，别人也都目瞪口呆。
　　按理来说，蒋介石对他如此高看，他应感恩戴德，对蒋介石的错处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觉得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淆，对总统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party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这样的话，郭沫若不要说不敢说，他恐怕连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被人抓走，当晚他和周总理在宴会上见面，他连这件事都没敢提。结果，第四天，他的儿子被整死了。同样，胡适的儿子在胡适离开大陆后，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听说，蒋经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两个人的行为所以如此不同，与他们接受的思想影响有关。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思想，而郭沫若头脑中更多的是中国明君圣主的东西。所以，遇到Mao.ZD这样军事、文学上出众的人物，他便相信自己遇到了古往今来难得一遇的明君圣主，不禁要顶礼膜拜。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压力和个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许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同。
　　胡适一直将自己视为统治者的诤友、诤臣，并不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头衔。他对最高统治者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甚至俯视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内心中，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由于对统治者的无所求，他想说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及统治者的喜怒哀乐，也不用看他们脸色行事。你赏我官位，我可以拒绝。我不削尖脑袋奔着当官，凭学问一样吃饭，不必受制于你。这时，如果说统治者两句好话，统治者就像小孩受到老师表扬一样高兴。
　　而郭沫若从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对Mao.ZD采取一种仰视的角度。他对毛五体投地，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Mao.ZD也会犯错误。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权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将感情与原则混在一起，总是诚惶诚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发动的历次运动，它都紧紧跟随，从反胡风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时甚至比发动都走得还远。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大风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当作杜是大地主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对毛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处处看毛的脸色行事，从不敢有丝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没有觉悟。他病重期间，还把家人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这段遗嘱，可以解释他一生中的行为。盲目的信仰铸成了他晚年的悲剧，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现在回头看两位大师，胡适始终是一个人，在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失去尊严，形象越来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虽然很高，却显得像个侏儒，有时竟然像个小丑，想起他写〈女神〉和〈屈原〉时的风姿，实在叫我们这些晚辈心里难过。
　　总结两位大师的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谁，不必仰视；无论什么时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权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赵映林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威武不能屈，在强权甚至淫威面前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一是贫贱不能移，或不为高官权势所诱，或不为金钱所诱，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骨气和底气”凭借的根本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究竟何在呢？
   
    一
   
    30 年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party，宋氏兄妹孔家财”的说法，说明在国民party政权中，孔祥熙家族是最有钱的。而孔的钱主要来自他从政以后。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government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等要职。孔氏夫妻深谙敛财之道，孔祥熙家族的巨额财富来得并不光明正大。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government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向中国government提供$5亿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正是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伙同部里的官员、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等人上下其手，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将蒋介石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使得驱孔的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宋还纵容部下以“接收”为名，大发“接收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女子，“五子登科”，闹得民怨沸腾。在用人方面，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傅斯年的大炮脾气又上来了，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刊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历数宋子文的丑行后指出：“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像这样的人应该“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这两位皇亲国戚也不能免责，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平时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到1948年，傅斯年眼见国民party越来越腐败，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partygovernment是一堆大粪，蒋介石也未“修理”过傅斯年，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12月发表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且信任有加。
    至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与自己的学生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反对party化教育。国民party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partyparty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唯独中国公学在胡适主持下既不挂国民partyparty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在抵制party化教育的同时，胡适完全继承了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办刊物、办壁报、举办演讲会。一时之间，中国公学学风大变，学术风气自由，任何言论都可以发表。笔者曾将胡适在大陆对蒋的批评归纳为“五个第一”：第一个掀起讨伐国民party忽视人权的大讨论、第一个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第一个当面批评国民party政治不清明、第一个批评蒋介石发起的“新式生活运动”、第一个当面批评蒋介石控制言论自由。说胡适等人是小骂大帮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着“领袖”之面出言顶撞、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言辞尖锐，内心如没有一种历史理念是做不到的。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特地邀请北大教授熊十力参加生日宴会，这是很大的面子。那天，在蒋介石的生日宴会上，government中的达官贵人，纷纷争先恐后向蒋介石献媚，丑态百出。熊十力十分鄙视，挥毫写下一首打油诗。全诗如下：
    脖子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篦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将这首每况日下的楼梯式诗写好后，大笑而去。蒋介石见了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只好听任熊十力离去。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了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party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对国民party倒行逆施的不满。他要揭露和讽刺国民partygovernment的黑暗统治，一连多日，于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问他：“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他有意地大声回答说：“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惹得不少围观者频频颌首。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其口述回忆录《上学记》中说到，自己的一个姐姐(三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又是地下party，在游行中被抓。两天后，他的父亲收到校长蒋梦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出来。果然，没有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是国统区民主堡垒。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后学校召集了一个大会，蒋梦麟和梅贻琦都来了。梅主持大会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这就是那时候大学校长的态度。
    西南联大学生这次上街示威游行，与吴晗有一点关联。当时，吴晗正在西南联大执教，在课堂上，他说，南宋government腐败，是朝廷中以宰相贾似道为首的官员们斗蟋蟀成风，玩物丧志，葬送了南宋。所以，贾似道被人称为蟋蟀宰相，没想到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指香港沦陷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家人用国民party最后一架飞机运家人、洋狗，而置诸多文化名人于不顾的事)，历史常有相像之处。当学生们问到这个“飞狗院长”是谁时，吴晗高声道：“孔祥熙院长！”吴晗这句话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怒火，几天之后，示威游行爆发了。当蒋介石以吴煽动学生闹事为由派人来抓吴晗时，却被云南省主席龙云挡驾了。以至于学生们打起了这样的牌子：“打倒孔院长，拥护龙主席”。吴晗毛发未损。就笔者手头上的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具有正义感的教授没有不在课堂上批评、抨击，直至大骂国民party的。建国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国民party是被民主party派、知识分子骂垮的。所以，日后的取消知识分子所办刊物、报纸，上下保持一致，不是没有由来的。只不过这是从另一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经验而导致如此罢了。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party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针对性地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他说：“government对发国难财者应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人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戒。”这个矛头是直接指向孔、宋家族的。于是就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可以把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如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行，经费不成问题。马寅初自然明白他们的伎俩，遂发表“严正声明”：
    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partygovernment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一九三八年于重庆
    此后不久，马寅初到重庆大学担任经济学院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在高校任职，于是马寅初有了抨击国民party的更大平台。对马寅初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立场，蒋介石在无可奈何之下，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蒋介石要重大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来见他，蒋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怕碰钉子，就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这个消息，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蒋介石虽生气，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不去见蒋介石。
   
    二
   
    上面说的基本是第一种情况，下面说第二种情况。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party籍的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party，遭邹鲁拒绝。
    章太炎不满袁世凯篡权，四处揭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戳到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遂以party务相商为名，将章太炎骗进京，软禁在前门共和party总部。见到袁世凯派来的宪兵后，章氏挥动手杖，宪兵被他追得抱头逃窜。袁世凯一看不行就改用软的一招——收买，派人给章太炎送去500大洋，这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章太炎起初默不作声，等来人将钱全部放在桌上后，他突然起身大把大把地抓起洋钱向来人劈头盖脸猛掷过去，来人吓得一溜烟跑了。袁世凯又给章太炎颁发“勋二位”。孰料章太炎手执折扇，把袁世凯授予他的勋章作扇坠，来到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袁世凯一听“章疯子”找上门来了，不想自讨没趣，就将章“晾”在那里。章太炎左等右等，袁世凯还不来，他就开骂了，还抡起手杖将接待室的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只得谎称要见他，将章太炎拉到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可章氏始终不低头。袁世凯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因为章太炎名气太大，袁世凯不得不有所顾忌。
    1923 年4月初，北洋government又颁发一批勋位，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刊》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勋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请government收了回去罢。”
    抗日战争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来到美国读书，仅学费一年就得2000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大量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给胡适汇了3000美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胡适岂会要？于是悉数退回。
    抗战爆发，陈独秀出狱，客居重庆江津，贫病交加，出卖一点尊严，高官厚禄即刻唾手可得。他的学生、同乡、朋友占据要津者众多，包括国民party内的一些元老、官僚，在前来拜访时送些赆仪，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一概婉言谢绝。罗家伦、傅斯年送钱给他，他坚决不收。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5000元，陈独秀一概拒之。
    而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也没有忘记老友，考虑到陈独秀在国内的处境，胡适为陈独秀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并请他到美国去写自传。这既可以解决陈独秀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使陈独秀摆脱身边的纷扰。陈独秀深知老友的良苦用心，然而，他不愿意值此国难当头之时，去国躲避。他托人带话给胡适，推脱自己年事已高，也无兴趣苒见生人。他关上了一扇令很多人欣羡的大门。
    蒋介石也托人说项，请他出任国民government劳动部长，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要我当他的走卒，岂非异想天开！”但也表示，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已故水利界泰斗黄万里的岳父丁惟汾是老同盟会员，民国初当选为国会议员。宋教仁遭刺杀后，袁世凯的阴谋与企图昭然若揭，尤其是国会中的国民party议员，更是袁世凯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丁惟汾在北京的亲友劝他委曲求全以避祸，丁惟汾不为所动，说：“就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他一生做事不做官。20年代蒋介石请他出任山东省government主席，他拒绝了。他说，我是山东人，不能破坏中国传统政治的“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的成规。蒋介石见其不肯就又请他担任交通部部长，他也拒绝了。他说：“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呢！”放弃高官，就意味着丁家的高收入没有了。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丁氏家族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可全家上下没有一人不支持丁惟汾的决定。
    张君劢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就以骨头硬而著称。1949年3月，李宗仁代理总统，与何应钦先后到上海找张君劢，希望他派人参加行政院，以便恢复三party联合government，张君劢拒绝了。5月，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请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院长，张回答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行政院院长。”张君劢一生不治产业，又无积蓄，1949年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仅靠每月100来美元的养老金(开始到美国时还没有)以及没日没夜地为《世界日报》写社论，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弄得“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party当局要拉拢他，多次给他经济资助，他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1961年台湾教育当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又给他汇去一笔数量可观的美金作路费，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几天后，这笔钱一文不少地被张君劢寄回。从1949年离开大陆，到1969年在美国去世，张君劢在清苦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晚年，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party的一文钱。
   
    三
   
    以上所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两种情况，论者一般都认为在五四和抗战两个时期。其实，从晚清以来，这两种情况都未曾在历史上断档，当然，这是把 1949年后的大陆排除在外的(个案自然有)。即使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教授的骨气和底气”也非荡然无存。胡适、殷海光、萨孟武、柏杨、李敖的最终存在都是实例。而其后的解除party禁、言论自由、纳税人观念、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一系列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变化，不能不说是民众的力量和“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共同推动、掌权者顺应世界潮流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就像胡适说的，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
    1902 年慈禧68岁寿辰，大小官员都搞起了祝寿活动，辜鸿铭所在的湖广总督衙门也不例外，请来各界要人和各国驻汉口领事，开怀畅饮。为了给大家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反复播唱新编的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看到官员们如此公款消费，想到民间百姓的悲苦，就颇有感触地对邻座的梁鼎芬说：“唉，现在满街都是唱《爱国歌》的，却没有唱《爱民歌》的！”梁听罢，戏言道：“那你何不试着编一首？”辜鸿铭略一思忖，就摇头晃脑地大声念将起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宾客一下子全惊呆了，一片哗然，可辜鸿铭脸不改色心不跳，若无其事。
    1907 年，袁世凯在一次宴会上，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听说后，挖苦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1908 年慈禧、光绪先后去世，朝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12岁的神童黄侃在家乡蕲州高等学堂就读。学生田桓对举行“国丧”不满，堂长杨子绪遂高悬虎头牌要开除田桓的学籍。黄侃知道后，将虎头牌砸烂，大骂一通后扬长而去。碍于黄侃父亲的面子，再经人调解，此事不了了之。几天后，田桓又将辫子剪掉，又惹怒了杨子绪，要处罚田桓。黄侃闻讯，手执木棒冲进学堂，将虎头牌砸烂，并要痛殴堂长。堂长吓得躲藏在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
    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去美，在未定居台湾前，曾三次从美国回台作学术演讲，对国民party内政的许多方面，如台湾的政治体制、party统天下的舆论宣传、言论与出版自由，甚至对经济体制，胡适都没少批评，一如1949年以前的作为。在台湾又是第一个当面批评台湾无言论自由。胡适面对面、锣对锣地对蒋介石说：“今日台湾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副司令，蒋经国的亲信)。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government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对蒋介石要连任“总统 ”，胡适批评这是恋栈，贪图权位。当蒋介石出示刊登身在大陆的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批判胡适的大陆报纸时，胡适反唇讥讽蒋经国当年在苏联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弄得蒋介石只好苦笑。50年代《自由中国》案出来后，雷震被判刑，不论是在美国，抑或在台湾，胡适无不大声疾呼，批评国民party无民主、无言论自由。
    “ 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一般人家子女是上不了的。傅斯年来台任台湾大学校长，提出“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而逢招生录取之际，傅斯年便会在校长室门旁赫然写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在傅斯年努力下，机会均等的理念在台大得到贯彻，台大没有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傅斯年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partyparty旗。这一点，想当年只有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才敢这么做。1949年4月6日，台大发生学潮，国民party军警要到校抓人，傅斯年怒斥道：说某人是共产party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他警告台湾警备副司令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针对报纸上对台大的攻击，傅斯年的“大炮”劲头上来了，他在报上撰文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台大不少教授喜欢在讲台上宣扬民主法治，批评国民party一party专政，如政治系的萨孟武教授就是一个典型，每当他讲课。抨击国民party的法统，教室里就座无虚席，而且影响四播，国民party几次想对萨孟武采取行动，慑于傅斯年而不敢动。在民国时期，像傅斯年这样的校长非仅一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马君武、陈裕光……无不如此。
   
    四
   
    那么，“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凭借究竟是什么？没有这个凭借，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成文人的骨气吗？不论是谢泳还是肖文提出的见解，都是中肯的，都有一定道理。然而，他们的见解又都未能说中要害，未能指出根本性的凭借条件究竟何在。所以，也就难免给人以表象上的认识，没有从更深层次上找到源点，让人完全信服。笔者试图在这里提出点管见，以为引玉。
    肖文说：教授们的“自由流动的实现端赖大学校长有聘用教师的实权、教授有管理学校的实权。如果老师的聘任权、管理权分散在社会各个职能部门，教师流动就不自由、不顺畅。同时，校长要有经营大学的先进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为大学发展的重心，不以‘长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核心价值观。”诚如斯言。肖文在这里点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一制度。遗憾的是他提出的是仅限于用人管人的具体制度和校长们的个人品格上。肖文还指出了“鲁迅在五十年代也无法生存。这说明，此时起关键作用的是外因，而不是内因。”话到嘴边，肖文戛然而止了。其实，这个“外因”就是制度和民主政治。—个根本性的前置条件就是好的制度，即民主政治制度。倘使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把办好学校、办好大学完全寄托在单位，寄托在具“有经营大学的先进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为大学发展的重心，不以‘长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核心价值观”的校长身上，也只能是人治；而这是没有保证的。可见民主制度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重要凭借条件之一。
    有位教授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有一位美国同行，每次来中国都是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一本牛津出版的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令人敬佩。但他也有一个对他来说是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这位教授的儿子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我们能理解美国教授的嗜好，那些刚出来的美国软件，在北美本地买，贵到连教授也买不起。
    但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他能这么干吗？他敢这么干吗？看来美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了本土制度的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直至作恶。
    这位教授还说到一件事，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到了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这不就是制度的力量吗？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一旦脱离制度的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制度下群体作恶，多数人的暴政。李慎之先生说的好“制度决定民族性。”
    可以选择、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其实，人不分肤色，都具有普遍人性，都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能够区分人的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还是放纵人性？
    所以，人治是靠不住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传统社会，搞垮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就够了，搞好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则远远不行。换句话说，即使是单位、校长都具有肖文所说的这些权力，然而，只要government一纸命令就可以全部终结单位、校长们的这些权力。所以，归根到底还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于病急乱投医。总之，制度是第一位的，是带有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的。而一个制度的好坏又是与产权、所有制性质密不可分。说白了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固然不错，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大有文章了。并非是算术题1+1=2那么简单。
    肖文列举了“过去教授”的经济收入，至少说明这是“过去教授”有“骨气和底气”的凭借条件之一，而且是个重要的必备条件，在短期没有经济来源，自无大碍，但长久了难免也会“英雄气短”。笔者记得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初，某教授在课堂上针对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在历届运动中，在“文革”中表现不佳，常常自我作践，没完没了的检讨，立志埋葬“旧我”，重造“新我”，是软骨头。这位教授伤心地说，我们吃人家的，穿人家的，子女安排工作要靠人家，我们能何如。说着哽咽难止。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当然，如果是“浪里白条”一个又当别论了。“骨气和底气”也许更足，因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嘛。抛开前面讲的条件，玉碎也好，瓦全也好，只是文人个人的道德底线的坚守与否了。可见，产权、所有制的多元化才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凭借。产权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经济形式就多元化，最终必然是政治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因果关系。这正是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并存共生，后者量还大于国有资本，这就使得“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传统社会存在着一道道的裂隙，正是这一道道的裂隙造成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流动。这就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诗经·小雅·北山》有一段话，长久以来为研究者们忽视了，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和相辅性。试想，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会导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这就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张伯苓老校长...我们这里流传着N多关于他晚年经历的传说.虽然个人不喜欢蒋家王朝的作为(不代表我满足现状),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相比现在是一个科教文化繁荣的时期.

我相信文人是有脊梁的